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学术与科学（1/1）

英国人重视学术和科学研究，认为这是个人才智得以充分发挥的创造性活动，因此是高尚的劳动。在这些领域，产生了不少世界级的大师。

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其中的一位。按艾耶尔（A.J.Ayer）的看法，罗素是位罕见的哲学家，他不仅把哲学中的一些专门问题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而且与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结合在一起，此外还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著作涉及面非常广，但他的学术地位，主要是由他的哲学著作、特别是他在青年和中年早期完成的著作树立的。

罗素的重要贡献在逻辑哲学方面，在这方面他继承了英国经验论的古老传统。他认为，我们的一切信念都需要用哲学来证明其合理，当然，他并不认为通过哲学论证能够解决诸如写字桌的存在或滑铁卢战役的结果等等的经验论问题，也不认为它能够解决偶数集的存在或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效准这样的形式问题。但他认为哲学的论证仍然是必要的，原因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需要断定一些命题，除非我们有权利相信某些类型的实体的存在，否则我们就没有权利接受这些命题，换句话说：除非有物质的客体，否则就不可能有桌子；除非有进行战斗的人，有进行战斗的地点和时间，否则就不可能有战役；必须先有数，然后有些数才会是素数。但是我们是否有理由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能够确认物质客体或人或空间中的点或过去的事件或数的存在呢？这就需要进行哲学讨论。

罗素认为，我们从最不容易怀疑的要素出发，然后看从这些要素中可以构造出什么东西来，或从它们能推论出什么东西来。由此他认为：“科学的哲学研究的最高准则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要用逻辑构造来代替推论出来的实体”，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证论证的真实性。换言之，当给予的某一种规则可以把关于A的陈述翻译成一套关于B、C、D的陈述，后者至少具有相同的事实内容时，则一个客体A就表明是一个由一套客体B、C、D所构成的逻辑构造。罗素强调为了正确地解决哲学问题，必须运用逻辑技术，由此他甚至认为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同时，因为罗素所愿意揭示为逻辑构造的实体已经在我们的信念体系中起过重要作用，构造它们的过程便采取一种分析过程的形式。正因为如此，罗素也常常被说成是分析哲学家。

罗素的思想涉及很广，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但他关于一个古老的命题，即心灵与物质的关系问题，还是值得一提。他认为，“世界由这样的一些事实构成，这些事实不管我们愿意怎样去设想它们，都保持它们自己本来的样子”。那么，构成世界的事件特征是什么呢？一种为许多人所同意的看法是：客体或事件可以分为心理与物质的两类，它们并不重合。罗素反对这种看法，他声称：“我认为，构成我们经验世界的素材，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而是比精神和物质都更原始的东西。”罗素认为中立素材是构成心灵与物体两者的潜感觉材料，按照心灵与物体所包含的共同元素的不同的群，就形成了心灵与物体的不同。不过，以后罗素又放弃了这个被称为“中立的一元论”的立场，而赞成把物质的客体表述为推论出来的实体，而不是逻辑的结构。罗素反复强调，我们不能知道这些外在客体的内在性质，也不知道客体是否可以还原为事件，所以，如果认为客体具有我们用以说明我们知觉的性质，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同时，罗素主张，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相信，客体除与知觉有纯粹结构的相似之外，还有另外的什么东西。

罗素对世界的描述包括他认为心灵与大脑一致，物质事件与它们所引起的知觉有结构上的符合，这些看法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企图使世界的图景与现代科学理论相协调。罗素认为：“科学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对的，但它也很少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它作为一种规则，比非科学的理论有更大的可能性是正确的。因此，把科学理论作为假设而加以接受是合理的。”

罗素是一个有创见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对20世纪的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关心人类的命运，关心妇女的权利。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是另一个有影响的英国哲学家，他原籍奥地利，后移居英国，1945年才加入英国国籍，此时他的思想已经很有影响了。波普尔把他的哲学定名为“批判理性主义”，其中包括“证伪主义”和“社会改良”两个方面。1965年，他被授予爵士称号，并且是英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波普尔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同的看法，他把科学哲学叫作“科学发展的逻辑学”，认为它的任务不是研究科学知识的结构，而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发展。正因如此，他的主要影响来自他的科学哲学，虽然他广泛涉及了科学和社会问题。

