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调整时代（1/1）

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英国终于从数世纪之久的大国梦中清醒过来，看清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以此为基础，它开始调整外交政策。

中东盛产石油，又扼守亚、欧交通要冲，经济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英国竭力维护对该地区的支配权，尤其不愿失去对黄金水道——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因此，当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于1956年7月26日宣布将以英资为主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时，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立即回击，主张用军事手段夺回运河。7月27日，英国内阁开会，同意不惜采取单独行动以武力解决问题。为此，英国向美国和法国等作了通报，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法国也主张军事干涉，目的是借此打击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方面通知艾登：“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并动用驻扎在北非的45万法国军队。”美国则对使用武力持谨慎态度，艾森豪威尔致信艾登：“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美国的公众舆论断然拒绝使用武力，尤其是在足以保护我国重大利益的一切和平手段似乎还没有悉数用尽而全归无效的时候。”显然，美国主张先使用“和平解决”的方法。8月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伦敦推出“五点方案”，建议召开国际会议使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只有当其他努力都失败之后才考虑动用武力。

8月16-22日，专门讨论这场危机的伦敦会议如期举行，会议发表了十八国宣言，建议拟定一个新条约取代1888年条约，承认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同意埃及从运河收入中得到合理的部分，但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运河。会后，由澳大利亚、美国、伊朗、埃塞俄比亚和瑞典组成的五国委员会在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的率领下前往埃及，转达十八国宣言。纳赛尔拒绝了国际共管运河的主张，五国委员会的埃及之行未获成功。此后，第二次伦敦会议和联合国安理会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均告失败，而美国仍坚持不使用武力。于是，英国抛开美国，在10月下旬与法国和以色列举行秘密会谈。

10月24日，英、法、以三国在巴黎签署秘密文件，规定以色列在29日入侵埃及西奈半岛，进抵运河区，发动战争；英、法则在10月30日向以、埃双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停火，各自后撤10英里，英、法军队则进驻运河区，隔开交战双方，保障运河通畅。如果埃及拒绝这个通牒，英、法军队将于10月31日对埃及开战，在战争中推翻纳赛尔政权，以听命于英、法的新统治者取而代之。以色列可在战后得到西奈半岛。

5天之后，以色列按期入侵西奈半岛。美国在震惊之余，立刻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提议谴责以色列为侵略者，制止战争，以避免苏联援助埃及和直接插手中东事务。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在给艾登的信中对美国的立场作了如下解释：“目前埃及还没有正式要求援助。但是如果联合国发现以色列是侵略者，那么埃及就会请求苏联帮助——那时中东的事务就真要变糟了。”英国不同意美国的立场，按原计划与法国一起向以、埃双方提出最后通牒。艾登估计美国仍会支持英、法的行动，因此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希望他“至少用一般的措词支持我们所做的事”。

埃及拒绝了英、法的最后通牒，英、法军队遂于次日入侵塞得港，轰炸埃及各大城市，战争于是全面爆发。出乎英国意料的是，美国立即对英、法的侵略行为表示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说英、法的行动破坏了西方盟国的团结，也是对美国的背信弃义。作为西方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对英、法背着自己另搞一套难以容忍。再者，美国认为英、法的行动转移了世界舆论对匈牙利事件的关注，使苏联能在逃避责任的情况下达到干涉匈牙利的目的。另外，这场战争使西方与亚、非国家的关系陷于紧张，显然对苏联集团有利。因此，在美国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停止这场战争，避免局势失控。

由于英、法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因此美国在11月1日向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提出一项提案，要求交战各方立即停火，并禁止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向交战地区运送作战物资。在对这项美国提案进行表决时苏联投了赞成票，艾登十分气愤地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上带头反对以色列、法国和英国行动的，不是苏联，也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而是美国政府。”

苏联试图借此机会打入中东地区，分化西方国家。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i A.Bulganin）提议苏、美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制止侵略，为美国所拒绝。11月5日，苏联又向英、法、以发出最后通牒，警告它们必须立即停火，否则苏联有可能使用现代毁灭性武器实施打击。

得悉苏联的最后通牒后，美国感到事态严重，艾森豪威尔立即打电话给艾登，强烈要求英国停止军事活动。同时，他指示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要干预11月初爆发的英镑危机，除非英国接受美国的停火建议。无奈之下，英国说服法国于11月6日宣布停火。次日，联大紧急会议又通过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部队进驻运河区，取代英、法军队。美国继续施压，要求英、法、以三国撤军。艾登沮丧地抱怨道：“美国政府差不多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坚决反对我们，而且在停火后比停火前更严厉。"12月3日，英、法宣布在圣诞节前完成撤军。到12月22日，英、法军队全部撤出埃及，次年1月以色列也撤回到1949年的停火线。

苏伊士运河战争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纳赛尔在反抗西方和以色列的斗争中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声望大增，逐渐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之一。他继而实施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加强了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合作。苏联通过向埃及提供武器、在战争中对埃及大力支持，而开始登上中东舞台。英国被迫撤出埃及，在世人面前丢尽了面子。英国在中东的影响急剧下降，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输家。美国则在战争中渔利，以其反侵略、反殖民主义的面貌赢得了中东地区温和派国家领导人的好感，并乘机取代了英国的地位。1957年1月，美国又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以对付“共产主义侵略”为由，进一步介入中东事务。这样，美、苏争夺中东霸权的局面开始形成。

