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帝国的肇始（1/1）

严格地说，爱尔兰是英国第一块殖民地。早在1155年，历史上唯一英国籍的罗马教皇哈德良四世（Pope Hadrian IV,c.1100-1159）发布训令，将爱尔兰的统治权授予英格兰国王。1169年，英国开始入侵爱尔兰，并于次年占领都柏林城堡（Dublin Castle）。1171年，英王亨利二世获得了对爱尔兰的宗主权。然而直到15世纪初，英国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却也限于都柏林（Dublin）及其近畿，就连在都柏林，人们也只讲爱尔兰语，而不讲英语。都铎时期，英国社会发生巨变，爱尔兰对英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英国控制爱尔兰的欲望日渐强烈，便加紧了对爱尔兰的征服。英国统治者认为，爱尔兰的不稳定和长期的反英运动，很容易使其成为国内外反英势力加以利用的重要基地，从而严重危及英国的安全，尤其是爱尔兰与西班牙的密切关系，更加让英国人感到不安。特别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正处于帝国扩张的前夜，对西班牙、葡萄牙的嫉妒，以及向海外进行扩张的欲望，都促使英国将其身边的岛屿视为向外拓展的跳板，而爱尔兰的特殊位置更使其成为英国殖民扩张的首选目标。16世纪初，在爱尔兰拥有重大影响的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s）家族的垮台和贵族地方自治的结束，也为英国实施爱尔兰扩张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都铎时期的爱尔兰政策强调加强政治控制，并推进同化。1494-1496年，亨利七世为打破当地贵族议会的自主权，派遣爱德华·波宁斯爵士（Sir Edoynings）出任爱尔兰代总督。波宁斯通过爱尔兰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确立了英王在爱尔兰的最高权威地位，旨在重申英国对爱尔兰的主权控制。不过此时，由于英国对爱尔兰的直接控制仅限于直辖区，英国司法所达的范围非常有限，爱尔兰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了改变现状，1534年，亨利八世宣布将所有爱尔兰土地收归英王所有并再行颁授。1541年6月，受英国操纵的爱尔兰议会宣布，亨利兼任爱尔兰国王，并规定爱尔兰和英格兰实现永久性的联合与合并。由此，英国总督在爱尔兰掌握了一切大权，英国的法律也成为爱尔兰的法律。随后，英国在爱尔兰推行了一系列促使爱尔兰“英国化”的政策措施，这不仅初步割断了爱尔兰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从属关系，而且建立了爱尔兰对英国的新从属关系，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范围和控制力均取得重要进展。

亨利八世对爱尔兰的某种成功的控制鼓励了英国政府，此后的都铎君主，尽管面临不同的形势，基本上都沿着亨利八世的对爱政策不断深化。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由于英国与西班牙及教皇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爱尔兰变成了直接关系到英国稳定和发展的问题，从而成为女王格外重视的一个问题。女王相信“天主教爱尔兰会危及新教英国的安全”，遂指使苏塞克斯伯爵（Earl of Sussex）召开爱尔兰宗教改革会议，通过《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真正树立英王在爱尔兰的至尊地位，使英王成为爱尔兰教会在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在爱尔兰全岛强制执行宗教改宗，禁止弥撒，关闭天主教修道院，使爱尔兰的宗教信仰完全纳入英格兰的宗教体系。伊丽莎白还要求驻爱总督想尽办法扩展英国的统治范围，用英格兰风尚取代爱尔兰习俗，用货币地租取代领主的横征暴敛。女王还赋予总督极大的权力，包括任命除大主教和主教之外的各级教士，以及除大法官、财务大臣和最高司法官之外的所有文官。伊丽莎白的目的是“使女王陛下的法律在爱尔兰全境畅通无阻”，并剥夺那些拥有绝对权威的“一切领主和巨头们的首脑头衔和课税权力”。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坚决镇压敢于反抗的人，推行移民垦殖政策，如人所言，“没有拓殖就不存在有效的征服，如果土地未被征服，就总也改变不了人的信仰。因此，征服者的格言就必须是去拓殖。”

女王的政策促使大批英国冒险家前往爱尔兰进行投机，如雷利爵士、吉尔伯特爵士等纷纷涌入爱尔兰，直接威胁到在爱尔兰拥有土地的英国人的土地所有权，爱尔兰本地贵族也更是时常遭到侵犯，宗教问题也使爱尔兰人感到愤怒，结果不断引起当地的叛乱，英王派兵予以镇压。为了防止反抗一再发生，女王依靠垦殖政策加速爱尔兰殖民化。起初，英国的殖民计划主要是在芒斯特实施，战胜无敌舰队，并将西班牙势力赶出爱尔兰后，英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最后一个未被征服的省份厄尔斯特（Ulster）。伊丽莎白的爱尔兰政策，特别是宗教和殖民政策遭到爱尔兰人的强烈抵制，使爱尔兰的政治秩序一直不稳，叛乱不断，而且常有国际势力介入其中。1594年，爱尔兰的北方首领们在蒂龙伯爵休·奥尼尔（Hugh O''neill,Earl of Tyrone）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女王命令蒙乔伊伯爵查尔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Earl of Mountjoy）前往平叛。1603年3月，在布朗特的强大压力下，爱尔兰叛军终于投降。奥尼尔发誓不再投靠任何外国，放弃他先前所有的权威和称号，退回一切土地和领地，只保留英王可能赐予他的那一部分。这样，最后一个未被征服的地区厄尔斯特门户洞开，都铎王朝基本上完成了对爱尔兰的征服。

