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挟天子（1/1）

啃骨头的落魄皇帝

当曹操在徐州为父复仇进行大屠杀时，有一位不速之客从长安远道而来，在陈宫的协助之下，轻而易举夺取了兖州，令曹操无家可归。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吕布。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应该知道吕布。历史上的吕布，虽然未必是天下第一的勇将，但也具有非凡的武艺。《三国志·吕布传》说他精通骑射，力量过人，有“虓虎之勇”，号称“飞将”。“飞将”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外号。吕布能与他同享这份名誉，可见确实是一位兼具力量与技巧的不世猛将。

吕布原来是并州刺史丁原的爱将。何进采纳袁绍的馊主意，号召天下各路猛将进洛阳威胁何太后，丁原也是被召集的猛将之一。董卓据有洛阳，同样握有重兵的丁原就成了他的威胁。结果董卓收买吕布，杀死丁原，吞并了丁原的军队。董卓看重吕布的武力，吕布欣羡董卓的权力，二人遂结为义父子。

不过，董卓与吕布都不是什么善茬儿。父子的伦理面纱之下，隐藏着背理逆伦的裂痕。

董卓脾气暴躁，对吕布非打即骂，有一次甚至拿起一把手戟对着吕布就扔了过去。幸亏吕布身手敏捷，躲得快，免于一死。吕布当然也不是多么忠心的保镖，他与董卓的侍妾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个侍妾，就是《三国演义》中美女貂蝉的原型。

所以说，吕布对董卓又恨又怕。

司徒王允一直在找机会铲除董卓。王允敏锐地观察到：董卓和吕布这对父子关系，看似牢不可破，实则出现了裂痕，有机可乘。王允当机立断，找到吕布，说：“你看咱们联手灭了你干爹，怎么样？”

这要是去问一般人“咱们联手灭了你干爹怎么样”，正常的反应肯定是：你敢灭我干爹？我先灭了你！但是吕布的反应很暧昧，他说：“我们毕竟是父子啊，这恐怕不合适吧？”王允一听，有戏，赶紧提醒吕布：“你姓吕，他姓董，这算哪门子的父子关系？更何况，他当初拿手戟扔你的时候，拿你当儿子了吗？”这话一说出来，吕布就不再犹豫了。更何况，他心中更担心的是万一被董卓发现自己和其侍妾私通之事，那就不是拿手戟扔我了。所以吕布决定：与王允合作，一不做二不休，把董卓给做掉算了。杀了干爹，他的侍妾可就全归我了。

这样一来，王允就和吕布联手，发动了一场政变，杀死了董卓。声势浩大的关东联军没有干成的事情，吕布干成了。

按理来讲，王允铲除了董卓，正是中兴汉室的大好机会。但是王允这个人，心胸非常狭隘。他有能力铲除董卓，却没有能力平定董卓之乱。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叫蔡邕。有一次，王允和蔡邕二人坐着聊天，聊到董卓之死。王允当时刚刚除掉董卓，很得意，到处跟人炫耀。别人一听王允提到董卓之死，当然要拍王允的马屁，说你中兴汉室、再造乾坤，你是汉朝的第一功臣。没想到，王允和蔡邕聊到董卓之死，蔡邕不但没有拍马屁，反而叹了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董卓虽然是个乱臣贼子，但是他非常尊敬蔡邕，对蔡邕有知遇之恩。蔡邕当然知道董卓不是什么好人，不能说他好话；但无论如何，这个人再坏，也毕竟是自己的恩主。当初董卓在位之时，人人拍他马屁；如今董卓一死，人人落井下石。蔡邕觉得，这样不厚道。所以他虽然不便多说，但是叹了一口气。

一个人权势煊赫之际，对他摇一次头；一个人声名狼藉之时，为他叹一口气。两者都需要纯粹的良心，莫大的勇气。

王允听到蔡邕叹气，一下子就火了，跳起来指着蔡邕的鼻子就骂：“董卓是汉朝的国贼，国家差点儿亡在他手里。今天董卓死了，普天同庆，你居然敢不高兴？”立刻下令把蔡邕关起来，并且吩咐法官，要判他死罪。

