第十一篇 宋徽宗的书法在钱币上龙飞凤舞（1/1）

请给我一个聚宝盆

古往今来的商人各种各样，不能一概而论。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否就一定有“仇富”心态呢？

不一定。

首先，在中国，财富一向也是成功的重要标志，否则不会有“富埒天子”“富比王侯”这样赞美性的成语存在。

天子、王侯，这是最成功的人了，富到他们那种程度，难道不是成功？

从商业界的孔子——“陶朱公”范蠡开始，一直到沈万三、胡雪岩，名誉都还不错吧？更不要说张謇、卢作孚、范旭东、侯德榜了。

所以，中国老百姓一向还是比较尊重富有者的——只要他的财富来得光明正大。

我在这里要问大家：同是商界人物，为什么过去的大款是民族楷模，而现在却有的人是小丑？

这就是鱼龙之别！

我这里单来说说明初的富豪沈万三。

沈万三，真名叫沈富，是湖州南浔（今浙江吴兴）人。据说，“沈万三”不过是个外号，因为元末明初的时候，人们把拥有巨万家财的大财主都叫“万户”，而沈万三排行老三，所以草民都叫他“沈万三”。

人民群众确实厉害，连富豪的名字都是他们发明的！

沈万三原也是个穷人。穷人并不仇富，而是想富，小生产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就是要发家致富。

关于沈万三，江南民间有一个传说，说他的致富是因为心善，救了几只青蛙，青蛙王子就给了他一个聚宝盆，放一个铜钱进去，就能变出一盆铜钱来。

沈先生就是这么发财的。

这个“聚宝盆”传说的意义，很耐人寻味。我想，其意义有二：一是群众认为，富人所以能致富，是因为善良、助人为乐；二是群众认为，财富是靠勤俭持家聚集起来的，而不是靠一夜暴富得来的。

这个民间传说，才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意识形态。

沈万三连青蛙这样的“贱命”都要怜惜，有的商人连人死了都一毛不拔，商人之间的素质差别就是这么大。

据说沈万三为人慷慨仗义，不仅在乡里架桥铺路做善事，还积极资助张士诚、朱元璋起义军，又在明初捐出巨资修南京城墙。

群众对他印象不错，仇富的却是皇帝朱元璋。

据说朱元璋特别嫉妒沈万三拥有“聚宝盆”，又听说沈万三是财星下凡，“左脚生金、右脚生银”，那就更不能容忍了，将沈万三定为欺君之罪，发配云南，还要杀掉他的五个儿子，以灭其种。

江南老百姓为沈万三打抱不平，便借“聚宝盆”的传说，为沈万三正名。在很长时间里，聚宝盆都是江南人家的“镇宅之宝”，成了普遍民俗。

我这里讲的，大概才是典型的“东方文化”：群众不仇富，群众自己也很想富。

老百姓所仇的，只是一个公式罢了，即：老子的权势=儿子的财富。

他们所寄希望于皇帝或者游戏规则的，只是一个愿望：请给我一个聚宝盆！

只几个人就霸占住了有限的聚宝盆，那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埋怨老百姓仇富？

好了，旁枝斜蔓的咱们不多说了，还是回过头去看看，我们印象中古代的“聚宝盆”时代——宋朝，在历史上为我们聚了哪些宝？

好心的皇帝制定了一些坏国策

对这个宋朝，咱们的老百姓是太熟悉了，这得感谢古代的通俗家和戏剧家，岳飞精忠报国、冤死风波亭的事，谁不知道？

大宋，在咱们印象中，就是个弱国。

它的北方，强敌如林，先后有辽、金、西夏、元，哪一个都能欺负它。一个堂堂的中原王朝，国土被人占去一半，两个皇帝被人俘获，首都被迫南迁，分成了“北宋”“南宋”两大块。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宋朝不仅弱，而且还贫，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穷国。

真的吗？这就跟咱们印象中的太不一致了！

有人要奇怪了：宋朝不是很富吗？宋徽宗玩的富贵花样不是最多吗？《清明上河图》画的不是北宋的繁华景象吗？李清照的名篇《永遇乐》写的不是汴京元宵节的盛况吗？

不错，宋代的小农经济最发达，手工业和商业也超过隋唐五代，科技上就更不用说了。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是宋代才得到普及应用的，否则就是“七巧板”式的小玩闹。

