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1）

20世纪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一会儿把英国推进绝望的深渊，一会儿又让它浮上胜利的高潮。历史学研究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背景，它同样有希望也有失落。

历史学的专业化倾向加强了，过去那些有钱有闲的绅士用业余时间写作历史的情况不再存在，历史学家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大学教授的职位增加了，其人数之多足以使他们每个人都专门集中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但这是个十分危险的倾向，结果是历史学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机会减少了。专业化倾向与大量增加的史料有关，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向公众开放，更多的文件需要历史学家去整理，在历史学界，要成为无所不知的通才已经不大可能。当历史学家在自己专业的范围内忙于梳理时，他们发觉对研究范围之外的事几乎一无所知，满足不了公众的要求。公众于是表示不满，史学家的队伍便分成了两派，一派仍然致力于专业化研究，另一派则想为历史提供意义，提供一种历史哲学。

费边社历史学家就试图提供这种哲学。20年代末，英国工党开始掌权，历史学家以同情的目光审视这个过程，尝试解释其中的原因。他们研究工业社会的历史，展现劳工经历的苦难，寻找工党与工会运动之间的关系。1894年韦伯夫妇出版了《英国工会运动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897年又写出《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此后，韦伯夫妇写了许多著作，其内容涉及司法、地方政府、城镇、农村劳工等等，十分有力地揭示了工业社会对工人生活的影响。他们之后，另一个费边主义者G.D.H.柯尔同样多产，同样有才华，他的多卷本《社会主义思想史》（A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第三位重要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是托尼，他在社会史与经济史研究中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也使用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托尼强调普通劳动者的历史地位，作为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相信对劳工的同情合乎人类本性。他为工党写了不少小册子，并为工人教育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不过，最让人难忘的是他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926年），这本书奠定了英国宗教社会学的基础。他在书中说：历史的任务是“鼓励和激起人们生存的勇气，而不是制造尸体，通过扩大人们的知识范围来增强人们的理解力，从而在我们时代面临的问题中看到新的天使”。自托尼以后，社会史就更加是“没有政治的历史”了。

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人们对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老问题失去了兴趣，历史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上。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发展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认为过去并非是一堆死去的材料，而是活生生的体验物；历史包含着对过去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只能通过历史学家的思考和体验完成。历史学家需要运用想象力，但过多的想象又可能破坏历史的真实。如果认为历史独立于历史学家而存在，那么，它要么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要么就得承认有多少个历史学家就有多少个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就是对过去的探讨。然而对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来说，由于无法体验当时人的真实感情，过去也就没有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假如历史的意义需要到历史之外去寻找——无论是到基督教还是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如果不经过与史料对话，就有可能毁掉历史学。

剑桥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artfield）揭示了历史学的另一种危险倾向，即根据现在的需要去解释过去。他攻击辉格派史学家如马考来和屈维廉等人，他们把路德看作宗教自由的起点，把以后发生的事看作是进步与反动的斗争，而历史学家永远站在进步这一边。这种辉格派观点遭到巴特菲尔德的猛烈攻击，他认为，“假如我们把现实看作是绝对的而把过去的历代人的事迹仅看作是可以提供这种能力的，我们没有认识到在一系列的事件中，我们自身也是相对的，我们丧失了发现我们自身的思想和偏见在历史长河中应有位置的时机”。

巴特菲尔德自己的观点是：历史学家不是要发表一个一般性的宣言，而是要进行细节的考证；历史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一种工具，帮助人们认识到过去是多么复杂。他的观点对那些正在做细致研究的学者来说，当然很有吸引力，但对公众而言，他们已经被历史学家的微末细节搅得昏头胀脑，巴特菲尔德更让他们钻进羊肠小道，因此对历史学完全丧失兴趣。

这个时期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一个波兰出生的犹太人。纳米尔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多种思想的痕迹，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纳米尔从弗洛伊德那里学到了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的技巧，他强调心理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欣赏无穷无尽的历史文献，认为这些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有人说纳米尔不具备历史精神，因为他不相信意识形态。纳米尔毫不掩饰地认为：“一个人的自由心灵越是不受政治主张和信条的束缚，他的思想成就也就越大。”纳米尔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同时也是心理学家，他善于从表面的事件中寻求事物的本源，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考虑一个人怎么说，更应该看他怎么做，因此，私人档案比公共档案更重要。

1929年纳米尔出版《乔治三世继位时期的政治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the Accession of GeeⅢ），这本书让他一举成名，并且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纳米尔证明了历史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史料，而不是在堆积如山的史料面前畏缩不前。他还开创了一种研究组织机构的新方法，那就是对组织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研究，将他们的交往、语言和行动加在一起，就能剖析组织的性质。这种方式受到了史学界的热情欢迎，并形成一个“纳米尔学派”。但纳米尔的危害也是不容否认的，他忽视思想和原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同时，由于把组织机构分解开来进行研究，就把一些原本是真实的东西也否定掉了。

