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知耻后勇图自强（明治维新，跻身强国）（1/1）

日本天皇谱系自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开始，延续到当今的平成天皇，已经传了一百二十五代。其中前一百二十一代是古代天皇，从第一百二十二代的明治到第一百二十三代的大正，再到第一百二十四代的昭和，直到当今一百二十五代的平成，这四位天皇生活在日本的近现代。也就是说，从明治天皇开始，日本进入了近现代时期。

明治天皇出生在1852年。当时有一位日本画家正乘船赶路，船行途中，突然发现一轮红日在海面上喷薄而出。日本人很崇拜太阳，国旗图案都是太阳，虽然中国人调侃日本国旗叫膏药幌子。画家看到日出海上，感觉非常神圣，立刻合掌肃立。日本人在神社礼拜都是两鞠躬，两拍手，合掌肃立。画家认为这是某种吉兆，预示着一定会有非常好的事情发生，随即凭借记忆将这个情景画了下来。

果然，1852年11月3日下午一点，孝明天皇的皇子降生了。皇子的出生，让所有的日本人都深受鼓舞，京都的老百姓们甚至煮上了红米饭，配上红白年糕，向天皇表示祝贺。孝明天皇两年前曾经生过一个皇子，可惜出生的第二天就夭亡了，所生的公主也只活了三岁。

当时天皇在幕府和西方双重夹攻之下有名无实，皇室非常穷酸，甚至天皇有的时候来了兴致要画画，却连宣纸都买不起。天皇喜欢喝点儿酒，但是太穷，只能偶尔喝，喝的时候还得是三成酒兑上七成水，自己亲自勾兑，制作这种寡淡无味的酒。

日本朝廷有一个惯例，每年正月初一，天皇要招待公卿一块儿用餐。在日本料理当中有一道主菜是稚鸡肉，有一年，天皇实在是太穷了，根本拿不出钱来买稚鸡，就把豆腐烤了，抹上味噌，打扮成稚鸡肉的模样招待公卿。这跟现在咱们流行的素食荤做的方式有点儿类似，鸡鸭鱼肉都是拿豆腐、菌类来做，也许这项发明的专利权属于日本天皇？今天的素食荤做都能卖个坑爹价，天皇这么做倒不是为了卖钱，而是因为实在太穷，买不起肉。

有一位大名听说了这件事之后，觉得天皇太可怜了，我们家皇上天天吃素，这也不像话啊！于是派人送给天皇一些盐腌的鲤鱼。天皇吃了一口鲤鱼之后，惊叹：“哎呀，天下竟然有这么好吃的食物！”吃完之后，指着剩下的鱼骨头，交代臣下：“这鱼骨头不能扔啊，明天拿这个用开水泡饭吃。”

天皇都穷成这样，手底下忠于天皇的公卿大臣们，比天皇还不如呢。有的人去教和歌，教书道，有的人在空白的扇子上画画，等等，反正都有第二职业，换些钱粮，补贴家用。内大臣三条实万在家里种植梨树，每年将成熟的梨子卖给果商；后来成为明治维新大功臣之一的岩仓具视，甚至把家里的一部分房间租出去开赌场。

可见日本皇室穷成了什么样！

孝明天皇的皇子诞生，天皇养不起，怎么办呢？送回皇子的母亲家去养。皇子的母亲中山庆子只是孝明天皇的典侍，中山家为了让她回娘家生产，花了二百多石俸禄修筑产房，这些钱大部分是借来的债。天皇据说只给了二十两银子，根本不够。

一直到孩子快满周岁，孝明天皇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皇子，此时的天皇并不知道，这位皇子将是自己一生中唯一的儿子。皇子取名为睦仁，相比软弱的父亲孝明天皇，他在历史上留给世人的形象相当强悍，他就是著名的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留下来的照片，大多数都是身着军装，留着八字胡，手扶军刀，眼神凶狠，大有放眼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实际上他的本性并非如此。当倒幕的长州藩士兵与幕府军激战的时候，曾经炮轰宫廷。十二岁的睦仁皇子受到惊吓，以致昏了过去。大臣们都非常担心，这么柔弱的皇子，一旦天下有难，能担负起责任吗？如果再来这么一档事儿，还不给吓死？大臣们觉得应该让皇子练武，于是选拔了后来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开始对睦仁皇子进行武士的教育，同时选派一些武术名家对睦仁进行剑术和马术的训练。

明治天皇继位之后，一改日本历史上天皇柔弱的形象，不但亲自检阅部队，而且还在练兵场上策马驰骋，跟以往温文尔雅的天皇完全不同。明治天皇终生狂热地喜爱骑马，一年骑马近百次。少年天皇不但接受武艺方面的教育，从五岁开始，父母就教他和歌、书法，长大之后更是学习了德语，研究欧美各国的执政技术。

明治天皇东西方教育都接受过，终生酷爱法国葡萄酒，又能拿毛笔写出数千首日本古体诗，这让他在西方式的民主开放与东方式的皇权专制当中，寻找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点。天皇写了数千首诗，跟大清乾隆爷类似，乾隆爷也是酷爱题诗，当然他写得更多，一个人的产量就超过了《全唐诗》，只不过质量就是云泥之别了。

明治天皇的诗句里最为人所知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何风雨乱人间”。为什么这句被人所知呢？因为他写完这句诗之后，就发动了日俄战争。昭和天皇在二战中宣布对英美开战的时候，也是拿着皇祖父的这两句诗出席御前会议。

这让人觉得明治天皇其实很能装，你既然不愿意风雨乱人间，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呢？

公元1867年，孝明天皇暴毙，他的死因一直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说孝明天皇是被毒死的。

到了第二年，皇子睦仁举行了登基大典，成为日本第一百二十二代天皇。1868年9月，开始进入了明治元年。明治天皇还从此定下了一世一元的制度，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不能擅自变动。这个制度源自中国的明朝，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治天皇对中国的传统还是有借鉴之心。中国在明朝以前是没法用年号来称呼帝王的，唐朝以前都用谥号，唐宋元三朝用庙号，明清两朝用年号，因为明清两朝一世一元。日本天皇也是一样，明治之前的天皇都用谥号称呼，从第一代神武到第一百二十一代孝明都是谥号，因为日本天皇没有庙号。而从明治开始，大正、昭和、平成全都是年号。