在大规模殖民爱尔兰的同时，英国开始把目光投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早在都铎前期，英国人就开始海外探险，有历史记载的、以寻找金银矿产为目的的英国首次探险，发生在1480年7月。当时，英国航海家从布里斯托尔港口出发，去爱尔兰以西寻找传说中的“布拉希尔岛”（Isle of Brasil），据说该岛盛产红木，那是一种英国呢绒业所需要的、十分珍贵的染料。此次探险虽说是无功而返，却拉开了布里斯托尔商人航海探险的序幕，布里斯托尔也成为英国航海家的摇篮和探险活动的重要基地。15世纪80-90年代，布里斯托尔航海家的探险在持续，但均以失败告终。相反，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这个时期收获颇丰，如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西班牙人穿越大西洋，发现了美洲，这些消息在西欧各地引起巨大反响。此时，英国人也是跃跃欲试，但他们尚无力染指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只得另辟蹊径去探航。开辟前往东方的航线、发展与东方的直接贸易，一直是英国商人的梦想。在英国人看来，从大西洋出发，无论是向东北方向还是向西北方向航行，都可以到达他们向往已久的亚洲。1496年，威尼斯商人冒险家约翰·卡伯特觐见英王，提出了一项从西北方向前往东方的探险计划，希望能为英王占领一些尚未被发现的土地，就如同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经做过的那样。亨利七世将特许状授予卡伯特父子，赐给他们到海外去探险的特权，还要求所有英国人为卡伯特父子的航行提供帮助。于是，卡伯特决定以英王的名义，打着英国的旗帜，按照英王的授权，“乘船开赴太平洋东岸、西岸和北岸（南岸就不去了，以免与西班牙利益相冲突）的所有地区……以开发和探索那些对基督徒来说是未知的、野蛮人和异教徒聚居的任何岛屿、国家、地区或者省份，无论它位于世界的哪个位置……从而攻克、占领和占据他们发现的任何有能力统治的城镇、城堡、城市和岛屿”。这也是英国在以后殖民扩张中一贯坚持的“有效占领”原则的第一次明确表述，表明都铎初期英国就追随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主张自己的海外殖民权。

1497年5月，卡伯特率领的船队从布里斯托尔港口起航，向北大西洋西北方航行，并于6月到达北美的纽芬兰。登陆后，卡伯特在此地插上标有英王标识的旗帜，表明这块土地已经归英国所有。这是英国在新大陆设下的第一个权益标志。经过考察，他们发现纽芬兰周围海洋盛产鳕鱼等鱼类，这些都是在欧洲市场上畅销的重要商品。随后卡伯特继续向南航行，可能到达了北美大陆沿岸某处。尽管这次探险没能到达东方，但其成就不仅得到了英王的肯定与嘉奖，而且受到普通英国人的热捧。不过由于缺乏史料，人们无从知晓1498年5月卡伯特开始的第二次北美探险活动的具体过程。据说，他的船队先后到过格陵兰岛（Greennd）、巴芬岛（Baffin）、圣劳伦斯湾（Gulf of Saint Lawrence）及马里兰等地，卡伯特本人也在此次探险中不知所终。在亨利七世的支持下，卡伯特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于16世纪初也进行了类似的北美探险，并抵达哈得孙湾（Hudson Bay）。卡伯特父子的北美之行，虽然没有给英国带来像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成就，但是已经揭开了英国人北美大陆探险与发现的序幕，大大丰富了英国人的航海知识和经验，并使他们意识到美洲是一片独立的土地，并非东方“大汗的国度”（中国）。此后，英国的探险活动不仅增加频率，而且范围更加广泛。由于卡伯特向欧洲披露了纽芬兰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信息，16世纪初，英、法等国的渔民纷纷前往开发渔业。纽芬兰渔场的发现，对英国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也有利于英国航运人才的培养和航海能力的提高。“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后来探察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队，开始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海员。”

寻找西北航路的失败使英国人把注意力转向东北方向。在17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与远东（包括中国）以及印度有着相当多的经济贸易关系，西欧从东方获得产品，尤其是香料等奢侈品。据统计，15世纪末，亚洲通过威尼斯商人转手到欧洲的香料，估计每年有350万磅。为了确保东方贸易的安全和稳定，同时也是为了绕开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传统商道，以寻找到达东方的便捷航路，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踏上了海外探险和殖民的道路，并确立起自己的海洋优势。与早期的殖民帝国相比，英国起步较迟，并不是因为英国人对东方贸易不感兴趣，其实英国人一直在寻找东方的原料和丝绸市场，并试图打破葡萄牙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只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无能为力而已。1548年，伦敦商人企图寻找一条从北极区向东航行到达东方的“东北通道”，但未成功。1553年，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和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ellor）在商业冒险公司的资助下，率领探险队离开英国，取道东北航线，前往寻找到达中国的航路。威洛比专门携带英王爱德华六世用拉丁语、希腊语等几种语言写给沿途诸国君主的信函，其中表明英国人只为发现和贸易而来，请求各国予以保护，并表达了与诸国进行贸易的愿望。绕过挪威北海岸后，船队被大风吹散，威洛比向东沿俄罗斯海岸航行，抵达巴伦支海（Barents Sea）后，在那里全体船员被冻死；幸运的钱塞勒向南到达白海，后经陆路抵达莫斯科，开辟了英国与俄国之间的直接贸易航线。1555年，英国商人创办了“莫斯科公司”（Muscovy pany），并获得玛丽女王颁发的特许状，垄断对俄国的贸易。英俄贸易关系的建立，不仅使英国得以获得俄国的蜡、牛羊油脂、木材、绳索、兽皮等重要商品，也为英国的毛绒产品开拓了新的国际市场，还为英国人继续寻找前往亚洲的通道创造了条件。

英国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一开始就受到西班牙、葡萄牙的严重挑战。伊丽莎白时代，随着英吉利民族国家地位的巩固，英国人开始向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海外殖民垄断权发起冲击。面对强大的西班牙、葡萄牙势力，他们以海上劫掠和私掠巡航的海盗方式，大肆拦截商船，掠夺财物。由于得到都铎王室的支持，英国的海盗活动十分猖獗，参与者不仅有海员、船主和商人冒险者，也包括一部分乡绅，其中以普利茅斯的约翰·霍金斯和他的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最为有名。16世纪50-70年代，霍金斯先后三次从事英国、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三角贸易”（Triangur Trade），参与奴隶买卖，打破了西班牙对美洲的垄断殖民霸权。1568年霍金斯和德雷克租借女王的战舰，进行第三次奴隶贸易远征，他们的船只在墨西哥湾的圣胡安·德乌略亚港（San Juan de Ulua）停靠时，遭到了西班牙军队的袭击，幸存者狼狈逃回英国。为了实施报复，女王下令没收停靠在英国港内的西班牙运输白银的船只。1572年，德雷克获得皇家特许，率领73名船员前往西印度群岛地区，劫掠西班牙的运宝船。次年春天，他在巴拿马地峡几次伏击西班牙的骡马运输队，收获甚丰。正是在巴拿马地峡的一个山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由此，德雷克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他能“驾驶一艘英国船只到这里的海域中航行”，打破西班牙人的海上垄断权，分享世界发现和殖民掠夺的成果。他的愿望反映了英国人的普遍心理。1577年12月，他在女王的支持下向美洲最南端进发，最终绕过美洲南部，抢劫了太平洋沿岸西属殖民地的多个港口，劫取了大量赃物。当1580年他完成环球航行回到英国时，受到了英国人英雄般的欢迎。女王亲自前往迎接，并登上德雷克的“金鹿”（Golden Hind）号旗舰，授予他骑士称号，以示对他的支持。

