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乾隆 早年建功盛世 晚年骄奢转衰（1/1）

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卒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于雍正十三年登基，成为清朝第六位皇帝。他是在位最久，年寿最高，对中华帝国的发展起了最大作用的皇帝之一。乾隆继位时的清王朝已经过康熙、雍正两代七十余年的治理，社会上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再经乾隆的励精图治，清王朝达到强盛的顶点。以乾隆的雄才大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乾隆在位后期好大喜功，使朝廷上下腐败之风滋长，清王朝由盛转衰。乾隆晚年自号为十全老人。乾隆时代是清王朝的转折点。

1.改革包衣，促进满族发展

满族是大清王朝发家的根本，在八旗子弟的浴血奋战下，爱新觉罗家族得到了天下，八旗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基础。在得到天下后，八旗弟子享有很多特权，而这些特权却为爱新觉罗的统治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阻碍了满族的发展。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改革势在必行。

开户家奴，原本都是八旗异姓贵族（王、公、侯、伯、子、男）、官员、富裕旗人的“包衣”（奴仆）。从太祖努尔哈赤起，至“开户家奴”两谕下达之日，清帝及八旗王公贵族官员占有大量包衣。包衣的主要来源有，掠民为奴、逼民投充、民人因罪入官（或为清帝占有，或赐予王公贵族官员，或发卖）、买民为奴、民人随母改嫁于旗人或过继于旗人。宗室王公一般都有上千包衣。例如统军入关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仅“投充人”便有一千四百余丁，连带家口，多达数千人。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只收留其他王公官员等人的逃亡包衣，就有一千多人。尚可喜因子之隆“蒙恩尚主”，遣派八百一十五名包衣进京服侍公主，他还有在辽东庄园耕地的包衣一千八百余名。清初开国有功的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除去关内包衣外，在关东种地的包衣还有一百一十九户五百六十四人。顺治五年，整个八旗满洲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而包衣却有二十一万余丁，加上其妻室儿女，应有百万之多。

早期，上百万的包衣，主要耕种家主庄园田地，纳租养主，同时，还有部分包衣从事家务劳动，随主从征打仗，形成了“若无阿哈（包衣），主何能生”“满洲籍家仆资生”的局面。康熙以来，由于满洲官员、兵丁的阵亡、负伤等因素，一部分包衣被家主收为养子，令其披甲当差（包括少数为官作宦），领取钱粮，赡养主人。

由于广大包衣激烈反对家主的非人待遇，不断地大批逃亡，顺治十年至十一年初，“一年之间，逃人多至数万”，庄主不得不招民佃种。一部分旗人家道中落，将地典卖，许多庄头和包衣也暗中典卖主地。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八旗官员庄田和兵丁份地，大多数已由佥丁拨庄的农奴制经营方式，过渡到招民佃种收租的一般封建租佃制，“资佃耕种，收取租息”，代替了早年的“满洲籍家仆资生”。

旗地变化，使很多旧日种地之包衣无地可种，需要庄主“养赡”。不少家主境遇恶化，自身尚且衣食不周，焉能供给包衣吃穿，有的还索取赎身银两，将包衣放出本户，令其自谋生路。于是，从康熙中年以后，陆续有包衣脱离本主，自行开户，另载旗册。到乾隆时，这种“别载册籍”的“开户家奴”，无论是北京八旗，还是外省驻防，人数甚多，成为影响八旗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于众多的“开户家奴”，处理办法不外乎三种：一是将其释放出旗，载入民籍，从包衣变为“平民”“民人”；二是提高其身份，使开户家奴与“正身旗人”（即非包衣的八旗满洲人员）享受同等待遇，取消其“旗下世仆”之奴籍；三是维持现状，因循苟且，不予解决。照道理第二条应是解决“开户家奴”问题的中策，但是，此策难以实行。近两百年里，主奴有别，家主尊贵无比，包衣极为低贱，已经成为清朝社会生活中牢不可破的传统，要想打破主奴之间的界限，化奴为主，奴主相等，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一办法根本无从谈起。并且，此时旗人的生计问题已很紧迫，人口增多，官职、兵缺有限，正身旗人尚难谋上一个领取钱粮的位置，开户如再提高为正身旗人，人多职少之矛盾必然会显得更加尖锐。