它们是：火药用于作战，罗盘用于航海，活字版印刷术用于书籍。

无可否认，宋代的经济确实发达，这算是它的光明面吧。

不过研究历史不是给皇帝写政绩报告，光拣好的说不行。我们还是撩开一层华丽的面纱，看看里面的败絮究竟有多少。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朝是一个大转折。它既是盛的顶点，也是衰的开始。

宋朝的中央集权空前厉害，这跟开国皇帝赵匡胤搞的体制改革大有关系。

历代开国的一两位皇帝，他们的行事作风，他们制定的政策，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整整一个朝代，但没有哪一个比宋太祖赵匡胤对本朝历史的影响更大。

赵匡胤干过许多事，最著名的莫过于“杯酒释兵权”。这之后，军权就被分割成统兵、调兵、后勤三大块，朝廷上唯一能掌握全部军权的，就只有皇帝一人。

我们都知道，赵匡胤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开国君主，他把军制这一改，就使他自己成了能这么干的最后一人。

——我是野心家不假，但在我之后绝不可再出野心家！

为防止像晚唐那样出现地方割据，赵匡胤还将天下精兵都集中到首都附近，地方上只留弱兵，封疆大吏也由武将换成文官。这就叫“强干弱枝”，从此地方长官就甭想闹分裂！

同时他还把财权也都收了上来。朝廷直接派“转运使”到各州，专管财政，地方财政收入除必要经费之外，全部由转运使调往中央，使地方截留赋税成为不可能。

过去唐朝的赋税收入，是“三分法”：收上来之后中央要一份，地方截留一份、收税机关留作办公经费一份。而宋朝是中央通通收上去，地方的吃喝用度，由中央再给你拨下来。

过去是宰相（同平章事、中书省长官）统领群臣，很容易出“司马懿”。现在不行了，皇帝分了宰相的权，连宰相坐着和皇帝说话的板凳也给撤了。

当然，赵匡胤对官员也有很温情的一面，曾立下誓碑，发誓“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他对官员也很优待，高工资养着不说，只要当了官，保准文职三年一升、武职五年一升，不管干得好与坏。

一人得道还不算，最开心的是鸡犬也能升天。宋朝对官员实行“荫补”制度，子孙可以沾光做官，就连同宗、亲戚，甚至门客、保健医生，也都可能跟着沾光做官。

不得了！这下又有人愿意做宋朝人了吧？

赵匡胤是通过篡权上来的，有王莽的教训在前，所以他注定了是个勤勉谨慎的好皇帝——为洗白自己就得这样做。

他的生活很朴素，衣食相当简单，对自家人也能加以约束。

年轻时他有过流浪的经历，所以对百姓的苦难深有体会，对民生问题相当关注。天下初定，他马上就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与民休息；同时还免除了百姓为军队服务（邮递、运输物资）的劳役。

在赵匡胤立下的誓碑上，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加农田之赋”。

这真是一个好皇帝！

一个武人出身的人，能为建立一个好国家费这么大心思，也是不容易了！

可是他所做的改革，也有他所意料不到的副作用——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了，老天并不酬劳他的这份苦心。

黄袍不是加到谁身上，谁就能做得好的。

秦始皇也是统一意义上的开国之君，他的政策，我们至今还在享用——大一统、郡县制，书同文，还有民族的图腾物长城。

同样是顶着一个开国皇帝帽子，赵匡胤就差得远了——他把事情做得太过。

还是孔子的脑瓜儿犀利：做不到不行，做得太过了也不行。

由于宋朝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结果地方的力量太弱（兵少，且都是老弱，十人不当一人），不足以拱卫中央，外军一打就能打到首都。

赵匡胤搞的军制改革，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仗还能打好吗？后来大宋成了一个泥足巨人，弱得不堪一击，跟军制改革绝对有关。

