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谁最该为纸币的诞生而欢呼（1/1）
人类史上第一张纸币在四川诞生
有人要问了，宋朝的货币怎么那么乱哪？一个典型的文官政府，怎么连货币都管理不好？
别急，听我慢慢说。
这是由于历史的必然（套话了）。
上面说了，北宋的商业空前发达，总结起来，优点就太多了——商品构成丰富（看得人直流涎水）、商业分布合理（开店不再受地点限制）、商业分工精细（卖什么的都有）、商业管理水平提升（雇工少的10多人，多的有40余人）、配套商业形成（吃了饭可以到院街洗脚）、行会组织发达。
这一切，都意味着营业额的提高。营业额体现的就是资本运作，就是钱在滚动。
宋朝商业的这种大好形势，自然就对货币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它的数量更多、制度更完善、信誉更权威。
可是宋朝在这方面先天不足。
在它以前，唐朝钱绢并行、金银货币兼用；五代是铜铁钱兼用；这都是由于铸币的铜料不足而采取的应对办法。
宋代的商业更精密了，像唐代那样的货币制度就行不通了——买一包酱肘子，谁还能用绢啊？可是宋朝又没有能力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
都用铜钱，那当然好。不过唐朝时铜料就不够用了，现在就更不行了。因此，宋朝只能沿用五代时的老办法，在某些地区采用铁钱，以缓解压力。
这就潜藏着一个麻烦：铜钱区和铁钱区，这区域之间的贸易怎么进行？怎么结算？怎么汇兑？
麻烦大了！
这也算是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基础吧。货币的现状，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这问题在唐代就有，到宋代终于该突破瓶颈了！
上一章我已经提到过，宋朝货币形态的突破，就发生在巴山蜀水地界。
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这话有一定道理，四川是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但人们的思路却往往敢为天下先。
四川是“天府之国”，老天一向比较照顾，在宋代就是大宗农副产品集散地，它的盐业、冶铁业也比较发达。可是这样一个地方，却是全宋唯一的“铁钱区”，这就有点尴尬了。
当时川人用的铁钱，小钱每10贯重65斤，折大钱1贯。而大钱1贯，重12斤。到市场做买卖，如果带的大钱有两三贯，就累得直喘了。
商人不是特种兵，这可怎么吃得消！
当时买一匹布要多少钱？2万钱，那就是20贯，大约重120斤。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只要进行一匹布的交易，就得“赶着你的马车来”。
钱太重，这成了引发货币革命的直接导火索。
一般金融学书籍上都讲，是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货币的改革。可是商品经济到宋代起码已经发展1000多年了，也没引起过什么大变革，所以商品经济发展这个“一般性前提”实际上并没有意义。
凡是导致一种变革的诱发因素，必然是一件极端荒谬的事。
四川人实在是背不动这恼人的铁钱了，这就是诱发因素。于是，人类史上第一批纸币诞生了！
用纸当钱，怎么样？这下子就不需要特种兵的身体素质了吧。
宋朝最初的纸币，叫作“交子”，是一种早期的信用货币。
这又是一个新概念——什么叫作“信用货币”？
请记住，现代的信用货币有三个特点：一是国家法律予以保障；二是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独立发挥货币职能；三是人们对它有信心。
比如说什么支票、汇票、纸币、钢镚（辅币）、你的银行存款，一直到最时髦的电子货币，等等，都是。
它是货币，可以用来买东西，但它的物质载体本身，基本就没有什么价值。这一点，与金、银、铜等本身就有价值的金属货币很不同。
举例来说，你的银行卡，你的网上银行账号，那是钱吗？那上面不就是一组数字吗？
可是为什么你相信它是钱呢？因为有银行信用为你担保。
懂了吧，这就是信用货币。
其实我们国家在宋代以前，早就有过信用货币。
在西周，有过一种信用货币叫“里布”。其形态就是一块布，长二尺，宽二寸，上面写有币名、金额、发行者签章。持有人拿着这布条，就可以买货物，也可以转让。
在春秋战国，也有过“牛皮币”，专用于牛的买卖。买家支付了买牛款，先不把牛牵回家，而是从卖家手中拿回一块牛皮，上有卖家的姓名或者特殊符号，持有牛皮币的人，随时可以向卖家兑换牛。
汉武帝时期发行的“白鹿皮币”，价值40万钱，也可以沾上信用货币的边儿。
但是这些信用货币，都是在一定场合下才使用的，不可能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它们和钱的功能还不大一样。
这次宋朝的交子就不同了，顾名思义，它就是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物。
交子跟现代的纸币很相似，也是采用特定的纸张，铜版印刷，有版式，有图案，有花纹，有面额，有发行者签章，可以流通，可以转让，可以从发行者那里兑换铜钱。
这不就是钱吗，它跟钱有什么区别？
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它只能在发行者的信用范围内使用。比如出了四川，就是废纸一张了。因此它还不能完全等同于金属货币。
你看看，我们古代宋朝的人，多能耐！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多少发明创造啊！
据权威史书记载，交子最早是由民间自发产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当初四川的邛、嘉、眉等州，因为闹起了李顺起义，停止了铸钱，民间的钱不够用，所以才用起了交子。
这个说法，不大通。李顺起义是太宗时代就闹起来了的，不至于大宋开国不久就闹起了钱荒。
真宗景德二年在四川铸大铁钱，才有可能是交子产生的真正原因。不仅宋人有不少是这样认为，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蜀人以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
铁钱太重，商家搬不动，就搞代用券，这是有先例的。前面说过，五代十国马殷的楚国，就有过商人嫌铁钱重而“指垛交易”的事。
交子的流行，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开始是由商家出具收据式的“楮券”，这就是最早的交子。就一张纸，两面都有出具人的印记，有密码花押，字色红黑相错，票面金额是临时填写的，各家的样式也不统一。
这就是所谓的“私交子”。商家的这个灵感，来自唐代的“飞钱”，两者在功能上很相似。
