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布莱尔的战争和外交（1/1）

1997年5月，年富力强的布莱尔入主唐宁街10号。作为工党新一代领导人，他的注意力似乎应主要放在内政方面，而且与保守党相比，工党也显得不那么“好战”。二战之后英国发动的历次战争，基本上都是在保守党当政时发生的，如艾登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撒切尔的福克兰群岛战争等。然而布莱尔却打破了这个传统，成为工党历史上参战次数最多的首相。

1999年3月，布莱尔在北约成立50周年前夕以科索沃战争为例公开发表他对战争的看法：

我不会对欧洲的战争和动荡置若罔闻。1991年起的波斯尼亚战事表明，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看待我们所在大陆的一切。我们的责任并不是以英吉利海峡为界。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战争，就应当尽力而为之。波斯尼亚有多达20万人被杀，约200万人流离失所。为逃避家乡的种族清洗和玉石俱焚，许多波斯尼亚人逃难到欧洲各地，包括英国在内。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在科索沃重演，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科索沃战争并未得到联合国授权，但英国参与了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的行动，布莱尔还准备在必要时派英国地面部队参战，称“我们提议投入地面部队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和平协定。……我们讲的是约10万人规模的地面部队，也许会更多”。

科索沃战争以南斯拉夫的分裂而告终，科索沃也于2008年2月单方面宣布“独立”。同时，北约声称的“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收到预想结果，战争造成科索沃百万人流离失所，同时又没有阻止所谓的“种族清洗”和仇杀。但美国试图主宰欧洲和世界的野心却得以加强，联合国不仅未对不经授权而发动的战争进行惩处，事后甚至予以认可，由安理会授权北约在科索沃部署军队。

就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布莱尔推出了他的“新干涉主义”（又称“人道干涉主义”或“布莱尔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当一个国家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如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时，即使危机没有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国际社会也有权进行干涉。布莱尔于1999年4月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了新干涉主义的基本内容：

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确定我们主动介入其他民族冲突的条件。长久以来，不干涉原则一直被视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我们并不想十分轻易地丢弃这个原则。一个国家不应以为自己有权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或煽动颠覆活动，或夺取有申述的土地。但不干涉原则必须符合重要标准……当政府管理建立在少数人统治之上时，政权就丧失了合法性——请看看南非的情况。

接下来，新干涉主义的结论就出现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

很显然，这是以“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为目标的。布莱尔认为联合国宗旨中“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在人权受到侵害时，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换言之，人权高于主权。这种“新干涉主义”的现实背景，就是冷战后在西方兴起的所谓“价值观外交”。苏联解体后，抗衡西方的世界性力量不复存在，美国认为它可以主宰世界了，因此主动出击，准备随时动用武力，科索沃战争就是它第一次小试牛刀。布莱尔作为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愿意为美国的外交做配角，这是他与之前的英国首相不同的地方。

布莱尔的新干涉主义得到了美国的充分肯定，美国国务卿赖斯（doleezza Rice）完全同意布莱尔的立场，她说：“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与价值观完全融合在一起。”英美关系在布莱尔执政后有了明显改善，布莱尔与克林顿在国际战略上的立场相似，都认为解决国际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国际社会的合作、人权干预和国家建设。小布什（Gee W.Bush）上台后奉行强硬的单边主义战略，布莱尔起初持有不同看法，但他担心的是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上去，“出现一个呆在家中的总统，放弃维和及其他国际责任”。

"911事件”爆发后，布莱尔立即予以严厉谴责："9月11日发生之事达到了恐怖主义血腥历史上无以复加的程度。……毫无疑问，本·拉登和他的手下制造了这场暴行。”他警告当时在阿富汗执政的塔利班：“要么交出恐怖分子，要么自食其果，受到随之而来的行动的打击。”从此，英国在反恐的旗号下紧随美国，参加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打响了，美、英等国军队连同阿富汗北方同盟的武装力量向塔利班发动攻击。起初战事进展顺利，塔利班在喀布尔的统治被推翻，但本·拉登不知在何处，战争只取得阶段性胜利。布莱尔认为英国参战不仅是因为美国受袭，而且也是为了履行他所说的国际责任，他说：对付目前危机的“不是孤立主义，而是世界与美国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国际）社会”。

