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嘉庆 大厦将倾 难挽狂澜（1/1）

清仁宗嘉庆名爱新觉罗·颙琰（1760—1820年），乾隆皇帝第十五子。嘉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建为皇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受乾隆帝禅位即帝位。其后，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颙琰暂时居住在毓庆宫。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死后，开始亲政。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珅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是，对内政的有限整顿，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与他的祖、父相比，嘉庆皇帝是一位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气的平庸天子。“平庸”两个字，是嘉庆皇帝的主要性格特点。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嘉庆皇帝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1.杀权臣，新皇登基树权威

经过长久的等待，嘉庆终于成为了爱新觉罗氏的掌门人，有权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那位“千古第一贪”遇到了自己的克星。不论为公为私，嘉庆都有理由杀掉和珅，然而，杀一个和珅对于整个吏治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大清王朝二百九十六年，在诸多大臣中，和珅是最为贪婪的一个，在历史的纬度上，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大贪官的代名词。经查抄，和珅财产的三分之一，价值二亿二千三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国库15年收入的总和。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比乾隆小39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家原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父亲曾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几岁时，有幸进咸安宫官学（地点在皇宫咸安宫），学习儒家经典和汉、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勤奋学习，对经史子集非常在行，精通满、蒙、藏、汉四种语言，为他以后的发迹奠定了基础。后来，被大学士、刑部尚书英廉看中，召他做了孙女婿。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和珅参加了顺天府乡试，未能考中举人。但由于他出身满洲，便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个差事给和珅接近乾隆提供了机会，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起点。

和珅有6种才华：审案、理藩、外交、理财、文化、千叟宴。拿审案来说，乾隆朝有个李侍尧，在云南主政时，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贪赃枉法关系网。乾隆派和珅作为钦差大臣前去办案。和珅到后，先把李侍尧安抚好，接着，在老百姓中调查，仅用3天就掌握了李侍尧贪赃枉法的相关证据，了结了此案。再如文化，和珅作为官修《四库全书》的“正总裁”，文化鉴赏力很高，发现并刊印了《红楼梦》；他善于做诗，精于模仿乾隆笔迹，现在有很多“乾隆御笔”都是和珅留下的。当时的文坛大家袁枚，这样夸奖和珅：少小闻诗礼，通侯及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

随着乾隆的年龄越来越大，执政时间也越来越长，身边的宫女、妃嫔、太监都少有文化，不能同他谈诗文、品书画、论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因此，和珅对老年乾隆来说，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的。由于乾隆的宠信，和珅的官职扶摇直上，在清朝近三百年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和珅升官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挖掘坟墓。和珅靠乾隆宠信发迹，也必然随乾隆升天而自毙。嘉庆早在做皇子嘉亲王时，就对和珅不满。嘉庆继位后，乾隆还在，他投鼠忌器，没敢动手。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驾崩于紫禁城养心殿。嘉庆帝颙琰在乾隆死日亲政，在办理大行皇帝乾隆大丧期间，采取断然措施，惩治权相和珅，举朝上下，大为震惊。

乾隆做了四年太上皇，仍牢牢地把持着实权。这时的和珅依然受宠，但是毕竟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和珅在乾隆与嘉庆间采用“四手”：第一手是紧紧依靠太上皇乾隆；第二手是讨好嘉庆皇帝；第三手是限制嘉庆皇帝的权势；第四手是防止嘉庆日后对自己进行惩处。所以，他在乾隆和嘉庆之间、在嘉庆面前和背后，都是“两面派”的表现。

嘉庆当皇子时，被定为储君。和珅密知此事，于乾隆公布嘉庆为皇太子的前一天，送给颙琰一柄如意，暗示自己对嘉庆继位有拥戴之功。嘉庆笑在脸上，恨在心里，但因和珅是乾隆的宠臣，老奸巨猾，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不便动手。嘉庆在乾隆死后短短的15天里，就把一个被先帝恩宠30年的“二皇帝”加以惩治，举措得体，干净利落，取得胜利。

既然和珅是治世之能臣，那为什么还会在乾隆皇帝死后仅15天，就被嘉庆皇帝查抄并赐死了呢？民间有种说法：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表面上看来，和珅是由于过于贪婪、富可敌国惹来了杀身之祸，事实上，他不过是嘉庆皇帝树立帝王权威的政治牺牲品而已。可以说，只要和珅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即便他不是大贪官，一样也得死。因为清朝一直有新皇帝即位，即诛杀前朝重臣、树立新皇帝权威的传统。