第一条释放“开户家奴”出旗为民，应是最好的，可是阻力很大。尽管有些家主已经得到赎身银，释放了包衣，有些包衣经过斗争已取得了“民人”身份，脱离了旗籍，但是，要让大量“开户家奴”摆脱家主的辖束，出旗为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世纪之前，乾隆之曾祖父顺治帝福临，便由于包衣是“先朝将士血战所得”，而严惩收容逃亡包衣的“窝主”，重责谏阻的汉官。康熙帝也和其父一样，尽力控制包衣于八旗之内，根本不允许包衣出旗。连乾隆皇帝本人，即位初期亦同样实行列祖列宗保障家主权利的政策，于乾隆三年批准了一条新订的“旗人开户例”，规定：“凡八旗奴仆，原系满洲、蒙古，直省本无籍贯，带地投充人等虽有本籍，年远难考，均准其开户，不得放出为民。”这条法例讲的是，凡系八旗满洲、蒙古正身旗人（不论官民）的奴仆，无籍贯者，或虽有祖籍但年代久远难以考订者，均不准出旗为民。第二年，他又批准了一个更为详尽、更为苛刻使包衣很难出旗为民的法例。虽然乾隆本人曾经批准了维持旧制的法例，但随着岁月的推移，他治理国政的才干不断增强，经验愈加丰富，更加感到在“开户家奴”问题上需要承认现实，有所改革。因此，于二十二年二月初二日，连下两道谕旨，彻底解决“开户家奴”问题，将他们释放出旗为民，并允许宗室王公的包衣出旗。

遵照帝谕，户部会同八旗都统会议后上奏，对开户家奴出旗为民提出了下述具体建议：开户家奴中，凡在京文武官员，由吏、兵二部定议，将其调补汉缺，外任绿营将弁和文官，“即令出旗为民”；其系现今捐纳候缺人员、进士、举人、生员等，亦即准其为民；闲散人等，令各该旗询明愿入何处之籍，咨地方官，令其入籍，仍造册送户部备查；其系现食钱粮之人，情愿退粮为民者即令出旗，仍在当差者，待缺出时裁汰。乾隆批准了这些建议。

这样一来，大批“开户家奴”和宗室王公的包衣被释放出旗，转入州县，成为民人，不再是旗奴了。像一等子范文程家，其子孙便遵依帝旨，将关东庄园的包衣，“恩放出户家奴十四户”，在盖平等县“入于民籍”。

乾隆二十四年，还颁布了“八旗户下家人赎身例”，规定：“凡八旗户下家人，不论远年旧仆及近岁契买奴仆，如实系本主念其数辈出力，情愿放出为民，或本主不能养赡，愿令赎身为民者，呈明本旗咨部转行地方官，收入民籍，不准求谋仕官。至伊等子孙，各照该籍民人办理。”

以上措施，使八旗的旗下家奴人数迅速减少。顺治五年，八旗有包衣二十一万余丁，相当于满洲正身旗人的四倍，之后，过了一百六十多年，满洲人丁增加了三倍多，照此类推，包衣总数应为八九十万丁，可是，此时包衣才十七八万丁。可见，乾隆确实曾释放了数以十万计的包衣男丁及其家属出旗为民。

这是清朝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乾隆皇帝在“包衣”这一关系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十分敏感的重大问题上，敢于突破祖制的束缚，厉行改革，于国于民，皆有裨益，无疑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另外，乾隆对家主残酷杀害包衣之事，非常不满，予以从重惩处。乾隆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刑部议奏：镶红旗满洲三等护卫释伽保，图奸家人破脸之妻金氏，未能如愿，将破脸毒打致毙，“实属行止有亏”，请照故杀奴婢例，革释伽保之职。乾隆查阅案情后，认为拟议不当，下谕令将释伽保发往黑龙江，并修改律例。

刑部之拟议及旧有家主故杀奴仆例，过分偏袒了不法主人。人命关天，怎能因其系殴死包衣，家主遂得安然无恙而仅以革职了结？何况革职之罚，又可以加级记录抵消，这样一来，凶手更是一无所失、万事大吉了。因为有此律例，为官作宦之家主有恃无恐，可以任意打死包衣，可以任意奸淫奴婢仆妇，而包衣则因官府偏袒家主，又有王法尚在，即使不幸惨死于主人之手，亦无法伸冤叫屈，除了逃跑之外，别无他法，只有忍气吞声，遭受主子的虐待。这一律例，助长了官员家主作恶之风，加剧了包衣的灾难，也激化了主奴之间的矛盾，并且促使不少包衣被逼潜逃或直接武力反抗，打死打伤凶横主人，从而影响到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乾隆有鉴于此，果断地更改旧律，令九卿重议。九卿遵旨议奏：家主图奸仆妇不遂，毒殴奴仆致毙，将家主不分官员、平人，悉发黑龙江等处当差。至奴婢罪不至死，而家主起意打死奴仆，则将家主处以降级调用，“虽有加级，不准抵消”。乾隆帝批准此议，改革了行之多年祸害包衣之旧例。这不仅减轻了家主对包衣的虐待，而且在促进满族的发展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改革皇庄制度，促进生产发展

