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侯府沧桑（中）（1/1）

“惟崇俭乃可广惠”，留下的财产不多——“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

中国旧时代有种习俗，在中上层社会中，除了每人有一个名字外，一家也有一个名字，称为“堂名”。最著名的如王姓“三槐堂”、杨姓“四知堂”等。一般都是由家长取一个吉利的名字作为堂名。文襄公为全家取名“怡怡堂”，立意是兄弟亲爱、全家和悦、怡怡尽乐。怡怡堂内又有四房，每房也有一个堂名，如大房取名“申福”，我们三房取名“载福”。到我们父辈又各有堂名，伯父堂名“三多”，取“多福、多寿、多男”之意。父亲堂名“三立”，是“立智、立仁、立勇”。我们的堂名看来雅致一点。

除了早夭的外，文襄公共有11个孙子、7个孙女。怡怡堂内父辈们是按年龄顺序排行，姑母们则在每小房内排行。大房有大、三、五三位伯父。大伯祖父子重公去世早，没有能袭爵，文襄公去世后，由大伯父丰孙公（讳念谦）承袭恪靖侯爵。大伯母是文毅公孙女、大姑祖母的女儿，是一头回门亲。三伯父毅孙公（讳念恂），五伯父劬孙公（讳念慈）。三位伯父都是40余岁就去世了。侯爵由大伯父的独子君年二哥（讳景祜）承袭，没有当几年，民国改元后，侯爵就不复存在了，只是这个空洞的称号在亲友中间还存在许久。三位伯父都没有做上大官，功名也只限于秀才。五伯父能诗，有《辨雕堂可存稿》诗集传世。余生也晚，没有见到三位伯父，但是三位伯母都见着了。五伯母我见到的是继配江夫人，是上海走红的大律师江一平的姑母。原配的五伯母则是李勇毅公续宜的长孙女，早去世。

二房有四、八、十等三位伯父。四伯父恩孙公（讳念恕）和十伯父念飏公去世早，我没有见到；八伯父纯孙公（讳念忠）和三位伯母则都见到。四伯母是周太夫人内侄孙女、王太宜人重孙女，是左家和周家又一次结亲。

二房姑母元宜公嫁与聂隽威公（讳其昌）。隽威公父亲仲芳公，是曾文正公女婿，崇德老人（纪芬）的夫君。这样，我家和文正公家也成为亲戚。仲芳公是文襄公一手提拔，由一候补闲员委派为上海制造局会办红差使，不几年升为总办，上海道，苏、皖、浙巡抚。文襄公对自己的女婿倒未曾委派过任何官职，也可见曾、左二家世谊之厚。

四房也有三位伯、叔父。七伯父讳念贻，字绳孙；十一伯讳念康，字台孙；十三叔讳念彟，字矩孙。我于民国14年（1925年）回长沙时，七伯父还健在，大约半年之后，他就去世了。我那年七岁，还记得参加了他的丧礼。七伯母是曾忠襄公（国荃）孙女，讳广敖。十三婶是李文忠公（鸿章）侄孙女，讳国裕。我家因此和忠襄公曾家、文忠公李家都有了姻亲关系。记得伯父曾和我谈起，他听四叔祖父说过，有一次遇到文忠公，文忠公对四叔祖父说：“你老太爷和我做了一生对头，但我们所争都是公事，从未涉及私人意气。”可以套用张一麟评介二公交往的一句话说：“其然，岂其然乎？”（《古红梅阁笔记》）

四房的三姑母嫁与湘乡杨公汉生。汉生公是昌濬公的孙子，昌濬公是文襄公的老朋友、老部下。文襄公去西北后不久，他任浙江巡抚。光绪元年杭州发生了一起有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狱。杭州郊区农民葛品连暴死，品连妻有姿色，诨名“小白菜”，品连母怀疑她与举人杨乃武有奸，以“身死不明”告到县里，也有传说因县令刘锡彤的儿子垂涎小白菜，唆使品连母诬告，意图将来小白菜判官卖，他可据为己有。县里锻炼成狱。后因地方士绅和一些京官主持公道，出来说话，告到都察院，一直上闻慈禧，冤狱才得以平反。刘锡彤被处绞刑，杨昌濬以失察革职，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他回乡闲居二年后，文襄公邀他来陕甘。他在西行途中，见到夹道杨柳，浓荫如幄，绵延几千里，遂写下“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诗，名闻遐迩。文襄公去世前在福州主持中法战事，昌濬公任闽浙总督，是他的抗法助手。不久，昌濬公移督陕甘，后来因“左右通回，不能制”的“庸瞆”罪名被罢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去世，朝廷开恩释去所有处分，但没有得到谥号。我见到三姑父母时，他们家道已中落，多年来一直寄居在岳家，三姑父赋闲家居，终日无所事事。那时旧家子弟这种情况的很多，我们家也不少。

