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学、音乐与艺术（1/1）

从1914年开始欧洲进入了大动荡，一直到20世纪中叶才算告一段落。一战结束之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意大利发生法西斯夺权，然后是纳粹德国崛起。战争期间，胜利者在道德方面的崩溃与失败者几乎没有区别，各国的政治宣传压倒了一切，欧洲人心目中的真理受到了严重的践踏，于是玩世不恭的情绪出现了，人们在痛苦中丧失了信仰和价值，这是在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对很多英国人来说，许多人习惯的生活方式被战争摧毁，他们感到真正的空虚、惊慌和迷惘。但这种冲击对于文学和艺术而言也许正是推动其发展的一种动力。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美学传统，这就是浪漫的自然主义与民主精神的结合。感伤的浪漫主义一度成为英国文化的特点，按鲍桑葵（Bernard Bosa）的看法，在正常的情况下，就广阔的范围而言，“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本来就是一回事。近代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具有同一的根源，它只有一种同浪漫主义相对立的，既是好色的又是道德主义的，准科学自然主义；又是一种同自然主义相对立的，同对于真正的激情的感觉相去甚远的，常见的浪漫主义情绪”。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文化危机虽然也蔓延到英国，但20世纪初的英国文学却出现一个革新和试验时期，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现代主义”时代。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把表现对象从客观的物质世界转向主观的精神世界，着重表现“自我”。在《雾都孤儿》（Oliver T wist）一类的传统中，一定时期的社会存在是通过人物与环境、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冲突来表现的，读者可以从一幅幅画面中看到种种变化和进展。但在现代主义中，一定时期的社会存在主要通过人物内心的各种的反应、感受、经验和联想而得到表现，作者把一个个变化不定、庞大复杂的心理结构呈现在读者面前。现代派表现的就是这些“自我”，或者说，通过自我来反映社会现实。

在这个背景下，英国崛起一批大作家，他们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D.H.劳伦斯（D.H.Lawrence）、W.B.叶芝（W.B.Yeats）、玛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等。这些作家最优秀的作品大都在1910-1930年之间发表，虽然他们之间差别明显，但其作品中仍然有许多“家族的类似”。与文化失望和颓废派的作家不同，他们富有献身精神，写作态度认真，其中一些人摒弃公认的准则，采取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政治态度从事写作。当时人们对远古或神话时期的原始和无意识的心理现象发生兴趣，如果说他们对文化持有一种奇特的传统主义态度的话，他们的文学创作却富有创新精神，不沿用习惯的模式。他们被神话和象征所吸引，把过去与现在、现实主义叙述与神话的隐喻糅合在一起。

受伯格森与弗洛伊德影响，20世纪初的英国表现出很大的多样性。最有独创性的家之一是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rad，原名Józef Teodor Konrad Korzeniowski），他是个船长，对世界各国都有直接的了解。他用优美的英语写了许多，最著名的是《水仙号的黑水手》（The Nigger of the"Narcissus"）、《青春》（Youth,a Narrative and Two Other Stories），以及《吉姆爷》（Lord Jim），这些多彩而浪漫的为作者赢得了声誉。而乔治·米勒（Gee Mills,Gee Milr）则从法国文学巨匠的作品中获益良多。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是另一位著名的作家，不过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不免掩盖了他的一些光辉。毛姆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9世纪末，他的故事情节多以东方殖民地国家的生活为背景，充满了异国情调。他早年研究莫泊桑，形成了叙事简练的风格，他的作品摒弃伤感情调，用泰然自若的坦率态度去处理性爱关系。他不像同时代人，尤其是萧伯纳那样在作品中传达深刻的教诲，当生活出现不愉快的格局时，他也如实记载而不加辩驳。他的现实主义具有愤世嫉俗的因素，散文则具有斯威夫特的自然真挚的笔力。总的来说，毛姆的名气在评论家那里并不大，但作品的可读性极强。他在1919年写成《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为素材，描写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放弃西方现代文明，来到太平洋塔西提岛上与土著生活的故事。这篇作品创造出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揭示了个性、天才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20世纪众多的家中，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是最具独创性的家。乔伊斯是爱尔兰人，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大陆度过的，但在精神上，他从未离开过都柏林。乔伊斯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害怕群众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把希望寄托在爱尔兰党的议会活动上。不过爱尔兰党的活动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这对乔伊斯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的作品透露出压抑的气氛。乔伊斯试图创作一种，它能形象地反映全部生活，包括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囿于一般的语言常规，他要打破通常的语言结构，直到它能形象地反映这种波动的印象为止。这种努力最初使他声名狼藉，但他坚持下去，终于将英国的意识流推向高峰，其代表作也就是那本最具争议的《尤利西斯》（Ulysses).