当战争尚在进行之时，美国已将下一个目标指向伊拉克，布什曾多次向布莱尔表明这一点，布莱尔坚定地支持美国。2002年4月，布莱尔公开表示这个立场：“我们绝不规避我们的责任，这就是说当美国为这些价值观而战时，无论战斗是多么的艰难，我们都会与美国并肩作战。”布莱尔与布什的个人关系十分密切，不过两人的主次位置十分清晰，英国早已不是美国的平等伙伴，2002年7月，布莱尔曾对布什说：“乔治，不管你决定做什么，我都会跟着你干。”他对英国政府中的其他阁僚说得更清楚：“我要对你们说的是，我们必须调整航向靠拢美国。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影响他们行动的能力。欧洲也是这么认为：我跟诺斯潘和施罗德都说过此事，他们都认为我们不能与美国人对着干。”

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布莱尔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性质还是有所警惕的，他认为美国在伊拉克想进行“政权更迭”，这与在阿富汗直接打击恐怖主义不同。他认为发动这场战争，需要取得联合国的授权。因此他在2002年9月拟了一个单子，将此事归纳为以下四点：（1）美国人会支持对伊拉克开战；（2）乔治·布什会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3）“除非得到联合国的批准，英国人民、欧洲大陆人民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支持这场战争”；（4）“从长时段来看，美国单独打败萨达姆要比美国在国际支持下打败萨达姆的危害性更大。”从今天的角度回过头去看，布莱尔在当时的预测还是相当准确的。不过他还是在这个月去了戴维营，向布什再次表达英国的支持。

英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外交部认为对伊动武证据不足，难以获得党内外支持。2002年2月，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向布莱尔提交一份备忘录，指出贸然支持伊拉克战争，有可能造成工党的分裂。他对战争的后果尤其感到担心，认为美国只说要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解释：如何完成政权更迭？如何保证更迭后的政权会比现在好？如何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实现民主？

不过布莱尔决心已下，3月8日内阁办公室的一份秘密文件做出判断：“总而言之，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在地面战役中使用压倒优势武力是唯一的选择，这样我们才有把握推翻萨达姆并把伊拉克重新拉回国际社会。”

为了让英国公众支持战争，布莱尔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一、公布由英国情报机关搜集的有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文件，这些情报认定伊拉克正在制造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可以在45分钟之内将其使用。伊拉克正在秘密获取制造核武器的原料和技术，并研制、生产和部署中短程导弹。布莱尔认为这些情报证明：萨达姆政权已经对英国和世界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予以打击，因此他向英国公众呼吁，“我们必须确保他[萨达姆]不会使用他所拥有的武器，或获得他想得到的武器”，为此需要进行战争。

二、争取获得联合国的授权。英国检查总长兼皇家法律顾问戈德史密斯勋爵（Loldsmith）曾向内阁会议提供法律咨询，指出在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只能有三个可选的法律依据：一是自卫行动，二是人道主义干涉，三是联合国授权。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前两个依据均不存在，只有最后一个可以争取。因此布莱尔政府积极推进在联合国的活动，以获得战争的合法性支持。联合国安理会于2002年11月8日通过第1441号决议，确认“伊拉克一直在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规定”，该决议对伊拉克发出警告：“继续违反有关规定就要面临严重的后果。”什么是“严重后果”，决议中并未说明，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安理会并未授权对伊开战。