蔡邕在狱中恳求王允：“你在我脸上刺字，要不把我脚砍了，都没关系，千万别杀我。为什么呢？不是我怕死，因为我正在写一部史书，是东汉的历史，还没写完。希望你饶我一命，让我写完书再死。”

王允坚决不同意。他说：“当初汉武帝就是不够心狠手辣，没杀司马迁，所以司马迁写《史记》诋毁汉武帝；我今天要是放过蔡邕，那在蔡邕的这本历史书中，还不一定把我王允写成什么样呢！”所以就把蔡邕给杀了。中国古代有文字狱的传统。一般的文字狱，是你说了不该说的话，写了不该写的文章，朝廷把你抓起来杀了；王允杀蔡邕，是为了防止你写不该写的东西，先把你杀了再说。这是中国古代政治非常阴暗的一面。

所以王允这样一个人，当然不可能真正安定汉朝的江山社稷。董卓死时，他的党羽在外打仗，这才被王允和吕布钻了空子。现在，董卓死了，他的残党群龙无首，感到害怕，派人与王允沟通，请求和解。王允居然拒绝，并要解散他们的军队。董卓残党明白，军队一旦解散，必死无疑。他们一咬牙，联手杀回长安，居然获得成功，把王允抓起来处死了，将汉献帝和文武百官都扣押为人质。

吕布仗着一身高超的武艺，孤身一人杀出长安，辗转多方，最终流落到了兖州。此时曹操正好身在徐州，后方空虚。镇守兖州的陈宫又对曹操的屠杀行径感到寒心，于是将兖州拱手送给吕布。

曹操得到消息，后院着火，也不搞大屠杀了，放下屠刀，立刻赶回来杀一个回马枪，抢夺兖州。吕布当然不给，双方混战起来。按下不表。

且回头说留在长安的汉献帝刘协。当时董卓的余党，为首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李傕，一个叫郭汜。这两个人联起手来处死了王允，赶跑了吕布，然后就分成两派，开始内讧。郭汜这一派劫持了文武百官做人质：我的人质数量多，你看这济济一堂全是人质。李傕这一派劫持了汉献帝刘协做人质：你数量多算什么，我的人质质量高，一个顶你一百个。两个人谁也不服谁，互相打仗。

一般的犯罪分子劫持了人质，希望通过人质来索要赎金，所以生怕人质有个三长两短，提前死了，讹不成钱，总是好吃好喝地养着。李傕却不是这样。李傕劫持了汉献帝，完全让他自生自灭。不用说别的，汉献帝贵为天子，连吃饭都成问题，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有一天，汉献帝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再一看他身旁的宫女、侍卫，个个都是面黄肌瘦，饿得两眼直冒金星。汉献帝忍无可忍，发了一道诏书给李傕：“朕饿了，要吃东西。麻烦李将军给朕送五斛米和五具牛骨头来。”五斛米，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是一两百斤米，并不多。为什么要牛骨头，不要牛肉？这个比较费解。难道是因为汉献帝好这一口，肉吃腻了，就爱啃骨头？不是。因为汉献帝知道，要牛肉，李傕肯定不会给，他要留着自己吃。所以我干脆知趣一点，主动要牛骨头算了。牛骨头上多少有点残留的肉，可以啃了吃；剩下的骨头，还能炖汤喝。

堂堂一代天子，发诏书向自己的大臣讨骨头吃，可怜到这个份儿上。更可怜的是，就连这点儿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李傕收到诏书一看：你居然还敢向我要米？你要米干什么？你个米虫，吃了我这么多米，你还要米！他对汉献帝派来的人说：“朝餔上饭，何用米为？”汉代一般吃两顿饭，早上一顿，傍晚一顿。李傕的意思是：现在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呢，你要米干什么？不给。哦，还要五具牛骨，这个要求倒是可以考虑满足。

李傕派人去厨房一看，正好有一批牛骨。当时是夏天，牛身上的肉都已经吃完了，剩下的骨头放在那儿，时间久了，发臭了，打算扔掉。李傕说：“干吗扔掉呢？皇上管我要牛骨头，送去吧。”就把这批臭牛骨给汉献帝送了过去。