乾隆皇帝临死时，跟当时的皇太子颙琰、后来的嘉庆皇帝说，他只给嘉庆留下了一个人——和珅，如果你想一世无忧，就把和珅留下，让他替你理财、看守百官；如果你想超越我，树立帝王权威，就把和珅杀了，那天下还有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嘉庆选择了后者，和珅也就必须得死。可惜，和珅是个聪明过头的人，他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死去，于是，在他知道乾隆皇帝将传位给颙琰后，便给颙琰送去玉如意，事先泄露了消息，反而弄巧成拙，及早地召来杀身之祸。

嘉庆惩治和珅案没有株连，也没有扩大化，这是嘉庆的聪明之处；但他只把和珅当作个案处理，而没有以此作为契机，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这是嘉庆的平庸之处。

2.勤于政务，积弊太深无力回天

面对父亲留下的烂摊子及千疮百孔的大清帝国，嘉庆皇帝试图重塑往日的辉煌，维护祖宗的基业。他勤于政事，不知疲倦，只可惜天公不作美，他没有能力阻止国家在下坡路上滑落的速度。

嘉庆上台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以“勤”为万事之根本，因此，他勤政是出了名的，也是勤政的典范，处理政务更是连半天也不肯延搁。嘉庆从亲政以后，立即提出要勤政戒惰，他自己更是事无巨细都躬自总揽。每天天未亮，他已经在秉烛批阅奏章了，稍事用过早膳后就召臣问政，往往多达十余人，披览奏书几十件，由此而常常忙得忘记了吃饭，甚至还忘记了睡眠。每到外出巡视的时候，也是早起一段时间办案。为了倡导勤政、革除陋习，在嘉庆十一年的时候，发布谕告，要求王公大臣要像他一样勉力勤政，在这点上，他还颇具他的皇祖雍正皇帝“事业狂”的遗风。

嘉庆帝在谕告里说：从天子到普通老百姓，都要以敬勤为立身之本。如果君王勤劳，那么国家就能大治，反之，就会使国家处于危险；大臣们勤劳，那么政务就处理得有条不紊，否则，就会导致政务松弛，处事没有章法；如果读书不勤，那么就一定学不到东西；农民如果贪惰的话，那么就一定没有收获。百行百业，事虽异而道理却是相同的。

嘉庆帝以勤为万事之根本，一直认为勤能补拙，勤政勿惰。嘉庆帝曾经私下对他的心腹直隶总督颜检说，古今中外的吏治，都是贪污腐化的官员多，懒惰偷闲的多，由此来看的话，这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最大隐忧，必须加以整顿。

嘉庆对于官员们办事效率低下、对经办的事情任意拖延耽搁极为不满。嘉庆六年，内务府处理膳房一件罚款的小事，竟然被官员们拖延了40天，他曾为此而大发雷霆。嘉庆帝从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的这件事情看出，朝廷中执政效率是何等的低下，办事推诿、互相扯皮现象又是何等严重。嘉庆十三年，嘉庆帝亲自书写整治八旗子弟的诫文，告诫八旗人不要忘记祖上。

杨怿曾是受到嘉庆重用的大臣，曾在大理寺卿出任多年的翰林，之后调任湖北学政。有一次，杨怿曾奉旨回京拜见嘉庆皇帝，那时正值酷暑，京城异常炎热。杨怿曾掀帘入室时，看见嘉庆帝正在摇扇挥汗。他跪拜请安，嘉庆立刻把扇子搁置一旁，便开始非常详细地向他询问他的任上政务情况，尽管热得汗如雨出，嘉庆帝却始终没有再把扇子拿起。等到杨怿曾出门的时候，汗水已浸透了皇帝的龙袍。

还有一次，也是因为京城天气炎热，管理宗人府的睿亲王淳颖，担心嘉庆帝劳累过度，私自把宗人府递上需要引见的官员奏折撤去。谁料嘉庆得知后大怒，于是把淳颖召来，对他讲道：“朕刚刚四十来岁，尽管日理万机，但也从未感到这么做有多辛苦，只是引见这么几个人，本来祖先的艰苦创业，要保持祖先的优良传统。实在算不上劳累。”随后斥责淳颖太偷懒了，下令将他交到宗人府严加议处。他还就这种陋习时弊训谕诸臣，说以后内外衙门，凡是有上奏的事件，只要收受了，就要立即直接交到他面前，听候他的批示，不准随意耽搁或者擅自撤掉。如果再有人敢像淳颖那样做，一经查出，就要从重治罪，决不宽贷。

