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督教的传播（1/1）

早在罗马时期，基督教就已经传播到不列颠，约公元200年左右，就有基督徒来到不列颠。在戴克里先对基督徒实施迫害的时候，不列颠曾出现过著名的殉道者圣·奥尔本（St.Alban）。313年，罗马皇帝颁布米兰敕令，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不列颠的基督教也因此获得了较大的发展。314年，来自约克、伦敦和林肯的三名不列颠主教参加了在法国南部阿尔勒举行的宗教会议。但在罗马时期的不列颠，基督教仍然是少数人的宗教，大量本土居民拒不信教，基督教徒的数量不多，多神教崇拜的遗迹到处可见，基督教的时代还远未到来。5世纪，罗马势力撤出不列颠，日耳曼人的分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相继入侵，英格兰再次进入原始状态。这些人入侵不列颠之前，“在宗教上都是原始异教徒”，他们焚毁城镇，拆毁基督徒的祭坛，杀戮当地居民，教会人士也不得幸免。为免受日耳曼人的蹂躏和屠戮，不列颠人纷纷逃离，他们或逃往威尔士、苏格兰，或逃到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原来不列颠人的基督教会也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事打击而瓦解了，基督教传统在这块土地上被中断。

同其他入侵的日耳曼人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属于原始多神信仰，他们崇拜各种自然的东西，如河流、山川、森林和石头等。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信奉的众多神祇中，有天神提乌（Tiw）、战神沃登（Woden）、雷神索尔（Thor）及丰收女神福瑞格（Frig）。在某些现代英语的词汇中可找到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多神崇拜的痕迹，如星期二（Tuesday）、星期三（Wednesday）、星期四（Thursday）、星期五（Friday）的词源，直接来自天神提乌、战神沃登、雷神索尔和丰收女神福瑞格，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它们的崇拜。从现代英格兰的地名中也能追寻到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原始宗教的迹象，如“哈罗”（Harrow）这个地名，就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意为山上的神殿。据考证，在英格兰的东部、南部以及中部地区，至少有50个地方的名字与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仰崇拜有关，这些地名产生的时间为7世纪中期以前。

天神提乌、战神沃登和雷神索尔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崇敬的神明，而战神沃登又最为突出，这可能与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断同不列颠人发生征战有关，而主神的出现，也反映了王权逐渐增强的趋势，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从军事民主制向王制转变相适应。在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中，王或部落的首领在宗教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祭祀和祈祷等活动也由部落首领或者王来主持，他们行使着人与神沟通的权力，其住地也是宗教活动的中心。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也存在祭司职业，但没有发展成一个独立、强大的阶层，祭司一般只进行日常的供奉活动。

公元6世纪末，基督教再次传入英格兰，当时主要有三支传教力量：来自罗马教会的传教士、来自爱尔兰的传教士以及来自法兰克的传教士。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传入英格兰的基督教主要有两种不同的风格，分别为罗马风格和爱尔兰风格，它们各自影响着英格兰的东南部和北部地区。

罗马基督教再度传入英格兰，与教皇大格雷戈里（Gregory I）有直接关系。格雷戈里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本人十分仰慕隐修士，曾在罗马建立圣安德烈修道院，并在其中过严格的修士生活。据说有一天他在罗马城中的奴隶市场上见到几位长相俊秀的小男童正在被出售，经询问，他得知这些小男奴来自不列颠，而且是异教徒。当时格雷戈里心生感叹：“他们也有着天使一般的脸，适合于和天使们一道当天堂的继承人。”于是，格雷戈里萌生了向不列颠传教的念头。他曾面见罗马教皇，请求他向不列颠派出传教士，而且表示自己愿从事这项神圣的事业。但教皇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在出任教皇之后的596年，大格雷戈里向英格兰派出一个传教团，以奥古斯丁为首，由40名修士组成。据说这个使团曾因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和漫漫传教行程而动摇了信心，他们在旅途中停下来，推举奥古斯丁为代表，让他回罗马，请求教皇取消这次使命。但是教皇不改初衷，为坚定传教使团的信心，大格雷戈里写信鼓励那些修士：“鉴于与其在开始做某一事件后内心再反悔不做，不如在一开始时就不做，因此我的爱子，你们必须完成你们业已在天主的帮助下开始承担起来的良善事业。”

与此同时，格雷戈里又写信给法兰克教会和世俗贵族，要求他们给予帮助。在教皇的鼓励下，修士们终于坚定了信心，重新踏上前往英格兰的传教之路。597年，传教团在肯特东面的萨尼特岛（Th）登陆，奥古斯丁派使者与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ht,560-616年在位）见面，埃塞尔伯特接见了奥古斯丁一行，并为他们提供了生活必需品，还在他的都城坎特伯雷为这些传教士提供了一处住所，允许他们在他的王国自由传教；但是对于奥古斯丁的皈依请求，埃塞尔伯特并未贸然接受。

早在罗马传教使团到来之前，埃塞尔伯特就已经接触了基督教，因为他娶了法兰克人巴黎王查理伯特（Charibert）的女儿伯莎（Berth）为王后，伯莎是一名基督徒，当她嫁往肯特的时候，就有一位法兰克主教留德哈德（Liudhard）随行。埃塞尔伯特结婚时接受女方的条件，就是允许伯莎与她的主教留德哈德一起保持基督教信仰。不过，尽管埃塞尔伯特娶了一位基督徒妻子，但他并没有接受基督教，可能是为了避免对法兰克人的过度依附。