战争使英、美关系遭到重创，“特殊关系”岌岌可危。艾登愤怒地指责美国一面声称不排除使用武力作为解决中东危机的最后手段，一面又出尔反尔，背弃英国。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指责这种背信弃义是“美国蓄意的欺骗行为，使得15年以来共同磋商、分享情报和集中资源对抗共同敌人的做法迅速划上了句号”。美国也感到对英国这个老朋友过于不讲情面了，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11月写信给丘吉尔，对美国的行为表示遗憾，同时又解释说：美国是为了对抗苏联才不得不这样做，阻止“苏联控制石油”是美国的义务。

但只要冷战格局仍然存在，只要美国仍然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就不可能与它分道扬镳，因此，1957年麦克米伦接替艾登出任首相后，就大力修复英美的“特殊关系”，两国关系又开始升温。升温从军事领域开始，1957年3月，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在百慕大会晤，艾森豪威尔做出重大决定：同意英国分享新开发的弹道导弹技术，在英国部署60枚“雷神”导弹，由美、英两国人员共同控制。这项决定清楚地表达了美国方面修复关系的愿望，对英国显然是一种安抚。这一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西方世界大惊失色，推测苏联已具备用火箭发射核弹头的能力。在外力的压迫下，英、美决心加强合作，用新的技术去迎接新的挑战。结果，美国改变不与英国在核领域合作的政策，与英国签订了《为相互防务目的使用核能的合作协定》。新的合作不仅表现在原子武器领域，苏伊士战争硝烟刚散，英、美便联手对中东地区的亲西方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它们对抗来自国内外的威胁。1958年7月，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Hussein Ibn Tal）和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Camille Chamoun）分别向西方求助，英美联军当即前往上述两国，很快平定了两国的内乱。这次联合行动，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英、美对抗形成鲜明对照。

1960年，美国同意向英军提供新研制出来的“天弩”导弹系统，这种系统能够携带核弹头击中苏联阵营的目标，伦敦认为美国这个决定比上次部署“雷神”导弹更有意义，因为“天弩”导弹将完全由英国控制，而英国是所有西方国家中唯一得到这种先进武器的国家。但不久后美国发现“天弩”系统有重大缺陷，不能用于实战，而英国政府中有人怀疑美国是否真心帮助英国加强核力量。但美国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在宣布“天弩”出问题之后仅一个月，麦克米伦就与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在拿骚达成一项新协议，英国从美国得到了由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系统，这样，英国毋须在武器研究方面花费巨资，便可保持其独立的核威慑力量。

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总统肯尼迪自始至终与麦克米伦保持接触，征询英国方面的意见。美国不仅向英国提供最新的核武器，而且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听取英国的意见，这样，英美特殊关系达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峰。但这种状况未能维持多久，虽然英美在1963年与苏联谈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继续合作，但此后两国关系又开始降温，进入下降阶段。这个变化与美国国务院内的“欧洲派”活动有关，该派以国务卿乔治·鲍尔（Gee Ball）为核心，坚决反对英国拥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理由是：第一，这有可能引起核扩散，进而打破美、苏之间的核武器平衡。第二，这有可能导致西欧放松常规武器装备，因而对北约的灵活反应战略造成损害。“欧洲派”在1963年12月说服刚上任的新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支持一项“多边核力量”（Multiteral Force）建议，将英国的核力量并入这支西欧军事力量。不出所料，英国对该建议十分冷淡，认为保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对于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至关重要。1964年10月新的工党政府上台后提出一系列反建议，主张建立“大西洋核力量”（Atntiuclear Force），这支部队将包括英、法的全部核力量和美国的核潜艇部队。不过，美国已经怀疑统一的西欧核力量是否有用，并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了。英国提议组建“大西洋核力量”只是为了阻挠美国的“多边核力量”，并非出于真心，因此也就不再提此事。

围绕核计划的外交纠纷使两国的分歧表面化，而越南战争使这种分歧更加深刻。1964年8月，美国称一艘美舰在北部湾遭到攻击，遂派飞机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国向越南战场派遣大批地面部队和海空军扩大战争，同时又试图按朝鲜战争模式拉盟国参战，推出“多国”参战计划，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寻求盟国的军事援助，而是平息美国国会和欧洲国家的反战情绪，提升南越军队的低迷士气，并组建针对北越的国际联合阵线。1964年10月，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它一方面希望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一方面又担心越南战争会危及地区和平，于是英国的对美政策就陷入困境，外交大臣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 G.Walker）在上任前写了一份“外交政策构想“（"Thoughts on Fn Policy”），称：“英国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对英、美关系的反应。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协调，并从中打造出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政策体系。”外交部在新首相威尔逊访美之前提交了一份关于越南问题的备忘录，其中建议：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要在外交上表示支持，但在军事上要谨慎从事；越南战争的前景黯淡：“若以有限的攻势来拯救南越可能为时已晚，但……仅仅是继续保持守势就毫无取胜的希望。”

12月在华盛顿，面对约翰逊总统提出的派兵要求，威尔逊委婉地回答：英国经济困难，又深陷马来西亚的冲突之中，出兵确有困难。他甚至沿用当年艾德礼规劝杜鲁门不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先例，向约翰逊进言说：希望美国不要过深地卷入越南战争。威尔逊的态度，除受英国国内政局的约束，工党在议会中的微弱多数使他无法考虑出兵越南，他本人对越南问题的立场也不可忽视，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问题上，威尔逊作为工党左翼的比万派成员，就曾激烈反对英国追随美国介入印度支那地区。