这多少解决了一点问题，拿它能顶钱用了，但是信用很有限，也不能够大面积流通。
后来，成都有16家富商联手，以自己的财富作为信用担保，成立了交子铺，统一发行交子。这些富商，就叫“交子户”。
统一发行后，信用就好得多了，持有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转让，你只要向交子户交钱，就可以拿到交子。在四川境内无论远近，也无论几千几万贯的买卖，只要持有交子，就可以交易。
私交子三年为一期，到期要换发新的。在兑现或者更新时，交子户要收取30文“工墨费”。
可是在此之后，因为有的富商生意衰落，交子不能兑现，引起了不少诉讼。
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的财政官员对交子跟踪研究了一个时期，认为可行，就在仁宗天圣元年（1023）决定官办。
他们奏请朝廷，在四川成立了“益州交子务”，于次年二月正式发行“官交子”，同时禁止民间发行私交子。
官交子也是三年为一期（称作“一界”），期满收回换发新的，相当于年检。换发也要扣除30文工本费。
在发行之初，官交子的样式基本模仿民间，金额也是临时填写的，数额可以无限高，加盖本州印章，只限于四川境内流通。
后来官交子逐渐成熟，用三色套印，票面极为精美。数额也有了限定，是事先印刷好的，分成几个等级，从一贯到十贯不等。后来又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
官方这次发行交子，是非常讲究科学的，设定了最高发行限额，每年最高的发行额为125万余贯。还建立了准备金制度，以四川的铁钱做准备金，每次36万贯，约为发行额的28%。
官府的事，只要认真，就能够做好。一直到神宗初年，官交子的发行和流通都非常稳定，管理得很好。
后来出了个聪明过人的宰相王安石，他对国家太穷感到痛心，一心想“富国”，就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政策改革。
他这一改，情况就有点复杂，我们等到后面再谈。
官府一印纸币就印上了瘾
宋朝的纸币大行其道，当然也不能忽视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跟唐朝的困惑一样：铜太少。
铜矿资源是有限的，开采能力也受限制，可是货币需要量是成倍增长的，两下里不能成正比。
而且宋代还有一大问题，比唐时还要严重，那就是铜钱外流得很厉害。
北宋时，宋跟辽有大规模的贸易，南宋时还有发达的海路贸易，这都是铜钱流走的渠道。
周边国家生产力水平低，铸钱能力不强，他们就盯住了宋钱，想擎现成的。
宋朝在边境地区设有外贸市场，叫作“榷场”。从宋太宗时起，先后在宋境内的镇州（今河北正定）、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几处设立了榷场。后来和西夏之间，也有榷场。
因为内地缺盐，辽国的盐就通过贸易渠道源源涌入，宋朝的钱也就纷纷流走。这是国家贸易方面，另外还有私人贸易上，辽国人卖给宋朝人牛羊，也弄走了大量铜钱。
南渡之后，宋与金之间也有榷场，情况也是一样。那时金国的商人叫“北界商人”，他们来到南方，声言卖货只收现钱，且允许短陌（不足一贯算一贯）。史书说他们“意在招诱”，也就是弄铜钱来了。
宋朝境内的唯利是图之徒，禁不起这诱惑，见语序短陌，可以占便宜，便大买其货，于是铜钱又源源不断流向金国。
南宋由此闹开了钱荒，朝廷为此伤透了脑筋，曾在淮南、京西和湖北等边境地区罢铜钱，只允许商民使用铁钱，布置了一道货币隔离区。
海路贸易也是漏洞之一，尤以广州为甚。南宋曾制定过严厉的刑法，禁止铜钱从海路外流。
当时规定，只要商人用铜钱买“蕃客”的货，100文以上就定罪。4贯以上判徒刑一年，累积20贯以上黥面（脸上刺字）并处劳役。
广州地方官府还规定，各国商船离港前，必须先报告“转运司”（财政厅），由官员亲自登船检查，不得夹带铜钱出中国界。
但是，山高皇帝远的事，哪里禁得住？金银铜铁各种钱都在外流，就没停止过。以至南宋后期规定，南方的国际贸易实行物物交换，中国商人只能以绢帛、织锦、瓷器、漆器支付，这才稍好了一点。
交子出来后，好得多了。这是一大便民措施，一开始确实是促进了商品流通。不仅政府不用愁铜资源紧张了，百姓也轻松了。腰里连一贯钱也不用缠，揣几张纸票就可以上路。
交子好用，官民都乐。后来官府也在邻近四川的陕西、山西和甘肃一带发行，不过都不很成功。
还是四川的交子有信誉，后来通过商人携带、给军人发饷等途径，也流通到了陕西一带，形成辐射效应。
到宋徽宗的崇宁三年（1104），就连京西北路（今洛阳）也开始使用交子了。
可是后来，渐渐地产生了一些弊病——不是老百姓不守法，而是政府自己打起了歪主意。
交子这东西，不是一印就来钱吗？那么政府也有缺钱缺得火烧屁股的时候，怎么办？
——狗急跳墙，印交子不就成了吗？先解决了再说。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在西北用兵，缺钱，就由四川官方印了60万贯交子，在陕西发行。
这一批计划外增发的交子，是没有准备金的，宋代叫“虚行印刷”，属于财政发行。这等于直接从老百姓身上刮钱。
好在这一次的影响还不大，老百姓默默承受了。可是官方得寸进尺。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发行新交子时，旧交子居然不收回，两界一起流通。
这下我们都能看明白了：这不等于把交子贬值了一半吗？
不错。
在四川流通的交子一多，当然就造成通货膨胀。
宋哲宗时代，为了对付西夏，又不断在陕西增发交子，筹集军费，一次增发几十万贯、几百万贯，政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么满天飞的交子，贬值得贬到啥程度？
到了元符年间（1098—1100）换发交子时，朝廷规定，要交回官府五缗交子，才能换到一缗新交子。老百姓的财产，无缘无故就缩水了五分之四！
看来古代的经济有两条规律，看官们不妨记住：一、凡是和平时期出现大幅度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那都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政府用了财政手段在敛钱。
二、如果哪个行业的物价莫名其妙地暴涨，就说明哪个行业的奸商在掠夺老百姓财富，无一例外。
宋朝的纸币是怎么变成废纸的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宋徽宗时代。
宋徽宗也要和西夏开战，也需要军费，还是靠发行交子解决——屡试不爽的法子为什么不干？
宋徽宗厉害，竟然一界就发行了2600万贯，是当初一界的20多倍。而且不设准备金，旧交子也不准兑换。
这么多的交子，光在一个地方流通，肯定消化不了。于是又扩大了流通范围，把交子改名“钱引”，号召全国各路都用，但最后只在北方才有人使用。
“钱引”的命名，应该说更科学一些了，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兑换钱的凭据”。