任何制度都有一定的时效性，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变化，否则就会产生负面作用。因此，对于一个明君来说，即便是祖宗家法也是可以改变的。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家族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家族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乾隆九年，乾隆皇帝批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即释放皇庄壮丁出旗为民。乾隆的批示，及其随即遵旨施行的情况，反映出清朝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说明了不少问题。

其一，皇庄数量很多，作用很大。“口内庄头”、盛京佐领、锦州副都统、热河总管等所属庄园，皆归内务府管辖，为清帝私有，通称为皇庄，亦名内务府官庄，或简称官庄。清朝的皇庄，最初起源于进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占有的“拖克索”（即庄）。入主中原以后，世祖福临、圣祖玄烨采取圈占民田、调拨官地、逼民带地投充、垦拓官荒等方式，掠夺了巨量土地，佥拨大批壮丁（关外旧奴、投充人、缘罪无罪发遣人员、庄头置买奴仆），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庄园。康熙中年，畿辅有内务府所辖粮庄四百余所、银庄一百三十二所、果园二百五十余所、瓜菜园九十余所，盛京有内务府粮庄三百余所、果园一百三十一园，还有棉、靛、盐、碱庄六十所，以及盛京户部、礼部、工部、三陵所属官庄一百余所，皇帝共拥有庄园一千六百余所，占地近六百万亩，遍及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及内蒙。此后，不断扩建，乾隆年间增至一千九百余所，壮丁七万余名，以及老幼家口，人数当在二三十万以上。

清朝皇庄之多及其“皇粮”数目之大，远远超过了明朝的皇庄，从而能够提供皇宫大部分消费用品，减少了向户部要银和向民间征派。

一千六百至一千九百余所各种类型的皇庄，六七万名壮丁，六七百万亩田地和大量山场牧场，在此基础上征收的“皇粮”，名称甚多，数量巨大，基本上能满足清帝及其宫中所有人员的需要。“皇粮”的品种，有米、谷、豆、麦、芝麻、苏子、瓜、果、蔬菜、鸡、鸭、鱼、蛋、猪、鹿、油、盐、布、草、石灰、木炭、柳条等一百余种，总数极为庞大。康熙中年，仅畿辅的四百余个粮庄，每年便上纳租谷十余万石，并交鸡、鸭、鹅六万余只，蛋四十余万只，草和秫秸八十万余束，灯油三万余斤，猪二千口。畿辅银庄年交租银三万八千余两。各类庄园、牧场年贡鱼、雉、鹿、狍、马、牛、羊、驼、参、珠、皮张，多达数百万。这为清帝少向户部、光禄寺要银，少科派于民，“躬行俭约”，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

其二，更改祖制。从太祖努尔哈赤到康熙帝玄烨，在这四朝一百余年中，皇庄基本上是采取编丁隶庄耕种应役的农奴制经营方式。庄园的劳动者被称为“壮丁”，身份为奴仆。他们在庄头的管束下，耕种官地，交纳皇粮，遭受皇室严格的束缚和野蛮的压迫，事实上他们处于封建农奴的地位。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剥削方式，摧残了壮丁，束缚了生产力，激起壮丁强烈的反抗。早在关外，壮丁就不断逃亡，入关以后，他们更是大批外逃，有很多人还参加了反清斗争，还有不少壮丁和庄头争控，“滋生事端”。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在壮丁的反抗与汉族地区封建租佃制的包围和影响下，日益衰落，庄头不得不大量出租庄地和典卖庄地，康熙末年，皇庄采取庄头招民佃种的租佃制已很普及。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原先是皇庄主要劳动力的壮丁，竟成为脱离生产、需要庄头养赡的“拖累”。据畿辅四百六十余名庄头的报告，他们所管辖的一万六千八百余名壮丁中，能常年干活的壮丁，仅二百九十余名，不到壮丁总数的百分之二。正是在旧有的农奴制经营方式陷入穷途末路难以延续的形势下，一向自诩为“敬天法祖”“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采取了非常明智的态度，对旧有的祖制果断地予以改革，允许部分壮丁出旗为民，皇庄制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其三，促进生产。乾隆帝对皇庄的改革，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首先，将大批壮丁释放为民。据畿辅四百六十余名粮庄庄头向会计司呈报，遵照帝旨，应拨出为民的，有“盛京随来陈壮丁”一万零三百余人，投充人二千零三十余人，庄头自置壮丁三千六百余人，无罪拨庄壮丁一百八十余人，共一万六千余人，仅留下壮丁九百余人。奉天等地内务府庄园，也放出大量壮丁。这样一来，数以万计原本处于农奴、奴仆地位的壮丁，摆脱了农奴制枷锁，成为“良民”。他们有的赴边外垦荒，成为自耕小农，或在原地认租旗地民田耕种，大部分人的境况较前颇有改善。

