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西北望，射天狼（1/1）

——宋夏纪实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上阙写出猎，下阙写请战。整篇场面热烈，音节嘹亮，兼之情豪志壮，顾盼自雄。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天狼星主侵掠。词中的“天狼”即指宋朝西北方的夏（Tanghut）政权，宋朝称其为“西夏”，以区分于商朝以前的夏。当时西北边事空前紧张，熙宁三年（1070年），西夏集中全国十五到七十五岁的全部男子，倾全国之力，大举进攻宋朝环庆路。“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是指宋与西夏的战事。

本章实质讲述的是宋与西夏的对峙与冲突。要谈西夏，就先要谈北宋与辽国。宋太宗赵光义发动的北伐辽国，可以看作宋辽战争史上的分水岭。此后，宋由主动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辽则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直至宋真宗时期的澶渊之盟，宋辽进入了和平时期。在北方的女真族兴起之前，辽国一直是宋邻接政权中最强大的国家，但由始至终，并未给北宋造成大的威胁，一方面是因为自萧燕燕死后，辽国逐渐走向了衰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澶渊之盟”，根据和约规定，宋每年要给辽赠纳绢二十万，银十万两，这对改善辽国的经济状况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澶渊之盟对宋朝虽然是一个屈辱性的合约，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却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其保持了宋辽两国长达百年的平衡和稳定。澶渊之盟后，北宋边境晏然无事，直到西夏党项的崛起，边境和平的局面才再一次被打破。

西夏立国时，虽然天下局势复杂，众多政权林立，但举足轻重的无非是宋、辽、西夏以及后来崛起的金。在澶渊之盟以前，北宋与辽多次发生战争，女真崛起后，金大规模地侵辽，灭辽后又灭掉北宋，发动了对南宋长达一百一十年的战争。这些战争旷日持久，消亡了各方实力，为西夏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巩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实际上，宋朝历史上两次大名鼎鼎的“庆历新政”“熙宁变法”，表面上是希图国家强盛，但最主要的动机却是要解决西夏的侵扰问题。

第一节 夹缝中崛起的李继迁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是中国人的头一个千禧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些不大也不小的事。只是这些事跟之前宋太祖开国平定天下，之后北宋灭于金、南宋灭于蒙古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很难引起人的注意。但这些事无不跟前后的局势有紧密而微妙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一年，是宋帝国的一个缩影。

正月，辽军大举南侵，到达瀛州（今河北河间）一带。宋将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率军抵御，布成方阵应敌。辽梁王耶律隆庆率精锐骑兵急攻，宋军阵势被冲乱，结果一败涂地。范廷召见势不妙，急忙向驻扎在附近的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康保裔领兵赶到瀛州西南裴村，与范廷召相约于次日共同夹攻辽军。

然而，就在当天半夜，怕死的范廷召悄悄率部逃走，而康保裔却毫不知情。第二天清晨，康保裔发现其部孤立无援，已经被辽军重重包围。康保裔立即披甲上马，大呼决战，率军奋力拼杀，终因兵尽矢穷而战死。辽军士气大涨，兵锋极锐，自德（今山东德州）、棣（今山东惠民）渡过黄河，大肆抢掠淄（今山东淄博南）、齐（今山东济南）一带，然后从容离去。

一向好脾气的宋真宗也被辽军的挑衅激怒了，立即派贝冀行营副部署王荣率五千骑兵追击辽军。王荣胆怯怕死，一连好几天都托故不肯出发，一直等到辽军过了黄河后，才装模作样地出师。这一次的瀛州之战，以宋军大败而告终，对四年后澶渊之盟的缔结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此时中原在位的皇帝是宋真宗赵恒，宋朝开国以来的第三位皇帝。

在这一个年头，令宋真宗烦恼不堪的大有人在，除了最强大的对手辽国太后萧燕燕外，还有党项人李继迁。

就在这年九月，宋朝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附近）知州、陇州刺史李守恩和陕西转运使、度支郎中陈纬押运数量巨大的粮草过瀚海（今宁夏灵武以南）的时候，被李继迁率军拦劫，李守恩、陈纬二人均力战而死，所运粮草全部为李继迁所夺。

在这之前，李继迁与宋时战时和，与辽也是时战时和，长期在宋朝与辽国之间周旋要挟。显然，这是一个懂得在夹缝中生存并趁机攫取最大利益的人。

这就是中国在第一个千禧年的状况与所处的境地。尽管这一年的九月，宋军的火药武器终于研制成功，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向宋真宗献上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但也掩饰不住宋朝在这一年呈现出的几分悲剧色彩。

李继迁（963—1004），党项族平夏部人，银州防御使李光俨之子。其祖先为拓跋氏，之所以姓李，是因为其祖先在唐朝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有意思的是，李继迁的出生地银州（今陕西榆林以南）无定河边一山寨（后称李继迁寨），也是后来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的出生地，二人是地地道道的“老乡”。据说李继迁生下来时就与众不同，“生而有齿”，幼年时便已经表现出非凡的果断勇敢，以“擅骑射，饶智数”闻名乡里。

李继迁出生时，宋朝已经立国，割据银、夏诸州的党项贵族审时度势，主动与宋朝建立联系，接受了宋朝册封。李继迁十一岁时率领十余骑上山打猎，实然出现了一只猛虎，他当机立断地命令从骑退入林中，自己爬到树上，引弓射中虎眼，虎不久死去，李继迁因此名声大振，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并得到族叔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后改名李克睿）的赏识，被授为管内都知蕃落使，正式当上了宋朝官员，吃上了宋朝的俸禄。

自宋朝建国，党项便是以盟友的身份出现，并曾经帮助宋朝攻击北汉。本来到这时候为止，党项人是坚定地站在宋朝一方的，然而，由于当时在位的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的不妥当处理，致使宋朝永久性地失去了西北的盟友。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党项人起兵反宋的起因，与契丹反唐有太多的类似之处。

李氏党项原是古羌族的一支，祖先原居住在黄河九曲之地，世代逐水草而居，过着怡然自得的游牧生活，“党项马”在当时非常有名。唐朝建国后，吐蕃松赞干布开始崛起，党项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迁徙到陕西北部横山一带的无定河流域。此后，党项人便一直生活在这里。

唐朝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黄巢农民军起义，唐僖宗逃到四川，号召各道节度使出兵勤王。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当时被唐朝封为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刺史，闻讯立即率军赶赴长安，援助唐军。在东渭桥一带与黄巢手下大将朱温（即后来的后梁太祖）、尚让交战时，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战死。这个拓跋思忠，便是李继迁的高祖。黄巢败亡后，为了表示对党项的感谢，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一族改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据有河套以南的静边（今宁夏银川市以南）、夏（今内蒙乌审旗以南）、银、绥（今陕西绥德）、宥（今陕西定边以东）五州之地，准予子孙世袭，并赐给铁券及朱书御札，以示意恩宠。对于阵亡的拓跋思忠，追赠为宥州刺史，任命思忠的儿子李仁颜为唐银州防御使。之后，一直是代代相传，并没有受到中原动荡局势的影响，如李仁颜之子李彝景任后晋银州防御使，李彝景之子李光俨任后周银州防御使。

党项拓跋部实力并不雄厚，不过是个相对自治的地方割据势力，活动范围仅仅局限在西北夏、银、绥、宥四州（静边州当时已经废除），在政治上则完全内附中原，称臣纳贡，有时候还会支援中原战事，因此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不错。

举例来说，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当时的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拓跋思恭直系后人）立即派人奉表入贺，为了讨好宋太祖，还避赵匡胤父赵弘殷的讳，主动改名李彝殷为李彝兴，宋太祖对此大为赞赏。

建隆三年（962年），李彝兴听说北汉常骚扰宋朝边境，宋朝需要战马备战，便主动向宋太祖献良马三百匹。宋太祖十分高兴，为了嘉奖李彝兴，命玉工制一玉带作为礼品回馈，并亲自打听李彝兴的腰围尺寸，问道：“汝帅腰围几何？”李彝兴的使者回答说：“彝兴腰腹甚大。”宋太祖说：“汝帅真福人也。”亲临现场指导玉工制带。带成后，派专使送给李彝兴，尺寸十分合适，李彝兴由此叹服。

李彝兴死后，宋太祖为了表示沉痛的哀悼，下令辍朝三日，赠李彝兴太师，追封夏王。李彝兴的儿子李光睿继承父业，成为新一任的定难军节度使。就在李光睿执政期间，北汉国主刘继元主动与李光睿联络，要求结盟，一起进攻宋朝，但为李光睿所拒绝。

可以说，在宋太祖一朝，宋与党项的关系相当良好。造成这种局面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因为宋太祖采取了相对实际的民族政策，即“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

具体地说，就是给这些“豪酋”们加官晋爵，让他们统管其领地，准予世代相沿袭。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在唐太宗李世民时就开始采用，五代相袭，宋太祖赵匡胤也加以沿用。正因为宋太祖处理妥当，因二党项“世笃忠贞，虽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

然而，到了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手里，民族政策开始急剧变化，正因为赵光义得位不正，急于借兵事立威，由此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为了避讳，主动改名为李克睿。李克睿死后，儿子李继筠继立为定难军节度使。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继筠病死，在位仅仅两年，本来应该传给儿子，但因为儿子年纪尚幼，便由弟弟李继捧继位。

这一年，刚好是赵光义北伐契丹失败。这个李继捧，辈份上是李继迁的族兄，党项局势的变化就是从他开始的。

定难军节度使是党项最高权力的象征，李继捧在党项族中名望不高，不过是因为兄长早逝，才得以继位，但内部不服他的大有人在。李继捧自己也有自知自明，所以惶惶不可终日。李继捧刚即位，银州刺史李克远与其弟李克顺首先发难，领兵袭击夏州。李继捧预先得到消息，设伏兵以待，李克远等果然中了埋伏，兵败而死，但党项族内部的矛盾因此而加重。

宋太宗赵光义听说党项内部矛盾重重后，便想到也许有机可乘。就是这位皇帝，在北伐辽国时被契丹人打得落花流水，追得屁滚尿流，皇帝本人的屁股上还挨了一箭。自那以后，皇帝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如何挽回面子。既然辽国不那么好对付，也许可以先对付党项，将夏银四州收回来，多少也可以洗刷一下三年前惨败的耻辱，这是赵光义一开始决定要干涉党项内部事务时的最初动机。

当赵光义正在密切注视银州变乱的发展时，李继捧的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主动出面干预，但他不是着手解决党项族内部矛盾，而是想借宋朝之手，解除李继捧夏州节度使的职务。他向赵光义上的表章中说：“继捧不当承袭，恐生变乱，请遣使偕至夏州，谕令入觐。”李克文入朝后，还向赵光义献出了唐僖宗赐给其祖先拓跋思恭的铁券及朱书御札，以表示他死心塌地地归顺宋朝。

李克文的表文正中赵光义下怀，于是，他一面派遣使臣持诏书命李继捧入朝，一面委派宋西京作坊使尹宪和李克文同去接替李继捧，同权知夏州。

李继捧接到诏书后，本来不愿入朝，但李克文与宋持诏使臣再三催逼。尤其宋使者表示宋朝皇帝为他解决矛盾，李继捧才能平庸，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竟然天真地相信了赵光义的话，希望就此能得到宋朝的支持。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亲自到开封觐见赵光义。这是一件足以让赵光义光彩的大事，自宋朝开国后，还没有哪个党项李氏首领到开封来参拜皇帝。

李继捧的真实想法，不过是借机向宋朝皇帝诉说党项家族内部的矛盾，得到宋朝廷的正式加封任命，加强自己位正形象，甚至得到宋朝的武力支持。为了试探赵光义的态度，李继捧还愚蠢地上表，提出情愿献出夏银四州八县，而他本人则愿意留在开封。李继捧自然不是真心献地，不过是以退为进之计。然而，羊入了虎口，难以如愿以偿。赵光义大喜过望，立即不客气地将夏银四州收入囊中，先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节度使已经成为名不符实的虚衔），然后委派曹光实为“夏银绥宥四州都巡简使”，立即奔赴夏银四州去接受地盘，并命令李继捧的同族都必须迁到京城开封居住。

之后，赵光义使者不断前往夏银四州，先后发遣党项李氏首领二百七十余人进京。

赵光义此举，无非是想乘人之危，一举消灭党项李氏的割据势力。此时，党项李氏割据夏银四州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在西北一带深孚众望，“西人以李氏素著恩德”，因而历代王朝都是抱以“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的态度，敬重有加，就连宋太祖赵匡胤也不例外。赵光义的做法不仅大大有失道义，而且相当令人寒心，因为之前党项一直对宋朝忠心耿耿，“世有战功”。

最重要的是，李继捧并非真心要献出夏银四州，他之后还暗中派人与李继迁联络便是最好的明证。赵光义轻率的落井下石，使得民族矛盾急剧激化，促成了党项族尽快摆脱宋朝的羁绊，为建立独立的民族政权而斗争的决心，从此点燃了宋朝与党项之间长达二百多年的烽火。

话题要转到李继迁身上了。本来，李继迁身为拓跋思忠后人，也应该在被宋朝使者带入开封的二百七十余人之内。但李继迁一开始就反对李继捧入宋朝，认为李氏居州列郡，独霸一方已经逾三百年，如果率领宗族尽入京师，生死将操于别人手中。当时宋朝使者已经到达银州，李继迁只能先求自保，于是谎称乳母病死，需要安葬在郊外，将兵器藏在灵柩之中，趁送葬的时候率领弟弟李继冲、汉人谋士张浦等数十名心腹逃脱宋军的监视，离开了银州。

当时李继迁才十九岁，年纪尚轻，在党项族人中也并非至关重要之人，职位仅仅是定难军管内都知蓍落使，因此宋朝使者也没有派人去追赶。只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条漏网之鱼，竟然是条胸怀大志的大鱼，从此宋朝西北边防岁无宁日。

李继迁一直逃到夏州东北三百里处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这里四面被沙碛地所围，但内中水草肥美，利于畜牧。李继迁在族人面前拿出了祖先拓跋思忠的画像，以此号召党乡人自立抗宋，并问族人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党项人均大为感动，一齐表示愿意归服。从此，李继迁以地斤泽为根据地，统一党项羌诸部，联辽抗宋，从而开始了他的旷日持久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的斗争。

宋初时，宋朝官吏对少数民族相当轻视苛刻，横征暴敛、虐待盘剥之事常有发生。北宋开国功臣王彦昇（参与“陈桥兵变”的重要将领，因善剑术外号“王剑儿”）为原州（今镇原）防御使兼缘边巡检时，经常派人抓来一些所谓“犯法”的党项人，让他们站在桌前，王彦昇一边喝酒，一边用手揪下党项人的耳朵生嚼，说是以此作为下酒菜。如此残暴之行为，令人发指，完全不把党项人当人看，自然引起党项族的极大愤慨，因而当李继迁站出来振臂一呼时，响应的党项族人极多。

光复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年轻的李继迁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当时党项各部族分散居住，不但缺乏统一的指挥，大多数人还处于观望的状态。为了笼络人心，李继迁不但用民族存亡来激励族人，还从经济上为党项诸部谋利。当时西北的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和灵州一带盛产白盐和青盐（因稍带青绿色而得名，质量在白盐之上），品质纯净，质量比宋朝的解盐（宋朝主要产盐地为解县）要好，因此宋朝陕西沿边居民均喜欢购买白盐和青盐。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宋朝廷下令“沿边粮斛不许过河西，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犯者不以多少，处斩”，其实就是所谓的“盐禁”，禁止边民买卖白盐青盐，意在从经济上制裁李继迁。

此项措施相当有成效，盐禁数月后，“西人大困，沿边熟户，无以资生”。李继迁和边境蕃部部落本来靠贩卖白盐青盐牟利，自然也因此断了财路，于是李继迁怂恿四十四蕃部率骑兵进攻寇环州石昌镇，想用武力迫使宋朝开禁。

宋环州知州程德元开始还召集士兵，武装反击，但不久就发现这些蕃部骑兵来无影、去无踪，严防死守根本无济于事。而西北边境各部族因为“盐禁”经济困难，各自有蠢蠢欲动之势。在此局面下，宋朝廷觉得犯不着出兵去逐一讨平各个部落，便不得不取消了“盐禁”。在这次“盐禁”斗争中，最终还是李继迁取得了胜利。

在初期，李继迁的实力仍然无法与宋朝对抗，只能对宋朝边境进行小规模的侵扰，有时也会派人向宋朝进贡马匹、骆驼，目的都是在试探宋朝的态度与虚实。雍熙元年（984年），李继迁轻取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俘获宋军万余人，取得了对宋作战的第一次胜利。

轻而易举的胜利令李继迁得意忘形，派部下四处抄掠。宋夏州知州尹宪和都巡检曹光实探得李继迁的老窝空虚后，立即率兵夜袭地斤泽。党项军猝不及防，一败涂地，被杀死五百多人，一千四百多个帐篷均被烧毁，李继迁与弟弟李继冲只身骑马逃走，李继迁母亲和妻子均为宋军俘虏，并被作为人质来胁迫李继迁投降。

李继迁一直逃到夏州以北的黄羊坪，如丧家之犬，几乎陷入绝境。但这一带的党项羌部落曾受李氏恩惠，大力接济李继迁。李继迁借机收罗残众，准备东山再起。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遭受宋朝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银州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遇曾因反抗宋朝的剥削压迫被镇压后逃往深山避匿，这时见李继迁重振旗鼓，也来献计助兵。李继迁还主动去向党项羌中的野利氏等豪族大姓求婚，结果如愿以偿。“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联姻成为李继迁扩大势力的重要手段，他由此而实力大增。此后，他招聚羌众，开始用武力讨伐那些不愿归附的小部落，逐渐走上了强盛之路。

羽翼渐丰后，李继迁攻占了麟州。此时，他派人送信给宋将曹光实，表示愿意投降。因为李继迁的母亲和妻子均在宋军手中，曹光实信以为真。而更好笑的是，已经五十五岁的曹光实为了夺得头功，不与其他部将商议，便自行率领百余骑出城受降。李继迁亲自率领十余骑来迎接曹光实，曹光实命李继迁等作前导，快到葭芦川的时候，李继迁忽地举手挥鞭为号，事先埋伏好的当项兵骤起，蜂拥而上，擒杀曹光实，从骑也被歼灭。李继迁趁机打着曹光实的旗帜，假扮宋军，一鼓作气地占领了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

曹光实当时是银、夏、绥、麟、府、丰、宥州的都巡检使，实际上负责整个党项故地的事务，他突然被杀后，西北的宋军顿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再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难免会感慨万千。只是这胜利的喜悦并没有保持太久，雍熙三年（986年），曹光实被杀第二年，恼怒的宋太宗赵光义派大将王侁讨伐李继迁，双方在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县北）交战，李继迁损兵折将，之后又遭到宋内客省使郭守文和夏州知事尹宪的合击，手下兵力几乎丧失殆尽。

就在这一年，宋太宗举兵北征，即前面提过的著名的“雍熙北伐”，宋辽两军在边界地区展开激战，最后以宋军大败而告终，名将杨业也死在了这一年。李继迁看到了辽国的实力，感到不借助外力，难以继续光复大业，便决定采取联辽反宋的策略，主动派心腹谋士张浦为使臣，向辽国称臣纳贡。

因为之前党项一直帮助宋朝抗辽，辽圣宗耶律隆绪还犹豫不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韩匡嗣子、韩德让弟）认为李继迁能在西北有效地牵制宋朝，说：“河西向来是中国右臂，之前正因为府州折氏与银、夏（指党项）共抗北汉刘氏，助中国一臂之力，才导致我契丹大军援应无功。现在李氏来归，正是大利于我国。”辽圣宗这才改变主意，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

这些任命都只是书面文章，为了进一步获得辽国的实际支持，李继迁又拿出之前起死回生的联姻一招，亲自向辽国请求通婚。辽圣宗耶律隆绪听从汉人大臣韩德威的建议，决定联络西夏以为辽之右臂，达到有效牵制宋朝的目的。于是欣然同意李继迁的通婚请求，封宗室耶律襄之女耶律汀为义成公主，嫁给了李继迁，并赠马三千匹作为嫁妆。

娶到了辽国公主耶律汀，益处并不仅仅局限于得到一个老婆和三千匹马，以及辽国形势上的支持，这一婚姻还大大提高了让李继迁在羌部中的威望，此后，“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宋淳化元年（990年），宋辽之间的军事摩擦增加，辽国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这便是西夏的开始。

有趣的是，李继迁母亲罔氏被送到开封后，封为西河郡太夫人，软禁在京师。后来李继迁与宋战火炙热之时，参政（副宰相）寇准请求将罔氏于保安军北门外斩首，“以儆凶逆”，想以此来狠狠打击李继迁。宋太宗赵光义也同意了。

宰相吕端得知后，立即让寇准将斩首的时间延后，赶到宫中劝阻赵光义说：“当年项羽捉到了刘太公，想将他烹杀以警告刘邦，但刘邦却说：‘希望分我一杯羹。’想做大事的人常顾不得自己的亲眷，何况李继迁是悖逆、凶暴之辈？陛下今日杀了李母，难道明日李继迁就会束手就擒？如果不能，杀了李母，只会结怨，并加深对方叛逆的意图。”

赵光义听了觉得有理，又问：“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处理李母呢？”

吕端说：“以臣愚见，应将李母安置在延州（今陕西延安），派人善加照顾，藉以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愿投降，也可以牵制他，李母生死大权终究是在我方手里。”

赵光义便采纳了吕端的计策，将李母安置在延州。后来李母病死在延州。

李继迁却没有因为母亲在宋军手中就放弃了雄心壮志，元气稍微恢复后，便开始了他的反攻，首要目标便是收复夏州。他虽然将迎战的宋军打得大败，但还是未能攻陷城池。据说当时的夏州城墙还是当年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时的建设［1］，高大坚固，巍然不动。

之前，宋朝廷已经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开始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起用已经改名为赵保忠的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派回夏州镇守，用来牵制李继迁。李继捧本来就不是真心归顺宋朝，面对宋朝要他对付族人的局面，觉得左右为难，便主张用高官厚禄来笼络李继迁。

夏地粮食无法自给，李继迁为了取得经济利益，早已经开始暗通宋朝，又听李继捧说宋朝将要派大军来征讨，正好此时党项羌内部发生了分裂，其部下指挥朗吉等人偷偷相约背离。李继迁心中恐惧，担心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不得已，不得不上表投降宋朝。赵光义为了断契丹右臂，任命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并赐名赵保吉，任命李继冲为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保宁。

辽国听说娶了辽国公主的李继迁并不安分，已经投靠宋朝，大为愤怒。辽圣宗派西南招讨使韩德威持诏前去抚谕李继迁。李继迁以西征为借口，避而不见。辽圣宗怒不可遏，不久发兵攻夏，大掠银州而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继迁归顺宋朝的这一年（991年），李继捧投降了辽国。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李继捧本人对宋朝不满的因素，也有李继迁的一手策划——

所有人都明白，归顺宋朝对野心勃勃的李继迁来说，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他还要将族兄李继捧也拉入自己反宋的阵营。为了诱惑李继捧，他派人假装成契丹使者，以高官厚禄和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李继捧附辽反宋。李继捧感到宋朝对自己不义在先，在开封的时候形如囚徒，而辽国开出的条件远为丰厚，于是决定投靠辽国。辽圣宗大喜过望，授其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

之后的日子，李继迁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归顺宋朝不到一年，又重新投向辽国的怀抱，开始了对宋朝的战争，先克银州，再入寇庆州。之后，夏宋争夺的焦点转移到了西北的军事重镇——灵州。

灵州曾是古丝绸路上的重镇，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大河抢流，群山环拱”，“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地形极为险要。而“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这里土地肥沃，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水草肥美，农牧两宜，且有秦汉延、唐徕等渠引黄河水，灌溉大面积农田。灵州的西侧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当时这一地区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灵州的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对李继迁来说，只要取得灵州，便能“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对宋朝而言，灵州为西北咽喉要冲，“西陲巨屏”，不但是宋朝购买西北边区马匹必经之地，也是控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枢纽，如果失去灵州，“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对宋朝的影响不可估量。

正因为如此，李继迁和宋朝对灵州都是志在必得，灵州之战不但十分激烈，而且旷日持久，从至道二年（996年）开始，一直到咸平五年（1002年），时间跨度长达六年，主要的战争有三次。

至道二年（996年），宋太宗赵光义派洛苑使白守荣护送四十万刍粟（喂马用）赴灵州备战。李继迁在浦洛河设伏，大败宋军，夺走全部刍粟，还趁胜围攻灵州，虽然一时未能攻下，但却顿兵不去。宋太宗赵光义闻讯后深为忧虑，“躬自谋度，未尝宁息”，为了彻底消灭李继迁，命李继隆（曾在满城大败辽军，导致辽军主帅韩匡嗣只身逃跑）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州，五路大军增援灵州。因环州道远，李继隆自作主张，与丁罕合兵后，打算从清冈峡出师，直捣李继迁老巢。出兵十日后，不见敌人踪影，二将便自行引军各自返回。

另一路张守恩与敌人相遇，不战即逃。只有范廷召与王超两军到达乌自池，与敌军遭遇，双方大小数十战，互有胜负。宋军“请将失期，士卒困乏”，无功而还。如此，宋朝五路大军出兵援救灵州失败，但宋灵州守将窦神宝坚守有方，“间出兵击贼，卒全其城”，李继迁也没有得手。

至道三年（997年），李继迁卷土重来，再次进攻灵州，被宋合河都部署杨琼所击退。这此战争规模并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赵光义就死在了这一年。

两次进攻灵州失利后，李继迁趁新皇帝宋真宗即位之机，主动派使者要求与宋朝通好。宋真宗明知道李继迁狡诈难服，但因国有大丧，不想节外生枝，便同意了李继迁的请求，任命其为定难节度使。暂时的和平一直持续到第一个千禧年，正如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李继迁夺得了宋军的大批粮草后，解决了后勤问题，立即重新开始部署夺取灵州的战斗。

但是这一次，李继迁没有直接攻城，而是先扫清了灵州的外围——夺取了清远军与怀远城。如此一来，灵州便沦为一座孤城，完全陷入孤立无援、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而此时，远在开封的宋朝君臣还在为灵州是弃是守的问题争论不休，甚至有大臣明确主张入放弃灵州，退守环庆路。

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集合所有人马，联合蕃部，倾全力进攻灵州。通往灵州的饷道全部被阻断，灵州危在旦夕。宋灵州知州裴济用指血染红奏书，表示十万火急，请求宋朝派兵增援。宋朝的六万援军还没赶到，灵州城破，裴济战死。李继迁立即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政权的都城，本人也迁居于此，还说：“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由此可见他的勃勃雄心。

夺取灵州对李继迁意义重大，声威大振，势力越来越大。宋军防线被迫后撤，回鹘朝贡宋朝的道路也被阻断，在这种情况下，宋不得不与李继迁议和，正式承认了他对银夏四州的统治。至此，经过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李继迁终于恢复了祖业。此时的他，刚刚三十九岁，距离他起兵反宋却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灵州之失对宋朝的意义绝不是仅仅丢失了一块土地。自唐朝失去河西之地后，灵州一带便成为宋军主要的马源之地。李继迁占据灵州，中国从此丧失了马源，再也没有大力发展骑兵的可能，直接决定了之后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处于难以扭转的弱势。

李继迁对宋作战胜利后，又将目光投向河西，凉州（今甘肃武威）就成为下一个目标。凉州居民以吐蕃为主，军事力量强大，李继迁却以声东击西之计毫不费力地攻破了凉州。

当时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一名巴拉济）已经与宋朝结盟，被宋授为朔方节度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他见李继迁难以力取，便假意归顺，请李继迁亲自去受降。李继迁的心腹谋士张浦认为潘罗支请降定然有诈，但李继迁志得意满，十分自信，欣然前往，结果遭到潘罗支伏兵的袭击。李继迁没有防备，大败而回。他本人的左眼球被射破，败退回灵州后不久，便与他的老对手宋太宗赵光义一样，因箭伤发作死去，时年四十一岁。

令人惊讶的是，李继迁的临终遗言竟然是让小名阿移的儿子李德明主动上表归顺宋朝，并且叮嘱说：“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