在北宋，官府的盐茶专营部门有所谓“盐引”和“茶引”，是发给经销商人的凭据，商人向官府付了货款以后、拿着这个凭据到加工厂去领盐或茶。“钱引”一词，就由此引申而来。
到南宋时，因为朝廷养活的官比北宋还多，军费也更需要钱，钱引的发行就更疯了。宋高宗的时候，居然三界并行，发行额达到3780多万缗。
几十年后，更是达到疯狂的顶点，计有8000万缗的钱引在市场上流通。
光用钱引来敛财还不够，后来南宋还出现了新的纸币。
其中一个叫“关子”，有点像唐代的“飞钱”。
绍兴元年（1131），南宋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屯了大量的兵，但是那地方水路不通，给士兵们发放的大批现钱运不过去。
几万大兵要吃饭，怎么办？朝廷就让婺州政府下令，由当地商人暂垫现钱，发给商人“关子”作为收据，等商人们以后到杭州做生意时，可以凭关子在杭州领到现钱，也可以领到茶、盐、香料或钱引。每垫一千钱，政府还付给十钱的利润。
后来，关子的发行渐渐又扩大到了两淮、湖广。
关子也是印刷的，票面价值为五等，使用期为两年，可以用作支付。这就跟纸币无异了。
还有一种叫“会子”，这是一种后起的纸币，但渐渐成了南宋主要的流通纸币。
会子一开始也是起于民间，是民间自发印刷的兑换券，也叫“便换会子”。
后来由官家垄断发行，先是在杭州城内流通，后来依次扩散到两浙、两淮、湖广和京西各地。
会子的面额，起初是一千、二千、三千的三种，可与现钱并用。后来又增发了二百、三百、五百的三种。由红、蓝、黑三色铜版印刷。
它的票面文字很有意思，上半部分是一则悬赏文字，写明伪造者处以极刑，并重赏告发人。
此外，票面上还印有非常醒目的面额和发行机关“行在会子务”（首都会子发行所）字样。
会子的性质，显然就是纸币，一开始还发得比较谨慎，情况最好的时候，社会上只有200万贯在流通，成为市面上的难寻之物。
物以稀为贵。当时商旅往来、贸易，都竞相使用会子，甚至有“会子重于黄金”之说。
政府的纳税和发饷，也是现钱和会子各半。
如果情况就这么保持下去，南宋倒是有了一种信誉可靠的纸币。
当时的宋孝宗也很明白事理，知道会子之所以好用，是因为控制了流通量。他说：“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可是事理再清楚，也挡不住人的欲望。跟在他后面的几位皇帝，脑袋就不那么清楚了，会子越发越滥，一开是规定三年为一界，每界的发行限额为1000万缗。到后来，旧会子每界延长使用三年，新会子的发行额也增加到3000万缗。
这还不算完，40多年后，发行额竟猛增至1.15亿缗；10年后，又增至6.5亿缗，比当初每界的定额多出517倍！
政府的印钞机为什么这么疯狂？
这是封建国家的一个规律。
——很简单，就是一个“谁养活谁”的问题。
老百姓通过纳税，养活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官僚阶层，而国家老是嫌钱不够用。
宋朝经常有些额外征税，征了一次之后，就变成常例，年年都征。但是，加税并不是好办法，老百姓看得见负担在增加，很容易激起民怨。
太平盛世，老是出宋江、李逵什么的也不太好。
于是，多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就成了朝廷敛钱最快、而又最隐蔽的手法。
老百姓当中有几个懂经济学的？他们只是觉得钱越来越“毛”了，也有怨气，但不会怀疑到是政府在抢钱。
读者们看到这里，大概要为宋朝人担心了，不仅有那么多的年号钱要逐个记住，还有三种纸币要分辨清楚。
事情还不止于此。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中央集权最厉害的宋朝，地方上居然也印了纸币，川陕、两淮和湖北三地，都在南宋高宗初年发行过交子或会子。
其中川陕发行的是“银会子”，是可以兑换银子的，面额有一钱、半钱的两种。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银本位制纸币，但只限于局部地区使用。
另外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还发行过一种铁钱会子，每年发行240万贯，也是只限在当地使用。
南宋时的皇帝，被金国军队驱逐到了杭州，朝廷对川陕大片尚未沦陷的领土，大概也顾不上了，所以地方上才有机会发行纸币，以维持本地市场运转，这是战时的特例吧。
宋朝养的官员多，又经常要进行战备，所以这个王朝敛财也就格外狠一点。
纸币的发行，到后来已经不管准备金充足不充足了，而且不顾市场的需求量，缺钱了就印，印出来的就是钱。
前面讲过，宋哲宗元符年间更换交子，曾以1∶5比例以新交子兑换旧交子，这等于是一次货币大贬值。
后来，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新增发交子2000多万贯，两年后又改发“钱引”，原有的交子可继续使用，但不能兑换新发的钱引，这就等于把你的财产再贬值一次。
宋徽宗是个会享受的皇帝，他只管享受，埋单则是底层人民的事。
到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时，“国际环境”不大好，财政、军备都急需用钱，就变本加厉，新增发的钱引一次就是4000万贯。这么多的货币投放下去，贬值立竿见影，实际价值仅为过去钱引的40%。
30年后，市面流通的钱引更是跌得惨不忍睹，面额一缗（一千钱）的，实际上仅值一百钱。
缩水90%，你再怎么牛的千万富翁，也该破产了吧？
朝廷这样做，有它的道理：这是为了让国家财政不破产。你们百姓，“位卑未敢忘忧国”，也替朝廷分担一点吧！
到南宋后期，历次的会子已累积发行了6.5亿贯，其中有两界会子，政府无力收回，就宣布“永远通行”。
为什么永远通行，因为几乎是废纸一张了。南宋末年权奸贾似道当政，政府还要继续敛财，发行了一种“金银现钱交子”，面值一缗可兑换原有会子的三缗。
这是纸币中的大钱，榨干你骨髓没商量！金银交子发行之后，物价飞涨，原来的200文会子，已经买不起一双草鞋了（《续通考·钱币一》）。
这是宋朝建国300年时的情况。这时候再回头看北宋初年的物价，简直便宜得跟天堂一样——建国40年时一斗米价10文；建国65年时，一斗米价也不过100文多。
当然，在这300年间平民的收入，多少也能水涨船高，要是还停留在宋初的水平，那就得饿死一百回了。
那么，物价如此飞涨有什么意义？
有。
它虽然是泡沫，但其中也有“干货”。这里你要看明白：“干货”是被谁一次又一次地拿走了？
宋朝再怎么是个大胖子，也架不住这么一次次抽血。它终于在纸币满天飞中，亡于蒙古人了。
人心离散，也是南宋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很难想象，被榨干了血汗的老百姓，会有很深的感情来保卫这个国家。
等到气势汹汹的蒙古军拿下江南，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钞票，2贯兑换南宋“金银交子”100贯（值白银1两）。