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是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拯救历史，把历史从沉闷的史料堆砌中解放出来。他想恢复马考来的传统，认为历史学家首先是艺术家，掌握历史表现的艺术，远比一般艺术困难得多。不加解释的真理只是埋在地下的无用金矿，只有解释了才有用处。斯特雷奇在1918年出版《不朽的维多利亚人》（Emi Victorians），该书用优美的散文加上闪烁的机智与幽默吸引了读者，无声地转达了维多利亚精神。他还写过一本大受欢迎的著作《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在批判技巧和心理描述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除斯特雷奇外，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努力与公众沟通，他们的尝试受到传统历史学家的冷遇，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想创造一种宏观史学，与原有的微观史学并列。使用这种新方法的第一位大师是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他在1918年发表的《西方的没落》（The Dee of the West）第一卷，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对人类文明抱有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文明都有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在英国史学界引起巨大震动，催生了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其集大成者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

汤因比用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待文明兴衰，他与斯宾格勒观点相反，却仍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用宏观的方法研究历史，都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在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他列举了二十几种文明，并以一种大师的手笔描述这些文明的兴衰过程。他还从文化、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些文明加以叙述，表现出一种宏大的气派。《历史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但它同时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攻击，因为汤因比闯进了一个又一个专门的领域，受到专家们的批评，专家们发现这里的事实不对，那里的材料不足，有知识的人对整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失去信心，有人甚至认为《历史研究》根本就不是历史学著作，而是。他们认为汤因比和斯特雷奇一样，是先有计划，再选择史料的。

尽管学术界议论纷纷，公众的反应却十分踊跃，人们对书中的观点十分满意，因为它让历史具有意义。与斯宾格勒一样，汤因比也从历史预测未来，但他的结论让人高兴，他认为西方文明尚未解体，仍旧处于发展状态，因此，西方文明仍有希望。这样的见解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值得欣慰的。

汤因比在这种“文化形态历史观”中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挑战与应战”理论。汤因比认为任何文明都会不断遭到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压力，这些压力构成了挑战。如果某种文明活力尚存，它就能够应付挑战；而一旦丧失活力，它就无法应付挑战进而逐渐衰亡，这时，文明内部的“无产者”便会推翻统治者，创建一种新的文明，或者，文明外部的敌人会攻入文明的内部，使其瓦解。

“挑战与应战”之说成了西方学者的热门话题，如何保持西方文明的活力，也成了许多西方人关注的问题。汤因比还冲击了“西欧中心论”，让西方人认识到：世界上不仅有西方文明，还有很多其他文明；西方文明若固步自封，也会有消亡的一天。这样的警示对西方历史学家后来编纂真正的“世界史”，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历史学家中，乔治·马考来·屈维廉（G.M.Trevelyan）是另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他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是阿克顿（Lord A）的学生。他的史学方法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他的舅舅马考来（Thomas Babington Macauy），认为历史是哲学和诗学的结合，历史学家应注重文学描写；一是他的老师阿克顿，认为历史应该是“客观主义”的。他先后出版了不少著作，最主要的是1926年出版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nd）。不过，今天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他在社会史方面的贡献。社会史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种与政治史相对的历史学。屈维廉在1944年出版《英国社会史》（ASocial History of Engnd），这是第一部从社会史角度撰写的英国通史，按照屈维廉的看法，社会史就是“把政治排除在外的人民的历史”。

社会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社会史学家，多数社会史学家的路子与屈维廉并不相同，他们从不同角度恢复历史上的社会状态，比如劳工、妇女、教育、宗教等问题，而屈维廉的社会史其实只集中于衣食住行。

在社会史学家中，理论方面做出划时代贡献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他的成名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 Css）。汤普森认为工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从而完成了工人阶级的“形成”。他提出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在他看来，阶级不是社会中预先就有的“东西”，而是“产生”出来的；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当一个人出生时，他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一个人日后的经历；处于相同生产关系中的人会有大致相同的经历，这就构成了阶级经历。当一批人从共同的阶级经历中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并且这种利益与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只有当阶级本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即通常所说有了阶级觉悟时，阶级才算形成。但阶级对自我的意识又只有在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中才能取得，因此，阶级只有在历史的运动中才体现出来，是个历史的“形成”。

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外，汤普森还写过许多有分量的论文，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文化等作了别具一格的剖析，这些论文后来以《共同的习惯》（sin 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r Culture）为名编辑成册，其中分为两类，一类是描述性的，另一类是论战性的。第一类论文中会分析一些民间风俗，得出十分有趣的结论，比如英国在18世纪曾有一种“卖妻”现象：丈夫用绳子把妻子牵到市场上卖掉，此后双方就一刀两断。这种卖妻现象曾一度使英国学者感到难堪，因为它给“文明”的英国抹了黑。汤普森却指出：这是在一个婚姻关系由宗教的纽带严格地束缚、离婚几乎不可能的社会中下层百姓不得已而为之的离婚手段，“卖妻”是双方协议的结果，表示一种好离好散的意思。因而，这实际上是对女子爱情选择的一种让步，体现着社会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进步。第二类文章理论性比较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汤普森认为，18世纪的英国社会是一个两极社会，一方是绅士，他们是统治者；另一方是平民，他们是被统治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即英国传统的家长制观念，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统治者要管好社会，要保证被统治者的基本生存；被统治者在此前提下则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于是双方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中。一旦统治者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让被统治者感受到生存危机，被统治者就会闹事，提醒统治者回归正轨。这种冲突是“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阶级尚未形成，斗争已经开始了。总之，在18世纪的转型时期，传统与习俗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维持着统治者的霸权，使之能够继续统治；另一方面，民众又借习俗的力量保护自己，从而在统治者的霸权框架内构造一个民众的文化。