美国对威尔逊十分恼火，它在两年前向英国提供过最新的核武器技术和装备，而在美国急需帮助之际，英国却拒绝伸出援助之手。不知趣的威尔逊在1965年2月还想再次前往华盛顿劝约翰逊削减军事行动，约翰逊在电话里不客气地回敬道：“我不会吩咐你如何去统治马来亚，你也别吩咐我如何去管越南的事。……假如你愿意在越南帮我们一把，就给我们派出一些兵员和人手去对付游击队。而且，要向媒体宣布你打算给我们提供帮助。假如你现在不愿这样做，那就弄你的马来西亚问题去吧。”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更加直截了当地挖苦道：“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团而已……不要指望我们再去救你们。”结果，到1965年中期，“特殊关系”已远不如拿骚会晤时那么“特殊”了。

对“特殊关系”的更大打击发生在1967年。威尔逊政府在这一年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英国的所有军事力量。这项决定意味着英国在南中国海、东南亚、印度洋和波斯湾留下的空白只有由美国去填补，否则将落入苏联之手。这要求美国一面打越南战争，一面调拨大量军事力量去其他地区驻防。伦敦为平息华盛顿的怒气，提出将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让给美国使用，但无甚收效。对于英国来说，撤退行动“消除了自己作为美国永恒的、不可缺少的小伙伴的那种紧张心理状态”，因此其实质是削弱了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且为以后更多地参与欧洲事务铺平了道路。

在越南战争方面，从1965年4月开始英国就试图寻找和平解决的方法。当年威尔逊政府采取了三项行动。一是派遣刚刚卸任的外交大臣沃克前往印度支那进行考察，了解各方对于和谈的立场和态度。沃克先后访问了西贡、万象、仰光、曼谷、吉隆坡、金边、东京和德里，但未获准访问河内和北京。二是在6月，由英联邦会议决定，英国、尼日利亚、加纳和特立尼达等四国首脑打算出访美国、南越、北越、苏联和中国，但因后面三国政府不同意而未能成行。三是在7月，威尔逊转而进行秘密外交，派遣工党左派议员、议会驻养老金部秘书戴维斯（Harold Davies）作为密使前往河内，试图促成越南与美国领导人的直接会谈。这一次行动走得最远，戴维斯获准进入河内。但在他抵达河内机场之前，其行程被泄漏，结果越方领导人拒绝与他见面。威尔逊政府的三次和平行动均未能成功，但也不无收获，来自工党左派的反战压力得到了明显的纾解。

1967年2月，美国在波兰的斡旋下表现出缓和的迹象，约翰逊政府提出”A阶段和B阶段”计划，同意在A阶段美国停止对北越的轰炸，然后在B阶段北越停止向南越渗透。威尔逊想利用苏联总理柯西金（Alexei Kosygin）访问英国的机会通过苏联向越南传递信息，但这次尝试仍旧没有产生效果。

英国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交战双方都对英国缺乏信任。在越南方面，越南和中国、苏联都不相信英国的中立，而英国与越、中、苏三国的关系都有很大问题。在美国方面，它表面上支持英国的努力，实际上却对英国拒不派兵耿耿于怀，不想让英国插手越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工党政府与美国民主党政府在越战问题上的分歧在1966年6月曾有一次公开爆发。6月28日，美国开始轰炸河内和海防市人口稠密地区，威尔逊在当日发表一项声明，撇清英国与轰炸的干系。这项声明进一步打击了英、美关系，约翰逊对威尔逊完全失去信任。约翰逊的外交顾问威廉·邦迪（William P.Bundy）指出：威尔逊的这个“决裂”之举，表明他“不再是一条道上的人”。

威尔逊本人在1981年承认，他给美国的是一种“负面支持“（“ive support”）。英国在越战中坚持了独立的外交原则，坚决不派军队参加战争。威尔逊政府与之前的艾德礼政府和之后的布莱尔政府都不一样，而英美“特殊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损害。原因有两个：一是威尔逊认为解决越南问题的正确方法不是军事手段，这一点与美国存在着根本分歧。1968年2月，就在越战升级的重要时刻，威尔逊在白宫晚宴上公开对约翰逊说：越南问题“永远也不能通过强加的军事手段在持久公正的基础上解决。……在人们坐到谈判桌前打定主意媾和之前，绝不会有任何解决方法”。

其次，威尔逊对英国卷入朝鲜战争印象深刻，尤其对美国动用核武器的企图感到担忧。作为艾德礼政府的一员，威尔逊对英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内情十分清楚，而美国在越战期间一直在考虑使用核武器。1964年3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讨论过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下，是否使用核武器。1965年5月，腊斯克访问英国时曾向威尔逊表示：“如果发生一场新的朝鲜战争，就不会排除这种（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1967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Robert Mamara）提交一份备忘录，其中说如果美军向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发动进攻，“就很可能要在中国南部使用核武器”。针对这些信息，威尔逊曾直接向美方表达了他的担心：“备受困扰的总统的焦虑言辞加剧了这个危险，即美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政策。”

1970年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与美国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但首相爱德华·希思仍然推行工党政府削减防务开支的政策，对亨利·基辛格提出的1973“欧洲年”计划漠然置之。希思任内在外交上的两大建树均与美国无关：一是加入欧洲共同体；二是实现中英关系正常化。最突出的是，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拒绝向运送军火给以色列的美国飞机提供基地，此时，英国外交已转向以西欧为中心，但又不愿为西欧防务承担更多义务。对美国而言，英国在防务方面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了，到1973年时，英美关系已变得平淡如常，再无“特殊”之处。

