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周的建立（1/1）

第三章西周的建立

周人先祖的传说

周部族的始祖后稷是与尧舜禹同时的人物。后稷，姬姓，名弃，意思就是被丢弃的孩子。弃的母亲叫姜嫄，是有邰氏（今在陕西武功西）的女儿。相传姜嫄一天与同伴们到野外去游玩，忽然见到路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大脚印，姜嫄将自己的脚踩到了这个大人的脚印里，她的脚踩上去后，感到肚子里有了什么东西似的，结果怀孕了。孩子生下来以后，姜嫄认为这个没有父亲的小孩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便将他丢弃，让他自己慢慢地死去。一开始，她把孩子丢在狭窄的小巷子里，好让经过的成群牛马把他踩死。但是众多的牛马穿过小巷子时，都小心地躲开了孩子，没有一只牲畜踩他碰他一下。于是姜嫄抱回孩子，又丢到了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中，正巧遇到密林中来了很多人。姜嫄又将孩子抱出山林，丢在河面的冰块上，这一次又从天上飞过来许多鸟落在孩子周围，用毛茸茸、暖烘烘的翅膀覆盖在孩子身上，为其驱寒。姜嫄看到孩子大难不死，认为他一定有神保佑，也就改变了初衷，将这个孩子抚养下来。因为曾经想把他丢弃，所以就给他起名字叫做“弃”。

弃从孩提时起，就喜爱种植麻、豆等农作物。他所栽种的麻类、豆类作物长得非常好。弃长大成人之后，能够分辨土质的优良，能在适合各种不同农作物生长的土地上种植各种不同的庄稼，收获的时候总能获得很好的收成。周族的百姓们看到弃特别善于种庄稼，也纷纷学着他的样子去耕作，都增加了产量。所以周族以善于经营农作而著称于天下。

弃种植庄稼很有学问这件事就传开了，后来传到了尧的耳朵里。尧便让人把弃请来，任命他为管理农业的农官，教人民种田耕作，弃便将他种植庄稼的一套好办法向各地区推广。舜时，天降大雨，弃又参加协助大禹治理洪水的事业。大水退去后，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弃又受舜之命帮助百姓种植百谷。刚参加了治水工程的弃，又踏上了广阔的田野，教百姓耕种庄稼。

弃为管理种植黍稷的农官，所以人们又称他“后稷”，我国以农立国，后世人们将他作为农神而长期奉祀。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一首专门歌颂后稷的诗《生民》，诗中唱道：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生民》记载了后稷诞生的神异，以及他成长的过程。他也由此成为中国人祭祀的主要神灵之一。

古公迁岐

公刘死后，到第十代时，古公亶父被拥立为姬姓部落的君主。古公亶父依然延袭着后稷公刘重视农业和治理部落的方法。姬姓部落的经济因此发展较快。古公亶父为人谦和、善良，因而当时的政事稳定，百姓也安居乐业。

临近的戎狄部落看到姬姓部落的富裕，渐起贪心。熏育戎狄公然对公刘所在的豳地大举进攻，抢劫姬姓部落的财物，古公不得不把许多财物白白地送给这些“野蛮人”。但是这样做并没有换来豳地人民的安宁，反而使熏育人更加变本加厉。古公部落的成员得知这些苛刻条件后，个个怒气冲天，决心要与戎狄部落决一雄雌。他们纷纷到古公面前请战，古公面对部下说：“大家推举我做君王，为的是让我能多为你们做些好事。眼前戎狄要发动战争，目的是想强占我们部落的土地和人民。你们在我管理下生活与在戎狄那里生活有别吗？你们如果决心要与戎狄拼一死活，难道不是为我而战？你们当中有的人的父亲，或儿子会战死的，他们为我战死，与我把他们杀死有何区别？我绝不忍心让你们干这样的事。”古公便带着部落人众离开了居住多年的豳地。

古公一行爬山涉水，翻山越岭。渡过了漆水和沮水（今陕西麟游县），爬过了梁山（今陕西麟游县东南一带），来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下的平原，在这里安营扎寨。岐山之阳自古就是一片水美土肥的地方。人们称这里为“周原”，传说连苦菜生长在这里也是甜的。古公向上帝和祖先举行占卜，得到的是好兆头。于是就在这里建起房子定居了。从此，姬姓部落的人就被称为“周人”。

古公亶父在周原上带领人民开垦荒地，修筑沟渠。古公亶父还命令官吏修建起一座座宗庙和宫殿。在宗庙和宫殿的外围又垒起坚固的城墙。古公亶父废除了戎狄的一些习俗，设立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等官位。这样，周人向阶级社会大大迈进了一步，而古公亶父便成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君主。