三、在英国议会通过战争决议。关于宣战，英国的规定是经君主许可、由首相宣布即可以。但是如果有关动议未获议会批准，首相须辞职。当时，议会中反战的议员很多，其中包括工党议员，2002年11月25日议会就安理会1441号决议进行辩论，85名议员（其中多数是工党议员）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在安理会通过授权开战的决议之前，不得在伊拉克动武。26日议会继续辩论，并在辩论结束时对一项修正案进行表决，该修正案认为伊拉克战争尚处于“未获批准”的状态，结果以393∶199票被否决。值得注意的是，这199票中有121票来自工党。至此，有关支持安理会1441号决议的议案获得通过，但未批准开战。3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在4时之内放弃权力，否则将面临军事打击。布莱尔知道战争即将开始，时间十分紧迫，于是在3月18日的议会会议上由政府提出对伊开战的议案。他明确表示，如果这个议案被否决，他将辞去首相职务。反战议员照例又提出修正案，称对伊开战未获联合国授权不具合法性。下院在激烈辩论后先后对修正案和政府议案进行了表决，其中修正案被以396票对217票否决，但有139名工党议员投了赞成票，这是150年以来议会中最大的一次倒戈。按照英国政党制度的惯例，凡在重大议案表决中与本党立场不合的议员应辞职，但这一次宣布辞职的，仅有枢密院长兼下院领袖库克一人。最后，政府议案以412∶149票获通过，在开战前的最后时刻，布莱尔终于拿到了本国立法机构的授权书。

伊拉克战争又一次加强了英、美的特殊关系，90年代的低潮期已经过去。从二战后英、美特殊关系经历的风风雨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关系有很强的坚韧性，并不会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依然困难重重。相比之下，工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要比保守党积极，但在2000年10月，布莱尔在华沙发表演讲时出人意料地宣称：英国是一个“自豪和思想独立的岛屿民族”。英国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认知程度在欧盟国家中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由欧盟组织的定期民意调查——“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提供了有力证据。2000年春季调查显示，英国在欧盟认同方面表现最差，关于“欧盟成员国身份对你的国家来说是否是件好事”，英国人只有25%回答“是”（到2009年这个比例也仅为29%,在欧盟27国中倒数第二）；关于“是否相信欧盟委员会”，回答“是”的只有24%;关于“你是否支持欧元”，22%的人回答“是”；而对其他一些问题，如“是否支持欧盟的共同安全政策”、“是否将欧盟扩张列为优先处理事项”等，“是”的比例也只有26%。这些数据表明英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较明显的意识，体现在国家对欧政策上就是特立独行。

英国与德、法等国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一、欧盟改革问题。尽管各国都认为欧盟需要改革，但在改革的目标、内容和途径方面英国有自己的看法。在改革目标方面，英国的着眼点是自由经济为主导的一体化市场，保证欧洲的经济强势地位和高水平物质生活，德、法却旨在建立欧洲的政治联盟，实现欧洲政治一体化。在改革内容方面，英国认为欧盟应优先处理现实问题，如全球化、就业、环境保护、反恐和安全、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振兴经济等，德、法则重在消除欧盟内部的政治疆界。至于改革的途径，英国与德、法的分歧更大，德、法希望大力推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为此，法国曾推出每周35小时工作制，英国则力主以自由经济作为欧盟改革的突破口，要求开放市场，提高竞争力，减少欧盟的官僚习气，紧缩欧盟的巨额开支。英国舆论曾经指出：如果欧洲人只顾追求35小时工作制，那么亚洲人正在把一天当作35小时，欧洲国家如何能够与亚洲竞争？英国《卫报》甚至发出了欧洲文明正在衰落的警告。