其四，推动了封建租佃制的迅速发展。乾隆帝批准释放大量壮丁出旗为民以后，畿辅、奉天、热河等地内务府辖属的各种庄园，普遍实行了封建租佃制的经营方式，满汉农民向庄头承佃官地，缴纳租银，不与皇室发生直接联系，庄头再向内务府纳粮当差，佃农成为皇庄的主要劳动力。八旗王公官员庄田也受此影响，租佃关系得到迅速发展。清朝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乾隆之曾祖顺治皇帝，在关内强制移植、扩大的役使壮丁生产的农奴制彻底衰落，农奴制残余仅在旗地中占有很小的比重了。

其五，减轻皇庄的租役。由农奴制到封建租佃制的转化，决定了皇庄的分配关系也要相应发生变化。佃农在法律地位上是“凡人”“民人”，自备耕牛、农具、种子，不是皇室的“包衣”（奴仆），人身依附关系比壮丁有所松弛，因此，原来的剥削壮丁的方式必须改变，剥削率需要降低。这个变化主要表现为“皇粮”的折色增多，额租下降和杂差减少三个方面。

乾隆对皇庄实行改革，释放大批壮丁为民，对旧壮丁和承种皇庄的满汉佃民的压迫剥削，有了一定程度的减轻与缓和，这对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满族的进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因地制宜，解决西南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爱新觉罗家族统治期间一直存在的问题。它很容易引起纷争和战争，而战争又会更加激化矛盾，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乾隆在位期间，因地制宜地解决了与苗族之间的问题，维护了帝国西南部的稳定。

雍正去世后，遗留给乾隆最急迫的事，莫过于西南和西北的民族问题。西南民族问题，即“苗疆用兵”，指的是贵州古州台拱一带苗族原土司叛乱。元明以来，中央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普遍实行土司制度。中央政府委令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为土官，土司允许世袭，中央政府征以赋税，也可以驱使其众。土司虽“大姓相檀，世积余威”，但也必须凭借中央政府予以的爵位、名号，对部民“易为统摄”。土司制度的建立，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拓展，也密切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但是，土司制度毕竟是与农奴制相适应的落后的政治体制。土司拥有大量世袭的土地，强迫土民为其农奴，耕田纳赋当差。土民在政治上没有人身自由。各土司间，为争土地与劳力，常兵戎相见，战争连接不断，给少数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明朝以来，为强化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管辖，陆续对各土司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罢撤土官，由中央派流官直接治理。雍正年间，采纳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鄂尔泰建议，清朝在西南更大规模地改土归流。鄂尔泰制定改土归流政策的基本点，是要削弱土司的政治经济特权。其具体内容包括：改土司为州县，取消土官世袭制度；没收原土官田产，发给士兵屯种；废除原土司的土贡制度，土民向官府自报田产，按内地税制计亩征赋。

改土归流削弱了少数民族地区割据势力，同时，也是促使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进步政策。但它触犯了土司利益，必然会引起土司的强烈反对。鄂尔泰以武力为后盾，剿抚结合，加以推行。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他首先出兵荡平广顺州长寨后，建营驻兵，分扼险要，并乘胜招服黔边东、西南的定番、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等苗寨两千余。古州（今贵州榕江县）的改土归流迟至雍正七年（1729年）才着手。此处“自恃地险峻，出没靡宁，扰害居民，劫夺行旅”，“为地方良善之患”，是“自古未归王化之地”。又有人传播说“改流升科，额将岁倍”，因此，当地土司顽固地抵制改土归流。当年三月，鄂尔泰平定古州，雍正当即嘉奖鄂尔泰与协助鄂尔泰执行改土归流政策的贵州巡抚张广泗。

雍正九年鄂尔泰返京。古州苗族头人“伺公已北上，文武官弁又不善防范，致复作乱”。雍正十二年，当地谣言四起，说是“出有苗王”。十三年二月，所属八妹、高表等寨“听信谣言”，纠众滋事。叛乱以古州、台拱为中心迅速蔓延，攻掠所至，达凯里、施秉、黄平州、清平、余庆、镇远、思州，震动省城。五月，雍正派湖广、广西、云南、四川官兵两万名进剿，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一调遣，湖广提督董芳副之。同时，还任命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户部尚书庆复、礼部尚书魏廷珍、刑部尚书宪德、张照和工部尚书徐本等为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令张照和副都御史德希寿立即赶到贵州，指挥征剿。