由于古公亶父迁到周原，使这个原来野兽出没，到处荆棘丛生的荒野，变为人口兴旺，土地肥沃，庄稼丰硕的美好乐园。周部族也日益强大。所以《诗经·大雅·绵》说古公之后，周人强盛，“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从而形成西方一支强大的力量。

文王求贤

周族日趋强盛，引起了商王朝的恐惧。以致商王文丁借故将周部族首领季历杀死，季历的儿子姬昌继承了王位。姬昌被封为西方诸侯的首领“西伯”，后人又称文王。周与商王之间是一种隶属关系。文王一方面继承后稷、公刘的治理方针，努力发展农业；一方面按照古公亶父、季历的办法，努力把周国治理强大，以报商王朝的杀父之仇。在治理朝政时，牢记古公亶父的遗训，广为招贤纳才，对有真才实学的人倍加敬重，甚至中午饭都来不及吃好，一沐而三握发，一饭而三吐哺，也要招待“贤才”。不少的人听到周文王广求“贤才”的消息都纷纷跑到周国归属于他。

这时，商王朝的大臣崇侯虎把周人聚集人力、物力准备反商的情况报告了商纣王。商纣王听后十分恼怒，马上把周文王抓来，关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周文王手下想出了一条妙计，把美女、好马和大量的财宝奉献于纣王，以示周国对商朝的忠诚顺从。贪婪的商纣王果然中计，释放了文王，还赐给他弓、矢、斧、钺等仪仗，授与文王对小国有自行征伐的权力。文王出来后，对商纣王更加仇恨，加强了早日复仇的信念。他为了能找到辅佐周国讨伐商纣王的人才，不惜余力。

一次，文王出去打猎，在渭水的南岸看到一个垂钓的老者。他与这个白发苍苍两鬓斑白的老人交谈，愈谈愈投机。那老人滔滔不绝地谈论治国安邦的精辟见地，使文王意识到他正是自己需要的贤才。周文王兴奋地对老人说：“像你这样有本领的人，我们老太公望盼好久了！”自此后，把这个老者称为“太公望”。周文王把他请上了车子，与他一同回到王宫，封他为专理军事的太师。这位老人姓姜，名尚，字牙，又叫姜子牙。他老家住在东方，祖先在舜时当过大官，曾与禹一起治水，立过大功，被封在吕，所以又姓吕。到夏朝后，吕姓子孙逐渐分化，很多成为穷人，吕尚家里也很穷。他年轻时，为了维持生活，在商都朝歌宰牛卖肉，后又到孟津开酒铺。在商朝徒有才华，没有施展之地。转眼已成为七十多岁的老人，但还存有一线希望，想找到用武的机会。当听说西方的周文王广求贤德，便每天在岐山西南渭水支流的一条小河钓鱼，等待着能碰见周文王。自周文王得到吕尚后，事事与他商量，用各种计谋动摇商朝的统治基础。周文王不仅加强本国的治理，还与周围各小国联盟，使虞、芮等小国都归属了周朝。同时又对西面的一些少数民族大举征伐，吞灭了犬戎和密须（今甘肃灵台），消除了周国的后患。紧接着东渡黄河，灭了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又攻占了邢（今河南沁阳），从邢又回师灭掉了商西部重要的同盟国崇，抓到大批俘虏。在不断的对外战争中，周国不断强大，经济上也有很大发展，并在沣水西岸修建了丰京（今陕西长安西北）。从此后，天下三分，周文王占其二，政治、经济、军事等力量大大地超过了商王朝，一步步向商都朝歌逼进。