明治天皇继位之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各项改革，比如把江户改名为东京，作为日本的新首都。实际上自打德川幕府建立之后，江户就已经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了。19世纪初，江户的人口已经超过了百万。明治天皇的很多改革，看起来是非常注重烦琐的细节，但是他的主旨在于文明开化。

明治元年，天皇宣布皇族和朝臣沿袭了几百年的剃眉染齿，可以不遵守了，有人认为此举类似于中国清亡之后的剪辫子。明治天皇还带头喝牛奶，吃牛肉。在此之前，日本人因为深受佛教传统的影响，民间是不吃家禽家畜的。明治时代派往海外的考察团回国之后，认为西方人之所以强壮聪明，因为他们爱吃牛肉。所以，明治天皇带头示范，喝牛奶，吃牛肉。在天皇带动下，吃牛肉被看作是文明开化的象征。当时日本的年轻人更是以吃牛肉火锅、喝葡萄酒、用“洋泾浜”英语谈论时事为时尚。

从1872年开始，日本政府规定，以后的正式礼服一律采取西装。明治天皇除了继位的时候，很少看见他有穿日本传统服饰的照片，大多是身穿西装或者是军装。甚至连他的皇后留下来的照片，也都穿着欧式的低胸露背的无袖晚礼服，戴着皇冠，脖子上是层层叠叠的珍珠宝石项链，乍眼一望就像欧洲的皇后公主一样。

在明治天皇之前几百年的幕府统治下，天皇是被禁锢在皇宫中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典型的宅男。从孝明天皇开始，迈出了出宫行幸的第一步。明治天皇在位四十五年，先后到皇都之外行幸九十六次，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日本，堪称历代天皇中唯一的“驴友”。

明治不像父亲孝明天皇那样恐惧西洋人，他逐个儿接见了驻日的各国公使。

俄国皇太子访日被日本警察刺伤后，天皇为了表示对皇太子的慰问，还登上了俄国军舰。明治天皇并不吸烟，但是他知道俄国人有在宴会中吸烟的习惯。当他被俄国皇太子敬烟的时候，也从衣兜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香烟，回敬俄国皇太子，所以俄国人认为他很会来事儿，懂礼貌。

明治天皇给人留下了非常西化的印象，但他在力推各种文明开化措施的同时，却把日本的皇权专制推向了顶峰。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沉迷于西方的枪炮机械等物质文明，皇宫里正式接见和举行仪式的宫殿也是西洋风格，钢筋水泥建筑；但是寝殿却是纯粹的日本式建筑，房间里没有电灯，只有蜡烛，走廊里还有油灯，可能是因为皇宫里漏电，引起过火灾。天皇在所有的私下场合，都是使用旧式用具，也不用电扇、冰柜这些进口货，床头挂着画卷，放着盆景，全是东方特有的幽静审美。日本皇宫里的很多盆栽植物活到了今天，都几百年了。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天皇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变成了人间的神。1893年，明治天皇把歌曲《君之代》作为国歌来推行，歌词是这么写的：“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传到岩石变鹅石，传到鹅石长青苔。”类似于打油诗式的歌词。据说这首歌诞生于中国的南北朝时代，也就是倭五王的时期。日本的国歌，以宣扬天皇神的地位为主旨。

虽然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由天皇做出的，但是从形式上看，大臣们请示各种政务的时候，天皇只静听，不回答，这就是宪法中规定的“天皇无答责”制。二战结束的时候，昭和天皇也正是凭着宪法中的这一条，逃脱了战争罪的审判。

1912年7月，先后打赢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明治天皇，患了严重的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重病垂危。东京市民们跪在皇宫前的沙地上为他祈祷平安，一度达到几万人之众。在20世纪还能够出现这一幕，让外国记者感到很新奇。但是祈祷没有应验，即使神的子孙也难逃生老病死。三天之后，天皇驾崩。

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明治天皇的爱将、号称军神的乃木希典大将，偕夫人双双剖腹自杀。辉煌的明治时代，结束于这场惨烈的生殉。

明治政府推翻了德川幕府之后，并没有取得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

虽然恢复了太政官制度，来自萨摩、长州两藩的倒幕志士和朝廷中的激进派公卿垄断了新政府的所有职位，但是这个政府只是控制着原来幕府的领地，而其他的日本国土还控制在两百多个大名手里。推翻幕府，只是明治政府迈出的第一步，要想建立统一的日本国家政权，必须从日本地方诸侯手里把权力夺回来。

鸟羽伏见之战结束后，当时幕府的死党、会津藩的藩主松平容保厉兵秣马，准备和政府军决一死战。松平氏本是德川一族，属于德川家的御一门。会津藩联合了本州岛东北的三十一个藩组成了同盟，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以图恢复德川家的统治。同盟各藩虽然声势浩大，其实色厉内荏，各怀鬼胎，有些藩的军队跟政府军一接触就作鸟兽散了。

1868年11月，会津藩主城被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组成的政府军围困，战事非常惨烈，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白虎少年队就出现在此次战役之中。当时会津的主城若松城聚集了由会津藩各地赶来抵御政府军的义勇军，义勇军按年龄编成了白虎队、玄武队、朱雀队、青龙队，其中白虎队队员大多都是十五岁至十七岁的青少年，一共三百四十三人。这些队员手持步枪，死守若松城，在城池和里巷当中，跟政府军激战，同时还负责往前线送饭和抢救伤员的工作。

若松城失陷前夕，政府军发炮攻城，致使城内大火，火势不断蔓延，浓烟冲天。二十位疗伤的白虎队少年，眺望山下的城邑陷入火海之中，悲愤之余，相继拔刀自裁。另外，还有多名白虎队少年随着若松城失陷而集体自杀。