波普尔承认科学哲学是认识论，同时又认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历来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知识的增长问题。而研究知识增长的最好途径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研究知识增长，就不能只分析概念，而必须对科学问题、理论和方法以及科学讨论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研究知识的增长，就要研究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不能脱离科学发展史而单纯对现成的科学理论进行逻辑分析。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哲学的，是对现代自然科学作出的唯理主义反应。波普尔据此建立起严密的“猜想反驳方法论”，这是他的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主体。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研究的逻辑》，1959年以《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tific Discovery）为名发行英译版。1963年出版《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jecturesaations The Growth of Stifiowledge).1972年出版《客观的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就哲学贡献而言，第一本著作提出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观点，第二本建立了猜想反驳方法论，第三本则倡言他的三个世界的学说。

逻辑实证主义是现代自然科学革命的第一个哲学产儿，其本质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对科学革命做方法论总结。囿于经验主义，它把科学知识归结为通过归纳法从经验确立起来的即将得到证实的真命题，科学的发展是这种命题和由它们构成的理论的累积；它把方法论分析局限于用形式逻辑的工具对现成知识——概念、命题和理论等等——做静态的分析。因此，它最终只建立了关于科学证明的现代逻辑方法。

现代自然科学此时最需要的是建立科学发现的方法论，波普尔正是顺应此种需要提出了自己的理论。首先，他建立了同逻辑实证主义针锋相对的科学知识观，这就是反归纳主义证伪主义，它的结论是“知识是假说”。他认为，现代自然科学表明，科学的精神是批判，也就是不断推翻旧理论，不断作出新发现，而科学发现是理性的活动，无须新的经验参与。也就是说，科学就是理性不断作出假说，而这种假说又不断遭到批判，即被证伪。因此，他提出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判据”，而应该是他所说的“可证伪性判据”。他进而提出，可证实性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为用以证实的工具即归纳法无效。相比之下，他的可证伪性判据不仅合理，而且可能，它的工具是否定式假言-直言三段论演绎法，据此可借助“判决性实验”，以单程陈述的真论证作为科学知识的全程陈述其假，即可实现证伪。他还提出，作为科学知识之表征的可证伪性还可定量地加以刻画，为此他引入了“可证伪度”的概念，只有可证伪的陈述才是科学的陈述，而科学陈述的可证伪度越高，即它禁止得越多，它的经验含量也就越多，知识含量也就越多。

其次，他从这种证伪主义出发对科学做分析，突破把知识看作静态的积累而加以逻辑分析的框框，而把科学看作知识增长的动态过程，通过“理性重建”把这个过程复现为著名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

尝试解决就是进行科学发现，解决的方案往往同时有好几个，这就要通过排除错误来做选择。他认为，这时才需要诉诸经验，即接受那些较好地经过了经验检验的理论，尽管它将来最终还是会被证伪，他将此称为确认。此外，他还用所谓“逼真度”来取代“真理”，以此对科学进步进行度量。他认为，理论包含真性和假性两部分，而逼真度是真性内容减去假性内容的差。

总的来说，波普尔的最大贡献是从唯理主义出发，建立了关于科学发现的猜想-反驳方法论，由此把逻辑实证主义开创的科学方法论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更确切地说，使科学方法论增加了新的层面，更符合科学的实际。

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约翰·凯恩斯，他的研究成果远远超出了他本专业的范围，不仅为世人所熟知，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凯恩斯于190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当时主修的是数学和文学。其后的一年间他留在剑桥，师从当时最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此后，除了在剑桥大学任教外，他还长期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1919年他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撰写《和约的经济后果》一文，抨击凡尔赛条约中要求德、奥战败国赔款的有关条款，由于此文，他名声大震。二战后凯恩斯任职于英国财政部，并担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英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1944年他还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接着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董事，对战后经济复苏作出重要的贡献。