有评论说，《尤利西斯》几乎触及都柏林生活的每一侧面，对哲学、历史、政治、心理学都有所触及，被有的评论者称为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但它的故事情节却十分简单，总共只描绘了1904年6月16日早晨8点到次日凌晨2点18个小时内三个人物在都柏林的生活经历。斯蒂芬（Stephen Dedalus）在母亲死后一直沉浸在悲哀与懊丧之中，他由于没有听母亲的临终遗言而抱恨终身，又因与宗教、家庭及国家决裂而感到无所依托，渴望找到一位精神上的父亲。的主要人物布鲁姆是犹太裔爱尔兰人，他的职业是报纸广告承揽人。他每天都在都柏林四处奔忙，但劳而无获。十一年前幼子夭折，在他心灵上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创伤。他的性机能衰退，妻子在家招蜂引蝶，使他羞愧难当，更加重了精神上的折磨。作为一个跑街走巷的广告经纪人，他使人想起漂泊流浪的犹太人。他虽为都柏林人，却始终让人感到他不过是个异乡客。他为人诚恳好客，但经常受人嘲弄奚落；他相当通达世故，但不免流于庸俗猥琐。他的性格中有许多矛盾的对立面，他这种孤独处境是都柏林中等阶级的典型，其中包含着社会对个人的疏远与冷漠。

一天晚上他们在一家妓院相遇，斯蒂芬穷极无聊，喝得酩酊大醉，布鲁姆为他解围，悉心照料。在灯影中两人相对而立，终于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各自精神上缺乏的东西。斯蒂芬找到了父亲，布鲁姆找到了儿子。布鲁姆深夜带斯蒂芬回家，他的妻子正好送走情人。当她听说斯蒂芬以后要和他们住在一起，就朦朦胧胧地感到一种母性的满足，并隐隐约约地感到对一个青年男子的冲动。她在性方面的挫折和追求从另一面反映了受伤的精神对健全的家庭和社会纽带的需求。乔伊斯通过对这三个人物潜意识活动的表现，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精神生活和经历，反映出整整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作者好像用一台高倍数显微镜，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空间浓缩到18个小时和方圆十几里的范围之内。“乔伊斯所要表现的恰恰是全部生活、全部历史，它浓缩在1904年都柏林一天的生活中。”在这个意义上，乔伊斯的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和历史感，尽管它以一种让人难以把握的“意识流”的方式进行展现。

《尤利西斯》对现代文学造成巨大冲击，被视为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有趣的是，这本书最先是在美国《微评论》（Litle Review）杂志上连载刊登的，1922年在巴黎以单行本发行。此书的中文译本有800多页，内容晦涩难解，充满了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和大量的细节描写，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实验作品，也因此备受争议。该书作者詹姆斯·乔伊斯是爱尔兰人，虽然一生都在描写自己的故乡都柏林，却对整个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以惊人的文学功底和细腻的洞察力刻画主人公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本人对社会、理想与希望、存在与命运等问题的终极思考，传达出一种孤独的悲观主义情绪。1999年《时代》周刊提名他为”20世纪100位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带给20世纪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尽管乔伊斯在文学史上引人瞩目，但他的知名度却远不及另一位英国家D.H.劳伦斯。除开其他因素外，劳伦斯的作品更有“色”彩，从而使他的作品读者面更广。劳伦斯1885年出生于英国诺丁汉郡，父亲是矿工，母亲曾当过小学教员，并始终不接受矿工的生活格调，而期待过一种较为文雅的生活。这种期待深深地影响了她的孩子们，尤其是劳伦斯。父母之间的冲突后来被记录在《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中，就劳伦斯而言，他反感母亲的苛求与偏见，而父亲那种天赋的过快乐生活的本领却使他着迷。他在后来写的自传中为父亲之后的那一代矿工被驯化感到悲哀，“与带着强劲而美丽的孤寂、半荒弃的旷野景色相呼应的，与远远地踏着泥水走来的矿工和赛狗相呼应的”那样一种“潜在的野性和未经驯化的精神”，在新一代矿工身上丧失了。他们屈从于他们的母亲，变得“节制、谨慎而一本正经……我们这一代的男人们……被弄得循规蹈矩、温良恭俭让”。

劳伦斯认为，人类一切珍贵与纯洁的东西都受到现代文明的压抑，而他又不能像威尔斯那样，在设计新世界的蓝图时寻找慰藉。在劳伦斯看来，现代文明已经腐蚀了人的感情世界，连情欲也变成了理智的某种微不足道的副产品。于是他产生一种神秘的理想，就是重新发现情欲，让它能够自由地流露。他认为这种流露中存在着满足，也存在着力量。劳伦斯的一系列作品，从《虹》（The Rainbow）、《儿子与情人》（Sonsand Lovers）、《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到最后一部作品《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erley''s Lover），都将“不合法”的情爱作为永恒的主题。他抗议那种冷酷的摧毁人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的现代文明，在这种文明的影响下，自由的、道德上纯洁的、大公无私的、感觉到自己与宇宙融为一体的自在的人变成了“社会动物”，变成了为私欲所控制的奴隶。他认为在文明社会中，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穷人还是富人，都是精神上的穷人，丢失了完整性、独创性、宇宙的统一性与强烈的敏感力。要使这些人恢复正常，就必须从恢复人类正常的性爱能力做起，所以他将两性问题看作是压倒一切的根本问题。

于是，弗洛伊德是否对劳伦斯产生过影响，就成为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了。弗洛伊德确信“文化人”中很少有人能达到柔情与感官快乐的完美统一，需要“在较低一级的性爱对象那里”得到补偿，结果便是无法与自己有教养的妻子很好相处。弗洛伊德认为，“任何希望在情爱生活中得到自由和幸福的人，必须克服对女人的敬重，而承认想与母亲、与姊妹发生乱伦关系的念头”。正经男人承认性爱是堕落的，正经女人则受其良好教养的约束，把性爱隐藏在心底。所以弗洛伊德坚信这个时代的性爱困境来源于基本的俄狄浦斯情结，人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将二者的联系切断，但这是不可能的，性爱是动物的本能，它或许永远不能与文明和解。尽管弗洛伊德和劳伦斯在手段与治疗方法上各有不同，但两人都关注了有深刻历史根源的时代病，即文明社会中情爱生活的障碍。我们可以把这种时代病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精神困境，物欲的狂潮彻底淹没了精神。所以，菲利普·利弗（Philip Rieff）将他们二人称作“诚实的邪教创始人”。