二、欧盟领导权问题。虽然英国与德、法一样居欧盟预算供款额前三位，但由于历史原因，英国却挤不进欧盟的决策核心圈，领导权掌握在德、法轴心手中。在过去40年里，欧共体和欧盟的决策方式是：先由德、法两国达成共识、提出方案，再交给其他成员国批准实施。对此，英国一直愤愤不平。1987年，撒切尔夫人为表达对欧共体农业政策的不满，断然否决了年度预算案。1994年，梅杰不顾其他11国的支持，否决了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2005年的《欧盟宪法条约》危机发生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立即进行紧急磋商，试图继续保持德、法轴心的主导作用。这一次，又是英国发起挑战，英国不仅宣布不定期地推迟对《条约》的公投、拒不在返款问题上作让步，而且提议对欧盟的财政和农业政策进行重新审议。此前不久，欧盟曾打算邀请津巴布韦领导人出席欧、非峰会，英国明确表示反对，并宣称欧盟如不接受英国的主张，将抵制峰会。英国的这些做法令欧盟感到不快，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告诫英国：“在（欧洲）共同事业方面施加影响的最佳途径绝不是说‘不’,而是要对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解决方法。”

三、返款（rebate）问题。在欧盟，英国交纳的供款仅次于德国，排第二位，但根据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安排，英国每年可以从欧洲得到约48亿欧元的返款，而英国是唯一得到返款的成员国。由于欧盟的财政困难，德、法要求英国逐步减少返款，其他欧盟国家也不同程度地支持德、法的主张。英国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孤立，但不肯退让，首相布莱尔明确表示：除非欧盟全面审视其财政预算，包括“共同农业政策”及农业补贴，否则英国不考虑返款问题。对此，法国总统希拉克针锋相对地表示：法国决不同意在农业补贴方面作任何让步。其实，返款问题与欧盟的农业补贴密切相连，事情可追溯到1984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英国交款过多，但得到的欧共体拨款尤其是农业补贴太少，因此就宣布要“把我们的钱拿回来”。无奈之下，欧共体在枫丹白露峰会上作出决定，英国可每年得到一笔返款，返款额为其交款额与得到的拨款（包括农业补贴）之间差额的66%,这种做法一直沿用下来。英国得到的拨款偏少，原因之一是英国得到的农业补贴远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当时英国得到的农业补贴每年约为37亿欧元，法国则是105亿欧元，约占欧洲农业补贴总额的25%,因此英国觉得不公平。即使后来加上返款，英国得到的拨款也比法国少20亿欧元，而英国的交款额却比法国多。

四、“红线”（red lines）问题。英国在参与欧洲事务时，特别注意保护国家的主权、特性和利益，因此为保护对边界的控制，它不愿签署《申根协定》;为维护金融控制权和英镑的独立性，它不加入欧元区。对《欧盟宪法条约》，英国的态度也十分消极，不仅采用公投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批准该条约，而且将公投的时间放在2006年。法国和荷兰于2005年否决了该条约，英国便第一个宣布要推迟批准该条约，布莱尔也第一个使用了“反思”（refle）这个术语。工党政府在2007年6月的布鲁塞尔峰会前，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包括英国本国法律不受欧盟新条约的约束，不可用欧盟有效多数票强迫英国接受有关司法和国内事务方面的决定，不可要求英国将其外交政策置于欧盟的控制下，不能强求英国将有关社会安全和税收问题的控制权交给欧盟。如此，英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明显缺乏同步性，英国在欧洲特立独行的形象也依然如故。

在英国特立独行的背后，还蕴含着更深刻的原因。首先，英、美特殊关系在英国对外关系上居优先位置，在丘吉尔的“三环外交”设计里，英、美关系被置于首位，而这一思想被战后历届英国政府所遵循。英国认为，在冷战的形势下，只有依靠英、美特殊关系及美国的军事实力，才能对抗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欧洲事务方面，英国也以英、美关系为出发点。法、德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时，英国明确表示不参加，只和美国一起，签署了一个附加双边协定。1961年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英、美关系既是其动力也是其目标，它“试图通过获得欧洲的政治领导权，为保持英国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国的传统作用而孤注一掷”。换言之，英国希望通过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加强它在英、美关系中的地位，同时又可对欧洲事务施加更大的影响。撒切尔时代，英、美关系十分密切，抵达战后的最高峰。此后两国关系虽有起伏，但性质和地位都没有根本变化。小布什时期英、美关系再次登上高峰。然而，正是布莱尔与布什的密切关系造成了英国民众和工党内部的不满，迫使这位20世纪最年轻的英国首相提前交出权力。