按此比价，相当于早期发行的会子4500贯！你看看，南宋会子发来发去、换来换去，就这样比纸还要贱了！
钱，就是这么被“虚”掉的。
金融的游戏，有时候挺绕弯子，啥时候也不要以为你自己很聪明。比如你是一个宋朝人，有存款10万贯，要是不动它，每过三年就会被蒸发掉一点，直到蒸发完为止。
那么，是否等于这10万贯，都被朝廷拿走了呢？当然不这么简单，朝廷说什么也不能明抢，它是通过一次次的货币贬值，从你这里逐次累积拿走了大约6万贯。余下的4万贯，才是在贬值中被彻底蒸发掉的。
不这样“蒸发”的话，朝廷也就拿不走那6万贯（注：这些数字都是打比方）。
——可怜的宋朝人，朝廷若想跟你玩，你是玩不过它的。
在宋朝买二手房有可能挖出一窖黄金到了宋朝，货币还有其他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
当时绢帛已正式退出货币行列，但是在对辽和对金的“岁贡”中，仍占有主要地位，所以绢帛实际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货币性质。
黄金在宋朝也基本上变成了贮藏品，不过也有资料表明，黄金可以用作支付，或用于赏赐，或用于政府开支和纳税，也具有货币的性质。
与绢帛和黄金的退隐正相反，白银在此期间脱颖而出，地位大大提高。不仅广泛用于赏赐、馈赠、贿赂，而且政府发兵饷、收税都规定了要用白银。
到了北宋中期的仁宗年间，白银正式作为法定货币，并有了固定形状，即铸成“铤”。后来，“铤”又转音为“锭”。
大银锭，是一种束腰形的形状，好像一面银牌，上面镌刻有文字，注明铸造地、用途、重量、主管官吏、匠人姓名等。有的文字还相当多，可达到30多字。
银锭最大的为50两，其余有3两到25两的几种，用的时候要称重，还要鉴定成色。
黄金自从东汉以后产量逐渐减少，到魏晋时已非常短缺。而宋代的白银产量又恰恰大幅增多，再加上西域诸国都在使用白银，影响到宋朝，这就使得白银不仅正式进入流通，而且还充当了国际贸易的主要货币。
黄金和白银的地位，在宋朝发生了明显的易位，昔日的小老弟现在成了老大哥。
白银地位的上升，也预示着铜铸币地位的下降，中国的金属货币从这时起，就显露出了向贵金属过渡的苗头。
宋朝也铸了大量的金钱、银钱，主要用于赏赐和节庆纪念。比如，按宋朝的风俗，每逢皇子、公主诞生，皇帝都要发给高级臣僚和皇亲国戚“浴儿包子”，也就是御赐红包，里面包有金银钱和其他金玉小玩意儿。
老百姓也用金银钱。在汴京的民间，新郎新娘入洞房后，要有妇女朝新人身上撒金银钱和果子，以示吉庆。
宋朝的有钱人，还非常喜欢贮藏金银，几乎家家都有“窖藏”。有个叫余深的，曾经当过宰相，他把自己的全部银子，以百锭为一个单位，埋在地下，上面用土盖住夯实，再砌上砖。
还有一个大官僚倪思，更动了脑筋，有银子不藏在地下，而藏在房子的檐溜里或者夹墙内，让贼人找不到。
有时候年头多了，隔了几代人，谁也记不住房子底下埋了些什么。要是哪家想转让住房，就会有问题：万一下面有大宗窖藏怎么办？
这难不倒宋朝人！
当时在洛阳做二手房交易，买方要多付一笔“掘钱”，作为将来有可能挖到窖藏金银的一种补偿。
你瞧，怎么样？做个宋朝人，生活起来也很有趣吧？
这里就顺便讲个小故事，南宋初年有一个著名的抗金将领，叫张俊。他早年英勇善战，杀得金兵个个愁，是和岳飞、韩世忠齐名的抗金英雄。
可是到后来这人却变质了，据说是参与了秦桧诬陷岳飞的密谋。晚年从军职上退下来，受封为清河郡王。宋高宗给他盖了华丽的王府，他本人也开始大肆敛财。
王爷敛财，那还不容易？他总共拥有田地70万亩，年收租米64万斛。
史料记载，他家里“园池声伎甲天下，每宴十伎为一队，队各异其衣色，凡十易始罢”。
——席间出来10队舞女，每队10个，衣服颜色都不同。也就是说，他一共养了100个歌舞美女。
这就是在宋朝惊世骇俗的“百伎宴”！
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宋高宗去张俊家里拜访。张俊摆宴接驾，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又送给高宗金器1000两、珠子69000多颗、玛瑙碗20件、各种精细玉器40余件、绫罗锦绵1000匹。
这顿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家宴，空前绝后！
什么韩熙载，在张王爷面前，不过小菜一碟罢了。
当时的人对张俊疯狂“捉钱”的行为极为不屑。宋人钱康功《植杖闲谈》记载，有一次，宋高宗与秦桧、韩世忠、张俊等几个人一起看戏曲。只见有两个伶人走到台上，一个扮成善观天象的，说：“世间贵人，必应天象，用浑天仪窥之，则见星不见人。今可用一铜钱代。”说罢拿出一枚方孔圆钱来。
另一位演员让他从钱眼里看宋高宗，他看了看，答曰：“帝星。”
再看秦桧，答曰：“相星。”
再看韩世忠，答曰：“将星。”
又让他窥视张俊，不料却答道：“不见星。”
众人大骇，令其再窥，该伶人又道：“终不见星，但见张王在钱眼里坐。”
座中人听罢，大笑不已，连高宗也笑疼了肚子。
这就是我国俗话“钻钱眼”一词的由来。
从善打仗，到善捞钱，高宗对这样的下属极为欣赏。张俊在死后又被升了一格，被追封为循王，史称“张循王”。
这位张王，在窖藏方面，也很有创新思维。他把家藏的银子每100两铸成一个大球，放在家里。这些10斤的大球，赶上现代的小保险柜了，不怕小偷来偷。
他还给这些银球取了最恰当的名字，叫“没奈何”。
盗窃分子们——遇上我张俊，你们就是没奈何吧？
朝廷无义就别怪百姓无情
纸币是宋朝人的发明。这东西出来后，当时的人对它就有研究，也颇有心得。
古人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天到晚都浑浑噩噩，只知道吟诗作画；他们可是什么事都想弄个明白的，有一股子执着劲儿。这方面，你我大概都不如他们。
正因为有这种“求真理”的传统，我们的民族在20世纪初，才有可能全面、迅速地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创建亚洲“第一共和”。
即便是全面开启新时代的“五四”，也是从中国思想界内部产生出来的剧变，而不是哪个发达之国强加给我们的。
现在的很多人太能厚今薄古，以为自己无所不懂，古人根本不在话下。
可是现实往往跟这种人开玩笑——他们老是在犯古代的错误！
好了，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还是来看宋人聪明在哪里。
宋人对于纸币的流通规律，有相当系统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两大理论，一是“兑换论”，二是“称提说”。
前面提到过的北宋名相文彦博，就是“兑换论”的重要理论家。他认为纸币一定要能够自由兑换成铜钱、铁钱，才能于公私两利。
只有自由兑换，老百姓才信任纸币，官家发行纸币才能顺利，这样，每发一次纸币就等于政府获得一次厚利。
另外，对于民间来说，因为纸币毕竟比铁钱方便，只要随时可兑换，他们就愿意用，并且信任不疑。
北宋末期的温州瑞安，出过一个大知识分子，叫周行已。他对纸币也有高论。