一次，嘉庆觉得他的女儿已经出嫁多月了，可一直没去探望，便决定翌日到公主的府第去吃饭。于是，他就再三嘱咐值班大臣说，如果在这天有官员需要引见，那么就改天接见他们，如果是有奏折进呈，那么就一定照常呈递。

第二天清晨，嘉庆起得比以往更早，准备披阅完奏折以后，再动身去女儿的府第，可是，这天竟然没有一人陈奏。到了第二天再上朝的时候，才发现昨日奏折都被积压了。于是，下令惩办了那个当值大臣。

一个月以后，嘉庆帝依照惯例来到中南海观看雾凇，这天又没有奏折递进。由此嘉庆大为恼火，对随从的大臣们说：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是有事情外出，也一定早起一段时间把事情办完后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啊，怎么就是上行而下不效呢？朕高居内宫之中，尚且不贪图安逸。再说，这观看雾凇只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的虽然也没有什么好看，但它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和品德。你们却趁机在家睡懒觉，害怕、逃避早上的寒冷。年长者倒也情有可原，而年少者就太可恨了。于是下旨，把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一概严行教训了一番，并宣称，从此以后，如果再有因为皇上外出，而偷懒不上朝的官员，一律严加惩处。

嘉庆帝从小养成的克勤用劳的习惯，是皇父母与师傅的教诲使然。当然，面对着严峻的国情，嘉庆又怎敢掉以轻心呢？总之，嘉庆在亲政之后，为挽救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时刻在想方设法矫正乾隆后期的种种积习弊政。

然而，为政之道怎一个“勤”字就够了？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的是一个乱摊子，在盛世的表象下掩盖的是一个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各地起义不断的政权。嘉庆上台之后，虽然迅速地除掉了和珅一党，实行了一系列的除旧布新的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还是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在嘉庆一朝，贪赃枉法、吏治腐败，与之形影不离，尾大不掉。也许是山中无老虎、猴子也称王的缘故，和珅被除掉后，在各级政府中的官吏贪污腐败现象，不但不见有多少好转，反而越演越烈，几乎接近失控的状态。这与嘉庆帝本人不无关系，因为他既没有乾隆的威望、魄力和手腕，又对贪污腐败打击不力，畏首畏尾，所以，这一顽疾成为嘉庆中兴梦破灭的主要原因。

再有，天公也不作美，在嘉庆当政的25年里，人祸天灾，此伏彼起，使嘉庆应接不暇，疲于应付。河患这个甩不掉的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高昂的付出和投入，带来的却是无尽的忧虑和苦恼，治理河患，成为治理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洪灾过后，腐败也像洪水一般向他袭来，导致一有洪灾必有腐败，令嘉庆帝极为惶恐，不知所措。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养育着亿万中华儿女，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生生不息，人民要求治理它。治理它吧，费用浩繁，有关官员视之为个人发财良机，穷奢极欲，丧尽天良，使得治洪工程几乎变为他们发家致富的聚宝盆。不管它吧，洪水成灾，生产遭到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嘉庆朝的河患频犯频治，可总是不能彻底根除，治理河患的开支一直是军费以外最浩大的一宗。因此，河患成了嘉庆帝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如同梦魇一般紧紧纠缠着他。嘉庆没决心、没魄力、没智慧处理，一些贪官酷吏得到了降职或革职处分，但舞弊侵蚀之风，依然如故。嘉庆没有办法惩治这帮贪官，河患又不得不治理，所以就只能开捐例敛钱，虽然自知这种做法使吏治更加败坏，却也不得不为。

嘉庆朝几次开捐例，都以河费为由，而搜刮来的钱财，又使这帮治河大吏更加奢侈，河务之事依然无望。这使得素以“节俭”“爱民”自居的嘉庆帝，留给后人一个莫大的笑柄，同时，也难怪他暗生闷气，烦躁易怒了。种种原因导致河患问题，始终成为他难以诊治的难题。

嘉庆帝晚年总结自己的为政之道时说：“朕图治维殷……所谓为政不在多言，无奈衰敝之势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