文王衍《周易》

《周易》也称《易》，汉代人通称为《易经》，是一部有关古人卜筮的书籍。它是中国儒家典籍，被称为六经之一。“易”字，一说为“简易”之义；另一说为“变易”之义；而“周”字，有人认为，它是指周代人的筮法，也有人认为它是指周遍之易，即探求普遍的变易法则。汉代人所说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解释。关于《周易》的成书，过去传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周易》是古代卜筮长官长期积累的卜筮记录，它成书的时间大约在周代初期。《易经》的具体内容，是由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的兆象符号（即卦图）部分和六十四卦卦名、卦辞，以及384爻和爻辞语言部分所组成。卦图的结构，主要由称作阳爻和称作阴爻两个基本符号组成，三行一组排列而成八个“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又由八个经卦两相重叠组合成六十四个“重卦”，如乾卦、坤卦、屯卦等。这些卦象是用来占卜，判断吉凶的主要依据，它们各有卦辞、爻辞加以说明。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大致可分成三类：一类涉及自然现象的变化，一类是讲人事的得失，另一类则是判断吉凶的辞句。《易经》虽属卜筮之书，但在其神秘的形式之中蕴含着一些合理而深刻的思维和观念。八卦的制作，原是自然界物质现象概括的象征。现在易学学者普遍认为，易卦中的阳爻和阴爻两种基本符号的最初含义是来源于一、六、七、八等几个数字。中国历史上最早反映阴阳的观念，就是通过《易经》的卦爻所表现。八卦象征着由阴阳构成宇宙物质世界的八种基本成分，而万物都是由它们衍生而来的。可见，《易经》中蕴涵了朴素唯物论和无神论世界观的萌芽。《易经》的六十四卦由三十二个对立卦组成，这反映了古人从对自然与社会矛盾运动的长期观察中，萌生了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因此，《周易》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殷纣王的暴虐

商朝帝乙的长子叫启，由于他不是王后所生，因而不能立他为太子，只能称庶子。帝乙的小儿子叫受，为王后所生，称为嫡子。帝乙原打算立启为太子，但朝中太史官极力反对，说这是“嫡庶”不分。帝乙只好立受为太子。封长子启于微（今山西潞城东北），后人称他为“微子启”或“微子”。

古时，受、纣二字同音，所以称受为纣王，又称商纣王或殷纣王。纣长得又高又大，聪颖多才，勇智超群，能赤手与猛兽搏斗。且善辩能言，因此他恃才傲物，从不听臣僚们的劝谏。帝乙两次率兵征伐人方，虽然没有彻底打败人方，但使商朝的东南部得到暂时的安宁。由于征服了盂方，又使东部地区的矛盾大大缓解。纣继位后，贪图享乐，挥霍无度，整日与美女在一起，常常彻夜嗜酒寻欢。王室中的贵族都纷纷效仿，也随之恣意奢靡。有的谀臣为了讨纣的欢心，还时常向纣提出各种玩乐的方式。纣嫌商都（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游乐的地方少，被历代祖先的宗庙和自盘庚后代各王的陵墓所占，再加之每年中都要有不少祭祀活动，于是纣下令在商都朝歌以南（今河北南淇县）建起离宫别馆。在商都以北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修建了南北长二百多里的林苑亭台。在沙丘又营建一个很大的苑囿，里面饲养了禽兽，种植下果木，供他打猎围捕。

纣王性情残暴，不仅反对他的人，就是向他提出善意劝谏的亲信臣僚，也要一律施以重刑。轻者终生残疾，重者全家丧命。东夷部落由于不愿忍耐纣的暴行，便起来反叛商朝，纣王大怒，决定征伐东夷。大量的军事费用，使百姓的生活更悲惨。对邻近的一些诸侯国，纣王采取威逼的政策，从粮食、牛、羊五畜，到珠宝玉器，无所不取。在商王朝沁阳（即依）田猎区旁有个小属国有苏（今河南武陟东），因地小人稀、物产也不丰富，进献纣的贡赋总有欠缺，纣便认为有苏在故意反商，就派人去征战。有苏无力抵御，又深知纣喜欢美女，只得从族人中挑出一个叫妲己的美女献给纣，以求宽容。纣见妲己生得漂亮，心情一下好转，才撤兵免贡。

纣伐有苏氏后，各属国不敢抗贡，人方是东夷中的一个方国，是纣征伐的主要目标。纣率领上万商军向东夷进攻。纣又下令东方各诸侯国出兵助商伐东夷。在这庞大的征战队伍中，有一支用象组成的队伍，这些象被捉来，经饲养驯服后，用做驮运工具，征战时还可当做进攻敌人的“武器”。东夷各部落经不起商军的攻打，几次战役后，被商俘虏不少士兵，东夷只好投降。纣为了保持东夷的长久安宁，留下商军驻守。由于大批商军的留守，朝聘往来频繁，从经济、文化上都加速了东南地区的开发。纣也得到一段短暂的安泰。但同时在各诸侯国中也种下了不满的种子。