这自然是卧薪尝胆、韬光隐晦之计，因为此时党项的实力实在无法与宋朝进行长期对抗，之前连年的战争，已经使人畜大量减少，党项陷入了困境。

李德明遵从了父亲的遗言，数次派使者到宋朝朝贡，表示愿意归顺，但却开出了种种条件。宋真宗一味求和，一律批准，于是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享内地节度使俸禄，并赐袭衣、金带、金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而李德明非但拒绝了送子弟到宋朝为人质的要求，也没有任何承诺，仅仅写了一张誓表，表示臣服宋朝。

李继迁死的这一年，他的孙子李元昊还不满周岁，这一年也刚好是宋朝与辽国签订澶州之盟的年头。这个一开始以党项的民族英雄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与宋朝周旋多年、令宋朝廷无比头疼的党项人死后，对宋朝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伴随着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党项逐渐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由一只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小狼成长为真正的天狼。

第二节丝路上的僧侣

丝路，全称为丝绸之路，是指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今甘肃）、西域（今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在这条漫长而险恶的路上，来往的行人却是络绎不绝。不过这些人大多可以归属为三类人：各国使者、商人和僧侣。

三类人目的则各各不同：使者是为了国家利益；商人是为了赚取财富；只有僧侣，是为了弘扬佛法，是真真正正的资源，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使者。正是这条丝绸之路，完整地见证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史。

故事都要从一个金人说起，发生在距离宋朝十分遥远的汉朝。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这一战中，汉军大获全胜，杀死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俘获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杀死俘虏匈奴兵共八千九百余。匈奴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原，除了俘虏和马匹外，也没有其它能让人高兴的战利品，但却有一个金人，引起了汉军主帅霍去病特别的注意。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个金人是纯金做的，而是因为它被供奉在匈奴休屠王王庭的高台上，显然很不寻常。据匈奴俘虏说，这是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来自遥远而神秘的身毒（“身毒”念作“捐笃”）。

这个身毒是西汉对古印度的叫法，东汉以后称天竺。一直到唐朝，去天竺取经回来的名僧玄奘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记》（玄奘口述，辩机撰录）中特别指出：“关于天竺国家的名称，历来很多不同的叫法，旧时叫做身毒，或者叫信度、贤豆，很是让人混乱。如果根据梵文音译，正确的应该称做印度。”此后，印度一名袭称至今。

继续回到金人的话题。祭天金人——这就是威震四方的大汉天子汉武帝刘彻得到的第一报告。当然，我们后来知道了，这座所谓的祭天金人其实就是一座佛像，但当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原，汉朝人还不知道佛像和祭天金人的区别。既然跟天有关，皇帝是天子，天之骄子，祭天金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被认为是一座大神，隆重地供养在甘泉宫里。

汉武帝如此虔诚供奉，其后代也不敢怠慢，祭天金人也就在甘泉宫中见证了西汉王朝风风雨雨的历程，直到西汉覆灭，王莽从刘氏政权手中篡位，建立了新朝，之后又败于刘秀，身败名裂。在一系列的争斗、阴谋、屠杀、血腥中，祭天金人也在某一夜神秘而诡异地失去了踪影，从此下落不明。

但历史还在继续，刘秀重新建立了东汉王朝。刘秀是刘氏皇族后裔，未发迹前，居住在南阳。他自幼钟情于南阳新野著名美女阴丽华，少年时期就立下一个心愿——“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如阴丽华”。阴丽华出身名门，阴家先祖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一脉，传到第七代管修，以医术名世，从齐国迁居楚国，为阴大夫，便开始以阴为姓。阴家在南阳是高门望族。而刘秀虽是皇室后代，当时王莽已经篡位称尊，刘氏子孙更受到无情的压迫打击，刘秀一家早失去贵族的身份，在乡里的财势与声望上，刘家远远不及阴家。所以，刘秀想娶阴丽华的愿望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不着边际的空想。然而时势造英雄，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刘秀不但得偿所愿地娶到了朝思暮想的阴丽华，还成为了中兴汉室的光武帝。

后来刘秀出于政治结盟，又娶了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刘秀称帝后议立皇后，他认为阴丽华先娶，又雅性宽仁，欲立其为皇后，但阴丽华认为郭氏有子嗣，又生长皇室之家，坚决辞让。最后还是立郭圣通为后，立其幼子刘强为皇太子。但刘秀不忘旧情，对阴丽华非常宠爱，这使得郭皇后嫉恨交加，因此“数怀怨怼”，结果反而给了刘秀废后的借口。建武十七年（41年），刘秀下诏废除了郭圣通的皇后位，改立阴丽华为皇后。不仅如此，还废除了郭圣通子刘强的太子位，改立阴丽华之子刘庄为太子，刘庄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本已经被遗忘的祭天金人的故事又再一次从已经即位登基为帝的汉明帝刘庄开始了。

汉明帝登基后第七年，他的母亲太后阴丽华患病去世。汉明帝能够登上皇位，完全是因为刘秀对阴丽华的宠爱，因此他与母亲感情深厚，自母亲病逝，日夜思念，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有一天晚上，汉明帝终于在疲累中睡着了，但他却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中有一个金人，项间和头顶上有一圈白光，像是一个闪烁的日轮，忽闪忽闪的，在宫殿中四处漂浮摇晃，神情怡然自得。

汉明帝十分惊讶，正要问他是谁，从哪儿来，那个金人却突然冉冉上升，升到半空，径自往西飞去——梦到这里就醒了。汉明帝吓了一大跳，仔细察看四周，除了闪烁不定的烛光，什么都没有。

汉明帝觉得这个梦有很强烈的暗示意味，于是在第二天上朝时将梦告诉了大臣。大臣们对皇帝这个莫名其妙的梦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更无法预测吉凶。

还是汉明帝自己说：“听说西域有个神，名字叫做‘佛’。我梦见金人是往西去的，说不定就是佛。”

博士傅毅见多识广，当即说：“从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带回来休屠王供奉的祭天金人，据说这祭天金人是从印度传到休屠国去的。武帝本来把金人供养在甘泉宫里，后来打了这么多年仗，金人不知哪儿去了。皇上梦见的金人，一定就是那个祭天金人，是印度来的佛。”

众人都认为傅毅的说法很有道理。议论一番后，汉明帝听说西方不仅有叫佛的神，还有佛经，十分好奇，决定派郎中蔡愔和秦景到印度去求取佛像和佛经。这个故事在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中有详细的记载。最为传奇的是，汉明帝因梦见金人而产生的求经想法，就是中国佛教的起源。

蔡愔和秦景离开中土后，历尽千辛万苦穿越了西域，准备前往印度之时，在大月氏（氏音zhi，同支，今阿富汗一带）意外遇见了来自印度的僧人——摄摩腾（又作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当时中国对佛教仍属陌生，蔡愔和秦景所谓的西行求法，意义上完全不同于后来玄奘的求法。他们在大月氏遇到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后，认为只要邀请二僧一道回去中国，便是求到了佛法。

永平十年（67年），蔡、秦带领印度僧人回到了洛阳，随身还带着白马，上面驼着佛像和佛经。汉明帝看了印度僧人带来的佛像，也不记得是否就是梦中的金人，翻了翻佛经，全部是梵文，自然一个字也看不懂。而摄摩腾和竺法兰给他讲了一段，他也完全听不明白。但因为来之不易，汉明帝还是下令画工画佛像，供奉在清凉台和显节陵上，佛经在收藏在兰台石室。印度僧人则被安置在洛阳东门外的鸿胪寺（专门招待外国使节的宾馆，类似今天的国宾馆。当时中国的行政机关有八个，均以寺为名）中，驮佛经的白马也养在里面。在那里，摄摩腾和竺法兰翻译了一部分所携带的佛经，据说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为《阿含经》的节要译本，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

次年，汉明帝下令在鸿胪寺旧地建佛寺，为了纪念白马驮经之劳，以“白马”为名，这就是白马寺的来历。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第一古刹”之称。中国佛教宗派繁多，寺庙林立，但都公认白马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特殊地位，尊其为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蔡愔和秦景西去求经的道路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自那以后，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僧侣络绎不绝，成为奇特的一道景观。唐朝的玄奘便是其中最著名的僧侣。

河西地区也由于处在丝绸之路的要冲，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文化，而这一文化风气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的纷纷战火而衰落。东晋时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甚至还被前秦将领吕光用武力迎到河西，在凉州（治今甘肃武威）译经讲学十七年。而后来西夏立国，国土正处于河西地区，为丝绸之路的中间地带，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七百年的佛教文化也不可避免对这个新生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正月，一群风尘仆仆的僧侣到达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他们是八个月前从天竺出发，东行半年后到达大食国（今阿富汗），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到达西州。长途跋涉的艰辛，使这群苦修的僧侣充满了疲惫风霜之色，但西州的繁华风貌却令他们眼界大开，他们决定要在西州好好修整一下。

此时，西州正在回鹘人的控制下，称为“西州回鹘”，以区别于活动在河西一带的“河西回鹘”。这群打扮奇特、长相怪异的天竺僧侣自称要去宋朝京师开封入贡，虽然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但却还是得到了礼遇。西域一带佛教盛行，西州回鹘王室早年信奉摩尼教，后来也改信佛教，普通民众则大多皈依佛教。西州作为活跃的宗教中心，仅本地就有僧侣三千人，来往于此地的僧人更多。而天竺僧人取道西州入贡宋朝也不是什么奇事，就在不久前，以善称为首的九名天竺僧侣也是经西州前往宋朝京城开封。

其实，西州还有一个更加出名的名字——高昌（阿拉伯人称其为“九姓乌古斯”），因“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自汉唐以来，高昌便是连接中原中亚和欧洲的枢纽，也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被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目标。西汉武帝时，大将李广利率军在此屯田，设立高昌壁。大明四年（460年），柔然（继匈奴、鲜卑之后于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对峙时期活动于中原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攻打高昌，杀沮渠安周，灭沮渠氏，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王国自此掀开了序幕。唐朝建国后，高昌王麴文泰（曾经与路过高昌到取经印度的玄奘结拜为兄弟）依附西突厥。唐太宗李世民大为不满，决定派大将侯君集征讨高昌，唐军刚刚到达碛口，高昌国王麴文泰因恐惧忧心而死，其子麴智盛继立。在唐军的强大攻势下，刚当上高昌国王没几天的麴智盛不得不开城投降。从此，高昌被纳入中国的领土，唐朝廷将其改名为西州。

安史之乱时，唐朝廷为了平定叛乱，将驻守在河西一带的边军大量内调，吐蕃趁着唐朝的内乱进攻陇右、河西，意气风发地占领了河西走廊，唐朝廷对此也鞭长莫及。但是吐蕃人善于作战却不善于管理，河西一带落入吐蕃之手后，百姓受到了吐蕃的残酷压迫，“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一片凋敝，经济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心更加思念唐朝。

开成年间（836年），有一支唐朝的使团出使西域，途径甘、凉、瓜、沙诸州，当地民众闻讯后夹道相迎，流着泪问唐使者说：“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张淮深变文》记载唐朝使者到了沙洲，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而“人物风化，一同内地”。此时，河西和西域沦陷已经长达几十年，但当地民众仍然视自己唐朝子民，念念不忘唐朝，盼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唐朝治下。

此后，西北各族中最强大的回鹘汗国也为了河西走廊的利益与吐蕃彼此相互征伐，唐朝廷虽对他们时有征讨，但始终未能真正收复河西地区，丝绸之路的贸易也因而为此停摆。但吐蕃却也日益面临危机，不但有回鹘和阿拉伯帝国这样的强敌，内部也产生了深重的危机。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吐蕃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当时吐蕃信奉佛教，佛教传入吐蕃前，吐蕃本身就有自己的本土宗教——本教，佛教传入后，本教和佛教之间的残酷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些贵族趁机将自然灾害归咎于吐蕃信奉佛教所致。吐蕃赞普达磨即位后，大力采取措施禁佛：下令封闭吐蕃境内的全部佛寺，焚毁佛教经典，强迫所有僧人还俗，不愿还俗者，被迫从事屠夫、猎人等违反佛教戒律的职业，有些高僧还遭到了无情的杀戮。唐朝时，西域佛教极盛，高僧大德层出不穷，僧侣在百姓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因此，吐蕃国内尊信佛教的人都十分痛恨新赞普达磨，视达磨为牛魔王下凡，称他为“朗达磨”。朗，藏语，意为牛。达磨的禁佛措施未能维持很久，很快就被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杀，吐蕃国由此大乱，国势急剧衰落。

张义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来的西域豪杰。张义潮，沙州敦煌（今属甘肃）人。张氏世为州将，是沙洲的大族。父张谦逸祖籍南阳，在唐朝官至工部尚书。张义潮出生之时，沙洲已经被吐蕃统治多年。由于亲身经历了吐蕃人的残暴统治，张义潮在青少年时代便胸怀大志，“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

大中二年（848年），张义潮见时机成熟，率众在沙洲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他率部众披甲执锐，与吐蕃军在城内展开激战。城中的汉人纷纷响应，人人争相与吐蕃军拼命。吐蕃军在沙洲城中军力本来就不多，在出其不意之下，难以抵挡，于是仓皇逃出沙洲。

此后，张义潮逐渐展开收复河西诸城的计划。由于吐蕃国内讧不断，一遇到张义潮强有力的挑战，在河西的统治随即土崩瓦解。唐朝廷特意在沙州建立归义军，统领瓜沙等十一州，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到咸通二年（861年），张义潮已经收复了整个河西走廊，从长安经萧关通往西北的道路已完全打通，从此畅通无阻。

咸通八年（867年），张义潮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义潭因病去世，已经六十九岁高龄的张义潮依然离开沙洲，主动前往长安为质。这是张义潮兄弟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忠诚而作出的决定。咸通十三年（872年）八月，张义潮卒于京师，结束了英雄人物不平凡的一生，享年七十四岁。

张义潮离开归义军之后，任命侄子张淮深执掌河西归义军事务，但归义军政权内部的矛盾开始激化。大顺元年（890年），张义潮女婿、沙州刺史索勋悍然发动了兵变，张淮深及妻子、六个儿子都被杀死。张义潮第十四女李氏对姐夫索勋擅自诛杀张淮深一家、用武力夺取河西大权极为不满，以“靖难”名义发动兵变，杀死索勋一家。李氏拥立张义潮侄子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但李氏三子分别任瓜、沙、甘三州刺史，掌握着归义军的实权。到最后，李氏甚至连表面文章都不做了，排挤走张承奉，独揽了归义军大权。李氏家族的行为引起了一些河西大族的反对，于是沙州出现了一场倒李扶张的政变，张承奉夺回了归义军实权，任归义军节度副使。但归义军的内讧给活动在其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为河西回鹘占据，伊、西两州为西州回鹘占据，占据肃州的龙家也不再听从归义军的号令。凉州因有甘、肃二州相隔，实际上也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此时，归义军的辖境已缩至瓜、沙二州。

唐朝灭亡后，张承奉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他不甘坐守瓜沙二州，想用武力恢复归义军兴盛时的旧疆。然而，金山国由于连年战争国力衰微，恢复祖上的荣光已经毫无可能。一年后，回鹘大举进攻金山国，金山国不得不与回鹘立城下之盟，张承奉被迫取消“西汉金山国”国号和“圣文神武白帝”、“天子”之号，屈尊降格而改建为诸侯郡国——敦煌国，并称呼回鹘可汗为父。张承奉对回鹘的臣服，使他彻底丧失了在河西地区的威望和民心。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后改名曹议金）趁机发动了倒张的政变，取代了张承奉，恢复了归义军称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

曹仁贵有着极为高明的外交手段，非常擅长见缝插针。他自认为归义军节度使后，立即派遣使者到甘州，求娶回鹘可汗女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甘州回鹘可汗，用联姻来笼络回鹘。贞明四年（918年），曹仁贵派使者出使后梁，受到封赠。同光三年（925年），曹仁贵趁甘州回鹘汗位交替之机，进行征讨，使其屈服。新立的回鹘可汗又娶曹仁贵之女，成为曹仁贵的女婿。由于曹仁贵对内对外关系处理得妥当，此时的归义军实力有所恢复。长兴二年（931年），曹仁贵号称“令公”、“拓西大王”，归义军成为独立王国。之后，曹仁贵还将女儿嫁给于阗国王李圣天。

清泰二年（935年），曹仁贵病死，其子曹元德继位。沙州入朝中原的使臣在甘州被劫，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破裂。天福四年（939年），曹元德卒，弟曹元深继位，曹仁贵妻（回鹘公主）掌握归义军实权，称“国母”。之后，沙州与甘州回鹘修好。天福九年（944年），曹元深卒，弟曹元忠即位。曹元忠是归义军节度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文化比较昌盛的一个时期。曹元忠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并与中原的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保持联系，使瓜州地区得以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开宝七年（974年），曹元忠卒，侄曹延恭即位。九年（976年），曹延恭卒，弟曹延禄即位。曹延禄执政晚期，归义军再度与回鹘发生战争，由此导致归义军内部出现了矛盾，曹延禄及弟延瑞被迫自杀，其族子曹宗寿即位。宋朝廷承认了曹宗寿。但此时，归义军已经开始与辽通使。

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汉王朝灭掉了信奉佛教的于阗王国。消息传到沙州地区，寺院僧人十分恐惧。因为此时归义军政权已经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动乱都足以使其倾覆。在伊斯兰教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藏在隐蔽的洞窟中，并将洞口封闭。之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先后去世，藏经洞的秘密逐渐不为人所知，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就是后世发现的敦煌“藏经洞”的来历。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曹宗寿卒，子曹贤顺即位，自称“沙州回鹘”。到1016年，回鹘占据凉州，整个河西尽归回鹘所有。

继续回到僧侣的话题，这群天竺僧侣到达西州后，得知城内建筑仿照中原著名的长安城而建，房屋鳞次栉比，作坊、市场、庙宇各有布局，相当气派，不由得叹为观止。又听说宋朝开封之繁华远胜西州千万倍，更加渴望早日到达中原。于是，他们改变了原定计划，没有继续在西州多做逗留，匆忙启程前往沙州（今甘肃敦煌），即著名的敦煌地区。

敦煌地区是当时的中西交通要冲，佛教极为兴盛，教徒数量庞大。天竺僧侣们来到敦煌后，却发现此地的居民大多惊慌难安，对外来的陌生人十分冷淡，似乎时刻在警惕危险的到来。

当时的敦煌地区，名义上由归义军政权统治，但实际上已经沦入回鹘的控制。宋朝建国后，归义军政权势力衰微，只管辖有沙、瓜（今甘肃安西东南）、肃（今甘肃酒泉）三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将三州之地内附宋朝，当时在位的宋太祖赵匡胤也准许曹元忠世世代代继承归义军节度使的职位。但时势变迁得很快，归义军政权很快沦入回鹘人的威胁，宋朝则鞭长莫及，在西北一方应付党项李氏已经是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敦煌地区。为了生存，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又不得不转而依附回鹘。即使是在回鹘羽翼下，曹氏也是惶惶不安，因为此时已经占领河西大半地盘的党项李元昊（其时李元昊已经自行改姓嵬名，改名曩霄。为了方便读者，本文依旧以李元昊称呼）正对敦煌地区虎视眈眈。

天竺僧侣们还是头一次听到党项民族及其首领李元昊的名字，他们还不能十分理解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崛起的党项李氏如何令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头疼。在敦煌，比起人们的情绪，还有更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东西，那就是敦煌绝无仅有的精美绝伦的洞窟佛像和壁画。

敦煌的壁画从公元四世纪时就开始了，是典型的佛教传播的产物。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源自天竺，两汉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文化相融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各种佛教流派，纷纷传入中原；佛教典籍，被大量翻译；中国各地广修佛寺；佛教信徒，迅速增多。西晋时，中国佛寺已有一百八十座，僧尼人数多达三千七百人，其后更是愈来愈多。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四百八十寺”便是形容南朝佛教非常盛行，佛寺很多。在这一段时期，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僧侣极多，敦煌也由此成为著名的佛教中心。

敦煌地区有一些不规则的峭壁面向东方，东来西去的僧侣便在这些峭壁上挖出一些洞穴，最早是作为冥想的密室使用，后来逐渐成为当地信徒膜拜的地方，并请人在洞穴内绘制壁画、制作佛像以作为装饰。累月经年，洞窟越来越多，即使中原朝代更迭，也没有影响到敦煌这种浓厚的风气。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到了宋朝，敦煌曹氏政权岌岌可危，但壁画的工作也从未停止过。虽然在文士荟萃的中原看来，敦煌不过是个偏僻的边塞小镇，制作壁画的画师不但名不经传，也毫不入流，然而，这些壁画作为艺术和历史的双重作品，一直流传至今。

敦煌壁画的内容极其丰富，有佛教故事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等。而壁画反映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了，不仅有宗教活动、宫庭生活，还有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当洞窟越来越多、逐渐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信徒们便采取将最早的壁画用石灰封上，在新的墙壁上重新作画，如此一来，便形成独特的一层盖一层的敦煌壁画，最多的达四、五层。

最令天竺僧侣们惊讶的“飞天”壁画。飞天，是佛教中乾闼婆和紧那罗的化身。乾闼婆，意译为天歌神、紧那罗，意译为天乐神。原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是一对夫妻，后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众神之一。乾闼婆的任务是在佛国里散发香气，为佛献花、供宝，栖身于花丛，飞翔于天宫。紧那罗的任务是在佛国里奏乐、歌舞，但不能飞翔于云霄。后来，乾闼婆和紧那罗相混合，男女不分，职能不分，合为一体，变为飞天。敦煌的飞天形象自成一家，不长翅膀，不生羽毛，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而是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佛陀在极乐世界正中说法，飞天飞绕在上空，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千姿百态，千变万化。那迎风摆动的衣裙，飘飘翻卷的彩带，使飞天飞得多么轻盈巧妙、潇洒自如、妩媚动人。

在观摩了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后，天竺的僧侣们便再一次踏上了前往开封的旅途。一行人出了沙州，经过瓜州，到达肃州，再往东，便出了回鹘的势力范围，进入党项李氏的地界。他们的下一站目的地，正是夏国党项的都城兴庆府，也就是以前的兴州。只是，一踏上夏境，便出现了令天竺僧侣们惊奇的事。河西一带，虽然吐蕃、回鹘势力相继入侵，基本上百姓还是以汉人服饰为主，天竺僧侣们在夏国境内所遇到的百姓，发式却大大区别于汉族，让人感到十分新鲜。据说，这是自从新一任的夏国王继位后颁布秃发令的结果。

这位新一任的夏国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元昊，即党项传奇人物李继迁的孙子。而此时的党项李氏较之当年李继迁在宋与辽之间的夹缝中辗转挣扎之境遇，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李继迁死后，二十三岁的儿子李德明（宋史籍称其为赵德明，因为宋朝廷曾赐李继迁姓赵，后面历代西夏主均是如此，本书在元昊称帝后均采用名字来称呼）子承父业，成为新一任的夏国王。不过，他并未直接举起抗宋的大旗，而是遵照父亲的遗嘱，接连上表求和，“倾心内属”。

当时宋知镇戎军曹玮（名将曹彬后人）和泾、原、仪、渭都钤辖秦翰等人各请出兵，认为李德明新继，地位不稳，宋朝应该发兵攻灭，以绝后患。曹玮特意上书说：“继迁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今国危子弱，不即禽灭，后更强盛难制。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以河西为郡县，时不可失。”（《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宋朝重文轻武，即使是枢密院这等军事机构也多由文士任职。这些文士竟然认为伐丧非议，不如恩致德明，扣住了曹玮的奏章没有上报。而宋真宗也打算采取“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政策，以妥协求得边境和平。事实正如曹玮所预料的那样，党项后来果然坐大一方，“更强盛难制”。造成如此局面，与宋朝廷本身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关系。

宋夏双方使臣经过反复协商，李德明拒绝了“以子弟入质及纳灵州”这一条，宋只要李德明答应称臣，不再侵扰，也就同意了。景德三年（1006年）十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宋朝廷授李德明检校太师、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上柱国，封西平王，后加封为夏王。并赐给李德明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两万斤，夏国得到大量经济上的好处。

此后，李德明频繁遣使向宋朝进贡马、牛、羊、骆驼等物，宋朝也回赐缯、帛、罗、绮、药物和金银饰品。宋朝还放宽对夏国贸易的限制，允许边地除官员设置的榷场外，“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李德明派往宋的使者川流不息，他们带去的物品，不但在京中交易，在途中就与宋民交易。双方边境交易更为繁荣，有时李德明还私设榷场，在贸易中也有购买铜铁、出售青盐等违禁品的，宋也不能完全禁绝。与宋贸易量的大增，又得到宋的大量赏赐，使夏经济繁荣、国力增强。

与此同时，李德明也继承了他父亲那套在夹缝中求发展的套路，采取“依辽和宋”方针，表面臣服于宋朝，又接受辽国契丹人的册封，以牵制宋朝。李继迁一去世，李德明即遣使为辽国送上李继迁的遗物，表示归顺辽国之意。此时，辽国与宋朝已经签订了“澶渊之盟”，罢兵修好，因此对西夏的两属政策并未提出异议，不但封李德明为夏国王，辽兴宗耶律宗真还将兴平公主嫁于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并封元昊为夏国公、驸马都尉。

如此一来，李德明稳定了北线和东线，获得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使夏境内出现“有耕无战，禾黍云合”（范仲淹语）的景象。清人吴广成称赞李德明说：“夏国之业，实基于此。元昊虽雄，非藉德明燕翼，其遂夜郎自大乎？”

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因怀远镇“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屏蔽，形势利便”，开始在怀远镇修建宫殿，号兴州（今宁夏银川），定为新都城，这就是后来的兴庆府（后西夏桓宗改名为中兴府）。李德明迁都之举表明了他的立国之志，就连契丹也感到了威胁。辽圣宗耶律隆绪借口李德明不允许吐蕃借道夏境朝贡契丹，亲率五十万人马，以狩猎为借口，攻入夏境，结果李德明率众抵御，大败契丹军。由此可见，李德明时虽然战争较少，但其军力并未削弱，反因财力雄厚而有增强。

夏国迁都的时候，河西走廊大半已经为党项所占领，但李德明还有更远大的志向：那就是将回鹘势力彻底赶出河西，统一整个河西走廊。

此时，离党项最近的要塞便是凉州（今甘肃武威）。凉州号称“畜牧甲天下”，对李德明而言，凉州还不只土地肥沃、水草肥美那么简单，他如果想统一敦煌一带，就必须先占领凉州。自从他登上夏国国王的位子后，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如何得到凉州，但这一盘算长达三十年，迟迟不敢下手。他心中不是没有顾虑，西夏粮食和基本生活消费品不能自给，必须得依靠同宋朝贸易，譬如两川的茶叶、靖边的青盐，以及粮食、绢帛、茶叶、瓷器、铜铁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是他之所以向宋朝称臣的根本原因。倘若因为夺取凉州而激怒宋朝，中断了贸易，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最终促使李德明下定决心的还是宋朝的态度。自李继迁起兵反宋以来，宋朝对党项人一直是采取笼络为主的态度，甚至还幻想其能主动归附，这种没有前瞻性的战略直接导致了宋军屡屡失去斩草除根的良机。明道元年（1032年）五月，宋仁宗赵祯正式册封李德明为夏国王。自李继迁死后，李德明向宋朝称臣纳贡已经有近三十年，但宋朝边境并非平静无波。李德明经常派兵偷袭宋军边镇，倘若宋朝出兵反击，他便主动撤退。

尽管如此，李德明在位期间，宋夏之间始终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尤其是每年到宋朝的重大节日时，李德明便派遣使臣向宋朝纳贡，二十多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让好面子的宋朝廷十分满意。宋仁宗赞赏德明的恭顺之心，于是才有了册封一事，并允许李德明的车马、服饰、旗帜等只比宋朝皇帝低一等，还增加李德明食邑一千户。李德明被册封后，立刻上书宋朝表示谢意。

此时，李德明一方面感觉到宋朝软弱可欺，另一方面感觉自己身体不适，可能时日无多，最终下定决定攻取凉州。同年九月，李德明先派遣吐蕃诸部入侵宋朝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以为声东击西之计。宋朝负责这一地区军事事务的长官李德将吐蕃入侵的消息上报宋朝廷后，宋仁宗没有积极应对，只是命令鄜延路送交书信给西夏，警告吐蕃各部。