在7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英美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关于欧洲以外地区的分歧继续存在，1974年，工党重新执政后，这种分歧呈扩大之势。1974-1975年间，葡萄牙的索拉查（Antonio Sazar）独裁政权被推翻，随即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也发生了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革命，建立新政权。美国感到十分震惊，担心苏联势力在非洲扩张，但英国对这些变化却表现得很平静。在中东，卡特总统把外交重点放在埃、以和解上，最终使这两个敌国签署了《埃以和平条约》（Egypt-Israel Peace Treaty）。英国对发生在这个曾属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地区和平进程未施加什么影响，反而与其他西欧国家一起认为：卡特的和平努力对巴勒斯坦人无益。在拉丁美洲，美国向右翼独裁者，如智利的皮诺切特（Augusto Pi）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 García），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英国则更同情被暗杀的智利前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Gassens）和被推翻的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因为它们的许多政策与工党相似。美国支持英国在南罗得西亚结束内战的努力，但英、美关系仍降到数十年来的最低点。直到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改变了对美政策，英、美关系才进入“复兴阶段”。

如果说希思是“欧洲主义者”，那么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是“大西洋主义者”。撒切尔夫人确信要达到英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即维持英国的长期安全，就必须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因此从1979年6月起，对美关系就成为英国外交的最优先问题。

1979年12月，北约外长们解决了在西欧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式中程导弹方面的分歧，撒切尔夫人随即在恢复英、美关系方面迈出了一步。1980年1月，英国宣布它同意美国在英国境内部署160枚上述导弹，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举措表明了英国对美国的信任和支持，尤其是当西欧的公众舆论普遍关注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力量时，英国的表态更是不凡，这一年7月英美达成协定，英国从美国购买先进的“三叉戟Ⅰ型”导弹，用于替代已过时的北极星导弹，英国的核威慑力量得以加强。

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Ronald W.Reagan）出任美国总统，大大加快了英、美“特殊关系”的恢复过程。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推崇“新右派”思想体系，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强调发挥市场作用，减少国家干预，推行私有化和货币主义政策，强化资本主义制度；在对外政策上则运用各种手段遏制和对抗苏联的影响，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1981年2月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取得很大的成功，此行不仅加强了两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而且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就是由里根提出的建立一支“快速部署部队”的计划。1965年，威尔逊曾拒绝约翰逊总统的类似提议，而撒切尔夫人则宣布要加入这项计划，这让里根深为感动，不久便给予丰厚的回报。1981年10月，里根政府宣布“三叉戟II型”导弹提前投入现役，欢迎英国购买这种更先进的武器系统。经过6个月的讨论，英国与美国签订了一份购买“三叉戟Ⅱ型”导弹系统的合同，美方再次给予很大的优惠。

就在英美关系迅速发展的时候，一场重大的考验来临了。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出兵占领有争议的马尔维纳斯（即福克兰）群岛，英国立刻作出强烈反应。撒切尔夫人4月3日在下院宣布：“英国的主权领土在许多年以来第一次受到外国入侵”；“女王陛下政府的使命就是竭尽全力来捍卫这种权利”。不久，联合国的调停努力失败，英国政府于是就发动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远征行动，它出动了英国海军力量三分之二的兵力去争夺该群岛，英、阿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这次军事行动把美国推到了微妙的位置上，许多因素影响到美国的立场。首先，里根如果与英国站在一起，那么就可能损害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而拉美一直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美国在这里有大量投资。其次，当时英、美在铺设苏联天然气管道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英国与其他欧共体国家赞成铺设这条管道，美国则反对这样做，这个因素显然影响了美国的决策。再次，根据《北大西洋公约》规定，任何一个缔约国受到武装攻击时，其他缔约者应出兵帮助该国，但范围仅限于北大西洋地区，所以美国并没有支援英国的义务。这样，美国起初试图以调解人的身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场争端。但阿根廷的加尔铁里（Leopoldo F.Galtieri）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都不愿意妥协，于是，到5月份里根开始倒向英国一方，他同意让英国舰只在美国军事基地补充燃料和物资，并向英国提供美国卫星获取的情报，这些情报为英军的作战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在中东，英美合作十分默契。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将巴解组织逐出了贝鲁特。在以军撤退之后，叙利亚增加在黎境内的兵力，影响也趋扩大，同时黎各派武装力量的冲突连绵不断。美国主张向黎巴嫩派出维和部队，阻止各派武装冲突，遏制叙利亚的影响。出于宣传目的，美国希望其他国家能与美国一起行动。撒切尔首相作出积极反应，于1983年9月派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英军去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直至1984年3月该部队主力撤离黎巴嫩为止。

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英国大力支持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又称“星球大战”）计划，1985年10月英、美国签订协定，同意英国公司为该计划生产部分产品。

在对南非政策方面两国也表现出空前一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一直是困扰英国政府的一个难题，英国对1961年其他英联邦国家把南非逐出门外感到不快，相反却同情南非的白人政权。80年代中期南非的种族冲突加剧，黑人民族意识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和英联邦国家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但英、美却反对制裁，其公开的理由是：制裁对南非的改革进程无益，却只能使人民、尤其是黑人受到损害。实际上，英、美更看重南非在冷战中的战略价值，两国都不愿看到南非在一场流血的革命后落入苏联的怀抱，于是在1986年夏，英、美联手阻止了国际对南非的制裁行动。