最后谈谈我们三房，只有伯父和父亲二兄弟，另有两个叔叔早逝，但我们有四位姑母，大姑母又宜公和大姑父夏公剑丞的情况在上一章中已述及，这里再做些补充，特别是大姑父去世前不久和我的一次谈话，对我印象至为深刻。

大姑母有才华，28岁始与剑丞姑父结缡，生下三位表兄和二位表姐后，早逝，年未满40岁。剑丞姑父是清光绪二十年举人，曾任复旦、中国公学监督，江苏提学使等，民国初年曾一度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后来一直寓居在上海前法租界一所小宅内，以吟诗、填词、作画自娱。大姑母也能诗词，夫妇经常互相唱和。有一年除夕，楼中几盆梅花，先春破萼，嫣然怒放。大姑母在花下置酒肴，夫妇对酒赏花，兴致很高。大姑母弹起风琴，奏姜白石“暗香”“疏影”咏梅古调。两人又随着乐声各赋一首《暗香》，一首《疏影》，是和白石老人词的原韵：

暗香

缀芬

四山寒色，渐冷魂唤醒，灯楼横笛。细蕊乍舒，雪底阑边好攀折。惊听催春戏鼓，休闲搁，吟笺词笔。趁此夕一醉屠苏，花暖烛摇席。

南国，思寂寂，叹岁去岁来，万感萦积。翠禽漫泣，仙梦罗浮那堪忆。清漏帘间滴尽，疏竹外，云封残碧。怕暗暗年换也，有谁见得。

暗香

吷庵

透帘雪色，正小楼傍水，寒飘歌笛。弄手橘香，却遣香妃与亲折。春向南枝破蕊，同吟玩，尊前呵笔。又盼得一岁花开，攀取入欢席。

京国，事寂寂，但瘦岛祭诗，故纸堆积。泪檠漫泣，椽蜡红销只成忆。还照椒盘彩胜，香雾薄，螺杯浮碧。怕暗换双鬓影，拟簪未得。

疏影

吷庵

风廊散玉，数漏声点点，灯夜催宿。列几苔盆，吟嚼寒葩，斜行共写藤竹。娇红强半春犹浅，但梦熟，溪桥南北。想翠禽两两芳心，未肯一生栖独。还记开门大笑，水仙更伴汝，江上横绿。却料明年，的砾装花，已是繁香连屋。鸣琴不弄相思调，惯拍唱，萼红新曲。启镜奁，试觅胭脂，染入岁朝缣幅。

疏影

缀芬

苔盆种玉，倚绣屏婀娜，深夜无宿。碧袖天寒，朔管频吹，凄风弄响檐竹。薰笼纸帐烘才暖，但笑索，枝南枝北。想姹红，悉待春来，让却此花开独。同向灯筵送岁，醉颜对镜浅，杯映眉绿。末世悲歌，及早收身，可有孤山林屋？宵残腊尽匆匆去，瞬息奏，落梅酣曲。恐渐携，卧陌长瓶，酒渍扫香裙幅。

大姑母“疏影”词：“末世悲歌，及早收身，可有孤山林屋？”是劝大姑父处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乱世，还是以隐迹山林为好，与文襄公在道光末年时的思想类似。“暗香”词“思寂寂，叹岁去岁来，万感萦积”似成了谶语。不久大姑母即去世。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百年名人录》中收入了大姑母的事迹。大姑母是文襄公女孙中唯一留有诗词集的人。