使凯恩斯蜚声四海而成为经济学泰斗的主要著作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and Money），这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凯恩斯主义由此而来。

20世纪最初几十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局部均衡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早年也接受这一思想，但一战之后，英国长期遭受经济失调和严重失业之苦，凯恩斯认为这是经济紧缩导致的，因而他竭力反对恢复金本位制，认为此举会导致通货紧缩及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失衡，从而使英国的出口品价格太高，不利于竞争，这正是英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主张政府采取通货管理政策，通过价格控制来调整经济。这些看法表明凯恩斯已经开始偏离传统的经济学。

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29年经济大危机以后，这次危机的范围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对策，于是凯恩斯便潜心研究，结果，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引发了经济学界的一场革命。

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他指出，以往经济学中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这只适合于特殊情况，而通常的情况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当大危机爆发时，经济理论无法应对。他认为他的理论既可解释充分就业的情况，也可解释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

凯恩斯认为，导致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国的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心理因素造成的。他指出，有效需求即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因此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与投资不足的结果，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对货币的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还指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机制，因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各种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凯恩斯指出：“因为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相互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的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因而，政府应大量投资来干预经济，以增加就业机会，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

《通论》出版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凯恩斯革命”，并把它与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上的三大巨著。此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济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经历了一段繁荣的发展时期，人们把这种繁荣部分地归功于凯恩斯的学说。然而，当70年代各国碰到通货膨胀与失业交织并发的危机时，凯恩斯的学说无法解释，也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于是对凯恩斯的责难纷至沓来。在此情况下，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的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希克斯认为凯恩斯未给予通货膨胀以足够的重视，因为他关心的是萧条和失业，但以后的经济学家却从凯恩斯的著作中得出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和工资“推进”通货膨胀或二者共同起作用的结论，并用以解释当前的通货膨胀。希克斯认为这些解释苍白无力，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据此，他提出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观点。

他认为，此种通货膨胀主要来自劳工市场结构性的特点，它与总需求的变动没有直接联系，需求的多或少不会引起膨胀和收缩。这种通货膨胀与“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也不同，因为它不来自外界的、非经济的原因，也不可能像后者那样可以依赖政治协商或法律冻结的手段来解决。希克斯的看法是：这种通货膨胀有其内在的、经济的根源，即劳工市场的就业结构与工资结构，其关键是在两个部门之间生产率差距存在的既定条件下划一的货币工资增长。“在非扩展工业中的工资上升，不是由于劳工缺乏，而是由于不公平所造成的，因为在非扩展工业中的工人感觉他们是被丢在后面了。这在旧日是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因为易受循环影响的工业在繁荣时期所发的高工资被认为是暂时的。对在其他工业里的人来讲，在繁荣时期仍发给他们相对低的工资，并不是那样不公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从工资稳定中得到好处的那个时刻一定会到来。但是在新的情况下，当由繁荣时期劳工缺乏而造成的高工资看来带有比较永久性的时候，其他工业的工人就要施加更大的压力，使他们的工资能够赶上去。”

针对这种情况，希克斯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劳工市场的结构，争取比较平衡的经济增长，注意经济效率和公平原则的兼顾问题，而不能沿用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处方，即用抑制需求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或用政治上的压力来防止工资推进，因为这些办法对结构性通货膨胀没有多大效力。