由此可见，一方面，汉献帝在李傕、郭汜的手中过的是水深火热的生活；另一方面，无论是李傕还是郭汜，都没有认识到汉献帝的真正价值所在，都不把他当人看。

有人不识货，没关系，识货的大有人在。

价值连城的米虫

最早发现汉献帝价值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袁绍的谋士，一个是曹操的谋士。

袁绍的谋士，是沮授。沮授是袁绍的智囊，他听说了长安的情况，立刻给袁绍献了一条计策，叫作“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他请求袁绍：把天子从长安接到咱们的大本营邺城，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向天下发号施令，有谁敢不听咱们的，咱们就打谁。

曹操的谋士，是毛玠。几乎与沮授同一时间，他针对长安的变局，劝说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这和沮授的意思大同小异。

为什么沮授和毛玠都要劝自己的主公抢天子呢？在李傕、郭汜的眼里，一文不值的“米虫”汉献帝，为什么在沮授和毛玠的眼里，反而奇货可居、价值连城呢？因为沮授和毛玠抢的其实不是汉献帝，而是合法性。

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根本大法，是礼法。礼法可以论证一个人的合法性，使之名正言顺；也可以否决一个人的合法性，使之身败名裂。礼法的威力，虽然无形，却胜于斧钺。为什么董卓手握那么大的权力，却仍不敢废掉皇帝、自立为王？为什么后来的曹操三分天下有其二，却不敢取代汉朝？董卓不怕关东数十万联军的武力，曹操不怕孙权、刘备的军队。他们顾忌的，都是无形的礼法之威；他们渴求的，都是礼法赋予的合法性。他们深知，如果没有礼法赋予的合法性而贸然称帝，看似巩固的江山将雪崩冰裂，自己也将被牢牢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超生。

谁能理解礼法，体会到礼法那无影无形却严于斧钺的威力，谁就能看懂中国古代的政治。

礼法的合法性，分为四层。

第一，天命合法性。

今天政治的合法性，来自民众。但古代君主的合法性，归根结底来自天。后面三层合法性，也是天命合法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天，照理来讲是默默无言的，所以只能借助德行、器物、程序为载体。不过，古人认为，天有时候也会直接表露意志。其途径，就是各种天变和神迹。

比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他出身贫民，没有任何高贵的血统。他为自己营造合法性的方式，就是假托神迹。传说刘邦的母亲有一次午睡，一条蛟龙盘在了她的身上。第二天，刘母就怀孕了，后来就生了刘邦。刘邦这么对外宣传，倒不是为了给他爸戴绿帽子，而是自我宣称：我是天命所归，我是真命天子，我生下来就是要做皇帝的！除此之外，《二十四史》史不绝书的种种祥瑞，例如黄龙、凤凰、神雀、嘉禾（一株禾苗长出多个稻穗），都是天命合法性的表现形式。

第二，德行合法性。

光有天命不行，哪个做皇帝的不会伪造天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我的母亲也碰上了一条蛟龙。口说无凭，在那个没有摄影摄像技术的年代，无图无真相。德行合法性，比天命合法性可靠得多。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过：“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如果一个国家，君主成天捣鼓神神鬼鬼的东西，热衷于假造天命合法性的神迹，那这个国家多半要完蛋了；如果君主能够顺应民心、致力于提升自身德行，那么这个国家多半要兴盛发达。所以作为一名君主，首先必须自身的道德品质端正，其次要爱民如子，赢得老百姓的爱戴，这就叫德行合法性。汉末的刘备以仁德著称，在其他军阀热衷于抢钱、杀人的情况下，俨如一股清流，赢得了众多百姓的追随，这就是德行合法性的魅力。

第三，器物合法性。

有一些特定的东西，本身就象征着权力和天命。谁能得到，谁就具有相应的合法性。最典型的，莫过于传国玉玺。传国玉玺的前身，是战国时代最著名的宝玉——和氏璧。秦始皇统一天下，得到了和氏璧，派能工巧匠将之雕刻成了一块玉玺，命令他的丞相，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大师李斯写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刻在玺上。这块玉玺代代相传，秦朝灭亡了西汉用，西汉灭亡了东汉用。前后传了几十个皇帝，被赋予了一定的神圣性。后来董卓之乱，这块玉玺掉在了洛阳的一口井里，被一个军阀孙坚打捞到了。当时有人就预言：孙家将来肯定要出天子。不管是不是迷信，反正孙家的号召力借着这块玉玺大大地增强了。果然，到了孙坚的儿子孙权的时代，建立吴国，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其中，就有器物合法性的力量。