张照是鄂尔泰的政敌，古州叛乱发生，鄂尔泰引咎辞去伯爵。张照到达贵州后，没有集中全力征剿，而是费尽心思地进一步攻讦鄂尔泰。他一方面上书密奏“改土归流非策”，另一方面，策动哈元生也上疏弹劾鄂尔泰。哈元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的，自然不愿与张照合作。张照转而支持董芳，在前方专主招抚。此时，西南改土归流面临着失败的危险。

就在这关键时刻，雍正撒手而去。年轻的新皇帝面对群情汹汹，弃苗疆之论甚嚣尘上而毫不动摇。他坚持用兵，果断地采取三项措施，力挽危局。

首先，迅速撤换前方主帅。八月二十四日，乾隆执政第二天，降旨调张照返京，以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谕令速往办理。乾隆用张广泗代替张照，可谓知人善任。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以监生入赀授知府。雍正四年，协助鄂尔泰在云贵搞改土归流，次年擢贵州按察使，六年率兵讨平都匀、黎平、镇远、清平叛乱，因功超授巡抚。十年，以副将军之衔，随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出兵西路，讨伐准噶尔部叛乱。出任苗疆总理事务大臣之前，是湖广总督。

其次，指示前方剿抚结合，停止滥杀无辜等暴戾行径。区别已抚与凶顽，分清首恶和胁从，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减少阻力，有利于战争胜利。

最后，批驳“弃置”论，坚持改土归流的政策。所谓“弃置”，绝不意味着让它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是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割据势力听之任之，放弃中央政府对它的行政管辖，从改土归流倒退到土司制度之前的牵制政策，显然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雍正因苗疆叛乱，后悔改土归流，“以为以前原不应料理”，叛乱平定之后可以考虑“弃置”问题，纯属因噎废食之论，也是张照“弃置”论的根源。乾隆对张照“弃置”论的批驳，表明他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的立场，甚至比雍正更坚定。

乾隆帝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更换统帅，惩办失职官将。他刚一即位就将张照撤了下来，委任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统领军务”，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令听张“节制调遣”。他多次降谕，慰抚张广泗，寄予厚望，授予大权，言及苗疆用兵事关重要，旷日持久，尚无头绪，“是以命卿为经略，总统军务，一切惟卿是赖”，并命张兼领贵州巡抚，增拨兵饷一百万两，使张广泗感激涕零，发誓尽全力平苗报恩。乾隆多次下谕，指责张照扰乱军务，副都御史德希寿随声附和，贵州巡抚元展成抚绥不当，玩忽公事，轻视民命，文武不和，扬威将军、贵州提督哈元生不能预先防范，用兵又观望迟疑，筹谋无术，调度失宜，稽迟军务，副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仗恃张照之势，与哈元生“有意龃龉”，仅以招抚为事，皆令革职拿解至京，严审定罪。这样一来，赏罚严明，对保证平定苗疆起了很大作用。

乾隆帝对剿抚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禁止滥杀，欲图以“德”济“威”。他于九月二十一日，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多次指责官兵不应焚毁被迫胁从的苗寨，屠杀老弱子女。他于十一月十八日，再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命赦投诚苗众之罪，让他们传谕经略张广泗。这对劝说苗民降顺，些微限制一下官军的滥杀，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乾隆坚主用兵、改流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张广泗认真总结了前面八九个月战争的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他建议集中兵力，以整击散。

乾隆完全信任张广泗，对他的奏请，全部批准，大力支持。张广泗拥有军政大权，号令统一，率领六省官兵，放手进行征剿，先分兵三路，攻上九股、下九股和清江下流各寨，“所向克捷”。乾隆元年春，又分兵八路，剿灭抗拒之苗寨，直到秋天，先后毁除一千二百余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斩一万七千余人，俘二万五千余人，获铳炮四万六千余及刀、矛、弓、弩、标甲十四万八千余，尽平苗变。原来黄平等州县逃居邻近省份的汉民，陆续回到旧地。战火纷飞，兵荒马乱，连续折腾了一年多的苗疆事件，终于平定下来了。

对苗疆地区的迅速平乱，是乾隆即位以后的一大胜利。这位年方25岁刚刚主持朝政的青年君主，竟能在战局不利的形势下，不受一大群庸臣劣将的影响，摈弃他们妥协退让的错误主张，甚至冒着违背父皇止兵弃地圣旨的危险，坚主用兵，坚持改土归流，毅然采取得力措施，更换统帅，惩办失职官员，全权委付张广泗率军征剿，最终力挽狂澜，扭转了战局，大获全胜，办好了父皇未能办成的“最重要事件”。对此，乾隆帝当然感到十分高兴，重赏有功官兵，厚赐银米，晋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领贵州巡抚，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每年赏给养廉银一万五千两。但是，他并未沉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在积极着手进行更为艰巨的工作。