松平容保被迫开城投降，其他同盟各藩也相继放下了武器。松平容保虽然被免去死罪，囚禁在江户，但是作为政府军的长州藩，把会津藩的战死者一律判定为贼党，会津人被称为“会贼”，他们居住之地被叫作“白河以北一山百文”，意思就是会津人所居之地，一座山才值一百文钱。会津藩战死上千人，特别是白虎队少年的悲壮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写成，广为流传。

会津藩的战死者，就是这些“贼党”，朝廷不允许其下葬，尸体长时间放置，风吹日晒，被鸟兽啄食，惨不忍睹。最后一个投降的藩国庄内藩被减封，并且处以三十万两现金的惩罚。当时的姬路藩藩主酒井忠邦，面对此情此景，不失时机地上书天皇，请求把政权、领地悉数奉还给朝廷，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版籍奉还”。

政府军的强力手段，让地方诸侯们吓破了胆。

其实在此之前，明治三杰中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就联合伊藤博文宣传和平实现版籍奉还。但是宣传了一年，没有一个藩响应，这一次诸侯们见识了政府军的手段，表示愿意版籍奉还，伊藤博文等人欢欣雀跃。

明治政府先拿跟自己最亲近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开刀，要求这些藩国做出表率，西南四强藩随即宣布版籍奉还朝廷。明治二年六月，在北海道最终解决了幕府的残余势力之后，平叛大军班师回京，天皇诏告天下，宣布奉还版籍，各大名在军事威胁之下无不从命。各藩藩主被任命为藩知事，从诸侯变成了国家公务员，自主权被彻底剥夺。

到了明治三年（1870年），政府以萨摩、长州、土佐三藩藩兵为中心，组建了直属中央政府的第一支部队——一万多人的御亲兵，由西乡隆盛指挥。然后天皇将藩知事们召集到东京，下令废藩置县，成立东京、大阪、京都三府和三百零二个县，后来逐渐减到四十七个县。藩知事们的俸禄和贵族地位得以保存，一律安置在东京居住。一方面是高官厚禄，贵族头衔，另一方面是西乡隆盛磨刀霍霍，藩主们拿脚指头都能想清楚选哪个。

新政府兵不血刃，权力集于中央。到此为止，明治政府才实现了中国在秦始皇时期早就实现的大一统，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国家。

明治政府实现了中央集权之后，随即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日本实现富国强兵？说白了，就是明治政府应该怎么做，才能比德川幕府好呢？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明治政权的新贵，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大久保利通说：“我们过去就是考虑怎么打倒德川幕府，建立天皇政权，这个事业已经完成了，下一步怎么办？谁都不知道，跟着感觉走吧。”

1871年，明治政府派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组建一个由五十名使节组成的庞大使团，率领五十名留学生，从横滨出发，前往欧美进行考察。

明治政府意图派遣使团赴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重定关税，同时考察西方的文明制度。如此阵容的使节团被认为是日本行政部门全体出动。正副大使分工明确，岩仓负责考察各国的皇室制度，木户考察宪政，大久保考察产业。当时，日本的太政大臣、五摄家出身的三条实美，在给使团送行的时候说：“内制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使团的第一站到了美国。这些人当中只有伊藤博文出过国，会讲英语。在旧金山市长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伊藤用英语发表了演说，向全世界展现了日本政府的新形象。他指着日本国旗说：“日本必将与世界各文明国度为伍，犹如不断向上升起的一轮红日。”

但是日本要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行动，遭到了美国的拒绝，这让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跟欧美各国还相距甚远，使团及时把自己的工作重点由修改不平等条约改为对西方文明与制度的考察。

岩仓使团本来想出国考察六个月，后来延长到一年零十个月，前后考察了十二个西方主要国家，彻底被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雷倒了，用日本人的话讲叫“始惊、次醉、终狂”。

大久保利通在英国被漫天黑烟的工业化盛况所震慑，认为日本的经济应该以英国为师，他还迷上了雪茄烟，迈着笨拙的步子跳交谊舞。

最让使节团感到不虚此行的是考察了刚刚打赢普法战争的德国。日本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后起国家，跟德国有酷似之处，研究德国的政治比研究英法更有益。大久保利通出席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招待会，向俾斯麦请教小国如何富强。俾斯麦告诉大久保利通，强权即公理，这是铁血政策。大久保如梦方醒，明白了为什么日本使团想要修改条约却处处碰壁，从此他成了俾斯麦的忠实信徒。木户孝允也认为，日本人知识水平低，制定宪法要靠君主的英断，决心以德国为蓝本，在日本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治。

这次考察，一共花了一百多万日元，当时的日元是银币，跟中国后来的大洋差不多，这笔钱占日本1872年政府总收入的2%。使团出发之前，曾经和留守的西乡隆盛等人签订了一个约定书，规定国内重大的改革方针，要等使团回国之后再定。但是当1873年5月使团成员回国之后，发现西乡隆盛违约了。

关于改革的方向，留守派和出洋派也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明治三杰最终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

西乡隆盛本来在1870年就已辞去了官职，回到鹿儿岛。当时为了废藩置县，大久保利通把西乡隆盛请出来坐镇军队，使团出国之前，又把治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了他。但是没有想到，此举成为明治维新三杰决裂的导火索。

1873年的明治政府，面临着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当时日本的陆军卿山县有朋颁布了征兵令。按照幕府时代武士阶层的等级，山县的家庭只属于“中士”，他爹就是一个战时只能打旗、帮主帅拿兵器的小角色。中士阶层很难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山县有朋年轻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枪术教师。在长州藩尊王攘夷时，山县组织奇兵队，在幕府讨伐长州藩的四境战争和推翻幕府的戊辰内战中功勋卓著。

山县认为，全面征兵才能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山县赖以起家的奇兵队就不全是武士，而是由社会各阶层的志愿者组成。特别是山县到欧洲考察时，欧洲人告诉他，征兵能带动政权背后人民的积极性。山县回国就任陆军卿之后，明治政府就发布了征兵令，取消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全国人民不分贵贱都有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发布这个命令的本质就是要求人民向国家交“血税”。这一点上，山县有朋和西乡隆盛高度一致，都有强兵理念。