在宋朝使者尚未到达兴州时，李德明已经派遣儿子李元昊率领大军进攻凉州。凉州回鹘族奋力抵抗，但终究抵挡不住李元昊的进攻，于是元李昊顺利攻克凉州。自此，夏国打通了同酒泉、敦煌等地联系的通道。

凉州攻下一个月后，夏国王李德明病死，时年五十一岁，在位二十八年，葬于嘉陵（今宁夏贺兰山），其后被迫赠谥号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西夏派遣使臣向宋朝告哀，宋仁宗为此停止视朝三天，并同大臣一道在一个特设的殿堂素服对李德明的去世表示哀掉，同时追赠德明为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

宋仁宗还任命开封府判官朱昌符（因朱昌符正生病，便由侍御史孙祖德代替朱昌符）为祭奠使，内侍省押班冯仁俊为副使，赏赐新一任的夏国王李元昊丧葬布三百匹、绢七百匹，以示安慰。

这一年，李元昊二十八岁。宋朝的使者怎么也想不到，就是眼前这个精通汉文和佛学的英俊青年，将在不久后实现几代党项人的梦想。

李元昊继位后，宋仁宗委派工部郎中杨告为旌节告官使，朱允恭为副使，授封元昊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还册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着落使等。然而，李元昊似乎并不领情，宋使者杨告等人到达兴州时，李元昊逗留不前，不来迎接御旨，迟迟才跪下接旨。在这一册封仪式上，李元昊已经明显流露出妄自尊大、自主立国之志。

这个李元昊，还在少年时就与众不同，“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当李德明对宋朝称臣时，李元昊相当不以为然，多次劝父亲不要再臣服宋朝，为此还发了一番宏论：“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

李德明回答儿子说：“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

李元昊当即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由此可见李元昊的勃勃雄心绝非一日之功。

李德明死后，李元昊决定改变其父两面讨好宋辽的做法，采取依辽为援、与宋对抗的方针，同时积极筹划建立独立的政权虽表面上仍向宋朝、辽国称臣纳贡，但其车马、服饰、仪卫都是按照帝王的规格设计。他即位后不久，便开始建立新的官制体系，设立文武官职，所设衙门的职掌大多与宋朝相同。还下令区别文武官及百姓的服饰式样。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李元昊正式颁布秃发令，要求西夏地区百姓发式区别于汉族，这就是天竺僧侣们在夏境内所看到的差异发式的来历。

从李德明开始，西夏已经开始阻挠西域商人与辽国和宋朝往来，甚至阻止吐蕃使者与辽国、宋朝通好，但对僧侣一直例外。僧侣们在党项的地盘上走了近两个月，终于到达了夏国的都城兴庆府。一个月后，他们顺利到达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靠近陕西），只要出了夏州往东，便跨入了宋境。

然而，意外就在这一行僧侣抵达夏州后发生了。

刚好夏国王李元昊离开兴庆府来到了夏州，遇到了这几名僧侣。李元昊本人信奉佛教，听说这些僧侣来自佛教的发源地天竺，立即奉若上宾，想索要一些贝叶梵文佛经。不料天竺僧侣颇为倔强，自认正宗佛门弟子，携带之物也要奉给宋朝，竟然当面拒绝了李元昊的要求。

此时的李元昊，正因为国事和家事而烦恼不堪。他之前亲率大军进攻盘踞青唐（今青海西宁）一带的唃厮啰（据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记载，唃厮啰为吐蕃末代赞普达玛五世孙赤德的后人）。结果，刚崛起不久的唃厮啰以奇计大破李元昊。夏军溃不成军，连李元昊都不知去向［2］。

李元昊打了大败仗的消息传回夏国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李元昊已经兵败被杀。李元昊第三妻子索氏出身党项大族，自从嫁给李元昊后就没有得到过宠爱，一直心怀怨恨，听说李元昊兵败身死，大喜过望，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沉醉于音乐之中。不料过了不久，李元昊又完好无缺地回来了。索氏恐惧不巳，生怕李元昊追究，便自杀而死。年青气盛的李元昊听说后，不仅不觉得对妻子有愧，反而愤恨难平，杀了索氏全家以泄愤。然而，索氏为党项大族，李元昊此举，虽然无人敢公开异议，但却难平人心。这也正是李元昊离开兴庆府来到夏州散心的原因。

天竺僧侣当面拒绝，无疑表明了他们看重宋朝、轻视夏国的态度，李元昊被深深激怒了，但他也没有轻易加害，只是下令将这些僧人拘留起来。此后，这些天竺僧侣便被强行留在夏国，再也没有机缘到达他们所向往的开封。

与这些僧侣境遇有着天壤之别的是，之前顺利到达开封的善称等九名天竺僧侣向宋朝献上佛经、佛骨和铜牙菩萨像后，深得宋仁宗的赞许，赏赐给他们不少绢帛。之后，他们一直盘桓在开封，滞留了三个月，才启程回国。

李元昊还详细地向这群被拘禁的天竺僧侣闻询了敦煌的情况，僧侣们倒是如实做了回答。他们并不知道，正是从他们的话语中，李元昊下定了攻取敦煌的决心。

同年（1036年）七月，李元昊亲自统帅大军进攻三州（沙州、瓜州、肃州），三州首领请求回鹘予以支援。但回鹘畏惧党项，没有答应，于是三州相继沦陷，形式上早已经灭亡的归义军政权至此正式灭亡。

李元昊攻克三州后，在瓜州置西平军司戍防西境，镇守瓜沙政治中心也随之迁移至此。

史称李元昊“阴鸷峻诛杀，然好浮屠学”，意思是说他残忍好杀，却笃信佛教。李元昊多才多艺，本人就从事绘画，他辖了敦煌地区后，一如之前的天竺僧侣，也惊叹于敦煌艺术的浩大，他不仅没有破坏这座艺术宝库，而且将石窟进行了部分重修和改建，使西夏的民族艺术也凝聚于此，使之更增添几分光辉。

正因为如此，后来当西夏被蒙古军残酷屠灭、西夏艺术的历史进程被硬生生地截断时，凝聚于敦煌石窟之中的西夏民族辉煌的艺术被长久地保存下来，党项族强悍雄伟的民族精神也借助这些艺术珍品而能被世人之所认识。这是李元昊的幸运，也是党项的幸运。目前在榆林窟和敦煌莫高窟，分别都有西夏时期汉文题记，和西夏时期泥塑等。宁夏固原地区须弥山的佛教石窟中，也有凉祚都年号的题记。

值得一提的是，有种看法认为，正是李元昊的雄霸一方，才有效地阻止了新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的东侵，拯救了西域、河西一带的佛教。

党项拘留天竺僧侣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此时，距离李元昊正式建立大夏国（即传统史书所称的西夏）还有两年时间。从此以后，西域僧人便很少到宋朝进贡了，一度在丝绸之路上行走、见证了河西走廊风风雨雨的僧侣逐渐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

而党项对河西走廊的全面控制，不但影响到西域同中原的通商贸易，还直接威胁到宋朝边境的安危。先看河西的地理位置，古人曾说：“欲保关中，必固陇右；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河西对中原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河西不稳，秦陇必危，关中有虞。如果说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北部的重要战略区，那么河西诸州便是中原西北安危所系的形胜之地，二者地位大致等同，均与中原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

李元昊攻占河西地区后，回鹘要么受到西夏的奴役，要么被迫逃亡山林。回鹘盛产珠玉、毛织品及宾铁刀、乌金、银器等，回鹘商人通常带着这些特产到宋朝或辽国进行贸易活动，但他们往返都得经过党项控制的地区，党项人往往从回鹘商人的物品中无偿取走十分之一作为税收，并总是将回鹘商人的优质物品取走，这就引起了回鹘商人的极大愤慨。

曹玮（宋朝开国名将曹彬后人）任秦州（今甘肃天水）知州时，企图引诱回鹘共同对付西夏。就是这个曹玮，曾经赞叹李元昊为“真英雄也”。后来李元昊称帝，宋夏开战，沙州（今甘肃敦煌）镇国王之子特意派人致书宋仁宗，表示愿意帮助宋朝进攻西夏。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七月，回鹘军队向沙州发起进攻，但西夏军队坚守沙州，回鹘军队未能攻克沙州，西夏军队乘机反击，打退了回鹘的进攻。

此后，回鹘又派兵攻击西夏唐隆镇，此镇本来是吐蕃的一个部族，本已归顺西夏，此时抵挡不住回鹘的进攻，其首领被迫投降回鹘。

李元昊在与宋朝的战争中频频得手，宋军则处处失利，因而西夏很快又收复了唐隆镇。一度在河西走廊呼风唤雨的回鹘势力也逐渐走入历史的尘埃。

不过河西走廊佛教不衰，李元昊将大量回鹘僧侣邀请到兴庆府，并专门为这些人在兴庆府东十五里的地方兴建高台寺，让他们将佛经翻译成西夏文字。高台寺花费巨大，众多菩萨、观音雕像高达数十丈，宋朝所赏赐的《大藏经》便贮藏在该寺院中。

第三节元昊立国

宋景祐三年（1036年），完成河西统一的夏国王李元昊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兵制。

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改制前，党项族的一家就是一帐，由多少不等的帐组成部族，小的部族仅有一百帐，大的部族可达一千余帐。按照原来的规定，年满十五岁的男子为一丁，每遇战争，则根据部族的大小出丁为兵。新制则规定凡是部族里的壮丁二人就必须有一名充任正规军，而西夏随军杂役一人称为一抄，凡部族内有丁男四人就必须负担二抄，即四丁之中就有二丁为随军杂役，其余的被称为空丁，空丁愿意充当正规军者，先替同部族的其他丁男充当随军杂役，如果没有随军杂役让空丁充任，即可陶汰正规军中那些年迈体弱者，由空丁顶替其位，因而使青壮年都成为正规军。凡是正规军均由政府发给长生马、驼各一匹。隶属于团练使以上的正规军编制单位由政府发给一顶帐篷、一把弓、五百支箭，其它各旗、鼓、枪、剑、棍、棒之类的武器也由政府供应。刺史以下军队编制单位的士兵由政府供应的武器和日常品稍微少一些。

与此同时，元昊还专门设置炮手二百人，号称是“泼喜”，将俘获的汉人中的勇敢善战者编为前军，称为“撞令郎”，而这些汉人中胆小怕事而又无一技之长者就命令他们驻守肃州（今甘肃酒泉），或将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从事农业生产。

李元昊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进行兵制改革后，西夏士兵人数大增，军队主要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五千人，是李元昊从一些豪门或贵族子弟中擅长弓箭者的人里挑选出来的，号称“御围内六班”，分成三队，轮流值班，警卫皇宫的安全。

另有皇帝亲信卫队三千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附近还有精锐士兵二万五千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同时设七万士兵专门负责配合这二万五千精锐士兵作战；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各地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总人数达五十万之多。

李元昊还规定每当东边发生战争时则由西部集合兵马出征，反之亦然，如果中部发生战事，则东、西两部均得出动。在外出作战时，一定要多设营寨，其中一些未必都得派兵把守，但必须在虚寨之外设下埋伏，以利于包围敌人。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以铁骑兵为前锋，铁骑兵乘坐良马，披上重甲，敌人或砍或刺均不能刺透他的铠甲，同时用钩索将这些铁骑兵连接起来，虽然士兵死于马背，但也不至于堕落马下。这样的铁骑兵共三干人，分成十队，每队设队长，十个铁骑兵为一组。每一队铁骑在出击或撤退的时候前后都必须互相一致，因而颇具战斗力。铁骑在作战的时候率先冲出，打乱敌人的阵脚，等对方乱了阵脚后再向前冲击，步兵尾随于铁骑之后向前冲锋。

李元昊兵制改革还规定：要调动军队必须先用银牌召集各部族酋长，面授机宜，白天发兵则放烟或扬起尘土、晚上则以灯火为号，士兵出征一定要选择良辰吉日，避开晦气的日子。每名士兵所带粮草不得超过十天。作战之时，将帅在士兵后面督阵或在既高又险之处指挥士兵冲杀，这些是李元昊兵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雄毅大略的李元昊还根据自己的意图创造了蕃字，又命令大臣野利仁荣对这些文字加以演绎，成为西夏自己的文字。李元昊又下令设立蕃、汉二字院，负责与宋朝及其他地区有关的文字。还下令重新制作了原先沿用汉族的礼乐制度，并将此制度颁行全国，严令执行。

宋景祐三年（1036年），李元昊的勃勃雄心昭然若现，一切都在为立国称帝有条不紊地准备着。而宋朝却对此毫无觉察，在帝国的京师开封，一批名臣正因为政治斗争而相继被贬出朝廷，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李元昊劲敌的范仲淹。

当时范仲淹担任权知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屡次上书言事，无所畏惧，因而一些阿庾奉承的官僚对他恨之入骨。当时宰相吕夷简［3］执掌朝政，朝廷内外官僚的升迁往往都掌握在他手中，因而一些士大夫因巴结吕夷简而得晋升。

针对这一情况，范仲淹上书言及此事，他认为官员的升迁应该由皇帝掌握，晋升、降黜官僚不应由宰相作主。

与此同时，范仲淹还向宋仁宗递交了自己绘制的《百官图》，对近年来升迁中的不公平现象进行描绘，暗示宰相吕夷简用人唯亲。由此触怒了吕夷简，在宋仁宗面前竭力诋毁范仲淹，诬蔑他“务名无实”，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范仲淹为此又上书宋仁宗进行辩论，其一议帝王好恶；其二论选贤任能；其三论近名；其四论推诿等。吕夷简为此怒不可遏。侍御史韩缜迎合吕夷简之意，将范仲淹所上奏章逐一进行断章取义，然后诬告范仲淹越职入对。

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而被贬知饶州（今江西郡阳）。

范仲淹被贬事件还不是如此单纯，由此引发了一场朋党的轩然大波。

范仲淹被贬后，多数官僚畏惧吕夷简的权势，不敢前往送行。唯独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前去为范仲淹饯行，受到后人的称誉。范仲淹被贬后，谏官、御史不敢进谏，唯独余靖上书陈述范仲淹无辜被贬，冒死进谏。因而余靖也被指控为范仲淹的朋党，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税。

范仲淹、余靖被贬之后，尹洙上书陈述范仲淹等人因进谏而遭贬，并认为给范仲淹加上朋党罪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认为余靖与范仲淹私人关系极为一般，如果冠之以朋党的罪名而被贬，那么，自己就难逃其责了，因而尹洙请求朝廷发落。吕夷简大怒，贬尹洙为郢州（今湖北钟祥）监税。

景祐三年（1036）五月，欧阳修写信给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刚直不阿，亘古未有，自己却无权替范仲淹辩解，而你（指高若讷）身为谏官，但却不知羞耻，居然在范仲淹被贬后不劝谏皇帝。高若讷将欧阳修的这封信转交给宋仁宗，欧阳修也因此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事情还没有就此平息。范仲淹被贬一年以后，宰相吕夷简由于与另一宰相王曾明争暗斗，亦被罢黜，于是兴起了朋党之论。当时一些士大夫站出来为范仲淹等人说话，而为吕夷简鸣不平的人也大有人在。双方各自屡屡上书皇帝，对垒分明，互相倾轧，交相指为朋党。宋仁宗为此烦恼不堪，不得不亲自下诏禁止这种现象，还特意在诏书解释，说范仲淹等人被贬并非诋毁宰相吕夷简，而是涉及拥立太子之事，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从此以后，朋党之论才渐渐平息。

但士大夫意气相竞之风不灭，范仲淹、吕夷简之争也被认为始后来北宋一朝朋党之风的开端。正如梁启超所言：“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佑、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

北宋朝中大臣忙着各争意气，以相倾轧，早已经忘记西北有一只天狼正在日益强大，边陲多事之秋就要到来。

李元昊多方为立国做准备时，还派出大批间谍前往宋朝境内，打探宋军虚实。这里先简要讲述一下宋朝在西北边境的布防情况。

宋夏边界有一条横山山脉（今陕西北横山），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在宋夏两千多里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分界线，被时人称为“山界”。宋朝的布防主要是沿着“山界”进行的，最大限度地利用横山的地形扼守险要。横山一带居住着大大小小的党项部落，民风极为彪悍。因为地处边界，党项部落自然而然地分为两派，附宋者为宋所用，附夏者为夏所用。各以边人为强。夏国建立后，横山成为元昊南侵宋朝的跳板，为南侵宋朝的必由之路，相应的横山地区自然成为宋朝防御夏国的前哨。

最初，宋朝廷在西北边境设河东、陕西路，后来分为环庆、泾原、秦凤、鄜延四路，加上宋神宗时开拓的熙河路，即通常所称的“关西五路”。

环庆路在陕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这一带边寨排列甚密，列据要害，“蕃部素不知其山川道路”；泾原路在泾州（今甘肃泾川）、源州（今甘肃镇原）一带，有镇戎军、渭州城两处要塞，壁垒坚固，屯兵颇多，戍守于这一带的多为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秦凤路在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一带，有内附宋朝的吐蕃首领瞎毡率兵驻守；鄜延路在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延州为该鄜延路的治所），地形相对开阔，“寨栅疏远”，延州城外只有金明寨为屏障。比较之下，在四路当中，鄜延路的布防最为薄弱。

认定宋朝软弱可欺后，李元昊一度决定要攻占宋鄜延路，但党项各部落酋长对此意见不一，使得他不敢贸然行动。不久，李元昊派去五台山（今山西五台境）供佛的间谍回到夏国，报告说宋朝在河东一带布有重兵，防备甚严。这一消息反而加强了李元昊进攻宋朝的决心，他召集党项各部落酋长在贺兰山聚会，要求酋长共同盟约：联合起来，先进攻宋朝的鄜延路，从德靖（今陕西志丹西北）、塞门（今陕西子长西北）、赤城（今甘肃省庆阳南）三个地方同时入侵宋朝。

就是在这次酒会上，李元昊声色俱厉地宣布说：“如果有人敢来劝谏我不要进攻宋朝，定斩不饶。”李元昊的本意，是要威慑那些对进攻宋朝持迟疑态度的酋长，但他严厉的态度，反而激化了党项内部矛盾，于是发生了山遇叛逃事件。

李元昊的叔叔山遇名叫惟亮，与弟弟惟水分别掌管左、右厢军队，是夏国的实权派人物，也是主张与宋朝保持和平的酋长代表，之前李元昊多次想进攻宋朝，都是被山遇所阻止。山遇听了李元昊在贺兰山酒会上的话后，知道李元昊决心已定，难以劝阻。而李元昊也知道山遇即使表面服从，也会内心不满，为了找到铲除山遇的借口，他主动去找山遇的另一个弟弟惟序，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说：“只要你告发你哥哥山遇谋反，我就把山遇的一切官爵都给你，否则，你们将有灭族的危险。”不料，惟序却是个重情义的汉子，将李元昊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给山遇。山遇感到巨大的威胁，也料到李元昊马上就会对其下手，走投无路下，只好决定投奔宋朝。

山遇带着妻子、儿女、亲戚共二十余人，以及一些珍宝和良马来到宋朝保安军（今陕西志丹）投降，源源本本说明了事情经过，并告诉宋军李元昊即将立国的消息。

知保安军朱吉立即将这一紧急情况上报给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郭劝。郭劝与延州钤辖李渭讨论此事后，竟然不做任何调查，武断地认为山遇是诈降，下令将山遇逮捕起来。但因为山遇的地位，宋军也不敢轻易加害，便由延州监押韩周派兵，将山遇一家护送回夏国。

此时，李元昊已经得知山遇叛逃的消息，他担心山遇熟知一切情况，会立即引宋朝大军来进攻夏国，便亲自率大军赶到宥州（今陕西横山西北），准备抵挡宋军的进攻。不料就在这里，他遇上了被宋军押送回夏国的山遇一行。李元昊大喜过望，立即诛杀了山遇一行人。

宋军将领不能审时度势，错过了利用山遇来瓦解夏国的宝贵时机。不仅如此，郭劝和李渭的愚蠢促使本来两极分化的党项阵营团结起来，之前不主张宋朝用兵的党项酋长，在看到山遇在宋朝的遭遇后，也改变了主意，坚定地支持李元昊。

前面曾经提国，宋朝自陈桥兵变开国，江山得来十分容易，没有经过“马上打天下”的一关，以致国无良将，所谓的开国名将也大多徒有虚名。而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为防止唐末出现的藩镇割据、武人作乱，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大力抑制武将的地位，从此武人位轻，成为典型的内向型王朝，对外不得不采取守势，一切苟且而已。关于宋朝武将地位低下的状况，将在之后要讲述的名将狄青的身上，将会生动地看到。

山遇事件让李元昊更加轻视宋军无能人，就在诛杀山遇后不久，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李元昊在大臣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人拥戴下，正式即皇帝位，建国号为大夏［4］，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称帝前，李元昊已自称“兀卒”，即“青天子”之意，称帝后，便去掉了唐宋王朝的赐姓，恢复了党项姓氏，自号嵬名氏。

至此，在“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辽阔疆土上，一个崭新的王朝——西夏屹立在宋朝的西方。

此刻的元昊，年仅三十五岁，正是奋发有为的年纪。作为一个新生朝代的君主，他必须要思考带领臣民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的西夏，北有辽国，南有吐蕃、黄头回鹘（即之前的沙州回鹘）、大理，西有高昌（即西州回鹘）、黑汉（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朝，灭掉信奉佛教的于阗），东有大宋。尤其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宋朝，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在当时的世界均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也是元昊心目中最大的劲敌。强敌环伺，西夏该如何自处？

西夏建国后，元昊派遣使者前去宋朝上表。使者到达延州（今陕西延安）时，被宋将郭劝、李渭（即之前认为山遇诈降的地方官）扣押。这二人看了元昊的上表后，为了邀功，又派人去向朝廷通报，说元昊虽然建立了西夏国，并擅自改变称谓，但在所写表书中依旧称臣，还是可以让元昊使者进京。于是，宋仁宗下诏同意元昊使者进京。

元昊表书的大致内容是：“臣父德明，与宋朝世代友好相处，自从臣世袭其位后，颁布西夏文字、制定礼乐等等，其后吐蕃、鞑靼、回鹘等族相继归附西夏，因境内军民屡次要求建立国家，因而臣迫不得已才称皇帝，但仍然是大宋君主的臣子，望大宋皇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实际上，元昊这次上表是对宋朝的公开挑战，要挟宋仁宗承认他的君主地位。

元昊的表书在宋朝廷上下引起强烈的反响，宋朝大臣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枢密使王德用、陈执中等人主张杀掉元昊使者，立即与元昊宣战，而盛度、程琳等人则认为不可鲁莽从事。宋仁宗最终还是遣还了元昊的使者，但却郭劝、李渭等人贬官。

元昊的表书到来后，宋与西夏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宋朝上下对元昊的称帝非常愤慨，一时间大臣们群情汹汹，一改之前姑息的态度，坚决主张出师声讨。可笑的是，这些主张出兵的大臣均认为元昊的势力微不足道，只要宋大军一发，弹指间就会灰飞烟灭。只有谏官吴育和著作郎通判睦州张方平认为西夏蓄谋已久，有备而来，不主张出师。但宰相张士逊力主兴师问罪，一向软弱的宋仁宗也为之心动，于是，宋仁宗正式发布诏书，削夺宋朝赐给元昊的赵姓和一切官职爵位。同时还派人还在宋夏边境地区四处张贴告示：凡是能斩杀元昊并将其首级献给朝廷者赏赐二百万文钱，凡是能捕获西夏派往宋朝境内的间谍者赏赐十万文钱，同时明文规定凡是西夏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或汉族能率领所属人马投奔宋朝者一律加官进爵，并予以一定的赏赐。

由此，宋夏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时间延绵长达百余年。

第四节大范老子与小范老子

最初，宋朝在西北边境的军事统帅为夏竦和范雍：夏竦知泾州，负责泾原路军事；范雍知延州，负责鄜延路军事。范雍是宋真宗咸平初进士，当时被人称为“大范老子”，然而，这位范雍却是位庸碌的书生，不但不知兵事，还生性懦弱胆小。

先谈宋朝廷最初对西夏的应对。中原朝廷一向以外交阴谋见长，宋朝廷极力笼络之前提过的唃厮啰势力，先是册封唃厮啰妻子乔氏为永嘉郡夫人，唃厮啰长子瞎毡为登州团练使，磨毡为顺州团练使，分别赏赐给他们袭衣、金带、器皿和茶叶，并答应每年赠送他们绢帛各十五匹。

当时，由于唃厮啰父子之间互相猜疑，不相统率，宋朝为了联合他们共同对付西夏，因而分别给他们加官进爵，有意使他们内部互相团结，但唃厮啰的两个儿子仍然各自统辖所属地区，各行其事，最终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

宋仁宗对唃厮啰大肆册封后，便命令他们从西方进攻西夏。唃厮啰倒也没有推辞，立即派出四万五千名士兵袭击被西夏占领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夏凉州守将派兵防御唃厮啰的进攻，唃厮啰军队受阻，只好杀死几百名西夏巡逻兵后返回本国领土，扬言要再次进攻西夏。

之后，宋仁宗一再命令唃厮啰出兵攻打西夏，帮助宋朝讨平西夏，但唃厮啰此后唃厮啰并未对西夏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而自宋夏开战后，元昊开始按照计划大规模攻击宋朝。宋军屡战屡败，元昊气势更盛，将下一个目标投向了鄜延路的延州。如前面介绍宋夏“山界”时所分析的，鄜延路在四路中防守最弱，而鄜延路统帅范雍性格懦弱，不知兵事，轻率无谋，更给了西夏可趁之机。

延州城外只有金明寨为屏障，要取延州，必先取金明寨。金明寨是延州北部门户，周围有三十六寨，互为依托。当时防守的将领为都巡检李士彬，是内附宋朝的党项人，其父李继周在世时，曾多次战胜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李士彬勇猛善战，十万部下均为党项精兵，战斗力极强，可以说是元昊的劲敌，时人称其为“铁壁相公”。不过，他在历史上声名并不好，曾经因小故杀死数人，犯下死罪，虽然宋朝廷因他身份特殊而赦免了他，但其残暴好杀的本性由此可见。加上性情贪婪，部下多对其有怨言，结果这点后来被元昊最大化地利用了。

元昊为了对付李士彬，先采用反间计，派人将书信和锦袍金带投置在金明寨境上，书信大意是约定李士彬共同叛宋。这封信自然不会交到李士彬手中，而是被巡逻的宋军发现，交到了鄜延副都部署夏元亨手中。因为李士彬与元昊同族，这封信立即使李士彬陷入了被众将怀疑的处境。只有夏元亨相信李士彬绝对不会叛宋，说：“此间耳。士彬与羌世仇，若有私约，通赠遗，岂使众知邪？”

后来李士彬知道了这件事后，感激涕零。不久，元昊派部下刘重信（元昊改其名为刘奇彻）招降李士彬，被李士彬捕杀。

两计都不成，元昊又派出大批部下假意投降李士彬。李士彬本来有所怀疑，想将这些投降的党项人送到南方居住。但主帅范雍却不同意，说：“讨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令李士彬将这些诈降者统统收编入本军，分隶诸寨，并厚赏金帛，一时来降者甚多。

为了麻痹李士彬，元昊警告自己的将领，不要与李士彬发生冲突，即使双方遭遇上了，也要不战而退，并四处散布说：“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地也。”李士彬听了难免骄横起来，也对那些来投降自己的党项人不怀疑了。元昊又暗中用金帛官爵诱惑李士彬的部下，部下均受之不辞。

在全力对付李士彬的同时，元昊为了摸清宋军底细，还进行了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先是派出使者带着金银财宝和加官进爵的诺言诱惑宋朝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巡检刘怀忠投降西夏。但刘怀忠却不吃那一套，不但毁掉了元昊赠送的大印，还斩杀了西夏使者，因而激怒了元昊。

