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波茨坦到冷战（1/1）

二战硝烟仍在太平洋上飘荡之时，英国人就把功勋卓著的丘吉尔拉下了台。工党新首相艾德礼专注于内政，他不谙外交事务，甚至提出由联合国来保护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安全。他声称英帝国能够得到“联合国组织的唯一保护”，一旦“这个新的组织成为现实，那么由谁来拥有昔兰尼加或索马里或是控制苏伊士运河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但他的主张受到外交部和总参谋部的反对，未能成为工党政府对外政策的基调。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能力不凡，但他重实务而轻思想，基本上承袭了丘吉尔政府的主要政策原则。贝文十分警惕苏联的扩张，告诫艾德礼不要对苏联抱有幻想，他曾说苏联的姿态“完全是慕尼黑的翻版……假如我们按你的意思与斯大林交涉，他就会像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那样去尊重这三国的独立”。英国历史学家里奇·奥文达尔（Ritchie Ovendale）在他1979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写道：“尽管工党政府在国内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但它并未把这种追求扩展到对外政策上。”

此时英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关于英国应该联合和依靠的力量。丘吉尔根据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可能出现的东西方对抗的预测，曾提出著名的“三环外交”。1948年10月9日，他在保守党年会上说：

对于我们来说，第一环当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环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美国也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一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大环同时并存，一旦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任何力量或力量的结合可以推翻它们，或敢于向它们挑战。现在你们想象一下这三个相互连接的环，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环中的每一个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间的连接点上，由于我们这个岛国是海运线的中心，或许还是空运线的中心，我们就有机会把它们都连接在一起。

显然，英联邦或英帝国是“三环外交”的立足之本。从战后半个世纪英国外交的运行来看，“三环外交”被历届英国政府所推行，只是在具体方针和侧重点方面有所不同。

第二，关于英国要遏制和对抗的对手，丘吉尔也明确指出它们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期，英国军方和外交部就从大量情报和分析研究中认为：英国战后的潜在威胁是苏联。1943年11月，丘吉尔在赴德黑兰途中就对哈罗德·麦克米伦说：“德国完了……现在的真正问题是俄国。"1944年4月21日，丘吉尔向杜鲁门建议，英美联军应尽快东进抢占地盘，争取抢在苏联军队之前攻占柏林，但杜鲁门坚守了盟国之间事先达成的协议，没有听取丘吉尔的意见。

1946年3月5日，已经不是首相的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前往密苏里州，在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这篇演说被视为冷战的开始，同时也是对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同年2月9日一篇讲话的反击。斯大林在该讲话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针对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斯大林在3月13日向《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予以猛烈驳斥：“实际上，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的，而且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毫无疑问，丘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以英、苏舌战为开端，东西方步入冷战。

在三环外交中，英国直到60年代初都将英、美关系看得很重，相比之下，它对欧洲事务的兴趣不大，但防务除外。

英、美关系在二战后经历了短暂的低落，1945年9月，美国突然停止《租借法案》，12月，又解散了负责原料、生产和资源的英美联合委员会。美国还根据1946年通过的《麦克马洪法案》，停止了与英国在原子武器方面的合作。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间的亲密关系又迅速恢复，1946年7月，美国向英国贷款，帮助其战后重建。9月，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正式表明美军将不会很快从欧洲撤出。

战争结束时战胜国曾试图合作，以解决战争的善后问题。根据“三巨头”的《波茨坦协定》，第一次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在伦敦举行，主要任务是为签订和约做准备。会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苏联有权决定东欧各国政府的组成，对此贝文和贝尔纳斯予以反对，因此会议没有取得成果。第二次外长会议于1946年4月在巴黎举行，与会者原打算就德国问题做出决定，但因为苏联不允许英、美干预苏占区内部事务，英、美表示不满；而英、美又认为苏联对西方占领区心怀叵测。不过，会议还是确认了对战败国和约草案的基本内容。

1946年7月，巴黎和会在卢森堡宫开幕，任务是审订盟国对意、罗、保、匈、芬五国的和约草案。会上，东西方国家在许多问题上激烈辩论，出乎西方国家意料之外的是，苏联代表团同意对存有分歧的问题通过表决方式解决，少数服从多数。结果，和会迅速取得进展，但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10月15日，当会议结束时，各方未能签署和约。

11月4日，在纽约召开了第三次外长会议，继续讨论五国和约草案。苏联外长推翻了原先同意的表决方法，引起美国的不满。后来，虽因为苏联代表团缓和了立场，确定了五国和约的文本，但美国对苏联的表现有所质疑，开始接受英国关于苏联是西方的主要威胁的观点。