1985-1986年曾发生几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通过截获情报，美国认为利比亚政府策划了1986年4月在柏林一家夜总会的爆炸事件，造成多名美国军人伤亡，美国决定立即采取惩罚性行动，要求英国政府配合，同意美国军机从英国基地起飞对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进行空袭。英国政府迅速表示同意，于是，4月14-15日夜，36架美机对利比亚的两座城市进行轰炸。这次空袭进一步证明了英、美的“特殊关系”，相比之下，其他西欧国家都不让空袭利比亚的美国飞机飞越本国领空。由于在空袭前一天的欧洲外长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没有向欧共体国家进行通报，这些国家都感到愤怒。英国国内反应也很强烈，工党提出严厉的批评。更严重的是，民意测验表明约三分之二的选民不赞成英国卷入美国的行动，他们担心利比亚会对英国人进行报复。撒切尔首相为英国政府作辩护，她说不接受美国的要求是“不可思议的”，英国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欠了美国的情，而且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如果美国的远程重型轰炸机从本土出发轰炸利比亚，造成的平民伤亡可能要大得多。但利比亚问题并未就此了结，1988年12月21日，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飞经英国北部洛克比时发生爆炸，造成机上和地面共270人死亡。美、英经过3年的联合调查，于1991年11月确认爆炸是利比亚特工所为，两国于是发表声明，要求利比亚政府将涉嫌的两名利比亚人引渡给美、英。利比亚否认它卷入了这起爆炸案，并拒绝交出涉嫌人员。于是美、英等国促使联合国安理会于1992年3月31日通过748号决议，对利比亚实行空中禁飞和军事禁运。

在1991年1-2月的“沙漠风暴”行动中，英国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将伊拉克军队赶出了科威特，这再次验证了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不过由于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先后去职，两国关系又开始降温。其实，即便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蜜月时代”，即便如撒切尔夫人所说，“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看法相同，可以说是心心相印”，英、美关系也还是有一些波折的。

第一次发生在1983年，这年10月，美国趁格林纳达发生军事政变，以保护美国侨民为借口，出兵占领了这个小国，推翻了亲古巴的政府。从入侵的结果来看，英国是表示欢迎的，但格林纳达是英联邦成员，而英国政府事先却一无所知，甚至在美国开始入侵的几个小时之前，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还在下院表示：美国的干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入侵发生后英国政府十分尴尬，因为按照惯例，美国在行动前即使不需英国同意，至少也应当通报英国。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国务院也不知道入侵的计划，因此没有办法通知英国。撒切尔夫人感到非常愤怒，她打电话给里根，抨击美国的做法，这次谈话大概是他们之间最不愉快的一次。杰弗里·豪要求西欧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的专横作风，英国舆论也对美国向一个英联邦成员国动武表示愤慨。美国不理睬英国的批评，并且在12月还宣布解除对阿根廷的武器禁运。事实表明，在“特殊关系”中，英国是次要的、弱小的一方，华盛顿掌握着主导权。

较大的波折发生在1987年。两伊战争爆发后，波斯湾的油船受到威胁，英国从1980年12月起为在这一水域航行的英国船只提供护航，效果很好。但从1986年起，伊拉克对运载伊朗原油的西方和其他国家船只进行空袭，科威特感到受威胁，便非正式地与苏联联系，请求提供护航。美国唯恐让苏联渗入科威特，于是立即同意让所有科威特油轮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海军护航。伊朗对美国海军进入波斯湾表示反对，在海湾北部航道上布下水雷。由于驻波斯湾的美国海军不具备扫雷能力，于是在1987年8月向北约盟国求助。

出乎美国意料的是，英国政府的反应十分消极，英国认为美国的行动有可能引起更大的麻烦，导致伊朗或伊拉克对西方船只采取更大规模的袭击，从而危害英国利益。而且，英国对美国运用其军事力量维持海湾秩序的决心也表示怀疑，因此，英国政府客气地回绝了美国的要求。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英国并非无条件地听从美国的旨意，在作出重大决定时，还是将英国的利益放在首位。8月末，伊朗又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直接损害了航行自由的原则，同时也对英国利益造成威胁。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英国才下令6艘扫雷舰驶往波斯湾清除那里的水雷。

1992年1月，克林顿出任美国总统，他对英、美关系不那么重视。作为英、美“特殊关系”的一个象征，里根和布什任总统时每年圣诞节前都会邀请英国首相去白宫，但克林顿却没有请梅杰。在具体政策上两国也出现明显分歧。在波黑问题上，美国主张对塞族武装进行空中轰炸，英国却多次表示反对，称此举将使驻扎在那里的联合国地面部队中的英国军人遭到报复性袭击。为照顾英国的立场，北约缩小了空袭规模。另外英国也反对克林顿政府单方面冻结核试验的决定，因为这将使英国无法利用美国的核设施作试验。1994年6月在盟军登陆诺曼底50周年之际，克林顿赴英国与梅杰一起主持纪念活动，在这个加强两国关系的大好时刻，两国领导人好像对历史更感兴趣，根本就没有提“特殊关系”。而克林顿一进入法国，立刻表现得热情洋溢，对法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大加赞赏。

7月11日，克林顿在出席那不勒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之后访问德国，称德国已成为“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美、德伙伴关系很独特。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说：“克林顿昨天表明：美国现在认为德国是比英国更重要的盟国。……克林顿虽然强调华盛顿和伦敦的历史联系，但是他指出，随着欧洲加快一体化的进程，德国和美国现在的目标几乎完全一致，这把它们的关系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该报在7月17日一篇题为《英国为什么总是形单影只》的文章中更明确地指出美、德关系才是“特殊关系”，“在华盛顿看来，对美国欧洲政策来说，英国现在顶多是与法国并列第二位的伙伴，也许是第三位”。

