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唐代官场经费靠“捉钱”来解决（1/1）

赈济贫民就相当于父亲救儿子

现在要来说一下隋唐至五代的信贷情况了。

唐朝立国，“民为贵”的调子是唱得最高的。那么它究竟是唱高调，还是确实办了实事呢？当然是办了实事。

古代有史官，有史书，做好做歹都有后面一朝的人给你下定论。皇帝不畏天、不畏鬼神，甚至不畏民意，但总还要考虑后世名声；因此高调只要唱出来，一般都会落实。

在唐朝，对灾民的赈贷，是完全制度化了的。

其实从隋文帝开始，政府就建立了一种“义仓”，由政府管理，在每年收获季节动员富户捐出稻谷和麦子，存入义仓。灾年时就发放出来，“赈给”灾民。

所谓“赈给”，有专家指出，这应该就是无偿提供，跟现代的情况一样了，不需要返还。

义仓，也就是建在乡间村社的粮仓，所以也称“社仓”。

到了唐太宗时代，各州县又普遍建立了县级以上的义仓，存粮实行摊派，按每亩土地收取粮食2升，对无地的商人按不同等级收粮，但对贫困户和少数民族不征收。

遇到灾年，由县级义仓发放救灾粮，并贷给灾民种子，等到秋后偿还。

后来，义仓粮食改为按户征收，最上等户要出粮5石，以下各等级根据富裕程度递减。

富人不仅要先富起来，也要比别人多承担义务。这在古代是很朴素的道理，并非政府“仇富”或“绑架富人”。若富户中有恬不知耻的铁公鸡，那就是铁公鸡，那时候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可以做掩护。

唐朝的这个赈灾机制，就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做支撑的联合体。赈灾的事，有人出钱，也有人管理。

百姓不都是富得流油的商人，因为收成不好而穷困，不是他们的罪过。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这不是什么恩典，而是职责。

隋唐五代，民本意识是比较强烈的，在皇帝身上也是一样。

比方，百姓日子过得苦，隋文帝就会思考：“我怎么这样无能？”

百姓日子过得穷，就会有柴世宗这样的皇帝出来说话。后周显德五年（958），淮南发生大饥荒，柴世宗就下令州县发放赈灾米。

有臣下说：“民贫，恐怕无法偿还，如何办？”

柴世宗听了不大高兴，说：“民，吾子也。怎有子倒悬而为父者不救解之？”

他质问臣属，怎么就非得让他们还贷呢？

——不错，柴世宗只不过是个“封建”皇帝，但他说的不是真理吗？

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当然，唐代也有“歪嘴和尚”，把唐太宗的经给念歪了。到唐玄宗时，义仓的粮食经常被挪做他用。到了该赈灾的时候，却拿不出粮来。

老百姓饿得没法，只好去向商人借“倍息”的高利贷。

唐玄宗也知道了这情况，专门发了圣旨说：“贫民都去借‘倍息’，致使贫者越贫，富者更富。”于是他下令，在各州设立农桑官员，各县要负责审查农民的粮食和种子情况，不够的就要贷给，还规定了赈贷口粮的标准。几年后，他又重新规定了义仓粮的征收办法（《册府元龟》）。

玄宗，《长恨歌》里的唐明皇，看来这人也不是心中只装着杨贵妃啊！

唐朝的好经验，就是政府把慈善事业纳入了自己的职责范围，主动管了起来，发挥了政府和民间两个积极性，而不是将慈善事业向民间一推了之。

再一个是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建立赈灾保障体系，使得慈善事业有了强大的实力做后盾。

史籍上还记载，在特殊情况下，唐政府也曾动用过国家粮仓的粮食进行赈济。也有免除民欠官债的大量记录。

有这样一群奇特的“捉钱”专业户前面所讲的唐朝的货币情况，都还没超出我们的常识，而这个中国古代最好的王朝在放贷方面，却就有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举措了。

那就是所谓的官营高利贷。

官营高利贷，最初是出现在隋朝，隋朝时叫“公廨钱”。到了唐朝，把这个制度继承下来，称为“公廨本钱”，凡从事官营高利贷的种种活动，都叫作“捉钱”。

古人的形象思维，真是不知比现代人发达多少倍，比起现今常说的“捞钱”来，“捉钱”——是何等虎虎有生气！

怎么捉钱？当然还是由朝廷发给本钱。

从唐高祖李渊上台的那一年起，就在京师各部设立了公廨本钱，这就是放贷基金了，每个司都有。由各司出几位“科级秘书”来管理，这些人就号称“捉钱令史”。

也有一些六品以下官员的子孙来干这项工作的，则称为“捉钱品子”。

一般来说，是每个司指定大约9个秘书，每人发给本钱4万文到5万文，再由他们将这些钱交给物色好的“中介人”（下面要专门讲到）拿去放债，要求每月收回利息4000文，每年收回利息5万文，相当于月利率8~10分。收上来的利息，就作为京官的料钱（津贴）。