第四，程序合法性。

以上三个合法性都是虚的。天命、器物，人人都可以伪造。而德行呢？也可以伪装。一个缺德的人，可以伪装成一个有德的人，而且可以伪装得比有德的人更有德。只有程序合法性，才是最靠谱的。

什么叫程序合法性呢？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法律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礼法制度和权力分配的原则。谁能够按照这套制度与原则行事，那就具有相应的合法性。如果违背，那就是僭越，就是非法，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这套制度与原则之中，日常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力来源，就是天子。这里的天子，不是具体某一个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与具体某个天子有没有实权没有关系。哪怕是汉献帝这样的傀儡皇帝，在应然的观念之中，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谁能够拥有天子，谁就可以占据四大合法性的制高点。

但是这个天子，你也得会用。你不能像李傕、郭汜那样，让汉献帝连饭都吃不上。一个破衣烂衫的天子，带着一群满面菜色的大臣，远远看去像个丐帮帮主一样。天子一点体面都没有，一点尊严都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情况下，如果李傕、郭汜声称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不可能。其他人不但不会听他的，反而要齐心协力联起手来，想方设法把这个天子从他的魔爪之下拯救出来。所以说，李傕、郭汜不是挟天子的合适人选，袁绍和曹操才是。

那么，袁绍和曹操，谁会捷足先登呢？

按理来讲，袁绍的条件要好得多。一来袁绍当时实力雄厚，二来曹操正忙着和吕布混战，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根本腾不出手来和袁绍争夺天子。

但是，沮授提出这个计划以后，几乎遭到了袁绍手下的一致反对。袁绍的手下为什么反对？他们提出两点理由。

第一，“挟天子”不方便。

你挟的这不是一般人，你挟的可是天子啊！天子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天子说一，你敢说二吗？天子说往东，你敢往西吗？你把这样一个人弄到家里来供着，到底是你挟天子啊，还是天子挟你啊？

第二，“挟天子”没用。

袁绍的谋士们认为，汉朝这块金字招牌，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风吹雨打，早就烂透了，丧失号召力了。现在的局面，就好像秦朝末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谁有实力谁就称帝，你“挟天子”干什么？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袁绍本人也不想“挟天子”。袁绍总觉得：汉献帝是董卓立的，根不正苗不红。我之前还认为他是一个伪政权，还曾经想要立刘虞为天子呢。现在我如果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汉献帝请到家里来供着，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再说了，我袁绍迟早是要自己做皇帝的，到时候我拿这个汉献帝怎么办呢？杀了吧，不合适；废了吧，不合适；让他做太上皇吧，年龄上也不合适。所以干脆我就别给自己找麻烦，别“挟天子”了。

袁绍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一次大好的机会。

曹操呢？他虽然当时正在和吕布打得不可开交，但还是忙里偷闲，派了一个使者跑到长安去向汉献帝示好，表明忠心。汉献帝接见了曹操的使者，受宠若惊，激动得热泪盈眶：也就是你曹操，还把朕当个皇帝，这里的人都不把朕当人啊！汉献帝一高兴，下了一道诏书，任命曹操为兖州牧。

此前曹操虽然已经在军事上实际占领了兖州，但是没有名分，所以各地军阀都对兖州虎视眈眈，想要抢这块肥肉，比如吕布就来染指。现在，曹操成了汉朝正式任命的兖州牧，兖州唯一的名正言顺的主人。这样一来，曹操占领兖州就是合法的，别人占领兖州就是非法的，在政治上、合法性上，就高出了别人一头。

曹操接到了这道诏书，非常高兴，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汉献帝接到身边，每天让他给我下各种各样的诏书，赏给我各种各样的名分！

回头再说汉献帝，他在长安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自从接见了曹操的使者，汉献帝就决定逃回洛阳：毕竟关东地区还有人惦记着朕。

好在李傕、郭汜对汉献帝的看管也不严，完全让他自生自灭。汉献帝就带着一群大臣，历经艰难险阻，逃回了洛阳。就在这个时候，曹操正好打败了吕布，重新夺回了自己的根据地。他一看：天子居然自己跑到洛阳来了，那我曹操还不得近水楼台先得月？