纣生活上更加花天酒地，无心管理朝政。为了弥补由于征战而加大的经济开销，纣用加重赋税的办法，把这些负担全部转嫁于百姓身上。妲己喜欢观看歌舞，纣就命乐师延创作了怪诞之舞。商王朝盛行打猎，纣更加肆无忌惮，不惜把商都附近的大好农田荒废，让禽兽任意践踏，供贵族玩乐。为满足自己的淫乐，纣竟又想出“酒池肉林”的方式。“酒池”就是在人工挖成的池塘中放满了酒，传说池中的酒能在里面划船，可供数千人狂欢而不竭；“肉林”即是把肉悬挂在树上，人们可随便伸手摘取食用。每当纣王朝臣取乐时，就命令成群的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在酒池肉林间嬉笑寻欢，常常是通宵达旦地狂欢。纣王朝中的谀臣费仲、蜚廉、恶来、崇侯虎，常陷害忠良，向纣进谗言。纣发明了酷刑“炮烙”之法。“炮烙”之刑就是用青铜铸造一根中间空的柱子，把“罪人”绑在柱子上，上面烧火，将人活活烙死。纣的这些惨无人道的暴行引起了朝内诸侯大臣们的反对。有个在朝的诸侯叫梅伯，曾多次劝谏纣不要恣意对臣民滥用重刑。纣一意孤行，竟把梅伯杀了。还将他剁成肉酱分赏给诸侯们吃，并宣布再有劝谏者，照此处罚。被列为商王朝三公的（西伯、九侯、鄂侯）之一的九侯（封于今河北临漳），有一女子长得很漂亮，被纣得知欲选入宫中。九侯因为看不惯纣与妲己的淫荡，表示反对，就被纣杀死，并施醢刑。同为三公的鄂侯（封于今河南沁阳西北）为此事指责纣，也被纣杀了，后将其尸制成干尸示众。西伯姬昌当时在商都，见两公接连遇害，只是叹惜地说了一句：“太过分了”，被崇侯虎听见报告纣，纣下令将西伯囚在羑里。

囚禁西伯的这一消息传到周后，周的大臣闳夭、散宜生等人料到费仲是个好利的谀臣，纣又是喜色之徒，便在莘国（今陕西郃阳东南）选了一个美女，在西戎选了些骏马和美玉、宝物，让费仲向纣贡献，并为西伯说情。纣见莘氏后，果然万分高兴，说：“此一物（指美女）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下令放了西伯，并赐予西伯弓矢斧钺等兵器，授命西伯有征伐诸侯的权利，还说“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献出洛水以西的地方，请求纣废除“炮烙”之刑，纣同意，西伯又回到了周。

当商纣王一味沉湎于花天酒地、歌舞升平时，周人开始了灭商的复仇大业。

周公东征

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迅速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同年四月，武王返回周都。

周武王虽然灭掉了商朝，但周原来是商朝的一个西方属国，现在猝然间取代了商朝统治地位，如何牢固地控制东方地区，是摆在周统治者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师尚父主张把敌人全部杀掉，以绝后患；召公认为应当加以区别，“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周公提出了分化利用，既要进行武力监视，又要施以笼络的办法。武王最后决定，采用周公的办法，封纣的儿子禄父（即武庚）留在商朝旧都，通过禄父控制商人，而由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三人加以监督，称为“三监”。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

不久，周武王病死，子成王继位，由文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称王。管叔、蔡叔对此不满，散布谣言，说周公打算谋害成王，窃取王位。武庚乘机和管叔、蔡叔串通起来，联合了东夷中的徐（今江苏、安徽北部）、奄（今山东曲阜）、薄姑（今山东博兴附近）等方国部落，发动了复国战争。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势，周公毅然决定调动大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平定武庚和管、蔡的叛乱。经过三年的持续战斗，周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进一步巩固了周朝的统治。

在《诗经》中，还保存有当年随周公东征的周族将士所唱的诗歌，一首是《破斧》。诗中唱道：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而最动人的是《东山》。诗是一位东征的战士，在胜利之后返乡的路上，思念阔别三年的妻子而唱的。他抒发了自己远征的劳苦和忧伤，想象妻子在思念自己，又不知离开了三年的家今天已变成了什么样子。妻子和自己结婚的时候，是那样美丽动人，而今也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子。这种种的忧思怀念，化为一首哀婉动人的千古绝唱！

周公东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商朝潜在的社会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消灭，还很顽固地存在着。在周公东征的过程中，大批商朝贵族成了俘虏，周人称他们为“献民”；因为他们顽强地反抗周朝，又被叫做“殷顽民”。这些人时刻梦想着恢复过去的地位和荣华富贵。要制服他们困难很大。文王建都于丰，武王又在丰水东岸建立镐京（今陕西户县境），但都太偏西，不利于控制广大的东部地区。因此，武王在灭商之后便曾经考虑，在原来夏人的居住中心伊、洛流域建立一座新的都城。周公鉴于武庚和管、蔡大规模叛乱的教训，认为听任商朝旧贵族继续留在原来的地区是十分危险的，于是决定营建洛邑（即今之河南洛阳），把“殷顽民”迁到那里，并派大军镇慑。周公派召公到武王选定的地区，测量了宫室宗庙的位置，作出了建都计划，监督殷人建筑新邑，作为统治东部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从此，周朝有了两座都城，西部的镐京称为宗周，东部的洛邑称为成周。周王朝在这里驻扎了八师（每师12000人）的军队，称为“成周八师”，作为统治东方的基本军事力量。