对那些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中介人”，有特别的奖励，只要干满了一定年限，便可参加吏部铨选，授予官职。

到唐高宗麟德年间之后，公廨本钱制又从京师推广到各府、州、县。东西南北中，官场是一家，大家都一起来“捉钱”。

由“捉钱令史”借出去的钱，等于政府是债权人，没有皇帝的免责令，是绝对不能免除债务的。

如果借款人死了，由子孙偿还；没有子孙的，由亲戚偿还；连亲戚也没有的，由保人偿还；要是保人也死了或者逃亡了，那也要找到一个人代纳。总之是赖不掉的，不能只在账面上做个“呆坏账处理”就算完事。

因为这个事情的负面作用很大，唐朝开国重臣褚遂良就曾经激烈反对，他认为中介人只要按时缴还利息就给授官，会导致很多“惯于求利”的人得官，这将严重败坏干部队伍风气。

迫于道德的压力，唐太宗时曾经两度废罢公廨本钱，但很快又恢复了，因为软道理要服从硬道理——钱紧是办不了公的。此后，在玄宗开元年间，又曾罢废全国公廨钱一次，于8年后再次恢复。

每次恢复后，月利率都有所下调，太宗时就降到了5~6分，玄宗和武宗时最低，仅为4分。不过即便是这样，合年利率也高达48%，其间的油水还是大得惊人。

“捉钱”看来不是本职工作，只是一个附带的任务，所以月利率下调，大概是为减轻“捉钱”的难度，以免经办的官员除了钱不想别的。

那么，唐朝后期放债的钱，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

不，正好相反。

以京师为例，初唐时京师共有70多个司，有捉钱令史600多人。各司的公廨本钱总数在2400贯到3万贯之间。

而到了中唐贞元十二年（796），京师68个司所置的公廨本钱，总数已达24万多贯，捉钱官的人数也大大增加。

这算是个规律吧。一个王朝，越往后，办公经费的需要量就越大，大概是官员人数越来越多、官员们也越来越讲究品位的缘故。

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以后，公廨本钱的运作，就交由“高户”即百姓中的富户来代理。这些富户，就成为官府的放债中介人，被称为“捉钱户”，可免除徭役，捉钱户是良莠不齐的，什么人都有，有人能按时交回利息，有人则赖账不还。到唐宪宗时，积欠本息的实在太多了，只好免去一些本息。如果借钱的人所付利息已经超过本金10倍的，本利全免。如果付息已达本金5倍的，所欠利息就不再要了。

做一个捉钱户，还有一个绝大的好处，就是按唐朝法律，捉钱户一旦犯罪，府、县地方官管不着，要由本司的捉钱令史负责追究。这样，有的捉钱户本意就不是要帮官家放债，而是找一棵大树好乘凉，他们连本钱都不要，照样按时交付利息，图的就是一个受保护的身份。

还有的捉钱户，在公廨钱里加入自己的私钱，一起放债，收来了利息归自己，收不上来，就算官家的呆坏账。

还有的商贩富户，主动投靠官衙当“捉钱户”，就是想以“官本”资金为依托，主要目的是私人放债。他们明明放的是私人钱，在讨债的时候却说是官家的钱，对不能及时还钱的欠债人任意欺凌（以上均见《唐会要》）。

政府也知道这些捉钱户的猫腻，但是衙门里的人头费就全靠这些人来解决，撵走了他们不是要让我们喝凉水？所以也睁眼闭眼地不大管。后来只是规定，捉钱户放债的私人本钱，不得超过官家给的本钱数，超过的部分就要没收。

唐高宗以后，地方州县和军事单位也都设置了公廨本钱，由典吏（办事员）主持运作。收上来的利钱，作为各级吏员的吃饭钱和各级官员的工资、津贴。到唐玄宗时，全国州县公廨本钱的总额，已达80万贯至100万贯。

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唐朝政府通过放债来筹集机构人员工资，而不是直接由中央财政拨款，总还算有点良心，知道老百姓的血，不应该抽得太多。