造成英、美关系疏远的首要原因是西方国家之间实力对比已发生变化，英国地位下降，不再能胜任美国在国际战略中的主要伙伴和助手。德国、日本这些国家则实力上升，远比英国更有力量。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变化和政策调整。从6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重心由东海岸向西海岸移动，太平洋地区也就更加重要，克林顿任美国总统后一再强调发展与亚太地区的关系，他在1993年11月主持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时，发表题为”APEC在创造就业、机会和安全的作用”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创设新的制度安排，以推进我们在国际上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我们必须向太平洋经济伸出我们的双手。我们必须与太平洋国家同心协力，以为我国人民和太平洋国家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的庄严使命和绝佳机会。”事实上，到1993年，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已比与大西洋地区的贸易多50%,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谈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重点及其原因时说：“改善与亚洲的经济合作，自然是以促进国内繁荣为目的的对外政策的主要部分，已经拥有每年1万亿美元进口市场的亚洲，在今后十年将占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近一半。”美国在国际战略中的倚靠对象，在亚太地区是日本，在欧洲已变为德国。另外，当一代致力于建立和发展美、英“特殊关系”的政治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时，英美之间的传统纽带也就遭到削弱，这一点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去职后尤为明显。

随着1956年以后英国加快从帝国撤退以及1964年以后与美国的关系降温，它越来越把对外关系的重点放在欧洲，试图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不让法国和德国主宰欧洲。二战结束初期，英国曾一度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于1948年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anization for European Eic Cooperation），1950年又加入欧洲支付联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但是到50年代，英国对法、德倡导的几个共同体抱有戒心，不愿参加，开始游离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但英国同时又担心这样会对本国不利，便在1960年1月，与瑞士、丹麦、挪威、瑞典、奥地利和葡萄牙创建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此同时，英国也加强与西欧其他国家的合作，比如在1956年7月与西德签署一份协定，同意在民用核能开发方面进行合作。次年12月，英国又与意大利签署了类似的协定。1960年和1961年，英国与多个西欧国家达成协议，同意为对方公民到本国旅游提供出入境方面的便利。

关于与欧洲的关系，英国绕不开法国，当时法国是西欧除英国之外的最强大国家，英、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英国与西欧的关系。1958年12月，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他着手阻止欧洲的一体化和超国家趋势，想把共同体改造为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利组织。戴高乐这个想法符合英国的立场，因此麦克米伦在1961年10月启动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戴高乐表示欢迎，他希望建立一个不受美国控制的、真正属于欧洲的安全和经济组织。1962年12月，在美国宣布“天弩”导弹系统不能使用时，戴高乐希望与英国进行军事合作，包括核合作，借此削弱英国与美国的军事联系。但英国并不打算放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在美国取消“天弩”导弹计划后仅一个星期，麦克米伦就与肯尼迪会晤，决定以美国的“北极星”导弹取而代之。法国在得知英国的决定后，立刻撤销了对英国加入共同体的支持，1963年1月14日，法国政府否决英国的申请，戴高乐明确表示：英国的加入“最终将会出现一个倚赖于美国并在美国领导下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它很快会吞噬掉欧洲共同体”。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第一次努力至此受挫。

1964年工党执政，该党左翼认为欧共体是一个“资本主义俱乐部”，对西欧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构成障碍，因而不主张加入这个组织。但1966年7月事情出现转机，工党政府新任外交大臣乔治·布朗（Gee Brown）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他设法使威尔逊政府改变立场，这样，英国于1967年5月第二次申请加入欧共体。戴高乐在私下交谈中向英国驻法国大使克里斯托弗·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提出法国支持英国申请的三个条件：（1）减少欧洲对美国的倚赖；（2）改变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性质，使之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只对农产品作特别定价；（3）给予共同体内几个大国更大的决策权。这些条件对于英国来说是可以考虑的，其中大部分也是英国所希望的。但由于这次谈话的内容被英方泄露给西德，继而传遍了欧共体各国，引起轩然大波。英、法关系降至60年代的最低点。其他欧共体成员国对英国的申请也不予支持，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决定搁置英国的申请。

1969年4月，戴高乐辞去总统职务，由蓬皮杜（Gees Pompidou）继任，他主张扩大欧共体的规模。1969年12月欧共体六国首脑在海牙开会，接受了蓬皮杜的主张，宣布同意接纳英国加入欧共体。1970年6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长期以来主张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爱德华·希思出任首相，为英、欧谈判铺平了道路。英国从1971年5月开始与欧共体举行正式谈判，1972年1月签署了一系列条约。1973年1月1日起英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与此同时，东欧地区并未被英国忽视。从总体上说，英国对东欧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观点之上，即苏联和它的华约盟国构成了对西方的主要威胁，因而在军事上英国须作好与之对抗的准备。但历届英国政府在某些方面还是与华约国家进行“部分合作”，显示出灵活的现实主义作风。英国认为，北约的威慑力能够在短期内遏制苏联，然而从长远来看，部分合作政策可能对改善英、苏关系有所帮助，并最终消除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

