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侯府沧桑（上）（1/1）

家庭、儿女、亲故——对子孙的教育：“耕读为业，断不可令做官”

曾祖父左宗棠的一生已写完了，剩下的一点篇幅将记述他（也就是作者）的家庭情况、姻亲关系以及他对子孙的教育，遗留不多的遗物和故居的下落等，也许能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史料，也许广大读者会感兴趣。在前面的章节中，作者是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份，一个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业余工作者的立场，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来撰述一位历史人物的生平。现在却要回到自己的家庭位置，回到左家的一员，以左宗棠的曾孙这个特定的身份，来写这后面的几章。当然，我仍然会力求保持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家庭中的种种情况。

我们这一辈（景字辈）在家中称曾祖父为老爷爷、曾祖母为老奶奶。当我们和不同辈的父辈或子侄们谈及宗棠公时，常称为文襄公，亲友间也如此称呼。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社会上也习惯用文襄公尊称，不过常在前面加一“左”字而已。直到现在，一些了解历史的老人还如此称呼他。我的写作身份既已回到家庭中，下面文章中也就用文襄公的称呼。对其他长辈，也都用平日在家中习用的敬称；书中出现的许多近代史中著名人物，如陶文毅、林文忠、曾文正、胡文忠、李文忠等都是我的长辈。对长辈用尊称是中国社会传统的习惯，也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吧，这不涉及褒贬的意思。

我出生于1918年，距文襄公去世已33年，祖父子建公（讳孝勋）也早已去世。当我七岁（1925年）正是有比较清晰记忆的时刻，父亲南孙公（讳念恒）也去世。那时祖辈中只有祖母健在。家中掌故和故旧情况，除了少数出自《年谱》《家书》等外，主要是从祖母、母亲、伯父良孙公（讳念惠），以及兄姊等在闲谈中听来的，另外就是我亲身的经历。大姊 如（景芬）在她去世前一年（1984年），因知道我准备写文襄公事迹，用已经颤抖的手给我写了几封长信，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家中史料。她比我长15岁，她见到和听到的家中人和事比我多得多。可惜她已去世，见不到书成了。文襄公墓木已拱，和我讲述家中故事的亲人大都已去世多年了，当我提笔追述往事时，心头不免有无限苍凉之感。

道光十二年（1832年），文襄公20岁时，入赘给湘潭周家。当时家中很穷，周家却很富。岳母王太宜人据说精于人鉴，有识人之明，她看中了这个穷书生。婚后两年，老奶奶（我们也称她周太夫人）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大姑奶奶和二姑奶奶。婚后第四年，王太宜人以为女儿子息艰难，她看中了随女儿陪嫁的女侍，倒是有福相，定能多产几个男孩，因此命文襄公纳她为妾。周太夫人身体羸弱，她和女侍感情又好，也竭力劝文襄公从命。这位女侍就是我的生曾祖母，家中后来称为张太夫人。所以我们有两位老奶奶。

文襄公在年轻时，身为寒士，就有一妻一妾，这是由于岳母命令、夫人相劝而促成的。他后来官居高位，长年在军中过独身生活，直到逝世前一年，没有再纳过妾。两位老奶奶相处非常好，张太夫人将家务事一力承担。周太夫人在世时，家中称张太夫人为“姨”，后来称“老姨”。周太夫人逝世后，张太夫人扶正。二位老奶奶都被赠一品侯夫人。

道光十七年（1837年）八月，张太夫人生了第一个女儿，也是文襄公第三个女儿，同年九月，周太夫人生了第三个女儿，即文襄公第四女。又隔了九年，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周太夫人才生下儿子孝威（子重）公，那年文襄公已35岁了。以后周太夫人没有再生育了。张太夫人则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咸丰三年（1853年）、七年（1857年）先后生下三个儿子，即二伯爷爷孝宽（子栗）公、祖父孝勋（子建）公和四叔爷爷孝同（子异）公。这样文襄公共有四子四女，周太夫人生了三女一子，张太夫人生了三子一女。中国社会是崇尚多子的，王太宜人会看相的本领于是传说开了。