而且这办法，也强于朱元璋狠命压低官员工资水准的笨办法（既然工资低，你就别怪我放手贪污了）。

虽然官营高利贷也有一些负面效果，在“捉钱户”中会有一些仗势欺人的恶徒，但总比官员人人都肆无忌惮去“捉钱”要好啊！

唐朝法律不许强收别人的家产抵债上面讲的是公家放债的情况，在隋唐，私人放债也非常活跃。各种信用机构也应运而生，在长安的“西市”，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有了各式各样的信用业务。

可以说，我国古代的金融业到这时候，才全面成熟，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兴盛期。

这是经济发达使社会生活变得丰富的实例，比起南北朝时和尚一手遮天的情况好多了。

隋唐放债的人，主体是富商，有专门以放债为业的，家产能累积到千金。与此同时，也有其他的人在干这一行。

从隋朝起，王公贵族就踊跃加入了放债取利的大军，他们有钱有势，玩得相当大。

隋文帝有一个儿子杨俊，就是放债的能手。他老爹当了开国皇帝，他想不富都不行，有了钱就想更有钱，于是便“违反制度”，到处放债。这样的主儿，谁敢惹？无论官吏还是百姓，都深受其苦。

在隋朝，放债叫“出责”“举债”。而到了唐朝，则叫作“出举”“举放”“举债”“放债”“放息钱”“责息钱”等。

借债为何被称作“举”？在词源学上我还真搞不懂。我琢磨着，大概债务就像大石头，借到了手，就像举着个大石头，压得人不舒服。

唐朝初期，皇室的公主是最能放债的一批人，其他皇亲国戚也都差不多。他们图的，就是那月息的10分利。到了还钱的期限，还要派家奴去催债，想来是没人敢不还。

这个带头作用是巨大的，各州县官员都看着眼红，也蠢蠢欲动，都借钱给本部下属，以此牟利。

官员们有俸禄，不犯错误的话就是捧着金饭碗，他们为何还要汲汲于放债图利？

这个，很简单——想往上爬。

我说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一般唐代的节度使（地方军政要员）都是从禁军将领中选拔的，节度使就等于土皇帝，是个特大的肥差，许多禁军将领都眼巴巴地盯着。而当时对任命节度使起决定作用的，是接近权力中枢的高级宦官。

禁军将领为了能够外放，就要拿钱打点。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他们就对富商放高利贷，收取“倍息”，再拿着赚来的钱去贿赂宦官。

早在唐玄宗时期，就曾下令禁止这种财迷心窍的官场作风。不过，看样子几十年都没能禁掉。23年后，他又下了更严厉的禁令，规定州县官员放债一匹绢以上的，就要免官，并处财物充公。

可是这种纸面上的禁令怎能有效？

这不光是潜规则不可动摇的问题，而是制度决定的。

唐玄宗也好，大唐王朝也好，就好比是一个车身，全靠下面的轮子带着跑。你想，他要是忽然下令让轮子不要再转了，那怎么可能？

所以“封建社会”里皇帝下的反腐令，大可不必当真，那也可能是舆论反应太强烈了，需要略踩一踩刹车而已。没有一个皇帝会像惩治谋反那样惩治腐败，除非他想让自己的车就地趴窝。

唐朝的高利贷专业户，也很有政治头脑，他们还盯住了在京师刚被选任的新官员，借钱给他们做打点费和路费，等他们到任后再还。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京债”。

一个新补选的官，两手空空，连赴任的路费都凑不齐，为何到了任上就还得起？此中的猫腻，我不说，大家也都清楚。

这个陋习到后来越闹越不像话，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如何“捉钱”，这对官吏队伍形象太有影响。到晚唐时，唐武宗干脆做了规定，新选的官员可以互相“环环相保”，先向户部借两个月的津贴，这样不至于欠着一屁股债去上任，总还可以有个清廉的起点。

当时借债的利率如何？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借贷契约上，可以看出，一般都是月息10分，高的也有月息15分、20分的。

玄宗时代有官方的规定，民间放债利率不得超过月息4分，官本钱不得超过5分，典当月息也不得超过5分。可是从出土契约看，这个规定，民间并不执行，恐怕只是个官样文章。

唐代的借贷合同，条文规定得很细密。因为有时皇帝会忽然高兴了，对全国百姓开恩，全面“免责”，把公私债务一扫而光。所以，有的放债人还特别在契约上注明，即使碰上皇帝免除债务，这一笔借款也不在免除之列（圣旨对契约关系无效）。