征剿苗变，并非易举，未必能稳操胜算。但是，以全国之力制一隅之地，遣派六省官军对付数万素无训练的苗民，只要调度有方，最终是能够办得到的，可是要治理苗疆，使其今后不发生或少发生变乱，则是一件有长远意义的大事，显然就更为艰难。苗变表明，清廷必须采取正确措施，才能真正稳定苗疆，少起动乱。因此，乾隆在平定苗变后，开始在苗疆地区实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新政策。首先他免除了苗赋，其次，强调尊重苗疆地区的风俗，第三个政策是，在苗疆地区实行屯田。这几项措施实施后，产生了良好的作用，苗疆地区从此基本上安定了下来。

4.平定金川，开黩武邀功先河

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相反，大规模地动用武力，会动摇国之根基。长期动用武力，让国库为之拮据，而最终还可能是一无所获。乾隆帝在金川长期用兵，带来的是一系列恶果，这对于国家和爱新觉罗家族都是不利的。

四川西部金沙江的上游，有两条大河，因山中出产黄金，俗称为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住在这两条河的附近地区。大金川首领嘉勒塔尔巴，于1666年被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师职衔，统领部众。他的后世子孙莎罗奔曾随岳钟琪部进军西藏，有功于清廷，1723年被授予金川安抚使的封号。莎罗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踞一方，声势渐盛。又将自己的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首领泽旺，希望借此控制小金川。1745年，莎罗奔曾捉拿了泽旺，之后，被川陕总督庆复制止了，泽旺回到小金川。

十二年，莎罗奔起兵攻掠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土司地区。清廷命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反为所败，遂命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四川总督，统兵3万分两路由川西、川南进击大金川。六月，进屯小金川之美诺（今小金县城），以泽旺弟良尔吉（实为莎罗奔间谍）为向导，期以是年告捷。莎罗奔对清军动向了如指掌，固守勒乌围（今金川县东），令其侄郎卡居噶尔崖（又作噶拉衣，今金川县东南），倚山临河，致清军师劳无功。张广泗复请增兵万人。

十三年春，清廷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前往督师，并起用岳钟琪以提督衔随行。讷亲初至，锐意进取，督军竭力攻噶尔崖，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军士多有伤亡；又采取以碉逼碉、逐碉争夺的战法与土司相抗。张广泗轻视讷亲不知兵事，故意推诿。清军株守半载无功。九月，乾隆帝弘历闻奏，将张广泗、讷亲革职治罪，改授大学士傅恒为经略。

十二月，傅恒赴任，诛良尔吉，增调邻省精兵3.5万。十四年初，傅恒采用岳钟琪建策，分兵两路：北路出党坝（今金川县北）、泸河（大金川别名），水陆并进；南路自甲索攻马牙冈、乃当两沟，避坚就隙，直逼大金川官寨，连克碉卡，军声大振。岳钟琪兵至勒乌围，乘莎罗奔恐惧，亲率13骑入营劝降成功。接着，赦免莎罗奔父子，仍命其为土司。第一次金川之战遂告结束。

此后，两金川土司仍时起战乱。至乾隆中期，郎卡继莎罗奔主持土司事务，日益恣肆，攻掠小金川及革布什札土司，并拒绝四川总督的调解。为控制各土司，郎卡遂与绰斯甲布土司官和小金川泽旺之子僧格桑结成三部联姻。不久，郎卡病死，其子索诺木与僧格桑结好益坚。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札土司官，僧格桑再攻鄂克什和明正土司。四川总督阿尔泰奉命率军进击，在打箭炉（今康定县）半载按兵不进，被治死罪。清廷命大学士温福为定边右副将军，由云南赴四川督师，以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再度率兵征战。