德雷克的环球航行是对长期以来坚持殖民贸易垄断权的西班牙的沉重打击，极大地提高了英国人在欧洲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信心。此后，有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沿着德雷克的足迹，到浩瀚的太平洋上进行探险，英国的海外探险特别是在美洲的探险和殖民活动进入高潮。1576-1578年，马丁·弗罗比歇爵士为了继续找寻通往中国的西北航路，曾三次前往北美进行探察活动，到达了巴芬岛及哈得孙湾。虽然弗罗比歇既没发现黄金，也没找到西北通道，却在英国掀起了海外冒险活动的热潮。1578年，吉尔伯特爵士获得女王颁发的特许状，拥有在北美尚无人占领和居住的地方建立定居点的特权。1583年他率船队到达纽芬兰一带，并以女王名义宣布对该地区的占领。不久，吉尔伯特葬身大海，其异父兄弟雷利爵士吸取教训，继续前行。1584年7月，雷利派遣的探察船抵达北美南部的罗阿诺克岛（Roanoke），为了颂扬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他将此地命名为“弗吉尼亚”，即“童贞女之地”。此后，他陆续派出船只及殖民者前往罗阿诺克等地，试图建立稳固的殖民定居点，但雷利的努力失败了，罗阿诺克岛后来完全被废弃。他至死都相信，“圣多美方圆4.8公里之内……肯定有金矿”。他在临死前还宣称：“我全心全意地寻找黄金，为的就是国王陛下的利益，以及那些追随我的人，和我所有同胞的利益。"1585-1587年，另一位英国探险家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又多次前往格陵兰岛、拉布拉多和巴芬岛等地考察，使英国人对北美这些地方的认识更为明晰。他还发现了几条西航的路线，但由于冰雪的缘故，这些路线也难以成行。尽管伊丽莎白时期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初步尝试没有成功，但英国人并未丧失信心。

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为英国大规模的殖民扩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吸引更多国人参与海外殖民扩张，探险家们在从事殖民实践的同时，纷纷撰文写书，进行鼓动宣传，成为大英殖民帝国的早期设计者。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建立及其展示出的诱人前景，使英国的殖民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殖民目标指向了地广人稀的新大陆。其实，西班牙等早期殖民国家在新大陆的捷足先登及强大的实力，也迫使英国人只能关注其势力尚未波及的北美大西洋沿岸地区。吉尔伯特爵士是第一个对北美殖民地前途拥有模糊设想的英国人，也可能是拥有这一设想的第一个欧洲人。早年，吉尔伯特被派往爱尔兰镇压当地人的反抗，并维持英国的殖民秩序，因贡献突出而获得爵士称号。爱尔兰的经历使其对殖民地建立问题有了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他曾提出在爱尔兰大量安置英格兰移民，并通过建立移民殖民地实现对爱尔兰的统治。但是，爱尔兰长期的宗教冲突和当地人的持续反抗，使英国付出了沉重代价，不少英国人对爱尔兰感到失望，加上其他国家在美洲殖民的巨大成功，这些都使吉尔伯特的兴趣和注意力发生转移，从而成为殖民北美的代表人物和最坚定的早期鼓吹者。他为英国人指明了殖民扩张的目标，其殖民扩张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小册子《论经过西北航线到达中国和东印度之通道》（Discourseto Prove a Passage by the North Westto Cathay and the East Indies）和《论到达中国新通道之发现》（Discourse of a Discovery for a New Passageto Cataia）中。他认为北美是更大的爱尔兰，在北美安身的英国人，既可像在爱尔兰一样剥削土著人，也可以抢先一步阻止西班牙人建立定居地，捕捞鳕鱼，还可以寻找通往太平洋的航道，因而比爱尔兰更有价值和吸引力。假如成功发现这条航道，那么安置在北美的英国人就可以支援过往的船只。更具有吸引力的是，可以把北美殖民地作为基地，让英国海盗从这里出发，去劫掠每年由加勒比海驶往欧洲的满载财宝的西班牙船队。他还认为，殖民地的建立将会给英国的产品，诸如纺织品等，提供巨大的销售市场；同时可以在那里安置国内的剩余人口，特别是穷人。有人认为，吉尔伯特是第一个提出为解决国内问题而建立殖民地的英国人。虽说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莫尔爵士在《乌托邦》一书中也有过类似设想，不过吉尔伯特的想法也许更为具体。1582年之后，他就认为应由国家出面，通过移民开发，在美洲建立稳定和巩固的殖民地，并在殖民地设立政府、教会、学校等机构。为了将这种设想转变成可以操作的现实，他获得了伊丽莎白颁发的特许状，并两次组织前往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尝试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最后也不免失败，甚至连他自己也葬身鱼腹，但他的帝国理想和探险精神对英国人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作为早期殖民思想的代表人物，他那充满想象和诱惑力的殖民设想和计划，体现着民族国家形成后英国人谋求对外扩张的强烈愿望，对英国变动社会中无论是贵族和商人，还是冒险家与穷人，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而，他的著作也成为后来许多英国人向北美进行殖民的重要宣传材料。据说在一次北美探险中突遇狂风暴雨，他面对生死考验时，仍然无所畏惧，竟独自安然坐在小帆船的后甲板上读书。