什么“靖康耻”“二帝被俘”“风波亭”，这都是赵匡胤改革失当而结出的苦果。

在经济上，大宋也很不乐观，基本可以说是一个穷国。

一个大国，长期处在和平状态，国家不用做什么，靠收税也会富得流油了。那么，大宋的钱到哪儿去了？

是因为它有著名的“三冗”。

什么叫三冗？就是三多、三滥。

一是冗兵，二是冗吏，三是冗费。

先说兵多。据记载，宋朝第二个皇帝宋太宗时，天下之兵仅30万，而到了第三个皇帝宋真宗初年，因西北有边警，兵额猛增至60万。

这一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等到大宋建国90年之后，也就是第四个皇帝宋仁宗时，兵额已达到140万。这之后，就经常保持了100万多兵员。

这些兵，若都能打仗也还没算白养，可他们只能叫作“惰兵”。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待遇越高的兵，越不能打仗。号称精锐的“禁军”，1万人不能当3000人用，可是耗费却相当于3万人。

当时的大宋境内，到处是兵：漕运拉船的，服工役的，修缮河防的，看守陵寝太庙的，养军马的，疲老而吃白食的，也都是兵。

这些兵，每个人都要给口粮、发衣服、发“月钱”，还有各种名目的特支、特赏。再加上驻屯费用，负担之重，够大宋财政喝一壶的！

再说说官多。宋朝的官制，是历朝历代中最复杂最混乱的。官职叠床架屋，职责不清，有很多官职，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其中各州的观察使、团练使和名义上的道教场所负责人——各种“宫使”“观使”，都是白拿钱不用干活的。

古代的行政较为简单，管理不下乡镇，小吏不在编，官员队伍其实可以很精简。

可是宋朝做官的途径太多，不光有科举的，还有荫补的、小吏转正的、富人出资买官的、卖粮积极奖给官的、军功授官的——借光的和杂流太多。

人人都知道做官好，都拼了命往队伍里面挤，把国家当成了天下最大的奶妈，就敞开了喝吧，哥儿们！

最后说说费用多。宋朝的官僚体制庞大，官员待遇优厚，这本来就是沉重负担了。可是，当时的官职竟然无定员，随便增加，经费也就没个限制。

到宋徽宗时，奸臣蔡京、童贯、梁师成当道，滥官更多，居然有一人兼职10多个的，兼一份职，就领一份俸。

宋徽宗信奉道教，那个时候连道士都有俸禄。因为给得多，所以高级道士都在外面养了妻子、小妾，锦衣美食，比常人过得还好。这样的特权道士，全国就有2万人之多。

南宋失了半壁江山，冗官反而比北宋还厉害，军费也比北宋的多。可是养了一群吃财政饭的官员，一点报国意识都没有，一闻边境有警，都相顾失色，听说敌人又不来了，则神色恬然。

再加上北方的辽、金，不是大宋的“哥哥”，就是大宋的“伯父”。大宋对邻国交战失利，就要纳贡求和，每年送给人家多少银子和绢，都成为定例。

这，都是钱啊！

宋朝这匹大骆驼，背负的东西太多了，财政上入不敷出，怎么搜刮也是不够用。一年下来收支相抵、国库空空是正常的，赤字几百万缗也不奇怪，有一年赤字甚至达到千万。

存折上没有一分钱的人是什么人？穷人。

那么，表面富丽堂皇的宋朝，就是一个大穷国。

其实，一个国家百姓多，不要紧。人多纳税就多，可以把国家纳成个富国。

可是再富的国，用官员数字一除，也就成了个穷掉底的穷国！

这道理，宋朝的皇帝就是想不明白。

宋朝钱币就是一场书法盛宴

我们言归正传，来讲宋朝的钱。

宋朝因为赵匡胤尊重文人，所以文化非常繁荣，体现在钱币上，那就是花样繁多。

虽然宋代铸造的都是在唐就已定型的通宝钱，但宋钱有它的独特之处，即种类多、版面多、钱文书法超级漂亮。

宋钱除少数几种之外，都是年号钱，换一个年号，就要铸一次钱。宋代的皇帝偏偏就喜欢改年号，仅北宋的9个皇帝，就改了35个年号。其中，铸了27种年号钱，另外还有3种非年号钱。