苏联帮助东欧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引起英、美两国的严重不安。起先它们对苏联的举措感到可以理解，因为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东欧（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英、美无权干涉。但是当苏联的手段愈来愈强硬时，英、美担心苏联会进一步扩张，法、意两国共产党在大选中的出色表现更加剧了这种担心。正在这时，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三场危机造成了英、苏对抗，驱使英国在冷战起源中充当了更积极的角色。

英军和苏军曾经分别驻扎在伊朗的南部和北部，根据苏、美、英三国协议，在战争结束后的6个月内，所有外国军队都须撤出。1945年8月，苏联支持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在伊朗北部举行起义，12月，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同月，亲苏的库尔德民主党也宣布在西阿塞拜疆成立“库尔德人民共和国”。英国对此十分愤怒，它认为该国本属英国的势力范围。英、美在联合国安理会向苏联施压，对苏军迟迟不撤出伊朗提出抗议。1946年3月26日，苏联被迫宣布同意在6个星期内撤军，条件是安理会不再讨论伊朗问题。4月4日，苏联与伊朗达成协议，苏联履行撤军诺言，伊朗同意成立苏伊石油公司。到年底，伊朗军队镇压了北部亲苏政权，而次年10月，伊朗议会又投票否决了苏伊石油公司。这样，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取得了战后对抗苏联的第一个胜利。

接着英、苏又在土耳其发生冲突。1945年3月20日，苏联宣布废除1935年签订的“苏土中立和友好条约”，并通知土耳其政府：必须归还俄国曾占有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均位于安纳托利亚）；修改1936年关于土耳其海峡的蒙特勒公约，改由苏、土两国共同负责海峡的防务。英、美首脑在波茨坦会议上曾同意苏联有关修改条约的要求，但强调海峡自由通航的原则。英国反对苏联参与海峡的防务，因为“如果土耳其被驱至苏联的怀抱中，这将把苏联的影响带入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联盟”。美国在1946年春介入这场外交冲突，坚定地站在英国一边，杜鲁门总统公开说：“如果俄国军队在控制海峡的幌子下进入土耳其，那么俄国就会在不久以后用这些军队控制整个土耳其。"1946年8月7日和9月24日，苏联发出两份照会，要求苏联和土耳其共同保证海峡的安全，遭到英、美、土的共同反对。苏联的意图受挫，与英、美的矛盾升级。

根据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4年10月就巴尔干地区达成的秘密协定，希腊属英国的势力范围。1944年10月，英军进占雅典，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解除武装。民族解放阵线愤然退出联合政府，举行起义，遭到英军的镇压。1946年9月，民族解放阵线指责全民公决不符合规定，再次发动起义。英军协助希腊政府军进行围剿，卷入希腊内战。1947年初，英国遭到罕见寒流的袭击，生产能力锐减。2月21日，英国通知美国说它不能再继续保护希、土两国了，希望美国接手过问，向两国提供援助。美国政府同意了英国的要求，杜鲁门于3月12日发表讲话称：“余相信美国之政策端在支持自由之民族以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之征服企图。”这篇讲话被称为“杜鲁门主义”（Truman Doe），是美国正式参加冷战的宣言书。同年6月，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即“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n），目的是加速西欧重建，以加强其对抗苏联的能力。

接下来的冲突更加严重。1948年6月24日，苏联切断了在德国的三个西方占领区与西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对西柏林实施封锁。西方认为苏联意在把西方军队赶出西柏林，取得对整个柏林的控制权。三国空军于是投入紧急空运，向西柏林运送各种物资，同时，三国还切断了其占领区与苏联占领区之间的交通和贸易联系，实行反封锁。三国与苏联后来通过外交谈判达成妥协，危机于1949年5月才告结束。

对西方来说，这场危机促使它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也使美国政府更加坚信美军有必要留在欧洲。这样，英、美在欧洲的共同利益使它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具有了新的含义，其主要目标就是对抗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英国在冷战中坚定地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力图充当跨大西洋的战略桥梁。

英国政府积极主动地加强和发展这种特殊关系。美国本来担心，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工党政府会接近莫斯科，但艾德礼和贝文很快就打消了美国的担心。在1946和1947年，贝文在不同场合抨击苏联的威胁，使他赢得了“丘吉尔的称职继承者”称号。当时，工党政府将英美特殊关系置于英国外交的首要地位，据后来的首相卡拉汉回忆说：“1945年美、英组成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联盟，英、美联手描绘战后世界的近期未来。”另外，工党政府以尊重民族自决为理由准许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这也深得美国的赞赏。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这个行动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大国所必须具备的，这样，英国又一次成为美国最倚重的伙伴。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未来数十年中不仅支配了英国的对外政策，也对欧洲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