将与社会、历史、政治等联系起来进行描述的作家，当首推乔治·奥威尔（Gee Orwell），他生于印度，父亲为殖民地官员。他14岁考入伊顿公学，获取奖学金，1921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考取公职，到缅甸担任帝国警察。在那里，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刺激了奥威尔的良知，并对他的观念和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奥威尔同情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也同情英法等国的劳动人民。他反对现代政治中的种种腐败与独裁，尤其痛恨法西斯专政。他写过不少引人注目的，如《缅甸岁月》（Burmese Days）、《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in Paris and London）、《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to Catalonia）、《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 Socialism and the English Genius）等。

然而，奥威尔之所以举世闻名，还因为他写了两部政治讽刺，那就是在1948年前后出版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1984》(eey-Four）。在他的《动物农场》中，动物们了解到自己受了人类剥削，于是就开始造反，在赶走人类后，动物们自己当家了，反而产生了更加可怕的腐败现象。由于这部隐射了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曾引得苏联政府大为恼火。但《1984》则直接预言苏联政权在30年后会发展到如何恐怖的程度，到那时，由于科学发达，独裁者“大哥”不仅能有效地控制个人的行动，而且还能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将世界变得冰冷而恐怖。这样的预言让人不寒而栗，所幸其大部分并没有成为现实。但奥威尔的政治却影响巨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标准的西方意识形态，一直流传到现在。

维多利亚时代留下的文学遗产中，还有众多的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19世纪被誉为英国“女性创作的丰收季节”。进入20世纪，繁盛的趋势不仅没有减退，反而进一步发展，美国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ine Showalter）把20世纪英国女性文学分为三个时段：（1）20世纪上半期的变革与现代主义；（2）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性主义浪潮；（3）20世纪80-90年代的多元化趋势。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女权运动的实践为英国女作家的创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从女性主义的先锋弗吉尼亚·伍尔芙，到逻辑推理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再到情感细腻的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和风格活泼的比阿特莉丝·波特（Beatrix Potter）等等，女性家成就卓然，影响广泛，代表了20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高度繁荣。

弗吉尼亚·伍尔芙出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深刻变革。她与乔伊斯一样，都是意识流写作大师，但不同的是，乔伊斯关注爱尔兰下层中等阶级的心灵生活，伍尔芙则研究英国上层中等阶级的精神世界。她曾说：“如果作家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写他想写的而不是写他必须写的，如果他的作品能依据他的切身感受而不是依据老框框，结果就会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已成俗套的爱情穿插或者最终结局……”这也许就是伍尔芙使用意识流手法的思想动机。

她的一生体现了作者本人渴望自由、不受束缚的心态。她幼年时体弱多病，却在父亲浩瀚的藏书中获取丰厚的精神财富。1904年，伍尔芙移居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后来她家也成为著名的文化团体“布鲁姆斯伯里”的活动场所，汇聚了许多文人、学者和艺术家。她一生留下多部和数百篇评论文章，包括《出航》（The Voyage Out）、《一间自己的房间》（ARoom of One''s Own）、《奥兰多》（Orndo）、《岁月》（The Years）、《幕间》（Betwees）等等。1922年的《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是伍尔芙的第一部意识流作品，通过一连串场景的变换显示主人公的成长与内心活动。1925年，受到《尤利西斯》的影响，伍尔芙创作了《达罗卫夫人》（Mrs.Dalloway），借助回忆与现实交汇穿插的手法，将一位上层女性的一生浓缩在上午9点到次日凌晨的短短15个小时内，写作手法时而停滞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表现不同空间的活动；时而又凝固于某一地点，表现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用具有抒情诗旋律和意蕴的优美文体，挥洒自如地展现人物幽微深沉的内心独白和飘忽游移的自由联想……是意识流的又一典范。”

伍尔芙后期的作品愈发朦胧抽象，如《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和《波浪》（The Waves）都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种独特的写作技艺代表了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然而，由于内容晦涩艰深，又难免脱离普通读者。但无论如何，伍尔芙都是20世纪一个伟大的家，E.M.福斯特说她把英语的表达能力“又向未知推进了一些”。