除此之外，希克斯在价格理论上也有贡献。以前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个彼此隔绝的独立领域，而凯恩斯学说作为一种宏观理论，被认为是不涉及微观理论中的价格问题的。如何沟通宏观与微观这两个经济理论领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希克斯提出的“两种价格体系”，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希克斯认为，凯恩斯在讨论收入、储蓄和投资等问题时，把价格作为已知的，这并不是认为价格不会变动，而是假定价格变动的原因是供求以外的力量起作用。希克斯认为：“在现代经济中，至少存在两种市场。在一种市场里，价格由生产者来规定，对于这种市场来说，固定价格这一假定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市场，即弹性价格市场或投机市场，在这种市场里，价格仍然决定于供求关系。”所以在经济理论中必须同时考虑两种市场或两种价格体系，而不能为了简化，只考虑其中的一种。在固定价格市场里，存货归专门经营该种商品的厂商所拥有，没有中间商存在（或中间商由买方或卖方有效控制），其实际存货和合意的存货往往是不一致的。而在弹性市场价格里，则存在中间商，所以实际存货和合意存货总是相等。正是由于弹性价格体系下中间商的存在，这些中间商的行动又必定受他们对价格未来动向的预期所决定，这就对经济生活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希克斯指出：“至少在原则上，至少在弹性价格制度里（我们将看到这种限制条件很重要），很清楚，对膨胀性工资上升和相应的价格上涨可能有一个全面的调整——一个膨胀性均衡，在其中，各种实际价格比率和在没有膨胀时并无不同。”这种均衡性膨胀，“就是在凯恩斯意义上的均衡，它不含有充分就业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可以同大量失业同时存在，而仍然保持均衡状态，如果忽视了对弹性市场的考察，那么也就无法理解这一点。

然而希克斯认为，现实世界并不只存在弹性价格市场，而且还存在固定价格市场，那里的价格并非取决于供求，中间商也不存在。劳工市场和其他许多种商品正是这样的固定价格市场。这样，在弹性价格体系中可能出现的“膨胀性均衡”，却不可能出现于有固定价格体系存在的经济中。这时虽有膨胀，但经济并不处于均衡状态。这样的通货膨胀（它也可能与大量失业并存）将是有破坏性的，它损害劳资关系，影响社会福利，影响财政收入，并要求不断地重新规定价格。“在完全弹性价格的模型里，所有这些都不予以考虑，但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真正害人的方式。”

希克斯的分析显然比以往的学者们更有说服力，除此之外，他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单凭科学技术这一条不足以说明经济增长的浮动力。希克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以下四类：（一）技术；（二）规模经济；（三）土地；（四）劳动。

他所指的土地即一切自然资源。说到部门性劳动短缺所需的技术发明时，希克斯引申出关于中间技术或适用性技术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发明多来自先进国家，这些技术往往适用于先进国家的条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不甚符合。因此，适当放慢技术进步速度，多采用中间技术或适用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

希克斯的理论固然也有其值得推敲之处，但他毕竟自成一家，影响很大。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的斗争中，希克斯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反对货币主义学派，支持凯恩斯主义，但在理论上又同后者保持一定距离。也正因如此，把他作为凯恩斯之后第二个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加以介绍是很有必要的。

说到经济史，还必须提到剑桥学派，这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世纪之交开创的，由于几位活跃人物都在剑桥任教，因此被称为“剑桥学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歇尔的学生阿瑟·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庇古的研究涵盖面很广，涉及经济学许多领域，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其代表作就定名为《福利经济学》（The Eics of Welfare）。他从福利与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使用分配、国民收入与劳动等方面，论述经济领域中影响福利的诸因素，并为如何增加福利提供思考。本书标志着福利经济学完整理论的形成，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庇古对商业周期、失业、公共财政、指数经济学以及国民产出的量度等也有很深研究，作为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讲授的《高级经济学》是该校以后30年经济学课程的范本。他还培养并影响了一批剑桥出身的经济学家，后来多成为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庇古还发现价格下降会使私人部门净财富的实际价值上升，从而拉动消费需求。这个发现被称为“财富效应”或利率效应，也就是著名的“庇古效应”（Pigou Effect).