在此之前，明治政府已经颁布了废刀令，规定武士不许随身佩带刀剑，武士的其他特权也都被剥夺了。倒幕战争出力最大的就是中下级武士，甚至可以说是中下级武士对幕府的下克上，自认为建立殊勋的武士本来对自己的特权被废除就非常不满，现在山县又搞了个全民皆兵，等于把武士的铁饭碗也砸了。日本农民不愿意应征入伍，于是武士就纷纷给政府上书，说胜任士兵的只能是武士，让这帮泥腿子当兵，这不是开玩笑吗？

面对武士阶层的不满，西乡隆盛认为，应该马上发动对外战争，征韩侵台，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台湾，以此来缓解和释放武士阶层的怨气，从新的领地取得新的特权和新的资源，从而也可使日本担任东亚的盟主。西乡隆盛的治国理念是先强兵，用强兵带动富国，同时要为日本武士撑腰说话，这种激进的策略跟大久保和木户的理念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木户虽然也主张征韩，但是从海外归国之后，他认识到日本缺乏一部根本大法，政府首当其冲的是先要解决立宪问题，认为西乡的想法很荒诞，把整个国家都牵扯到一场整体战争的危机当中去，会使新政府的权威扫地。在政府根基未稳的情况下发动对外战争，就是作死，因此他坚决反对征韩论。

大久保是西乡的发小，对征韩论虽然很理解，但是他十分明白日本的财政无法支持一边打仗、一边发展经济，所以意欲内政优先，先富国再强兵。当然了，大久保跟木户之间也有矛盾，大久保认为立宪没用，是虚的，应该来点儿实惠的。而木户认为大久保搞的殖产兴业没有基础。

大久保、西乡、木户，明治三杰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干什么事儿都是狼上狗不上。富国、强兵、立宪三种堂堂正正的立国理论，围绕着孰先孰后的争执，在1873年的日本势如水火，要求明治政府必须三选一。

在政府内部的高层会议上，征韩派人数占了优势，关键时刻，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称病，由岩仓具视代理太政大臣，他单独上奏天皇，使天皇否定了征韩计划，西乡隆盛等人愤而辞职，明治政府分裂了。一半政府成员撂挑子，给大久保建立自己的专制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大久保对政府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一个以内务省为中心、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他自己出任内务卿，亲信大隈重信出任大藏卿，就是财政大臣，伊藤博文出任工部卿，三人组成了殖产兴业的三驾马车。木户因为与大久保政见不和，于1874年辞职。

内阁会议吵得凶

对大久保的开明专制非常不满的人，开始用各种手段起来反抗。首先是江藤新平集合了三千名士族发动叛乱，六天之后，大久保亲赴九州现场，不到一个月叛乱被平定，江藤新平被斩首。江藤新平曾经是大久保的战友，主持司法工作，改革日本的司法，卓有建树。他被斩首，让很多人都想不通，幕府将军都能留得一条活命，松平容保后来都能出任东照宫的宫司，秩封从五位，为什么一个曾经的战友要被处死呢？这就是号称“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的铁血手段，谁敢作乱，杀你没商量。

大久保由于担心对手太多，把木户重新请回了政府，强制推行自己的殖产兴业政策。殖产兴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没钱，而明治政府又不愿意对外举债。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现代意识，其实会做生意的人，借钱做生意，用别人的钱；不会做生意的人，才攒钱做生意。但当时的太政大臣岩仓具视说：“我宁愿把九州和四国都卖了，也不愿意跟外国借款。”没钱怎么办？大久保把目光投向了武士阶层。

在此之前武士的俸禄是各藩分发，废藩置县之后，俸禄的出资人就由藩主变成了明治政府，这笔钱的总数，居然占到了政府开支的三分之一。尽管木户认为，抛掉武士阶层很不道德，岩仓也害怕会激起武士的反抗，但是大久保还是在1876年进行了“秩禄处分”，简单说就是强制把俸禄的现金支付改为发放公债，三十年还清，日本政府发行了一亿七千万日元的公债。

武士先是被没收了劳动工具，腰里不能插两把刀了，然后铁饭碗被砸，最后还被买断了工龄，而买断工龄居然用打白条的方式！各地士族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最终爆发了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

前些年好莱坞跟日本合拍了一部大片叫《最后的武士》，但是历史上真正的最后的武士，并没有电影中表现得那么浪漫和写意，其真实的情状比电影要壮烈得多。战争的形式也不是几百个拿着砍刀、使用弓箭的乡巴佬跟机枪、大炮武装的政府军拼命。

日本最后的这场内战，爆发在1877年，但是事出有因。早在1874年6月，由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认同，西乡隆盛愤而辞职，回到自己的家乡鹿儿岛（原萨摩藩），办起了有士族参加的私学校。

这种私学校分为两种，一种是枪队学校，收容还乡的旧近卫步兵，由原陆军少将筱原国干主持，学生五六百人；另一种是炮队学校，集中了炮兵出身的士族，由原宫内大丞村田新八负责，学生大概两百人。

两所学校的开支，除了由西乡隆盛的退休金支付部分经费之外，全部由鹿儿岛县厅支付。1876年末，鹿儿岛县内所有各乡都设立了分校，名义上这些私学校以“不顾一身，践行道义”和“尊王悯民”为宗旨，实际上是纠集士族跟政府为敌。

1875年，西乡隆盛的左右手桐野利秋撰文说，现今的日本政府，是国家的大敌、苍生之所怨。现今的政府对国家不忠，要使苍生免于涂炭之苦，就必须推翻现政府。村田新八更是公开主张“让西乡取得首相地位，是我们的重任”。由此可见，这些私学校实际上是具有私设武装性质的政治结社。私学校的建立，为日后西乡反叛奠定了组织基础。

叛乱前夕的鹿儿岛整个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县政完全操纵在私学校手里，各级官吏都是私学校的士族或者教师担任，私学校的命令就是县厅的命令。