其次，英国坚持国家主权的立场，对欧盟的联邦主义和超国家主义（supernationalism）持冷漠态度。丘吉尔固然在40年代后期提出过“欧洲合众国”的主张，但其意图是建立以英国为主导的欧洲联邦，英国外交官亨德森回忆道：“战后那段时间里，所有西欧国家的政府都寻求我们的恩赐。在好几年时间内，我们的影响和声望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欧洲打上我们的印记。”但英国错过了那个机会，先是在50年代初不参加由法、德倡导的欧洲一体化，后来又在不得已参加时保持距离，并动用否决权来维护本国主权。在欧盟采取重大行动时，英国经常提出保留条件，比如在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英国就表示不参加经济货币联盟，获得了在“货币统一”方面的例外权（opt-out）。在《申根协定》问题上英国的反应更为激烈，它不肯放弃对边界的控制，甚至在非欧盟成员国的挪威、冰岛和瑞士都加入该协定时，英国也不为所动。这个问题在英国十分敏感，布莱尔为安抚民众，就保证“绝不会放弃边界控制”。负责移民和难民事务的内政大臣巴巴拉·罗切（Barbara Roche）公开表示：英国永远不会接受《申根协定》，不会放弃边界的控制权。而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也是它不开放边界的原因之一。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在许多方面维护了英国主权，但在与其他成员国交往时就难免产生隔阂，并影响了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第三，英国对欧洲大陆国家始终有不信任感，对欧洲的任何强国都抱有戒心。时至今日，德、法已控制欧盟的领导权，英国虽不满，却又很无奈，找不到可行的应对谋略。它在欧盟内部行使否决权，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奏效，但从长远来看对英国更加不利。2005年6月，法国和荷兰举行公投拒绝批准《欧盟宪法条约》，这时的形势曾对英国十分有利，丹麦、捷克、爱尔兰和葡萄牙与英国一致，取消或推迟了原定的公投，英国提出的重新审议欧盟预算的要求也得到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等国的响应，它们站到英国这一边，反对削减给英国的返款。布莱尔当时十分得意，称：“如果存在这样（孤立英国）的企图，那么它失败了，我们在会议桌上并不是孤军作战。”但英国在入侵伊拉克、土耳其参加欧盟等问题上的立场很快就将这个好势头化为乌有，归根到底英国更愿意与美国保持一致。此外，英国领导人与欧洲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也不融洽，相反经常表现得很紧张。60年代，麦克米伦等英国领导人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关系不好，这是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受挫的原因之一。80年代，撒切尔夫人在欧盟政策上持强硬立场，令其他欧洲领导人一再领教“铁娘子”的厉害。梅杰在1994年十二国峰会上以一当十一，否决了德哈尔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提名。布莱尔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与德、法领导人发生冲突，颇有其前任们的遗风。

最后，英联邦仍然是英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部分，英国并没有将它放弃。英联邦由英帝国演化而来，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重要国际组织，它又折射着英国对帝国的记忆和对往日荣耀的美好回顾。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经济关系十分重要，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与其他英联邦国家的贸易额占英国总贸易额的一半左右，一直到1962年，仍超过与西欧国家的贸易总额。因此对英国来说，“自从伊丽莎白一世以来，对欧洲大陆的承诺只是一种战略上的义务，而不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上的联盟。”英国重视与英联邦的关系，英女王照例在新年到来时会向英联邦全体成员国及人民发表祝词。布莱尔首相明确表示，“就我本人而言，长期以来我一直是英联邦的坚定支持者”，因为“英联邦代表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其中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大国和小国，拥有农业经济、服务业经济和制造业经济”，英联邦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英联邦的国际影响力已今非昔比，英联邦在英国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也远不如前。在英国主要贸易伙伴中，2006年位列前10名的没有一个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是其中最靠前的，也仅排第12位。不过英国仍把英联邦看作是维系它和发展中国家联系的重要纽带，把它作为推广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在国际事务中，英联邦依然是英国倚重的对象，伦敦之所以能获得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英联邦国家功不可没。而且，英联邦事务在英国外交中仍起作用，比如英国与欧盟围绕津巴布韦是否参加欧、非峰会的争议，就源于英联邦国家对津巴布韦的制裁。