温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夹攻小金川。时僧格桑割地向索诺木求援，索诺木遣兵相救。清军初战顺利，连夺关隘。三十七年五月，桂林遣部将薛琮领兵三千，携五日粮，进入墨垄沟（今小金县西南），被土司兵截断后路。桂林闻警不救，导致全军覆没。清廷罢桂林职，授阿桂为参赞大臣，率军深入，直达小金川河南，以皮船宵渡，连夺险隘，直捣大营。十二月，清军抵美诺，僧格桑势穷，辗转入大金川与索诺木合兵。清军至底木达，泽旺降，小金川平。乾隆帝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伸额为副将军，合兵攻大金川，遭索诺木顽强抵抗。温福又袭用以碉逼碉的战法，建筑碉卡数以千计，将两万余兵四处分散，与索诺木对峙。三十八年夏，温福以敌扼险不得进，屯兵于大金川东之木果木。索诺木指使小金头人及诸土司集兵数千，乘机攻陷清军提督董天弼的底木达营地，切断清军粮运，突袭木果木，夺取炮台，四面突入，击败清兵万余。温福中枪死，各碉卡守兵望风逃散，提督马全、牛三畀战死，兵士阵殁3000余人，小金川得而复失。乾隆帝闻败，命阿桂为定西将军，明亮、丰伸额为副将军，舒常为参赞大臣，征调健锐、火器营2000人、吉林索伦兵2000参战。十月，阿桂统领各地兵数万，以三路分进合击小金川：自率主力为西路，攻美诺；明亮为南路，攻美诺西翼门户僧格宗；丰伸额为西北路，攻宜喜（今金川县西北），牵制大金川。阿桂督军转战五昼夜，直抵美诺，各路也所向克捷，至十一月初，再次降服小金川。诸将移师进讨大金川，大金川多年增碉筑垒，防守严密。阿桂分兵三路，自率一部自小金川攻其东；丰伸额、明亮先后督兵自党坝渡大金川上游攻其西北；领队大臣富德督兵渡大金川下游攻其西南。三十九年正月至七月，阿桂又命部将海兰察率兵五千，与领队大臣福康安合兵，分路进击，屡克要寨，直逼勒乌围屏障逊克宗垒。索诺木震慑，遂鸩杀僧格桑，献尸乞赦，被阿桂拒绝。清军攻逊克宗垒不到半年，遂改攻勒乌围周围其他山寨。四十年七月，清军抵勒乌围。勒乌围碉坚垒厚，西临大河，南有转经楼，与北部官寨互为犄角，设木栅石卡，长里许，下可暗通，其东部山麓分层立碉，各设重兵把守。阿桂挥军先击其要害，破卡栅数十重，断其犄角，又毁桥梯断其退路。明亮在河西猛攻，封锁水上通路。八月十五夜，清军以火炮轰破勒乌围，次日黎明，克转经楼，索诺木与莎罗奔已先期遁走噶尔崖。阿桂转逼噶尔崖，与富德、明亮会师。十二月，清军三路集于噶尔崖城下，断水道围困，大炮昼夜轰击。索诺木计穷，于次年二月初四，率众2000余人出降。

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结束。此战，清廷经多次筹划，历时数十年，终获胜利。但屡易将帅，战法不当，且缺天时、地利、人和，致劳师糜饷。战后，清廷改土归流，废除两金川土司制，设厅委官，又置重兵镇守，加强对该地区的管辖。

乾隆先后多次发动对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只是因为边地出现了某些纠纷。这些纠纷原本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的。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事实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横暴的镇压，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官员多名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胜利，并不能掩盖实质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不仅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黩武邀功开了端绪。

5.平定叛乱，维护边境安宁

在统治阶级看来，民族矛盾就像一颗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爆发，而民族的分裂却是一个国家所不能接受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前几位统治者身上，这一点，是一脉相承的。

天山南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分布着片片绿洲，当地居民引高山雪水灌溉。早在汉武帝反击匈奴时，曾派张骞出使西域，清代所称的回部，即汉代的西域地区。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元末传入南疆，称为回教，因此，当地被称为回部。清初“元太祖十九世孙阿布都拉依因为叶尔羌汗，以其弟分长吐鲁番、哈密、阿克苏、库车、和阗、喀喇沙尔、乌什、喀什八城。惟是时元裔势衰，回教势力日益强大，由和卓掌握政柄”。噶尔丹兴起后，兼并回部，将其酋长阿布都实特囚禁伊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军打败噶尔丹后，阿布都实特从伊犁投奔清朝，受到康熙帝的优遇，派军护送经哈密返回叶尔羌故地。到其子玛罕木特，因不服从准噶尔部，又被噶尔丹敕令将玛罕木特及其二子布拉尼敦（博拉尼都）和霍集占拘禁伊犁，使所率部众数千人种地交赋。清军首入伊犁时，玛罕木特已死，布拉尼敦和霍集占才被放出。由于二人系回部首领，令其仍回天山南麓统率当地回民。