在奥古斯丁一行人的不懈努力下，部分肯特人接受洗礼，成了基督教徒。大约在601年或更早，埃塞尔伯特和他的一些臣属也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埃塞尔伯特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第一位基督教国王，他受洗后，听布道、受洗的肯特人越来越多，传教事业取得初步成功。除此之外，埃塞尔伯特还在伦敦城建造了圣保罗教堂，作为伦敦主教的座堂；在罗切斯特建造圣安德鲁教堂，作为罗切斯特主教的座堂。他还给两位主教赠送了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在埃塞尔伯特的帮助下，奥古斯丁重建了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座教堂，并修建了一座修道院以安置随他而来的修道士。罗马教会对肯特的皈依非常重视，601年，格雷戈里亲自写信给埃塞尔伯特国王，敦促他“不仅要在他的人民中间传播基督教信仰，还要在所有臣服于他的国王和人民中间传播基督教信仰”。

埃塞尔伯特的皈依推动了罗马教会的传教事业，“埃塞尔伯特是当时盎格鲁-撒克逊的霸主，这使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似乎更容易达到更高的目标”。他的皈依带动了臣服于他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的皈依，埃塞尔伯特对东盎格利亚有很大影响，该国国王雷德沃尔德是他的外甥，在埃塞尔伯特的说服下，一直拒绝放弃异教的雷德沃尔德皈依了基督教。接着，埃塞尔伯特又劝说另一个外甥——埃塞克斯王萨博特皈依了基督教。

随着基督徒数量的不断增加，奥古斯丁派使者前往罗马，请求教皇向英格兰派遣更多的传教士。601年，格雷戈里向英格兰派出另一批传教士，其中著名的人物有梅里图斯（Mellitus）、贾斯图斯（Justus）、保里努斯（Paulinus）等。同时，格雷戈里还给奥古斯丁送去了许多书籍、教堂装饰品以及礼拜仪式所需要的物品。格雷戈里任命奥古斯丁为“不列颠主教”，同时授予他任命主教的权力；授予奥古斯丁象征大主教权力的披肩，让他在举行弥撒仪式时穿戴，此举奠定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英国教会的特殊地位。604年，奥古斯丁大主教任命梅里图斯为伦敦主教，贾斯图斯为罗切斯特主教，在英格兰初步建立起教区制。是年，奥古斯丁辞世，由劳伦斯（Laurence）继任大主教。在奥古斯丁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罗马基督教在英格兰初步站稳了脚跟。

但罗马使团在英格兰的传教充满了曲折，616年，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去世，使英格兰的传教事业遭受巨大损失。埃塞尔伯特的儿子伊德鲍尔德（Eadbald,616-640年在位）继任国王后，摒弃基督教信仰，回归异教，他甚至娶自己的继母为妻，这在基督教眼里是乱伦的行为。实际上，在肯特王国，坚持异教的人一直很多，“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去放弃传统信仰”，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7世纪中期。

相似的事也发生在埃塞克斯和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国王萨博特之死也给传教带来巨大的损失。萨博特死后，他的几个儿子重新崇拜异教偶像，并允许东撒克逊人自由地进行偶像崇拜，并且把梅里图斯主教及其随从驱逐出去。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虽然在肯特王埃塞尔伯特的影响下接受基督教，但信仰并不坚定，不能算是真正的基督徒。雷德沃尔德死后，其子厄普沃尔德（Eorpwold）继位，他也崇拜异教神。在这一时期，伦敦主教梅里图斯、罗切斯特主教贾斯图斯等人曾被迫逃往法兰克，罗马教会在英格兰的传教遭受重大损失。有学者认为：“这种反复，是基督教会与盎格鲁-撒克逊异教贵族对封建政治经济权利之争。”

在梅里图斯、贾斯图斯等人逃亡法兰克时，大主教劳伦斯依然留在英格兰，在他的努力下，肯特王伊德鲍尔德放弃异教偶像崇拜，与异教妻子离了婚，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此后，伊德鲍尔德积极推动传教事业，他派人去法兰克召回梅里图斯和贾斯图斯，让他们回到各自的教区自由传教。

诺森伯里亚皈依基督教，与肯特国王伊德鲍尔德分不开。625年，诺森伯里亚王埃德温向肯特国王伊德鲍尔德的妹妹埃塞尔伯赫（Ethelburh）求婚，遭肯特王拒绝，理由是“一位基督徒女子不能跟异教徒结婚，否则天主的信仰和圣事就会因结交这样一个丝毫不懂得敬拜真正天主的国王而受到亵渎。”埃德温遂表示：尊重埃塞尔伯赫的信仰，允许其按基督教方式生活。肯特人于是应允这桩婚事，埃塞尔伯赫嫁往诺森伯里亚。传教士保里努斯被任命为主教，随埃塞尔伯赫前往诺森伯里亚，罗马风格的基督教通过肯特传入诺森伯里亚。时任教皇波尼法斯五世（BonifaceⅤ)也给埃德温写信，督促他放弃异教信仰，做一个基督教国王：“你应该知道伊德鲍尔德土地上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你距离那片土地很近”。同时，教皇也写信给埃塞尔伯赫王后，劝她一定要不停努力，争取让埃德温也和她一样成为基督徒。627年复活节，经贤人会议商讨后，埃德温在约克受洗；接着他的亲属、大臣等也接受了洗礼。埃德温国王下令摧毁原来的偶像和祭坛，并在约克建造了一座石头教堂。