文襄公疼爱儿子，但却不希望他们做官。对他们能否考上科举也不在意。相反，他多次告诫儿子，只要能读书、耕田，就是好子弟。他说：“吾生平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时值危乱，乃以戎幕起家。”以不求闻达之人，后来做了一番事业，封侯拜相，取得了极高的荣誉地位，“此岂天下拟议所能到？此生梦想所能期？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

他认为自己的遭遇只是一种奇迹，是时势造成。而封建官场中的黑暗一言难尽，想要在官场站住，就必须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官场中谄上骄下、钩心斗角、卑鄙无耻的事应有尽有，他实不愿儿孙们再陷进去。他告诉周太夫人说：“霖儿（子重公）兄弟总是读书家居为是，断不可令做官，致自寻苦恼。”给子重公的信也说：“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

他对儿子们都很了解，父亲性格“孤梗刚直”，儿子们也差不多，都不是做官的材料，而且天分也都不太高。大伯祖父子重公书读得较好，也很孝顺，年纪轻轻就中了举人，但27岁就病逝了。二伯祖父、祖父和四叔祖父都只考上秀才。子栗公因年长，一直在长沙管家，另外两位老奶奶在家，需要侍奉，家乡墓田、房屋要管理，文襄公经常将养廉金寄回家，分赡给族中穷苦本家，这些事都要人照管，所以子栗公也很忙，他终生未做什么官，只恩赏了一名郎中。祖父子建公恩赏了主事，曾在兵部学习行走，后来也未做什么大官，40多岁就去世了。四叔祖父子异公赏给了举人，但后未考上进士。他后来做过江苏布政使（藩台），是一名中级地方官员，算是儿子中官做得较大的一个了，他的寿命也最长，于1924年在上海去世，享寿68岁。

文襄公对几个儿子虽不要求做官、得科名，但在为人处世、读书明理等方面则要求严格，常常教导、批评他们。有一次子重公托一位抽鸦片烟的朋友为周太夫人买人参，文襄公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一番。又一次子栗公将司马桥旧宅加建了后栋，又改建了轿厅，多花了600余两银子，文襄公认为正当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办这种可办可不办的事，又不禀命，妄自举动，还说是要为他作60岁生日（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事），也狠狠批评了他。还有一次祖父母去浙江外家祝寿，文襄公认为祝寿无关紧要，不必夫妇同行，数千里航海省亲，尤非稳便；事前并不禀告老父，于礼不合，批评一番。祖母曾向我们谈起，对文襄公的批评，全家都怀着敬畏的心理。

我家和陶、胡、曾、李等家都有姻亲关系，和湘军中一些将领的家庭也结了亲，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家长是同事和朋友，彼此家庭间都较为了解，也是旧社会崇尚“门当户对”的习俗。最早是陶文毅公幼子少云公与大姑祖母结婚，这次倒不算门当户对，而是“齐大非偶”。文毅公任过两江总督，当时文襄公还只是乡村教师。后来文襄公老师贺公庶龙去世前遗命，将季女嫁与子重公，这次也还不能算门当户对。胡文忠公是文毅公女婿，已和我家沾了亲，后来文忠公妹同芝又嫁与文襄公二兄景乔公长子癸叟公，可谓亲上加亲。其他几位祖父母和姑祖父母的婚姻情况如下：

二伯祖母（子栗公夫人）是文襄公表兄余明珊公（讳东安）的女儿，也就是高祖母余太夫人的内侄孙女。同治年间明珊公曾去浙江看望文襄公，文襄公未留他在营工作，不久回湘。因为是母家亲戚，文襄公对他很照顾，常周济他。同治十一年明珊公两位儿子曾先后到甘肃来找文襄公，文襄公都没有委给差使，只是各分送40两和50两银子作为路费，遣送回乡。

祖母是夏憩亭（讳廷樾）的女儿。憩亭公原籍江西新建，曾随曾文正公在江西作战，后任长沙知府，与文襄公交情很厚。子重公去京会试时，即住在夏家。后来大姑母（讳又宜）又嫁与祖母的内侄剑丞公（讳敬观）。剑丞公是清末民初有名的诗人和画家。大姑母也有诗词集《缀芬阁诗集》问世。大姑母早逝，剑丞公于1953年在上海去世，留有《吷庵诗、词、画集》《忍古楼词话》《随笔》等多种。