另一位和伍尔芙几乎同时、为大众所熟悉的英国女作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和伍尔芙的写作手法全然不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成是“继莎士比亚后读者最多的作家”。克里斯蒂是英国公认的侦探推理大师，“她把推理写到无人企及的巅峰。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她的智商，没有几个人比她的作品更悬念丛生，没有人把‘杀人游戏’比她玩得更丝丝入扣、扑朔迷离”。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统计，克里斯蒂是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著书作家，其著作曾翻译成超过103种语言，总销售突破20亿本，只有《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著作在这个数字之上。无论是《尼罗河上的惨案》（Murder on the Nile），还是《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on the Oriental Express），或者是《大侦探波洛》（Poirot）和《马普尔小姐》（Miss Marple），克里斯蒂创作的作品和人物都已成为经典，深入人心。从她创作的广播剧改编而成的话剧《捕鼠器》，更是在伦敦西区上演两万余场。或许，克里斯蒂借助女性的温情，化解了谋杀的残忍和血腥，她时而幽默时而冷静、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也大大增添了故事的可读性，让读者在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参与其中，却又在结尾感到出其不意，获得极大的享受。2004年，日本NHK电视台甚至把波洛和马普尔的故事改编为动画，称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侦探波洛与马普尔》（Agatha Christie''s Great Detectives Poirot and Marple).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女性的影响是深远的，对英国的女性文学来说亦是如此。多丽丝·莱辛正好出生在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由于父亲是英国驻伊朗军中的军官，她出生在伊朗，1924年又随家迁居南罗得西亚（即今天的津巴布韦）。1949年莱辛回到英国，不久加入共产党，后来又退党。如此丰富的生活经历给莱辛带来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她的题材几乎包括了当时的所有主题：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现代心理学等。她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了解现实社会，这使她对生活抱有批判态度，并体现在她的写作中。《青草在歌唱》（The Grassis Singing）描写了白人主妇与黑人女仆之间的关系，刻薄地批判“白人优越论”。著名的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of Violence Series）展现在非洲一个被孤立的白人聚居地成长起来的女性探寻自我的经历。

莱辛的代表作是《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记录一位女作家安娜·伍尔芙的感情心路。安娜有黑、红、黄、蓝四种颜色的笔记本，其中黑色记录在非洲的经历，红色记录政治内容，黄色是安娜自己创作的关于艾拉的故事，蓝色是安娜自己的日记。在四个笔记本的内容不断交错之后，结尾出现了金色笔记，把安娜还原成一个完整的人。莱辛曾经写道：“描写一个人，也就描写了所有的人，因为你的问题、痛苦、欢乐、情感——以及你的那些不同寻常、非同凡响的思想——不可能只属于你一个人。”或许，借由安娜，莱辛挖掘了人们现实生活中支离破碎的不同侧面，希望通过这种认识实现对自我的探索。

此外，莱辛还探索其他形式的写作，到晚年仍在追求创新。比如她曾创作科幻《希卡斯塔》（Shikasta）和《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The Marriages Between Zohree,Fourand Five），还有恐怖《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2007年，莱辛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评价她是战后最卓越的英国女性作家之一。

二战后英国文坛上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包括缪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等。她们描写新时代的女性，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线索，《琼·布罗迪小姐的盛年》（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在网下》（Uhe ）和《金色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the Golden）分别是她们的代表作品。最后还有J.K.罗琳（J.K.Rowling）的《哈利·波特》，这部作品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魔幻的故事情节征服了所有读者，一问世就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哈利·波特”系列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拍成电影在全世界播放，这些作品将英国的文学创造力再一次推向高峰。

2写作出现危机，现代派呈衰落趋势，实验性作品纷呈杂现，比如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arcy Beckett）的《莫洛伊》（Moloy）、《马龙之死》（Malone Dies）和《无名氏》（The Unnamable）；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发条橙》（AClockwork e）等。从20年代到50年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创作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是在英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却在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及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造成的，无线电广播是第一个冲击波，而电视对的冲击更大。二战以后，读不再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了，首先是紧张的生活使人们丧失了时间，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去读；其次，娱乐和休闲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广播和电视的优势已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广播和电视也改编优秀的或受人欢迎的，但它们不仅抢走了读者，而且改变了一般人的口味，可读性、趣味性乃至轰动性成为人们选择的首要因素，纯粹的艺术标准已经退位了。

在音乐方面，虽然英国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曾做出过不少贡献，但自普赛尔（Henry Purcell）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本民族杰出的作曲家。但20世纪上半叶，英国结束了200年来屈从于德国和意大利音乐优势的状况，再次产生有重要影响的音乐作品。一批优秀的作曲家出现了，像当时的美国人一样，他们或喜欢勃拉姆斯的守旧派理想，或追随瓦格纳和施特劳斯的发展方向。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作曲家是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William Elgar），在一般人印象中，埃尔加似乎是英帝国全盛时代的人物，但这种印象并不正确。不过他的音乐却表现了这一时代的某种特征，具有时代的气息。

埃尔加年轻时是个站柜台的小伙计，通过不懈的自学，终于成才。使他声名大震的是1899年在伦敦演奏的《谜语变奏曲》（Enigma Variations），他由此获得全国的承认。但第二年他花了很大力气创作的清唱剧《杰隆修斯之梦》（The Dream of Gerontius）却不受欢迎。1910年他的《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61号）(Violio in Bminor,Op.61）再次引起轰动。事实上，这三部作品都是晚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有永久保留的价值，尤其是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清丽、深远、忧郁，从骨子里透出一股英国绅士的特性，使人难以忘怀。这些曲子至今仍在上演，并且在英国之外也享有声誉，可以说，是埃尔加使英国音乐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20世纪，新一代作曲家对欧洲大陆的新音乐潮流十分熟悉，他们中不少人曾经在法国学习。但是两件事具有“英国特性”。第一件是1898年建立了英国民歌协会（The Folk-Song Society），它专门收集和出版一些民间音乐，这些音乐过去不被人们注意，即使被注意也未引起专业作曲家的足够兴趣。20世纪头十年，英国年轻作曲家被他们本国的音乐旋律吸引住了——这些调式与那种充满了半音阶的外国旋律大不相同，加上本国旋律中温和的6/8拍，两种因素相结合，就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