埃德温国王积极推动传教事业，他劝说东盎格利亚王厄普沃尔德放弃异教，回归基督教。但传教事业在东盎格利亚并未持续太久，就再次遭遇挫折。627-628年，东盎格利亚异教势力反攻，厄普沃尔德被信奉异教的里克伯特（Ricbert,627-630年在位）杀害，里克伯特统治东盎格利亚达三年之久。630年，厄普沃尔德的弟弟西格伯特（Sigeberht,630—?年在位）登上了王位，西格伯特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教会的热心庇护人，比德曾赞誉说：“西格伯特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可以说是基督教最虔诚的教徒，学问最渊博。”在其统治晚期，西格伯特曾将东盎格利亚交由其族人埃格里克（Ecgric）统治，而他则完全退出政治生活，到他自己捐建的修道院做修士。7世纪40年代，东盎格利亚与麦西亚为争夺对东米德兰人的控制权爆发战争，麦西亚王彭达率军入侵东盎格利亚，国难当头之时，西格伯特从修道院还俗，率领东盎格利亚士兵对抗麦西亚人，最后他与埃格里克都殒命沙场。

基督教在诺森伯里亚的传播更为曲折。633年，埃德温在对抗不列颠王卡德瓦隆和麦西亚王彭达的联合进攻时丧生；埃德温死后，贝尼西亚和德伊勒彼此分治，诺森伯里亚一分为二，奥斯里克（Osric）统治德伊勒，恩弗里斯（Eanfrith）统治贝尼西亚，两王皆背弃基督信仰，诺森伯里亚回归异教。至奥斯瓦尔德统治时期，诺森伯里亚才重新回归基督教信仰。

最早到威塞克斯传播基督教的是比林纳斯主教（Birnius），他是受教皇派遣前往不列颠的。比林纳斯最先来到当时还被称为“格维莎斯人”的西撒克逊人中间，然后决定留在此地传教。经过比林纳斯主教的努力，635年，威塞克斯国王基内吉尔斯（egils,611-642年在位）接受了基督教。据《英吉利教会史》记载：在基内吉尔斯受洗的时候，他的盟友诺森伯里亚王奥斯瓦尔德亲临见证，奥斯瓦尔德还做了他的教父。基内吉尔斯领洗后，将多尔切斯特城赠予比林纳斯主教，比林纳斯在那里建造了几座教堂，继续推进他的事业。比林纳斯之后，赫迪（Hedde）接任主教，在威塞克斯继续传教。基督教在威塞克斯的传播也经历过反复。基内吉尔斯的儿子森瓦尔（waih,642-673年在位）继位后，拒绝接受洗礼，西撒克逊人背弃基督教信仰。后来，因为麦西亚王彭达入侵威塞克斯，森瓦尔被逐，避难于东盎格利亚安纳王的王廷，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流亡生涯。在东盎格利亚安纳王的影响下，森瓦尔皈依了基督教。在森瓦尔复国夺回王位后，先后有阿吉尔伯特（Agilbert）主教、威尼（Wine）主教、洛西尔（Leu there）主教在威塞克斯传教，其中以洛西尔最著名。

自奥古斯丁使团到达不列颠至7世纪40年代，来自罗马的传教士已先后使盎格鲁-撒克逊的肯特、埃塞克斯、诺森伯里亚的德伊勒王国、东盎格利亚和威塞克斯皈依基督教。但罗马基督教在英格兰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肯特及其周边地区，而且，其间还几经反复。至于诺森伯里亚的贝尼西亚、麦西亚和埃塞克斯，这些地方的的基督教传教则是由爱尔兰教士完成的。

相对于罗马传教的艰辛和曲折，爱尔兰的传教更加成功。5世纪中期，不列颠人圣帕特里克（St.Patrick）将基督教传入爱尔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大部分爱尔兰人都接受了基督教。与欧洲大陆基督教的组织形式不同，爱尔兰基督教以修道院为主，修道院管理本地区的宗教事务，修道院院长是各地的管理者，掌握教会司法权；主教和修士一样在修道院生活，处于修道院长的管辖之下，而没有正式的主教辖区。此外，同其他地区的传教士相比，爱尔兰修士们更注重神秘的精神和苦修。

565年，爱尔兰传教士柯伦巴（ba）向苏格兰地区的皮克特人传教，让他们皈依了基督教。柯伦巴在艾奥纳岛（Isle of Inoa）建造修道院，以后，柯伦巴的门徒们又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建造了许多修道院，这些修道院都隶属于艾奥纳岛修道院，奉行爱尔兰教会传统。以这些修道院为基础，爱尔兰基督教在诺森伯里亚、东撒克逊、麦西亚等地逐渐传播，扩大影响。

奥斯瓦尔德统治时期，爱尔兰基督教传入诺森伯里亚。诺森伯里亚王埃德温统治时期，为清除王位竞争者，他将贝尼西亚的王子奥斯瓦尔德以及一些年轻的贵族流放到苏格兰西南的一个小王国。这些被流放的贵族与当地的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生活在一起，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爱尔兰基督教。633年，埃德温被刺身亡，他的死为爱尔兰基督教进入英格兰提供了契机。埃德温死后，诺森伯里亚陷入内乱，奥斯瓦尔德与那些被流放的贵族一起从苏格兰返回诺森伯里亚；634年，奥斯瓦尔德夺取诺森伯里亚王位。