太祖赵匡胤铸了开国第一种钱，叫“宋元通宝”，非年号钱。不过老百姓又瞎念，有人念成了“宋通元宝”。行！这也成。

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年间，铸了“太平通宝”，这是宋代年号钱的开端。这以后，只有宋仁宗铸的“皇宋通宝”和宋徽宗铸的一种“圣宋通宝”不是年号钱以外，其余的就都是年号钱了。

有了年号钱，后世收藏家就方便多了，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不用再去费劲辨认了。

宋朝不仅正式开创了年号钱，它的创新还有不少，比如“纪年钱”，也就是标注铸造年份的钱。

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在淳熙七年（1180）铸的“淳熙元宝”，钱背上就铸了一个“柒”字。据考，这是世界货币史上第一个纪年钱。

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我们现在使用的人民币，从最大面额的100元，到最小面额的1角钱，上面都有发行年份。

你不妨再把钱包掏出来验证一下，其中10元以上的大票，纪年标注是2003年；1元的多为1999年版，1角和5角的使用时间最长，是1980年版的，比很多读者的年龄还要大。

我们现在使用的纸币，易于磨损。从大票的纪年较新来看，说明大票是货币的主角儿，流通比较频繁，所以要常更换新装；而小票用处不大，流通不多，28年前的到今天还能将就用。

其实我们做人，也要努力做“大票”才对。道理嘛，不言自明。

宋朝铸钱，是由政府统一的铸币机关操作，这些铸币厂就叫作“钱监”，分布在不同地区，各有专名，如“河南府阜财监”“鄂州宝泉监”等。

到了南宋末年，又改纪年钱为“纪监钱”，也就是铸上钱监的地名或者监名。如宋宁宗铸“嘉定一宝”铁钱，背文就是钱监名，比如“汉”字，就代表是汉阳监铸造的。这也是一大特色。

宋朝的年号钱，也不是一个年号出一种这么简单。同一种年号钱，因为钱文的书体的不同，细分种类也很多。仅宋神宗的熙宁、元丰两种年号钱，版面就有100多种，钱文有篆、隶、真、行、草等不同字体，大多都是名家手迹。所以宋钱的钱文，看上去特别爽！

宋朝的皇帝书法好，所以也有皇帝亲自写钱文的，叫作“御书钱”。宋太宗所写的“淳化元宝”、宋徽宗所写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就是例子。

历代铸币的钱文，书法好的相当不少，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宋徽宗的“瘦金体”。

宋徽宗治国安邦无能，与儿子钦宗一起为金兵俘虏，留下千古之耻，但他对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尤其是自创的书法“瘦金体”，别具一功。

用毛笔写汉字，大概顶数方孔圆钱的钱文最难运笔。在极为有限的外圆内方空间内，要把四个字安排有致，还要把书法的神韵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那得有绝顶的功夫才行。

看宋徽宗的运笔落墨，却毫无滞碍，如天马行空。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铁画银钩”！

这哪里是钱？就在当年也算是上等艺术品。

自宋太宗亲笔题写钱文之后，北宋几代皇帝都争相效仿，就想流芳百世。据说，待到宋徽宗的钱文一出，后世皇帝都自愧不如：自己这一笔臭字怎么拿得出手？

于是，再无一个皇帝敢厚着脸皮题写钱文了。

这个“徽宗钱”，就成了御书钱中的绝唱！

哪位要是有心想收藏一枚，不难。据说收藏网站上就有卖的，大约5元一枚。

——买一枚受受熏陶吧，比你花钱看一场电影值啊！

宋代大概是承平日久，人们有闲心，宋钱的花样比唐钱要多出好几倍来。

在我们印象中，宋朝好像是个金戈铁马不断的乱世，其实那是《说岳全传》《杨家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再有就是豪放派词人营造出来的气氛——他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这可以理解。

其实，宋朝的和平时期比汉唐、魏晋要长得多了。北宋的寿命有166年、南宋有152年，300多年中，“靖康耻”“烽火扬州路”不过是历史一瞬间。积弱也好，屈辱也好，是丢了面子，窝囊了几代有志之士，但绝大部分时间里也确实是和平年代。