吐鲁番出土的借贷契约上，还有关于欠债不还的条文，写明如果借方拖期不还钱，那就要以家产抵充。

唐朝法律，一般是不审理这些民间债务纠纷的，但是有明文规定，当你强收别人的家产抵债时，如果其家产价值超过了你借出的金额，就要以“赃款”论罪。

唐朝法律还规定“不得回利作本”，也就是不得按复利计算，不能把欠息折算成本金计息，搞“驴打滚”。

我在少年时，经常读控诉万恶旧社会的文章，“驴打滚“是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说穷人借了“驴打滚”的债，最后被债主逼得家破人亡。

唐朝为了杜绝“驴打滚”，对放债取息有严格限制。比如，因借方还不上本金，拖延日久，导致付息超过本金一倍的，那就算还完了本金。贷方要是另外再讨要本金，官方不予支持。

后梁、后唐也延续了这一规定。仁慈的后唐明宗还明确规定：凡是付息超过本金一倍的，就算已经收回本金；付息超过本金两倍的，本、息都不得再讨要，两下里就算清帐。

我说古人在很多地方放强于今人，有人也许要撇嘴。但这个事例起码说明：古人的思维逻辑还是很正常的，不会搞出200元的罚款单最后要交几万元滞纳金的荒诞剧。

唐朝的政策看起来很人性化，但我也怀疑：民间实际情况怕不会这样温和。因为，凡是官方强调的，在实际上的情况可能就是正好相反。这一点我们在读史时也不要太单纯。

《旧唐书》里就记载，有借款人向富商借了八千贯，逾期三年没还，大概属于恶意欠账。结果富商告了官，官府将借债人收捕，一顿打板子，限期偿还，并警告说还不上就要抵命。

这也是够厉害的！一面是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一面是维护债权人利益，都是真理，就看你强调哪一面了。

谁的钱币在飞

对中国古代金融业来说，唐朝就是一场大大的春雨，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信用方式，也催生出了各种金融机构。除前面所说的“公廨本钱”之外，还有别的类型。

这里分别来说一下。

汇兑。这项业务，是从唐代起才开始有的。

现代银行里，汇兑是最基本的业务之一，但古代早期没有承揽这项业务的机构，所以李白才在诗里写“腰缠十万贯”。那时候用钱，就只能随身带。

今天有人较真，说：“一贯钱十斤，那么十万贯是多少斤？这么多的铜钱如何缠在腰间？甭说十万贯，十贯钱缠在腰间行走都困难，骑鹤上扬州更无从谈起。”

呵呵，不错。从李白的浪漫，可以看出现实的尴尬来。

在古代做一个行商，不大容易，真正的太平盛世还可以，世道稍一不靖，带钱上路就有性命之虞——绿林好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

唐代，带钱上路难如登天，不过不是因为治安问题，是因为钱币缺乏，有些地方政府立法，不许钱币出境，后来连京师也限制商人运钱出境。这一来，钱只能在局部地区流通，有时候大把钱在手，却办不了事情。

最后，解决的办法是由京师的商人想出来的。

举例说明：一个四川商人，在京师卖广柑，赚了十万贯钱，他没法子把这钱带回家，那么，在回乡前，就可以把钱交给剑南道的“驻京办”。

这种驻京办，往往有好几个不同系统的，可任意挑选。比如，可以交给各地在京的进奏院，也可以交给各地军政衙门的驻京办。

此外，交给民间人士也行，比如在剑南道有联号的京师富商。

只要你把钱给了他们，就可拿到一个文牒（取钱凭证）。这种文牒，是分成两半的，一半由商人自己持有，另一半由驻京办快递回本道。等他到达了剑南道，再到相关衙门去，经过“合券”手续，就可在当地取出十万贯来。

这个办法，就叫“飞钱”。

瞧古人这说法，是何等形象！

——你不是能够“捉钱”吗？那我就会“飞钱”！

飞钱也叫“便换”，跟现代的汇兑毫无二致。所谓“文牒”，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汇票。

那时候的汇兑，不收汇费，你存入十万，到了地方凭汇票就拿走十万，相关衙门分文不取。

那么，这些衙门难道是慈善机关，要干这种无利可图的买卖？

不，他们有利可图。

——利在哪里？猜一猜吧。

如果你是银行系统的读者，大概早就看明白了：首先，来驻京办飞钱业务的，不可能是一个两个，而是好多。这样，驻京办的手里就总能有一大笔可以支配的活钱。这些钱有走的，也有来的，可以保持一个相当的总量。

飞钱对于他们，虽然是过手钱，可是一样可以花、可以放债。驻京办，最需要的不就是钱吗？

其次，过去交通不方便，钱能飞，人不能飞。从京师到剑南道，起码得走两三个月。那么这笔钱放在我这儿三个月，我是不会给你利息的。它在我手头期间，我拿去放债，所产生的利息，对不起，那就是我的收益。