周公对商朝的历史相当熟悉，从中吸取了不少统治经验和教训。他对于商的遗民不用严刑杀戮，而以所谓“义刑义杀”对付被征服的殷人。他告诫殷顽民说：我执行天罚灭掉商朝，把你们迁到洛邑来。现在不杀你们，还给你们房子和田地，你们要老老实实地向周朝臣服，以求得上天的宽恕！如果你们不老实地顺应天命，我不仅要夺去你们的土地，还要执行天罚，杀掉你们。通过这样的软硬兼施和分化利用，殷顽民在严密的军事、政治监督下，对周期的统治逐渐降服了。

伯夷和叔齐

伯夷和弟弟叔齐，是孤竹国（约在今河北卢龙南）君的儿子。孤竹国君年老，想立叔齐为太子，以便将来继承王位。但未来得及立，孤竹国君便去世了。父亲死后，叔齐想把君位让给自己的大哥伯夷。伯夷不答应，说：“这是父亲的遗命。我怎么能违背？”遂逃走避开了。老三叔齐见伯夷逃走，自己也不肯当国君，便也逃离了孤竹国。他们二人逃走后，孤竹国的国人一同立了孤竹国君的二儿子中子为君。伯夷和叔齐逃离孤竹国后，没地方可去。后来听说西伯（即周文王）善于养育老人，国中之老人无不得到很好的照顾，兄弟二人便决定到周去。不巧的是，等他们赶到周境，周文王已去世了。周武王继位，发动了灭商的战争。周武王用车子载着西伯的牌位，号为周文王，向东进军，去攻打殷纣王。伯夷和叔齐二人不支持周武王的行动。二人在路上拦住了周武王，劝周武王说：“父亲去世了不去埋葬，却反而大动干戈，这种行为能叫孝吗？纣王是君，你是臣，你却要以臣子的身份去干弑伐君主的事情，这能叫做仁吗？”周武王身边的人见伯夷和叔齐这个样子，拔出刀来想砍他们，姜尚从旁边拦住说：“这二位是仁义之人，不得无礼！”遂命人把他们架到路边，率军继续前进。周武王消灭殷朝，平定东方之后，天下都成了周朝的势力范围。四方诸侯都到周朝来朝见。伯夷和叔齐却为周武王的行动感到羞耻，发誓永远不吃周朝土地上长的粮食。兄弟二人一起跑到首阳山（今在山西南部）中隐居起来，每天只在山里挖野菜吃。不久，他们就饿死了。临死之前，他们唱了一首歌，歌辞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殂兮，命之衰矣。”于是，兄弟二人便饿死在首阳山中。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一哀伤的故事之后，评论道：“有人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像伯夷、叔齐，可以称之为善人了，难道不是吗？积累仁德、洁身自好如此而饿死！而且，孔子门下贤人七十，孔子只以颜渊为好学。但颜渊箪瓢屡空，糟糠不厌，而又早死。上天之报施善人又怎么样呢？盗跖每日滥杀无辜，吃人肉，喝人血，暴戾无比，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即竟得以寿终。他又是靠了什么好德行而获得好结果？这只是比较著名的例子罢了。如果说起近年的事，有的人操行不轨，专犯忌讳，却一辈子富贵安乐，累世不绝。有的人行不妄动，到合适的时候才说话，不公平正直便不为，然而却遭遇灾祸的，不可胜数。我真感到疑惑。这样的天道，是对呢？还是错呢？”

周初大分封

西周初年，在消灭商朝以后，为统治东方广阔的被征服地区，曾经大规模封同姓、异姓和古代贵族后代为诸侯，作为王室的屏藩，即“封邦建国”。这种“封邦建国”，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武装部落殖民。相传，周武王、周公、成王等曾先后建置了71个诸侯国。其中，武王的兄弟15人（一说16人），同姓40人。周王的子弟一般都得到了封地，立的大小诸侯，如文王的弟弟封于东虢、西虢，文王之子封于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武王之子封于邗、晋、应、韩；周公之子封于凡、蒋、邢、茅、胙、祭等。异性贵族中以姜姓贵族居多，也有其他各姓的传统贵族。在周康王以后，仍陆续分封诸侯，如周厉王的儿子在周宣王的时候还受封为郑国。每个诸侯国，都是按照成周的模型而建立的统治被征服民族的据点，又起着拱卫周王的作用。通过分封诸侯，周朝不但巩固地统治了原来商朝的地方，而且不断地扩大其势力和影响，成为远远超过商朝的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