另一件事是编辑和出版16世纪的复调声乐作品，人们把早期作曲家伯尔德（William Byrd）和塔沃纳（John Taverner）的弥撒曲、经文歌等编印成册，也把韦尔克（Thomas Weelkes）与莫利（Thomas Morley）的牧歌汇编出版。年轻的作曲家们接触了这些在教科书中学不到的轻快节奏与和声运用，这样，20年代初的英国作曲家就具备了与大陆同行大不相同的一种传统，这是一种民族传统，难以用文字表达，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由此产生了两位大作曲家：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与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在20世纪上半叶，沃恩·威廉斯非常活跃，他的作品范围广，风格独特，加上他的教学活动，都使他在那个时代无人可望其项背。

威廉斯小时候学过钢琴、小提琴与和声，从切特豪斯公学毕业后就进入皇家音乐学院，随休伯特·帕里爵士（Sir Hubert Parry）学作曲。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后，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学位，然后以教堂管风琴师和唱诗班指挥的身份定居伦敦。1896年他去柏林跟麦克斯·布鲁赫（Max Bruch）学习。返回英国后，他参加了民歌协会并开始接触民间音乐，从而给他的作品留下了非常鲜明的烙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以后在皇家音乐学院任教，一生中其余的时间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1914年他40多岁时写下了充满活力的《伦敦交响曲》（ALondon Symphony），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此后40年中，音乐界逐渐承认他是一位日臻成熟的作曲家。他既不追赶欧洲大陆不断变化的风格，也不会原地踏步不思向前。他一生留下了许多作品，写过9首交响曲，几部大型歌剧如《牲口贩》（Hughthe Drover）、《恋爱中的约翰爵士》（Sir Johnin Love）、《假面舞会》（Job:AMasque for Dang）等。他还写过伴奏音乐、室内乐，以及近百首歌曲。他的作品表现出典型的“英国”风格，那时欧洲大陆流行梦幻音乐，玩世不恭，但英国乐曲依然故我，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气息。

在威廉斯生活的时代，一大批青年作曲家崭露头角，其中有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 Holst）、约翰·爱尔兰（John Irend）、阿罗德·巴克斯（Arnold Bax）、阿瑟·本杰明（Arthur Benjamin）、埃德蒙·鲁勃拉（Edmund Rubbra）、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伦诺克斯·伯克利（Lennox Berkeley）、艾伦·洛桑（An Rawslhorne）等。这中间最杰出的是本杰明·布里顿，他被誉为莫扎特式的神童。

布里顿的个人生涯与创造性与莫扎特惊人地相像。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即兴作曲，而且从未间断过。他在作曲时极为敏捷，先在脑子里完成乐曲的构思，然后随便在什么地方，剧场后台或飞机上，把构思转写为乐谱。他既写器乐作品，也写歌剧；既写世俗的合唱作品，也写宗教合唱曲；既写儿童乐曲，也写古典乐曲。他的创作兼容并蓄，人们从他的音乐中，可找到与他自己的风格完全不同的作曲家的影响，这种情况与莫扎特十分相像。

歌剧是布里顿作品的精华，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根据乔治·克雷布（Gee Crabbe）的诗改编的歌剧《彼得·格莱姆斯》（Peter Grimes）。这是一部心理分析剧，描写一个受折磨的渔民的悲剧，许多评论家视之为20世纪最成功的歌剧之一。故事发生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彼得·格莱姆斯是一个“粗鄙”的人，孤独、贫穷，没有朋友，人们还怀疑他虐待给他干活的小徒工。小徒工死在海里，格莱姆斯被带上法庭，虽然他被宣判无罪，但除了一个寡妇之外，全村都不欢迎这个孤独的人。格莱姆斯立志要赚足够的钱以赢得全村人的尊敬，并娶寡妇埃伦为妻。为此，他又找了一个徒工，并且对他凶狠残忍，当埃伦劝阻他时，他竟然打她。最终的结局是格莱姆斯逼死了小徒工，引起全村的公愤。但当人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他凿沉了自己的船，淹死在海中。布里顿给这个故事谱了曲，合唱与重唱在剧中占重要位置。歌曲虽然悲凉，但十分优美。

布里顿在英国音乐史上的地位还不止于此，他的创作跨越了20世纪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发生的变化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在物质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下，音乐的原则似乎被打倒了，听众喜爱现实中的音乐；战争的冲击似乎更大，因为在二战结束后，不同的民族风格事实上已不存在，光凭音乐的旋律，已经很难判断出乐曲来自何处，正如英国评论家约翰·阿米斯（John Amis）在《速度》杂志中所说：

他们在写何种音乐？悦耳性不见了，政治性看来也过时了。当前人们爱好的是古典的、古典前期的音乐，不那么喜欢19世纪的音乐和贝尔格·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及欣德米特的音乐。十二音音乐曾引起极大的震动和争论，但除了对贝尔格的天才加以一般性称赞外，只有一个年轻的德国评论家对十二音音乐大加赞赏。具体音乐同样遭遇到了普遍的厌恶。具体音乐是一位无线电技师发明的，它只能通过录音形成，它所用的音响与抽象的音响相反，是具体的音响，如咳嗽声，锅盖在能够发出共鸣的木板上快速旋转的声响，火车声及录在磁带上的钢琴击奏后所发出的杂声。