他说，纸币一定要有准备金，以供人们随时兑换，但准备金不一定是十足的。好比说，发行了300万贯交子，那么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交子在流通中，人们不会拿它们兑换铜钱；另外还有纸币耗损的、储存起来不用的，这样加起来大约占了100万贯的样子。
因此，只需有200万贯铜钱做准备金（他称之为“实”），就能支持300万贯的交子流通。
他对“准备金”这一概念的认识，是非常科学的。
在南宋时期，无论关子、会子，都出现过大贬值。于是南宋人对稳定币值也想了很多办法，当时称为“称提之说”。
“称提”就是平衡之意。
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南宋初年的宰相沈该，他主张要调整好铜钱和纸币两者的关系。只要其中一种的价值稳定了，同时物价也保持稳定了，另一种就不会出现大贬值。
他主张，政府手里应该随时有大量铜钱，用主动兑换的办法来稳定纸币的价值。他建议，宫中应该储备百万缗钱，一遇到纸币贬值，就拿钱去“买”纸币，纸币自然也就会停止贬值。
宋人陆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咱们在这里归纳一下：一、借助铜币来稳定纸币价值；
二、实行新、旧纸币折换，在折换时，趁机把流通过滥的旧币贬值；三、采用严刑峻法，迫使老百姓按纸币面额来使用，不允许民间将纸币擅自贬值；四、在财政拨款和税收上，采用铜币和纸币按比例搭配的办法，以提高纸币在民间的信任度；
五、严禁铜钱外流、藏匿、销毁，保持一定数量的铜钱与纸币并行流通，使人民不至于对纸币价值产生怀疑；六、减少政府开支、减少纸币发行量，堵死通货膨胀的两大根源；七、如果准备金实在不足，就用有价证券（新形式的纸币）和实物，主动去兑换纸币，让老百姓觉得纸币还是可以随时兑换的，纸币也就不至于贬值得太厉害。
这里面，有高招也有损招，我想，读者自会分辨。
这种“称提之说”也得到了南宋几代皇帝的认可，屡次实行。但是有时效果很不好。原因何在？
宋末元初有个大学问家叫许衡，他看得明白，曾经这样说：“但见朝廷每次‘称提’之令一下，百姓反受其害，而钱也越短，嘉定年间换发交子用一换二，这是贬了平民一半之财，嘉熙年间又用一换五，这是贬了平民四倍的财富，朝廷无信义，以此为甚！”（《许文正公遗书·楮币札子》）这位许老夫子对“程朱理学”很有研究，后来降了元，担任了大元帝国的最高学府校长（国子监祭酒），成了蒙古贵族子弟的老师，也为元世祖忽必烈出了不少治国的好主意。
他降元，被当时人看成是没有气节，后来也未得重用。但是他看南宋的问题，是看得太透了。
他的这段话，其实是点出了南宋败亡的要害。
——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掠夺人民财富，无义之甚，那么，危急关头又怎能指望自己的臣民尽忠？
所以说，宋朝的覆灭，也跟钱有关。
懂钱和不懂钱的人就是不一样
宋代的文化发达，官员们生活闲适而优裕，所以研究货币理论的人也就特别多。
我们大概都知道宋朝有个大科学家叫沈括的，写过一本科学著作《梦溪笔谈》。这人还是个高级官员，参与过王安石变法，当过财政部的长官——三司使。这个官职，在地位上仅次于宰相，俗称“计相”。
沈括在科学上建树甚多，是个奇才，他是科学史上第一个发现 “地磁偏角”的人，比欧洲人早了足足400年。在物理学、数学和地质学上，都有发明和创见。
货币，也是他的研究对象。
我们已经说过，宋朝在货币问题上，有唐代的遗传病，就是钱币数量不够用。
“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宋史·食货志下》）钱荒是怎么造成的？沈括有他的看法，其中较有独到见解的，有下面两条：一是人口增多，公家和私人的开支也比较生猛（生齿日蕃，公私之用日蔓）。几个因素加在一起，钱币不够用就不足为怪了。
二是公私积蓄的钱币过多。公家实行新法收税费，收来了许多钱币，就藏在国库里；民间也喜好窖藏，很多富户还习惯把大量钱币当作“镇库钱”存起来，动辄万缗。占住了又不用，这些钱就不能在流通过程中创造财富。
他说得很形象：“有十户人家的小镇，假如有钱十万，而仅仅藏在其中一家，那么百年后也还是十万。如果投入流通，让别人能享受这十万之利，十户人家都参与流通，就是百万之利。流通不已，钱就将多得不可胜数了。”
他说，如今最小的乡镇，平常人家都藏着万缗钱，假如让它们流转天下，何愁钱不够用？
他主张要减少公私积蓄，加速货币周转流通。他认为官库和富户占住了钱币，不让货币流转，就不能生成新的财富，于私人、于社会都没有益处。
其实他说的，也没什么新鲜的，不过，到今天也还是有人转不过这个弯来。
前面说过的北宋大学问家周行已，对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影响也非常大。周老夫子是属于“永嘉学派”的，专长是搞儒家理论，还不是专门的金融学家。
永嘉学派，现在的人不大知道了，在宋朝，这是和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呈鼎足之势的一大流派，专讲“功利之学”。
他们这群人，以祖籍永嘉（今浙江温州）的为多，所以才有这个命名。他们的观点，和孔子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张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不以义抑利”。
由此之故，周行已对“利”也就看得特别透。
他对政府发行大钱很不满，认为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源。
他说，大钱的价值，仅值三枚小钱，却要当十，这当然要引起物价上涨。而且物价上涨的速度，要比你那通货膨胀的速度还快——“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
他提醒说，政府想榨取民间油水，老是铸大钱，但民间也不全是傻瓜，跟着就会有私铸。而且就算官府停铸大钱了，私铸也不会停，物价就会一直涨下去。这个连锁反应，责任还在官府。
他认为，通货膨胀就是钱贬值；钱贬值，就是老百姓的财产贬值，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国家是否就能通过这很不地道的通货膨胀，捞到很多好处呢？也不见得。
因为政府本身也要购置商品，同样也要受通货膨胀之苦，要花费更多的行政支出。因此，铸大钱纯粹是短视行为，饮鸩止渴。
周行已是个老夫子，终身只当过教育官员，但他对钱的问题，看法比有的宰相高明多了。
宋朝的宰相，反而是有很多人对钱的问题看不大清楚。
我们就拣两个最著名的宰相来说说。
一个是王安石。
讲宋朝的政治或经济，不能不提到这个人。王安石倒是个忧国之士，当了副宰相之后，就开始在神宗支持下变法。他在任上还不到十年，被迫下台后，他的新法继续在推行，前后共实行了17年。
王安石抱的是富国强兵的大志，在当时民本意识的浓厚氛围中，大家都讳言“富国”，所以他只提“理财”。