四叔祖母（子异公夫人）是王壮武公（）的女儿。壮武公是罗忠节公（泽南）的学生。文襄公于咸丰元年（1851年）在长沙初识罗公时，同时结识了壮武公和李勇毅公续宜。壮武公后来在长沙办团练，守城防，与文襄公共事，不久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文襄公筹建楚军时，邀请壮武公弟开琳统率壮武公旧部，开化（贞介公）则总全军营务。

周太夫人能文能诗，留有《饰性斋遗稿》、古体诗8首、近体诗131首，几位姑祖母禀承母亲遗传，也都能诗，倒是几位祖父没有留下诗集。大姑祖母慎娟公（讳孝瑜）是文襄公应文毅公遗命遣嫁与少云公的。她颇有才干，又孝顺父母，留有《小石屋诗草》近体诗14首。二姑祖母静斋公（讳孝琪），因自幼有病，终身未婚，年四十时去世，留有《猗兰室诗钞》，收古近体诗79首。三姑祖母湘娵公（讳孝琳），嫁与湘潭黎尔民公（讳福昌），尔民公的父亲吉云公（讳光曙），比文襄公长18岁，二人为忘年交。中英鸦片战争时，吉云公正以翰林入台谏，上疏直言：“夷不可纵，款议不足恃。”弹劾主和大臣。文襄公当时是一名乡村教师，为他出了许多主意。和议成后，吉云公告病归家，咸丰初年去世，也是位直率敢言、忧民忧国的人。尔民公于同治二年曾想到杭州来，想请文襄公给他一个差使，但文襄公认为“无可位置”，去信阻止。同治四年他终于来到福建漳州大营，然而文襄公仍然认为“无可位置”，没有给他官做。他后来到江西任知县，境遇不很好，文襄公常接济他们夫妇。三姑祖母也能诗，留有《琼华阁诗草》近体诗5首。四姑祖母少华公（讳孝瑸）是与周太夫人内侄、王太宜人第二孙周公翼标结婚。翼标公英年早逝，四姑祖母忧伤而亡，时年34岁，留有《淡如斋遗诗》近体诗13首。

在四位姑祖母中，文襄公最喜欢二姑祖母，这不单是因为她自幼有病，而倍加怜爱，更因她言行举止极有周太夫人遗风。文襄公曾多次叮嘱几位祖父，要“善事二姊”，“敬之如兄”，可惜她死得过早。大姑祖母很能干，在家中威信也最高；二、四姑祖母都早逝去，三姑祖母随三姑祖父远仕在外，家中只有大姑祖母能做些主。当文襄公发脾气时，阖家上下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大姑祖母的话文襄公还能听得进去，大姑祖父少云公又是文襄公的爱婿。但是文襄公也常批评大姑祖母，说她“专尚其才”，即是有些恃才而骄，有些专断的意思。

文襄公不赞成儿子做官，也不赞成女婿做官。当他听到少云公捐资做道员时，很不满意，写信给子重公说：“少云光景原可不必做官，尔大姊不知外间做官苦楚，一意怂恿，将来必有懊悔不及之日。”对四女婿尔民公“一意想做官”，后又捐了道员，也很不满意。他认为“做官原无好处”，“尔民捐升道员，自趋窘境”，“将来生计当日益窘迫”。

文襄公去世前几个月，在福州纳了一“妾”，姓章。文襄公去世后，她随家人回到长沙，一直住在司马桥宅中，阖家称呼她为“姥姥”。我幼年和少年时常见到她。文襄公纳“妾”时年已74岁，身患重病，姥姥才18岁，这是怎么回事呢？几十年来，文襄公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一直独身住在军营中。如有心要纳妾，早就纳了，何以到病危之际，却纳一妾呢？许多人觉得奇怪，因此也有各种传说。大姊 如在去世前一年（1984年）给我的信中，有两次谈到姥姥的情况，大姊是听祖母说的。真实的过程原来是这样：