大姑父50岁始学画，后来竟成为名画家。在寓所成立康桥画社，与友人朱孝臧（祖谋，字藿生）、陈三立（字伯严）与衡恪（字师曾）父子、吴梅（字瞿安）等吟诗词、作画，过从甚密。叶恭绰（字誉虎）评他的词云：“鉴丞平生所学，皆力辟径涂，词尤颖异，三十后已卓然成家。今又二十余载矣。词坛尊宿，合继王（士禛）、朱（彝尊），固不徒为西江社里人也。”（《广箧中词》四）晚年他以卖画为生。敌伪时期汪精卫曾慕名找他，请他到敌伪政府任职，被他严词拒绝。

我幼年见到大姑父时，他约五十岁，已满头白发，神情严肃。1945年底抗战胜利，我从美国回到上海，直到1950年离沪去京，这五年期间，常去看望他，过从甚密。他是一位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那时已七十多岁，银须白发，我和他年龄相差很大，但却能谈得来。有一次谈起辛亥鼎革的事，我说：“如果不革命，我家境况会比现在好得多，但是我赞成孙中山革命，宁愿要革命，不愿要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革命是必要的，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好处。”大姑父听了立即回答道：“我也是这样想，尽管在清朝我的地位和生活更好些，但我也赞成革命。”他是清朝举人，当过清朝的官，当时来往仍有一些逊清遗老。在我的印象中，他当然也是一位遗老、一位保守派。听了他直率真情的回答，不觉肃然起敬，原来他是一位很开明的人。由此我也得到一个教训：用表面的、浮浅的、自以为是的思维方式去观察人和事物，往往会得出轻率、错误的结论。我离开上海前向他告别，他说：“恐怕我们不会再见了。”三年后，他在上海去世，享寿79岁。

二姑母适长沙徐家，婚后不幸早逝，二姑父哀伤过度，不久也去世。三姑母也适长沙徐家。三姑父讳显立，字戊舟。三姑母生下一位表姐和一位表兄后，不久也早逝。戊舟姑父续娶外祖父饶公子维第五女，即母亲之妹，我们称五姨。五姨生下一位表妹后也早逝。三姑父却享高龄，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1970年2月去世，寿八十三岁。徐家与我家关系深，渊源长久，可上溯到文襄公和春航公。戊舟姑父的祖父讳棻，字芸渠，以进士入翰林，同治、光绪年间回长沙任岳麓书院山长历二十余年。戊舟公的父亲讳树钧，字叔鸿，咸丰举人，曾署理江南布政使。堂伯父树铭公以进士入翰林，后任工部侍郎、尚书，兄弟均有时名。树铭公的父亲讳夔（字俞臣）和叔父讳蓉，即戊舟公的二位伯祖父，于嘉庆年间曾在长沙随春航公就读。文襄公那时才十四五岁，也随父就读，他当时年最幼，但是“好弄，喜大言”（喜欢开玩笑，说大话），每写好一篇文章，就拿到俞臣公面前夸耀一番。俞臣公涵养高，只是笑笑而已。俞臣公去世后，文襄公写了一篇《长沙徐君墓表》，记载了这一段往事。徐家是长沙大族，书香世家，除出了几位翰林、进士外，还出了一些书法家。三姑父的六弟绍周公（讳桢立）就是一位海内知名的书法家，而且工诗善画，殁后有《馀习庵稿》存世。此外，长沙徐家还出了一位著名的革命家：徐老特立。特立丈是三姑父的族兄，徐老的事迹尽人皆知，就无须介绍了。

满（四）姑母静宜，适攸县龙家。满姑父讳绂慈，字达夫，号杜园，也是位诗人。早年留学日本，20世纪30年代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司司长，40年代中期去世，有《杜园诗稿》遗世。满姑父的父亲湛霖公（字芝生）光绪间任刑部侍郎，致仕后回长沙，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与友胡元倓（字子靖）、侄龙璋（字砚仙，曾任湖南按察使）、子绂瑞（满姑父之兄）等创办明德学堂（即现在的明德中学），邀集了黄兴、张继、陈天华、王正廷、谭延闿、黄一欧等任教或任董事。校址设在长沙北门湘春街左文襄公祠内，后迁至泰安里现校址。明德学堂一时成为革命家聚会之处。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华兴会即在明德董事龙璋住宅内举行成立大会，旋计划于是年十一月六日在长沙起义，后事泄，黄兴躲避到西园龙宅，由龙绂瑞丈、胡子靖校长等营救脱险。我有一些兄长曾在明德中学就读，我也是明德中学学生。