理财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财政紧张的问题，可是他也不说，只说是为了“抑兼并”，为了帮助弱势群体。
在他的一系列新法中，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在这里必须说一说。
所谓青苗法，就是国家对农民的信贷，一年两次，用的都是钱币，因此钱币的需要量就猛增了上去。
所谓免役法，是把差役改为募役，各户按资产情况出“免役钱”，然后国家拿这钱去雇人从事劳役，免得老百姓耽误种自己的庄稼。但是这也增加了钱币的使用量。
因此，从神宗时候起，官府铸钱量也开始猛增。
钱，源源不断造出来，但仍不够用。这里面既有原先钱币大量流到境外的原因，也有新法带来的新问题。
实行新法后，要求老百姓交钱的时间比较集中，规定每年老百姓还钱的时间是两次，到时官家催逼得很紧，撵得鸡飞狗跳墙。民间急着用钱，钱币当然就非常紧缺。
前面提到过，因为实行新法，官府每年都收上来很多钱币，都贮藏在官库里，实际的流通量也就大大减少。
还有就是，本来钱币就不容易流通到穷乡僻壤，现在要求农民交钱，农民又上哪儿去弄钱？那时候又不能卖血，农民被逼无奈，只得“伐桑枣、卖田宅、鬻牛畜”，惨啊！
道理很明白：一闹钱荒，物价就下跌。农民为了交钱，就得忍痛贱卖农产品。这就使名义上的利民政策变成了害民恶法。
王安石的变法，把农民坑得不浅，朝中的一大批官僚，必然要借民间舆论反对新法（他们也不完全是政治保守派，起码有一部分还是关心民生的），再加上其他政治因素，最后导致新法完全失败。
为此王安石得了个绰号，叫作“拗相公”。
什么叫拗？一意孤行也。
王安石才高八斗，为人超脱，平时大概不大沾钱这种俗物。没有这方面的实践，自己在理论上有缺陷就很难察觉到。
他的变法，千好万好，单单就忘了农民搞钱很不容易这一基本前提。
另外还有一个名气比王安石还大的宰相，就是秦桧。
秦桧臭名昭著，他的种种“事迹”，就不用在这儿多讲了，只说他执政时期跟钱有关的两件事。
南宋各代皇帝也大都铸过铜钱或铁钱，只不过发行量不大，因为铸造成本太高了。钱币本来就少，咱们的邻居日本，偏偏又喜欢用宋朝铜钱，他们的商船来宋境，都要偷偷带走大批铜钱；南宋的商船和水军，也都热衷于偷运钱币卖给日本人。
这样，南宋闹钱荒，就是家常便饭。
南宋绍兴年间，正是秦桧当政时，京城临安又闹开了钱荒。当时严重到市场交易都没法进行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对这个困扰了人们千年的老问题，秦桧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放心，能害得了岳飞的人，自有他的一肚子诡计。秦桧想了想，就叫了一个理发匠来给他理发。
理发匠万没想到：这一次理发，堪称人类理发史上报酬最高的一次。秦太师叫人拿出了5000枚当二铁钱作为工钱。
这就相当于1万枚标准钱了！
理发匠目瞪口呆。秦桧整理好衣冠，郑重其事地说：“过几天将有圣旨下，此钱不可再用！你可速去买些儿东西，花掉它了事。”
理发匠千恩万谢，出门后就直奔市场购物，一面还向人散布这一最新消息。
秦太师的理发匠说的，还能有假？众人闻风而动，都跑出去倾囊采购。不到三天，京师流通的钱币就大大增加。
钱荒缓解了，绍兴铁钱也并没有废掉。
秦桧太懂得世情了：在宋朝，流言肯定比实话管用！
还有一次，京师又闹钱荒，商店里的货物积压，没人买。情况严重到临安府的长官也跑来向他汇报，请他拿主意。
秦桧笑道：“易耳！”于是马上就召文思院的官员前来答话。
文思院是从唐代起就有的国家工艺品作坊，专门给皇家制作金银犀玉等器物。还没等文思院几位头头赶到，秦桧又故意派了好几批人去催促，一路络绎不绝。
文思院的长官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
见气氛已经造足，秦桧就说：“刚才得谕旨，将要变钱法，尔等可先去铸一贯样钱来看看，不日就要把现今流通之钱禁废。”
他又定下了期限——限次日中午办好。文思院的官员连忙回去组织工匠试制，忙得一宿没睡。
这消息当然又不胫而走，富贵人家行动最快，蜂拥到市场去抢购——也只有他们有底气扫货。几天下来，市场物价飞涨，陈货一扫而空，柜台里钱币堆积如山。
那边文思院的官员忙了个半死，把样钱如期呈上后，就再没下文了（冯梦龙《智囊》）。
明代家冯梦龙对秦桧搞的这两次心理战有评价，说“贼桧亦有应变之才”，不过只是“小人之才”罢了。
过去北宋名相文彦博也搞过类似的战术，但那散布的是真消息，以稳定民心。现在秦桧放出的是假消息，让老百姓上当。
估计这可能是古人给秦桧编排的故事。要真是这么干，也就等于政治上自掘坟墓了。
但是，谁敢说这样的“狼来了”战术不好使？
至今也还有人在用，也还有人在上当。不是吗？
宋朝的“大户室”也相当震撼
接下来我们该说到宋朝的信用业务了。
宋代的信用事业，很奇怪，不像其他方面都远超过唐代，似乎进步不大。唯一的区别，是政府信贷更为制度化。
这个制度，就是王安石搞的青苗法和市易法。
青苗法，前面已经涉及了一点。这个办法，王安石在早年当知县时，就在辖区内试验过，他觉得很管用。
这实际上就是农业贷款，具体实施办法是：用国家仓库存放的粮食作为信贷资金，一年分两次贷给农民，让他们做谷种。正月三十日放贷一次，五月三十日放第二次；农民随着缴纳夏秋两税一块儿归还。
“青苗法”的贷出和还贷，都是按钱折算。贷款有数额等级，共分五等，看你的贫富程度而定，最多的贷给15贯，最少的贷给1.5贯。让你用半年左右，政府收利息2分。
按说王安石也还是爱民的，留了个心眼，没有硬性让农民直接还粮食——要是哪一年粮价高，农民用粮食还贷岂不是要吃亏？所以，是按照前10年丰收时的平均粮价折算（因为丰收时谷价较贱），让农民还钱，当然还粮食也行。
这是一种国家信贷，借给农民稻谷种子，是为了保证贫困农民能维持生产，免得土地被富户兼并。
动机可以说不错，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拗相公没有想到：农民要是还钱，确实是不吃亏，但很多农民弄不到钱，只能还粮食。还粮食的话，就要按丰年的低价来折算，这样在平常年间或者歉收年头，农民恰恰就要多还很多粮食。
再加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经办官员不都是孔圣人，谁都想弄点猫腻，结果农民还贷的实际利息付出，往往要比理论上高出很多。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一切税捐，都应在最适合于纳税人的时间与方法收之。“青苗法”没有做到。
亚当·斯密还认为，每一税捐都应善加设计，务使公民在他的财力上受到最少可能的损失。这一点“青苗法”也没有做到。
青苗法就是这样，从一部好法变成了恶法。本来是一项扶助农民的好政策，却变成了赤裸裸的官营高利贷。
这一点，拗相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是绝想不到的。
青苗法因为反对的人多，曾两次被废除。后来减低利率为每次1分，一直实行到徽宗时代。
另一部与信用有关的新法，是市易法。当时在京师和各地，都设立了物价管理机构——市易务。