宝元二年（1039年）十一月，元昊派遣大军进犯保安军，沿途胁迫属户，毁坏蕃落，几百里烽烟不绝。刘怀忠领兵迎战西夏军队，结果宋军一败涂地，刘怀忠被杀。

鄜延路钤辖卢守懃急忙派遣巡检指使狄青增援保安军，狄青披头散发，面带铜具，在西夏军队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元昊本来就是佯攻，就此撤军。狄青却由此以传奇的色彩登上了历史舞台，名声大震，连升四级，升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

为了彻底麻痹宋军，元昊派衙校贺真致书鄜延路宋军统帅范雍，表示元昊“愿改过自新，归命朝廷”。范雍信以为真，立即上报朝廷，还下令将之前被宋军斩首的西夏俘虏厚葬祭奠，并由此放松了警惕。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率十万大军自塞门川（今延河上游）南下，大举侵宋。范雍闻讯大为紧张，因为金明寨为延州门户，所以格外重视，命李士彬分兵守卫三十六寨，以免西夏军队有可趁之机。李士彬的儿子李怀宝不同意分兵，说：“今当聚兵御寇，分则势弱，不能支也。”李士彬不听，将亲信分别派往三十六寨。

入宋境后，元昊扬言要先取金明寨，李士彬闻讯立即严阵以待，但到深夜，西夏军队仍未到来，于是解甲就寝。

第二天一早，李士彬还在睡梦当中，西夏大军突然发动袭击，由于诈降者为内应，要塞金明寨轻而易举地被攻陷。

李士彬闻讯立即起身披甲，向左右索取马匹。当时随从在他身边的部属均被元昊买通，便故意牵了一匹劣马给李士彬。李士彬兵力分散，又因为马弱走脱不得，与其子李怀宝均被擒遭杀害（一说李怀宝战死），只有母亲和妻子趁乱逃脱，奔进延州。

金明寨陷落后，元昊吞并了李士彬所属党项族士兵数万人，乘胜南下，包围了范雍所在的延州城。西夏军队声势极为浩大，“夏人大寨在城北五十里五龙川口，其后队直接鱼家庄，庄去州二十里，较其众约十余万”。

此时正是正月，气候严寒，遍地冰雪，元昊知道难以久战，因而一上来便督军猛烈攻城。延州在四山环绕之中，城墙依山而筑，分为两城，中夹延河。城楼雉堞卑小，目无遮拦。士兵登临城外山上九州台，俯瞰城中，清晰如画。

此时，延州防备极为薄弱，宋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宋开国名将石守信之孙）领兵在外，守卫延州城的只有延州钤辖卢守懃及几百个士兵。范雍惊慌失措，只下令紧闭城门，自己躲在家中求神佛保佑。

卢守懃见西夏军队攻势猛烈，无计可施下，跑去向范雍哭诉，竟然请求范雍派都监李康伯去向元昊求和，延州通判计用章也力劝范雍弃城逃跑。范雍性情懦弱，居然真的打算派李康伯出城与元昊讲和。李康伯勃然大怒，当即表示决不接受命令，并要求范雍将自己斩首。

范雍心中有愧，也不敢对李康伯发作，无可奈何之下，连发二道檄令，急召时在庆州的鄜延副总管刘平率军救援延州。

鄜延路副总管刘平是当时颇有威望的名将，听说延州危急后，说：“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犹平地，况国事乎？”立即亲率三千精锐昼夜倍道兼行，前往援救延州。急行军四日后，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率领的人马相遇，于是两路援军合兵，打算经万安镇（今陕西志丹东南）奔赴延州。

元昊得知宋军动向，事先派兵埋伏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即延川、宜川、洛川三条河流汇合处）一带。刘平进军到三川口西十里地时，已经是半夜，便让大军就地扎营，先派骑兵奔赴延州。

在这天晚上，自称是范雍使者的“急脚子”（善跑而专程邮递的驿卒，又称“健步”“健足”“急足”“快行子”）赶到刘平军中，说：“范太尉（指范雍）已经在延州东门等候各位将军。为了防止奸细混入城中，请令队伍分批入城。”

刘平不辨真伪，立即开始调拔队伍，将宋军分成五十队前进，每队大约间隔五里左右。

大军出发后不久，“急脚子”突然不知去向，刘平这才起了疑心，便派出探子去侦察情况，探子回报说：“延州城上并无灯火，走在前面的小队军队已经不知去向。”

此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刘平与石元孙商议后，担心西夏人有诡计，而且后面的大队步兵也没有赶到，便重新整军列阵，返回去接应步兵，在半路与步兵会合，又遇到应召前来援助延州的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部。这样，宋军五路人马合兵后步骑共有万余人，结阵向东行进。

此时，距离西夏军队埋伏好的三川口仅有五里地。宋将郭遵为人谨慎，建议出军前先派军侦察，但刘平没有听从。宋军到达三川口时，突然之间，四周山上鼓角齐鸣，伏兵四起，宋军被西夏军队团团包围。

当时漫山遍野都是积雪，平地雪深数寸，刘平、石元孙率军拼死苦战，宋夏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刘平本人也负了伤，左耳右胫都中了流矢。

正在最关键的时候，负责殿后的宋将黄德和见西夏军队人多势众，竟然带头逃跑，宋军军心动摇，阵脚大乱。刘平急忙派遣儿子刘宜孙追赶黄德和，劝其顾全大局，拼死一战，但黄德和不但不听从，反而挟持刘宜孙一起逃往甘泉（今属陕西）。

就在此时，宋将郭遵在战斗中被敌人射中战马，摔下马来被西夏兵杀死，宋军全线溃败，很多宋军弃甲溃逃。刘平派军校仗剑阻拦溃兵，仅仅留住一千余人。残余宋军在刘平、石元孙率领下，退到三川口西南附近山坡，设置了七道栅寨，想趁夜色固守。

半夜，元昊派人到宋军寨前挑战，刘平不予理睬。元昊又派人假扮宋边界戍卒递送文书，想诱使刘平出寨。之前吃过亏的刘平当然不会再上当，却将计就计，将西夏人假扮的信使放进来后杀死。

元昊一计不成，又派人劝降刘平，刘平则以谩骂回应：“狗贼，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众庸足破乎！”

第二天黎明，元昊再次派人劝降刘平，刘平不应，于是元昊率骑兵从山后向宋军驻守山坡发动攻击，宋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刘平、石元孙军被俘。刘平性情刚烈，被俘后犹自威武不屈，破口大骂元昊说：“我头颈三尺长，等着你来砍呢。”

但元昊也未杀他，只将他囚禁，后来刘平病死在西夏，石元孙则于庆历五年（1045年）被放回宋朝，宋朝谏官、御史纷纷上书，陈述石元孙兵败未死，成为宋朝的奇耻大辱，并建议将石元孙在边关地区斩首示众，以警告西夏。

宰相陈执中等人同意台谏官的意见，指责石元孙既是宋初名将石守信之孙，身为大将，却不能尽忠报国，反而苟且偷生，可杀不可留。贾昌朝引经据典，竭力为石元孙辩护。宋仁宗听从了贾昌朝的建议，饶恕了石元孙，但彻底削除其官爵，编管全州（今湖南全州），不久后石元孙病死。

在三川口打败了宋援兵后，元昊集结兵力，全力进攻延州，连攻七日未下，因天降大雪，气候严寒，难以持久作战，又听说宋鄜州都教练使折继闵、代钤辖王仲宝率军从侧后攻入西夏境内，担心腹背受敌，于是下令回师金明，打算先解决后方，再图进取。又出兵攻安远、塞门、永平等寨，破塞门、安远寨，五龙川一带边户焚略殆尽，延州以北、横山一带都被元昊控制。

三川口战役是元昊发动侵宋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以西夏大获全胜而告终。宋军之惨败，一方面是由于主帅轻敌；另一方面也是宋军军备极差，武器“长短小大，多不中度”，“铁刃不钢”，奉命制造武器的造作所从来就只求速成充数，根本不管质量和实用性如何，这正是宋朝长期忽视军备的结果。连欧阳修都说宋军的武器是“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而宋军的训练也只重形式，不重实效。当时骑兵中十分之八是弓箭手，步兵中十分之七是弩手，弓箭手和弩手另外单配剑一口，但他们平时只学习一些花架子的射术，根本就不懂得近身搏杀之术；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宋朝兵制统、调、管三权互相制约，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严重地导致了宋军战斗力低下。

因三川口战役还在宋朝廷产生了一场大风波。黄德和临阵脱逃后，大肆掠夺沿途居民，长达十余天时间，老百姓深受其害。

但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这个黄德和之后还掀起了一场大狱，牵连极广。他后来回到延州，范雍怒其行为，不准他入城，命令他回鄜州（今陕西富县）听候发落。黄德和恐惧万分，于是便恶人先告状，诬告范雍陷害他，同时诬告刘平、石元孙已经投降了西夏。宋朝廷信以为真，立即派兵包围了刘平等宅第，逮捕了刘平等人家属。幸好大臣贾昌朝、富弼等人力劝宋仁宗，认为刘平是国家忠良。

而之前延州钤辖卢守懃在夏军兵临城下时，曾经提议与西夏议和，因为害怕被追究，便反告延州通判计用章，计用章也毫不示弱，二个人打起了官司。宋仁宗不胜烦恼，下令贬卢守懃和计用章二人官职，并将他们流放到岭南。卢守懃、计用章二人对朝廷的判决不服，再次告状。宋仁宗委派文彦博等人前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审理刘平、黄德和一案。

文彦博等人通过周密的调查后，认为黄德和临阵脱逃，依照法律应该斩首，刘平等人为国尽忠，应予以奖赏。最终的结果是：黄德和腰斩，枭首延州城下；卢守懃贬为湖北都监、李康伯贬为均州都监；计用章除去仕籍，发配雷州（今广东海康）；范雍撤职，贬官知安州；同时，追封刘平、石元孙等人，并赐给他们的家人官职和大量财物。至此，一场丑剧才算落下了帷幕。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宋军在西北边事一败涂地的这一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成书。这部由宋仁宗仿照以往官修正史的组织形式、专门设局，由翰林学士丁度和曾公亮总领一班通晓军事的文人编写而成的官修兵书开创了兵书编纂体例，卷帙浩大，体例完备，内容丰富，非以前任何一部兵书所能比拟。

全书共四十卷：前二十卷中，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论述了军队建设和用兵作战的基本理论、制度和赏识，内容有选将料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军事地形，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等，并配有大量插图，以及军事地理方面的内容，比如边防各路州的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口关隘、军事要点等；后二十卷中，故事十五卷，依照兵法，分类介绍历代战例，比较用兵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另有五卷为阴阳占候等内容。

三川口战役后，宋军主帅范雍被免职，这位并不称职的边帅黯然离开了边关。他一生中最值得一书的事，大概是当时还是小校的狄青犯了军法，当斩首示众，范雍赦免了他，由此才使后来宋军多了一员猛将。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八·范雍传》。

为了应对西夏强有力的挑战，宋朝廷随即对西北防务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户部尚书夏竦曾上书陈述西夏事宜，被任命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有“天下之选”之称的韩琦、范仲淹则被任命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副使。这样，夏竦为西北边关主帅，韩琦、范仲淹为副手，共同负责延州一带的防务。在西夏步步进逼的情况下，范仲淹由韩琦力荐，受命于危难之间，重新崛起于历史的舞台。因为之前的宋军主帅范雍也姓范，西夏人称范雍为“大范老子”，称范仲淹为“小范老子”。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因其喜好弹琴，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少时贫苦，两岁丧父。母亲谢氏贫困依，为了生活，只好带着儿子改嫁长山（今山东邹平）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名朱说。

成年后，范仲淹在一次与朱氏兄弟的争执中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世，“感愤自立”，决定离家外出求学。他带着琴剑，来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书院读书。早上总是煮一盆粥，当作一天的食粮，饿了就用刀切几块吃，一直读书到夜深人静，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尽管生活如此贫寒艰辛，但范仲淹志向远大，常“以天下为己任”，还是秀才时就有敢言之名。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两年后，上表请求改回范姓。

少年艰苦的生活，使范仲淹始终能以清廉律已，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欧阳修曾经盛赞范仲淹说：“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范仲淹任官以后，每每慷慨激昂，抨击时弊，奋不顾身，开创了一代士大夫重视气节之风。他担任谏官时，曾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力谏宋仁宗废后一事，不惜公然与皇帝宋仁宗和宰相吕夷简对抗。这件事被认为是古代监察制度史上的大事，表明了台谏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正如南宋吕祖谦所说：“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吕）夷简，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抗矣。”

范仲淹最恼怒无为腐朽的官员，选拔官员时，看到不中用的，就在班簿上一笔勾销。当时富弼（晏殊女婿，且由范仲淹牵线）任枢密副使，说：“一笔勾，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他因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曾先后三次被贬。

范仲淹被贬后，从此远离中枢，朝中凡是为他说话的人，都会被视为朋党，世人都认为他这一生就这么完了，已经毫无东山再起的可能。然而，世事难料，李元昊的称帝竟然带给了他重新崛起于政治舞台的契机。

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后，首先到延州视察军事防务。当时延州知州为张存，对军事一窍不通不说，还因为是个大孝子，一心挂念家中八十岁的老母，根本无心留任边境地区。范仲淹了解到张存的情况后，便主动向朝廷提出由自己担任延州知州的职务。范仲淹此举，其实是将自己推到了国防阵线的最前沿。

当时的当务之急是收复金明、塞门等寨，以解除西夏军队对延州的直接威胁。鄜延钤辖张亢、都监王达先出击金明，西夏军退走。范仲淹则领兵驱逐塞门等寨蕃骑出境，随后采纳部下周美的建议，派周美率军迅速修复金明寨并负责守卫。果然不出所料，西夏军再度来攻金明寨。周美严阵以待，领军力战终日，又派人多点火把以为疑兵，终于击退西夏军，挫败了元昊二次进攻延州的计划。

范仲淹走马上任后，除了改善延州一线边防涣散软弱的状况外，还着手切断西夏军队的兵器来源。西夏兵器采用冷锻方法铸造，而且已经懂得使用比较进步的竖式风箱设备，因此其兵器“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进入”，非常坚固耐用，宋军兵器往往不能与其匹敌。西夏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一带多山，盛产铁矿，西夏专门在此设置“铁冶务”，制造甲胄兵器。只要攻占夏州，便能有效地断绝西夏兵器的来源。夏州距离宋朝麟州（今陕西神木）、府州（今陕西府谷）较近，之前麟府都部署葛怀敏曾打败西夏军队后，一度抵达夏州。范仲淹命令葛怀敏和麟府都监朱观兵分六路进攻西夏，宋军开始很顺利，攻破了西夏十一座城堡，直抵洪州（今陕西志丹西北）。然而西夏军队据险固守，横山（今陕西横山县）一带的蕃部部落也截断宋军退路，葛怀敏等人失利，被迫撤离西夏本土。

进攻夏州失利后，范仲淹开始改革防御西夏的办法。传统中，宋边境各州部署统帅一万人、州钤辖五千人、州都监三干人，当西夏军队入侵时，宋方往往派遣官品较低的武将都监出征。范仲淹认为不根据敌兵的多寡而出战，而以官品高低为先后，是宋军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把延州的宋军分成六将，每将三千人，分别进行训练，根据敌兵的多寡而派遣相应人数的宋军迎战。

其后，陕西边境各路均仿效范仲淹的这一措施，取得了防御西夏的良好效果。甚至在西夏军中有流传说：“不能轻易向延州发动进攻，现在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如大范老子（指范雍）那样好欺负。”针对宋朝廷的边防策略，元昊也开始有计划改变进攻宋朝的路线，避免与范仲淹直接交锋。

范仲淹著名的《渔家傲》便是作于他驻守延州期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渔家傲》本是北宋年间的流行歌曲，最早见于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因词中有“神仙一曲渔家傲”句，便取“渔家傲”三字作词名。“塞下”便是指延州。“衡阳雁去”是指湖南衡阳县南有回雁峰，传说大雁飞到此地后，即不再南飞，事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十五》。燕然山即今之杭爱山，后汉名将窦宪追击匈奴，出塞三千余里，至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

秋日傍晚的边塞更加显得萧瑟荒凉，归雁成群结队地飞回南方，雁尚无留意，人留更出于不得已。光秃秃的山峰重重叠叠，上空飘浮着一缕缕的青烟，悲壮的号角和着杂乱的边声在四野回荡，像是有意撩拨人的情怀。落日的余晖中，群山中一座孤零零的城池早已已经紧闭城门。孤城中守边将士的生活怎样呢？为国为家的白发将军，面对浊酒而陷入沉思，心中渴望早日回到遥远的家乡，可是敌人还没有打败，又哪能说得上归去？寒霜满地，将士们无法睡着，只在寒夜中徘徊。哀怨的笛声响起，促使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时的眼泪。

唐朝的边塞诗大多表现建功异域、追奔逐北的豪迈，而范仲淹这首词表现的则是边塞的荒寒、将士的劳苦，其间流露出悲壮、感伤、矛盾的复杂情感，在历史上曾引起过巨大争议。欧阳修认为其为“穷塞外之词”，批评范仲淹身为边关主帅，不抒发将士的慷慨豪迈之情，却着意写塞外凄凉穷愁的景象与思归之心。明人瞿佑也批评说：“以总帅出此语，宜乎士气不振而无成功。”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诗评家认为此词写得“情感浑厚，气概阔大”，“有排荡之势”，“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

无论如何，范仲淹这首名作放在那个重内轻外的北宋朝代，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宋仁宗以后，宋朝积弱日深，表面的歌舞升平，已经掩饰不住日益深重的危机，尤其严重的边患，已经对宋朝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范仲淹担任边关主帅后，比朝中大臣更能意识到这一点这大概正是他这首词作苍凉沉郁基调的根源原因。而后来由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也是力图要缓解危机，这一点到后面再叙述。

宋朝廷大幅度调整西北边防后，宋夏双方暂时进入了对峙期。但和平非常短暂，宋朝廷总想一雪前耻，想主动出击，派遣大军深入西夏本土，直捣黄龙，彻底征服西夏。

庆历元年（1041年）新年刚过，宋仁宗迫不及待地召环庆路副部署任福前往泾原路商议攻夏事宜。刚好在这个时候，西夏元昊在折姜会（今宁夏同心东）召集军队，准备进攻宋朝渭州（今甘肃平凉）。陕西路经略安抚使韩琦闻讯后，立即赶到镇戎军（宁夏固原），准备调集镇戎军的所有军队，与西夏决一死战。

韩琦对西夏持强硬立场，素来主战，而范仲淹则不然，总说：“吾唯知练兵选将，积谷丰财而已。”（宋·罗大经·《鹤林玉露》“鹤林玉露”取杜甫《赠虞十五司马》诗“爽气金无豁，精淡玉露繁”之意）主张持久防御。韩琦安排好任福一军后，又派尹师鲁前去会见范仲淹，约他一同出兵。虽然范仲淹此次任边帅为韩琦所荐，不料他坚决不主张贸然进兵，说：“我师新败，士卒气沮，但当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尹师鲁竟然讥讽地说：“公于此乃不及韩公。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公何区区过慎如此？”范仲淹严肃地回答道：“大军一动，万命所悬，乃可置于度外乎？”尹师鲁无话可说，只好无功而返。

韩琦听到尹师鲁回复后，知道不能指望范仲淹，便又临时召募一万八干余名士兵，交由任福率领。任福委派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官，钤辖朱观、泾州都监武英殿后，王珪、耿傅等高级将领亦随军出征。

临行之际，主帅韩琦面授机宜，要求任福等人从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直抵德胜寨，向羊牧隆城（今宁夏固原西南）进军，出其不意，从背后袭击西夏军队，倘若不能成功，则在半路上埋伏，偷袭敌人等等。

二月，任福按照韩琦的行军路线进军，果然旗开得胜，打死西夏军队几百人，首战告捷。而西夏军队伪装失败，狼狈而逃。先锋官桑怿信以为真，率领宋军乘胜追击，任福也率领主力军随即赶到，屯军好水川（甘肃平凉市北）。

宋军由于深入敌后，将士缺粮以达三天，但任福等人仍不知是计，骄傲轻敌，全力追击西夏军队，宋军到达龙竿城（今宁夏隆德）时，西夏军队倾巢出动，从六盘山中冲了出来（今宁夏六盘山）。任福等人如梦初醒，方知中了西夏的埋伏。宋军尚未排列成阵形，西夏骑兵便发起冲击。

同时，西夏另一支伏军从六盘山背后向宋军发动进攻，宋军腹背受敌，完全为西夏军队所包围。任福亲自率领宋军奋力杀敌，虽然他身受十余处箭伤，但仍然顽强地指挥着宋军进行殊死抵抗，有一名随身小将劝任福逃命，但他慷慨激昂地说：“我身为大将，作战失利，当以身报国。”

任福最后被西夏军队砍断喉咙而死，宋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好水川之战，宋廷“关信大震”，宋仁宗也“为之旰食”，到晚上才用饭。

得知任福兵败身亡后，韩琦不得不还军。到半途遇到数千名战死宋军之父兄妻子，手持故衣纸钱，一边招魂，一边大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

韩琦见此惨状，不由得掩面而泣，驻马不能进。范仲淹闻讯后忍不住叹道：“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

韩琦也至此才对范仲淹彻底信服。南宋学者罗大经认为，“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范仲淹）为第一，富（弼）、韩（琦）皆不及”。

好水川之战后，韩琦身为主帅，责任难逃，被免去边帅职务。而西夏军队十分猖獗，元昊还派人作诗投到宋境，诗中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讽刺宋军无人，屡屡失利。宋夏战争由此进入白热化状态。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辽国在宋夏战争中的态度。宋朝廷在讨论对西夏的攻守之策时，曾专门论及辽国可能的态度。主帅范雍认为宋朝一直对辽国有恩，不如派遣使者到辽国，令辽国出师相助，如果打败元昊，则赠送十万金帛十万给辽。

宋朝廷采纳了范雍的建议，派遣使者到辽国，告知将要出师伐夏。西夏元昊听说后，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然而，辽国的态度却出乎宋夏双方的意料，态度中立，表示不倾向于任何一方。显然，辽国策略十分高明，抱定“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要从宋夏交战中渔利。

好水川之战后，西夏大胜，派遣使者将被俘虏的宋将士送到辽国献俘，辽国态度立即明朗，倒向西夏一边，还以西夏的保护者的身份出面与宋交涉，委派宜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带着国书出使宋朝，索取晋阳及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即后周世宗征讨契丹时夺回的领土）。

辽国使者到达宋辽边境后，宋朝廷忧惧来者不善，惊慌失措，竟然没有人敢去迎接辽国使者。宰相吕夷简推荐知制诰富弼出使辽国，拒绝了辽国的无理要求，并提出宋方的两项条件：要么宋辽通婚，要么增加岁币议和。辽国坚持要求宋方割让关南十县之地，但富弼态度强硬，并明确表示倘若辽国坚持这一无理要求，宋朝只好兵戎相见、诉诸武力了。

辽国便退而要求宋辽通婚。富弼晓以利害，对刘六符等人说按照宋朝嫁公主的惯例，只资送十万贯钱作嫁妆。辽国权衡利弊，便要求宋朝增加岁币，并将澶渊之盟中所定岁币一律称“纳”字。宋朝有些大臣认为“纳”字不妥当，太失大朝面子，但宋仁宗一味求和，采纳了晏殊的建议，允许称“纳”字，每年增加二十万两匹的岁币给辽国，同时声明所增加的岁币是关南十县之地的赋税收入，

辽国从从宋夏交兵中得到了实惠，知道宋朝软弱，不会对自己构成军事威胁，而西夏实力大增，已经让辽国感到了威胁。于是，辽国将防御的重点转向西夏，一方面限制边境吐蕃、党项向西夏卖马，一方面遣使令西夏与宋讲和，开始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元昊不愿意得罪辽国，只得遵从。就在宋军频频失利的时候，元昊派使者到延州见范仲淹，提出要与宋朝议和，令宋人大跌眼镜。

但西夏使者所携带的的议和书中，元昊依然称帝，之前宋将郭劝、李渭曾因将元昊称帝的奏书上报而被免职，范仲淹也不敢将这封语气狂妄的议和书上呈朝廷。反复权衡之下，范仲淹最终自己执笔，给元昊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范仲淹回顾了宋夏双方的交往过程，并详细分析了宋夏交兵的利弊，规劝元昊识时务，尽早归顺宋朝。范仲淹的这封信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再此引发了宋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

元昊接到范仲淹的信后，命令大臣野利旺荣给范仲淹写了一封回信，长达二十六页，信中言词颇为傲慢无礼。范仲淹勃然大怒，当着西夏使者的面焚毁了这封回信，但暗中却录了此信的副本，将信中一些侮辱性的、不堪入目的语言删去，上报朝廷。

之前范仲淹擅自写信给元昊，已经引起朝中种种非议，不少主战派大臣纷纷上书弹劾范仲淹，指责范仲淹僭越职权，强烈要求严惩范仲淹。范仲淹焚毁元昊的回信后，立即受到朝臣们更加猛烈的抨击，被指责成目无君臣，大有欺上瞒下之嫌。宋仁宗特意召集执政大臣，讨论范仲淹擅权一事。

当时执政的宰相是一向与范仲淹不和的吕夷简，参知政事（副宰相）宋庠［5］之前曾触怒吕夷简，他为了讨好吕夷简，提议从重治罪，诛杀范仲淹。

此议一出，满座皆惊，就连一向信任宋庠的宋仁宗都特别惊诧，因为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立有祖训：非谋反死罪，不得诛杀士大夫。

经过一阵难堪的面面相觑和沉默后，枢密副使杜衍首先站了出来，竭力为范仲淹辩白，认为切不可因写信一事斩杀边关重臣。其他大臣尚未发言，一直默不作声的宰相吕夷简突然站了出来，表示坚决支持杜衍的意见。本来不少人怀疑宋庠建议诛杀范仲淹其实是吕夷简的主意，他这一表态，更是令众人大跌眼镜。

此次朝议，议题的中心人物范仲淹没能成为主角，宋庠反而成了一时风头无二的焦点人物。之后，宋朝朝野之间舆论大哗，众人纷纷指责宋庠毫无为国分忧之感，宋庠因此被贬出朝。另外三名重臣枢密副使郑戬（宋庠同年进士）、三司使叶清臣、权知开封府吴遵路也被指为宋庠朋党而贬职。

事情闹大了，反而变得对范仲淹有利，宋仁宗也没有过分追究范仲淹，只将他从延州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任知州。

范仲淹在担任庆州知州后，大力笼络这一带地区的羌族酋长。这些羌族酋长曾经受元昊诱惑，在西夏军队进攻宋朝时充当向导。范仲淹一上任，便以宋仁宗的名义犒赏羌族各部落首长。每当接见羌族酋长时，范仲淹总是摒推守卫，与酋长促膝谈心，这种绝对的信任令羌人大为感动。从此，羌人部落开始为宋朝戍边效力，范仲淹也被羌人称为“龙图老子”（范仲淹还有龙图直学士的官职）。

韩琦、范仲淹先后被贬，之前的三名边关主帅便只剩下了夏竦，宋朝又任命陈执中［6］为新任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但陈执中一上任就与夏竦产生了矛盾，二人谁都不服谁，赌气之下，竟然各自上表朝廷，自请辞职。大敌当前，主帅却自己大搞内耗，宋仁宗由此大怒，同时罢免了夏竦、陈执中二人，又重新起用了韩琦和范仲淹。

范仲淹重新担任边关主帅后，开始全面实施他的攻守计划，即采取招降与进攻相结合的战术，攻占一地就巩固一地，逐渐深入西夏本土。庆州西北有一个叫马铺寨（今甘肃华池东北）的地方，位于后桥川的冲要之处，如果占领这一要害，便可为深入西夏本土打下基础。

庆历二年（1042年）五月，范仲淹决定夺取马铺寨，他先秘密派儿子范纯祐与蕃将赵明攻取了马铺寨，然后自己亲率大军出发。

当时宋军上下都不知道队伍要开拔到什么地方去，要去干什么，直到到达柔远寨（今甘肃华池）后，范仲淹才下令宋军拿出早巳准备好的筑城工具，迅速修筑城堡，只用了十几天时间，便完成了工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朝廷赐名为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