吉尔伯特关于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设想激发了英国人的想象力，他所开创的殖民事业首先得到了其异父兄弟雷利爵士的继承和推进。雷利同样是一位具有爱尔兰经历的军人，也是一位深得女王宠幸的朝臣，但他更是“英国殖民命运的第一位建筑师”。“他一心考虑重大的冒险事业，思考各国的命运”，甚至“在梦想中看到了由他祖国人民征服的美洲荒原”。对英国建立殖民地，雷利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虽然与吉尔伯特一样，他也希望殖民地成为袭击和抢劫西班牙的重要基地，可他一开始就想把殖民地建成为英国人的永久定居地。根据自己的考察与设想，雷利认为应当在西班牙美洲帝国范围内建立英国人自己的热带殖民地，在那里，英国将会得到如同西班牙已得到的那么多的金银财富。所以，他把关注点投到了位于亚马孙河（Amazon）和奥利诺科河（Orinoco）之间的地区。另外，他还认为应当在圭亚那（Guiana）建立殖民地，因为他相信，遭受西班牙人残酷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土著人，会非常乐意接受英国人的统治，并联手反对共同的敌人西班牙。可见，雷利更关注殖民地的经济功能，并希望拓展建立殖民地的视野。正因为这样，他还将英国殖民扩张与西班牙帝国的竞争紧密联系起来，这表明他已经估计到英国在建立海外殖民帝国方面与西班牙的斗争不可避免，西班牙将是英国建立殖民帝国的主要障碍。为了充分论证热带美洲对英国的重要性，并宣传鼓动更多的人前往美洲殖民，他在名为《广阔、富饶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之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Ri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的游记中，全面地再现了南美大陆迷人的风光和丰富的物产。他将圭亚那描述成一个尚未开垦和尚未触及的地方，那里到处是欧洲人尚不知道的各类物产，像东方生产的那种香料，还有英国人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的产品。透过优美的描写，他表明英国在圭亚那建立热带殖民地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他在游记中强调的丝绸、棉花、香料、糖及其他热带产品，也为日后的英国殖民者经常不断地反复提及。他认为圭亚那时刻等待着英国人的占领，夺取圭亚那，不仅能使英国获得黄金和热带产品，也能为英国士兵提供工作机会。尽管他关于建立“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梦想没能实现，其本人在北美的殖民尝试也无果而终，但由于笔调优美、描绘逼真，加上渲染和夸张的风格，他的游记作品广受国人欢迎，并对欧洲大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推进殖民事业，雷利曾要求他的朋友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the Younger）帮他撰写宣传材料，规劝国人移居美洲，并争取社会赞助。哈克卢伊特既是虔诚的牧师，又是个热衷于推动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的思想家。通过对北美相关资料的大量收集和整理，哈克卢伊特发表了诸如《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g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向西殖民论》（A Discourse oern Pnting）等著作。他不仅提出了向西建立英国殖民地的问题，还较详细地提出了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各种理由，意在鼓励英国人移居新大陆。在他看来，在北美建立殖民帝国对英国来说是一件十分迫切的事情，因为它在企图发现东北和西北航线方面已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尽快地在各种合适的地方扎根对于地理大发现的后来者来说是最必要的，否则将面临其他拥有相同企图的国家的抑制。”

哈克卢伊特对建立殖民地的必要性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针对早期英国人费尽周折找遍加拿大、弗吉尼亚、圭亚那及冈比亚等地而并未发现大量黄金白银的事实，他以更长远的眼光，提出开发殖民地的多方面价值。在他看来，殖民美洲，即使不能像西班牙征服南美那样直接获得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但殖民地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他利益将肯定使英国人受益匪浅。首先，通过建立殖民地，英国可以获取优质的桅杆原木、造船和建设舰队所需要的上好木材、沥青、焦油、大麻、松香、制皂材料等大量原材料，由此既可以节省英国从其他国家购买这些商品的金银货币，又可以将多余的物品出售给它国，获得更多的金银，同时还可以推动英国航运业和海军的发展。“只要我们愿意西航，最终将使我们能够得到欧洲、非洲和亚洲所能生产的一切，并且满足我们目前业已萧条的贸易的各种需求。”其次，大量的移民进入殖民地，可以使殖民地成为英国商品的巨大销售市场，从而大大推动英国国内工业的发展，为英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为解决流民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有了殖民地、解决了人口失业等社会问题，到处流浪的乞丐就能安定下来，并为国家的发展效力。同时，随着宗主国与殖民地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通过向来往商品征税又可增加皇室的财政收入。再次，通过向殖民地大量移民，可以扩大上帝的荣耀，移植虔诚的宗教及其信徒并使美洲的土著人得以“教化”。既然教皇能授权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基督教世界之外已经发现或即将发现的土地和岛屿，那么，英王也有责任代表新教国家去扩大和推动基督福音。最后，殖民地还可作为英国与西班牙帝国作斗争的重要基地，只有在新大陆特别是在西班牙美洲权力的心脏地区建立殖民地，英国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最强大的对手西班牙，直至取而代之。总之，前往大西洋彼岸进行殖民活动可以为英国带来说不尽的好处。殖民地为王公贵族提供新的领地或庄园，为商人提供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和殖民地商品的来源，为新教徒提供教化和解救异教徒的场所，为普通人提供改变处境或发财致富的机遇。哈克卢伊特还认为，殖民美洲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他骄傲地宣称，英国“在搜寻世界的天涯海角和……环球航行”方面，“胜过了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

很清楚，哈克卢伊特殖民思想的内容极其深刻而又相当广泛，它是对英国殖民活动及先前殖民思想的总结，是对英国殖民扩张美洲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完整和系统的理论探讨，集中表达了民族国家形成后英国人的共同心声。因此，他在英帝国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发展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列颠帝国理性发展史的开端”，而且，“他的一生完全是与一个庞大的英格兰民族兴起相伴随的。”哈克卢伊特曾经直接将其《向西殖民论》呈交给伊丽莎白，虽然女王是否完全赞同他的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后来女王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资助英国的海外探险及殖民尝试中不难看出，其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他对美洲殖民地巨大的经济和商业价值的揭示，对许多商人，特别是伦敦大商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1606年一批商人联合谋求英王授予他们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权利，并组建最早的殖民公司，这绝非偶然。哈克卢伊特是英帝国最早的设计家之一，他以其理论树立了英国人建立殖民帝国的信心。