这个业务，并非朝廷批准的，而是各地衙门和民间达成的默契，算是制度创新吧。

唐宪宗的时候，大概看不惯地方政府在他眼皮底下这么取利，就下令禁止飞钱。

钱不准飞了，商人就只好囤积起来不用。越不用，流通的货币就越少。货币的总量一少，物价就下跌，到处是百业不振的样子。

这倒是稳定了市场，不过死也是一种稳定，那有用吗？

为了拉动内需，几年以后，宪宗只得又开禁，但是肥水不能流入地方政府，他规定商人飞钱要通过中央的财政“三司”（盐铁、户部、度支），每飞1000钱，收手续费100钱。

商人立刻大哗：要杀我们你就趁早讲！

结果，没有一个去“三司”飞钱的。

宪宗没办法，只好又改政策：免费了，你们就尽管来飞吧。

这个飞钱制度，后来进一步扩大到外地。飞钱的人，也不仅限于商人了，知识分子和官员也有飞钱的。

质库。唐代的质库（也就是典当业），是由南北朝的质库延续而来，但规模比南北朝的要大得多。南北朝时，人们所用的抵押物，大多是动产；而到了唐朝，不动产多了起来，主要是田地，也有房屋。

《资治通鉴》里讲到过一则轶事，说是魏征的玄孙因为沦为赤贫，把房屋典当了，无力赎回，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心有不忍，便奏请皇上，愿以自己的私财帮助赎回。

隋唐时期专办抵押贷款的机构，仍叫作“质库”，但不再由寺庙经营，而是独立经营。其法人代表，也转为商人、官吏和皇亲国戚。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家，就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质库。

质库是一项有油水的事业，有钱有势的人乐于经营，那是理所当然；但是唐朝对保护弱势群体财产也设定了一条底线。

当时规定，农民的“口分田”“永业田”不得典当，因这是农民的保命田。如果典当行违反了规定，官府就要追究。在审理此类案子时，土地要无条件归还本主，而典出去的钱如果收不回来，官府则不管。

只有那些因为到边地服役或到外地任官，家中无人守田的，才允许抵押口分田。

唐朝的统治者，好歹知道土地无条件流转的口子不能开，连保命田都没了，人能干出什么事来，那不是傻瓜都知道？

一般能典房子、典地的，都是或者曾经是大户人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至于贫民去典当的，那基本就是临时换点小钱花一花了。

当时针对贫民的典质机构，就是专营小额押款的当铺。贫民家里拿得出手的，只有家用的物件，比如衣服、器具之类。在《太平广记》中有一条关于唐朝人的轶闻提到，那时哪怕是睡觉用的木枕，也是可以拿来典当的。

贵族官僚们办的质库，并非法律允许，但是基本贯穿了整个唐代。“刑不上大夫”，谁能管得了？直到唐武宗统治的最后一年，才有禁令，禁止他们私设质库“与民争利”。可是唐武宗一死，他的政策大多被废弃了。

一部中国历史，不允许权贵“捉钱”的皇帝本来就很少，能切实做到这一点的，就更少。

柜坊。也称作“僦柜”，相当于现代的银行保险箱业务。

柜坊业务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先是城里的店铺为方便过往商旅，设立了柜坊为客人保管财物。后来柜坊渐渐独立出来，成了专办寄存业务的机构。

这就有点像储蓄银行了，也有点像现代的信托业。当时把寄存钱财叫作“锁钱”，这非常形象——柜坊里的保险箱叫“僦柜”，钱财放进去以后要锁上。客户在这儿存了东西，要领取一个凭证，还有钥匙。

那时客户不单是委托保管钱财，还有寄存奴婢或寄存牲畜什么的。可见柜坊绝不只是一间小店铺，起码它得有客房、食堂和马圈之类，俨然一个大户人家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药店和外国人开的店铺（俗称波斯店）也兼营存钱业务。

由柜坊、药店、波斯店代管的钱财，客人可以直接提取，也可以把领取凭证转给他人，作为一种支付。

《太平广记》里就记录了好几条关于唐代柜坊的事。《太平广记》是宋人编辑的书，收录了从汉朝到宋初的大量野史笔记，虽然都是轶闻，但也可以折射出一些事实。

有一则说，过去有两位知识分子——卢生和李生，隐居在太白山，练习道教吐纳导引之术。卢生学成了，先行离山而去。后来遇到李生，见李生潦倒不堪，还背了一屁股债。

卢生便问：“你所欠官钱多少？”