西夏军队发现宋军修筑大顺城后，大为恐慌，派遣三万骑兵前来争夺。范仲淹早有防备，率军坚守，打退了西夏军队的进攻。

西夏军队为了诱惑宋军出城，假装逃跑，范仲淹担心中西夏的埋伏，下令军队不要追击。大顺城修成后，与豹（今甘肃华池北）、金汤（今陕西志丹西南）等城堡形成遥相呼应之势，环庆路的防守大大得到加强。从此以后，西夏军队很少进犯环庆路。

宋朝的精兵良将一一在边境地区亮相，尤其宋军两大主帅范仲淹与韩琦相当团结，名重一时。西北边境当时有歌谣传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深感无机可乘，这是个野心勃勃的党项人，念念不忘窥觑宋朝的富饶，自然大为苦恼。

之前提过的汉人谋士张元认为宋军精锐都集中在边塞，因而关中地区军事力量相当薄弱，可先派一支军队军牵制宋边境地区的军队，再派一支劲旅，直捣关中地区，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

元昊认为此计绝妙，便派出十万大军，兵分两路向宋朝展开大规模的攻击。一路从刘瑶堡（今宁夏隆德县境）出击。宋将王沿急忙派遣葛怀敏等将领率军增援刘瑶堡，双方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发生了一场激战，宋军大败，宋军近万人几乎全军覆没。

西夏另一路军队从彭阳城（今宁夏固原东南）出发，计划攻取渭州（今甘肃平凉），向宋朝关中地区发动进攻，但遭到了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西夏士兵死伤一千余人。元昊直捣关中的美梦就此破灭。

由于范仲淹和韩琦在西北边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人均被提拔为枢密副使，范仲淹更是在不久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针对朝政的弊病进行革新，积极推行他的“庆历新政”，力图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

虽然范仲淹得到了朝中重臣韩琦、富弼等人的鼎力支持，但“庆历新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触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

与此同时，下野的吕夷简、夏竦及其党羽兴风作浪，竭力想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庆历新政”的一个重要人物石介给富弼写信，要求他们实行伊尹、周公等先贤的仁政。而石介曾直斥夏竦为奸人，夏竦为此怀恨在心，企图报复，他授意婢女模仿石介的笔迹给富弼撰写了废掉宋仁宗的诏书，想借机陷害将范仲淹、富弼等人赶下台。

宋仁宗当然不相信这是真事，但也没有追查这件事。皇帝模棱两可的态度令富弼、范仲淹恐惧不已。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陷害，二人都请求离开朝廷到西北边境地区任职。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宋仁宗见到与西夏议和已经取得进展，遂认为不再需要范仲淹“锐意天下事”，将其罢为河东、陕西二路宣抚使。范仲淹被迫离开中枢后，“庆历新政”也就此结束。

范仲淹虽然重新担任边帅，但此时宋夏议和将成，一力主战的范仲淹再次被贬，改知邓州（今河南邓县）。从此，他陆续知杭州、青州等地，所到之处，多施仁政，但再也没有回到中枢以及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西北边境。虽然人去楼空，但范仲淹依旧陕西边境地区享有崇高的威望，不少羌人部落为他画像，建立祀庙，进行供奉。

值得一提的是，庆历四年春（1044年），腾宗谅（字子京，范仲淹同年进士，曾同守边郡）谪守岳州（古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越明年，腾宗谅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范仲淹由此作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其中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

这里要特别谈一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古代士人的通常处世原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原话是“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能以民为念、关怀民瘼，慨然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格调显然更胜一筹。这其中的根源，既有范仲淹个人的品性，也因为宋朝轻武重文，为中国帝制历史上最优待士人的朝代，才使得士人有强烈的使命感，养育出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之气。

范仲淹知杭州时，感觉到年老体衰，有了退休的打算。门人弟子劝他赶紧为自己修建一处豪宅，以安度晚年。没想到范仲淹说：“我每晚睡觉前，都要合计自己一天的俸禄和这一天做过的事。如果二者相当，就能够熟睡；如果不是，心里会非常不安，闭上眼睛也无法入睡，总想着第二天要做事补回来，以对得起朝廷的俸禄。如今我精力日衰，所以想退休，可能做之实一天比一天少，已经很对不起百姓、对不起俸禄了，还叫我营造安乐窝，我又岂能安乐？”这正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格的真实写照。

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范仲淹病在赴任颍州的途中，半途病死于徐州，时年六十四岁。后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葬于河南洛阳东南的万安山（范母谢氏安葬之处。谢氏因早年改嫁，无法回葬苏州范氏祖坟，范仲淹又希望自己死后与母亲葬在一起，不愿意谢氏与养父朱氏葬在一处，因而谢氏单独葬在万安山）。范仲淹一生为国，身无积蓄，他死后家人境遇窘迫，不得不借官屋暂时栖身。

范仲淹死讯传开后，羌人部落几百名酋长齐聚在寺院，举哀悼念，“号之如父”，斋戒三天，方才离开。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百姓纷纷为他画像建祠。

第五节战神狄青

在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宋夏爆发战争以来，西夏连续对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事，宋朝每次均遭到惨败。然而，即便宋军在与西夏的对垒中败多胜少，宋朝毕竟国力强大，而且还可以通过限制经济贸易来扼住西夏的咽喉。宋夏的榷场贸易和民间贸易都因战事而中断，西夏百姓生活十分困难，“饮无茶，衣昂贵”，弄得怨声载道。

元昊虽然与辽国结盟，但只能得到政治上的声援，经济上捞不到好处，眼见攻取宋朝一时不能得手，元昊便开始着手与宋朝议和，以换取物质上的利益。正如宋人李纲所指出：“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鄙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

最初元昊提出的议和条件极为苛刻，不但不肯称臣，而且在物质方面的要求也颇高，要宋朝每年白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叶三万斤。对于西夏主动提出议和一事，宋仁宗却是喜出望外，立即派庞籍与西夏议和，其原则是元昊向宋朝称臣纳贡，如果元昊仍要坚持皇帝的称号也可以答应，要是能改称单于、可汗之类的当然更好。而宋朝廷内外大臣对议和一事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一部分大臣主张议和，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议和。

担任谏官的欧阳修便是反对议和的代表，他认为议和弊端多，而不议和的害处小得多。之前一直与西夏对垒的边关主帅韩琦也上书朝廷，认为答应西夏的议和条件对宋朝极为不利，他提出了三大害处：

（1）元昊与辽国一直互相勾结，倘若宋朝答应元昊的无理要求，辽国又再提出一些增加岁币的要求，宋朝将如何应付这种局面？

（2）如果宋朝只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增加一些岁币，元昊必不肯答应，这样，宋夏双方又得重新开战。

（3）假如册封元昊，那么辽国君主一定会妄自尊大，不服从宋朝的意志。

然而，当时上到皇帝宋仁宗，下到执政的宰相、枢密院，都惧怕再度爆发战争，准备答应西夏的无理要求。

就在宋朝廷决定与西夏议和时，元昊突然托出使西夏的宋使张子爽带回口信，表示愿意称臣纳贡，但又提出了一系列额外的通商要求：如要宋朝答应每年从西夏购买青盐十万石；宋朝廷同意西夏每年派人到宋都城开封进行贸易活动；增加每年岁币数量等。

如此一来，元昊反复无的嘴脸昭然若揭，就连之前一心想议和的宋仁宗和执政大臣们也担心宋夏一旦通商，西夏势力会迅速壮大，因此一直反对与西夏通商。

有意思的是，就在宋夏议和将成的时候，西夏与辽国之间又爆发了战争。元昊名义上是辽国皇帝辽兴宗的姐夫，娶辽兴宗的姐姐兴平公主为妻，但这是一桩典型的政治联姻。耶律氏自认为是大国公主，下嫁给元昊多有委屈之处，而元昊喜新厌旧，贪婪好色，看见美女就要据为己有，因而夫妻二人的关系十分不好。耶律氏病重时，元昊竟然都不去看望，在耶律氏死后，也不派人通知辽国，引起了辽兴宗的不满。

最为关键的是，元昊野心勃勃，大肆扩张，令辽国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本来西夏与辽国的联盟只是出于利益，并不十分稳固，只要稍有外力，便直接走向了决裂。

当时贺兰山南部一带属于辽国，居住在当地的党项部落都归附了契丹，元昊派人向这些部落首领晓以“民族大义”，游说这些党项部落归附了西夏。辽兴宗听说后，勃然大怒，但还没有来得及发作，便听说贺兰山西部的党项诸部族节度使屈烈也率领五个部族的人马投奔了西夏。辽国西南面招讨司（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都监罗汉奴迅速调集军队追击，结果被党项打得大败，招讨使萧达普、四捷军详稳张佛奴等人均战死。西夏元昊听说后，立即率大军前来增援党项诸部族。辽兴宗被彻底激怒了，决定亲自带兵讨伐元昊。

论国力和兵力，辽国远在西夏之上。元昊听说辽兴宗御驾亲征后大为恐慌，立即主动派人与辽国议和。

辽兴宗尚在犹豫，辽朝大将萧惠劝谏说：“元昊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绝对不能姑息养奸，倘若现在不加讨伐，以后恐怕就更难对付了，与西夏议和是养虎遗患的举动。”

可叹的是，辽国都能清醒地意识到与西夏议和是养虎为患，宋朝廷却为能与西夏议和而欢天喜地。

辽兴宗最红采纳了萧惠的建议，决定亲率十万大军出征，兵分两路讨伐西夏。本来，对实力强大的辽国而言，这是一次铲平西夏的大好机会，对宋朝而言，更是坐山观虎斗的天赐良机，然而，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元昊。战争开始时，辽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深入西夏领土四百余里，西夏军队没有作任何有效的抵抗。最终，辽军与元昊率领的西夏大军在贺兰山脚下相遇，辽将萧惠率军攻破了西夏军队的防线，元昊被迫逃跑，萧惠率领先头部队和右翼策应部队乘胜追击。

元昊大败之下，不得不委曲求全，表示愿意臣服，并亲自率领叛逃西夏的党项诸部族到辽军军营中投降。已经占据绝对主动的辽兴宗一时被元昊花言巧语蒙蔽，竟然答应让元昊悔过自新，双方当场折箭盟誓。

然而，元昊并非真心投降，心怀鬼胎，他料定辽军远离本土，粮饷不继，必然不能持久，于是故意拖延时日。就议和一事，夏辽双方使者往来近一个月。当辽军人困马乏之时，西夏军队突然向辽军营寨发动猛攻。

辽军正要抵抗之时，天气忽变，刮起了大风，一时间遍地风沙，辽军根本无法张开眼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死伤不可胜计。辽兴宗侥幸逃脱，被迫班师还朝。

这一战对西夏意义重大，正是这一战，奠定了西夏与宋、辽三分天下的格局。元昊大获全胜后，还能审时度势，知道西夏实力仍然不及辽国，主动献出叛附西夏的党项诸部族，夏辽双方交换战俘，达成和议，结束了战争。此后，辽、夏边界虽不时发生一些冲突，但基本上保持着既定的局面。

夏辽战争结束后，西夏与宋朝最终达成和议，这就是著名的“庆历和议”。和约规定：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不再归还对方；从此以后，如双方边境之民逃往对方领土，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栲栳、镰刀、南安、承平等地以及其它边境蕃汉居住区一律从中间划界，双方在本国领土上可以自由建立城堡；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西夏到宋朝祝贺乾元节时，宋朝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祝贺正旦节时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冬季则赐给西夏服装费：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元昊生日时，宋朝赏赐银二千两、衣服料绢帛二千匹、杂帛二干匹。

宋仁宗同意了元昊所提出的所有要求，而西夏唯一做的事就是元昊去帝号，名义上向宋称臣。

实际上，宋朝由于军事无能，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还是正式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最自欺欺人的是，宋仁宗在诏书中大言不惭地声称元昊虽然对宋朝有非礼之处，但念其有悔过自新之意，并愿意归顺宋朝，因而才册封为夏国主，世世代代为宋朝藩臣，并赏赐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叶三万斤，授元昊“夏国主印”广端。

庆历和议达成后，元昊为了促使宋夏尽快通商，多次派遣使者到宋京师开封，请求宋朝廷开放边境地区的互市面上。宋朝廷最终决定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和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的安平两处设置榷场，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宋夏贸易往来。

实际上，宋仁宗时期宋夏战争的结束是宋朝廷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尽管这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但宋人还是对此津津乐道。后来的南宋文人评论促成庆历和议的功臣，认为宋将狄青独居首功。

公平而论，狄青虽有“擅百胜之威”的威名，但并没有在宋夏战争中指挥过重大战役，更多地是扮演了救火员的角色。在宋军屡战屡败的局面下，人们热切地期待名将横空出世，常胜不败的狄青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崇高的威望，成为一面象征胜利的旗帜。也正是无人能企及的巨大声名，成为他被猜忌而死的根源。

狄青（1009～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出身贫寒，为普通农民的儿子。他自幼习武，善骑射。十六岁时，因征赋税事与村中人争执斗殴，气愤之下来到京城，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宫廷卫兵，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北宋采取重文轻武为国策，武将地位低下，士兵身份则更加卑贱，被称作“赤老”。在宋朝，士兵和犯人一样，都要刺字，犯人刺在脸上，士兵有时刺在手背上，有时刺在脸上。刺字的目的主要是防止他们逃跑，实际上就是古代所说的黥刑，在刺字的地方还要涂墨，墨痕一直深入皮肉，无法用水洗去。狄青的字便刺在脸上，成为他出身行伍的标志。但狄青却志向高远，有志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一次，狄青和几名士兵一起去看科举考试发榜，刚好中了进士的人从皇宫中意气风发地走出来，人人都赞叹新科进士的风采。与狄青同行的士兵感叹道：“人家当上了状元，我们却当了兵，富贵与潦倒的悬殊就是如此之大。”言语中充满强烈的自卑。

狄青却不以为然地说：“话还不能这样说，还要看各人的才能。”结果这句发自肺腑的有志气的话反而被同伴当作笑柄，来取笑狄青不知天高地厚。

狄青是典型的时势造英雄，跟范仲淹一样，他时来运转的契机是元昊称帝，倘若不是宋夏战争爆发，他或许终生只能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低级武官。宋夏开战后，宋军频频失利，宋朝廷不得不派出大批军队增援西北边境，狄青应诏戍边，被调派到延州，先后在军中任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挥使。他每次与西夏军队作战，总是戴上铜面具，冲锋陷阵，将生死置之度外，受伤后仍顽强杀敌，而且往往取得胜利。西夏将士对其十分畏惧。

当时，尹洙为陕西路经略判官，他与狄青谈论兵法，一见如故，认为狄青是一名难得的帅才。康定元年（1040）年十一月，尹洙郑重其事地向西北边关主帅范仲淹和韩琦推荐狄青，说“此良将才也”。韩琦、范仲淹见到狄青后也认为是一个人才，非常器重他。范仲淹还特别将一部《左氏春秋》赠送给狄青，并对狄青说：“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意思是说，作为将领，如果不博古通今，仅仅是匹夫之勇，有勇而无谋者必然失败。从此以后，狄青开始认真读书，将秦、汉以来有名将帅用兵之道牢记于心。

这里特别要提到范仲淹对待文武两事的态度，从他教育狄青习文的话中，可见宋朝重文轻武的浓厚的时代风气。宋朝大儒张载年轻时有志于边事，宋夏战争期间，张载上书给边帅范仲淹，陈述关于用兵的谋取略和计划。

范仲淹得知其有志投笔从戎，反而责备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力劝张载钻研《中庸》。张载后来成为著名儒者，开创了“关学”的学说。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有“儒将”之称的范仲淹心目中，也一样是文重武轻。可以说，在北宋一朝，重文轻武已经流为社会的习俗。

随着狄青知名度越来越高，被任命为泾州（今甘肃泾州）都监，开始独立带兵作战，成为一员有勇有谋的虎将。由于狄青勇猛善战，屡建奇功，所以升迁很快，几年之间，历官泰州刺史、惠州团练使、马军副部指挥使等。

狄青由一个普通士兵迅速擢升，成为名震一方的将领，由此引来多方嫉妒。与范仲淹交好的余靖也很推崇狄青的作战勇猛，但当宋朝廷开始重用狄青独当一面时，他却上奏说：“泾原有可忧之势，岂狄青匹夫可以当之！”表示了对武将的极度轻蔑和鄙视。

狄青在定州时，有一次参加主帅韩琦举行的宴会。当时韩琦召了不少妓女侍宴，有个叫白牡丹的妓女端起酒杯向劝酒说：“劝斑儿一杯。”“斑儿”是指狄青脸上的刺字。一个妓女，敢公然取笑嘲讽大将，由此可见出身士兵的人如何被人轻视了。就连一向看不起狄青的韩琦脸上挂不住，下令将白牡丹打了一顿板子了事。

这件事后，狄青回请韩琦，邀布衣刘易作陪。席间，有优人（戏子）唱戏助兴，拿儒生开起了玩笑。刘易认为是狄青事先授意，勃然大怒，喝骂狄青说：“你不过是一个黥卒，竟敢如此！”还将面前的杯盘碟都摔了。

妓女和普通书生都是如此，边帅韩琦就更加轻视狄青了。有次韩琦要杀狄青的旧部焦用，狄青立在阶下为焦用求情说：“焦用有军功，好儿。”

韩琦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当着狄青的面将焦用杀了。

狄青郁闷之下，总是叹息说：“韩枢密（指韩琦）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一进士及第耳。”

然而，时势造英雄，既然有战争，就需要狄青这样的人。当时狄青被传为神话般的人物，威名远播，时人称其为“狄万”，意思是能敌万人的猛将。就连宋仁宗听说狄青的事迹后也十分仰慕，想将狄青召进京城，一睹名将的风采。刚好此时西夏军队进逼渭州，狄青必须留在前线抗敌，宋仁宗便派画师将狄青的体貌绘成图像，进呈御览。

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宋仁宗拜狄青为枢密副使。狄青的任命在朝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谏官、御史们纷纷上书，强烈反对宋仁宗提拔狄青。御史中丞王举正认为狄青出身行伍，骤然担任执政大臣职务，是宋朝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甚至还以辞官威胁；左司谏贾黯也认为狄青任枢密副使有五不可；侍御史韩贽也上书认为朝廷的任命是不妥当的。但宋仁宗当时十分仰慕狄青的风范，渴望一览英雄的光彩，并未采纳这些意见。

当时，狄青的脸上的刺字仍在，宋仁宗特许他可以用药水洗去，但狄青却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意思是说，皇帝提拔我，并没有论门第高低、任官大小，而狄青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刺字所带来的，希望能继续保留它们，以鼓励广大士兵为国英勇杀敌立功。话说得相当铿锵有力，足以为将士们扬眉吐气，可见狄青并不以自己出身为耻，也显示出他不徇流俗的坚强个性。宋仁宗非常欣赏狄青的回答，更加坚定了任用狄青的信心。

狄青从此迈入执政大臣的行列，但文臣们却没有因此改变对他的态度。枢密院照例派人前去迎接狄青，狄青因为有事耽误了，枢密院使者等了好几天，仍然不见人影，当即恼怒地骂道：“迎一赤老，屡日不来！”“赤老”就是时人对士兵的轻蔑称呼，狄青也由此得了一个“赤枢”的外号。

就在狄青当上枢密副使的这一年年底，西南爆发了一场大战。当时南方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的部族首领侬智高为了摆脱交趾（今越南北部）的控制，多次向宋朝恳求内附。宋仁宗懦弱不堪，担心得罪交趾，多次拒绝了侬智高的请求。侬智高是壮族人，其母好吃人肉，侬智高本人精通汉文诗书，气愤之下，干脆起兵反宋，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并大封文武百官。

兵变起时，宋州府地方毫无防备，侬智高一路攻城略地，很快攻占广南（今广西、广东）九州，并包围了广州，宋军节节败退，西南大震。宋朝廷十分恐慌，宰相庞籍推荐狄青出征，狄青也上表慨然请行。宋仁宗十分高兴，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

按照北宋惯例，大军出征，应该是文人为正、武人为副、宦官监军，但狄青官任宣徽南院使，实际上已经有总领平南一切事宜的权力。可以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宋仁宗出于用人的需要，对狄青还是充分信任的，但文臣们依旧不忘“狄青武人，不可独任”，要求派宦官任守忠监军，以监视狄青。幸好谏官李兑还算清醒，说：“唐失其政，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是不足法。”举出唐朝宦官监军的前车之鉴，总算给皇帝和重文臣们泼了一盆冷水。当时形势危急，已经不容许再行拖延，因此宦官监军一事终未成行。

当狄青向广南进军之际，广西钤辖陈曙偕同殿直袁用好大喜功，生怕狄青一个人独立战功，率八千步兵擅自袭击侬智高，结果大败而归，死伤惨重。之前狄青屡次告诫诸将，不得轻举妄动，擅自与侬军交战。狄青认为有令不行，必然招致失败，下令将陈曙、袁用等三十二名将领全部拉出军门斩首。此后，众将慑服。

此时，正是正月新春，狄青借口元宵节，命令休兵十日，并大宴将佐。依智高的军队看到后，以为宋军在近期内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而狄青却乘敌不备，率精锐冒雨取捷径袭占昆仑关（今属广西）。侬智高失去了有利地形，无险可守，只得率军在昆仑关下的归仁铺（今广西南宁北郊）列阵，预备孤注一掷。狄青避其锋锐，表面上休整军队，暗中则亲自率领先头部队，孙沔统率中军，余靖殿后，次日黎明交战，再次大败侬智高。侬智高由合江口败走大理（今属云南），广南基本平定。

当宋军打扫战场时，发现有一具身着金龙衣的尸体，众人都认为这尸体就是侬智高本人，十分高兴，打算上奏请功。狄青却说：“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这一方面说明狄青凡事务实，不肯贪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的谨慎。可以说，狄青一直清醒地意识到帝国文臣们愤愤不平的目光正瞩目在他身上。后来果然传来消息，侬智高逃到了大理。倘若之前狄青稍有虚荣之心，贪功将尸体当作侬智高上报邀功，光那些谏官、御史们的口水也足可以淹死他了。

狄青以平定广南之战功，拜为枢密使，已经是宋帝国的最高军事长官，总揽全国军务。然而，种种祸患也就由此而生。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朝野间广为传颂，名望日隆，成为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心目中的盖世英雄，引发了狂热的崇拜之潮。每当狄青露面时，人群便如同潮水般涌过去，将他围得水泄不通，只求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以致道路为之堵塞不通。而狄青的种种事迹，也在民间越传越神奇，甚至被赋予了神话般的色彩。军民爱戴狄青之举，纯出于自发行为，反而更加加重了皇帝和文臣们对他的猜忌。

狄青一直不肯去掉脸上的刺字，科第出身的王尧臣当时为枢密副使，是狄青的副手，曾当面嘲笑自己的顶头上司说：“（刺字）愈更鲜明。”对此，狄青回敬道：“莫爱否？奉赠一行。”尽管狄青没有理会这些嘲讽，但却有人而牵强附会，编出一首歌谣说：“汉似胡儿胡似汉（指狄青姓狄而为汉人），改头换面总一般（指不肯去掉刺文一实），只在汾川河子畔（狄青藉贯汾州西河）。”这已经是在暗示狄青有做皇帝的企图。

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初，宋仁宗上朝接见大臣后，突然手舞足蹈，口出涎水，举止十分怪异。同日，辽国使者在紫宸殿拜见宋仁宗时，宋仁宗更加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令辽国使者大为诧异，宋朝臣则尴尬难言。宰相文彦博为了下台，只好解释说皇帝喝醉了酒。此后几天，宋仁宗病情愈益沉重，天天大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等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宦官张茂则虽然不明所以，但为了自明，不得不上吊自杀。宋仁宗的这场病突如其来，十分诡异，一个月后才开始逐渐康复。皇帝暴病的事也被与狄青联系起来，京师百姓对狄青的谣言越来越迷信。还有传闻说狄青家的狗生了角，以此异样来暗示狄青有异谋。

狄青对一系列针对他的谣言非常忧惧，很难想象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有心情工作。可以说，对狄青而言，当枢密使的四年，并非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恰恰是其最无所作为的四年，其间谣言中伤不断，他不得不加倍地小心谨慎。

当时唐朝名臣狄仁杰的后裔为了攀附狄青，说狄仁杰是狄青的远祖。古人对门第非常看重，但狄青却不愿意冒认祖宗，谢绝说：“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梦溪笔谈》）但文臣们并没有因为狄青的谨慎而放过他。之前誉狄青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名臣均上书力请罢免狄青，但却举不出任何有力的罪证，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一场天灾大水将归罪于狄青，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如此荒唐可笑的理由便是便出自欧阳修之口。

宰相文彦博更是视狄青为眼中钉，一力要除之而后快，借口民间和宋军太过拥戴狄青，劝宋仁宗免掉狄青的枢密使的职务。宋仁宗觉得狄青功高，不忍公然免除其职务，对文彦博说：“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这一句话说得宋仁宗哑口无言。

嘉祐元年（1056年）五月，京城洪水滔天，狄青一家迁到相国寺中居住，狄青正坐在相国寺大殿之上，京城内外一片哗然，说是象真龙天子降临人世。宋仁宗感到恐惧，急忙下令解除狄青枢密使之职，出判陈州（今河南淮阳），任命韩琦为枢密使，代替狄青之位。出典外藩和贬黜差不多，狄青不愿意接受，向文彦博询问命他出外的原故。文彦博说：“无他，朝廷怀疑你而已。”声色俱厉，吓得狄青倒退几步。赴陈州前，狄青悲愤难当，曾对人说：“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狄青此去必死无疑。”

狄青到陈州之后，宋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到陈州，名曰抚问，实为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大祸临头，不到半年，便郁郁得病而死，时年四十八岁。

这位曾经驰骋沙场、浴血奋战的一代名将，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没有在疆场上马革裹尸，却死了在皇帝和文臣的猜忌中，上演了一出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宋仁宗得知狄青死后，心怀愧疚，赠狄青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

后来宋神宗登基，任用王安石改革，希图富国强兵，却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当年的狄青。感慨之下，宋神宗亲自为文，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正是在宋神宗在位期间，爆发了第二次宋夏战争，西夏倾全国之力而出，宋军多处失利，节节败退，可想而知，当神宗皇帝面对狄青的画像时，心情是何等怅惘。

狄青为北宋一朝最出色的将领，从他的悲剧命运可以看出，由开国皇帝赵匡胤一手创制的重文轻武的国策已经演变为猜忌武臣的家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将士的进取心和血性日益消磨，国家始终缺乏良将，以致在应对异族外患中没有强有力的人才。鉴于惨痛的教训，宋朝廷不但加以矫正，反而不思进取，采取进一步的妥协来求得苟安，先有与辽的澶渊之盟，后有与西夏的庆历和议，本质都是以金钱和物质来换取所谓的和平。而到了后来女真族崛起，北宋朝廷的屈辱求和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最终酿出了亡国的悲剧。

狄青的故事还没有就此结束，民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追念这位名将。北宋灭亡后，中原流传狄青就是传说中的“真武神”。这种说法，充分反映了中原百姓期待有狄青这样的名将横空出世，收复北方的失土。人们终于如愿以偿了，南宋建立后，岳飞迅速崛起，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猜忌武将的悲剧再一次发生，岳飞最终以谋反的莫须有罪名被杀，遭遇了比狄青更为悲惨的命运。

从这些名将的结局可以看到，所谓最重视人才的宋朝，其实不过是徒有虚名的空架子，虚假的繁荣掩盖不住外患的危机，富庶彻底腐化了君臣的血性。而这个始终不能算一个完整帝国的朝代之所以在历史上颇有美名，则源自于受到优待的士大夫们对其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厚文，不过是轻武的副产品。当然，相比于后来明朝皇帝对待士大夫的态度，宋朝皇帝确实要宽厚得多。

一代名将狄青死了，最高兴的未必是一心要除之而后快的宋朝文臣，应该是西夏。不过，西夏开国皇帝元昊已经在狄青之前死去，只是狼烟并并没有就此休止。

第六节太后当国

西夏开国皇帝元昊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开创了新的王朝，毫无疑问，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彪炳史册，无论是对宋还是对辽，无论是战还是和，他始终掌握了主动权。然而，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强者，没有血溅疆场，却在壮年死在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手中，父子反目成仇的契机则源于对一个女人的争夺，这实在是历史绝大的讽刺。善泳者溺于水，这个处于权力巅峰的好色如命的男人，最终也因为女人而死。