吉尔伯特、雷利和哈克卢伊特的殖民活动和理论，发生和出现在英国全面实施殖民扩张的前夜，他们对帝国蓝图的规划直接决定了17世纪英国海外扩张的运行轨迹，“直到美国革命之时，英国人在美洲的帝国只不过是实现哈克卢伊特、吉尔伯特、雷利和伊丽莎白王朝其他一些倡导者所制订的各种计划而已。"17世纪伊始，英国人就表现出肆意扩张的姿态，詹姆士一世时期与西班牙形成的相对和平状态，给英国商人以极大的鼓励，以往积累起来的资本也使伦敦商人有了进一步扩张的可能，因而其“商业活动和海外扩张的兴趣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殖民扩张逐渐进入全面出击期。

对爱尔兰的征服及经营，直接影响到英国17世纪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英国在大西洋的扩张遵循从东方到西方、从英国到美洲的路径，其中爱尔兰是整个西方殖民计划的中心环节。随着都铎时期英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爱尔兰对英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英国加紧了对爱尔兰的征服和控制。长期的战争不仅使爱尔兰呈现出一片破败残景，同时也加重了英国自身的财政危机，如何在爱尔兰迅速恢复秩序，重新确立英国的权威，使之能够持久并减轻负担，就成为斯图亚特王室面临的重要问题。1609年2月詹姆士一世颁令，赦免爱尔兰叛乱者，并宣布全体爱尔兰人均处于英王的直接保护之下；在爱尔兰实行郡县制，废除古老的爱尔兰法律，代之以英国法律，并相继建立起郡长、巡回法庭陪审官、陪审团、地方行政机构等一系列英国制度；在旧制度下拥有地产和有权要求地产的爱尔兰人必须重新登记，再由英爱政府颁发承认其权利的皇家敕令。詹姆士一世还采取措施，打击爱尔兰的天主教势力。在恢复统治秩序的同时，斯图亚特王朝着手对爱尔兰北部厄尔斯特等地进行有计划的移民，从1610年到查理一世统治初期，爱尔兰各地纷纷出现了英格兰人的殖民地。对此，格林夫人这样写道：“巨大利润落在种植园之手，他们凶猛地开发该岛天然的富源，剥削廉价的没有法律保障的劳动力，结果，他们可以从爱尔兰一份地产上取得三倍于英国地产的利润。他们为了赚取暴利，急忙毁灭森林，为了冶铁，砍伐森林，烧成木炭。他们用精巧的爱尔兰船载铁沿河下驶，把工钱和运费共计10镑的东西在伦敦卖17镑……英国投机家经过的地方，都被弄成赤地，好像遭过一场森林火灾一样。”为了使上述殖民地得到承认，同时使英国的法律在爱尔兰合法化，并有效地加强对爱尔兰的政治统治，1613-1615年，爱尔兰代总督亚瑟·奇切斯特爵士（Sir Arthur Chichester）在都柏林主持召开爱尔兰议会，英国人提名的约翰·戴维斯当选为下院议长。议会对英王的土地所有权予以确认，并声明英王的全体臣民和当地居民不分贵贱，一律处于同一习惯法的约束之下。

1632年，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出任爱尔兰代总督后，继续加强殖民统治和推进英国的同化政策，使英国在爱尔兰的拓殖得到发展，并给英国带来了实惠。他建立了一支爱尔兰的军队，并筹集一大笔保护金，为英王效劳。“他在历史上的名望与他在爱尔兰的统治是分不开的。经过7年的努力，他平定了爱尔兰，搜刮了它的财富，他没有采取明显的激烈措施，也没有诉诸流血手段，而爱尔兰却成为他手中驯服的工具。"17世纪初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对于推动大英帝国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在当地推行的“文明开化”、宗教限制、移民垦殖等政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殖民地战略地位的认识，为17世纪英国在美洲的殖民积累了经验，而许多移民爱尔兰的英国人，后来成了在其他地区殖民的开拓者和冒险家。《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分析道：“被殖民地本身的好处所吸引而在美洲开拓殖民地的新的兴趣，首先在那些从爱尔兰获得了有关经验的英国人中间萌芽出来。爱尔兰位于去美洲的路上，许多想在美洲建立定居点的英国西部人，如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Sir Richard Grenville）、沃尔特·雷利爵士等，都是曾在爱尔兰建立定居点的重要人物，他们自然会想到把自己的经验在大有前途的环境和更容易控制的民族中间加以应用。”毫不夸张地说，爱尔兰就是英国大规模殖民扩张及开创大英帝国的“试验场”，在这里英国人学到了统治属地人民的方法和技巧。

与殖民爱尔兰相比，17世纪初期，英国统治者对于在其他地区的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则表现得相当消极。英国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主要是由商人、投资者、宗教领袖、贵族及冒险家组成的民间力量发起和推动的，私人拓殖在大英帝国初创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亚洲而言，英国虽然进入较晚，且处处遭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早期帝国的挤压，但它并未因此放弃自己在亚洲的扩张企图，东方的原料和丝绸市场一直对英国的商人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早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就把直接与印度、南洋以及中国建立商业联系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目标，为此而进行的探险活动从未停止。1579年11月，著名海盗德雷克曾到达东南亚的马鲁古群岛，此后英国人在东南亚的探险、抢劫及商业活动十分频繁。这些活动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却为此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而葡萄牙等国对东方航道和商路的控制和垄断，又进一步激发了英国人向亚洲扩张的欲望。16世纪末，英国击溃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荷兰人在东方殖民扩张的成功，以及在欧洲市场上抬高香料价格的做法，则促使英国商人下定决心，直接到东方去进行竞争和贸易。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即获得从麦哲伦海峡到好望角之间为期15年的贸易垄断权。1609年，詹姆士一世继续给东印度公司特许权，使它的贸易垄断权永久化。此后，为适应扩张的需要，东印度公司被授予的权利越来越多，除贸易特权外，还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与舰队，建立要塞，对外宣战或媾和，以及缔结条约等。因此，东印度公司虽名为商业贸易公司，实际上已具有政府功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推进了英国向东方的商业扩展和殖民贸易，此后，它不仅与荷兰人争夺香料贸易，而且在印度东、西海岸甚至内陆地区大量设立商馆，成为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前奏。