李生答：“两万贯。”

卢生就给了他一根拄杖，说：“拿这个到波斯店里取钱吧，从此可以安心学道，不要再糟蹋自己了。”

波斯柜坊的店主见了拄杖，大惊，问：“卢二舅拄杖，你何以得之？”他虽然纳闷儿，钱还是如数给了。

这是柜坊见凭证就给钱的惯例。

另外，在《太平广记》中还有一条关于唐初名臣尉迟敬德的故事。故事显然是瞎编的，不过却透露了一个事实：很可能在唐代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支票——“书帖”。

书帖的作用，就是存钱人自己不去取钱，而是写好一个书帖，写明付款数额、取款人姓名、出帖人姓名，交给他人，那个人就可以凭书帖在柜坊取到钱。

《太平广记》的这个故事说，尉迟敬德在发迹之前是铁匠，曾写过一个书帖，送给一位穷困潦倒的书生，让书生在柜坊中取到了钱。

寄附铺。也就是寄卖店，既可为商民保管财物，也可代客户出售所寄存的物品。

唐代传奇《霍小玉传》里面，就提到过这个寄附铺。

中的女一号霍小玉，是长安城的当红名妓，年方十八岁，爱上了读书人李益，两人山盟海誓，永不相弃。想不到李益被选拔做官后，扛不住家中长辈的压力，最终还是娶了门当户对的卢氏。

霍小玉不知内情，在长安望眼欲穿，渐渐地就愁闷出病来，又经常拿钱托亲友探听情郎下落，把手里的钱也花光了，只得将自己的首饰衣物拿到西市寄附铺去寄售。

寄附铺能进入传奇，可见其当时已经很普及。

金银铺。金银铺的业务，以打造金银器物为主，也兼营器物和金银买卖。当时金银铺比较多，往往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较大的金银市场，名为“金银行”或“金银市”。

《太平广记》中就提到，唐代在苏州、长安和洛阳，都有金银行。

在唐代，民间都把金银当成货币来使用，可以流通，且以银为主。《资治通鉴》里多次记载，公私交易无论大宗小宗，都可以用银子支付。这个情况，比两晋南北朝更普遍，估计是铜钱不够用，金银自然就增强了作为货币的地位。

因此，唐朝的金银铺，不光是从事金银买卖，也从事金银兑换，以钱换金银或金银互换，当然也就兼做金银的成色鉴定业务。

注意，这一点和金银器物的买卖不同，这里是把金银作为货币来兑换。在中国历史上，直到出现钱庄之前，货币兑换都是由金银铺来承担的。

这项业务在现代，都归于商业银行了。可是现代的商业银行很怪，都没有专门的兑换柜台。你找他们去兑换货币，比如用钢镚换纸币、用大票换零钱，营业员都有点不耐烦，好像这并非银行本业，而是替你做好事一样。

至于有小商贩或者公交汽车公司用大宗钢镚去换纸币，商业银行居然还可以拒绝！

这真是如恩格斯所说，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是以某种退步为代价的。

期货交易。在唐代，商民交易中不光有赊买赊卖，还有期货交易。也就是预付全部货款，到期交货。

出土的吐鲁番文书里，就有关于期货的契约。比如，张三在龟兹先付给李四40文，说好买草若干，等张三到高昌以后再交货。契约规定，如到期交不出货，李四要归还张三60文，多出的这20文，就是经济损失赔偿。

后周时期，对赊欠交易有更严格的限定，要求一定要有文字契约，不仅买方要署名，而且店主和介绍买卖的中介人——牙人，都要署名，确定好责任顺序。一旦到期，买方不能支付货款，或卖方无货可供，中介方要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

综上所述，凡是近现代传统金融业中的业务，在唐代就都有了，且分工很细、服务很全面——连活人都可以寄存。所以说，唐朝是我国古代金融业的一个爆发期，到此羽翼已渐丰满。

从唐朝金融业的分工看，古人的服务意识很强。

服务工作做得好，人大概就活得不那么焦虑。看唐人的诗赋文章，无论怎么铿锵有力，都能看出其中有一种闲情逸致来。这样的心态，在一个令人焦虑的环境中是不会有的。

如果服务意识缺失，凡服务机构都以“捉钱”为主，消费者就会有深深的戒备心理和不信任感。这样的生活，是不会有幸福可言的。

应该向古代的金融理论家学习

把一部金融史看到唐代，我想，再外行的人也开窍了。在中国古代，互相进行经济博弈的，绝不单纯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营垒。这种两分法，实际上是把复杂的历史给简单化了。