作为一代宗师，汤普森在史学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个影响遍及欧美，甚至及于世界。汤普森的思想深度引人赞叹，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英国史学界一个显著的特征，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多纳·托尔（Dona Torr）、乔治·汤姆森（Gee Thomson）等。

希尔曾经是英共党员（汤普森也是），二战结束后与其他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组建“共产党员历史小组”（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并创办《过去与现在》（Pastand Present）杂志。希尔主要关注17世纪的英国史，是英国革命史专家，负有盛名。他先后出版过《清教与革命》（Puritanismand Revolution）、《英国革命的思想起源》（Intellectual 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天翻地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革命世纪》（The tury of Revolution）等著作，认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观点在《革命世纪》中表现得最为彻底。

霍布斯鲍姆是另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年代四部曲”（The Age of Revolution,The Age of Capital,The Age of Empire,The Ageof Extremes）是久负盛名的经典之作，对18-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史做了全景式的阐释。他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史颇有研究，然而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的，则是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since 1780），其中提出：“民族”是18世纪尤其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只有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才形成民族，因此，是民族主义缔造了民族。这个观点与汤普森的阶级“形成”的理论异曲同工，而强调群体意识在群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共同特点。

关于民族国家，霍布斯鲍姆认为那是为国家的利益而想象出来的现代产物，因此是有问题的。他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但始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强调他的超民族主义，有评论家认为：“或许由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霍布斯鲍姆的政治智慧，他试图把人类从狭隘的种族和民族身份中超拔出来，进入一种真正的大同主义和人道主义境界。”

作为一个“无悔的共产主义者”、一个倡导“社会历史”研究并秉持“全球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一生著述颇丰。他的研究以“漫长的19世纪”为主，同时还延伸到17、18世纪及“短暂的20世纪”，而他研究的地理范围则从英国到欧洲大陆，甚至还包括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此外，他的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历史学，他还以弗朗西斯·牛顿为笔名留下许多政治、社会与文艺评论，兼具社会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样，他关注社会底层，包括土匪和强盗这些不入大雅之堂的社会群体，写过《原匪：19-20世纪古典式社会运动研究》（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s of Social Movementih and 20th turies）、《非常民：反抗、造反与爵士乐》（Unon People Resistance,Rebelion and Jazz）、《匪徒》（Bandits）等作品。

“自下而上地写历史”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史学的新思潮，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采用这种新视野，从而使历史学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在这方面，劳伦斯·斯通（Lawreone）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关于婚姻、家庭和贵族制的研究反映了英国新社会史的成果。他的作品包括《贵族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1558-1641）、《开放的精英？》(An Opee''Engnd1540-1880）、《家庭、性和婚姻》（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nd,1500-1800）、《离婚之路》（Roadto Divnd,1530-1987）等。由于受托尼影响，他主要关注近代早期的经济与社会史。他善于运用统计学方法，利用大量案例或数据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比如在《开放的精英？》一书中，他利用赫福德等三个郡大约260年中贵族和乡绅在地产管理、庄园建造、家产传承、家庭关系和婚配离异等诸方面的档案进行研究，为了解都铎王朝后期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精英阶层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并予以解读。

20世纪后期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擅长文化和思想史，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亦有不少建树。他的代表作包括：《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Popu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以图证史》（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as Historical Evidence）、《知识社会史》（A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from Guteo Diderot）、《编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什么是文化史》（Whatis Cultural History）等。他迎合当时的新文化史潮流，试图用文化这一抽象的概念去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从而在历史研究中独辟蹊径。

最后，我们要介绍一位为中国的英国史学科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英国历史学家：哈里·狄金森（Harry Dison），他是爱丁堡大学教授、著名的18世纪史专家，作品有《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沃尔波尔与辉格党优势》（ole and the Whig Supremacy）、《自由与财产》（Liberty and Property）、《18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18th tury Britain）、《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British Redic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等等，共十多部，并担任过《历史》（History）杂志主编和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主席。1980年他第一次到中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历史学家接触并带来英国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英国历史学家。此后三十多年中他先后二十多次来中国，帮助培养了好几代博士研究生。中国的英国史学界都知道他的名字，很多人得到过他的帮助或指导。他与中国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这个领域的英国籍“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