16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在非洲的活动逐渐频繁，日益扩大。17世纪初，英国在非洲的贸易活动取得重要进展。1604年在与西班牙进行和平谈判时，英国政府就提出了与西班牙海外领地及几内亚（Guinea）进行自由贸易的要求，此后随着英西之间相对和平时期的到来，英国在非洲的贸易得到发展。英国的商业利益主要集中在从塞内加尔河到塞拉利昂之间的西部海岸，1618年，罗伯特·里奇（Robert Rich）等30名商人获得英王的授权，组建“伦敦冒险家对非洲港口贸易公司”（The pany of Adventurers of London Trading to Parts of Africa），又称“几内亚公司”（Guinea pany）。皇家特许状授予该公司从几内亚到贝宁（Benin）之间的贸易权，垄断那里的奴隶贸易。1618-1621年，公司为了寻找黄金，曾三度派人考察冈比亚河，以便打通通向沿海的冈比亚盆地。此次行动虽然失败了，公司亏了本，但它在河流入海处的詹姆士岛上建立了第一个英国商馆，并带回了许多其他非洲产品。从此，几内亚贸易就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尼古拉斯·克里斯普爵士（Sir Nichos Crisp）组建另一个“商人几内亚开发公司”（pany of Merts Trading to Guinea），它名义上是个新公司，实际上只是对几内亚公司的改组。根据1631年英王颁布的特许状，该公司享有从布兰科角（Cape Bnco）到好望角之间31年的贸易垄断权。显然，英商的活动范围得到扩展，又得到政府的承诺，即支持反对外国竞争者，主要是荷兰人的斗争。17世纪30-40年代，公司在黄金海岸的一些地方陆续设立了商站。

但由于没有政府的直接参与，英国人早期在亚洲、非洲的殖民活动总体上举步维艰。为了寻找新的扩张机会，英国人不得不考虑改变殖民的方式和地区，于是美洲就成了殖民扩张的重点。

就美洲的扩张而言，在整个16世纪，英国人只是“有节制地”参与，他们一直在寻求北美的立足点，但是直到17世纪初，尚无一块殖民地。失败的经历和欧洲其他强国在美洲的成功，促使“英国商人自然觊觎美洲，把它看作进一步扩张经济的地区。西半球的财富，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并为之神往。英国的商人们，为增殖金银和扩大工商业活动所驱使，乐意和渴望开发新世界的财富。”同时英国人也认识到，“成功的殖民事业至少在起始阶段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和资财所能胜任的”。基于这种认识，当英国把殖民扩张的矛头指向北美时，英国的乡绅、商人纷纷集资成立合股公司，由国家赋予权力，从事商业殖民活动。这样就形成了英国殖民开拓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民间力量特别是民间商业公司成为开辟殖民地的主导力量，而政府退居二线。

17世纪初，英国社会各阶层前往美洲建立殖民地和进行贸易的愿望都十分强烈。根据1604年的英、西和约，西班牙默认了英国在北美所建的各个渔业根据地，同时又承认了英国对未占领地区的航海权。这既给英国向美洲扩张提供了合法依据，也极大地唤起了英国人前往北美的热情，一些实力雄厚的民间商业团体尤为热衷，并积极筹划赴美拓殖事宜。1606年，来自伦敦和普利茅斯的贵族、商人联合提出申请，希望英王特许他们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为了分担风险，并聚集更多的资金，他们决定建立股份公司，参加者依据其购买的股份，按比例分担盈亏。伦敦集团的拓殖兴趣主要在北美的切萨皮克（Chesapeake），而普利茅斯集团则钟情于新英格兰北部。1606年4月10日，“伦敦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pany of London）和“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pany of Plymouth）获得皇家特许状，据此可以在美洲弗吉尼亚及美洲的其他地方建立定居点，并进行拓殖活动。该特许状授权伦敦公司的殖民范围在北纬34°到41°,即现在的菲尔角（Cape Fear）到纽约市之间；普利茅斯公司的殖民范围在北纬38°到45°,即大致从波托马克河（Potomac）至缅因的班戈（Bangor,Maine）之间。

根据特许状规定，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的活动受双重领导：一是设在伦敦的公司委员会，它掌管公司事务，由它指派一名总督和一个13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或称参事会）负责殖民地具体事务；二是皇家委员会。它代表英国政府对公司行使监管权，管理与政府有关的事务，而英王对殖民地拥有最高裁判权，保证殖民地与宗主国在司法上的一致性。该特许状还特许，在最初移民的7年间，公司可以免税从英国输入各种生活必需品，但移民需向政府交纳殖民地收益租金，即交纳所开采金银的五分之一和铜的十五分之一。在此前提下，公司可以在英国招募移民，在殖民地获得土地，独占殖民地的贸易权和金矿开采权，并有锻造货币之特权。实际上，特许状提出了英国在北美殖民政策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为日后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活动订立了规范。1606年12月，该公司组织第一批移民144人前往弗吉尼亚。1607年5月，他们在北美沿海的詹姆士河口附近的一个小岛登陆，在此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居民点，取名詹姆士敦（Jamestown），以纪念英王詹姆士一世。由此，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历史开始起步。

英国人殖民北美的根本目的，是获取丰厚的利润回报，但弗吉尼亚建立之初，移民们却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陌生恶劣的环境、公司和定居地混乱的管理、流行的疾病等，使大批移民很快死亡，给殖民地造成巨大威胁。最后，烟草种植的成功构成了早期移民生存的一个关键因素。到1617年，移民们已经能将两万磅烟草运往英国，1618年，弗吉尼亚的烟草出口达到五万磅，而到162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6倍多。于是，“烟草殖民地”（Tobacco y）就成为弗吉尼亚的标签。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公司决定将部分管理权下放给移民自己，由种植园主选举代表组成议事会（cil），议事会与总督任命的参事会共同拥有殖民地的立法权。1619年7月30日，新总督乔治·耶德利爵士（Sir Gee Yeardley）根据公司指示，召集了英属弗吉尼亚第一届代议制议事会。这是北美殖民地历史上的创举，尽管它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议会相提并论，但为殖民地居民参与管理殖民地事务开创了先例，并为其他英属殖民地提供了先例。此外，为鼓励移民、发展生产，弗吉尼亚公司还改革土地制度，主要是推行土地个体化和授地制度。但公司的活动并未取得预想的回报，并且几乎是一无所获，债台高筑，招致股东、移民等各方面的不满。1624年，英王以殖民地管理不善为由，决定解散伦敦公司，任命皇家总督接管弗吉尼亚，使其变成英国的第一个“王室直辖殖民地”（Royal y）。