英国重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并不意味着英国甘心充当美国的小伙伴，相反，英国利用大战后法俄等欧洲传统强国衰弱的良机，试图成为欧洲的领袖。英国领导人在二战结束前的盟国首脑会议上为法国讲了不少好话，甚至为法国在德国争取到了一块占领区，其目的就是通过与法国的合作，扩大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1947年3月，英国与法国签署《英法同盟互助条约》（Treaty of Alliand Mutual Assista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即《敦刻尔克条约》（Treatyof Dunkirk），力图将英国占主导地位的英法同盟作为未来西欧军事政治联盟的基础。1948年1月，贝文提议建立西欧联盟，得到西欧国家响应。同年3月，英、法、荷、比、卢五国代表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8月，组建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合作性质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但英国的实力毕竟有限，遂与其他成员国一起要求美国参与西欧防务。美国利用这个机会于1949年4月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全部加入北约，其军事机构也在1950年并入北约。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要求英国对西方的防务承担更多的义务，具体地说，美国不仅要求英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而且希望它在欧洲防务中更有力地遏制来自苏联阵营的挑战。英国政府积极配合，随即宣布支持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将英国太平洋舰队交由美国指挥。1950年7月，英国从香港驻军中抽调两个营前往朝鲜，至11月，英军的兵力已增加到3个旅。1950年12月，贝文宣布大规模重整军备，准备在1951-1954年期间划拨47亿英镑专项开支。在朝鲜战争中，先后有约10万名英军参战，阵亡1078人，负伤2674人，另有1060人失踪或被俘。

与此同时，英国又极力阻止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企图。麦克阿瑟曾多次要求动用空军轰炸中国东北地区，按照先前的约定，美国政府正式征询英国的意见。11月16日，贝文答复道：英国不同意美军飞机进入中国；而同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等也做出相同的答复，美国政府只好作罢。1950年11月，“联合国军”的第二次北犯被击退。11月30日，杜鲁门向媒体宣布：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始终是现实的考虑”。英国政府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急忙向美国表示，艾德礼希望与杜鲁门面商此事，美方遂表示同意。12月3日，艾德礼和贝文在伦敦会晤了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Rene Pleven）和外长罗伯特·舒曼（Jean-Baptiste Nicos Robert Schuman），以协调两国对此事的立场。次日，艾德礼抵华盛顿与杜鲁门会谈。他首先委婉地表示：英国和欧洲对杜鲁门声明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建议美国尽早同意在朝鲜停火。同时，艾德礼再次要求美国在有关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做出重要决定前，与英国和其他参战国磋商，并力阻美国动用原子弹。英国在重大问题上如此直率地向美国表述不同意见是非同寻常的，其原因是：此时苏联已拥有核武器，如果美国动用核武器，那么苏联有可能对美国的盟国比如英国实施核打击，以进行报复。杜鲁门仔细听取了艾德礼的陈述，很重视英国的立场，英美首脑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称：“总统声明他希望世界形势将永远不会需要动用原子弹。总统告诉首相：他愿意向首相通报有可能引起形势变化的各种情况。”艾德礼的美国之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扩大战争的企图，使杜鲁门打消了使用原子弹的念头。通过这个事件，英美特殊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此时，英国对建立欧洲自己的防务体系并不十分热心。1950年10月，法国总理普利文推出“普利文计划”，提议建立包括西德在内的欧洲防务体系和统一的欧洲军。美国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英国虽不反对，但表示不参加这个体系，它认为该体系会损害英国主权，影响它对其他地区的防务义务。结果，当《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European Defense unity Treaty）于1952年5月签署时，英国只与美国签署了一份双边附加协定，声明在该共同体成员国遭到外来侵略时，两国将予以支援，击败入侵者。这些承诺其实早已写入《北大西洋公约》，并没有新内容。英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取悦于美国人，使其更多地承担欧洲的防务。英国为争取美国在欧洲常驻30万军队，自己也不得不向大陆派驻重兵。在北约防务体系中，英国派出了由4个师组成的莱茵军和第二战术空军，共计5万余名作战人员。

除了防务之外，英国仍不愿过多地卷入欧洲事务，而力图保留自己的行动自由。相比而言，工党政府更有意于欧洲合作，贝文在创建欧洲委员会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于1948年5月成立的机构只是一个向成员国政府提供建议的咨询机构，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清谈馆”，各成员国只在其中交换看法。英国不愿意看到它变成一个权力机关，更不愿它成为欧洲合众国的基础。

法国则大力推动欧洲的联合。1950年，法国外长舒曼提出“舒曼计划”（Schuman Pn），建议将法、德两国的钢铁、煤炭生产置于共同管理之下，同时欢迎其他欧洲国家参加。1952年1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其成员国有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英国没有参加，它担心对英帝国的煤钢生产和贸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且，煤钢共同体根据“多数原则”作决策的方法也不合英国的胃口，英国不愿这项原则损害其国家主权。结果，英国只是与该共同体签订了一个相互之间关系的协定。此后，当法国等上述六国于1957年3月25日签订《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时，英国再一次充当了旁观者。