总体而言，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工党的态度更加积极。20世纪90年代在新工党计划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曼德逊和里德认为：“在现代世界里，只有参加欧盟，英国才能获得真正的主权……许多问题已经超过了单个民族国家所能解决的能力，无论是全球变暖，在欧洲制止未来战争，还是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来保证欧洲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都是这样）。”

同时，对英国而言，无论英、美特殊关系多么重要，英国却首先是一个欧洲国家，与欧盟在经济上有很高的相互依存度，在政治上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因此只要欧洲一体化继续下去，它就不能游离于这个进程之外。不过英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这个进程，并且不排除在新的形势下出现新的政策调整。

英、俄关系在冷战后一度比较平静，主要因为叶利钦（Boris Yeltsin）采取了亲西方政策。但随着俄罗斯在外交方面加强自主性，特别是普京当政后，两国关系出现分歧，围绕伊拉克战争问题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伊战之前布莱尔与普京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所以在开战前他试图说服普京支持这场战争。但在莫斯科机场会面时，普京严厉地批评了英国的政策，后来俄、法、德三国一同采取反战立场。伊战告一段落时，布莱尔再次前往莫斯科，希望俄罗斯支持美国的伊拉克重建计划。这一次普京仍然不给他面子，他直言：“如果只是由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作出决定，并要求所有其他成员都给予支持的话，那么我们不能赞同。”他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嘲讽的口气问道：“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都在哪里呢？”从此布莱尔和普京的关系就趋于冷淡，两国关系也开始走下坡路。

2006年发生了利特维年科事件。原俄罗斯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于当年11月1日与前克格勃特工安德烈·卢戈沃伊（Andrey Lugovoy）等人会面后发病，11月23日不治身亡。利特维年科去世前已取得英国国籍，并且曾公开批评普京，他死前还口述了一项声明，指责普京下令除掉自己。英国政府介入调查，最后断定是卢戈沃伊蓄意下毒致其死亡。英国检察机关要求引渡卢戈沃伊到英国，但被俄罗斯拒绝，普京公开表示英国的要求“是愚蠢之举”，如果英方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对卢戈沃伊的审判可以在俄罗斯进行。卢戈沃伊自己则以攻为守，指责是英国军情六处策划了这项谋杀。7月，双方的争执趋于激化，上升为外交纷争，英国政府宣布，由于俄罗斯拒绝引渡利特维年科遇害案的嫌疑人，英国驱逐4名俄国外交官。与此同时，英国还重新审查了英、俄之间的合作项目，英国下院决定中止与俄方举行的简化签证手续的谈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随即在莫斯科表示，英国此举将给俄、英关系带来最严重的后果。7月19日，俄罗斯驱逐4名英国外交官，并中止与英方在反恐方面的合作。12月，双方的纷争再现高潮，俄罗斯外交部于12日宣布，由于法律地位及税务问题没有解决，英国使馆下属的英国文化委员会在莫斯科以外的所有驻俄办事处从次年起一律停止活动。

造成英、俄对抗的还有其他因素：第一，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经常对立，表现出基本判断的不同。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俄罗斯存有很大戒心，认为对本国造成重大威胁，英国作为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当然支持东扩。在车臣问题上，俄罗斯认为那是本国的内政问题，打击分裂势力是国际反恐斗争的组成部分。英国认为俄军干涉该地区的自治权，批评其滥用武力造成平民伤亡，侵犯了人权。在美国将反导弹系统部署在东欧的问题上，俄罗斯认为此举直接威胁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因此坚决反对，作为对策，俄方恢复了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巡航任务，宣布停止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英国、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则批评俄罗斯的上述措施，英国皇家空军甚至派出狂风战斗机拦截俄罗斯的图95远程战略轰炸机。