为加强其统治、并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奥斯瓦尔德向他流亡期间曾给予他庇护的艾奥纳岛上的修道院提出请求，希望他们向自己的王国派出一名主教。应其所请，艾奥纳岛修道院院长指派主教艾丹（Aidan）前往诺森伯里亚。635年，艾丹到达诺森伯里亚，奥斯瓦尔德热情地接待了他。奥斯瓦尔德将林第斯法恩岛送给艾丹，让他在此建修道院和教堂，这以后，林第斯法恩就成了英格兰北部基督教的中心地区。艾丹主教秉承爱尔兰传教士严肃、简朴的生活作风，他总是步行传教，而且还常常将自己所得到的捐赠和赏赐作为施舍来救助穷人。艾丹主教的亲民风格很受下层人的欢迎，为爱尔兰式基督教的传播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奥斯瓦尔德非常虔诚，他积极支持艾丹主教。据说艾丹主教不精通英语，所以当他用苏格兰语向大臣和亲兵传教时，经常由奥斯瓦尔德国王亲自担任翻译。因长期流放在苏格兰，奥斯瓦尔德熟练地掌握了苏格兰语。艾丹主教与奥斯瓦尔德一直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在奥斯瓦尔德的支持下，艾丹的传教事业进展顺利。艾丹主教还任命一位诺森伯里亚王室女成员希尔德（Hilde）为女修道院的院长，管理女修院事务。此后，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传教士被派往诺森伯里亚，奥斯瓦尔德慷慨资助，划出土地建造教堂和修道院。642年，奥斯瓦尔德被异教徒彭达所杀，他被比德称为“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有多处记载奥斯瓦尔德的死亡地点，其遗骸、坟墓，以及治愈病人的神迹。

艾丹在诺森伯里亚任主教达16年之久，经历了奥斯瓦尔德和奥斯维两位国王的统治，对基督教在英格兰北部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651年艾丹去世，葬于林第斯法恩修道院。他的继任者是菲南（Finane），与艾丹一样，菲南也来自艾奥纳岛修道院。

在爱尔兰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及诺森伯里亚的影响下，麦西亚也接受了基督教。653年，麦西亚国王彭达之子——中盎格利亚王皮达向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维的女儿求婚，奥斯维表示不能将女儿嫁给异教徒，于是皮达接受基督教。菲南主教为皮达及其随从施洗礼，回国时，皮达携切德（Cedd）、迪乌马（Diuma）等四位教士同行，为他的国人传教和施洗礼，中盎格利亚人也皈依了基督教。655年，麦西亚王彭达入侵诺森伯里亚，诺森伯里亚王奥斯维在温沃伊德地区击败彭达，皮达登麦西亚王位（655-657年在位），后来他和他的岳父奥斯维一起兴建了米茨汉姆斯特德修道院。基督教在麦西亚迅速传播，主教菲南命迪乌马为麦西亚主教。在彭达的另一个儿子伍尔夫希尔（Wulfhere,658-675年在位）统治时期，麦西亚成为基督教王国。麦西亚历史上也曾有一位虔诚的国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675-704年在位），他早年极其残暴，曾率军入侵肯特，肆意劫掠和践踏那里的教堂和修道院。但是在他皈依基督教后却变得极为虔诚，在统治麦西亚29年之后，埃塞尔雷德在巴德尼修道院成为修士，后任院长，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即使是连年征战、雄霸四方的麦西亚王奥法对教会也表现出极大的虔敬，他将土地馈赠给修道院，还将自己财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自己也曾到罗马朝圣。根据大卫·休谟的《英国史》，奥法还是彼得捐的始创者：“为了逢迎教廷，奥法发愿向罗马年年进贡，向国人增加赋税，凡年收入超过三十便士的业主，计屋加赋一便士。此后，该税遍及整个英格兰，名叫彼得捐。”

埃塞克斯也在诺森伯里亚王奥斯维的影响下重新回归基督教。6世纪初，埃塞克斯曾接受罗马基督教，但后来又背弃信仰，回归异教。653年，也是在奥斯维的阿特沃尔庄园，菲南主教为埃塞克斯王“至善者”西格伯特（Sanctus Sigeberht）及其随从施行洗礼。西格伯特皈依基督教后，菲南将原先派往中盎格利亚的神父切德召回，在诺森伯里亚为其举行主教授职仪式，之后将他派往埃塞克斯任主教。切德来到埃塞克斯后四处奔走，积极传教，许多当地人皈依了基督教。此外，切德主教还在埃塞克斯建造了许多教堂，任命教士和助祭，完善基督教的组织制度。

在爱尔兰传教士的影响下，诺森伯里亚的贝尼西亚、麦西亚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埃塞克斯重新回到基督教怀抱。不过，他们的基督教是与罗马传统截然相异的爱尔兰风格的基督教。

将罗马风格基督教传至英格兰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力量，即法兰克人的传教士。法兰克传教士在更早的时间上进入英格兰，上文曾提到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娶法兰克王的女儿伯莎为妻，当伯莎出嫁时，法兰克主教留德哈德伴随其前往肯特，所以法兰克传教士来到英格兰的时间，应该早于奥古斯丁传教团。但肯特王埃塞尔伯特并没有从法兰克传教士那里接受基督教，奥古斯丁到来后，埃塞尔伯特才接受洗礼，成为第一个受洗入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显然，埃塞尔伯特不愿意从法兰克人那里接受基督教，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对法兰克教会和法兰克人的依附。

当罗马传教士在英格兰传播基督教时，法兰克传教士也加入其中，不过必须得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许可，并处于大主教的有效管辖之下。

最早到英格兰传教的法兰克传教士是勃艮第人，名叫菲利克斯（Felix），他来到英格兰后，即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派往东盎格利亚，在该地任主教达17年之久。比林纳斯是另一位著名的法兰克修士，他在热那亚被授予主教之职，曾当教皇之面承诺：一定要把“神圣信仰的种子撒在先前的导师从未去过的遥远的英吉利地区”。比林纳斯主要在威塞克斯王国进行传教，他与当地的王族和上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深受威塞克斯王的欢迎。635年，比林纳斯主教为威塞克斯王基内吉尔斯施洗，基内吉尔斯将多尔切斯特赐给比林纳斯主教，作为主教堂所在地。此外，著名的法兰克传教士还有阿吉尔伯特、威尼等，他们都对基督教在英格兰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在惠特比宗教会议之前，担任西撒克逊主教的大多是法兰克人，法兰克传教士的活动，极大地增强了罗马教会的影响力。