宋钱的花样繁多，在于大小不一、折价不同、含铜量有差别。

这里要介绍几个新概念。北宋钱最基准的一种，叫作“小平钱”，也就是一文钱。其余有“折二”“折三”“折五”和“当十”，分别为一枚值两文、三文、五文和十文。

南宋的情况比较特殊，很少铸造唐制标准钱，而是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钱。其中有当百大钱“淳祐通宝”、有根本不是圆钱的“钱牌”，还有“准五百文省”“准叁百文省”“临安府行用”等。

在宋朝的各种年号钱中，含铜量最高的是太祖的“宋元通宝”和太宗的“太平通宝”。

古代的铜钱，都要掺一定比例的铅和锡。唐朝玄宗时期，铸钱含铜在83%以上，是实打实的好钱。宋钱质量要差得多，北宋含铜约在65%，到南宋只有54%，近于“半铜钱”了。

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对货币数量要求也就多。北宋共有27个钱监，分布在各路（州府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有点像后来的省），每年都卯足了劲儿铸钱，从北宋中期的熙宁年间往后，保持在每年五六百万贯左右，到北宋后期铸造量减半。

这流水一样的钱投放到流通中，总量相当可观。所以，我国地下出土的古钱以宋钱为最多，其中又以北宋的钱为多。

这么多的钱，可还是不够用，因此宋朝有官定的“省陌”制度，规定以77文为一百钱。在记账的时候，要是钱是“省陌”的，就在钱数后面加一个“省”字，要是“足陌”的，就加一个“足”字，免得有人做手脚。

官方如此，民间则各有各的习惯。多少文钱当百，各地不同，只要老百姓认可就行。

你要是到了宋朝十有八九要减肥

有人也许看出了点门道：宋朝似乎不像前朝，这个王朝挺有市场经济意识，放开了手铸钱，可是钱币为何还是不够用？

这是因为：宋朝的商业实在是太繁荣了！

那时有个人叫孟元老，在南宋高宗时写了一部《东京梦华录》，回忆北宋东京汴梁的繁华，看得人要流口水。

他笔下汴梁的“州桥夜市”，光看文字就叫人食欲大振——晚上一整条街都是美食，当街就有卖水饭、熏肉和肉脯的。一家名叫“王楼前”的店，有卖獾子、野狐、鸡肉的；一家名叫“梅家鹿”的店，有卖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杂的，每一包不过15文。

那时的吃食，冬夏两季有不同的品种。夏天天热，就有清凉开胃的，比如麻饮细粉、麻腐鸡皮、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杏片、梅子姜、芥辣瓜儿、细料馉饳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刀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

这都是些啥东西？我也不知道，只能望文生义，边看古书边流口水而已。

冬天也有冬天的美味，多以热气腾腾的肉类为主。有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夹子、猪内脏。这些还不是什么正宗大菜，叫作“杂嚼”，算是夜宵吧，店家一直到三更时分才撤摊……作为宋朝的臣民，大概十个有八个要减肥才行。

我一向认为，我们民族不光是会赚钱，同时也是个有悠久传统的美食民族。这样说当然有根据——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商代青铜鼎，就是老祖先们用来炖肉的。

要是我们炮制美食的本领都衰退了，这个民族才是真正没希望了。

《东京梦华录》里说，宋代的酒楼，那叫一个壮丽！那时候京师所有的酒楼，都用彩绸扎起大门迎客。一到晚上，灯火辉煌，上下相照。

酒楼入口处，一般都有浓妆妓女好几百人，聚在走廊上，等待酒客呼唤。

你要是走到九桥门外，只见彩楼相对，绣旗相招，遮天蔽日。

全城有头有脸的知名酒楼，共有72家。其余小型的，都叫“脚店”，不计其数。无论风雨寒暑，白昼通宵，家家都是热闹喧天。

孟元老说，那时汴京有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叫作“大小货行”，包括碾玉作、腰带作、裁缝作、箍桶作、香烛作、冥器作、果子行、鱼行、肉行、花行等，说有360行，绝不夸张！