伯父讳念惠，字良孙，大排行第九，中过秀才，在清末当过安徽滁州知州，民国时当过浙江兰溪烟草局长等小官。五十来岁后退休在家。伯母姓赵，宁湘人，是曾愍烈公（国华）的外孙女。伯母和七伯母则是堂表姊妹。

父亲讳念恒，字南孙，大排行第十二。是己酉科（宣统元年）拔贡，在文襄公孙辈中算是功名较高的了。清代制度，每十二年（酉年）在各省考选一次拔贡，约与举人的地位相当，即可入京师会试。因为两年后改元，科举也废除了，父亲自然没有再参加会试。他也只当过些小官。民国7年（1918年）大姑父剑丞公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邀他去当第一科科长。民国14年（1925年）改任临安县知事，到任未数月，因伤寒病误服了中药柴胡等，病转重，转到杭州就医，未几病逝，享年仅44岁。他是父辈中少数酷爱诗文的人之一（五伯父也能诗）。民国7年湖南省因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祖母和母亲等都避居乡间，父亲一人留守长沙宅中，正值春暖花开，月明夜静之时，他写了一首感时的诗：

戊午春仲书感 昔闻父老谈兵祸，今见妻孥泣道歧。 坐席更无三月暖，卜居终觉万方危。 春晴院锁花如锦，夜静庭空月弄姿。 顾我何心恋清景，倩谁两地破愁思？

在杭州七年，他和当时著名诗人散原老人（陈三立）、闲止翁（汪贻书）、瓶斋翁（谭泽闿，延闿之弟）、吷庵（夏敬观）姑丈、杜园（龙绂慈）姑丈等，结邻湖曲，吟诗饮酒。他的酒量很大，常作豪饮，这肯定戕害了身体。去世后，吷庵大姑丈整理他的遗作，有《诚斋诗钞》一卷刊印存世，大姑丈为之作序。散原老人挽诗云：

结邻湖曲笑啼同，酒圣诗豪落眼中。 出管名山非俗吏，竟戕狂药问天公。 陪游忍忆僧床对，娱老翻悲子舍空。 剩检遗编侪作者，流传犹识故家风。

大姑父和父亲的感情极好，对他评价也很高，挽诗中说：“济以心性平，固不嫌傲岸，此才似太傅，公论在月旦……”在诗集序中，以柳子厚序杨凌文集相比：“叹其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废，卒不得穷其工，竟其才，追惜而悼慕之。”父亲为人正直，敢作敢当，家中出了什么事，大家不敢说话，他却出来主持公道，家人都佩服他，可惜天不永年。我后来听几位伯母谈起他时，都还有惋惜之意。

母亲姓饶，讳君枚，湖北恩施人，是子维公（讳应祺）的第三女。子维公幼年颖悟好学，曾自作浑天仪，旋转自如，合乎法度，受到当时人称赞。12岁就考上秀才，同治元年（1862年）中举人。后来参与文襄公军幕，光绪三年（1877年）署陕西同州知府。那几年秦晋亢旱，赤地千里，子维公号召士绅捐款救灾，自己首先捐出俸银。他办了一系列赈抚救灾的事：开放粮禁，招抚流亡，组织屯垦，发给牛种，蠲免杂税，收到很好的效果。次年收成稍好，又教民兴修水利和植树，设置义仓，规复书院，复兴文化事业。士民感谢他，为他立了生祠。文襄公极为赏识他，疏荐于朝廷。他升迁很快，光绪十年（1884年）任甘州知府。光绪十一年，文襄公去世后，他迁兰州道，署按察使。光绪十五年（1889年）调新疆喀什噶尔道，又改镇迪道，兼按察使衔，光绪十七年署布政使，光绪十九年实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授新疆巡抚。他是新疆建省后，继刘锦棠、魏光焘（护理）、陶模诸公之后的第四任巡抚。这四位巡抚都是文襄公所识拔。