至664年惠特比宗教会议召开前，基督教在英格兰的传播已经相当广泛，除苏塞克斯和怀特岛外，几乎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都接受了基督教。但是，英格兰基督教呈现出两种风格，一是罗马基督教，主要影响肯特、东盎格利亚和西撒克逊。另一种是爱尔兰基督教，主要影响诺森伯里亚、东撒克逊和麦西亚地区。这两种基督教虽然同奉一个耶稣，但是在许多方面又各自不同。在组织形式上，罗马教会以主教及主教辖区为核心；爱尔兰教会则以修道院及修道院院长为核心。在风格上，罗马教会强调纪律，拥有财富和权势；爱尔兰教会则注重神秘的精神，反对纪律约束，主张严格的苦修禁欲生活。在修士外表方面，罗马僧侣将头发剪成一个圆环；爱尔兰僧侣则将头发剪成从左耳到右耳的一条宽带。两种风格的基督教不断发生碰撞，矛盾逐渐增多，“他们不再携手劝化撒克逊偶像崇拜者，反而彼此以异教徒相待”。

在所有的分歧中，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复活节的计算问题上：罗马的复活节是阴历十四日以后的第一个礼拜日，在十五至二十一日之间，以19年为一个周期；爱尔兰的复活节是阴历十四以后的第一天，在阴历十四至二十日之间，以84年为一个周期。早在664年前，诺森伯里亚就出现了一场有关复活节的争论：代表罗马的罗南（Rnona）主教与代表爱尔兰的菲南主教就如何信守复活节发生争执，罗南主张按罗马人的传统信守复活节，菲南则坚持按爱尔兰人的传统信守复活节。

诺森伯里亚是由贝尼西亚和德伊勒两个王国合并而成的，德伊勒信奉罗马基督教，按照罗马传统信守复活节；贝尼西亚信奉爱尔兰基督教，按照爱尔兰传统信守复活节。因此在诺森伯里亚，复活节之争不仅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还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诺森伯里亚的统一，更关系到奥斯维的霸主地位。奥斯维和他的儿子埃格弗里斯（Egfrith,670-685年在位）分别治理贝尼西亚和德伊勒，奥斯维早年曾流亡苏格兰，得到艾奥纳岛修道院中爱尔兰传教士的庇护，他信奉爱尔兰式的基督教，认为爱尔兰的传统完美无缺；埃格弗里斯则信奉罗马式的基督教，坚持按罗马传统行事。当时的诺森伯里亚王国存在一年守两次复活节的状况：当信奉爱尔兰基督教的信徒停止守斋、开始庆祝主的复活节时，信奉罗马式基督教的信徒却仍然在守斋、守棕枝主日。信仰的对立不仅给奥斯维国王的统治造成困扰，而且也给诺森伯里亚人带来不安，人们“唯恐自己现在或以前徒然奔跑，空有基督教徒的虚名”，因此复活节问题成了一个现实和紧迫的问题。

664年，为解决诺森伯里亚王国内部的宗教和政治问题，教俗两界人士在惠特比修道院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复活节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奥斯维王和他的儿子埃格弗里斯王，以科尔曼（an）主教为首的爱尔兰教士代表和以阿吉尔伯特主教为首的罗马教士代表。奥斯维国王主持会议，他呼吁与会者讨论出大家都能遵守的正确传统，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爱尔兰派和罗马派围绕复活节问题，阐明各自的主张，进行激烈的辩论。罗马的威尔弗里德主教陈述了罗马教会的立场，他将罗马传统追溯到使徒彼得，称上帝将天国之城的钥匙交给了彼得，而彼得开创了罗马教会；罗马又是彼得和保罗生活、传教、殉道和埋葬的地方，因此整个世界都应恪守罗马教会确定的日期。

科尔曼则指出爱尔兰传统遵循圣约翰和圣帕特里克的传统，也有它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于是，奥斯维国王的态度就具有决定的意义了，他选择了罗马基督教，因为“他看到罗马教会体系的权威和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出于维护诺森伯里亚王国统一和国王自身神圣性的需要，他只能选择具有更大权威性、更严格组织结构的罗马基督教。诺森伯里亚贵族们也都随之改变传统，惠特比宗教会议以罗马派的胜利而告终。惠特比宗教会议之后，以科尔曼为首的部分爱尔兰教士离开了诺森伯里亚，返回苏格兰；而诺森伯里亚人则按罗马人的方式一统庆祝复活节。奥斯维的选择很快就得到回报，在惠特比宗教会议结束后不久，罗马教皇写信给奥斯维，高度赞扬他遵从罗马的决定，并以“撒克逊人之王”来称呼他。

惠特比宗教会议在英格兰教会史上十分重要，它“使英格兰避免了因南北基督教教会传统的不同而分裂的可能性，宗教的统一为以后几个世纪中英格兰走向政治统一创造了条件”。惠特比宗教会议之后，英格兰在整体上接受大陆的基督教文化，成为“世界性基督教大家庭”的一个部分。有学者认为惠特比宗教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现在英格兰各王国的教会可以在一个大主教之下联合起来成为一支团结的力量了”。屈勒味林指出：“种族的统一、君权及封建权的增长，秩序井然的行政、立法、及税收，属土政治的荣盛而部落政治的衰退：凡此种种多少俱得力于统一的教权。”

惠特比会议解决了英格兰教会的统一问题，但新生的英格兰教会内部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教会的组织结构不完善，教士匮乏，教职人员授职制度不规范，这些问题长期存在，直到西奥多大主教（Theodore,668-690年）任职期间才得到改善。