除经济学领域，英国学者在文化人类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大学教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er Malinowski），他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开山大师之一。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发展一方面与考古有关，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有关。在殖民扩张中，西方国家要面对殖民地的各种问题，因此需要对殖民地的文化与社会进行研究，由此产生人类学。人类学可分为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由于体质人类学不是由一般的非专业人员所能理解的，而且人种间的体质不同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所以后来流行比较广泛的是文化人类学。

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的研究注重田野考察，他考察了许多地区，对人类学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是体质，而是心灵，心灵的差异就是文化的差异。“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其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但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毕竟太大了，使人难以把握。为了让读者易于理解他说的文化，他从功能的角度来解说文化。他首先批判进化学派和历史学派的观点，进化学派把文化发展视作一连串依一定法则循序渐进、有序进展的变化，它假定文化可以分成简单的要素，于是就有火的进化、宗教进化、陶器进化甚至饮食进化的学说。家庭、婚姻等却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变化，人的种种制度是变化的，但并不是骇人听闻的突变，而是因功能的增加而引起的形式上的逐渐分化。所以，马林诺夫斯基认为，除非我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性质有充分的了解，并且能一一规定它们的功能及描写它们的方式，否则，揣度它们的起源及发展阶段是没有意义的。“起源”、“阶段”、“发展的法则”、“文化生长”等概念一直到现在都模糊不清，而且不能靠经验来了解。

历史学派否认文化的自我变化，认为在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中最重要的是模仿，借用从外面传入的器物及风俗，他们把世界各地文化的相同之处很细心地勾画出来，来重构文化传播的路线，从而重构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但学者们重构的结果却不一样，其最主要的缺陷，是他们采用了决定文化要素的相同标准。文化不能作为一堆偶然集合的“特质”来看待，只有可以比较的要素才能相提并论。物质文化中不重要的细节、社会制度及文化价值应该分开来讨论，它们不是同样的“发明”，不能被同样地“传播”或“移植”。

因此，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必须对某一特定文化加以功能的研究，否则就无法解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弄清楚文化的形式。从功能的角度出发，马林诺夫斯基给“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文化的功能。”

从功能的角度来研究文化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马林诺夫斯基发表了不少独特的见解。比如在科学、巫术与宗教问题上，他认为：野蛮人的原始知识也来自日常生活，即人在自然界谋生的经验，是在观察中产生的，而且为理智所固化。巫术是一种情绪状态中的特殊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人所体察的不是自然而是自己，启示真理的不是理智而是感情。如果说知识的理论是逻辑构建的，那么巫术的理论则来自对欲望的联想，它们一个属于俗界，一个属于灵界。

巫术与宗教都起源于人们的情感张力，当人们在理智的经验中找不到出路时，就逃避到超自然的领域中去寻找，两者的区别是：巫术是实用的技术，所有的动作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宗教则本身便是目的，其行为别无其他目的。马林诺夫斯基还对科学、巫术与宗教三者进行归纳，他指出：科学使人认识他的四周环境，利用自然力；有了知识便有了力量，远超过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宗教能建立、固定和提高对价值的态度，比如与环境的和谐，对传统的敬服，对艰苦奋斗、视死如归等行为的信念和勇气。这些信仰保持在教义与仪式里面，其实有很大的生物学价值。正因为如此，宗教启示能给原始人以真理——一种广义的实用意义上的真理。

马林诺夫斯基对巫术文化功能的认识尤为深刻，他认为，人类由于自身的种种缺陷难免碰壁，巫术就在此时出现了，它使人恢复自信，使人保持平衡与精神统一，而不管他是在盛怒之下，是在怨恨之中，还是在情迷颠倒状态里。巫术使人乐观，提高战胜恐惧的信心。巫术的价值，是使自信胜过犹豫，使乐观胜过悲观，如果没有巫术，原始人便无法战胜他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因此人类也就不可能进步到更高级的文化。

在社会学和社会思想方面，安东尼·吉登斯也许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他和布莱尔一起提倡“第三条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1938年，吉登斯出生于英国北部，后来在赫尔大学（Hull Uy）学习社会学和心理学。1959年，吉登斯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id Politics）读社会学硕士学位。1969年受聘剑桥大学担任讲师，1976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教授，曾被布莱尔聘为首席顾问，是“新工党”政策的精神指引。