明治维新以后，各县设立县知事，其他县的知事都是外县人，本县人不得在原籍担任知事，唯独鹿儿岛县的知事由本县人担任，而且在鹿儿岛，即便是不入流的小吏，非鹿儿岛士族出身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

1876年明治政府禁止士族佩刀，但是鹿儿岛的士族仍然携刀持枪横行乡里，更有借酒撒疯的声称：“快些走啊，上东京杀掉那些讨厌鬼。”叛乱前夕，鹿儿岛士族的反政府情绪已经一触即发。

针对这样的形势，以大久保为首的明治政府，采取了四项措施：首先，要对鹿儿岛进行宪政改革；其次，派内务少辅到鹿儿岛视察；第三，派中原警部潜入鹿儿岛探查私学校动静；第四，将鹿儿岛内陆海军管辖的武器弹药转运大阪，防止私学校利用。这四项措施的第一、第二项由于鹿儿岛知事的阻挠没能实行，第三、第四项成了西南战争的导火线。

1877年1月，日本警视厅派中原警部等人潜回鹿儿岛，对私学校的成员晓以大义，进行挑拨离间和瓦解工作。同时政府雇佣的轮船抵达鹿儿岛港口开始转运军火。私学校的士族及时向筱原国干报告了这件事，筱原当即声称：“这是断我手足，今日不决，后悔莫及。”于是指示私学校成员抢夺军火。同时，私学校的士族逮捕了中原警部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迫使中原承认有暗杀西乡的阴谋，中原被屈打成招，被迫在供词上按了手印。鹿儿岛西南士族的叛乱就此爆发。

1877年2月3日，西乡隆盛回到自己的住宅，途中写下一首诗：“白发衰颜非所意，壮心横剑愧无勋。百千穷鬼吾何谓，脱出人间虎豹群。”由此诗来看，西乡隆盛这个时候已经下定了起兵造反的决心。

2月5日，鹿儿岛私学校开始招兵，当日募兵超过三千人，最后鹿儿岛的私兵累计超过三万人。因为鹿儿岛原称萨摩藩，因此，跟政府军相对应的叛军就被称为萨军。萨军把私学校本校改为大本营，召开了作战会议。

会上萨军将领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全军直奔长崎，夺取军舰，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突袭大阪，一路占领东京，争衡天下；中策则是留下若干监视兵力，控制九州的中心熊本城，然后，主力在本州登陆，占领大阪，控制日本的西国地区，等待天下的响应；下策是全军进击熊本，控制整个九州，徐图中原。

西乡隆盛的弟弟小兵卫力主上策，而西乡的左右手桐野利秋却认为不可，他说：“大军进兵，宜堂堂正正，明目张胆，纵横天下，而今用奇兵，有愧义兵之名。”又说什么“镇守熊本镇台的守兵，不过是区区百姓之兵，若敢阻我去路，唯一鼓而驱之”。

经过一番讨论，西乡手下大将村田新八、别府晋介等人都赞同桐野利秋的主张。会议最终决定采取下策，全军向熊本城进发，由此埋下了西南战争萨军失败的伏笔。

萨军整编之后，全军分七个大队，以西乡隆盛为总指挥，每个大队十个小队，每个小队两百人。当时萨军主力是私学校的士族，一共一万三千人，再加上各地响应的部队，总计大概三万人，还有少量的炮兵。

叛乱的消息传到东京，早有准备的政府军立即展开行动，迅速调集军队平叛。19日，天皇颁布敕令，组成了征讨军团，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征讨总督，陆军卿山县有朋、海军卿川村纯义为征讨参军，军团下设两个旅团，各由两万人组成。随着战局的进展又增设了三、四旅团，以及别动一至五旅团。前后总共出动陆军五万八千人，海军十一艘战舰，兵力两千人。

2月21日，萨军强攻熊本城，打响了西南战争的第一枪。当时，熊本城可以投入战斗的兵力只有两千人，镇台司令官谷干城决心坚守城池。谷干城说：“大唐之所以没有在安禄山之乱中灭亡，都是因为张巡坚守睢阳城。如今，熊本城就是睢阳城，熊本城之存亡关乎天下之安危，岂能贪生怕死留下千秋骂名？”从谷干城阵前鼓励军士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之后多年，日本武将们仍然熟悉中国的历史典故。

于是，谷干城积极布防，使萨军的攻城战打得非常不顺利。好莱坞大片《最后的武士》中描绘谷干城战败，被萨军斩首，也是不符合史实的。

萨军强攻熊本城，按照最初的想法，即使全军死伤过半，也要拿下。不料由于守军殊死防守，萨军攻势接连受挫，进展无望，士气低落。打了两天之后，萨军将领不得不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强攻，改为长期围困。

战机转瞬即逝，就是这几天的攻坚战，贻误了萨军的战机，政府军已经完成了出兵的准备。

萨军停止强攻熊本城之后挥兵北进，而政府军已经从九州北部的福冈南下，双方展开了激战。两军呐喊之声与炮声相混杂，震天动地，硝烟遮天蔽日，天色为之暗淡。萨军也装备了大量的步枪，不像《最后的武士》里演的只有武士刀和弓箭，只不过枪支数量比政府军少，最要命的是子弹比政府军少。激战当中，政府军第二旅团司令受伤，而萨军得力战将、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小兵卫战死，政府军步步进逼。

接下来的吉次之战中，双方展开恶战。史书记载，所费弹丸约数十万发，堡垒壕沟，延及数百里之间，为弹夹所盖，死尸纵横，流血淋漓，其惨不可言状。因此，吉次也被称为地狱脊。吉次之役，萨军主将筱原国干身亡，政府军的野津道贯也险些丧生。

吉次之战之后，双方又在田原坂展开了激战。田原坂是丘陵地带，顶部凹进，恰似胸墙壁垒，坡道险峻，断崖绝壁，草木横生，易守难攻。开战之后，政府军突入萨军前沿，登上坡道，受到了萨军居高临下的猛烈射击，陷入了进必伤、退必死的境地。尽管野津少将亲自督战，酌酒助威，仍然无济于事，最后只得迂回进攻。田原坂的殊死战斗，历时十七天，萨军还是因为兵力单薄、弹药缺乏、战术拙劣而最终失利。