第二，两国之间不断发生不愉快事件，加深了情绪的对立。俄罗斯谴责英国接纳俄政府通缉的恐怖分子和叛逃者，抨击英国拒绝遣返车臣恐怖分子艾哈迈德·扎卡耶夫（Akhmed Zakayev），指责英国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让俄方感到难以容忍的是，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i）流亡英国以后，英国拒绝引渡，还发给他英国护照，英国则以司法障碍为理由，对此进行辩护。俄罗斯指责英国驻俄官方机构从事与其地位不符的活动，比如英国文化委员会为军情六处招募俄青年，对他们“洗脑”，贬损俄政府的声望。英方拒绝这种指责，又声称俄政府对英国的几个机构和公司，如英国广播公司等施加压力。俄罗斯在能源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铺设由中亚通往欧洲的新天然气管道，扩大国有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能源出口方面的垄断权等，英国则警告俄方不要将能源作为“外交武器”，对俄在境内排挤英资公司的做法表示不满。

在两国的间谍活动方面，90年代以来被披露的主要事件有：1994年1月，一名俄罗斯公司经理瓦迪姆·辛特索夫（Vadim Sintsov）因为替英国充当间谍被捕入狱，判刑10年。1994年4月，英国驱逐一名俄外交官，作为对俄方驱逐一名英国外交官的报复，该外交官被指控为英国在俄罗斯的间谍机构头目。1996年5月，俄罗斯指责9名英国外交人员组成一个间谍集团，将他们驱逐出境，英国则驱逐4名俄外交官作为回应。2000年7月，一名俄罗斯外交官普拉通·奥布霍夫（Pton Obukov）被本国司法机关指控为英国进行间谍活动，判刑11年。2004年4月，俄武器专家伊戈尔·苏特亚京（Igor Sutyagin）被判犯有叛国罪，获刑15年。两国间频频发生的间谍事件使双方更加难以互信，两国关系也经常处在碰撞之中。

第三，西方对俄罗斯抱有成见，使英、俄关系很难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英国认为俄罗斯仍然是苏联的延续，将普京描绘为“新沙皇”。英国对俄罗斯加强国防力量的努力疑虑重重，虽然它很少公开说俄罗斯构成了安全威胁，但抱有的戒心却很强烈。英国批评俄罗斯没有法治、不讲秩序，指责俄拒绝引渡卢戈沃伊是袒护犯罪，俄罗斯则坚称其宪法不允许将本国公民引渡到其他国家，俄不能服从英国法院的指令。俄罗斯还对英国司法体系的独立性提出质疑，不相信英国法院会不顾英国政府的意愿而独立审案。双方对对方的基本判断如此对立，就很难真正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除以上这些具体因素外，还有两个更深刻的原因，使英、俄之间纷争加剧，一是地缘政治的，二是文化传统的。从文化方面说，虽然俄罗斯和西欧国家都属于基督教文化传统，但俄罗斯属东正教亚文化传统，西欧属天主教-新教亚文化传统，双方在文化归属上一直有很大隔阂，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彼此对立。西方一直把俄罗斯视为“异类”，不把它当作“自己人”。叶利钦时代，许多俄罗斯人真诚地希望融入西方，并且以为一旦脱离了共产主义，就会受到西方的热烈欢迎。但事实让他们大失所望，西方不准备给他们真诚的帮助，而只想把俄罗斯搞垮。俄罗斯人在心理上的这种转变成就了普京总统，而普京总统的上台，就使西方和俄罗斯的分歧表面化了。