吉登斯为人熟知的是他的“结构化理论”及当代社会本体论，也就是他从分析现代社会的变迁中得出的一系列理论。两个理论成果代表了吉登斯思想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著作包括《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tral Problemsin Social Theory）等。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著有《现代性的后果》（sequey）、《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超越左与右》（Beyo and Right）、《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与《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等。“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些著作中提出来的，所谓超越“左”与“右”，不是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为工党寻找新的出路。

20世纪的英国，也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诺贝尔奖获奖人数看，英国仅次于美国之后。世纪之交取得的第一项成就在电子领域：物理学家汤姆生（William Thomson）28岁就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在1893年以前他主要研究麦克斯韦（J.C.Maxwell）的电磁理论。伦琴发现X射线后，汤姆生转而研究阴极射线，证明阴极射线确实是具有质量的带电离子束。他发现阴极射线粒子的质量和电量的比值，要比氢离子的质量和电量的比值小，如果阴极射线粒子带电量和氢离子带电量相同的话，那么阴极射线粒子的质量就是氢离子质量的一千多分之一。1897年，汤姆生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中，详细论证阴极射线就是由具有质量的带电粒子组成的，这种粒子的电荷等于基本电荷，它就是电子。

电子的发现揭示了电的物质本质，它向原子王国前进了一步，又成为量子力学的基础之一。此后，居里夫人发现了镭和提取镭的方法，然而，铀和镭等放射性物质发出的射线是什么呢？解开这个谜的，又是一个英国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欧内斯特·卢瑟福（Er Rutherford）。

卢瑟福出生于新西兰，他凭着自己的勤奋，于1895年获奖学金去英国深造，进入享有盛名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开始他的学术生涯。1899年前后，他发现铀放射出的射线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不能穿透厚度超过1/50毫米的铝片，他取名为α射线；另一部分穿透能力较强，能穿透大约半毫米厚的铝片，他取名为β射线；β射线带有负电荷，实际上就是电子束。他后来又发现铀放射物中还有穿透力更强的г射线，其性质与X射线相像。卢瑟福与另一位英国科学家索迪合作，发现有些放射性元素会变成另一种放射性元素。1902年，他俩提出了放射性元素蜕变的假说，认为放射性现象和化学反应不一样，不是原子之间结合方式的变化，而是原子本身发生了变化，一种原子放射出α、β和г射线后就变成了另一种原子，这表明，原子是可以分裂的。

1911年，卢瑟福提出了原子结构模型，他认为原子的正电荷都集中在原子内部很小的一个原子核上，电子在核外绕原子核运动。原子核概念的提出，为现代物理学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后，卢瑟福又用α粒子作炮弹去轰击原子核。1919年，卢瑟福与助手合作用α粒子轰击氮原子核时发现，氮原子核破裂后发射出一种带正电的粒子，这种粒子被取名叫质子（实际上就是氢原子核），破裂以后的氮原子核和α粒子结合成氧原子核。这个实验表明，不但放射性现象会导致原子自然蜕变，使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而且可以用人工方法改变原子核，把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

卢瑟福的实验为人工轰击原子核造成裂变奠定了基础，以后的科学家继续他的工作，终于把人工利用核能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在分子生物领域，英国生化学家桑格（Frederick Sanger）做出了很大成就。他从1945年起开始研究肽链上氨基酸的排列次序，随后又研究一种简单的蛋白质分子——牛胰岛素。1953年他弄清了牛胰岛素的结构，并由此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奖。弄清蛋白质结构后，人们就可以人工合成蛋白质了，这种前景显然是令人鼓舞的。

在遗传基因研究方面，英国科学家做出了卓越贡献。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格里菲斯进行关于两种丙种肺炎球菌的研究，一种是S型肺炎球菌，把少量的S型肺炎球菌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就会患肺炎而死亡。另一种是R型肺炎球菌，即使把大量的R型肺炎球菌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也不患肺炎。格里菲斯有一次把加热杀死的S型肺炎球菌和活的R型肺炎球菌混合在一起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竟然患病死亡。从死鼠身上发现了复活的S型肺炎球菌，这使人们大惑不解。后来，艾弗里等三个美国科学家解开了这个谜，原来是S型肺炎球菌的DNA进入了R型肺炎球菌，使R型肺炎球菌转化成了S型肺炎球菌。这证明DNA是遗传的关键，但DNA的分子结构如何，仍有待学者们的研究。