子维公善于理财，在新疆办理军事、外交也很出色。新疆本是好地方，遭兵乱后，民物凋敝。他办理屯垦，疏通贸易，开源节流，数年后库储充盈。他多次击退逃亡俄国的阿古柏、白彦虎残部的侵扰和河湟分裂主义分子的窜入。对付英、俄两强邻的边界纷争，他以理力争，决不迁就。有一次俄国人派兵占领了帕米尔高原，子维公派员交涉，严正指出该处立有清高宗（乾隆）御制平寇碑，明明是中国领土。俄国人只得退走。又一次总理衙门和英国人订立界约，约上写明：“以坎部让与印度，以塔墩巴什帕米尔及喇斯库穆全境皆让与中国。”子维公不同意这种写法，抗议说：“喇境本是我国领土，不得谓之让。”后来俄国人得知消息，以为既将喇境算作英国领土，那么俄国也要利益均沾，分得一些，还派兵威胁。子维公将议约界限详细告知俄人，并派兵严守边防，俄国人始无词而退。

子维公以新疆僻处西北，密迩强俄，兵虽多而兵器窳劣。他一方面从德国采购快枪万支，又在本地设机器厂，制造子弹。还开办了于阗和塔城两处金矿，垦荒田，开渠井，兴办工业。这些做法都是师承文襄公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奉调安徽巡抚，行抵哈密，不幸因病去世。

子维公极敬佩文襄公，他有一个愿望，一定要和左家结成姻亲。文襄公生前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不许后代和现任官吏结亲。左、饶结亲是一个例外。一方面因子维公要求坚决，盛意难却；另外也因文襄公去世已久，因此两家商议，当时父母亲都未婚，年龄又相若，就定下亲了。大约是在子维公去世前一二年，由外祖母和二舅父聘卿公（讳凤璜）护送母亲由乌鲁木齐起程，跋涉数千里，到长沙完姻。

子维公也是位清官。母亲没有带来丰厚的妆奁，但带来了一箱药材，内中有贵重的羚羊角和犀牛角，以及阿胶、厚朴、当归、法夏等。这些药材特别是前两种，既贵重又稀少，药店内往往配不到。全家人甚至亲友、族人、邻里们，有病配不到这几味药时，就来向母亲告求一些，母亲有求必应，从不吝惜。在我十几岁时，还见到有人向母亲乞讨羚羊角，母亲亲自将羚羊角取出，磨一些粉末给她。那小箱药材已佚散了三十来年，也只剩下那两种贵重而用量很少的羚羊角和犀牛角了，不久，也就分散完了。

我在十一二岁时曾去武昌外祖母家住过半年。外祖母是一位和善而能干的人，她那时已七十多岁，但身体很好，十分勤劳，终日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喂喂鸡，看看小孙子们，待人接物全家上下都夸赞她。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是一名婢女，外祖父收为妾后，后来又扶正的。抗战时期她避居到恩施乡下，以88岁高龄去世。

我共有六个舅舅，有两位早故，印象最深的是二舅凤璜（字聘卿）公和四舅凤璪（字冕卿）公。我于1925年随母亲由杭州回湖南时，道经武昌，在外祖母家短住了几天。那时外家也算处在一个兴盛时期，二舅任湖北省官钱局局长，住着一栋富丽堂皇的住宅；四舅任湖北省督军萧耀南的秘书长。两位舅父实在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和善、忠厚的人，始终是和颜悦色，从没有见他们发过脾气。我和四舅父相处时间不多，只在饭桌上遇到，他是长辈，又比我年长约40岁，但对我这个小孩子，却异常客气，每次必要招呼我坐下，不像我们左家长辈们在晚辈面前那么严肃。他不多说话，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大好人，但命运并不算好。他和四舅母没有生育，将早故的六舅的遗孤抚养为子，可是这位表弟在小学一次赛跑比赛中，心脏病突发死去了。四舅父后来曾任国民军徐源泉的秘书长，抗战前去世。四舅母是魏公光焘（字午庄）的女儿。光焘公是魏源公族孙，一直随文襄公西征，曾任甘肃平庆泾固道多年，对地方建设有所建树。后来继刘公锦棠护理新疆巡抚，又调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是湖南邵阳（今宝庆）人。

我和二舅父相处时间较多。他后来住在北平，抗战军兴后，他一人离家来到后方，在重庆北碚开设中医院，自任院长。他是位儒医，医道高明，后来曾选入立法院委员。新中国成立时他在北京住家，迎接解放军入城。他的儿子毓菩表弟是位老地下党员，他家曾帮助过一些革命人士潜往解放区。他潜心佛学，与赵朴初等来往较多。1952年去世，寿七十八岁。