元昊的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他的后宫也从来没有平静过，布满了斑斑血迹，包括他母亲卫慕氏、妻子卫慕氏、皇后野利氏在内的女人，先后因事被诛杀。可以说，元昊的一生中，充满了女人的血泪。

先从元昊的母亲和第一妻子讲起。

元昊为人心胸狭窄，性情多疑忌，手段毒辣，就连自己的亲人也不放过。卫慕氏部族首领山喜（元昊舅父）曾计划刺杀元昊，事泄后卫慕氏全族被灭。元昊生母为山喜的姐姐，也没有逃过此劫，被亲生儿子以药酒毒杀。元昊原配妻子也是卫慕氏族人，因劝阻元昊勿杀卫慕氏全族及生母，被元昊关入冷宫。当时卫慕氏已经怀孕，不久生下一子。元昊宠妃野利氏诬蔑卫慕氏的儿子与元昊长得不像，元昊于是杀死妻子和儿子。一个能狠心杀母、杀妻、杀子的人，显然不是正常人，元昊的凶残暴虐由此可见一斑。

凡是被重用的大臣，稍有可疑言行，也会被元昊诛杀殆尽。西夏建立的过程中，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立下了汗马功劳，元昊还娶了野利遇乞的女儿野利都兰，并册封为宪城皇后。野利皇后有勇有谋，加上野利家族势力庞大，元昊对其颇为畏惧，她生下的儿子宁令格被立为太子。当时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均执掌兵权，战绩显赫，对宋朝危害很大，宋将种世衡［7］为了除掉这对虎将兄弟费尽心机，曾派死士行刺，但没有得手。后来，他干脆利用元昊多疑的心理，使出了种种反间计。

在一场战斗中，宋将王嵩被西夏生擒。王嵩有意无意地谈到了一些有关野利旺荣的事情，元昊由此开始怀疑野利旺荣对他不忠，于是找借口将野利旺荣杀了，并灭了他的全家。

野利旺荣的弟弟野利遇乞当时正驻守天都山（今宁夏海原东南），号称“天都大王”，由于惧怕元昊的凶残，对于兄长被杀一事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元昊的奶妈白婆婆与野利遇乞素来不和，便想借机铲除野利遇乞。刚好野利遇乞带兵深入宋朝领土，在宋朝停留了好几个晚上后才返回西夏，于是白婆婆就说野利遇乞想投降宋朝。元昊虽然起了疑心，但野利遇乞毕竟是皇后的父亲，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

宋将种世衡为了除掉野利遇乞，继续不遗余力地使反间计。他先是派投降宋朝的党项酋长苏吃曩盗取了元昊送给野利遇乞的宝刀，然后四处散布谣言，说野利遇乞打算投降宋朝，并已经将宝刀作为信物送给宋朝。元昊开始还是半信半疑，等到确认野利遇乞拿不出宝刀时，不由得信以为真，当即命野利遇乞自决，野利遇乞被迫自杀。一度为宋朝心腹之患的野利兄弟由此死于非命。

野利兄弟之死对西夏影响很大。宋人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中谈到“权智”时，特意以此为例子，指出“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贰，至不能军”。虽说沈括站在宋朝的立场有些言过其实，但元昊以不能令人信服的借口杀死野和兄弟确实在当时震动朝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元昊在对西夏军队中的威信。

野利遇乞的妻子没藏黑云在丈夫被逼自杀后，躲进了尼姑庵。野利皇后一再向元昊申诉说野利旺荣兄弟二人对元昊忠心耿耿，并无叛国投敌之心，诛杀二人实属冤案。元昊逐渐回过神来，意识到中了宋人的反间计，后悔不迭，于是下令寻找野利遇乞的家人，以便为他们恢复名誉。没藏黑云由此入宫，她容貌艳丽，生性妖冶风流，十分对好色的元昊的胃口，两人一拍即合。皇后野利氏对元昊无故杀死自己的父亲和叔父十分不满，又见元昊将继母没藏黑云收入后宫，十分气愤，但她不忍心杀没藏黑云，只是逼迫其到兴庆府戒坛寺出家为尼。但元昊恋恋不舍，还是一直追到戒坛寺，偷偷与没藏黑云幽会。朝中一些大臣苦苦劝谏，元昊根本不予理睬。没藏黑云很快生下一子，取名谅祚（后来的夏毅宗），养在没藏黑云兄长没藏讹庞家中。没藏讹庞也由于妹妹的关系而受到宠幸，任为相国。

宋庆历七年（1047年）四月，元昊为太子宁令格（野利都兰子）娶妻，太子妃没（口移）氏号称绝色美女，元昊一见之下，大为倾倒，竟然不顾伦理，当即将儿子的老婆据为已有，还册封其为“新皇后”，并专门在天都山为修建别墅没（口移）氏修建别墅。从此，皇后野利都兰失宠，很少能见到丈夫，自然牢骚满腹，忍不住要向人诉说心中的不平。喜新厌旧的元昊早已经厌恶了野利都兰，加上野利都兰掌握重兵的父亲和伯父均已经被诛杀，元昊无所畏惧，立即废掉了野利都兰的皇后之位。

当时，野利都兰的儿子宁令格还是太子的身份，妻子被父亲夺走这等奇耻大辱自然令他愤愤难平，野利都兰趁机与儿子策划刺杀元昊一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野利母子的心机被早有野心的相国没藏讹庞利用了，没藏讹庞告诉太子宁令格说：“只要你能杀掉你的父亲，我们就拥戴你做西夏皇帝。”宁令格信以为真，决定挺而走险。

次年正月，元昊酒醉回宫，太子宁令格上前刺杀，元昊惊觉躲闪，却被削去了鼻子。宁令格一直天真地认为相国没藏讹庞是自己的联盟，行刺后躲进了没藏讹庞家中，却被早有预谋没藏讹庞所杀，太子生母野利都兰也随即被没藏讹庞杀死，野利一派迅速失利。

元昊被刺时虽然当场未死，但却惊气交加，次日鼻伤感染，伤势迅速加重而死，时年四十六岁，在位十七年，后来赠谥号为武烈皇帝，庙号为景宗。元昊于壮年之时死在自己儿子手中，自然是死不瞑目，然而造化弄人，他再高傲，也不得不在命运面前低头屈服。

元昊临终时留下遗书：命弟弟委哥宁令继位，没藏讹庞、诺移赏都、埋移香热、嵬名浪布、野乜浪罗等人为顾命大臣。元昊将皇位传弟不传子，自然是不希望幼主即位，以免给邻国以可乘之机。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没藏兄妹窥觑皇位已久，早有一系列的计划。没藏讹庞坚持要立妹妹没藏黑云之子谅祚为帝。

此时，党项贵族们还没有从太子杀父的内讧中回过神来，自然不及没藏讹庞成竹在胸。没藏家族在西夏是大族，没藏讹庞又是一族之长，实力雄厚，在他的威逼利诱下，年仅两岁的谅祚终于被立为皇帝。没藏黑云母因子贵，从之前身份卑微的戒坛寺尼姑，摇身一变为尊贵的皇太后，从此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西夏的政治舞台，开始了垂帘听政的生涯，她也是西夏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女人。没藏讹庞既是外戚，又身为国相，总揽朝廷政务，出入的仪仗队可以与皇帝媲美。至此，没藏兄妹完全把握了西夏政权，之前的种种谋划全然达到了目的。

尽管如此，西夏不满没藏兄妹的大有人在，宋朝一些大臣主张乘西夏内部矛盾重重之机进攻河西，或者分别册封西夏的一些高级将领为节度使，使他们各自统帅自己的部队，分裂西夏领土，以达到削弱西夏军事力量的目的。这本是十分有效的建议，尤其是后一条，完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料延州（今陕西延安）通判程琳和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孙沔认为：乘人之危征伐西夏，不是天朝大国所应做的不仁义的事情，假如从论者所议，大宋王朝不仅不能取信于周边各少数民族，而且还将有失大国风度。宋仁宗最终采纳了程琳等人的意见，派使者册封谅祚为新一任的夏国王。

自命天朝大国的宋朝没有落井下石，但辽国却没有袖手旁观。辽兴宗第一次亲征西夏失败后，决心重振旗鼓，决定再次与西夏一决雌雄。元昊死后第二年（1049年）六月，辽兴宗任命韩国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赵王萧孝友、汉王贴不为副都统，起兵攻打西夏。在此之前，萧惠曾任西北路招讨使，负责统治党项诸部，萧惠专横跋扈，在羌人聚居区实行严厉的统治措施，残暴地剥削和压迫西羌各少数民族，因而引起了各少数民族的反抗和叛乱。其后辽兴宗又任命萧友为西北路招讨使（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南），负责管理西羌地区事务，萧孝友反萧惠之道而行之，专以安抚为统治手段，羌人每年入贡辽朝，萧孝友都大大增加赏赐物品，因而羌人逐渐安定下来，但这一办法姑息了西羌少数民族中的动摇分子，因而羌人在羽翼丰满后迅速叛附西夏。

辽兴宗决计兵分三路讨伐西夏，萧惠所率领的大军从黄河以南地区发动进攻，辽军战船、粮船绵延数百里，而且迅速推进到西夏本土。西夏军队节节败退，因而滋长了萧惠的骄傲轻敌情绪，他在继续进兵的过程中，既不派人侦察西夏军队的情况，而且允许士兵将铠甲、战刀等兵器堆放在马车上，不作任何防范工作。同时，萧惠还下令士兵不准骑马，只能步行。随行将领都劝萧惠作些准备，预防意外突发事件，但萧惠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估计西夏主谅祚将亲自率领大军迎战辽兴宗所率领的辽朝中路军马，而无暇顾及辽军南路人马。

九月的一天，辽军尚未安营扎寨，西夏大军突然蜂涌而至，谅祚亲自率领大军赶到，萧惠统帅的南路辽军措手不及，还未来得及披挂上马，便被西夏军队斩杀了许多。主将萧惠夺路而逃，西夏军队乘胜追击，大获全胜。萧惠和萧孝友逃回辽国后，辽兴宗大怒，下令斩首示众，但是萧太后求情，二人得以幸免一死。

萧惠兵败后，辽兴宗所率领的中路辽军虽然在同年八月渡过黄河，大败西夏军队，至此也被迫退守辽国本土。唯独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领阻卜（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南）部落军队到达贺兰山以后，耶律敌鲁古与统军都监萧慈氏奴率领各少数民族兵马从北路直取凉州（今甘肃武威），与西夏守军发生激战，辽军大胜，俘虏了元昊的妻子没（口移）氏和西夏其他官僚的家属。西夏大军前来增援凉州，他们据险而守，切断了辽军的归路，辽军将士数次突围，均被西夏军队打退，结果辽军乌古敌烈部详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西）萧慈氏奴和辽朝大将耶律斡里均战死。

至此，辽兴宗第二次亲征西夏宣告失败。那位直接导致元昊之死的美女没（口移）氏当了辽军的俘虏后，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西夏，而是被留在了辽国，红颜的命运可想而知。

同年十月至十二月，谅祚之母没藏太后鉴于西夏国内尚不稳定，决意求和，两次派遣使臣赴辽，请求称臣纳贡。辽兴宗都置之不理，不做明确答复，但却开始在夏辽边境屯驻重兵，其态度不言而喻。辽国的举行对西夏威慑极大，没藏太后不断派人向辽国进呈表章、纳贡、献马驼，并为儿子谅祚求娶辽国公主。辽兴宗至今不能忘记嫁给元昊的姐姐被冷落而死的怨恨，断然拒绝了没藏太后的要求。

尽管有来自辽国的威胁，但夏辽并没有爆发大的战争，西夏暂时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没藏太后崇奉佛教，役兵民数万，在兴庆府西修建承天寺，规模宏大，历时五年才完工。寺内贮藏自宋请来的大藏经，并延致回鹘高僧登坛说法，没藏太后本人还经常带儿子谅祚去听演佛经。佛教由此在西夏大盛。

没藏太后为人风流放荡，喜欢寻欢作乐，常常令街市张灯结彩，众骑士侍卫夜出游乐。她在戒坛寺为尼时，已经与前夫野利遇乞的出纳官（管理财务）李守贵私通，又与元昊的侍从官宝保吃多一直有暧昧关系，致使李守贵醋劲儿大发。有一次，没藏太后带着宝保吃多去贺兰山打猎，回来的途中突然遇到几十个吐蕃兵的袭击。吐蕃骑兵先杀死宝保吃多，然后又杀了没藏太后。时人均认为是李守贵唆使吐蕃骑兵下的手，没藏讹庞得知妹妹被杀后，立即灭了李守贵一族。没藏太后死后，没藏讹庞失去后宫靠山，生怕就此失去朝政大权，便做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西夏小皇帝谅祚，并立为皇后，当时谅祚年仅十岁。这样，没藏讹庞就由国舅摇身变为国丈，自此完全掌握西夏朝政。

没藏讹庞手握兵权，独揽朝政，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从来没有把年幼的谅祚放在眼中，但他忘记了，谅祚不仅是他的外甥，还是西夏的皇帝，至少是名义上的皇帝，不满逐渐在小皇帝的心中滋生。谅祚奶妈的丈夫高怀正和毛惟昌二人觉察到皇帝的心思，也开始密谋对付没藏讹庞。没藏讹庞抢先下手，杀死了高怀正和毛惟昌二人，并灭二人全家。谅祚不惜降尊纡贵，苦苦为奶妈一家求情，没藏讹庞不听。谅祚对没藏讹庞的嚣张恼恨不已，为此发下重誓：一定要像父亲那样，恢复西夏的国力。

谅祚的锐气令没藏讹庞一度感到了危机，他预料到这样下去迟早要有变故发生，准备下手铲除不听话的外甥谅祚。正在寻找合适机会的时候，没藏讹庞意外得知谅祚与自己的儿媳妇梁氏一直有私情，不怒反喜，决定在梁氏卧室中设下埋伏，等谅祚来幽会时一举将其杀死。这位梁氏是正宗的汉族女子，也非等闲之辈，她早有心留意公公和丈夫的一切举动，知道没藏讹庞想利用自己来杀死情郎后，立即向谅祚告密。谅祚笼络另外一名对没藏讹庞不满的大臣漫咩，派其率兵埋伏在宫中，然后召没藏讹庞入宫议事。没藏讹庞毫不知情，自动送上门去，与儿子同时被杀。没藏一家除梁氏外，余人均被诛杀。没藏讹庞的女儿当时被立为谅祚皇后，也立即被废，打入冷宫。这个显赫一时的没藏世家，以一个女人风光无限，最终也因为另一个女人而惨遭灭门。

导致这场变故的关键人物梁氏被谅祚迎入后宫，并迅速立为皇后，之后一直备受宠爱，丝毫没有因为她汉人的身份而遭冷落，她生下的儿子秉常被立为太子，就是后来的夏惠宗。就是这位梁氏，后来成为太后执掌朝政后对宋朝发动了穷兵黩武的连年战争，疯狂的程度几乎可以用歇斯底里来形容。

没藏讹庞被杀后，谅祚开始亲政，并大力推行亲宋的政策，还请求与宋朝通婚，迎娶宋朝公主，以此与宋朝结援。因宋朝从未有“公主和亲”的先例，宋仁宗没有同意谅祚的请求。谅祚母亲没藏太后执政时，曾为谅祚向辽国求娶公主，不过为辽兴宗所拒。之后，谅祚做了不少刻意讨好宋朝的事：比如表示仰慕汉衣冠，将在西夏国内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仪，并规定采用汉礼迎接宋朝使臣；请求复故赐李姓等。

值得强调的是，谅祚采取亲昵宋朝的姿态出现在西夏与辽国交恶、西夏国内局势尚不十分稳固的大背景下，并不是他没有父亲元昊那样反复无常的豺狼野心。当时辽国正与吐蕃唃厮啰结盟，相约一同进攻西夏，在这样的情况下，谅祚不得不转投宋朝的怀抱。谅祚亲政五年后，吐蕃唃厮啰已经与辽国反目，西夏外患的威胁大大减轻，国内的局面也完全稳定，他的勃勃野心便开始蠢蠢欲动了。

治平元年（1064年），谅祚借口西夏使者吴宗入宋朝祝贺宋英宗即位时受到侮辱，发兵攻打宋秦凤、泾原二路，并沿途大肆抢掠，杀死、掠夺宋朝人口、牲畜数以万计。当时，宋英宗刚刚即位不久，软弱可欺，只是派使者出使西夏，责备谅祚，但谅祚拒绝接受宋英宗的诏旨。宋英宗又再派使者到西夏，质问谅祚出兵侵宋的理由，谅祚将责任全部推到宋朝戍边将领身上。次年正月，宋英宗再度下诏责问谅祚，并警告谅祚今后不准再入侵宋朝领土。但这所谓警告不过是宋朝一厢情愿的妄自尊大而已，谅祚根本就置之不理，他一面派人招诱宋朝陕西熟户投向西夏，一面继续派兵侵扰宋边境。

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谅祚亲自率领西夏数万大军进入庆州（今甘肃庆阳），围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蔡挺下令沿边人户全部进入城堡，不得派兵出战，在城堡周围护城壕中布满铁蒺藜，西夏士兵多被铁蒺藜所伤。谅祚围攻大顺城三天后，仍然一无所获，于是谅祚亲自披挂上马，上前线督战，“裹银甲，毡帽，乘骆马，张黄屋督战”。蔡挺命令蕃官赵明带领八百强弩兵埋伏在城外，宋军箭如雨下，谅祚也被射中，被迫撤离了大顺城。但谅祚并未死心，他在撤退过程中又分别向柔远寨（今甘肃华池）等地发起进攻，焚毁了宋朝屈乞等三个村落。柔远寨本来并不算坚固，但蔡挺早巳在此布下重兵加以防守，宋将张玉驻守柔远呰，西夏大军到达后，张玉挑选三干名精锐士兵向西夏军队发起突然袭击，西夏军队大败而逃，撤离了柔远寨。

尽管谅祚从未放弃对宋朝的武力进攻，但也依旧保持与宋朝的信使往来，在宋朝正旦及寿圣节时，照旧派使臣赴宋朝称臣纳贡，目的在于得到宋朝的岁赐金帛以及到宋朝京城贸易的机会。就在谅祚败走大顺城后不久，他主动向宋朝纳贡谢罪，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犯。此时刚好是宋神宗初即皇位，便答应讲和，赐西夏银五百两，绢五百匹，再次用金钱换取了短暂的和平。

治平四年（1067年），西夏国内再次发生了动荡。当时横山（今陕西横山）一带的吐蕃族、羌族等部落是西夏军队中最得力的士兵，由于西夏连年征战，这些少数民族部落也长年累月地被征调去作战，引发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尤其谅祚为人淫荡无耻，还在其父元昊之上，每次他路过各地豪族、酋长的家，总要千方百计地与这些酋长家的女人发生暖昧关系，如此令人恶心反感的行为，自然令这位皇帝在部落酋长中毫无威望可言，于是横山部落酋长决定归顺宋朝。谅祚知道消息后，立即下令将横山地区居民全部迁徙到兴州（今宁夏银川），但由此更加激怒了横山居民。宋将种谔（名将种世衡之子）立即主动招纳横山居民，横山部落首领朱令凌率领所有居民投降了种谔。为了安抚这些横山居民，宋朝廷立即下令分给他们土地、住宅。

谅祚得知后朱令凌投降宋朝后勃然大怒，立即向宋方提出交涉，想要索回横山居民。种谔态度则十分强硬，提出条件，如果西夏执意要得到朱令凌，就必须将景询献出来交换。景询是宋朝士大夫，颇有才干，犯罪后逃亡西夏，谅祚对他颇为信任，只好就此作罢。

朱令凌是横山一带实力最强大的部落首领，他投降宋朝后受到了优待，由此在横山部落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蕃部首领嵬名山也打算归顺宋朝。但宋朝的部分文臣以司马光、文彦博（当时任枢密院长官）为首，坚决反对宋朝接纳嵬名山，理由是宋夏已经议和，如果宋朝招纳嵬名山，势必重新引起宋夏之间的战争。宰相曾公亮却支持接纳嵬名山，建议立即让种谔付诸实施。中书与枢密院由此发生了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可笑的是，当时宋将为了防御西夏，在边防地区大修城堡，枢密院对郭逵大加斥责，而中书却下令予以褒奖。

就在宋朝为嵬名山一事争吵不休时，种谔再次上书，说嵬名山打算联合绥（今陕西绥德）、银（今陕西横山东）二州数万百姓归顺宋朝，但经略司官员陆诜对种谔的上奏表示怀疑，认为情报不一定准确。经过反复商讨，有心进取的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种谔等人的意见，决定接受嵬名山的归附。

这场归附不是简单的投降，关系两座城池和数万人的生命。宋将种谔率领所属部队倾巢而出，派折继世为统军将领，先行进入绥州城，并立即开始抢修城中的防御工事。几天后，折继世又率军进入银州。嵬名山正式归顺宋朝后，宋朝得到部落酋长三百名、户一万五千余、口四万五千余，获得精锐之兵一万人，牲畜十万头。经略司官员陆诜听说这一消息后，感到很不是滋味，迅速派人报告枢密院长官文彦博，一直反对招降的文彦博也只能是哑口无言。

西夏听说宋军进入绥州后，十分恐慌，派大军八天之内三次前来争夺，阻扰宋军筑城，均被宋军击退。谅祚还不肯善罢干休，又增派大军进攻绥州城。种谔派遣嵬名山在前诱敌，自己亲率大军继后出击，大败西夏军队。其后，谅祚几次通过外交途径与宋朝交涉，尽管宋朝廷内部在是否放弃绥州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宋神宗始终没有答应将绥州城拱手让回西夏。

宋将种谔在绥州的胜利还引发“杨定被杀风波”。杨定为宋朝大臣，曾经出使西夏，他在参见谅祚不但跪地称臣，并在未得宋朝廷允许的情况下私自答应归还沿边熟户给西夏。谅祚对这个软骨头的杨定十分满意，赠给许多金银财宝及宝剑、宝镜等物。杨定回到开封后，只将谅祚所赠的宝剑、宝镜上交给宋神宗，而将金银财宝全部据为已有，并大言不惭地向宋神宗夸口，说谅祚很容易被暗杀。宋神宗信以为真，立即任命杨定为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知军，负责准备暗杀谅祚一事。刚好此时，种谔招降了嵬名山，西夏损失了不少人口和绥银二州，谅祚感觉受了杨定欺骗，便借口要与杨定召开重要会议，诱杀了杨定。

宋朝对杨定被杀十分愤怒，宋鄜延镇抚使郭逵派人质问西夏，要求谅祚将杀人凶手移送到宋朝。就在这个时候，谅祚突然暴死，在位十九年，年仅二十一岁，死因不明，死后追赠谥号曰昭英皇帝，庙号为毅宗。谅祚如此年轻便暴毙而亡，不由得让人十分困惑，有传说是因为好色纵欲过度而死，倘真如此，他便有着跟他父亲一样的宿命，最终死在了女人手里。不仅如此，他还留下了一个做派强悍的女人，在未来的岁月中，西夏和宋朝都要承受这个梁氏女子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谅祚的儿子秉常继位，因年纪尚幼，只有七岁，由秉常之母梁太后听政，这位汉人女子因此成为西夏历史上第二位垂帘听政的太后。粱太后一开始执政就面临难题，宋朝坚持追查直接杀害杨定的凶手李崇贵和韩道喜。开始西夏还搪塞说已经杀了李韩二人，结果被宋将郭逵识破。当时幼帝即位，西夏国内局势多有动荡，粱太后反复权衡利弊，终于将李崇贵、韩道喜押送到宋朝。本来人人都以为李崇贵、韩道喜必死无疑，但二人到了宋境后，将之前杨定出使西夏时的无耻行为叙述了一遍，宋神宗认为杨定是咎由自取，因而对李崇贵、韩道喜二人进行了宽大处理，令人大出意外。

谅祚死后，梁太后任用弟弟梁乙埋为国相，再次上演了之前没藏太后兄妹欺主幼小而把持朝政的一幕。令人惊讶的是，汉人出身的梁太后一改丈夫谅祚在世时一力推行的“汉礼”，恢复了“蕃仪”。梁太后此举显然是为了讨好党项贵族，此时宋神宗正任用王安石开始进行“熙宁变法”，无暇西顾，因此爽快地同意了梁太后恢复蕃礼的要求。

尽管梁氏兄妹极力讨好党项贵族，但毕竟他们以汉人的身份统治西夏难以服众，尤其为党项皇族和部落首领所不服，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梁氏兄妹策划发动对宋战争。机会，很快就来临了。

当时宋朝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修建有荔原堡（今甘肃华池东南），专门用来安置招纳西夏降人。西夏梁太后对此针锋相对，派出十万大军在距离庆州二十里的地方修筑闹讹堡（今甘肃庆阳县境），同时还在十二盘修筑城池。这些地方均非宋朝领土，刚好有一次宋朝蕃部巡检李宗谅率军走近了闹讹堡，与驻防的西夏军队起了争执，双方立即真刀实枪地大打了起来。当时李宗谅只带了一千士兵，庆州知州李复圭闻讯后，立即派副将李信、刘甫、种诛、郭贵等人率领三千士兵前去增援李宗谅，结果宋军大败。李复圭生怕朝廷追究责任，先杀了副将李信以开脱罪责，然后又主动派兵，积极进攻西夏的城堡，连续攻破了金汤（今陕西志丹西南）、白豹（今甘肃华池东北）等西夏城堡。

闹讹堡之战后，西夏梁太后如获至宝，立即下令西夏全国十五以上、七十五岁以下的男子全部当兵，征召了三十万军队，于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倾巢出动，分几路攻打宋朝环庆路，宋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柔远寨（今甘肃华池）、荔原堡（今甘肃华池东南）、淮安镇（今甘肃华池西北）、业乐镇（今甘肃华池西南）等地均受到猛烈进攻，宋军出战频频失利，只能被动地坚守城池。西夏游骑甚至一度直逼庆州城下，宋朝“陕右大震”，形势已经是万分危急。

就在关键时候，局势突然起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就在环庆路宋军苦苦支撑的时候，西蕃大首领董毡突然派兵进攻西夏，想趁机渔利。此时西夏的军队都集中在宋境，是以董毡军长驱直入，节节进逼。西夏梁太后担心腹背受敌，这才下令西夏撤军。

这次事件意外拯救了宋军，也给了梁太后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急功近利的西夏女人，立即采取种种手段笼络西蕃，甚至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到西蕃，嫁给了董毡的儿子蔺逋比。董毡出于政治需要，也开始与西夏联合。

西夏从环庆路退军后，宋将种谔率兵到罗兀城（今陕西米脂西北）修筑城堡，以策划对西夏的军事行动。种谔刚到罗兀城，西夏将领都啰马尾便率军赶到罗兀城北面的马户川，预备偷袭宋军。不料种谔早料到抢先一步，已经派出三千精锐偷袭西夏军营，西夏军毫无防备，一败涂地，都啰马尾在混战中狼狈逃跑。种谔这才开始开始修筑罗兀城，共二十九天完工。

修城过程中，西夏军骚扰不断，与与宋军交战四次，均为宋军所败。西夏梁太后勃然大怒，发誓要夺取罗兀城，派重兵大举反扑，罗兀城立时处在危急之中。

当时宋边帅韩绛正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听闻罗兀城被西夏军队包围后，立即命令庆州军队出击西夏，以牵制西夏兵力。宋军正准备出征时，庆州突然发生了兵变。事情还要从当时被关在庆州监狱的吴逵说起。吴逵原任邠、宁（今陕西郴、宁县）广锐军都虞候，之前因买马之事与西夏军发生争执，最终演变成格斗。

吴逵率军力战，连斩数名西夏将领，大获全胜，为连战皆败的宋军出了一口恶气。

另一宋将王文谅听说后十分嫉妒，为了邀功，不但派兵抢夺吴逵斩获的西夏军首级，还诬蔑吴逵煽动士兵造反。宜抚司不辨真伪，竟然将吴逵逮捕关进监狱，如此做法，自然令那些随吴逵奋勇杀敌的将士寒心。