到底有多少行业？孟先生承认，他自己数不过来。

按宋朝人习惯，许多经营范围相同的店铺，聚集在一处，就叫作“行”。这个叫法，在南唐时就开始有了，卖肉的市场叫“肉行”，卖花的市场叫“花行”；那么，卖银器的地方呢？

想不到吧？

——就叫“银行”。

这是“银行”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出处，当然跟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不是一码事。

中国最早的行业协会——“团行”，就出现在行业高度发达的宋朝。

我们现在常说的“同行”“同业”“行市”“行会”之类的词汇，也是产生在那时候。

那时候的汴京领导，似乎很开通：做小买卖嘛，方便群众，就让他们随便做去。有税收，但是没有城管。

连宋徽宗这样的花花公子，对首都外来人口如何谋生的问题也很关心。那时一遇兵祸灾年，就有大批难民涌入京师，京师居民就教他们如何蒸馒头、烙大饼，好摆摊赚钱。宋徽宗知道了，对京师的民风淳朴大为赞赏，专门下诏表扬。

那时候的汴梁城，是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随处可见沿街叫卖的小贩和提供劳务的散工。你养马，就有人为你切草；你养狗，就有人为你准备酒糟；你养猫，就有人为你提供猫食和小鱼。

你要是想买东西，连大门都不用出，每天都有无数小商贩到你家门口探头探脑。有叫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香药果子、散糖果子的；也有叫卖首饰、衣服、家用铜铁器、衣箱、瓷器的。

还有上门提供劳务的民工，除了掌鞋、补帽子、打钗环、换扇子柄的，还有扛着大斧为人砍柴的、担水出卖的、给人打井的、淘井的、洗毡的。这些行当，叫作“诸色杂卖”，种类之多，不胜枚举。

当然，那年头也有红灯区，汴京人习惯上叫作“院街”。

……

我看行了，就介绍到这儿吧，不然收不住笔了。无怪乎余秋雨愿意做宋朝人，这种好日子，谁不愿意过？

要过上这样繁花似锦的好日子，钱不多，行吗？

宋朝，显然是个需要减肥的大胖子。可是，它的货币情况怎么样呢？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说：“货币不过是国家的脂肪，如过多，就会使国家不那么灵活行事，如其过少，也会使国家发生毛病。”

宋朝就有大毛病！

宋朝实行“货币特区”政策

宋朝虽然一开国疆域就比前代小，但毕竟还是个统一大国。可是这个统一大国的货币流通，却出现了奇特的“割据”状态，后人难以想象。

宋初曾对钱币进行规范，禁止使用小恶钱和铁钱，结束了五代留下来的钱币混乱。这一整顿，力度不可谓不小，但有两个地区例外。

其中一个是四川，在宋朝开国后这里仍然流通铁钱。

在五代时，蜀地的老百姓用惯了“后蜀”的铁钱。宋朝平蜀后，为了照顾当地民俗，对四川的货币实行一国两制，允许铁钱和铜钱同时使用。

当时官方规定，铜钱一当铁钱十，但是铁钱一直在贬值。后来外地商人入川，一文铜钱就可以兑换到铁钱十四。

这样，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由于铜钱与铁钱的比值在变动，有人就会钻空子，通过两种钱的兑换牟利。而且铜铁两钱的比值太悬殊，铜钱也会迅速从四川流失到境外去。

另外，有的不法分子看到铜钱值钱，就到处剜佛像、毁铜器、盗古墓，获取铜料后，大肆盗铸。

为了防止货币双轨制带来的混乱，朝廷就干脆禁止铜钱入川，在四川征税也不收铜钱，于是四川就成了清一色的“铁钱专用区”。

你们既然喜欢用铁的，就用吧！不过，这铁钱可不能带出四川使用。

朝廷后来在四川专设了铁钱监，给四川群众供应铁钱。到宋神宗的末年（1080年左右），大宋的铁钱监一共有9个，铸钱共计近89万贯。

铁钱成了地区货币，四川成了“铁钱特区”。

中央政府允许铁钱在某区域大面积流通，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又在四川新铸了大铁钱“景德元宝”，当铜钱一，当铁钱十。