在周朝分封的各诸侯国中，比较重要的有卫、鲁、齐、燕、宋、吴等，在后来在春秋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周成王把武王的弟弟康叔分封在原商王所在的殷都旧地，以朝歌为中心，划定武父（约在今河南、河北两省交界）以南，圃田（今河南郑州东）以北为卫国封地，并分到殷代遗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作为卫国的种族奴隶。康叔的权势也很重，他既统治着原商朝的中心地区，又兼为周王室的司寇，握有生杀之权。周公在分封之时对康叔说，如果殷民反抗，就要严厉镇压。在殷墟东南不远的河南浚县，曾发现了西周时代的卫国墓地，出土过有“康侯”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件簋的铭文记载了康叔封卫的事迹。

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地，这里原来是奄国所在（今山东曲阜），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之一，它和徐人联合淮夷和其他邦国，曾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周势力。因此，周朝统治者对这一地区十分重视。周公平定叛乱之后，便由自己受封，而由长子伯禽前往，因“商、奄之民”，在“少皞之墟”等建立鲁国。鲁国的封疆北及泰山之下，东过龟、蒙，南包凫、峰诸山，附近的若干小国都是它的附庸。鲁受封时，又分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具备有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所谓“大启尔宇，为周室辅”，成为代表周王室镇抚徐、奄、淮夷及僻远“海邦”的东方大国。鲁也分到殷民六族：徐氏、条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伯禽到封地后，对徐夷、淮夷继续用兵，巩固了周朝在东方的统治。

齐国，周成王把太公吕望封为齐侯，统治薄姑氏（今山东博兴一带）的土地和人民。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太公望，民间习称之为姜太公。在灭商和东征中立下大功，所以封地相当大。周公在东征时，命召公授权给太公望，说：“东至海（今黄海），西至河（黄河），南至穆陵（今山东沂水北），北至无棣（今山东无棣北），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国附近有不少东夷小国，先后均被齐国并灭，因而齐国成为周朝的东方大国。

鲁、齐、卫三国，分别统治着武庚发动叛乱的地区，是周朝控制东方的重要支柱。

在卫国之西，还有晋国。这一带河东地区，（即今山西中南部）是防御北方群翟部落内侵的前哨。为加强这一带的镇守，周成王在攻灭唐国之后，把这一片地区封给自己的弟弟唐叔虞，建立晋国（今山西翼城西），分给他怀姓九宗和职官五正。怀姓九宗本是商朝的种族奴隶，现在换了主人，成为晋国的种族奴隶。晋国附近有许多戎狄部落，先后都被晋国并灭，所以晋国成了那一带的大国。

在卫国以北有燕国。燕国的始封人是召公奭的长子。召公奭是周王朝的同姓贵族，有的记载说他是周文王的庶子。燕国是周朝较北的一个同姓诸侯，其统治区延伸到遥远的地方。燕建都于蓟（今北京市）。在辽宁省的喀左旗曾发现了大批西周青铜器，其中有燕侯盂，说明当时燕国的势力已到达这一地区。燕国同鲁、齐、卫、晋等遥相呼应，互成犄角之势，这当是周朝的有意安排。由于燕国同周朝其他诸侯相距较远，长时间较独立地存在于北方，以致最早几代燕侯的名号我们今天已不清楚了。但从出土的大批燕国遗物看，当时的燕国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燕国之东有孤竹（今河北卢龙南），是商朝的同姓国。有关故事见“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条。

燕国的东北方是肃慎族，肃慎族那时散布在松花江直到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很早就和周朝建立了联系，曾向周武王贡献楉矢、石砮等。周公东征胜利后，肃慎遣人来贺，成王以礼答谢，使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可见肃慎族是周朝的远方属国。

在周朝的东南方，最大的是宋国，由商朝原来的贵族微子启受封而建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统治着商朝早期活动的地区。在武王克商的时候，微子启自缚衔璧，让族人抬着棺木，向周军乞降，后来他也没有参加武庚的叛乱活动，因而武庚被杀之后，他作为商朝的后裔受封为宋国。宋国靠近徐夷、淮夷，是周朝东南的屏障。