二战之后的音乐流派纷呈，谁都无法预测现代音乐的走向：序列音乐（Serial music）、偶然音乐（Aleatoric music）、电子音乐（Eleic music）、“唯音”派（Sound）、最简单派（Minimal music）、环境派（Enviroal posers）和概念派（ceptual posers）等纷纷出现，很难说谁更能代表未来发展的主流。随着电子乐器的出现，电子音乐可以演奏各种流派的音乐，所以电子音乐对其他流派的影响是很大的。反过来，其他流派对电子音乐的影响也非常大，但在一贯保守的英国，保守的作曲家依然坚持自己的阵地，本杰明·布里顿就在其中。

布里顿创作严肃的音乐，其中最著名的是1962年的《战争安魂曲》（War Requiem）。这支曲子是为祭奠二战中被炸毁的英国城市考文垂而写作的，是一首由合唱、童声合唱、独唱和管弦乐队联合表演的大型作品。乐曲中还穿插英国诗人弗雷德·欧文（Fred Owen）的九首诅咒战争的诗，由于诗人就是在战争中死去的，歌词就加强了乐曲的感染力。

另一位保守派作曲家是迈克尔·蒂佩特（Michael Tippett），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对人类环境的关切，对纳粹暴行的抗议，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赞美等等。他的作品节奏复杂，和声丰富多彩，并使用了黑人的旋律，从而显得别具风味。但他的歌剧却相对呆板，说教味太浓而缺乏戏剧性，所以并不十分受人欢迎。

总的来说，严肃音乐在20世纪似乎失去了目标，音乐几乎是无目的的游戏。流行音乐占据大部分音乐市场，古典的、严肃的音乐只能在通俗的潮流中苦苦挣扎。不过，经典作品的光辉依然与世长存，令人苦恼的是20世纪这些严肃的作曲家们，他们几乎像贝多芬一样勤奋地献身于音乐事业，孜孜以求在制作上有所突破，但他们却没有留下像贝多芬那样辉煌的作品——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遗憾了。

不过，在这种遗憾中出现一个怪异的亮点，那就是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在当代世界，人们也许不知道英国在20世纪有什么音乐成就或著名作曲家，但他们一定知道披头士乐队。一个由四人组成的流行乐队能有如此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反映了时代的脉动、顺应了大众音乐的潮流，而且它生逢其时，将现代青年人的内心苦闷、欲望与追求通过一种易于流行的音乐形式表现出来，并与商业化的运作有机地结合，从而造就了一个辉煌的传奇。

披头士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正如伊安·泰勒博士所说：“再说回利物浦那些不招人待见的街道吧。依我看来，没有那些街道、那种邻里关系、码头、足球，没有利物浦所具有的，以趾高气扬、咄咄逼人、目中无人的方式体现出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感觉，就不会出现叫得上名堂的默西节拍，也不会有披头士现象。”这一段话十分中肯地界定了披头士的性质：它扎根于这样的社会土壤中，并依靠这种土壤提供的各种养分而生长。

此时，在二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他们不甘心依照父辈的模式继续生活，而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觉得需要“呐喊”，而一种大众流行的音乐，显然让他们的青春活力得以释放。20世纪50年代的利物浦，就是孕育这种新音乐最好的摇篮之一。各种各样的来客以及他们带来的唱片音乐，最终产生了属于这一代年轻人自己的摇滚乐，其最成功的代表就是披头士音乐。这种音乐融合了白人乡村音乐和黑人音乐节奏以及布鲁斯音乐的特点，很快风靡了西方世界。其中的核心人物是约翰·列侬（John Winston Lennon），他出身于一个船员服务生的家庭，从小生活在利物浦的贫民区。他一直是学校的捣乱分子，在他看来，流行音乐比小学的教育有意思。15岁那年，母亲给他买了一把二手吉他，列侬于是组建了自己的乐队。他在好友皮特的家里找到一块搓衣板和一个茶叶箱，在箱子里塞上一个扫帚把，用弦的一头系在扫帚的一端，另一头系在茶叶箱的另一边，拨弦时听起来就像一个低音提琴。

1956年，当其他几个伙伴加入后，一支名叫“采石工”（the Quarrymen）的“噪音”乐队问世了。1957年，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 ey）加入“采石工”，以后乔治·哈里森（Gee Harrison）和斯图尔特·萨特克里夫（Stuart Sutcliffe）也相继加入。这支乐队后来改名为“约翰尼和月亮狗”（Johnny and the Moondogs）。1960年初，由于列侬经常到一个名叫紫兰花的咖啡馆里发泄，咖啡店老板艾伦·威廉姆斯（Aln Williams）就成为乐队的第一任经理。后来一个叫拉里·派纳斯的伦敦人要威廉姆斯介绍几支乐队，“约翰尼和月亮狗”也被推荐了。不过，威廉姆斯建议队员们给乐队改名，几经推敲，有人建议他们叫“甲壳虫”（the Beetles），但列侬很快把它改写成“披头士”（the Beatles）。这个名字暗合当时流行的术语“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ion），也标志着他们是一支新潮乐队。

改名后，1960年8月16日，他们启程去汉堡，开始在德国演出。一开始反响并不好，但是渐渐地，他们的演出有了进步，他们的听众从寥寥几个到人满为患。根据第一份合同，他们一星期要演出7个晚上，每天晚上至少要演出4个半小时。汉堡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大家也认为，没有汉堡这一次出行，就永远不会有“披头士”。他们离开利物浦时还默默无闻，但回到利物浦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并在不久之后风靡了世界。