田原坂之战关系大局，尽管随后萨军又对官军发动了多次进攻，而且互有伤亡，但是萨军基本是败局已定。田原坂激战正酣之时，山县有朋向征讨总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建议，另组一军迂回到萨军背后登陆，切断萨军。他跟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说：“鹿儿岛人的气质是只知道勇猛前进，不知道后退，唯以突击为主，不善于随机应变。如果我们乘其不备，占领萨军背后的阵地，即使一时不能战胜，也可以使他有后顾之忧。”这一策略深得军机要诀，立刻被亲王采用。

政府军在萨军背后成功登陆，立刻使萨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政府军前后夹击，萨军尽管拼死抵抗，无奈苦于大势已去，只好被迫向人吉退守。政府军一鼓作气，死攻人吉。萨军原以为可以在这儿支撑两年，不料政府军迅速占领了人吉。萨军只好向鹿儿岛境内退却，政府军一路尾随，攻至鹿儿岛县境，此时的萨军已如丧家之犬。

8月14日，西乡亲自指挥全军在可爱岳同政府军展开最后决战。此时的萨军已经被围困在方圆一里的峡谷中间，供他选择的道路只有三条：第一，投降；第二，全部战死；第三，拼死突围。

西乡决定率军突围，他烧毁了起兵以来携带的各种文件，连同自己的陆军大将制服。有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西乡笑着回答：“今百事瓦解，皆已无用，付之灰烬，扫我尘垢耳。”英雄末路的心情跃然纸上。

随后，西乡率队登上可爱岳，开始突围，半月时间，行程百里。但是由于政府军的部署十分严密，各旅团在鹿儿岛地区要害之地筑了堡垒，挖起深沟，设置栅栏，并且把木钉埋在地下，挖成陷阱，日夜派哨兵警戒。大炮、步枪连续射击，飞鸟伏鼠都不能通过。政府军对西乡所在的城山围困了二十三天。随同西乡回到鹿儿岛的萨军大概只有三百七十人，这些人中有枪的不过一百五十人。

1877年9月23日，武士们最后一次把酒当歌，其中一位武士唱着悲凉的和歌：“露水尚有草叶可以栖身，而世间却无我等容身之所。”秋风骤起，月光下的海面凄凄冷冷。

9月24日，最后的武士们的光辉，在美丽的旭日初升中落幕。西乡隆盛和亲从将领们从藏身的洞窟中走出，身着便装，挥武士刀，向政府军发起了最后的冲锋。他们跟政府军战线之间有一条相对开阔的坡路，坡路尽头还有一道由政府军建造的堡垒工事。因此，他们即便冲到堡垒附近，也很难越过工事杀入敌军。换句话说，西乡和他的武士们并非真的想要冲入敌阵，不过是想尽可能地在离自己的对手更近一点儿的地方，完成他们在人生和历史舞台上的演出。

政府军早已发现了他们，一时间，弹如雨下，子弹呼啸着飞来，一些武士中弹倒下，另一些不能忍受这样的心理冲击，到路边剖腹自尽。其他的簇拥着西乡继续前进，最后西乡也身中两弹，倒在路边不能再前进了。他用手支撑起庞大的身躯，仰视着身边的别府晋介，大声喊：“阿晋，就在这儿动手吧。”

前天夜里，西乡自知必死，要求别府在关键时刻砍下自己的头颅，现在他认为时机已到。别府含泪，待西乡切腹后，仰天大呼，挥刀斩下了西乡的首级。追随西乡的武士们眼见西乡死去，泪流满面，仰天长啸，在道边纷纷拔刀自尽。

号称西乡左右手，也就是给西乡出下策的桐野利秋，是武士道精神最忠诚的拥护者，剑术高强，号称“人斩”，直冲到堡垒之上，格杀政府军数人之后，死于弹雨之中。他的表弟别府晋介，还有其他萨军将领的结局，也都无外乎自刃或战死。

萨军余部一举被歼，战死者一百六十人，投降者两百余人。

西南战争结束之后，长崎一位僧人曾作诗说：“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我剑已折我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

这首诗，真正切中了西乡的心境。由鹿儿岛士族发动的这场叛乱历时两百天，影响达于九州全境，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发生的最大规模内战。政府军战死将近七千人，负伤者九千余人，累计伤亡一万六千人；萨军战死六千多人，负伤人数不明。当然了，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内战。

这场内战的实质，是要建立一个以倒幕派武士为核心的天皇制国家，还是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问题。西南战争平息之后，武士们的武装叛乱基本停息。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加快了步伐，曾经辉煌的武士时代终于落幕了。

西乡隆盛战死于西南战争，他的故事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得到了广泛的传颂，甚至后来明治政府也给他恢复了名誉，授予他正三位的品衔，并且在东京上野公园立了他的铜像。但是，现在人们对于西乡隆盛在战争中的表现却是充满了疑问。

西乡在整个战争中表现低调，除了最后一次是亲自指挥士兵冲锋、死在前线之外，基本很少出现在萨军视线之中。他住的地方也离战场很远，据附近的农民们回忆，他们在战争期间趁乱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时候，经常看见西乡带着狗在悠闲地打兔子。正值萨军在仁吉浴血奋战的时候，又有几个逃兵看见西乡牵着狗在树林里打兔子。按照史料记载，西南战争期间，西乡隆盛总共打了十多次兔子，对于打兔子的兴趣远远大于打仗。而根据西乡隆盛的亲兵回忆，西乡的住处比兔子的窝还多，今天住村里，明天住庙里，后天住洗浴中心，就是很少住在军营之中。

如果这两件事属实的话，将其联系起来看，可以推断出西乡隆盛可能不想打仗，也许他是被胁迫的，因为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事儿，哪位统帅能忍心让手下在前面拼命，自己却在后面打兔子？而且西乡隆盛很少住在军营，说明军事决策基本上都不是他下达的。