在宋国的周围，周朝还分封了一些异姓小国，如姒姓的杞（今河南杞县），妫姓的陈（今河南淮阳）。另外，蔡叔的儿子蔡仲也受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同宋、陈等一起守卫着周朝的东南方。与这些诸侯国面对的主要是徐夷和淮夷，主要有嬴姓的徐（今江苏泗洪南）、江（今河南正阳南）、黄（今河南潢川西），偃姓的英（今安徽金寨东南）、六（今安徽六安北）和巢湖沿岸的群舒（舒庸、舒廖、舒龚、舒鸠）等方国部落。他们大都曾跟随武庚叛周，以后又时服时叛，是周初用兵的主要对象。

其他一些姬姓同姓诸侯的地望主要是：管在今河南郑州、霍在今山东西霍县、毛在今河南宜阳境内、郜在今山东城武东南、雍在今河南沁阳东北、曹在今山东定陶、滕在今山东滕县、毕、原在今河南武陟、温县境等。

周朝在东南方最远的同姓诸侯国是吴（今江苏无锡东南）。传说吴国是季历的哥哥太伯、仲雍率领一部分周人跑到那里，和当地居民相结合而建立的。太伯和族人接受了当地居民“断发文身”的习俗，同时还把周人传统的耕作、筑城等技术带到那里，加速了我国东南地区的开发。

除了在黄河流域建立封国之外，周朝很早就向南方的江汉地区发展势力。如江汉一带的庸、卢、彭、濮等方国部落曾随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周朝沿汉水北岸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称为“汉阳诸姬”，其中最大的是随国和曾国。但后来，楚国的兴起阻止了周人势力的南下。

在西周鼎盛时期，周王对诸侯拥有很大的权威。各封国的诸侯要定期朝见周王，报告封国内的情况，听取周王及其辅佐的命令。如临时发生重大变故，还要及时向周王报告。他们都必须向周王贡献本封国的土特产物和周王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保卫王室的义务，包括为周王提供作战军队。对周王的死丧、嫁娶、巡游，他们也要尽特定的义务。如果他们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超越周王赋予他们的特权，周王可以收回或削减他们的爵禄，可以改变他们的封地和爵禄，可以废除和另立国君，甚至灭掉他们。如康王时，晋侯建造的宫殿过分地宏美了，就受到周王的谴责。周共王曾灭掉封在密须故地的密国。周夷王曾朝会诸侯，烹死齐哀公。周王有时还向诸侯的封国派遣监国的使臣，与诸侯并称为“诸侯，诸监”。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拥有土地和奴隶，掌握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他们不仅能聚族立宗，分封卿大夫，组成强有力的宗族政治集团，而且还依照王室的官僚制度和组织，设置百官有司，统治奴隶和平民。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修建城池，征集军队，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卿大夫在其封地内，对诸侯的关系也是这样。

宗法制和井田制

西周王朝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上所实行的基本制度是宗法制。了解宗法制度是理解西周、春秋战国，以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把钥匙。

宗法制度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由它构成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阶梯，形成了我国奴隶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到西周时期，这一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达到完备的程度。

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王既是普天之下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权和族权。天子的宗庙，祭祀自始祖以来的历代祖先，是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祭祀祖先的场所，称为“太庙”。历代祖先，以始祖为中心，按昭穆排列。昭为左，穆为右，始祖居中，第一代为始祖，第二代为昭，第三代为穆，第四代为昭，第五代为穆，依次类推，都有一定的地位。只有周天子才有这种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

历代的周天子都由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其他诸子有的受封为诸侯，有的在王畿内分得采邑，在王室担任官尹，称为别子，他们分别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和相应的政权机构，分成若干新的别宗，各有自己的“氏”号。受封的别子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他们的封地和爵位也由嫡长子继承，成为别宗的宗子。这些别宗的宗子，对周天子而言，他们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宗族内，则为族长，就是“大宗”。

在诸侯国内，国君又分封自己的兄弟以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这些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内立有家庙，统率自己的家族，对国君而言，他们又是诸侯国内的“小宗”。

卿大夫以下，还可分出他们的亲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这种家庭多有一定的田地，家长就是士。所有的士都要尊奉所属家族的卿大夫为宗子。