西奥多大主教出生于东地中海沿岸的塔尔苏斯，他博学多才，通晓圣经和世俗学问，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是第一位为整个英吉利教会所承认和服从的大主教”。惠特比宗教会议后，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维和肯特国王埃格伯特曾吁请罗马教廷任命威格哈德（Wigheard）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威格哈德赴任前染病身亡。668年，教皇任命西奥多为坎特伯雷大主教，669年他赴英格兰上任。西奥多对英格兰教会的突出贡献是完善了教会的组织结构。在他到达英格兰之时，英格兰教会问题很多，首先，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匮乏，当时英格兰只有三名主教，很多王国的主教职位空缺多年。其次，世俗的国王经常任命主教，如西撒克逊主教威尼就是由威塞克斯王任命的。最后，英格兰还存在买卖主教职位的现象，比如威尼主教被威塞克斯王驱逐出境后，又花钱从麦西亚王伍尔夫希尔那里买到了伦敦主教的职位。

针对这些问题，西奥多着手完善主教授职制度，其主要措施如下：一、对于那些授职虽不规范，但适合其职位的主教予以留任，但重新为其举行主教授职仪式，以示合法；二、对于那些不服从命令、不胜任职务的主教予以革职；三、任命新主教，以填补长期空缺的主教职位。在西奥多的努力下，英格兰地区形成由一个大主教区和五个主教区组成的统一的英格兰教会，即坎特伯雷大主教区、罗切斯特主教区、诺森伯里亚主教区、西撒克逊主教区、麦西亚主教区、肯特主教区，由此对英格兰教会实施有效的管理。

在解决了主教授职和主教匮乏问题后，西奥多开始完善英格兰教会的教区制。早期英格兰教会的主教辖区非常大，往往与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疆域基本一致，而且主教辖区亦随王国疆域的扩大而扩大。但主教辖区过大，不利于向居民传教，受交通和通信情况限制，一位主教很难在一年内巡视自己教区内的所有地方。另一方面，主教辖区经常变化还造成辖区界限模糊，引发主教之间的矛盾。最后，辖区过大使英格兰教会组织松散，不利于管理和控制。西奥多大主教采取措施，把原来过大的主教辖区分解为多个相对小的主教区，如他将东盎格利亚主教区分成两个主教区，分别任命一位主教来管理；将麦西亚主教区也分成两个主教区，诺森伯里亚主教区则拆分为三个。西奥多还按照盎格鲁-撒克逊人传统部落的界限设立新的主教区，这些调整使英格兰教会的组织结构更加完善了，同时也有利于基督教在英格兰地区的进一步传播。

673年，为规范主教行为和修道生活，西奥多在赫特福德主持召开主教会议，英格兰的所有主教都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制定了十条规则，其中有五条是规范主教的行为，如第二条规则规定：“任何一个主教都不得干涉另一个主教辖区的事务，每位主教只能满足于对自己教区里的人履行职责。”第八条规则禁止“任何主教将自己置于其他主教之上，每个主教都要承认自己接受圣职的时间和顺序”。

除了对主教的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做规定之外，该宗教会议还明确了主教对本教区神职人员的管理权限，主要是针对教士在不同主教区随意迁移的现象而制定的，如第五条规则这样规定：“凡离开自己的主教的教士如果没有自己主教的介绍信，任何人都不得接纳；凡已受接纳的教士如果被召回时拒绝回去，那么接纳者和被接纳者都将受到惩罚。”第六条规则也强调了主教对其他神职人员的权力，如“没有辖区主教的允许，行使神父的任何职权都是非法的”。赫特福德主教会议还制定了有关修道院的规定，如针对教区主教侵犯修道院财产的问题，会议为保护修道院的合法权利做出如下规定：“主教干扰修道院，或从修道院中强行拿走任何东西皆属非法。”该会议还加强了修道院院长对本修道院修士的管理权：“未经修道院院长的允许，任何修士不得随意从一座修道院转移到另一座修道院。”

最后，此次会议还将主教会议制度化，规定每年都要举行这种宗教会议，以解决宗教问题。“通过这些方式，年轻的英格兰教会在7世纪的晚期，建立了一个比法兰克王国或伦巴德王国更加有效率和组织更加严密的教阶制度。”

西奥多的改革增强了英格兰教会的实力，主教不仅拥有稳定的教区，而且权力也更加清晰，各个教区的主教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任命，坎特伯雷大主教每年召开全英格兰的宗教会议，以此加强自身的权威。如果说惠特比宗教会议是使英格兰教会在法理上成为统一的教会，那么西奥多的所作所为就使它在组织上真正成为统一的教会。

西奥多时期，英格兰教会开始介入世俗政治。679年，西奥多利用大主教的权威平息了诺森伯里亚和麦西亚王国之间的冲突。当时诺森伯里亚与麦西亚发生战争，麦西亚王埃塞尔雷德杀死了诺森伯里亚王埃格弗里斯（Egfrith,670-685年在位）的兄弟埃尔夫温（Elfwine），战争即将升级。西奥多出面调停，埃塞尔雷德向埃格弗里斯支付一笔偿命金，埃格弗里斯放弃了复仇企图，即将发生的大战终得平息，这件事彰显了教会在英格兰的影响力。

西奥多推进了英格兰的传播事业，在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期间，苏塞克斯和怀特岛接受了基督教。678-686年间，威尔弗里德主教辗转来到当时还信仰异教的苏塞克斯，向那里的人传教，苏塞克斯成为基督教王国。苏塞克斯王埃塞尔沃尔奇还把87海德的土地赠给威尔弗里德主教，供他建立修道院。686年，西撒克逊国王卡德瓦拉征服怀特岛，他把1/4的土地和战利品送给威尔弗里德主教，怀特岛也接受了基督教。至此，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大体上完成了地域上的基督教化。