这种大铁钱，个头儿很大，每一贯重25斤8两。一个人腰上只要是缠上一贯，走路就很费劲，更别说十贯八贯、千贯万贯了！

大铁钱一出来，又有好戏看了。

说实在的，一部古代的金融货币史，就是朝廷和民间人士的斗智史。当时政府的想法是，与铜钱相比，铁钱就算再重，铸造成本也还是低。铸大铁钱，一个当你十个，政府当然获利甚多。同时大铁钱用料多，民间仿制不划算，因此也就用不着担心盗铸。

可是民间不法分子并不傻，这种大铁钱一出来，他们又动开了脑筋：这钱个头这么大，假如把它熔铸成别的铁器，岂不更值钱？

于是造钱黑户们又忙开了，坚持数年如一日地熔铁钱，把这种“景德元宝”大半都给熔化掉，做成别的器物去卖了。

“景德元宝”流通还不到10年，数量就所剩无几。当局再铸的时候，就只好减重，重量减了一半还多。

一直到35年后的宋仁宗时期，朝廷才缓过劲来，又开始铸“康定元宝”大铁钱，重量又恢复到跟原来差不多了。

——究竟道高，还是魔高？

历史从来就没有固定答案。

此外宋朝还有一个流通铁钱的地方，那就是陕西。

陕西原本是铜钱流通地区，跟铁钱一点瓜葛也没有。可是到了宋仁宗时期（1041年左右），大宋跟西夏有了边境战事。朝廷为了筹措战费，就打起了歪主意，在陕西的近邻河东（今山西）铸了“庆历重宝”大铁钱，一当十。

这种铁钱，只限在陕西流通，和原有的铜钱一起使用。

陕西老百姓从此倒了霉，被朝廷搜刮了一遍又一遍。政府后来又铸了“庆历重宝”当十铜钱、铁小平钱各一种，都是供陕西专用。

加上原有的制式通宝钱，陕西就有了四种不同的钱，币制混乱不堪。

后来，有一些铁小平钱也流通到了河东，使河东也成了铜铁钱兼用地区。

这样一来，在大宋地面上，就出现了货币流通的“割据”局面，大部分地区流通铜钱，四川流通铁钱，陕西铜铁钱兼用。

宋朝对钱币使用有严厉的法律，在这三个区域之间，不得越界私带铜铁钱，私带两贯就要判徒刑一年，私带三贯的话，脑袋就要搬家了，尸首还要当街示众。

川陕地区使用的铁钱，原本价值就不高，政府还老是在出大钱，人们对铁钱的信誉更加疑虑。稍有风吹草动，就人心惶惶，以为铁钱马上要被废止了。

仁宗至和年间（1054年左右），四川地方上试验了几年纸币很有成效，长安有个叫毋湜的官员想出风头，就上书建议朝廷取消陕西用的铁钱，干脆也用纸币得了。

朝廷没采纳这个建议，但是消息不知怎么传开了。

陕西的老百姓顿时慌了神，都争先恐后抛出铁钱，抢购日用品——这破铁钱，过期就要作废，还留着干什么？

可是商家也不是冤大头，都坚决不收铁钱。一时间长安城内惶恐不安，百姓议论纷纷。好多店铺见势不妙，就上了门板，愿怎么的就怎么的，生意我不做了。

陕西出现乱局，朝廷忧心忡忡，众朝臣就请求宰相文彦博采取非常措施，制止混乱。

但是文彦博不同意——不成！政府越说往东走，老百姓就越往西跑，这是有过教训的！

他心生一计，召来了一些丝绢行业的商人，拿出家中数百匹绢卖给他们，且特别交代，只收铁钱，不要铜钱。

消息传出，陕西民众知道铁钱不会废了，人心大定，商店也恢复了营业。

——这就是文彦博老先生著名的“铁钱回春”故事，史有明载，绝非传说。据说后来秦桧也向他学了这一手。

文彦博，是北宋一代名相。从小就聪慧过人，也像司马光那样砸过缸。

他先后伺候过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个皇帝，出将入相50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史称“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

北宋人民摊上了这样一个聪明果断的宰相，真是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