这个宋朝的“物价办”，同时又兼有金融信贷职能。
市易务的工作人员有两种，一是“行人”，就是办事员，二是“牙人”，就是经纪人。都是从商铺和市场经纪人中招募来的。
市易务掌握着一定的资金，可以放贷。具体办法是，商人可以向官府借钱，以田宅或金帛作为抵押，没有抵押物的可由5人联合担保。
比较爽的是，商人也可以在自己的货物滞销时，把货卖给市易务，等到该货物好销时，又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回购（类似现在的按揭）。
借钱或分期付款回购，在半年内付清的付息1分，一年内付清的付息2分。
王安石自认为脑袋瓜子灵，实行了这个法，就能防止大商人垄断囤积，有利于小商人资金周转——这样不就促进市场流通了吗！
对比之下，王安石对商人可远比对农民优待多了。同是半年期的贷款，农民要付息2分，商人则只付息1分，同时又没有钱粮折算的问题，所以商人的利息负担要比农民小得多。
这种越穷越要多花钱，越富弄钱花越容易的事，你真是没地方讲理去！
王安石当然想不到：这个法，在实行过程中也有一些麻烦。比如，大商人是没法垄断市场了，可是官府可以借此垄断市场，什么货物好销了，商人要回购，官府就会趁机抬价。
另外，商人方面也知道怎么对付官府，那就是赖账不还；要不就是回购不按期付款，也是一个拖字。
不按期还款的情况很严重，有时达到“十有五四”，闹得朝廷很伤脑筋——不就是欠钱不还嘛，还能治他什么罪？
近代以来的经济学家都是悲天悯人的，所以西方有人把经济学家称作童话里愁眉苦脸的驴子。唯有凯恩斯是乐观主义者，认为没有政府搞不掂的事。
王安石就是11世纪的凯恩斯，可是他用政府手段干预经济，除把民间闹得鸡飞狗跳之外，什么都没搞掂！
再来看其他的信用方式。宋朝的经济发达，钱的流通量也就更大。跟唐朝一样，商民一时手头紧张，比如娶媳妇钱不够用，就可到“质库”去抵押借钱。
质库有民办的，也有官办的。此外和尚在宋朝也再度活跃起来，寺院又成立了典当行，在宋代叫作“长生库”。
那时的寺院都富，主持们也不想让钱都发霉了，所以乐于放债。宋朝的大诗人陆游，对寺院放债这事儿深恶痛绝，认为这么做极为“鄙恶”，应该坚决禁绝——不过他说话没分量，没人听。
那时的民间质库，有时候借款的利率也够狠的，最高月息达到10分，有人认为这是“不仁之甚”，简直是趁火打劫。
官营的质库就要好得多，宋代叫作“抵当库”，是从市场“价格办”的有关业务渐渐独立出来的。抵当库比较仁慈，收息很低，是专为解决百姓急难而设置的，不图大利。
宋代也有“飞钱”，不过是完全制度化了的官营汇兑，由朝廷设立“便钱务”，主要业务是从京城往外地汇款。那时商人汇钱，要先向中央财政部申请批准，每汇一贯，扣除手续费20文。
朝廷在这方面很讲信用，对各州官府提出了要求：商人只要凭券（汇票）就可在当地领钱，当日给付，不准滞压，违者处罚（《资治通鉴长编》）。
汇兑最盛时，宋朝每年有280余万贯钱在京师和各地间飞来飞去。
同时也有从各地往京师汇钱的，也有各地通汇的，一般是收10%的汇费。比较有意思的是，有时候汇钱还不收汇费，反而贴水3%~4%。
汇钱还给利息，这也太仁慈了，搁到现代人身上，还不得受宠若惊？大概是宋朝时京师缺钱用吧，所以鼓励商人往京师汇钱。
后来纸币大量发行，“飞钱”业务才渐渐衰落下去。
前面说过，宋代的货币特别复杂，金、银、铜、铁、纸一起上，另外还有不同的货币区，所以兑换工作很繁重。承担兑换业务的，是从唐代延续下来的金银铺，到南宋时，又改名叫“交引铺”。
什么是“交引”呢？就是国家颁发的特许专卖证。
宋朝的盐、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如果要批销，须先去专营机构交钱，领到一张“盐引”或“茶引”。这东西统称“交引”（也叫“钞引”），凭着它，到盐场或茶场就可领出货来。
无论什么东西一专卖，就很赚钱，所以“交引”本身也很值钱，可以互相转让，有如今天的有价证券。
交引的交易，就在金银铺进行，所以金银铺后来就改叫交引铺。
那时的金银铺，可不是小店，而是古代的证券公司大户室。主办者都是京师富商，客户也都是富豪。
据当时的人记载，金银铺“屋宇雄壮，门庭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辄千万，骇人闻见”（《东京梦华录》）。这种金银铺，在南宋的临安城内就有上百家。
但是再厉害的狐狸，也玩不过猎人。宋朝的当朝宰执大臣们，才是金融界高高在上的猎人。
有这样一件事：大观三年（1109），朝廷中枢开会议定，当十钱贬值为折三钱。讨论完毕，一散会，宰执们就派人用车装着马上就要贬值的钱，去抢购黄金。
京师的金银铺对此竟毫无所知，还高兴这下子可来了大买卖呢。两个月后，贬值令正式下达，金银铺全都傻了眼！
——玩钱的被钱给玩了。
这信息也太不对称了，京城人都把这事传为笑谈（《文献通考·钱币考》）。
那时候还有彩帛铺，是做丝绸交易的，性质与金银铺类似，也兼做证券交易。
北宋末年，金兵攻破了汴京城，擒住了徽宗、钦宗“二帝”，又向北宋朝廷索要巨额战争赔款。
北宋的留守大臣们被逼急了，就竭尽全力对民间搜刮，强制征收老百姓财产。他们特别盯住了交引、质库、金银、彩帛这四种店铺，重点搜查，往往从一家店里就能搜出千万两银子！
——对不起了，国弱，没有办法呀。
你们不是富吗，那就多出点血吧！
宋朝需要打点的“亲戚”何其多
要说北宋的积弱、屈辱，那还是来自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这哥儿俩先后打辽国，都打得不顺，落下了祸根。
一个国家开头弱，就代代弱；所以雄才大略的皇帝，都特别重视开国后的几场大仗，务必要打得强邻闻风丧胆。
而赵匡胤的策略，是先易后难，先拿下的是比较弱的后蜀、南唐，没有拼了全力先解决北方的大患。这一偷懒，华夏大地上，北宋就多了几个“亲戚”，有辽国、西夏和后来的金国。
辽和西夏还好点，辽是大宋的“哥哥”，西夏是大宋的“臣子”或“儿子”，但是金国却成了大宋的“伯父”。国弱，连辈都降了，这让豪放派词人怎么能心平气和？
我们来看看大宋这几个亲戚国家的货币。
辽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还保留着古老的风俗，牲口、布帛都是货币，和铜钱、白银一块流通。辽国盛产羊，所以羊的“币值”并不高，据记载一只羊才换二斗小米。
辽的冶炼技术当然也不过关，铸的铜钱很少，辽国人所用的铜钱大都是从境外流入的宋钱。苏辙曾经出使过辽国，回来后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
大宋也很郁闷啊：自己国家的铜钱，要让周边几个国家都抢着用，无怪乎要闹钱荒。
辽国自己铸的铜钱，多为年号钱，但是数量很少，工艺也不精——有大宋的漂亮铜钱用着，这算不了什么大事！
但是，辽对铜钱的政策却很严厉，是“只进不出”。凡是持有10贯以上铜钱出南京（今北京）者，统统砍头没商量！
没办法，钱不多，法就得严点儿。
辽国在信用事业上，也有一些创举。它在辽阳一带的50余城和沿边各州，都设有“和籴仓”，专门进行粮食放贷。
这些粮仓跟义仓不同，借出粮食的对象不一定是贫民，谁借都行。国家贷粮的目的，是收取利息，然后用于购买储备粮。算是“以粮养粮”吧。