在欧洲以外地区，英、美合作共同支持亲西方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影响。战争结束后的10年中，英、美合作的重点在中东和朝鲜。

在中东，英、美的目标是防止苏联渗入，将这一地区的英国基地作为对抗苏联的重要战略要地，控制该地的石油资源。美国主要通过财政援助的形式鼓励英国在这一地区维持庞大的基地网络，以备发生战争时动用。美国还支持英国在该地区建立集体防务体系，1955年成立以英国为首的中央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时，美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该组织的常设委员会。

在朝鲜，英国并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或安全利益，它之所以出兵朝鲜并召集英联邦成员国参战，其真实原因是换取美国在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务，内阁在1950年11月对此解释说：“如果我们收回对美国在远东战略的支持，那么美国就不愿意继续其支援西欧防务的政策。在失去美国对欧洲的全力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不可能抵御俄国在欧洲的侵略。”

英国参加朝鲜战争，另一个因素是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予以约束，避免战争升级，特别是不愿看到核战争爆发。艾德礼和贝文都不想把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因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有可能波及香港、马来亚，甚至欧洲，损害英国的利益。但同时英国又认为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可以遏制苏联的扩张。在英国看来，朝鲜战争是苏联策划的一次侵略，朝鲜半岛一旦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印度支那、香港和马来亚也会相继陷落。

尽管在这个时期，英国外交基本上跟着美国走，但在承认新中国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它的独立性。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于1950年1月6日承认了新中国，在中英关系史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样做的原因是：

一、现实主义传统的又一次表现。英国人总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较少受其他因素的束缚，十月革命后英国也曾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苏联，现在承认新中国，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发展在华利益。

二、承认既成事实。按英国人的看法：一个政府若取得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权，便有资格获得他国的承认，而承认并不代表对它的肯定。丘吉尔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他说：“承认一个人的存在并非必定是赞同，人们不得不在这个充满罪恶和敌人的世界上承认他们并不喜欢的那些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并不是要表达恭维之意，而是要取得便利”；“当关系处于最困难的境地时，最需要的就是外交”。

三、确保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新中国成立时，英国在华投资额高达10.3亿美元，而随着美国的退出，英国商人认为这是发展对华贸易的大好时机，他们不想放弃国民党政府欠下的留在大陆的那些债务。

四、维护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和权益。二战以后，英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了香港，此时自然不愿拱手放弃。它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会用武力解放香港，因此，承认新中国并在香港问题上求得与中方的沟通和谅解，是英国迫切需要的。

五、阻挡中国进入苏联势力范围。英国从国共之间的关系中发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同，中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愿望，这样，英国将新中国看作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不能让苏联轻易得手。1950年贝文在评价英国承认新中国之举时指出：“我相信我们当时承认人民政府是正确的，没有让俄国人以为他们是唯一可以帮助中国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六、英国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与其关系亦由冷淡转向恶化。英国政府曾多次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进行抨击，尤其是对国民党海军在1949年末封锁大陆时骚扰英国商船、阻止英商贸易表示愤慨，贝文于1950年5月在下院说：国民党的封锁对英国在华利益的损害“比共产党人更为严重”。

最后，工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持较友好的态度，因此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也比较主动。工党下野后，仍重视发展与新中国的关系。1953年底，工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在得到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后，艾德礼亲率工党代表团来华。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8月为安排接待该代表团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应当重视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指出“英国对推进中英关系采取了主动的态度”。

但中英关系正常化进程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突然中止。此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这个进程得以重启，在中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在二战结束后的10年中英国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西方的利益受到苏联的威胁，英国应致力于消除这种威胁，但西欧自身的实力有限，因此和美国发展“特殊关系”，敦促它参与西欧的防务，是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为维护西欧的安全、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英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除负担帝国的防务，英军还在帝国之外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以致军力“过于分散”。英国由此在财政方面背上很大的包袱，它脆弱的经济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现在则遭到更大的削弱。

但英国对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却显得冷淡，在战后的西欧，英国本是唯一能担负起领导作用的国家，美国也曾希望它这样做。英国政府却顾虑重重，优柔寡断，错失了良机，它认为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样的超国家机构会损害英国的主权，也损害它与英帝国和英联邦内其他国家的关系。假如，当时英国在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方面更加主动一点，它在欧洲的影响无疑会大得多，也不会落到后来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被拒于门外的地步。曾在外交部担任常务次官的知名外交家尼古拉斯·亨德森（Nichos Henderson）在回顾那段经历时说：“战后那段时间里，所有西欧国家的政府都寻求我们的恩赐，在好几年时间内，我们的声望和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欧洲打上我们的印记。”然而英国在防务方面不惜承担过多的责任，体现了现实主义原则；在经济方面却很少考虑回报与收益，似乎又显示出一些理想主义遗风。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外交的一根支柱，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却使英、美关系受到重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