解开DNA之谜的仍然是英国科学家。英国物理学家阿斯特伯里（William Thomas Astbury,1898-1961）最早用X射线衍射法测定DNA结构，1940年他拍摄了一些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这些照片虽然质量不高，但仍可证明他关于DNA是由一叠扁平核苷酸构成的推断。50年代初，英国有三个研究小组在继续这项工作，其中第二组即威尔金斯小组制成了高度定向的DNA纤维，由此拍出了非常清晰的照片，进一步证实了阿斯特伯里的推断，并测出两个相邻核苷酸的间距是3.4埃。

突破性的进展是由第三组取得的，这一组包括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美国生物学家沃森（James Watson）。他们在研究DNA结构的过程中，曾设想过几种可能的模型，但拿不到照片作为实验根据。1953年2月，他们看到了第二组的照片，随后立刻开始研究，不到几个星期就通过分析照片发现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他们的结论是：DNA分子结构是一个正常的螺旋形式，这个螺旋的直径大约是20埃，沿着螺旋长度每34埃完成一个螺距，由于两个核苷酸的间距是3.4埃，所以每个螺距是由10个核苷酸组成的。根据DNA分子的密度推论，这个螺旋是由两条核苷酸构成的，是双螺旋，由此又推论出四种核苷酸碱基配对的原则，即胞嘧啶C配对鸟嘌呤G，胸腺嘧啶T配对鸟嘌呤A.沃森和克里克把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威尔金斯小组提供的X射线衍射照片一起发表在1953年4月的《自然》杂志上，由于这一划时代的成就，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三人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和生物学奖。

他们的发现可说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遗传和生命的密码，因此对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很多学者预测21世纪应该是分子生物学的世纪。

在电子技术方面，1904年，英国工程师弗莱明（John Ambrose Fleming）用爱迪生效应发明了二极管。此后，美国人又在他的基础上发明了三极管，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电子革命，收音机开始普及，广播电台也在各地建立起来。1936年，在英国产生了第一台电视机，电视的时代随之到来。这一切都表明，英国科学家在20世纪取得了令人仰慕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在物理、化学、生物、遗传工程等基础学科领域中，英国至今仍保持着世界的领先地位。

20世纪下半叶，英国放慢了科学发展的速度，但仍取得一些重要的成就。在信息技术方面，艾伦·图林（An Turing）在二战期间设计的用于破译德国密码机的“巨人”计算机，和他的同事汤米·弗劳尔斯（Tom my Flowers）等人设计的其他破译设备，可看作是现代电脑的雏形，为信息技术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图林的论文“计算机能思考吗？”还提出计算机可以思考的观点，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了思想依据。

在物理学方面，斯蒂芬·霍金（Steven Hawking）被认为是牛顿和爱因斯坦以后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人称“宇宙之王”。其代表作是《时间简史》（ABrief History of Time）和《果壳中的宇宙》（The Universein a Nutshell），其中讨论的都是物理学里最深奥、最抽象的概念，但它们像畅销书一样为常人所熟知。霍金的观点，包括宇宙大爆炸自奇点开始，时间始于此刻，黑洞最终会蒸发等等，都有待以后的科学家去证明或推翻。

在其他方面，英国科学家也取得不少成果。1972年英国人汉斯菲尔德（Godfrey Hounsfield）研制出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即CT，是伦琴之后在放射诊断学上最重要的成果。1978年，英国人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首次用体外受精回植的方法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以后还颁发了克隆人类胚胎的执照。帝国理工大学破解蛋白质复合体结构，被看作是新能源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美中不足的是，英国科技的大部分成果都未能在本土得到应用，而是去别国开花结果了。当然，这与英国的社会、文化机制有关，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