1964年2月7日，披头士乐队的4位成员和其他随行人员，包括美国制作人菲尔·斯派克特（Phil Spector），登上了泛美公司的101航班，开始了美国之旅。1963年底披头士已经在美国家喻户晓，一天之内他们演出的票就卖光了。披头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没有一个中心人物，而是四个人一起上台，一起演奏，自己玩乐器，代表着一种新潮流。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停止了巡回演出，并且在1970年解散。

其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966年7月底，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几位电台人员发现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 and ard）上刊登过的一篇采访文章，其中约翰·列侬漫不经心地说，披头士比耶稣·基督更受欢迎：

基督教会是衰败的，它会消失、萎缩，我不需要在这点上与人争论，我是对的，我也会被证明正确。我们现在比耶稣还受欢迎。我不知道哪一样先消失，是摇滚乐呢，还是基督教。耶稣还可以，但是他的门徒们愚笨而平庸。

披头士的成员后来一再进行辩解，但这种言论对其活动明显有害，一些保守派甚至对他们产生了仇恨。他们的巡回演出就此打住，即便还有其他原因，但这个因素肯定是致命的。

列侬曾经说：解散的原因是成员们渴望享有更多的自由。这个原因应该是存在的，当一个青年团体中每一个人都以追求个性和自由为目的时，要长期保持合作的关系，的确十分困难。列侬与麦卡特尼的裂痕无法愈合，而麦卡特尼的离队使人们误以为是他导致乐队的解散。此外，列侬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反战者，这就导致了更多的变数。在反对越战的美国青年人中，披头士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他的反战活动影响极大，也使美国政府十分头痛。美国政府试图驱逐他，又担心这样的行动会进一步加强他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只能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由FBI对他进行监督，并给他设置了很多圈套，所幸列侬都没有上当。有趣的是，英国的军情五处（MI5）也盯上了他：他们怀疑列侬给爱尔兰共和军提供过金钱资助。

1980年，约翰·列侬在纽约被一个歌迷枪杀，使披头士以前的成员心理上都笼罩着阴影，他们担心还会出现同样的事，所以，这次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人们一直怀疑列侬是被人谋杀的，原因是他的反战身份。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英年早逝的列侬如以前的猫王和后来的迈克尔·杰克逊一样，被歌迷们送上了神坛，在他被枪杀至今的30年间，列侬成为了反战、和平与爱的化身：他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多年后，一支热爱约翰·列侬的乐队激动地歌唱着他们的偶像：“那年冬天子弹给了你自由，没有了躯壳就活在人们心中。”

披头士时代过去了，但披头士音乐究竟是什么？按照马克·赫特斯加德（Mark Hertsgaard）的看法，它是“一种面向大众的高级艺术”。换言之，大众需要流行音乐，但他们也需要高级艺术，把高级艺术与大众口味协调起来，这就是披头士音乐成功的秘密：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无视大众是不行的，但只会讨好大众、自我矮化也不行，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音乐团队，必须引领时代的潮流。

在视觉艺术方面，工艺美术运动在20世纪初继续发扬光大。自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就在鼓励艺术与工艺生产相结合。19世纪初期，标准化生产和大批量生产已经严重危及传统的手工艺，因此，把艺术和生产结合起来，既可以使手艺人有工作，又可以提升工业品的美学品味。1888年在伦敦成立了工艺美术展览协会（Arts and Crafts Exhibition Society），标志着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正式开始，在其中，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发挥了重要作用。莫里斯不喜欢大工业化制造，更偏爱手工业设计，但他解决不了经济困境，即手工制品比较昂贵，只限于少数人使用。拉斯金认为艺术品的价值与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有关，这种看法影响了莫里斯，使他接受艺术与劳动相结合的观点。19世纪最后10年，唯美主义运动（Aesthetient）、工艺美术运动与工业化汇集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新的装饰风格，这种风格在英国被叫作“现代风格”，在法国也被称为“新艺术”，意大利则称之为“花草风格”或“自由风格”，在西班牙被称为“现代派”，可以说，拉斯金与莫里斯等人的思想在此开花结果。

在雕塑方面，雅各布·爱普斯坦（Jacob Epstein）从1905年起生活在英国，并从新的运动中获取灵感。他认识毕加索，与他分享对非洲艺术的爱好。他的作品还受到未来派的影响，从他的作品中，甚至可以体验到机器的震颤和“音响”。但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颇受争议，因为它与德国的表现主义一样带有某种野性。

爱普斯坦影响了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摩尔曾研究大英博物馆中的史前雕塑，对这些作品中蕴藏的活力印象深刻，他认为这些作品都能对自然起直接的作用，例如阿兹特克人的雨神像，可以浇灌干涸的土地。人形的雕像在异教徒眼中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与自然连为一体。受到这种启示，摩尔开始创作躺着的形象，暗示北英格兰崎岖的山川，他自己就在这里长大，并且接受职业训练。

摩尔观察奇形怪状的岩石和兽骨，收藏它们，按照他的理解来创造雕塑。他有时做小巧精致的自然物，有时又做纪念碑式的庞然大物，无论大小，都做得很好。摩尔更喜欢雕刻，而不是铸造，他喜欢依照材料的形状进行摸索，顺其自然塑造形象，比如雕刻一块石头时，石头并不完全变形，但同时又塑造成一个人物的形象。