更令人惊讶的是，边帅韩绛到了庆州后，听说煽动士兵造反后，不分青红皂白，立即要斩杀吴逵。吴逵部下群情激愤，准备杀死韩绛。

这时候，庆州知州王广渊出面劝解。这王广渊是个典型的文人官员，对军事一窍不通，因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党争被排斥出朝廷，才当上了边关大将。史载其人“小有才而善附会，所辟置类非其人”意思是说没什么太大的本事，却善于趋炎附势，所推荐任用的将佐不是贵游子弟，便是胥史之辈，要不就是与其亲厚之人，连宋神宗都说他是个“误朝廷事”的二流子。不过这王广渊口才甚好，在他的劝阻下，韩绛暂时放过了吴逵，但仍然将其关进监狱，严加看守。

就在西夏军队猛烈进攻罗兀城时、韩绛派庆州军出击之前，广锐军两指挥大约一千人决定发动兵变，拥戴吴逵，士兵们事先约定以拍手为号。当天晚上，广锐士兵救出了吴逵，并开始大肆劫掠，叛军人数很快增加到二千余人。庆州知州王广渊闻讯后急忙召集五营士兵共二千五百人阻挡叛兵。

此时，叛兵已经占领攻占了庆州北城，王广渊亲自到北城劝降叛兵，许多士兵相信了王广渊的话，决定放下武器。吴逵自知事情闹大了，他本人已经已经是罪不可免，势单力孤下，只得率领三百名心腹逃离庆州城。而王广渊立即违背承诺，将没有跟随吴逵离开的叛兵全部杀死。

吴逵是一员猛将，在边塞颇为威望，许多将士为他平白无故被诬陷而愤愤不平。庆州兵变发生后，柔远、三都（今甘肃华池县境）二寨的戍边士兵军准备起兵响应吴逵，但到达庆州时，才知道吴逵早已经逃离庆州。庆州知州王广渊再一次施展了滔滔雄辩的口才，出面说服了这些士兵，并出钱犒赏，让他们各自回到原来的防区。柔远、三都士兵还不知道就是眼前这个笑眯眯的王广渊，刚刚干出一件违背诺言的事，将所有参与庆州兵变且放下武器的人杀死在庆州城下。就在返回的途中，柔远、三都士兵被王广渊事先设下的伏兵全部杀死。

庆州正忙于内讧，自然无法出军援助罗兀城。尤其可笑的是，就在罗兀城宋军顽强抵挡西夏大军的猛烈进攻之时，宋神宗的特派使者户部副使张景宪、李评正前往罗兀城，目的是要调查罗兀城的情况，由此决定要不要放弃罗兀城。

张景宪、李评还没有到达，孤立无援的罗兀城已经陷落于西夏军之手。于是，连罗兀城影子都没有见到的张景宪、李评二人上书朝廷，断定罗兀城是无法守住的，因而宋神宗下诏放弃罗兀城。

此时，为守卫罗兀城付出生命的宋军将士，鲜血还没有凝结干透。种谔与宋军将士之前的辛苦经营，也一时间付诸流水。

正如前面所提过的，即使西夏能利用宋朝廷的种种弱点在军事上取得一时的胜利，但在国力上绝对无法与宋朝匹敌，只经济制裁一项，就足以扼制西夏的咽喉。梁太后再如何的疯狂，如何的穷兵黩武，也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事实：西夏已经是困境重重，财政拮据，兵员疲惫，政治也不稳定。于是在罗兀城之战后，宋夏重新开始了议和。

之后，宋与西夏之间虽有小规模的冲突，但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事发生，反而是宋军收复了名义上属于吐蕃的武胜城（今甘肃临洮）和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地区后，与吐蕃频频交战，各有胜负，但在宋军的节节攻势下，河湟地区最终为宋军所占领，由此斩断了西夏军队进入中原地区的最重要的关口。

西夏皇帝秉常正逐渐长大，他虽然生性软弱，但却本能地有着要主政的雄心，不甘心大权一直为母亲和舅舅所把持。宋熙宁九年（1076年），秉常年满十六岁，终于开始亲政，但实权让然掌握在梁太后与权臣梁乙埋手中。秉常对中原文化十分倾慕，尤其喜欢宋朝的礼节，因此常在西夏国行汉礼，汉人出身的梁太后非常讨厌儿子的做法。当时对梁太后姐弟把持朝政不满的党项贵族大有人在，在这些人的支持下，秉常决定在西夏“复行汉礼”，废除“蕃仪”，宋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正式下令付诸实施。梁太后极力反对，秉常却不加理睬，母子的关系急剧恶化。

此时，梁太后执掌朝政多年，颇有势力。西夏大将李清劝说秉常将黄河以南西夏境内的荒地归还宋朝，由此与宋朝结盟，以借助宋朝力量对付梁氏姐弟的势力。秉常采纳了李清的意见，并派他为秘密信使，出使宋朝。李清正要出发时，梁太后得到密报，于是迅速召集梁乙埋、幸臣罔萌讹等商议对策，随后由罔萌讹出面，邀请李清饮酒。李清还不知道他的使命已经泄漏，欣然赴宴，一到便被捕获杀死。梁太后随即发兵，将儿子秉常拘捕起来，关押在距兴庆府宫五里地外的西皇陵所在的水砦。此时，秉常亲政仅五年。

囚禁皇帝是件大事，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梁乙埋调兵遣将，控制住了河梁要道，以断绝兴庆府与外界的联系。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皇帝秉常被囚禁的消息最终还是传了出去，一时间举国震惊。党项皇族和一些部落首领纷纷各自召集人马，拥兵自卫，从此不听梁氏调遣。梁太后多次派人用银牌招谕这些皇族和部落首领，晓以利害，但无人理睬，一时西夏混乱无比，四分五裂，大有内战之兆。

西夏保泰监军司统军禹藏花麻（吐蕃族）一向对梁氏专权不满，得知秉常被囚禁后，立即写信送到宋朝熙州（今甘肃临洮），信中说：“夏国母子不协，杀其重臣，上下汹汹，若发兵来讨，请举族以应。”请求宋朝廷派大军征讨梁氏，他本人愿意率部策应。

宋神宗得知消息后，下令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等地方行政长官探明西夏国情况。保安军借口岁赐绢茶等问题给西夏写了一封信，称：“夏国世世称藩，朝廷时与岁赐。比年以来遵奉誓诏，谨修职贡，恩义甚至。今闻国主为强臣所制，不能专命国事，亦未能悬测存亡。今朝廷将差降赐生日及仲冬国信使入界，未审至时何人承受，及本国现今何人主领。请速具报，以须闻达。”

梁太后无法作出答复，因此没有理睬。宋朝由此确认西夏内部确实发生了变故。

宋朝上下对待如何应对西夏内乱意见不一。主战派鄜延路总管种谔认为“西夏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更夸口说：“秉常乃三岁孺子不足为虑，我种谔完全可以拎着他的手臂带他来见陛下。”但知枢密院孙固、知谏院滕元发等人反对出兵，认为“举兵易，解祸难”，应该采取从政治上“分裂（西夏）其地”的策略。刚好此时，宋朝派往西夏的间谍送回来消息，说秉常已经被梁太后杀掉。大臣俞充对宋神宗说：“秉常为其母所杀，倘若梁氏拥立另一个皇帝，专门与宋朝作对，必然成为宋朝的巨大祸患。”宋神宗由此坚定了出兵西夏的决心。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事，有近五十万的宋军受命出征，这似乎是一向软弱的宋朝廷所发出的强烈的“强兵”的信号。

元丰四年（1081年）六月，宋军兵分五路，李宪从熙河路出击，种谔率从鄜延路进发，高遵裕领兵从环庆路出发，刘昌祚从泾原路出发，王中正从河东路向西夏进攻。五路同时推进，在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青铜峡东）会合，李宪为总统帅，负责调度五路军马。

值得强调的是，这五名统帅中，李宪和王中正原本都是宋神宗身边的宦官，高遵裕则是外戚，都是皇帝的心腹之人，但却不知兵。而另外两名身经百战的统帅，刘昌祚受高遵裕节制，种谔受王中正节制。这样的作战安排，未免有些太把战争当儿戏了，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

五路大军中，环庆路和泾原路离西夏本土最近，按照事先的计划，这两路人马合军后，再向西夏进攻。宋将刘昌祚率领的泾原路军到达指定的会合地点后，高遵裕的环庆路军却迟迟未到。此时，梁太后已经调集胡芦河南岸的所有兵力，增援泾原路的边防地区。刘昌祚担心失去战机，于是不再等候高遵裕，只率本部兵马五万人孤军深入西夏本土，在堪哥平（今宁夏同心西北）与西夏三万人相遇。堪哥平有个叫磨脐隘的关口，地势险峻，西夏军据险死守，宋军寸步难进。刘昌祚命令宋军盾牌手在前，神臂士兵在后，弩手在次后，分成几队渡过了胡芦河，并承诺厚赏将士。宋军将士奋勇向前，一举夺取了磨脐隘，守卫磨脐隘的梁太后之弟梁大王也死在此战中。

宦官李宪率领的熙河路军队在西市新城（今甘肃榆中东北）大败西夏军队后，又在女遮谷（今甘肃兰州东）血战一场，之后西夏军队闻风丧胆，狼狈逃窜，宋军迅速向兰州（今甘肃兰州）挺进。兰州附近的部落首领巴令谒率三个部落归顺了宋朝，并为宋军攻下了兰州，随后宋军开始在兰州筑城。

高遵裕率领近九万环庆军从庆州（今甘肃庆阳）出发，进兵清远军（今甘肃环县东北）。清远军是宋夏双方都要争夺的军事重镇，也是宋军出塞的重要关口。高遵裕率军直抵清远军城下。驻守清远军的西夏将领嵬名讹（口兀）见宋军人多势众，知道难以抵抗，于是主动开城投降。高遵裕收复清远军后，张守约建议说清远军距灵州（今宁夏青铜峡东）不到三百里，可以派兵直捣灵州，但高遵裕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其后高遵裕率领宋军直抵韦州（宁夏同心县东北），西夏军队早巳闻风而逃，韦州城已变成一座空城，因而高遵裕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韦州。

另一宦官王中正率领六万河东路军从麟州（今陕西神木）出发，声称是代替宋神宗御驾亲征。一路上，宋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顺利渡过无定河（陕西榆林河），因而这一路军马并未正式参与战斗。有些将领为了邀功，向王中正建议说：“其它各路兵马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斩获了许多西夏士兵的首级，唯独我们这路兵马才斩获三十颗首级，不如我们攻占宥州（今陕西靖边西），如此可以多立军功。”王中正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率领军队进攻宥州。攻占宥州后，屠杀城中无辜居民五百余家，以便这些人的首级来充作西夏士兵的首级。

在讲最后一路宋军之前，先讲讲梁太后的应对。梁太后听说宋朝兵分五路进攻后，便将各监军司的兵力集合起来，交给梁氏家族的梁永能指挥。梁永能将军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正面抵御宋军进攻；另一部分埋伏起来，作为机动策应部队；第三部分是突击部队，专门在宋军安营扎寨时发动冲击。然而，宋军五路人马各自进击，难以协调一致，以致总进攻的日期一拖再拖。梁永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日夜备战，却始终不见宋军，不由得大怒，干脆派人送信到鄜延路，大骂宋军将帅是草包，想用激将法将宋军引出来。

鄜延路统帅便是种谔。当时种谔所部人马加上从开封府抽调来的将士，总共有十万人。鄜延路军从绥德城（今陕西绥德）出军后，直接进攻米脂城（今陕西米脂县）。围攻了三天，城池巍然不动。粱永能听说宋军终于出动了，立即调派八万军队前来增援米脂，但却被早有准备的种谔打败。种谔随即劝说守卫米脂的西夏将领介讹遇投降，介讹遇见援兵无望，城陷是早晚之事，不得已开城投降。种谔入城后，军纪严明，下令凡是入城后杀人或为盗的宋军士兵一律处死，并就地任命介讹遇为米脂地方长官，继续负责守卫这座城市。

苏轼有《闻种谔米脂川大捷》一诗，称赞种谔之功：

闻说官军取乞誾，将军旗鼓捷如神。 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只是，这赞美诗还是唱得太早了。

战事起初，宋五路大军连连得胜，西夏军则节节败退，宋军完全占据了优势。梁太后束手无策，向群臣问计，一老将说：“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兴、灵，而以轻骑抄其馈运，诸军无食，可不战困也。”建议梁太后改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抄绝饷道，聚而歼之。梁太后无路可走，只好采纳，召集十二监军司十余万精兵，驻防兴庆府等要冲，坚守城堡，不断遣精骑袭击宋军馈运，断其粮道。宋刘昌祚泾原路军围灵州十八天不能破，粮饷很快不继。此时正是冬天，宋军将士正是饥寒交迫时，梁太后令决七级渠水灌宋营，宋军被溺而死者无数，灵州之围由此而解。

其他四路宋军深入西夏境内后，也很快因粮草断绝，先后溃败。尤其种谔鄜延路一军，已经攻克了银州（今陕西横山东）、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旗子）等州，正要夺取整个横山地区，进而逼进西夏都城兴庆府，也因为士兵溃变而回师。

至此，这场宋夏开战以来宋朝投入最多兵力的战事，在西夏国内动荡的不利局面下，最后以宋军的败退而告终。

不过，宋军元气未伤。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鄜延路计议边事徐禧、沈括（《梦溪笔谈》作者）等人上书宋神宗，建议在银州东南二十五里险要之地构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不甘心灵州之败的宋神宗立即表示同意。于是徐禧和沈括等征发延州蕃、汉八万余人，浩浩荡荡赶赴永乐城筑城。种谔刚好从京城开封回到边关，劝阻徐禧不要筑永乐城，还说在永乐筑城必然失败，等于将将士兵送入虎口。但徐禧与种谔素来不合，而且种谔一直想在横山地区筑横山城，便认为种谔是故意扰乱军心，不但不听，还上奏弹劾种谔骄横跋扈。宋神宗为了让徐禧等安心筑城，任命种谔为延州知州。

在筑城过程中，西夏军队屡次前来阻扰，均被击退。永乐城修筑完毕后，宋神宗十分高兴，赐永乐城名为银川寨。

永乐城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所处的地理位置刚好是夏、银、宥三州界，对西夏而言如同钉入咽喉的楔子，因而西夏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也要夺回永乐城，这也是种谔认为宋军在此筑城无异送死的原因。梁太后随后派大将叶悖麻率三十万军队，前来围攻永乐城。宋将徐禧出动七万大军迎战，却等西夏军布好阵后才出击，导致失去先机，初战失利。宋军随即败退入城中，从此坚守不出。

然而城池一旦被围后，很快就断粮缺水，兵无斗志，西夏将士先是切断了城中的水源，导致城中渴死宋军大半，再全力攻城，新筑成不久的永乐城终被攻破。宋将自徐禧以下，将校死亡数百人，士兵役夫伤亡数万，几乎全军覆没。永乐城陷落后，西夏军气焰嚣张，耀兵于米脂城下，三日才还。

延州距离永乐城最近，但当时驻守延州的种谔明知道永乐受围，却观望不救，这其中既有记恨徐禧弹劾自己，也有知道永乐城必将不保、不愿意自己部下前去送死之意。然而，永乐城陷落后，种谔还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中，最终由于情绪低落而疽发于背，一代名将终于在怅惘中死在边关，时年六十六岁。

永乐城之战对宋军打击巨大，不仅元气大伤，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宋神宗听到永乐城惨败的消息后，竟然在临朝时失声痛哭，这其中的复杂滋味，大概正与种谔临死前的心情并无两样。从此，一度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彻底丧失了锐气，不得不同意维持原来与西夏的和议，通过每年向西夏缴纳财物来维持边境和平。

而西夏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国内财政困乏，早已经是民不聊生。在舆论的压力下，梁太后不得已让儿子秉常复位，以平息民愤，为了便于控制，将梁乙埋之女嫁给秉常，立为皇后。之后，梁太后开始与宋朝讲和，以便重新得到宋朝的“岁赐”与和市，但其间依旧以索还夏旧有疆土为理由，继续对宋朝边地进攻和抄掠。

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不可一世的国相梁乙埋终于病死。在梁太后的支持下，梁乙埋的儿子梁乙逋担任国相，继续主政。秉常虽然复位，仍然摆脱不掉母亲梁太后的控制。但令人意外的是，同年十月，梁太后也病死了，临死前留下遗书说：“西夏世世代代接受宋朝的封爵，宋朝对西夏可谓有大恩大德，但目前宋夏双方战争不息，因此在我死后，要将我将遗留的物品上交给宋朝，表示我并未曾忘记宋朝的恩情。”很有点良心发现的意思。

其实，梁太后一直体弱多病，长期服药，到了晚年深受病痛折磨，刚好秉常皇后梁氏生下了儿子乾顺，梁太后晚年得孙，十分溺爱，常常亲自抱着小孙子玩乐，自此心态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临死前留下的遗嘱着意讨好宋朝，不过是担心儿子软弱、孙子幼小。梁太后死后，秉常遵照母亲遗嘱，将她的乘坐过马匹、白骆驼献给宋朝。

宋朝历来以礼仪大朝自居，立即派刑部郎中杜纮出使西夏，专门祭奠梁太后。

然而，宋与西夏的战事并未就此息止，就在同一年，西夏驸马拽厥嵬名与宋军交战，被宋将赵卨设计擒获。

梁太后终于死了，一个疯狂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宋朝人松了一口气，但最高兴的人还是梁太后的儿子秉常，他自以为从此便可以亲政，成为真正的皇帝。

只是，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梁太后一死，梁乙逋立即失去了靠山，地位开始动摇。当时分掌左右厢兵的统帅、皇族仁多保忠公开与其对抗，双方为了争权夺利，斗得不可开交。身为皇帝的秉常无力阻止，不禁忧愤不已，也在梁太后死后的第二年病死，年仅二十六岁，谥康靖皇帝，庙号惠宗。

值得一提的是，壮志难酬的宋神宗也跟梁太后死在了同一年。即位的宋哲宗赵煦年纪年仅八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生母）听政。高太后不是宋朝历史上第一个听政的太后，之前垂帘的还有宋真宗皇后刘娥。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保守派代表文彦博、吕公著等人也相继上台，掌握了朝政。不过从这时候开始，变法派与保守派已经由最初的政见不同，演变成为意气之争，且愈演越烈，进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当时宋哲宗年龄尚幼，根本不能处理朝政，大权完全在高太后的掌握之中。司马光在高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任用刘挚、王岩叟等人为谏官，竭力打击变法派人物和奉行新法的各级官员，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等人，这些变法派人物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中，不一而足。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人还把支持变法的八九十名大臣划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名下，认为他们结成死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

特别要提到的是，“元祐更化”时，司马光力主将米脂、安疆、浮图、葭芦等四寨，无偿地送还给了西夏。这一愚蠢的举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不仅使得宋神宗时宋军付出的鲜血和生命代价完全白费，还使得西夏更加轻视宋朝，从此侵扰宋境不断。

虽然高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有“女中尧舜”之称，但实际上，她在之后的九年完全把持了朝政，元祐期间的一切措施都是在高太后的操纵下进行的，宋哲宗则完全成了朝堂的摆设。群臣奏事时都是面朝高滔滔，背向宋哲宗，奏事完毕，也不回身向宋哲宗禀告。宋哲宗在大殿上所看到的，“只见臀背”，只有群臣的背部和屁股。宋哲宗和祖母高太后的政治关系，其实与秉常和梁太后并无分别。年轻的皇帝心中充满屈辱，早就有怀恨报复之心，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高太后一死，宋哲宗立即将高太后所废除的宋神宗时新法完全恢复的原因。这一节与西夏无关，不再赘述。

老梁太后死了，又出现了一个小粱太后。夏惠宗秉常死后，年仅三岁的儿子乾顺即位，秉常皇后为梁乙埋之女、梁太后侄女、梁乙逋之妹，摇身变为皇太后，于是，母党专权再一次上演，又出现了一位当国的西夏太后。为了区别前面的梁太后，本书称这位梁氏为小梁太后。

小梁太后虽然年青，却对宋朝继续奉行战争政策，其穷兵黩武比起姑母梁太后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执掌朝政的十余年间，她与兄长梁乙逋对宋朝发动的大小战事多达五十次以上，往往一年内达六、七次之多。但长年累月的战争并不能消除西夏内部日趋尖锐的矛盾，甚至小梁太后与骄横的兄长梁乙逋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宋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西夏进攻宋环庆路，小梁太后忌惮兄长的野心，自己独掌兵权，亲自领兵作战。梁乙逋对此十分不满，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小梁太后，并计划废掉乾顺，拥立新皇。梁乙逋叛乱的阴谋被西夏国内掌兵权的嵬名阿吴、仁多保忠、撒辰等人发觉，在小梁太后的支持下，率部众讨伐梁乙逋，并诛灭其全家。

梁乙逋被杀后，小梁太后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挟持乾顺，继续进犯宋朝边境，西夏兵力不继时，便与辽国修好，向辽道宗借兵。自宋哲宗即位，西夏在西北边境的骚扰从未停止过，宋哲宗亲征后不久，便开始对西夏采取强硬政策，停止与之分割地界，渐绝岁赐，绍圣四年（1097年），又在好川水北修筑城堡（今宁夏固原西北），并命名为“平夏城”，其涵义不言而喻。小梁太后十分愤怒，与儿子乾顺亲率五十万大军，兵分三路攻打宋鄜延路，攻占了金明砦（今陕西安塞南）。

元符元年（1098年）十月，小梁太后再次亲率四十万大军围攻平夏城。为了攻城，小梁太后还特意命人督造了一种名叫“对垒”的高大战车，车上可同时装载数百人。西夏军攻城时，出动一百余辆对垒，填沟壕而进，奋力冲击城墙。宋军则坚守不出，西夏军猛攻十余日，城坚难下。正当西夏军粮草不继之时，突然刮起了罕见的大风暴，席卷西夏军营如残云，对垒战车全部折断，西夏军队大溃。小梁太后见老天爷都不站在自己这一边，不禁痛哭出声，不得不退兵。

小梁太后擅权后，恣意妄为，在西夏国内十分不得人心，西夏将领多有降宋者。西夏图御使中丞仁多楚清的父亲仁多凌丁是西夏名将，战功卓著。仁多凌丁战死沙场后，仁多楚清要求掌握兵权，小梁太后不肯答应。仁多楚清为此耿耿于怀，又怕小梁太后加害，最终趁小梁太后率军进攻平夏城时，率领全家四十多口老小，抄小路投奔宋朝。宋哲宗得知后非常高兴，特意下诏将仁多楚清接到京城开封封赏。

西夏兵败平夏城后，小梁太后派遣使者向宋朝谢罪，想重新讲和，以获取物质上的利益，但宋朝没有接受。小梁太后勃然大怒，决定再对宋朝用兵，为此又向辽国借兵。辽道宗一直很不喜欢小梁太后的为人，因而经常不理睬西夏的求援。小梁太后见辽国拒不相助，也十分恼火，在给辽道宗的上表中多有不逊的言辞，辽道宗十分恼怒，心中动了杀机。

此时的西夏皇帝乾顺已年满十六岁，但小梁太后仍不许他亲政。乾顺性格果断，大不同于父亲秉常，加上有秉常一度被梁太后囚禁的教训在前，他决意利用辽国的力量来铲除母亲的势力，这刚好与辽道宗的心意是一致的，两人一拍即合。元符二年（1099年），辽道宗使者来到西夏，借口与小梁太后谈结盟一事，用毒酒将小梁太后毒死，乾顺终于得以亲政。

乾顺在辽国的支持下掌握朝政大权后，知恩图报，政治上完全依附辽国，对宋朝则采取和解政策。宋哲宗不肯同意与西夏和解时，乾顺还辗转托辽国出面斡旋，又向宋朝上表谢罪，并杀了之前帮助小梁太后骚扰边境的两员大将，态度十分诚恳，宋朝才答应与夏议和，恢复“岁赐”。

之后，乾顺吸取前朝外威专权的历史教训，采取分封皇族来削夺母党势力。此后，太后擅权当国的现象再没有出现在西夏的历史上。

第七节成安公主

成安公主芳名耶律南仙，为辽国宗室女。本来，这个明媚的契丹少女，一直以为她的一生就该是在北方草原上无忧无虑地度过，不料，命运却因为一个叫乾顺的西夏男子而改变。这个乾顺，就是梁太后宠爱异常的小孙子。当梁太后将孙子抱在怀中爱抚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她辛苦经营的梁氏家族在西夏专权的局面，最后竟是由乾顺一手终结。

乾顺在辽国的支持下才得以执掌朝政大权，为了进一步巩固实力，他又向辽国求娶公主。

在乾顺之前，最先有辽宗室耶律襄之女耶律汀被封为义成公主，嫁给了当时尚处于辗转求生境地的李继迁，也就是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祖父。与辽国通婚，为李继迁带来政治上极大的益处。元昊未称帝前，也积极与辽国通婚，娶到了兴平公主（辽兴宗姐姐），只是并不和睦，兴平公主因难产而死时，元昊连看都不去看一下，也由此与辽国交恶。后来谅祚求娶辽国公主，却被辽兴宗断然拒绝。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帮助乾顺杀幕的辽道宗一直没有答应乾顺的通婚要求，直到辽道宗死、辽天祚帝即位后，乾顺先后两次请求通婚，言辞极为恳切。此时，北方女真人正在兴起，辽天祚帝考虑到政治的需要，总算同意将公主嫁给乾顺结盟。天祚帝有六个女儿，但他不愿意将亲生女儿远嫁西夏，只打算从宗室女子中挑选。耶律南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选中，封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为妃。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天祚帝舍不得嫁给乾顺的六位公主后来下场都十分不好，金军大举进攻时，除了大公主趁乱逃脱、下落不明外，其他人都落入了金人之手，悲惨命运可想而知，事见《金史·卷七十四·宗望传》。

在那个年代，身为女子，即便是皇族，也一样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耶律南仙不得已离开了家乡，远嫁西夏。此时，她并不知道，她将成为辽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下嫁西夏的公主。而就在十九年后，她的故国也将走进历史的尘埃中。

乾顺终于求娶到了梦寐以求的辽国公主，对他而言，政治上的意义远远不只得到一个妻子。他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了成安公主，并奉若上宾。乾顺对成安公主也一直是宠爱有加，言听计从。但这婚姻起初便是源于政治联姻，政治上的因素要远远大于感情的成分，成安公主不会感觉不到这一点，想来心情也不是太好，但幸好上天眷顾了她，两年后，宋大观二年（1108年），成安公主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仁爱，被乾顺立为皇太子。

西夏乾顺在位时一直努力维系的宋夏和平一直维持到宋徽宗继位后，权臣蔡京、童贯掌权后，实行开边政策，力主对西夏用兵。之后西北战事频繁，宋夏互相侵扰边境，攻城掠地，屠杀百姓，各有胜负，宋朝也并没有占到特别的优势。西夏乾顺两次派人向辽国求援，于是辽国出面斡旋，建议宋朝罢兵，并归还所占西夏的土地。宋朝一直畏惧契丹，最终迫于辽国的压力，于崇宁五年（1106年）重新与西夏议和。

但是宋权臣蔡京、童贯对西夏用兵、实行开边以邀功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经过多年的准备后，宋朝重新开始了对西夏的战争。宣和元年（1119年），童贯强令熙河经略使刘法向夏进攻。刘法领兵三万，至统安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境内）遇到西夏皇帝乾顺之弟察哥（封晋王）率步骑万余人挡住刘法的前军，另遣精锐登山绕道到刘法军后偷袭。宋军且战且退，兵饥马渴，死伤甚众。刘法坠崖足折，被西夏士兵斩首。这一战役，宋军前后丧师十万，童贯却隐瞒战况，反而向宋朝廷报告打了胜仗。西夏军队乘胜追击，攻破宋统安城，进围震武城。乾顺在对宋作战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又再次托辽国出面，向宋朝请和，宋朝在军事失利的局面下，被迫接受与西夏议和。