在结束盟国对奥地利的军事占领问题上，英国与美、法一起同苏联进行谈判，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法。1955年，谈判取得突破，英、美、法、苏、奥五国外长于5月15日在维也纳签订了《关于恢复独立和民主奥地利国家的条约》，即《对奥和约》。此前在1月份，苏联发布了《关于终止苏联同德国的战争状态》令，给东西方关系带来了缓和气氛。奥地利问题解决后，旧日的四大盟国首脑重新聚首日内瓦湖畔，是二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

战后英、苏最高层的首次接触发生在1956年4月，艾登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来访的赫鲁晓夫，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1959年5月，英、苏签订贸易协定，有效期五年。同年12月，两国又签订了有效期两年的科学文化协定。这两个协定后来都曾多次续订。70年代前期，希思政府将部分合作原则扩大到华约其他国家，1971年4月，英国与波兰签署了长期贸易协定。第二年又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签订类似协定。1973年，英国还与波兰和东德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

英国将对外关系重点转向欧洲，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孤立于欧洲共同体之外，使英国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欧洲经济共同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政策，对内实行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些制度使六个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了英国，在1950-1960年间，共同体六国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08%,英国为2.3%;1960-1970年间，英国增长率未变，共同体六国达到了4.2%。60年代初麦克米伦政府申请加入共同体的原因之一，就是改变英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地位。

第二，美国希望英国更多地卷入欧洲事务。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想让英国在北约中承担更多的责任，鼓励英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英国受帝国事务的牵制，在1956年前的大部分时间对欧洲事务不够重视。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国调整政策，慢慢地把重点转向欧洲。

第三，英帝国的解体及英联邦的衰落，加快了英国从旧帝国撤出和收缩的速度。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转型是英国对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主动应对，其结果就是帝国失去其原有的价值，英国只有加强与西欧的关系才有可能弥补其损失。

第四，欧洲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份额加大，1954年，欧洲在英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是18.4%和21.5%,到1971年增至29.9%和29.3%,到1978年又猛增至43.1%和41.8%。这就使英国与欧洲的共同经济利益增加了。

但是在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其对欧政策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答案是否定的。在欧共体内，英国是一个不安分的成员，从加入欧共体开始，它屡屡在预算和农业问题上发难，尤其是在1975年，刚当选的工党政府为平息左翼的指责，决定就英国是否退出欧共体进行全民公决。虽然结果是大多数选民赞成留在欧共体内，但其他欧共体国家已对英国“另眼相看”。1979年撒切尔政府执政后，欧共体对英国缺乏成员国责任感抱怨不迭。1979年6月，撒切尔夫人在斯特拉斯堡欧共体首脑会议上声称，英国在那一年负担的10亿欧洲货币单位的摊派款不公。第二年在都柏林欧共体首脑会议上，她又公开说要“把我们的钱拿回来”。当其他成员国不作让步时，撒切尔夫人又声称要将各国在欧共体预算中分担的比例与当年农产品定价挂钩，威胁要对农产品定价投否决票，于是，其他欧共体国家被迫表态愿意考虑英国的要求。在1984年的枫丹白露会议上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首脑们同意在确定预算分担时，将英国划入人均收入最低国家之列，英国每年可从它所支付的份额与欧共体用于英国开支的差额中，得到66%的返还款。

之后，英国又要求调整欧共体的农业政策，认为它不仅造成农业生产过剩，而且农业补贴在欧共体预算中所占比例过大，不符合撒切尔政府的自由市场原则。1987年7月，撒切尔政府否决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共同体预算案。在建立欧洲联盟的问题上，英国虽然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但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方面提出了保留条件，并为英国争取到在“社会宪章”和“货币统一”问题上的例外权。1994年6月，梅杰首相又在欧盟12国首脑会议上投票否决比利时首相让吕克·德哈尔（Jean-Luc Dehaene）出任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以致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itterrand）评论道：“这次会议显然是一个危机。”

否决德哈尔出于以下几个考虑：首先，英国对德、法操纵欧洲事务表示不满，德哈尔是德、法推出的人选，事先未与其他国家商量；其次，英国认为德哈尔紧跟德、法，他的出任对英国不利；第三，从国内政治考虑，需要安抚保守党内的“疑欧派”，该派对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一直持怀疑和阻挠态度，在这次会议之前该派就有言在先，如梅杰不阻止德哈尔任主席，就要对梅杰的首相地位发难。事实表明，否决哈德尔之后梅杰在党内的支持率上升，英国保守舆论界也表示赞赏。7月份，欧盟举行特别首脑会议，梅杰对卢森堡首相雅克·桑特（Jacques Santer）投了赞成票。

英国在欧洲事务中总是形单影只，其原因主要有：第一，英国在50年代没有抓住欧洲一体化的最初机会，将这个进程的主导权拱手让给德、法。第二，英国国内有势力强大的“疑欧派”，而欧洲对英国也抱有猜疑心理。第三，英国受传统的均势原则影响，对欧洲任何强国都持有戒心。第四，从心理上说，英国一直认为自己不属于欧洲，而帝国的情结更让它与“欧洲”划清界限。看来，英国与欧洲的关系还需要时间去理顺，以后如何发展仍需要时间去检验。

在70年代，英国与苏联、东欧的关系没有出现太大起伏，它基本上支持东西方的“缓和”。但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情况发生变化，舆论普遍认为她会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事实确实如此，撒切尔政府在执政之初便大大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提高国防开支。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撒切尔政府立即予以严厉谴责，并在下院提出动议，要求英国体育界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这个要求受到英国奥委会主席丹尼斯·福洛斯的反对，而撒切尔夫人在“震惊”之余，又“直截了当地”向福洛斯当面阐述她的立场。