弗吉尼亚创建不久后，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弗特（Gee Calvert,Lord Baltimore）和他的儿子塞西利厄斯·卡弗特（Cecilius Calvert）在弗吉尼亚以北创建了马里兰殖民地。该殖民地的出现，与英国国内的宗教问题直接相关。宗教改革后，受排挤的天主教徒一直希望离开英国，而地广人稀的北美遂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理想之地。天主教徒巴尔的摩勋爵既是议员和皇家官员，也是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他有意在北美的切萨皮克为天主教徒建立一块定居地。1632年，他获得国王颁授的特许状，成为马里兰的业主，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和波托马克河南岸之间1000万英亩的土地上，拥有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权在内的全部管辖权。他可以代表英王指派总督，建立法庭，建立具有咨询性质的议事会；未经他的签署，一切法律文件不得生效，而殖民地法庭的判决为终审判决；他有权将土地分封给他人，有权征税，有权指派牧师。从特许状的内容不难看出，卡弗特拥有广泛而至高的权力，其在殖民地的权威甚至超过英王在英国的权威。不过，卡弗特在特许状颁布前几个月就去世了，特许状遂由其儿子继承。1634年，塞西利厄斯·卡弗特组织两艘共载有200人的船只到达波托马克河口，并在此建立殖民地。为了纪念查理一世的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将它命名为马里兰。由于马里兰是英王赐予的一块封建领地，卡弗特一开始就分封了60个封建庄园主，另把1000到3000英亩不等的土地分授给自己的亲属和天主教徒，并收取代役租（Quitrent）。虽然马里兰未经过弗吉尼亚那样的饥荒年代，但这里的移民和开拓工作进展缓慢。与弗吉尼亚一样，烟草也是马里兰的主要经济作物。因此，这两块殖民地几乎拥有相同的经济活动和利益诉求。由于马里兰推行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特别是容许天主教进行宗教活动，就吸引了大批的天主教徒前往，也有不少新教徒投奔而来。到1640年，马里兰的人口已达到2000人左右。此后，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中，只有马里兰允许天主教合法存在，并担任高官要职。

在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的同时，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活动也陆续展开。早在1606年夏，普利茅斯公司就根据特许状授权，派出探险队前往北美。第二年，探险队来到今缅因州境内的萨加达霍克河（Sagadahoc）河口，并建立殖民据点。一年之后，由于冬季酷寒，特别是经费短缺，以及与当地印第安人的冲突，多数移民被迫渡海回国，在新英格兰建立殖民地的努力宣告失败。1616年，一批留居荷兰的英国清教徒，决定到北美荒野上去寻找信仰自由。为了解决合法性和资金问题，他们派人到伦敦，同当时对殖民活动感兴趣的伦敦公司商谈，获准前往伦敦公司的美洲属地弗吉尼亚，并得到了伦敦商人的资助。1620年9月，102名英国人搭乘“五月花”号（Mayflower）船离开英国的普利茅斯港，向弗吉尼亚进发。在经历了狂风巨浪的考验后，他们在11月抵达北美马萨诸塞湾东岸北端的科德角（Cape assachusetts Bay），没有抵达原定目的地弗吉尼亚。其中一部分人在此登岸，另有16人乘小船沿马萨诸塞湾继续航行，12月中旬在马萨诸塞湾西岸中北部登陆。几天以后，“五月花”号船也抵达这里。他们登陆后，便决定在此定居，并开辟殖民地。为了纪念他们出国时离开的港口，这里就被命名为“新普利茅斯”（New Plymouth）。为了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并最终实现殖民者的宗教理想，在“五月花”号靠岸科德角的普罗温斯敦（Proviown）之前，以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为首的清教徒就在船舱里开会，共同签订了一个有关建立殖民地，并在其内部维持团结与权威的协议，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公约》（Mayflower pact）。由于普利茅斯殖民地没有得到像弗吉尼亚那样的特许状，该公约实际上就起了正式特许状的作用。

《五月花公约》是一个契约式的宪章，它首开按照多数人的意志管理政府的先例，其原则成为普利茅斯殖民地政府的基础，也是新英格兰殖民地共同模式的基础。这批被称为“移民始祖”（Pilgrimage Fathers）的人们，在普利茅斯定居下来后，便按照《五月花公约》的内容进行社会治理，成立了由全体居民参加的市镇大会，由市镇大会选出负责市镇管理的总督和助理。虽然普利茅斯殖民地发展十分缓慢，但是很稳固。20年后，普利茅斯不仅移民人口增加，而且殖民地范围越来越大，新的市镇不断建立，定居下来的移民们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此时，由于交通困难，自由民难以直接出席全体大会了，1639年公司实施重大的政治改革，全体自由民出席的市镇大会改成了由自由民选举的代表出席，于是，全民政治改成了代议制。

作为第一个清教徒殖民地，普利茅斯的开创对英国日后的宗教移民产生了示范作用。正如西蒙斯所说：“移民始祖抵达普利茅斯可以被看成是英国殖民地史上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标志着宗教上心怀不满而自愿迁往美洲的一切运动的开端。”其直接的昭示作用，就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建立。1628年，一部分公理会清教徒在伦敦成立“新英格兰公司”（New Engnd pany），目的是前往北美从事贸易活动。1629年，以新英格兰公司为基础的“马萨诸塞湾公司”（Massachusetts Bay pany）组建起来，并获得了国王颁发的特许状。据此，该公司在美洲北纬40°至48°之间拥有殖民特权，在“不违背英国法律”的前提下，对在此区域内所建的定居地享有统治与管理权。特许状还设定了殖民地的政治框架与主要官职。同年8月26日，清教绅士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和其他11位有影响的东部圣公会清教徒一起，在伦敦北面的剑桥（Cambridge）签订了一份《剑桥协议》（Cambridge Agreement），他们保证前往马萨诸塞湾公司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将公司管理机构和成员都转移至马萨诸塞。1630年3月，公司总督温思罗普率领第一批700名移民越过大西洋，前往马萨诸塞，完成了公司从英国向北美的转移。这一转移，使公司的特许状变为殖民地的特许状，事实上就结束了商业公司的殖民历史，完成了公司与殖民地的合二为一。同时，它也拉开了一直持续到1642年的清教徒北美“大迁徙”的序幕。在随后的10年间，每年赴马萨诸塞的英国移民都超过1000人。到1647年，马萨诸塞的村镇已发展到33个，其中包括波士顿（Boston）、伍斯特、罗克斯伯里（Roxbury）、沃特敦（Watertown）和剑桥、查尔斯顿（Charleston）等居民点。1640年，马萨诸塞已经有3万人居住，人口规模超过切萨皮克湾。在30年中，波士顿人口增长到原来的3倍。