西奥多时期是英格兰教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西奥多所建立的英格兰教会体制以及他在宗教领域实施的各项措施，对英格兰教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7世纪晚期英格兰教会的掌舵人”。

邓斯坦（Dunstan,960-988）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时期是英国教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在教俗权威的共同推动下，英格兰兴起了修道院制度改革运动，摒弃了修道院颓废奢靡之风，提升了教会的权威，复兴了英国的道德生活。邓斯坦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隐修士，被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早期圣人之一，他曾担任过格拉斯顿伯里（Gstonbury）修道院院长、伍斯特（Worcester）主教，伦敦主教等教职。在埃德雷德（Eadred,946-955年在位）、埃德加（Edgar,959-975年在位）、“殉难者”爱德华（Edward the Martyr,975-978年在位）统治时期，他还出任国库长、御前大臣等职。960年邓斯坦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他的推动下，英国兴起了修道院制度改革运动。

英国的修道院始建于奥古斯丁使团时期，使团在抵达英格兰不久后就创建了圣彼得和圣保罗修道院，随后在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伊利（Ely）以及英格兰的其他地方兴建修道院。7世纪后，爱尔兰风格的修道院也在诺森伯里亚、麦西亚、埃塞克斯等地建立起来，比较著名的有惠特比修道院、林第斯法恩修道院等。西奥多大主教时期，英格兰修道院得到发展，673年的赫特福德主教会议将罗马修道生活与爱尔兰修道生活相结合，确立了盎格鲁-撒克逊的修道制度。与基督教的传入一样，修道院的建立使英格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进入修道院的不仅有国王、贵族，还有教士和农民，修士在这里过着隐世沉思的生活，将全身心敬奉给上帝。除此之外，修道院还是英格兰的教育中心、学术中心和主教的培训中心，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学校、图书馆以及诺森伯里亚的学术和艺术繁荣都是在修道院里生根发芽的。维京人入侵期间，教会和修道院受到很大破坏，诺森伯里亚、麦西亚等地的修道院遭劫掠焚毁，学术、艺术随之陨落。与那些修道院一同被摧毁的还有英格兰的修道方式，在维京人入侵期间，英格兰早期简朴严谨的修道生活逐渐松懈，世俗化的生活方式逐渐盛行，修士们娶妻生子，享受世俗的乐趣；修道院长和修士中饱私囊，侵吞修道院财产，这类现象也时有发生。阿尔弗雷德大帝曾试图恢复严格的修道院生活，但未能成功。

10世纪的修道院改革运动是在克吕尼（y）修道院的影响下发生的。910年，法国一位公爵威廉在克吕尼建造了一座大修道院，与其他修道院不同，这座修道院不再强调苦修和劳动，而是注重宗教活动；强制教士独身，禁止买卖教职；反对教会世俗化，抵制世俗贵族对教会的控制。在最初几位院长的领导下，克吕尼修道院因严格的禁欲主义而著称，一时成为欧洲各地效仿的典范。为改变英国的宗教生活，尤其是修道院的颓废之风，邓斯坦决定以克吕尼改革为榜样，在英国推行修道院改革。在威塞克斯国王埃德加的支持下，大主教邓斯坦、温切斯特主教埃塞尔沃尔德（Ethelwold）、伍斯特主教——后来的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进行了修道院改革。

英国的修道院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重建修道院的宗教生活模式，二是修复与新建修道院。964年复活节，埃德加国王、邓斯坦等人在温切斯特召开有关修道院改革的专门会议，会上制定了有关修道院生活方式的《教规》（Reguris cordia).《教规》规定：各修道院都要选举一名监督员，从本院修士中产生，其职责是规范监督修士们的生活；修道院的财产受到保护，不可被侵夺和转化为私产；教士不仅要向教区居民传播信仰，还要教授其技艺；教士要为国王、王室乃至整个王国的利益而祈祷。英国修道院改革运动最先在温切斯特教区展开，修道院、教堂中不胜任的修士、神父被驱逐，不胜任的修道院长被撤换；其他的教区和修道院也循其道而行。改革运动在英格兰不断推广，甚至影响到当时的丹法区。至970年，各种传统被编进一部《教规》，《教规》成为所有英格兰修道院必须遵守的规则。修道院改革运动促成了英国宗教生活的复兴，改变了修道院生活的颓废之风，提高了教会的地位，也为英格兰教会准备了主教。至11世纪，英格兰的主教大部分是僧侣，主教和修道院长在贤人会议中与世俗贵族商谈事务，重要的教会人士跻身于盎格鲁-撒克逊末期国王最重要的谋臣之列。

埃德加大力支持修道院改革，他下令贵族要捐钱建造修道院。至10世纪结束时，在格拉斯顿伯里（Gstonbury）、阿宾登（Abingdon）等修道院的带动下，在英格兰修建和重建的修道院有将近50座。由于国王和贵族拿出土地捐献给教会，结果教会得到了英格兰已开垦土地的大约1/3.“此后数世纪的关于宗教的思想及习惯完全萌育于寺院中，而寺院亦占封建英国的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同时，修道院的重建和修道院生活方式的复兴也意味着学术的复兴，10世纪下半叶到11世纪初，英语方言和拉丁文学作品繁荣，著名的修道院长埃尔弗里克（Elfric）和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后期的著名学者。