西南战争真正的指挥者可能并不是西乡隆盛。由于他在鹿儿岛太有人气，太有威信，太有魅力，而叛军需要一个偶像来唤起更多的人参与造反，西乡正是这样一位偶像，而西乡也乐于充当这个偶像，为他最后的人生画上壮丽的一笔。

西南战争爆发之时，木户孝允已经缠绵于病榻，得知老朋友西乡隆盛兵变，大声惊叫：“与其病死窗下，不如捐躯于征途。”喊完之后，就收拾东西要去找西乡隆盛算账。可惜壮志未酬，几天后，年仅四十四岁的木户孝允就病死了。

西南战争结束后，1879年5月的一个早晨，大久保利通在自家的会客室接见一位地方官，其间他说：“明治政府已经建立十年了，这十年国家虽然多有战事，但是国民和政府创业激情不减，你我成了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今后十年是新一代的十年，我们要多多提拔年轻人，让他们担当起建设国家的大任。”

说完话，大久保坐上马车，准备去上班。在马车上，他还认真地文件，忽然一阵喧闹打断了思路。大久保从车里探出头，一瞬间白光晃得他一阵眩晕，紧接着几个带刀武士出现在他面前。大久保利通明白自己的末日到了，但是他脸上毫无惧色，大喊：“妖孽，休要猖狂！”说完话，还把手上的文件用丝绸包好，藏于身下。

那几个刺客手持利刃，刺向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胸前绞痛，依然毫无畏惧，抬起头目视刺客，声若洪钟：“你们是国家的叛徒，无耻之极！”说完之后，倒于血泊之中，号称“东洋俾斯麦”的一代英杰就此陨落，时年四十九岁。

明治三杰全部去世之后，历史进入伊藤博文的时代。大久保一死，伊藤博文就出任了日本内务卿，但是他并不是大久保唯一的接班人。大久保还有一个弟子是大藏卿大隈重信，大藏省相当于国家的财政部。

主管财政的大藏卿，此时已是焦头烂额。因为政府为了筹措西南战争的经费，发行了四千二百多万日元的纸币，由此带来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米价上涨为三年前的两倍，政府收入减少了一半。在通货膨胀的打击下，政府资金匮乏，殖产兴业的政策无法继续执行。大隈重信为了筹集资金，提出了要借五千万日元外债的计划，但是伊藤博文以一旦无力偿还将危及国家独立为由，否定了大隈重信的计划。

就在政府因财政危机而走投无路的时候，由于明治维新开启民智而形成的自由民权派向政府递交了开设国会的请愿书。大隈重信也向天皇递交了自己的宪政意见书，主张在1882年选议员，1883年开国会。更为激进的是，大隈重信想在日本建立英国式的政党内阁，把主要的政治权力赋予民选的议会，由议会中占多数的党派组阁。

而之前明治君臣一致心仪的是德国宪法，内阁由君主任命，议会只管拨款。大隈重信的立宪论，遭到了岩仓具视、伊藤博文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隈跟自由民权派是一伙的，于是大隈就被炒鱿鱼了。

随后，天皇发布了1890年开国会的诏书。伊藤博文负责起草宪法，独揽大权。除了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之外，明治政府还有一项基本的国策是文明开化，也就是学习西方社会的生活习俗。

井上馨出任外务卿之后，在和欧美列强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感觉到困难重重。因此，他提出把日本变成一个欧洲化的新帝国，才能跟世界先进国家平起平坐的主张。

在井上馨的指导下，英国建筑师建造了一个二层小洋楼，叫作鹿鸣馆，作为上流社会和西方人士的社交场所。井上馨经常在这儿举行舞会，邀请高官和他们的夫人、女儿出席，推行鹿鸣馆外交。上流社会改穿洋装、学跳舞、喝洋酒，当时身着洋装出现在鹿鸣馆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跟这种思潮相对应，当年在萨英战争时，把英国最后通牒翻译错的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的理论，而伊藤博文是脱亚入欧的坚定支持者。

伊藤博文在访问德国期间，曾经改信基督教，而且写信劝井上馨也改宗。当然了，考虑到日本浓厚的神道和佛教传统，他对此秘而不宣。想当年伊藤博文曾经锯断英国使馆四周的木栅栏，向使馆投掷燃烧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愤青。二十多年转变之彻底，让人瞠目结舌。

1887年，伊藤博文在官邸举行了让世人哗然的假面舞会，伊藤自己打扮成威尼斯贵族，而陆军大臣大山岩则重新挽起了发髻，腰挎双刀，玩起了怀旧的武士风格。

随着鹿鸣馆引领的欧化潮流，各种带有极端模仿意味的改良纷纷出炉，最夸张的是人种改良论。当时有一个日本记者叫高桥，认为日本人无论体力还是智力都无法跟西洋人相比，因此提出跟西洋人结婚，用以改良日本国民的身心。

井上馨大搞歌舞升平的鹿鸣馆外交的时候，伊藤博文又出国了，明治政府派他到欧洲考察宪法。

伊藤博文在欧洲切实地认识到，英国国王虽然有王位，但是统而不治，日本如果照此行事，皇室仍然会丧失统治权，跟当年的幕府时期没有区别，显然不符合日本国情。他坚定地认为，由皇帝掌握权力的德国宪法最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回国之后，伊藤博文开始着手改革日本政体，进行宪法的起草工作。

1884年，伊藤博文一手打造的华族令颁布。华族分为公、侯、伯、子、男爵五个等级，受封的有旧公卿、藩主和维新功臣。华族除了拥有很多特权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在开设国会时设立贵族院做组织准备，以对抗民选的众议院。1885年太政官制度被废除，成立由天皇任命的内阁，伊藤博文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堵死了由民选议员多数党组阁的可能。

起草宪法的时候，伊藤博文说：“君权三分、民权七分为立宪，而我国民权三分、君权七分，亦为立宪。”