父亲和母亲都是正直的人，也都很开明。母亲虽生在官宦人家，却有民主的思想，她对仆人们十分和善，我从没有见她向人发过脾气。我的祖辈和父辈有纳姬妾的，父亲不纳妾。母亲告诉我，父亲说过：“若要家不和，讨个小老婆。”所以决不娶妾。母亲也不畜婢女，她最厌恶畜婢，因为外祖母就是一位婢女，我的生曾祖母张太夫人也是一位婢女。每年秋天佃夫来城交租，总向母亲诉苦，要求少交点租，她总一口答应。因为外祖母出身贫寒，所以她对于穷苦人都抱有同情的态度。我们自幼也受她的影响，也可说是一种朴素的民主思想，认为一切人不论是有多高的地位、财富、名誉和成就，但在人格上都应该是平等的。其实这也是受文襄公的影响。既然认为人人平等，对待大官富人就不会去阿谀奉承、趋炎附势，这也就是文襄公所自说的“孤梗刚直”的脾气吧。

祖母信佛，伯母中有信佛的，也有信基督教的。母亲不信任何宗教，她绝不相信天道报应那一套。她曾对我说：“我绝不相信什么神佛，什么好人好报，要是有的话，你父亲不会那么早死了。”她的话简单明了，无可辩驳，很有说服力，具有朴素唯物的思想。父亲早早去世，遗下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一大摊子。我们虽生长在侯府，生活也是很辛劳的。

现在谈谈文襄公留给我们的财产吧。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不多，也可以说，以他的地位官爵，留给我们的实在是够少的了。他在去世前九年就立下了分配遗产的遗嘱，写信告知二伯祖父说：“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大约廉分拟作五分，以一为爵田，余作四分均给尔辈，已与勋、同言之，每分不过五千两也。爵田以授宗子袭爵者，凡公用均于此取之。”两年后（光绪四年），又再次向几位儿子说明：“尔等四分，各以五千金为度。”

我家上代原来是寒士，文襄公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浙江巡抚，以后历任总督、钦差大臣、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前后二十余年，不说那些例规和不正当收入，单是养廉金每年就有二三万两银子，每年他只留给家中二三百两作为家用，如果将余钱积存起来，至少也有四五十万两，但他从不积钱，只是随手散去。他早做好准备，只留下二万两银子给子孙，每个儿子每人五千两。他认为足够了，儿孙们应自己努力，不要依靠祖宗。生活艰苦些，才能成才。他告诫儿子们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同治元年（1862年）他写信给大伯祖父说：“付今年薪水银二百两归……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尔曹年少无能，正宜多历艰辛，练成材器。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以后他还经常告诫家人要勤俭度日：“勤俭忠厚四字时常在意，家门其有望乎！”

他有一句名言：“惟崇俭乃可广惠。”他不仅教导子弟俭朴度日，自己也过着俭朴的生活。当了督抚以后，仍然是“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据有人说，现在办公室人员用的套袖，就是他老人家发明。当然，这项发明权他老人家不一定当得起，但是他多年亲自书写奏疏信件，确是常用布袖套保护衣袖的。他的门人王家璧（字孝凤）的衣袖也经常坏，见到文襄公着套袖后，很有启发，也仿效起来，写信给他说：“璧时见客，亦衣袖露两肘，盖苦肘常据案，袖着处洞然。昨天营中见我师治军书，着布护袖，归而仿为之，因号‘宫保袖’。拟赋一诗，比之周公舄、夫子袂、诸葛巾、李西平绣帽，以彰勤邦俭家之美德，为后世法式，且借以解嘲焉。”他随即写了《宫保袖歌》，送给文襄公。文襄公也很幽默，回信给他说：“奉读大著《宫保袖》一首，兴会飙举，为方袍幅巾大增声价，读之不禁为之起舞。乃一舞而袖长，屡舞而肘见，不如先生之袂良矣，其将敛手以退乎？”