光绪十年十月文襄公抵达福州，张太夫人因年老没有同去前线，儿女们都回到长沙，只有子异公陪侍在身边。这次是大姑祖母的主意，她最孝顺老父亲，心疼他老人家在外任重事繁，又年老多病，身边没有体己人服侍，于是在民间买了一个年轻女子，大姑母亲自送她到福州，说明是为老父更衣、洗脚。当时的社会风气，官宦人家买侍女姬妾是平常的事。文襄公正当前线战事紧张之时，自己身体很坏，生活已不能自理，除了关注国事之外，对家庭、生活等琐事已没有精力照管了。大姑祖母虽是番“好心”，实在却也是多此一举。

世人都相信文襄公的品德，几十年独身在外，官居督抚侯相，不再娶姬妾。德国人福克到哈密拜会文襄公，和他同住了一段时期，赞叹说：“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应酬之人。……尤旷代所罕见也。”何至在去世前几个月，身体状况据他自说已是：“食少事烦，羸瘦不堪，手腕颤摇，心神彷徨，头晕眼花，浑身痛痒，时常咯血，气喘腰痛。”到了这种境地，倒有兴趣娶起妾来呢？曾看到一篇文人笔记，讥评为“老年德衰”，这显然是不了解其中经过，也真是厚诬古人了。

由于娶妾在当时是一件平常的事，家中人也没有必要把真相公布，因此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传说。有一说姥姥是维吾尔族，是文襄公入新疆时娶的。这自然是无稽之谈。文襄公于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到达哈密，十月离开，只住了五个月，福克于六月底到哈密，和他同住了几个月，亲眼见他一人独居，“内无姬妾”。他由哈密回京师后，尽管同僚中有些人对他揶揄备至，但也从未记载有纳妾的事，我看到的姥姥是一口长沙话，一生长斋拜佛，外貌也全无维吾尔族特征。

还有一个更是“有凭有据”的传说，有一份材料说，姥姥原是西安章知府的女儿，为次母所生，有兄弟二人均被豺狼咬死。她由于才貌出众，被选妃晋宫。光绪七年（1881年）文襄公进京，慈禧太后“怜他鳏老”，将这位妃子赐给他做侍妾，云云。这也当然是谣言，尽管做了一番不高明的编造。清朝一般满汉不通婚，清宫并不选汉女入宫做妃，既选入了妃，就不会外赐了。慈禧也并未赐宫女或妃子与汉人大员，如曾文正公、李文忠公等都未听说过有宫女为妾。如果真有其事，当时京师同僚文人很多，一定会有所记载。宫廷赐妃是皇上恩典，在当时是公开的“荣誉”，不仅文人笔记、会有记载，就连《年谱》《家书》等中也不会避讳，但是所有的公私文籍中都没有记载，只能说是子虚乌有的事了。可能是一些好心人为文襄公“老年娶妾”做出解说。祖母告知大姐的情况自然是真实的。祖母去世于1932年，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想到为“娶妾”避讳，即使现在也用不着为此避讳，因为那是清朝的事。我现在不过是把事实讲清，也解除一些人的疑惑。

我少年时看到的姥姥，是一位和蔼的老人，面容清癯，身体瘦弱。她比祖母小十余岁，祖母那时近八十了，她六十余岁。她住在“湘山旧望”北大门内侧的一所小独院内，领了一个女孩子带养，就取名“带带”（或“待待”），比我大四五岁。姥姥长斋拜佛，只在喜庆节日到祖母房间来坐坐。祖母是祖辈中唯一仅存，也是阖家年事最高的人。祭拜祖宗仪式之后，她和姥姥以及家中吃素的人共进一桌素席。祖母平日不吃素，但在节日吃素，以示对佛的虔诚。阖家对姥姥都很尊敬。

1937年，我离开长沙正在北平清华大学上学，家中来信告知，那年是姥姥七十寿辰，全家庆贺了一番，还请了戏班到家中演戏，很是热闹。那次是司马桥故宅的回光返照、最后的一次盛大庆典。那年夏天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年秋长沙大火，司马桥宅子烧毁了。家中有些人早已离开，有些人则仓皇逃走。那时带带已结婚，姥姥已先期逃到湘阴左家塅老家，避居在太傅祠内。有一天晚上遭到一伙强盗抢劫，多年留下的一点积蓄全被抢光。姥姥七十余高龄，经不起这样惊吓，身心受到极大打击，恹恹成病，于1947年去世，年八十岁，安葬在太傅祠后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