其时，女真族在北方建立了金国，随即南下大举攻辽。宋宣和四年（1122年），金军继攻下辽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后，一举攻克辽中京（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大明城），又进攻辽西京（今山西大同）。西夏乾顺见辽军兵败如山倒，无力抵抗，派出五千兵马援救西京，然而援兵未到，西京已经落入金军之手。此时，辽国皇帝天祚帝已经逃到天德军（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梁海以北）与阴山之间，有如丧家之犬。成安公主恳请丈夫相助天祚帝，于是乾顺派大将李良辅率三万救援辽帝。西夏军与金将完颜娄室率领的金军在宜川河畔相遇，一场恶战后，西夏军大败。之后，乾顺在妻子的眼泪中再次出兵救辽，被金兵阻击不能前进。

辽天祚帝不甘心失败，在白水泺（今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黄旗海）组织了一次反击，却被金军打败，不得不逃到云内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东北）一。此时，天祚帝身边从臣部属所剩无几，后面还有大批追兵，不得不感慨天下之大，竟然无容身之地。

有意思的是，辽天祚帝一路向西奔逃，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亲自率军穷追不舍，由于路途鞍马劳累，竟然染上重病，病死于返回上京的途中，时年五十六岁。

乾顺听说辽天祚帝走投无路后，立即派人邀请天祚帝去西夏。辽中军都统萧敌烈等极力劝阻，但天祚帝不听，渡过黄河到了临近西夏的金肃军（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北），先遣使臣封乾顺为夏国皇帝（之前封夏国王），并命令乾顺发兵救辽。

此时，金国使者也到了西夏，向乾顺提出：如天祚帝逃入西夏境，应将其擒捕送金；夏如能以事辽之礼事金，金允许将辽西北一带地割让给夏。此时，金的军事力量已扩展到接近西夏边境，对西夏构成了严重威胁，乾顺见辽国灭亡已成定局，感觉辽天祚帝这一靠山已失去意义，于是答应了金的条件。乾顺与成安公主所生的儿子仁爱时年十六岁，与母亲一起泣谏，但乾顺没有听从。宣和六年（1124年）正月，乾顺向金国上誓表，表示依附于金。辽天祚帝则于次年的二月，天祚帝在应州（今山西应县）新城东六十里处，被金兵所俘，辽国至此正式灭亡。

仁爱时年十七岁，听说母亲的故国灭亡后，深恨父亲乾顺不肯伸出援助之手，悒郁而卒。成安公主同时承担亡国丧子之痛，悲戚难当，也在宫中绝食而死。她的丈夫乾顺却没有太多悲痛，此时天下大乱，对于历来擅长于火中取粟、于夹缝中生存发展的党项人而言，正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好时机。

辽国灭亡后，金国迅速将战火燃向中原的宋朝，乾顺则趁机大肆趁火打劫，派兵将宋朝之前在西夏边境修筑的城堡陆续攻占。又进占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地带，以及宋边境震武城（今陕西榆林境）。又攻占宋朝西安州、麟州建宁砦、怀德军，乘胜攻克天都寨，围兰州，大肆掳掠后撤军而还。不久，金将完颜宗弼派兵强占了天德、云内等州，按照之前西夏与金的约定，这些地方该划给西夏，于是乾顺向金国提出质问。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金与西夏划定疆界，金将陕西北部约数千里之地划给西夏，以此作为天德、云内等地的抵偿。随后，乾顺又趁北宋灭亡之际，大肆出兵攻占宋地，取得了湟水流域之地，西夏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

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于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及四年（1130年）正月，两次遣使与西夏国通好，乾顺都没有理睬。显然，他认为曾经不可一世的宋朝，在金人的铁蹄下灭亡是早晚的事。就当乾顺正式表示与宋朝断绝关系、下令停行宋朝所赐历书后，金大军云集关中，据说将取川陕。乾顺这才感到惶恐不安，生怕金军趁机攻取西夏，于是立即派遣使者到川陕宋朝军中，表示愿与南宋通好。这也是西夏第一次向南宋表示善意。

成安公主死后，乾顺后宫一直没有特别受宠的女子，一直到宋绍兴七年（1137年），西夏攻打宋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通判任得敬以城投降西夏，将十七岁的女儿任氏献给乾顺为妃。任妃貌美娴静、知书达理、沉默寡言，拥有西夏女子所没有的庄重文雅气质，令乾顺十分迷恋，不久就立其为皇后。只是这一对老夫少妻并没有幸福太久，绍兴九年（1139年）六月初四，乾顺在任皇后依依不舍的泪光中病死，时年五十七岁，在位长达五十四年，谥圣文皇帝，庙号崇宗。

乾顺死后，十六岁的长子仁孝即位为新一任的西夏皇帝，是为夏仁宗，将生母曹氏和任皇后并尊为太后。其实，倘若成安公主之子仁爱不死，仁爱该以皇太子身份即位，无论如何是轮不到汉人女子曹氏所生的仁孝。不过，成安公主在世时，也异常喜欢仁孝，据说他出生时“异光满室”，成安公主见后极爱之，特意为其请名“仁孝”，并常常派人将仁孝抱到自己宫中，爱抚不忍放手。因此，仁孝对成安公主感情颇深。然而，他一即位，就要面临成安公主部将萧合达反叛的难题。

萧合达本是辽国将领，骑术高超，箭无虚发，当初成安公主下嫁乾顺时，担任公主护卫将领，一同来到西夏。乾顺十分仰慕萧合达的勇猛，想收为己用，便竭力将其留在西夏，赐国姓，任夏州都统。之后，萧合达一直留在西夏，多次征战，战功赫赫。乾顺背辽附金后，世子仁爱和成安公主相继忧愤而死，萧合达大为愤怒，暗中图谋恢复辽国，派人寻访逃往西域一带的契丹皇族耶律大石，但一直没有找到。于是，他干脆占据夏州，反叛西夏，并与散落阴山、河东一带的契丹部族联络，打算拥立辽国的皇室后裔为帝，一时间招纳了不少辽国旧部。大庆元年（1140年）六月，萧合达挥军进围西平府，攻克盐州，直接威胁到西夏都城兴庆府，西夏大震。

就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候，静州都统任得敬在机缘巧合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个任得敬，就是之前在西安州投降西夏的汉人降将，因女儿当上了乾顺的皇后而一步登天。萧合达先声夺人后，急于求成，认为任得敬本是汉人，未必真心归顺西夏，竟然一相情愿地派使者游说任得敬共同反叛西夏。而任得敬性情狡诈，热情招待使者，将萧合达的虚实探得一清二楚后，再主动向西夏皇帝仁孝请缨，要求带兵去平定萧合达。仁孝正是手足无措之时，自然大喜过望。

任得敬出师相当顺利，到达夏州后，“阴为部署，外示闲暇”，麻痹敌人。萧合达果然上当受骗，放松了警惕。某天凌晨，任得敬突然率精锐突袭夏州，夏州迅速平定。萧合达败逃，北奔至黄河口不得渡，被任得敬军捕杀。

任得敬因平叛有功，被提升为翔庆军都统军，晋封西平公，从此青云直上，不久升中书令，后任国相，迈入西夏重臣的行列。任得敬当权后，极力在朝中安插亲信，结党营私，一时权倾朝野，甚至控制宫廷和都城，胁迫皇帝，俨然如太上皇。任得敬之女任太后多次劝阻，却没有任何效果，不久抑郁而死。

任得敬见女儿病死，便公然向仁孝摊牌，要求分一半国土给他。当时军政大权均被任得敬控制，仁孝无力对抗，只能表面同意，又向金国上表，请求为任得敬册封。

金世宗完颜雍看出仁孝是被迫上书，便婉言拒绝了任得敬的册封。任得敬心中恐惧，便想重新投回他曾经背叛的故国的怀抱，秘密派使者前往四川，打算游说当时任四川宣抚使的名将虞允文出并帮助自己。但送信使者意外被西夏巡逻兵捕获，事情因而泄漏。仁孝在金国的帮助下，诛杀了任得敬，任氏一族被灭门。

仁孝是西夏历史上在位最久、寿命最长的皇帝，他执政期间，正是金国兴起、辽国北宋相继灭亡、南宋新立的动荡时期，仁孝却能火中取粟，趁机扩张，使得治下的西夏疆域最为广阔，国力也达到了鼎盛。

此时，北方草原蒙古正在迅速崛起，逐渐对西夏构成严重的威胁。而仁孝重文轻武，他看重汉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在西夏国内大兴儒学，西夏得以建国立国的勇悍之气逐渐消失。

到了仁孝长子夏桓宗纯祐在位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已经完成了蒙古的统一，便借口西夏收留蒙古逃人，亲自率军攻打西夏河西地区。西夏面对蒙古铁骑无所适从，只得任其蹂躏。成吉思汗第一次攻打西夏的主要目的是劫掠物资、攫取经济利益，因此采取了浅尝辄止的策略，在大掠人口、牲畜后退兵。

在外患的压力下，西夏皇室内部又发生了内讧，纯祐族弟越王仁友之子安全野心勃勃，联络纯祐生母罗太后发动了宫廷政变，纯祐被废黜，后暴死于宫中，死因不明，年仅三十岁。安全自立为帝，这就是夏襄宗。

安全废主自立后，成吉思汗又找到了出兵的接口，发兵攻打西夏。蒙古军先后两次攻打西夏，后一次更是长驱直入，将西夏都城中兴府重重围困，西夏形势十分危急。眼见亡国在即，安全不得不亲自登上城墙，督促将士作战。由于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军久攻不下。到了九月，天降暴雨，河水猛涨，成吉思汗便派兵筑坝，引河水灌城，城中西夏百姓淹死极多。

安全多次派人向金国告急求援，当时金章宗在位，坚持不肯出兵，还说：“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

金国有远见的大臣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力劝金章宗出兵援救西夏，但金章宗不听。

到了十二月，西夏都城中兴府城墙因为被水浸泡日久，多处出现坍塌，城破已经是早晚之事。就在关键的时候，蒙古军所筑的拦河堤坝也多处塌陷，水势四溢，都城外四处汪洋一片，蒙古军无处容身，不得就此不退兵。

成吉思汗觉得此战战果不够辉煌，便派人前去招降安全，安全不敢触犯蒙古使者，只好将亲生女儿察合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为侍妾，并送上大批珍宝，以此来向蒙古求和。

蒙古退军后，气量狭小的安全对金国在关键时刻不肯伸手援助一直耿耿于怀，总想寻找机会报复。

一年后，宋嘉定三年（1210年）八月，愤愤不平的安全不顾大臣反对，派遣一万骑兵攻打金国葭州（今陕西佳县），但被金兵击退。自宋宣和五年（1123年）西夏与金议和以来，夏金双方八十多年和好无兵革之事，至此，关系正式宣告破裂。

夏金联盟的破裂，使蒙古军得到各个击破的机会，西夏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就在夏金关系破裂后的第二年，西夏内部再一次发生更迭皇位的政变，西夏宗室齐王彦宗之子遵顼废黜了安全，自立为帝，是为夏神宗。安全被废一个月后不明不白地死去，时年四十二岁。

遵顼好穷兵黩武，即位后一改之前西夏附金抗蒙的国策，变为归附蒙古，合兵攻金。当时，蒙古正大肆攻打金国，遵顼想趁火打劫，不停出兵攻打金国，以图掳掠财物，扩张领土。然而，遵顼对金军的作战，要么失败，要么无功而退，频繁的战事也使得西夏的国力大为削弱。

宋嘉定十年（1217年），成吉思汗发兵攻打花剌子模，再次向西夏征兵。西夏经连年用兵，兵民厌战，朝议沸腾，不愿再随蒙古军出征。于是，成吉思汗以此为借口，率军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遵顼无力抵御，命太子德任留守中兴府，自己带领亲随扈从逃奔西凉（今甘肃武威）。不久后，又派遣使者向蒙古请降，蒙古军才退兵。

经此一事，遵顼深感蒙古是西夏的知名威胁，为了自保，被迫改变立场，做出联金抗蒙的姿态，想与金国重修于好。但金宣宗认为遵顼为人反复无常，没有答应。遵顼碰了一鼻子灰后，害怕三面受敌，又想与宋朝联盟，共同对付金国。他先后两次派心腹枢密招讨使宁子宁到四川，想说服宋四川安抚使安丙一起出兵夹攻金国，经过慎重考虑后，安丙同意出兵与西夏夹攻金国。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八月，遵顼如约出师，派遣万余军队攻破金会州。金宣宗想与西夏议和，却被遵顼拒绝。九月，遵顼又发兵三万破金西宁州，围定西城，随即进逼进攻金军事重镇巩州。然而，城久攻不下。遵顼即派人到四川催促宋军出兵。宋安抚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统程信督促张威、王仕信分道进兵，与西夏军会师于巩州城下。按照事先约定，由西夏军队负责野战，宋军负责攻城，在两国合兵的局势下，巩州依然巍然不动。宋夏两军损失惨重，死伤数以万计，因粮草不继，双方只好退兵。在撤退途中，夏军被金兵伏击，伤亡甚众。不久后，宋将安丙再约下夏军攻金秦州，遵顼惧于巩州之败，不肯出兵，安丙只得率军撤回利州。

遵顼联金联宋的策略失败后，不得不重新回到附蒙攻金的老路上来，不断征发军队随蒙古军进攻金国，但却一败再败。

皇帝遵顼如此无能，一再误国，自然引起西夏朝野上下的极度不满。遵顼却依旧刚愎自用，派太子德任领兵进攻金国。德任认为蒙古才是西夏的心腹大患，建议重新与金国联盟。遵顼不听，德任见谏阻无效，料到西夏亡国在即，愤懑下请求罢除自己的太子位，要出家为僧。遵顼恼羞成怒，下令将德任软禁在灵州，另遣将领兵攻金。

此时，西夏危机日益深重，兵员消耗，财用匮乏，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就连蒙古成吉思汗也对遵顼的反复无常失去了耐心，多次派使者到西夏，要求遵顼退位。在蒙古军的武力威逼下，遵顼被迫退位为太上皇，他也是西夏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皇位由传给遵顼的次子德旺，这便是夏献宗。

德旺继位于夏国危难之际，即位之初立即改变遵顼的附蒙政策，试图对抗蒙古。他趁成吉思汗率军亲征西域之际，联络漠北未被蒙古征服的部落，共同抗击蒙古。成吉思汗听说后，立即调集大军，亲自征伐西夏。

当时蒙古骑兵纵横天下，在这等强敌面前，西夏军毫无还手之力，银州被攻破，沙州被困，漠北未被征服诸部军也溃散。走投无路下，德旺不得不重新派人到蒙古军中请降，答应以“质子为信”，蒙古军才撤军。

然而，德旺并未如约送质子到蒙古，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派使者到西夏问罪。西夏大臣均劝德旺守信，立即送质子到蒙古，但德旺不听。为了防止蒙古军报复，德旺开始与金国修好，意图共同抵抗蒙古。夏金重新签订了合约，约为兄弟之国。不过此时金国已经是自身难保，已经是亡国的前夜。

宋宝庆二年（1226年），已经六十五岁高龄的成吉思汗亲自率十万蒙古军第六次攻打西夏（其中成吉思汗第四次亲征）。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城邑崩溃，人民逃亡，夏国危在旦夕。德旺惊忧交加，束手无策，忧悸而亡。德旺弟清平郡王之子睍被拥立为帝，是为夏末帝。

这一年，蒙古军先后攻下了肃州、甘州、凉州、灵州，分东、西两路进围西夏国都中兴府。八月，蒙古军西路越过沙陀（今宁夏中卫），抢占了黄河九渡，攻陷应里。十月，蒙古东路军又攻破夏州。于是，两路夹击，形成钳形攻势，指向西夏腹地都城中兴与灵州地区。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攻灵州，夏末帝睍派大将嵬名令公带领十万兵马往救灵州。当时已经是冬季，天气寒冷，黄河结上了厚厚的冰，双方的骑兵在结冰的黄河上交战，战斗十分激烈，西夏军最终遭到惨败，灵州失守。灵州守将为遵顼的前太子德任，被蒙古军俘虏，不屈被沙。德任的儿子惟忠当时只有七岁，见父亲被杀，也要求从死。一向以残酷闻明的蒙古将竟然被感动，留下了惟忠的性命。十二月，蒙古军攻克盐州川，四处搜索，烧杀抢掠，夏国居民幸免于难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

成吉思汗攻取灵、盐二州后，又遣大将阿鲁术督军进围中兴府。夏末帝睍被围困在中兴府中，眼看城被攻破，国势濒危，一筹莫展，中兴府城中也是一片悲泣之声。

次年（1227年）五月，因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成吉思汗感到身体不适，回师隆德（今宁夏西吉境），到六盘山避暑。他见西夏已经孤立无援，就派御帐前首千户察罕赴中兴府向末帝谕降，又一次遭到拒绝。

当年六月，被困半年之久的中兴府终于弹尽粮绝。祸不单行的时，夏国此时又发生了罕见的强烈地震，宫室房舍大量塌毁，瘟疫横行。军民因患病无治，完全丧失了抵御和作战能力。末帝睍眼见穷途末路，只好同意向蒙古军投降，但以“以备贡物，迁民户”的理由提出宽限一个月。

成吉思汗表面答应了末帝的请求。其实，他此时已患重病，料到时日无多，因而立下遗嘱：死后暂秘不发丧，以防西夏发生变故，待西夏主献城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统统杀掉。

七月，成吉思汗死于清水县行宫。不久，西夏末帝睍带着夏国“图籍”出城，前去晋谒成吉思汗，随行的有夏国大臣李仲谔、嵬名令公等文武百官及皇室。他们当然想不到成吉思汗已经死去，而自己也正走向为成吉思汗殉葬之路。

末帝睍一行人到达萨里川时，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蒙古军杀害。蒙古军随即进入中兴府，血洗全城，鸡犬不留。

至此，与辽、北宋及金、南宋先后鼎立的西夏正式灭亡。从夏景宗元昊称帝，到夏帝到末帝亡国，西夏共传十主，历时一百八十九年。

最令史家痛心疾首的是，疯狂的蒙古军对对西夏实施了灭绝性的摧毁，不但血洗都城，还将西夏积聚近二百年的宫殿、史册付之一炬，贺兰山下的西夏皇家陵园也被毁盗殆尽。曾在中国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灰飞烟灭了，党项文明也就此湮灭。真可谓其兴亦勃、其亡亦忽。

可叹的是，元人主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并在三史中各立了《夏国传》或《党项传》，而没有为西夏编修专史，以至《二十四史》中，《西夏史》成为空缺，不由不令人深感遗憾。数百年来，西夏汉文史料的匮乏和同时代宋、辽、金史料的丰富一直形成鲜明对照。西夏，只留给后世一个扑朔迷离的背影。

［1］南北朝时，夏州称为做“统万”，来源于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之“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城池的修建用了六年时间，因为城墙发白，被当地人俗称“白城子”。而当年负责筑城的将作大匠叱干阿利凶残好杀，下令用蒸土筑城，待土干后，便以铁锥试土，凡铁锥刺城入墙一寸者，即属夯筑不合格，不但要推倒重筑，筑者还要被杀。因“筑城不力”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唐末诗人罗隐曾有《登夏州城楼》一诗：“寒城猎猎戍旗风，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

［2］唃厮啰使用传统的藏文，记年用十二属相，如猪年如何，马年如何。有趣的是，它的强盛跟西夏的崛起不无关系。李元昊继位后，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传统的丝绸之路受到威胁，因西夏对过境商人十分苛刻，沿途“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商人苦之”。于是来往于宋朝和西域的商队和贡使只得改走青海故道，唃厮啰的居住地青唐（今青海西宁）就成为中西交通的孔道。由于西域诸国商人大批涌入唃厮啰进行贸易活动，使得唃厮啰日益强盛起来，贸易成为唃厮啰的重要经济支柱。李元昊之前一直百战百胜，唃厮啰取得抗击夏军的胜利后，声名远播，许多不甘屈服于夏统治下的凉州（今甘萧武威）六谷部吐蕃人和甘州（今张掖）回鹘人均纷纷南下投奔唃厮啰，如潘罗支旧部和回鹘部落数万人均归降了唃厮啰，进一步壮大了唃厮啰与西夏抗衡的实力。到了后来，宋、辽、西夏为争夺西北战略要地而互相角逐，唃厮啰的地位就显得特别关键，以致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举例来说，宋朝廷为了取得唃厮啰的支持，使夏腹背受敌，分散夏的军事力量，以缓和宋夏边境的紧张局势，达到使李元昊首尾不能相顾的目的，每年送给唃厮啰绫绢一千匹、片茶一千斤、散茶一千五百斤。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二月，宋朝派遣使者册封唃厮啰首领为保顺军节度使。次年六月，派左侍禁鲁经带上宋仁宗的诏书和二万匹丝绸的厚礼出使唃厮啰，使其从背后牵制西夏。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又派屯田员外郎刘涣到青唐，与唃厮啰商议讨伐西夏事宜，受到隆重接待。唃厮啰向宋朝献上誓书和西州地图，宋加封唃厮啰为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但与此同时，唃厮啰与辽国也有往来，李元昊称帝后，辽夏关系急剧恶化。辽国为了牵制西夏，积极联络甘州回鹘和唃厮啰为外援，策划对西夏用兵。为了进一步取笼络唃厮啰，辽国在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以公主下嫁唃厮啰第三子董毡。唃厮啰病逝后，董毡继位，继续与宋朝保持良好关系，曾经主动提兵助宋击退西夏。然而，北宋朝廷王安石任相后，支持王韶提出的“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主张，派王韶率大军向河湟的唃厮啰政权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自保，董毡不得不投向西夏一方，唃厮啰政权与宋朝的友好关系从此中断。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宋徽宗当政，宰相蔡京派童贯、王厚出兵，占领了河湟地区。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宋朝江山危在旦夕，无暇西顾，北宋陕西经制使钱盖寻找到唃厮啰的后裔，赐名赵怀恩，命他主持河湟事，他也是北宋在河湟的最后一名命官。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金人占领河湟。绍兴四年（1134年），赵怀恩率众到阆州（今四川阆中）内附，至死也未再回到河湟。唃厮啰政权及其后人在河湟地区百余年的统治从此结束。

［3］吕夷简，字坦夫。先祖莱州人，其祖父吕龟祥知寿州，子孙遂为寿州人（今寿县）。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吕夷简进士及第，开始了官宦生涯。后来还考入“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这是由皇帝亲自主考的选士科目，天下才俊均以能入此科为殊荣。吕夷简的同族父辈吕蒙正，是历任宋太宗、宋真宗两朝宰相的名臣，他对侄子吕夷简相当赏识。当时吕夷简还是个官职不高的小官，吕蒙正却“以宰相期之”，认为侄子将来定然能成大器，非当上宰相不可。宋仁宗生母李氏死后，太后刘娥还打算只以普通宫人的葬礼安葬李氏。当时宋仁宗还以为刘娥是自己生母，根本不知道李氏的存在。已经是宰相吕夷简劝说刘娥道：“如果太后不想保全刘氏，臣不敢多言。如果还念记刘氏家族，那么丧礼就应从厚。”刘娥听出话中的深意，只好下旨厚葬李氏。吕夷简又去对负责安排葬礼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入殓，要用水银灌棺，以后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罗崇勋一听，这不是像皇后的葬法吗？他不敢私自做主，只得到刘娥跟前将吕夷简的话逐一奏闻。罗崇勋本来以为刘娥定然会勃然大怒，想不到刘娥低着头想了一会儿，便命照吕夷简的建议去办，用皇后服盛殓李氏。刘娥死后，八大王赵元俨（宋太宗赵光义子，戏曲中著名的八贤王的原型）向宋仁宗说出了李氏才是其生母的真相，宋仁宗如遭五雷轰顶，向宰相吕夷简求证后，立即号嚎大哭，悲痛不已，随即下诏自责，派人召来舅舅李用和，由他亲自去查验李氏的棺木。因为赵元俨曾经暗示李氏是被刘娥谋害，宋仁宗还派兵包围了刘氏外家的住宅，准备一旦证据确凿，就重重处罚刘氏家族。当宋仁宗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氏灵柩的洪福院时，棺木已经打开，只见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氏穿戴着皇后的服饰，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色栩栩如生。宋仁宗亲眼所见，这才叹息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下令撤除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娥的遗像前焚香祷告说：“从此大娘娘平生分明矣。”。可以说，刘氏家族得以保全，完全是吕夷简有先见之明。倘若当日刘娥一意孤行，坚持按宫人礼仪安葬李氏，她的身后之事及刘氏家族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4］元昊建国号大夏，据说是因为东晋末年“五胡乱华”时，赫连勃勃曾在河西一带建立过大夏国，并自称大夏天王。而因为夏在宋朝的西北方，宋朝习惯上称之为“西夏”。在宋、辽、夏三国的文书来往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称谓：如西夏自称“西朝”，称宋为“东朝”或“南朝”，称辽为“北边”；辽则称宋为“南朝”；宋有时称辽为“北朝”。这些称呼，有力地彰显了三国鼎立时的地理方位。

［5］宋庠（996～1066），字公序，原名郊，入仕后改名庠。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为历史上著名的三元状元，即参加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步入仕途后，一帆风顺，曾向宋仁宗建议科举应文武分试，被采纳。他知审刑院时，曾经审理密州王澥私自酿酒及杀人灭口案。王澥为当地恶霸，势力很大，就连当时的宰相陈尧佐都出面为他说情。宋庠力排众议，坚决判了王澥死刑，声名由此大振。其弟弟宋祁也是当时知名的文士，居官显位。

［6］陈执中（990～1059），字昭誉，洪州南昌（今属江西）人。名相陈恕之子。他为人正直，勤于政务，颇受宋仁宗信任。陈执中只有一子陈世儒，为小妾张氏所生。陈执中死后，张氏入寺院为尼姑。陈世儒长大成人后，娶妻李氏，为名相吕夷简曾外孙女（李氏生母吕氏为吕夷简孙女）。陈世儒与妻子商议，要将陈母张氏从寺院接回家奉养。但这二人并非真心孝顺，迎接张氏回家仅仅是碍于舆论压力。不久，陈世儒出任舒州（今安徽潜山）太湖县（今安徽太湖）知县。他不愿意在外地作官，一心想回到繁华的开封。李氏心肠恶毒，一想公婆早死，曾对家中奴婢说：“博士一日持丧，当厚饷汝辈。”（《宋史·苏颂传》）陈世儒受到启发，与妻子计划让家中奴婢杀死张氏，然后便可名正言顺地因母丧而返回京城。奴婢受主人指使后，先用毒药谋杀张氏，但张氏命大，并未被毒死。于是陈世儒及其妻李氏半夜用钉子合力将张氏钉死。这样，陈世儒最终因母丧而顺利地返回京师开封，但后来参与谋杀张氏的奴婢告发了陈世儒。因为是陈世儒是陈执中独子，宋神宗感念陈执中是老臣，想放陈世儒一马，说：“止一子，留以存祭祀何如？”担任御史中丞的蔡确却坚持要依法处刑，陈世儒与妻子李氏及奴婢高氏、张氏等十九人均被判处死刑。这就是《包青天》中《铁钉案》的故事原型。

［7］种世衡为宋朝名将，在西北羌族部落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修筑巩固青涧城的过程中，与当地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羌人牛家族的首领奴讹非常倔犟，不愿归顺宋朝，听说种世衡到来后，急忙率领族人前来迎接，双方约定种世衡第二天早晨到牛家族犒赏。但当晚下起大雪，雪厚达三尺，部下都劝种世衡，说地形险峻，不要到牛家族去了。但种世衡不畏艰险，如约而至，于是奴讹率领全部落人归降了宋朝。羌人兀二族已接受了西夏册封的官职，种世衡先礼后兵，命令蕃官慕恩进兵征讨，于是兀二族也归顺了宋朝。种世衡采用这种恩威并施的办法深得广大羌人的倌赖，得羌人出死力相助，他手下的弓箭手多为羌人，箭无虚发，强悍无比。西夏得知种世衡治下的环州“人皆善射，烽火相望，无日不备”，因此在种世衡在世时很少侵扰环州。种家世代镇守边关，有“种家将”之称。种世衡有八子，其中长子种诂、二子种诊、五子种谔“皆有将才，关中号曰三种”；幼子种谊倜傥有气节，军令严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敌，度不胜不出”，因此每战必胜，是常胜将军；孙子种朴、种师道、种师中在后来均名重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