1888年，宪法草案公布于众。伊藤博文设置枢密院，自任议长，对宪法草案进行了审议。

1889年，日本传说中神武天皇建立国家的日子（2月11日），明治天皇在深宫中举行神道教仪式，告知祖先，新的国家基本法即将诞生。然后，明治穿上西装步入宫中正殿，沿着红地毯，踏上放有御座的高台。殿中肃立着外交使节和文武大臣，勋章、佩刀闪闪发光。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朝天皇走过去，把写有宪法的卷轴呈给天皇，天皇看也没看，转手交给了首相黑田清隆。随着首相接受卷轴，现场开始奏起了《君之代》，天皇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正殿。

对于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和庄严的时刻。1889年的这个早晨，伊藤博文心中的豪情犹如一轮初升的红日。

伊藤博文的这部宪法把专制和立宪糅合到了一起，一方面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一方面又规定统治权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内阁的任命，虽然形式上要经由天皇首肯，但实际上全部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九元老直接推荐，或间接征求元老同意才能产生。元老及元老会议，实际上是超越宪法具有最高权威的机关。

宪法规定，军部大权不受政府议会的限制和监督。一开始元老们还能对军部势力进行弹压，明治后期以后，随着元老们渐渐告别人世，军部的势力开始恶性膨胀，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凌驾于政府和议会之上，日本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确立君主立宪制

尽管明治宪法被认为是一部最低标准的宪法，带有最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它毕竟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使日本迈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帮助日本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仅此一点，伊藤博文就奠定了他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伊藤博文的亲家高岛吞象，在日本历史上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1832年生于江户，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易学大师，在日本素有“易圣”之称。

高岛利用《易经》进行广泛的占卜，小到寻找失物、天气预报、婚姻、买卖、疾病、个人气运，大到国家的军事、政治、国际关系，有事必打卦，一算一个准。许多占断结果，被日本天皇、内阁总理和各省大臣所采纳。他曾经准确预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以及战后条约的签订。

高岛四岁的时候，还是个体质虚弱的小孩，一个人不能独立行走。但是他的头脑非常聪明，无论什么样的书，他只要听过三遍，就能不忘。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位出名的地产商，但是平时乐善好施。正是因为父亲的性格，为了造福他人，毫无道理地进行投资，最终耗尽了家产。所以当高岛吞象继承家业的时候，已经背负了巨大的债务。但是由于他天资聪明，是个经商的天才，不但迅速偿还了债务，还成就了一番事业。

到了1861年，高岛由于从事货币投机买卖，被控告扰乱经济，逮捕入狱，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磨难。当时的监狱环境非常恶劣，管理混乱，牢头狱霸控制监狱，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在监狱里频繁发生。至于狱中打架斗殴被杀，更是稀松平常。

高岛入狱是很不幸的，但是他在狱中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不知道谁遗留下的《易经》，这本书成了他在艰苦狱中唯一的心灵慰藉，而且依靠这本书神奇的预测功能，他在日后逃过了一场生死劫难。因为在狱中没事干，他只能埋头苦读《易经》，然后用纸捻做成蓍草为其他囚犯进行占卜。这种预测实践成为监狱中很好的娱乐活动，也提高了高岛的易学水平。因为他经常为别人进行占卜，而且大部分的时候比较灵验，连监狱长都对他另眼相看，最后还给他提供了帮助。

1862年的某天，与高岛相处良好的一些囚犯提出了越狱的计划，高岛觉得风险太大，并且利用易经进行占卜，认为越狱行动不会成功。但是越狱还是如期进行了，最后以悲惨的失败而结束。由于高岛没有参加越狱行动，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受到严重的牵累。此后监狱长请他占卜，百占百验，帮助监狱长在仕途上获得了成功。作为回报，监狱长请求上级缩短了高岛的刑期。1865年，他被释放出狱。

由于这些生死经历，高岛对《易经》产生了绝对的信仰和依赖。出狱后，他到横滨成立了高岛屋木材店，因为修建英国公使馆而大获成功，广受好评。外国人赞誉他为日本第一木材商，订单纷至沓来。高岛建起了横滨最大的旅馆高岛屋，与政界、金融界的领导者们有了亲密的交往。其中跟他关系最深的就是伊藤博文，高岛的女儿日后成为伊藤博文的儿媳妇。

高岛还在横滨进行了填海造地的实验，现在的高岛町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同时，他设立了日本最初的煤气公司；他还很关心铁路施工，建造了东京到函馆之间的线路；他投资北海道开荒事业；出资开设了类似于公立学校的教育机关；还特别关注横滨的乡土史学家们。横滨能够成为大城市，离不开高岛这一代人的努力。

1877年，高岛以四十五岁的年纪从实业界隐退，把他的企业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理由是为了专心致志进行《易经》的研究。高岛在自己的府邸神易堂，给几乎所有的人算卦，下至平民的个人咨询，上至政府高官的国事讯问，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童叟无欺，分文不取。他说占卦不是买卖，不是为了得到物质，而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观。他把有形的家产分给了弟子和家人，而无形的资产是《高岛易断》这部名著，聚集了高岛对《易经》的注释和他一生的占例。这部书对于学习《易经》占卦的人来讲，是必读的教科书，弥足珍贵。

1906年，高岛的亲家伊藤博文决定前往哈尔滨密会俄国财政大臣，协商两国在东北的利益冲突，为此要求高岛占卦。高岛给伊藤占了一卦，算出伊藤必然遇刺，所以他力劝伊藤取消行程，以免发生意外。但是伊藤没有接受他的建议，结果被刺身亡。

受到伊藤被刺杀的刺激，高岛深深体悟到人世无常，于是为自己未来行止占了一卦，卦辞告诉他，小人将得势，君子最好要知机退避。高岛深谙易理，因此毅然隐退。在政局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始终能保持名节，安享余年。

1914年的秋天，高岛闭上双眼，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他临终前知道自己的死期，生前就在灵牌上写入了自己的忌辰，预言将在那时离开世间。

不但在日本，就是在中国，对高岛的评价也非常高。民国时期，有一本《中国历代卜人传》，附录里面特别记载了高岛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