1981年12月，波兰政局发生变化，成立了以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取缔了团结工会，逮捕了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导人。八天之后，撒切尔夫人即在英国下院严厉谴责波兰当局，指责它“正在犯历史性的错误”。1982年2月5日，英国宣布对波兰实施制裁，成为西欧采取强硬措施的第一个国家。制裁内容包括：波兰外交官只可在距伦敦25英里以内范围中活动，推迟考虑波兰延期偿还债务问题，暂停发放由英国政府担保的贷款等。政府还宣布了对苏联的制裁措施，包括限制苏联外交官在英国的行动自由，削减一些英、苏协定的条款和适用范围等。英国广播公司将波兰语广播时间由每周21小时15分钟增加到26小时15分钟。

但英国并未中断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正常往来，外交部在这方面的态度较为积极。外交大臣在1980-1981年间出访罗、匈、波三国，在1981年和1983年还访问了柏林和莫斯科。在贸易方面，英国保持了与苏、东国家的贸易，这项贸易约占英国贸易总额的2%。在对波兰采取制裁时，外交部主张克制，外交大臣卡林顿（Peter Carrington）勋爵在上院强调英国对波兰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希望波兰政府能够遵守对欧安会承担的义务和兑现关于改革的诺言。

1983年夏季，撒切尔夫人和内阁大臣重新评估英国与苏联阵营的关系，他们认为苏联有可能发生变化。9月份，政府与苏联问题专家举行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和分析东欧国家的现状。撒切尔夫人认为应该改变被动反应的策略，转向采取一些主动步骤，她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分化”策略，对那些比较容易打交道的东欧国家，要加强和它们的交往和联系。不久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出访匈牙利。次年2月，撒切尔夫人首访东欧，第一站仍然是匈牙利。10天后撒切尔夫人出席了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Yury V.Andropov）的葬礼，尽管在这次活动中并未谈及英、苏关系，但为改善这种关系创造了氛围。3月，苏联第一副外长科尔尼延科访问英国，6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也去了莫斯科，双方会谈的内容集中在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上，对两国关系涉及很少。直到1984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Mikhail S.Gorbachev）率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英国时，英、苏关系才发生重大变化。

不久后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去世，撒切尔夫人与杰弗里·豪再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一次她与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撒切尔夫人在会谈中表示要“与苏联更多地打交道”，“形成一种有建设性的关系”。此后，英、苏签署一系列经济、文化、科技合作协定，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撒切尔夫人与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关系相当不错，英国对他的“改革”表示支持。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英国大体上与美、欧保持一致，不对这些地区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

在与中国关系方面，英国在承认新中国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根据双方协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英国政府代表胡阶森于1950年3月2日起举行第一阶段建交谈判，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英军队战场相见，谈判遂告中断。1954年4-6月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总理与艾登外交大臣多次会晤，中英两国官员进行了第二阶段建交谈判，6月17日，两国达成互派代办的协议，中英建立“半外交关系”。但由于英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紧跟美国，阻碍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在有关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英国对驱逐国民党政权投了弃权票，又同意美国提出的搁置讨论中国代表权的建议，事实上认可了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1961年，英国在联合国首次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又同意美国的提案，将中国代表权列为“重要问题”，需联大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通过。

关于中国在香港的资产——主要是指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港飞机的归属问题，英国偏袒台湾当局。当时两航已宣布起义，飞机已归属中国政府，但港英当局听任台湾将这批飞机出售给美国民用航空公司，1952年，英国的最高法院将这批飞机的所有权判给了这家公司。同时，英国政府还保留驻台湾淡水的英国领事馆，制造和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对此，中国方面多次指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耍两面派，这是中英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专门阐述了中国的立场：

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却在联合国中协助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窃取中国的席位。同时，英国还是散布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的中心。……如果英国不改变它对待中国的两面态度，中英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利的影响。

60年代初中英关系有所改善，蒙哥马利元帅两度出使中国，推进了两国之间的了解。但“文化大革命”又让中、英关系受到冲击，一些极“左”“造反派”在北京焚烧英国代办处，酿成重大外交事件。

70年代初，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英关系也开始突破。1971年1月，两国官员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第三阶段谈判，英国政府同意改变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俟关系正常化，英国将关闭驻淡水领事馆，并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1972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英国驻华代办艾惕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实现了中英关系正常化。此后中英关系得到较快发展，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同意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以后两国领导人频频互访，经贸和文化关系也大大加强。但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的“政革”方案为两国关系投上阴影，对香港回归后的事态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中国，两国政府举行了体面的交接仪式，代表英方出席的是王储查尔斯和新任工党首相布莱尔。查尔斯在讲话中表示了向前看的态度，希望以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为基础，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工党作为执政党，它在香港问题上不背包袱，没有与中国政府发生过正面对抗，因此有一个改善两国关系的契机。工党政府外交政策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力图从这个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1998年春，工党贸易大臣玛格丽特·贝科特和外交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先后访问中国。此后布莱尔首相和朱镕基总理互访，江泽民主席也于1999年下半年出访英国。英国在对华关系上摆出积极姿态，双方的经贸关系得到发展。

然而，面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在外交上除了紧跟美国之外，并没有形成新思路，也没有制定出清晰的指导原则。在英、美特殊关系再次升温的背景下，“新干涉主义”成为工党对外政策的新特点。依据这一方针，工党政府参加了美国主导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谓大出风头。然而恰恰是伊拉克战争的旷日持久，断送了布莱尔这位自小皮特以来英国最年轻首相的大好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