“宫保袖”因而出了名，人们都知道文襄公生活俭朴。俭朴，就可以多留些钱，留钱干什么用呢？随手散去，多做些好事，如救济灾民和穷苦无告者，帮助清寒知识分子，以及公益的事：修兰州城墙，办书局、书院，资助西征军粮饷，购买羊种扶贫，南方菜种、桑秧等移植西北，等等。他还按时接济贫苦族人和外家（周太夫人娘家）子弟，并在左家塅办义仓、义学。他指示家人说：“族众贫苦患难残废者，无论何人，皆宜随时酌给钱米寒衣，无俾冻饿。”“凡我五服之内，兄弟贫苦者，生前酒肉药饵，身后衣衿棺木，均应由我分给。”

周太夫人娘家以前富有，后来中落了。文襄公每想起从前贫寒时赘居周家，总不免有恻然之心，因此经常周济内侄们。这些就是“崇俭所以广惠”的意思，就这样“广惠”，他的几个养廉金自然所剩无几了。

他对族中子侄们给以帮助，只止于救济危困。有许多族人，也有女婿、侄儿等，看到他做了大官，纷纷不远千里来找他谋个一官半职，他对此则一概拒绝，遣送回家，每人还得送给路费十余两至四五十两不等，根据家庭情况和本人态度来定。这么多一批一批亲族来找他，不仅花了他不少钱，也使他大为操心。他不禁感叹说：“我年七十矣，从未得子侄之力，亦并不以此望诸子侄。乃子侄必欲累我，一累不已，乃至于再，何耶？”

来找文襄公有所请托的，不仅是族人、亲友，还有同乡、世谊、部下等。有些人还带来礼物，现代谓之“走后门”。文襄公对重礼一概不收，因为显然是贿赂。

家中传说一个故事：一次有一位下属来拜望文襄公，临走留下了一坛子泡菜作为水礼，文襄公见礼物不贵重，也就收了。客人走后，家人打开坛子一看，原来是一坛金子。文襄公立即命人将来客追回，将“礼物”退回，还批评了一番。

又有一次，胡雪岩从上海送给他一份礼物，其中有一架金座珊瑚顶和两支人参，他将这两件贵重礼品退还胡雪岩，只收了一些食品，自己也还报一些甘肃土产。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常说：“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一生廉洁，经手西征军饷达几千万两银以上，即使是按官场例规，他也可享受的一些补贴，也一概不受，大多是送与灾民。

他不仅不要钱，不收藏珠宝异物，也不收集古籍字画。曾文正公曾记下他的话说：“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文正公在日记中赞叹说：“多见道之语。”（至理名言）文襄公还早说过：“吾本无珍异之物。”我们三房中就没有珍宝异物，也没有名贵的字画。我少年时有一次偶然翻检父亲遗下的一束字画，大多是朋友馈赠，其中有一幅署名为文徵明的画，我告知母亲是幅名画，母亲说，那是父亲买的，后来发现是件赝品。伯父们的家里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名人字画或古董。

祖父分得了5000两银子，置办了些田房产。几位姑母出嫁，又花掉了一些，所剩无几。父亲一直在外工作，每月有薪俸100余元，勉强可以养活我们。他不用家产田房租钱，家产由伯父掌管。父亲去世后，遗下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一大摊子，就全靠微薄的田、房租生活，景况也十分窘困了。我们分了家，祖母、伯父、母亲每人一份。母亲每年可收200石租谷，合四五百元，另外长沙城中有几所小房子，每月共收房租二三十元，全年总共收入八九百元。我们有10个兄弟姊妹，母亲是开明的人，让我们二个兄弟、八个姊妹全都上学，我们回到长沙以后的那几年，兄弟姊妹上小、中、大学的都有，每年学费就是一笔大数目。

家中尽管收入不多，但排场仍是要维持的。我刚回长沙时，家中还有二名轿夫，祖母出门还乘轿，但后来就逐渐紧缩。分家后我们还用了二名女仆，一名男厨师；逢年节喜庆，应酬必不可少。我们平日生活的清苦，就可想而知了。

左家情况也不都一样，有几房会经营些，有几位伯母带来了丰厚的妆奁，境遇就好些或好得多。但据我观察，多数是不很富裕的。伯父们大都死得过早，堂兄弟们都在外辛劳奔波，当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的都有，也有赋闲在家的。没有出什么大官、大军人，或商贾富豪，大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这也符合文襄公所望于子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