根据特许状，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权由“自由民”选举的总督、副总督及助理会议（cil of Assistants）行使。由于清教徒是殖民地的主导力量，宗教理想是他们的目标，所以马萨诸塞殖民地实行“政教合一”，以维系清教的“纯洁性”。这种排斥甚至驱逐异教的做法，引起了部分教徒的不满。1635年，独立派年轻教士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因不满殖民地当局的专制统治，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带领部分追随者离开马萨诸塞，来到罗德岛（Rhode Isnd）的纳拉甘西特湾（Narraga Bay），并建立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等村镇，这是罗德岛殖民地的起步。随后又有其他不满者从马萨诸塞来到这里，建立新的定居点，罗德岛殖民地不断扩大，并于1644年获得英国议会的特许。1663年，罗德岛获得英王查理二世授予的特许状，成为“自治殖民地”（Self-G y）。

与罗德岛一样，康涅狄格也是马萨诸塞的分支。起先，荷兰人曾宣称对该地拥有主权，但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的英国皮货商是先于荷兰人进入康涅狄格河谷的。1635年，马萨诸塞的部分居民得到马萨诸塞殖民当局的批准，在康涅狄格河谷地带开辟定居点，并吸引了其他人一同前往。1639年，清教少数派牧师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联合温莎等三个定居点共同制定《康涅狄格基本法》（Fual Orders of ecticut），根据此法，康涅狄格成为完全的自治殖民地，并设立拥有较大权力的大议事会（Great cil）。1662年，康涅狄格取得英王特许状。除康涅狄格外，新英格兰殖民地中的新罕布什尔（Neshire）和缅因也与马萨诸塞有关，前者起源于1635年罗伯特·梅森爵士（Sir Robert Mason）在马萨诸塞北部的所有地，1641年以后从属于马萨诸塞，1679年成为王室直辖殖民地；后者始建于1639年，以后为马萨诸塞所控制，并入马萨诸塞。

纽黑文（New Haven）是新英格兰最后建立、也是较早消失的殖民地。这是一个教会统治的村镇，1638年由伦敦富商西奥菲勒斯·伊顿（Theophilus Eaton）及教区牧师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建立。1662年，纽黑文与康涅狄格合并。

当英国在北美打下殖民地基础的同时，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争夺中，英国人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而民间力量同样成为这一地区殖民争夺的主体。16世纪时，英国人一直企图在西印度群岛夺取立足点，但未获成功。17世纪初，随着英西战争结束及英国取得胜利，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活动得到了新的契机。早在1595年，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来到圭亚那，他经过探查后确信，位于西班牙控制区北部和葡萄牙所占巴西南部的这块无人居住区，应当成为英国的第一块热带殖民地。1596和1597年，他派出两支探险队陆续进行探险，1604年，查尔斯·利（Charles Leigh）来到维阿波科河（oco）岸边，并建立了一个小殖民据点。1609年，罗伯特·哈考特（Robert Harcout）又试图在维阿波科及其附近河口建立几处贸易据点，但都未成功。1612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对百慕大殖民成功，这是英国人染指西印度群岛的关键一步。从地理上看，百慕大远离西印度群岛，但它是西印度群岛和北美大陆殖民地之间航运和贸易的连结点和中继站。此后，北美殖民地不断有人来到百慕大，进而向西印度群岛进发。1613年，哈考特和另外几位绅士获得了亚马孙和埃塞奎波河（Essequibo）之间土地的专有权。1610年，托马斯·罗伊（Thomas Roe）勘测了亚马孙河地区，并于1612年在亚马孙河上游大约300英里处建立一个定居点。不久，他从爱尔兰引入一批定居者，以巩固这个定居点，该定居点共存在了八年时间。尽管雷利、哈考特等人的尝试失败了，但在随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英国人仍一如既往地前往圭亚那和西印度群岛的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与殖民活动。罗杰·诺思（Roger North）曾参与雷利的南美探险，1619年他向王室提出特许状申请，创立和组织“亚马孙公司”，旨在开拓维阿波科河和亚马孙三角洲之间的殖民地。后来，他在亚马孙三角洲设立了一个百人哨所，开始种植烟草，并与印第安人做生意。几年之后，由于遭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强烈反对，英国人基本停止了在这一地区的活动。

在亚马孙的殖民活动，使英国人发现了通往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的道路，并开始了占领这些地方的殖民进程。1624年，曾参与早期在圭亚那和亚马孙殖民探险的托马斯·沃纳（Thomas Warner）带领一批人来到位于小安的列斯岛的圣克里斯托弗（Saint Christopher），开创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该殖民地建立三年后，更大、更重要的巴巴多斯殖民地也开始建立。

对大英帝国的发展来说，17世纪初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此期间，英国追求的帝国设想不仅得以付诸实施，而且取得初步成效，切萨皮克湾殖民地、新英格兰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建立，标志着殖民扩张第一阶段的结束。英国不仅在亚洲获得了贸易立足点，更重要的是在美洲取得了初步成功，为以后的帝国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美国的历程》一书所评论的那样：“到17世纪中叶，英国人已经布满北美各殖民地。更多的移民还要从英国或别的地方来到这里。但在新英格兰沿岸和切萨皮克湾，已经可以看见未来的景象。英国人已经移入，而且，无论他们赞成像马里兰和罗德岛那样的信仰自由，还是赞成马萨诸塞那样的不容异端，无论他们是捕鱼还是种植烟草，这个大陆已经是实实在在地属于他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