在地缘政治方面，强大的俄国一直是西欧的畏惧所在。普京担任总统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迅速恢复，其国际影响也随之增长。得益于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猛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剧增，根据英国方面的资料，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自2002年以来已经增加了3倍，2006年的GDP为9750亿美元，人均GDP为1.07万美元，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9%。在此基础上，普京的首要目标是复兴俄罗斯，重新确立本国的大国地位。俄罗斯已改变了被动防御的国际战略，而采取更为主动的战略态势，以反制美国及其盟友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努力。而这又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最为担心的，贯穿于整部欧洲历史的地缘政治传统再次发挥作用，阻挡俄罗斯也就成了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西方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詹姆斯·尼克西这样说：“真正的问题在于俄外交政策中新出现的苏联特性，即建立在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基础上的莽撞和信心。”这个说法表达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基本看法。

尽管如此，英、俄关系以及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毕竟与苏联时期有很大不同，俄罗斯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双方的冲突不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两种社会制度的色彩。如果说这种冲突发展下去，那就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冲突，其结果也难以预料。就英国的地理位置而言，它直接与俄罗斯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很小，但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却把这种可能性提高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这种趋势开始明显。

但两国的利益又是互相渗透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国的经济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性。2006年英国对俄出口20.58亿英镑，从俄进口50.28亿英镑。另一方面，英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投资额在2006年和2007年连续保持外国投资的第一位，其中2006年英国对俄投资为90亿美元，目前在俄的英国公司超过400家。俄罗斯富裕阶层在伦敦拥有财产，他们的子女在英国学校读书。在伦敦证券市场上市的俄罗斯公司有30家，拥有市值在3000亿英镑以上。俄、英交恶对双方都不好，因此在互相驱逐外交人员的事件发生后普京总统表示：“我相信，俄、英关系将得到正常发展。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英国，都对发展两国关系充满兴趣，双方能够解决这一场迷你危机。”

在英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布莱尔政府执政之初就制定了两手外交策略，即一方面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推行人权外交，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大臣范卓德（Derek Fatchett）称英国对华政策的任务是开启“更加具有建设性的全面关系的新篇章，处理好贸易问题和更加困难的人权问题”。该部在2000年向下院外事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对华关系的总目标是“以积极的方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促使中国在地区和更广大的国际社会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包括四方面内容：（1）鼓励和支持中国作为友好和负责任的伙伴，在各个方面更紧密地融入国际制度；（2）帮助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实现繁荣和消除贫困；（3）促进人权方面的积极变革，“特别强调实现法治”；（4）推进英国的商业利益。

2004年5月，在中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意建立两国总理年度会晤机制，并确定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双方领导人频频互访，经贸合作不断深入。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布莱尔也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他意识到中国将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影响力继续上升；并且，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重要的机会。

布莱尔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赞同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总体而言，中英关系发展得比较平稳，也比较顺畅，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双方的立场并不一致。

布莱尔本人在总结工党政府的对外事务和政策时归纳出三个方面：第一，坚持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并重，维护和扩大英国的利益。第二，加强英、美特殊关系，保持与欧洲国家的联盟关系。第三，施展英国的综合实力，实行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外交政策。不过，从布莱尔的外交活动看，他更加重视硬实力，这一点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相当合拍。以“新干涉主义”为核心的布莱尔主义与传统的工党外交相去甚远，对比一下威尔逊政府对越战的立场和布莱尔政府对伊战的立场，其中的反差昭然若揭。布莱尔的外交和战争政策倒是更接近于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直至临下台的2007年1月，他还提出“新边界”之说，其中充满了战争的火药味：

我国的安全边界不再止于英吉利海峡。中东发生之事对我国产生影响。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发生之事，或非洲，如苏丹或索马里争夺领土和控制权的斗争同样如此。我国的安全新边界涵括全球。我武装部队将会部署在远离国土的其他国家境内，那些地方对我国国土并无直接威胁，那里的环境也显得陌生。在通常情况下，我军将与其他国家军队结盟、并肩作战，特别是与美国携手，但不排除其他国家。

因此，这位20世纪最年轻的工党首相，也成了英国和平时期最“好战”的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