埃德加国王也从教会方面得到回报，他在位期间，英格兰各地逐渐承认了威塞克斯国王的权威。973年，作为第一位全英格兰的国王，埃德加在巴思接受加冕，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和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出席，邓斯坦主持了整个仪式。国王身着王袍、头戴王冠，在两名主教的引领下走入教堂。此时，赞美诗唱起来，国王从头上摘下王冠，拜倒在祭坛前。赞美诗结束后主教们将国王从地上扶起，国王立加冕誓言：他要保证整个王国都奉行真正的和平，禁止抢劫和其他犯罪行为；他将公正而仁慈地对待一切判决。接着，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施行涂油礼，大主教把戒指戴到国王的手上，为其配剑，并为其戴王冠。伴随着弥撒曲，国王在邓斯坦和奥斯瓦尔德的陪伴下登上王位。“经过涂油礼，国王成为由神指定、人民受其约束的基督教国王，负有栽培、教育、保卫和指导教会的职责。”埃德加以后，“殉难者”爱德华和“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登位时，也是由邓斯坦出席他们的加冕典礼的。邓斯坦于988年5月19日去世。

丹法区（Danew）的维京人最终也皈依了基督教，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维京人入侵前，基督教已经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有所渗透，据记载，早在8世纪初就有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到过丹麦；9世纪时，一位名为安斯加尔（Ansgar）的日耳曼传教士也到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进行传教，有些当地人还在他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但这些只是特例，维京人基本上都是异教徒，他们来到英格兰之后，对已经接受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其中有三个王国被毁灭，无数教堂遭劫掠，各主教区也分崩离析。

在抵抗维京人的过程中，英格兰教会和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经常借助战争、外交、联姻等手段促成维京人皈依基督教。878年，阿尔弗雷德和古思伦（Guthrum）签订了《韦德莫尔条约》，其中规定丹麦首领古思伦要接受基督教洗礼；古思伦依约行事，尊阿尔弗雷德为教父，还接受了英国名字埃塞尔斯坦（Athelstan）。926年，统治诺森伯里亚的维京人首领西特里克（Sihtric）也皈依了基督教。994年，英格兰人和挪威国王奥拉夫议和，“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Ethelred the Unready）听从“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吉里克（Sigeric）和温切斯特主教阿尔夫赫（Ehtleha）的建议，认奥拉夫为教子，促成奥拉夫皈依基督教。

维京人皈依基督教，也得益于一些传教士及教会组织的不懈努力，教士科恩瓦尔德（Koenwald）是促使维京人皈依基督教的著名人物。在维京人占领东盎格利亚并肆意劫掠的时候，科恩瓦尔德就在那建立了一个传教点，向信仰异教的人传播福音，终使荷宁森（Hsen）附近的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893年，维京人首领哈斯泰因（Hastein）的妻子和儿子也皈依了基督教。对此，有西方学者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皈依基督教是在丹法区内完成的，并且是通过该地区教士的努力而完成的。”有些维京人不仅成为基督徒，而且成为传教士，丹麦人古思雷德（Guthred）就是一位代表性人物。古思雷德曾是一名奴隶，后来在丹法区成为主教，895年，他被葬于约克的教堂墓地。丹麦人奥达（Oda）的影响更大，他最初随丹麦海盗来到英格兰，909年他成为兰斯伯里（Ransbury）的主教，941-948年还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英国的修道院改革运动也推动了丹法区的基督教化。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广泛推行修道院制度后，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还将它推广到丹法区；同时，修道院改革运动还引发了对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教活动。

最后，丹法区内盎格鲁-撒克逊人与维京人日常的交往和交流是推动丹法区基督教化更为广泛的力量。尽管维京人在丹法区占据优势地位，但他们毕竟人数较少，当信仰异教的丹麦人与信仰基督教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交往和交流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丹法区的维京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宗教信仰上逐渐合流。

如果说9世纪70-80年代，英格兰多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好战的异教信仰者，那么到9世纪的最后10年，越来越多的维京人已经接受基督教了。该时期定居在约克和东盎格利亚的丹麦人所使用的货币上的基督教纹饰，可以反映维京人信仰上的变化；从10世纪早期丹法区残留下来的许多没有日期的硬币上，也能发现基督教主题的铭文。通过当时的墓葬，我们也能对丹法区的基督教化管窥一斑：“至10世纪中叶，英格兰的教堂墓地里到处都有受过洗礼的丹麦人的坟墓，上面竖着十字纪念碑。”

基督教化促进了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奠定了英格兰统一的基础。在诺曼征服前，不列颠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共同生活在不列颠，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基督教的传入，不仅为这些源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确立了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在此基础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诸民族日渐融合为具有共同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语言表达的整体。基督教的传入促成了英格兰诸民族在宗教上的合流与统一：盎格鲁-撒克逊诸王曾为土地而争霸，但英格兰的统一在他们靠武力征伐最终完成之前，已经在观念上完成了。教皇格雷戈里一直视英格兰为一个整体，奥古斯丁到达英格兰后，被授予“不列颠主教”之职。奥古斯丁以及后来的西奥多、邓斯坦等人通过传教、建立教会等活动，将这种统一的观念散布于全英格兰，单一王国的观念由此而孕育生成。也许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霍莱斯特评论道：“格雷戈里虽从未踏足英格兰，但却是早期英国历史的核心人物之一。”

惠特比宗教会议后，英格兰各王国分散的教会在一个大主教统管之下，逐渐联合成一支统一的力量，而宗教的统一促进了政治的统一。当盎格鲁-撒克逊各国霸主仍在相互征伐之时，英格兰人就已经“在宗教和语言方面意识到了他们种群的统一”，因此，先有宗教的统一，然后才有政治的统一。按历史学家的说法：“早在8世纪上半叶，即统一的英格兰杳无踪影之际，比德就已经看到基督教的作用，看到他的同胞在统一英格兰教会中所分担的共同命运，有着共同的组织，为此，比德设想出一个‘英吉利民族’的术语，从而写下了命名为《英吉利民族的教会史》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