辽国早年曾经发过大水灾，许多穷人生活艰难，只得把自己的子女抵押给富户，借一点活命钱糊口。穷人子女到了大户人家，那是不能闲着的，要无偿干活。
辽圣宗知道了这事，大不高兴——这不是剥削吗？于是下令，今后抵押女子替债主做工，要算工钱，以每天10文计算，工钱抵得上债务之后，就要放人家的儿女回家。
这么看来，辽国的政策很仁慈。但就像钱币都有两面一样，辽国也有很不仁慈的一面。
因为它的皇帝都信佛，所以寺院办质库放债又成了香饽饽，有的一年收入能高达千余贯。放债利息据说相当高，有的戍边士兵家境贫困，向他们借钱，最后卖儿卖地也还不上。
而这样的问题，辽国皇帝一般就不闻不问了。
再来说西夏。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国号“大夏”。这个边地民族的雄心也是不小，竟然使用了咱们最老的老祖宗的国号。“西夏”，只是宋朝人的叫法。
这个国家，在咱们印象中好像是个边远小国——错！
边远是边远，国家可一点也不小。它幅员辽阔，有自己的文字、制度，完全是仿照宋朝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国家。
西夏人本来是游牧民族，可他们善于学习，因为长期与汉人杂居，农业技术学得很地道。史书上说他们“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还有更绝的，是他们把宋朝的瓷器制造技术也学到了手，还融进了自己的艺术特色，生产的瓷器能批量出口海外！
前面我们讲过，西夏和北宋差不多整整打了100年的仗，最后终于讲和，西夏对宋称臣，继而称父；但是宋朝这个“老爹”，只占了辈分上的便宜，却每年要“赐”给西夏儿子大批财物。一开始还只是银万两，到后来竟然达到了银7万两、银器2000两。整个西夏使用的银子，全都是由大宋给提供了。
这个窝囊的大宋，有银子就这样源源不断地给别人，就没有别人给它上供。
和辽国一样，一般西夏人所用的铜钱，大多是宋钱。
西夏自己也铸了钱币，基本都是年号钱。文字上分两大类，一种是西夏文钱，写的是“某某宝钱”；另一种是汉文钱，写的是“某某元宝”。
西夏同样也禁止钱币出境。它的南部与宋朝的四川接壤，四川用的是铁钱，西夏就严禁自己境内的铁钱往四川流通，也禁止四川的铜钱流进来。这是怕有人利用铜铁钱之间的差价占便宜，那将会导致境内的铁钱大量流失。
西夏的信贷业，很有它的民族特色。在西夏法律中，有专门关于借贷的条款。这个民族大概是草原的彪悍劲儿还没退化，有一些条文内容很淳朴。我们今人看了，会觉得那些西夏人很可爱。
比如，西夏法律规定，借债必须归还，保护债权人利益。但有欠债不还的情况应该报官，由官府出面处理，债权人不得强行向债务人索要财物。这一条，体现了很强的物权意识。
西夏对于借债利息也有法律规定，无论官债还是私债，利息由双方约定。一般性质的借款，要是偿付的利息已经与本金相等，就不得继续索要利息了。
要是穷人实在还不上钱，可以用劳役顶债。
这两条，都是保护弱势群体的。
如果借债是为了做贸易，那么利息可以是任意比例，但利率不得超过本金数额一倍。
借债人若是无力偿还，就由中间人偿还。子弟要是背着家长借钱用于挥霍，家长愿意代偿的就代偿，不愿意代偿的，就由子弟自己看着办吧。
对老百姓典当也有规定：价值10缗以下的典当，不需要保人。假如典的是偷来的东西，一经发现，当铺无罪，赃物归还原主。典当出去的钱，是谁拿赃物来典当的，由谁偿还。
超过10缗价值的典当，一定要有人作保。假如是偷来的物品，三个月之后没人来赎当，就要归还原主。贷出的钱就算当铺自认倒霉，什么时候抓到了贼，再由贼来赔偿。
还有不少诸如此类的条文，一方面相当质朴，一方面又极为详尽周到，一点看不出草莽的样子。
法律要制定到这个程度，才能让人有法可依，且不至于给执法者留下太多可玩猫腻的弹性空间。
西夏人的思维方式，就这样既单纯，又明确。
最后再说说把北宋给灭了的金国。这个国家，是女真族建立的，受宋朝、辽国的影响很大，转型也是滴溜溜的快。他们使用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和纸币三种。
他们的铜钱也是不够用，后来宋朝向金国称侄，每年奉献大量白银，金国就顺水推舟用开了银子。
金国建国初期的40年间，根本就没铸钱币，只用辽、宋的旧钱。而它扶植的一个短命傀儡政权——伪齐，反倒既铸了钱币，又发行了纸币。
金国是较晚才开始发行纸币的，叫作“交钞”，比宋朝的交子要稳定一些，7年才更换一次。它在货币方面的政策，和其他国家大同小异，这里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以赫赫武功著称的国家，在货币史上也有巅峰之举——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
金国末年时，和蒙古开战，为了赏赐军士就狂印钞票，共印了84大车，运往前线。
印钞票就像印宣传单似的，那还能值钱吗！交钞从此一路狂贬，商人都拒绝接受。
为了稳定交钞的价值，金国的高层领导没少想办法，比如禁止铜钱流通，对市场贸易、发薪水、纳税等都限令用钞。
但是，就算政府推动也没什么效果，交钞最后贬到了每贯只值一文，相当于原价值的千分之一。老百姓都说，这叫钞票“坐化”——没看出有什么动静，就死了！
后来政府又连续发行大钱和“大票”，企图挽救币值，都挡不住交钞一泻千里。民间干脆不管你那套，全都以银论价。
若以金国发行的五种纸币依次推算，这个国家的最后20年里，物价上涨了有200亿倍还多，为史上闻所未闻！
废纸也比它的纸币值钱啊！金国灭亡的时候很狼狈，在货币史上，也留下了这么个恶名。
在信贷方面，金国原来没有官办的质库，而民间的典当铺又捞钱太狠，利息高达5分至7分，或以利为本，放驴打滚的债。后来，比较英明的金世宗看不过去，决定成立官办质库，只取一分利，基本等于公益事业，收来的利息作为给官员的补助。
这种官办质库，叫作“流泉务”，最兴盛时，金国各地约有30多所。
金国开国时有一条国家法律，是坚决维护债权人利益的，但相当不人道。该法规定：凡是欠债（无论公私）还不起的，本人或家属要充当奴婢以偿债。
因债务而没身为奴，这是非常原始的法律。几十年后，有的地方有所松动，由官府出钱把这些“钱奴”们都赎了出来，放归了家乡。
但是金国的皇帝，也有很怜惜百姓的。
那位金世宗，是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孙子、也是有名的“改革家皇帝”。他心肠比较软，上台之后，宋金两国30年没交战。他也下过命令，凡是因受辽国劫掠或因饥荒而卖妻卖儿的，都由官府出钱赎回。
这事情，咱们细想想应该很震撼！
金国是北方强国，把大宋欺负得够呛，我们一般所接受的文化熏陶，都认为金国的形象不大仁慈。但历史就是历史，铁马金戈的金国皇帝，也有爱民的事例。
俄罗斯农民有一句谚语：“一切都会逝去，唯有真理留下。”
说得太对了！
金国的一位统治者，就因为做了这么一点点好事，史书上就留下了一个正面印记。
古代的许多坏人之所以不大敢肆无忌惮，怕的就是历史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