影响至今，无论草根还是精英，大多都还习惯按两大阶层思考问题。

两分法，简单是简单，但是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于事无补。

中国古代史上，若从经济上划分势力，应为四大势力，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包括地主和自耕农）、商人（工商）。其余的均属依附型群体，构不成经济势力。

经济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四大势力在角力。看明白这一点，我们读史的很多困惑就会迎刃而解。

当时的朝廷（中央政府），并非天生就是农民的死对头，更不是什么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它的立场态度，随需要而变化，时而照顾地方，时而照顾农民。中央和地方也并非铁板一块，有时朝廷会因为经济利益而与各州县关系闹得很紧张。

在经济博弈中，金融、货币永远是朝廷的一个工具。

朝廷用它来调节自己与民间、与各个阶层的关系，用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在诸种势力中，朝廷是最强大的一方，经常掌握主动权。不过一旦没把经济杠杆玩好，就会激起全民的愤怒，比如王莽。

在唐代，有一位官员兼学问家，叫刘秩，是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他在唐玄宗年代编写了一部历史工具书《政典》，收集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史料，分门别类地编排，开创了咱们国家此类书籍的先河。

令人叹服的是，在金融方面，刘秩也很有见地，他学《管子》学得好，学贾谊也学得好，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金融学说。

管子和贾谊都主张禁铜，反对私铸。他们认为，货币是君主之权，可以用来平衡各阶层之间的轻重本末。国家想让哪个阶级的地位变高或变低，通过货币政策就可以办到，反之亦然。

所以，君王必须掌握铸币权，货币只能“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货币的制造、发行、调控等，都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并非单纯只是经济上的事儿。

刘秩完全赞同管子的“轻重论”，认为“国之兴衰实系于是（国家兴衰就在于货币）”。所以，他反对张九龄的“准许私铸”建议，主张国家垄断铸币权。

看来这个刘秩，是典型的御用经济学家，但他不掩饰自己。是就是，怎么啦？

御用，并不等于就要装疯卖傻。刘秩的观点非常正确，是给统治者出好主意，而不是出馊主意。

他写了一篇给皇帝的报告，题目是《货泉议》，也就是《说钱》的唐代版啦。里边还真有些真知灼见，特别是阐述了商品经济的特点。

他说：“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

这是说，假如农副产品价格低，不值钱，就会伤害农民；反之通货膨胀，钱贬值，则会伤害商人。

前一个现象好理解，柑橘、西瓜稀烂贱，果农当然要倒霉。而后一个现象，理解起来需要绕个弯子——通货膨胀，为什么商人不高兴？

通货膨胀，就是物价飞涨。

东西贵了，商人为何不高兴？因为这等于商人已有的货币财富缩了水。

当然具体情况还要复杂些，不过总体上可以这么看。

刘秩看清楚了这一点，就主张：“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且视时而作法敛散，以平物价，以安民心。”

“视时而作法敛散”的意思，是说要根据情况，制定从紧或从宽的货币政策。

要准确判断物价是高是低，钱是在贬值还是升值。多放一点钱出来，还是少放一点钱出来，要看情况。通过多投放货币或者回收一部分货币的办法，把物价平衡好，民心也就安了。

这就是宏观调控。

这理论，这实践，都是古已有之的了。

刘秩认为，“物重则钱轻”，东西涨价，也就是钱贬值。而钱不值钱的原因，就在于钱太多了。这就要想办法回收一些，钱流通得少，自然也就增值了。

反过来也是，钱一少，就“重”，商品则相应地不值钱。如此，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商人也没有做买卖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让物价适当涨一涨。

对唐玄宗后期日渐严重的经济衰退问题，刘秩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不繁荣，就是因为通货短少！

在他看来，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就是掌握了“轻重之本”。他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要把这权力让渡给他人（指私铸）。

既然说到了一位理论家，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古代金融理论史。

从春秋末期的单旗先生以来，咱们中国的金融学有过几个流派，各说各的理。单旗先生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是“金属主义”学派的鼻祖，主张货币要足值，说多重就要有多重，不能玩虚的，玩虚的就是敛百姓之财。

在他之后，又有“名目主义”学派，说货币的价值那就是个名目，是王权说了算。王者说值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货币不过就是个流通手段，“面值”多少，与它本身的价值无关。

这一派比较典型的人物，是管子，他说过：“黄金、刀币，民之通货也。”（《管子·轻重篇》）继承管子学说的，是西汉的晁错，他看得更透彻，说珠宝金银有什么用？“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大众偏偏就以它们为贵。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皇权使它们贵重。