士以下，就是各级宗子的比较疏远的宗族成员，他们就成了一般的平民。

这种层层相属的宗法关系，使族权和政权合而为一。于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即各有等级之意，衰音cuī）。”（《左传》桓公二年）周朝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就是依据这种宗法关系确立的。在“天子”以下的各级贵族，都在不同的等级阶梯上，各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这样就形成了奴隶制国家的体制。至于在士以下的“隶子弟”和“庶人工商”，这些平民劳动者，称之为“国人”，一方面要通过各自的“分亲”关系，与所属宗主确立比较固定的隶属关系；同时又要依据他们自己的亲属关系，以确定最基层的劳动组织。这些“国人”，是周人的基本力量。

由于国家和宗法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各级贵族必须十分重视这种宗法关系，尊奉他们共同的祖先，树立牢固的“尊祖”观念。而直接继承祖宗的事业，代表全族最大利益的，就是周王室这个全国最大的“大宗”和周王这个地位最高的“宗子”。所谓“大宗维翰”、“宗子维城”，各级“小宗”都必须结合在周王的周围，对周王无限的崇敬，这就是“敬宗”。等而下之，其他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核心，表示“尊祖”和“敬宗”。因此，“尊祖”和“敬宗”，就成了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以周王为首的姬姓贵族，在整个奴隶主贵族阶级中占居首要的地位，所谓“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但是这并不排斥异姓贵族。一方面，宗法制度的原则，通行于所有的姬姓贵族；同时，在姬姓贵族和异姓贵族之间，还要通过姻亲关系，结成亲戚之国，以加强联系。同时，周朝贵族也懂得“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即同姓近亲婚姻不利于后代的道理。因此，周天子常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就是这个原因。这种甥舅关系，是对宗法关系的补充，也是宗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依据宗法制度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了周朝贵族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这些等级区别，形成为奴隶制的各种名分。“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名。”就是说，按照名分，确立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依据这些规范和准则，制定有关社会政治的礼法制度。为了保证这些礼法制度的实施，必须依靠政令刑罚等强制手段。所以，后来的孔子极力主张“正名”，要从确定名分入手，以求得社会政治的稳定。

西周时期的另一项重要社会制度，是井田制。它是西周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并和宗法制紧密相连。

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以天下宗主的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地内又有最高权力，这又形成“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局面。事实上，这是泛指一般的土地和所有有臣属关系的人民，主要是就政治上的统辖关系而言。在诸侯国的统辖范围内，再将部分可耕地建立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形成卿大夫之家。各卿大夫之家，再将所属范围内的土地分封给士。这样，各级贵族各自成为所受分地的实际占有者。他们世代相承，形成层层相属大小不等比较稳定的奴隶制经济单位。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周代的垦田是极其有限的，主要集中在一些都邑的周围。特别是王都和诸侯国的近郊，即所谓“国中”，比较好的熟田大都集中在这里。“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这就是指镐京门外终南山下的辽阔田野里，由王室主持开垦的大片良田。这些良田，都经过精心的疆理，按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有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整治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这就是标准的井田。

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块为100亩（约合今31亩多），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依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状况，每一个劳动力大约可耕作约一田之地，所以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的单位的。

耕作井田的农夫，笼统地称之为“庶人”或者“庶民”。他们一般实行大规模的集体耕作。《诗经·周颂·噫嘻》一诗里所说的“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是描写在成王的号令之下，由百官督促着成千上万的“农夫”，疾速地挥动农具在大田里“耦耕”，大片的田地很快播种完毕。在耕作时，“田畯”一类的头目要监督管理，各级贵族也经常到田间亲自指挥。

属于那些卿大夫之家的采邑，规模比王室或公室的“国中”当然要小得多。为他们所有的“庶民”，其家室大都集中在这些“公子”的邑里。这些“庶民”长年在田里劳作，饭食要由妻儿送到田里，自己则歇息在田间的“芦”（临时搭的茅草窝棚）里。到秋收完毕，才能回到自己的矮小破烂的家，与妻儿一同过冬。在过冬时，他们还要为“公子”田猎，剥制兽皮，酿造春酒，收藏冰块以及其它各种劳役。他们的妻女也要为“公子”采桑、养蚕、织帛、缝制衣裳等。每年年终，当他们的“公子”祭奠神主的时候，把他们都召集到“公堂”里去，由他们高呼“万寿无疆”以后，赏赐给他们一觞春酒，表示对他们的慰劳。这就是当时一般的庶民百姓在“井田”制下的生活。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转让买卖的，这就是“田里不鬻”，因而是称之为“公田”。西周中晚期以后，在“公田”之外，一些贵族又往往驱迫庶民或奴隶开垦荒地，增加份外的田地。有时王室也常将一些未垦辟的荒地或山林随意赏赐给下级贵族。这些田地不属于“公田”，不征贡税，实际承认它们为私有，称为“私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