在20世纪初，法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服装、家具等设计都流行“装饰艺术”，在法国产生装饰艺术的那些因素，在英国也有，只是没有法国来得那么快。一战之后的那些年代里，家庭中的鲜艳色彩和衣服上的自由新风，都体现一种乐观情绪，以及对未来的美好信念。过去那种宏伟的建筑风格依然存在，这样就使公共建筑显得辉煌雄壮，但在私人建筑方面，新的观念却在形成，花园城市中筑起了英国式的别墅或都铎风格的房屋，四周环绕着草坪，沿街排列着弯曲的街道。这对拥挤的城市来说，不啻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对早先工艺美术运动的一种延续。

法国设计师使用的那种埃及和其他异域风格的流行式样，也在英国出现了，特别表现在剧场建筑以及像布兰特为塞尔弗里奇公司设计的电梯门等等的细节处理上。外国的影响也在陶瓷上反映出来，特别是在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的作品上得到反映。利奇曾在日本留学，回欧洲时带来了有关日本的传统知识，这使人们再度欣赏起东方的图形和装饰来，就如同19世纪发现日本的版画时一样。利奇在康沃尔的圣艾夫斯（StIves）工作，他采用当地的釉彩和黏土，充分发挥了地方特点。他和他的学生很像是发动了一次新的工艺美术运动。皇家美术学院陶瓷部的主任威廉·默里（William Staite Murray）还受到日本陶瓷大师滨田的影响，这样，日本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波及整整一代陶瓷专业学生。

这些情况表明，在美术与实用艺术方面，英国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一点也不保守。只要是好的和美的，英国人从不拒绝。同时，他们也不放弃自己的传统，并且尽可能在引进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时将传统的长处融合进去。

20世纪中期，一场名为“明天是什么”（What is tomorrow?)的展览唤醒了英国的波普艺术。这场展览展出许多英国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比如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的《究竟是什么让今日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吸引力？》(Just what is it that makestoday''s homes so different,soappealing?）。汉密尔顿借一组拼凑起来的物像和人像来呈现家庭内景，这个作品被看作是波普艺术的先驱。

雕塑家安东尼·卡罗爵士（Sir Anthony Caro）是60年代英国艺术的领军人物。他在1959年访问美国，结识了美国艺术家，使他的艺术创作发生重大转变：“美国人让我看到没有障碍和规矩……当了解到雕塑或绘画的唯一限制，是它能否实现自己的意图而并非它是不是‘艺术’时，你会感到极大的自由。”这种观念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最简单派”（Minimal Art），作为抽象艺术的一个派别，它主张把造型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状，利用工业材料来表示强有力的结构。因此，卡罗丢掉传统的黏土和石膏，开始用钢梁和铁片进行创作。由于他在圣马丁艺术学校（tral Saint Martins）任教，因此在年轻的雕塑家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包括抽象艺术的杰出代表菲利普·金（Phillip King）、威廉·塔克（William G.Tucker）和艾萨克·维金（Isaac Witkin）等。

在绘画艺术方面，约翰·霍伊兰（John Hoynd）、霍华德·霍奇金（Howard Hodgkin）、约翰·沃克尔（John Walker）和伊安·斯蒂文森（Ian Stephenson）开创了“色域绘画”新天地，这种绘画试图唤起崇高的冥想和超然的感受，使观画者陷入沉思之中。霍伊兰的《黎巴嫩》（Lebanon）和霍奇金的《在史密斯广场的晚宴》（Di Smith Square）都是用丰富、鲜艳的色彩描绘抽象的场景，借题目与观者进行互动。

对传统的挑战激发了许多有趣的实验，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小白石圈》（Smal White Pebble Circles）和《白瀑布》（White Water Fals），巴里·弗拉纳根（Barry Fnagan）的《岩石上的思想者》（Thinkeron a Rock）和《月牙与钟上的野兔一跃》（Leaping Hare o and Bell）都是妙趣横生的作品。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棵橡树》（An Oak Tree），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于1973年创作的作品。这幅作品的主题是一棵想象的橡树，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一杯没喝过的水，放置在离地面2米多高的玻璃板上；二是水下方的文字说明，粘贴在墙壁上。马丁对这幅作品的解释是：“这杯存在的水恰恰代表了这棵成长中的橡树”，借助这种表达方式，艺术工作“揭示了自身最基本的元素，即相信艺术家自己有表达的能力，以及这种表达能被观者接受”。

对材料的演绎加上“后殖民时代的文化焦虑”，酝酿了20世纪后半期的“年轻艺术家”运动（Young British Artist Movement），它表现着一种后现代的风格，其代表人物包括前卫艺术家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雕塑家蕾切尔·怀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与翠西·艾敏（Tracey Emin）等人。他们的作品传递了创作者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并且将日常生活与抽象的艺术联系在一起。比如在艾敏的“纪念碑山谷”（Mo Valley）里，她展示了在亚利桑那山谷中坐在祖母的扶椅上读书的自己。她在这把椅子上绣着她个人轶事的图像，又加上她曾经到过的地方的名字。作品似乎展现了作者的一次心灵之旅，结果非常成功，最终被命名为“椅子能赚很多钱”。

除椅子之外，床、情人的名字、狰狞的人像、不规则的金属部件等等，都可成为艺术的好素材。青年艺术家们举办各种展览，将其取名为“冻结”（Freeze）或“感觉”（Sensation）。他们与知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合作，萨奇画廊曾为他们提供大量赞助，并收藏他们的作品。以后，泰特美术馆（Tate Modern）、透纳奖（Turner Prize）和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也逐渐为他们打开大门，使这个起先只是“小众”的流派成为英国艺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