这一派，是历代铸大钱的理论支持者。

我们读者就算是外行，也都知道了，他们的这说法，只是部分真理。货币日益成为独立的流通手段这不假，但币值绝不是王权意志的体现，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滥发大钱，没有不出乱子的。

经济学家们经常分成若干派，各执一部分真理，互相搅不清，远在古代就这样。

再往下，就出现了“实物论”学派。

这一派，产生于南北朝动荡时期。一些人看多了货币贬值或者货币量不足的乱象，所以提出了取消货币的主张。

他们认为，货币增值还是贬值，跟货币数量多少无关。那跟什么有关呢？跟市场上商品多少有关。商品多，钱就贬值，商品少，钱就增值。

这其实也含有一部分真理。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商品很少，那时的钱，确实很“值钱”，100元能顶现在的5000元用。

南朝宋武帝时，国用不足（国家经费缺乏），有人就建议，说这是因为钱币减少所致，应该搜罗民间铜器，多造五铢钱。

有一位叫范泰的金融理论家不同意，他说，商品多少，是在贸易中产生的，跟钱币数量没关系。无论商品昨日怎么贵，今日怎么贱，它都是那一个东西，就看生产得多少而已。

到了宋孝武帝，又出了一个周朗，更是主张干脆“罢钱”得了，用谷帛代替。他说，农桑才是国之本，要重这个本，就应该罢钱。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废除货币论”，是激进主义学派。在现代也有过传人，曾经酿成的祸害那就大了，这里不提。

唐朝实行“两税法”，政府收税要收现钱，结果钱币集中于国库，造成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于是又有人重提“实物论”，如陆贽、韩愈等人。不过他们倒不是激进主义者，而是看到农民被盘剥得厉害，所以主张干脆就用实物纳税。

除上述几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数量论”学派。

数量论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币值的高低，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当货币贬值时，就要少投放货币；当货币升值时，就应该多投放货币。他们认为，货币的投放量多少，是可以调节物价的。

西汉前期有一部经济学名著叫《盐铁论》，记录的是一场经济学大争论。其中贾谊就是“数量论”的代表人物。

东汉章帝时，因为谷价上涨，政府开销吃紧。有一位张林看得明白，说，现在不但是谷贵，百物皆贵，那是因为钱贱。只要“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晋书·食货志》）说得真是干脆利落！

刘秩，就是这一派在唐代的代表人物，他不但认为控制货币投放量可以稳定物价，还认为货币价值跟人口的多少也有关。

他说，钱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就增值了？东西为什么忽然就卖不起价钱了？是因为人口日益滋生，而铸钱炉不增加，货币量相对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当然就会“钱重物轻”。

这个货币价值与人口数量有关的理论，真是独具慧眼。

一批又一批的少年人变为成人，进入就业领域和消费市场，造成货币量不足，百业萧条。这个因素，现在几乎没有人考虑进去。

所以说，刘秩的聪明，那真不是一般的！

这个刘秩，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个很罕见的敢为商人说话的理论家。他已经看出，商人的财富就是货币，而且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这个财富，也应当给以保护。

这一点，他和前人——诸如管子、贾谊、桑弘羊的观点很不同。

自从秦汉以来地主经济成熟后，历史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为农民（包括地主）说话的，他们也不大懂得商业是怎么回事。

他们习惯于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向来是重农轻商的。

只有刘秩在历史上第一次次大胆地提出，政府也要考虑“利末”，绝不能随随便便就“伤贾”。他很明白：社会是一个有机组合体，有农也有商，谁也离不开谁，不能说商人天生有原罪，赚的钱就一定是黑的。

“重农”固然不错，否则要逼出陈胜吴广来；但是也不能“伤贾”，商人受了无理损害，也要逼出造王莽反的人。所以最好的政策，是“本末俱利”。

这真是个堪为宰相师的人！

他说的这些问题，在现代也同样存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限制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有人天生就恐惧这两个流通，很怕商人活跃，很怕经济过热。而事实上，经济过热不等于经济失序。

经济过热，不就是经济快速发展吗？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在经济发展中，得益的仅仅是商人吗？

在经济总体秩序并没紊乱的时候，却老是怕经济过热，这大概是从古代遗传下来的恐商思潮在起作用。

刘秩早就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要是我们不在这儿谈钱，大概还不知道唐代有如此思想犀利的人吧？

所以，不用远去学希腊罗马，向咱们有头脑的古人学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