曹操当即派了一支军队去迎接天子，并说：“皇上您看，洛阳城已经没法待了。经过当年董卓的一把大火，这里的亭台楼阁早已化作袅袅青烟随风散去。您不如到我的大本营许县来，我那里建设得特别繁华，可以让您找到一种家的感觉，宾至如归，包您满意。”汉献帝哪里做得了主？他只能被曹操的军队从洛阳接到了许县。到此为止，曹操“挟天子”的计划初步成功。

曹操成功了，袁绍后悔了。

避免低级错误，不给对手机会

当时人对袁绍的评价是“迟重少决，失在后机”，简单来讲三个字：反应慢。曹操“挟天子”以后，袁绍终于反应过来了，肠子都悔青了。

他厚着脸皮派人来跟曹操商量：“孟德啊，其实供养天子是你我大家共同应尽的义务，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担呢？你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义务，那开销得多大呀？要不这样，你把天子搬到鄄城来，咱们两个一起负责这笔开销，我袁绍承担一半，怎么样？”

鄄城是袁绍和曹操两大势力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袁绍不好意思直说“你干脆把天子给我得了”，所以想找一个中间地带先过渡一下。当然，你要是愿意直接给我，那更好。

曹操又不傻，他当然不干。不但如此，曹操还想试一下“挟天子”的威力。新货刚到手，还没拆包装，从来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不妨抓住这个机会试一下。所以曹操就以天子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谴责他：“朕当初落难的时候，你干吗去啦？现在朕已经被曹操救出来了，你又来凑什么热闹？”

袁绍接到这份诏书，吓坏了，诚惶诚恐，赶紧找几个文笔好的写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替自己辩护，言辞非常恳切。这封信当然交不到汉献帝手里，只能交到曹操手里。曹操看着这封信，心里面那叫一个痛快呀！但是曹操的头脑也很清醒，他知道：现在我还不够实力跟袁绍公开翻脸，所以调戏他一下也就算了。我打了他一巴掌，还得给他一块糖吃，大棒加萝卜才最有效。所以曹操又借汉献帝的名义，再一次给袁绍发了一道诏书，说：朕原谅你了，你也不必自责了。朕就封你做个大将军吧！这样一来，算是暂时把袁绍这一头给稳住了。

为什么袁绍得对曹操这样言听计从？前面说过，天子是当时至高合法性的象征。谁挟持了天子，谁自然就拥有这种合法性。即使袁绍明知这些诏书是谁的意思，也不得不咬牙接受。曹操这一出“挟天子”的阳谋，可谓是光明正大，却也防无可防。

既然汉献帝这么好用，曹操就要保证汉献帝乖乖做自己的傀儡。为此，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对汉献帝进行军事监管。

当初李傕、郭汜两个，就是因为对汉献帝看管不严，所以才让汉献帝逃了出来，逃到了曹操的手上。现在曹操当然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所以曹操派了一支七百人的军队，把行宫给团团围住，名义上是负责汉献帝的安全，实际上就是把汉献帝给软禁了起来。

第二件事情，清除政敌。

汉献帝不是孤身一人来许县的，跟着他的还有一批文武大臣。这些人跟随汉献帝走南闯北，从洛阳搬到长安，又从长安跑回洛阳，再从洛阳到许县，可以说个个都是久经考验，对汉朝忠心耿耿的铁杆忠臣。这些人的存在，对曹操来讲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曹操要拿他们开刀。汉朝最高的官职就是三公，曹操决定先拿三公开刀，杀鸡儆猴。曹操让汉献帝下一道诏书，把三公之中的太尉和司空都给罢免了，同时杀了几个不服从自己的官员。这样一来，算是暂时消除了隐患。

最大的隐患，其实是汉献帝本人。

汉献帝刚来曹操这里的时候，有吃有喝，衣暖饭饱，比在长安的时候舒服多了。但是时间一久，他就不甘心做傀儡了。汉献帝手写了一道诏书，缝在衣服里面，托人带出皇宫，联络了朝廷内外的几个忠臣，要他们一起发动政变推翻曹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衣带诏”。那么汉献帝联络的这几个人究竟是谁？“衣带诏”事件为什么最后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