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时，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却乘机率领在伊犁种地的回民数千人众，逃回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清政府认为他们此举是为逃避战乱，因此，应积极进行招抚。乾隆二十一年，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得到此消息，意识到布拉尼敦和霍集占有叛乱迹象，派副都统阿敏道率索伦兵一百、厄鲁特兵三千前去招抚。布拉尼敦原本愿集合所部归附清朝，霍集占却因曾帮助阿睦尔撒纳叛乱，并认为清军初定准噶尔，无力征讨，应该在此时独立，不然将永久受制于人。当时，布拉尼敦对霍集占说：“我家三世为准夷所拘，蒙天朝释归，得统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集占反对道：“我方久困于准夷，今属中国，则又为人奴，不如自长一方。”霍集占还反过来煽动布拉尼敦说：“若听大皇帝谕旨，你我二人中必有一人唤至北京以为质，当与禁锢何异？莫若与中国抗拒，地方险远，内地兵不能即来，来亦率皆疲惫，粮运难继，料无奈我何。且准噶尔已灭，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布拉尼敦接受了霍集占的蛊惑。当阿敏道率索伦和厄鲁特兵行至库车时，霍集占关闭城门，并欺骗阿敏道说：我们关闭城门，是怕你带来的厄鲁特士兵骚扰，若将厄鲁特兵撤回，就开门投降。阿敏道轻信了这种谎言，命随行的三千厄鲁特兵撤退，仅带百名索伦兵入城，霍集占借机将阿敏道及其所带士兵逮捕。不久，又杀害了阿敏道，公开举起叛清的旗帜。

二十二年（1757年）年底，乾隆命兆惠为定边将军，车布登扎布为副将军，负责平定南疆叛乱。当时，兆惠因沙喇伯特地方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阿睦尔撒纳叛军没有消灭，便请求乾隆允许他和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彻底解决北路厄鲁特叛乱各部，待腾出手以后，再进军天山南路，解决霍集占兄弟。乾隆遂改派兵部尚书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上万清军先向天山南路进军。其戡乱过程是十分艰难的。

二十三年五月，雅尔哈善所率清军前进至库车时，遭到叛军的顽强抵抗。库车叛军头目阿卜都克勒木是霍集占的心腹，率一千骑兵，再加上城内回众，依仗该城倚山而筑、地形险要，城墙又用沙土坚实密筑，清军大炮轰击不倒，因此抗拒不降。雅尔哈善命部下招降无效后，当即命清军将库车城四面包围，接着，发起攻击。霍集占闻知库车被围后，率八千人马越阿克苏戈壁来援，清军在城南截击叛军，杀死援军上千人，霍集占也被打伤后逃进库车城。提督马得胜用挖地道炸城的方法，从城北一里处开始掘入，快接近城墙时，因雅尔哈善急于成功，竟下令让士兵连夜点灯挖掘，被城中叛军发现，用水灌入地道，担任挖掘地道的士兵全部被淹死。雅尔哈善无计可出，只好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每日唯知饮酒，寄希望将守敌困死城中。新降清的维吾尔人提醒雅尔哈善防敌突围，主张在城西鄂根河和北山通戈壁处设伏兵擒敌，可惜未被采纳。数日后，霍集占果然乘夜黑从城西涉鄂根河逃走，“侍卫噶布舒报知顺德讷，而顺德讷必俟天晓往追”，丧失了活捉霍集占的极好机会。很快，叛军头目阿卜都克勒木也乘夜逃走，最终，仅剩老弱妇稚出城投降。乾隆得知库车之役的结果，大发雷霆，将纵敌逃跑负主要责任的雅尔哈善、哈宁阿、马德胜和顺德讷四人处死，任定边将军兆惠全权指挥平叛。

兆惠接到乾隆的命令后，率所部清军急速奔赴库车时，霍集占已退守叶尔羌。因此，兆惠一路顺利，经阿克苏，该城首领颇拉特降；至和阗，其城主霍集斯将以前曾擒获达瓦齐献给清军，当兆惠领兵到来，霍集斯即刻开城迎降，并招降了乌什城。乾隆闻讯，当即宣布封霍集斯公爵，赏戴双眼孔雀翎。霍集斯之降，使乾隆陷入对平叛前景盲目乐观的歧途中，以为擒获霍集占指日可待。他甚至命令定边右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回游牧地休息，不必参加平叛。尤其是乾隆得知霍集占率兵撤退时，随行人马仅有三千左右，叛军士气低落，沿途毁弃军器，宰杀马驼，怨声载道等情形后，更认为“贼党俱已离心，大功自可立奏”。他竟不顾天气严寒、清兵连续作战等不利因素，谕兆惠“桥梁虽毁，我兵或浮渡或拴筏无不可者。兆惠宜努力前行，乘回众离心，渠魁自当就缚”。兆惠所率虽有上万清军，由于库车、和阗、阿克苏、乌什等城需分兵守卫，兵力已失去大半。乾隆却鼓励兆惠驱兵急进，“叶尔羌、喀什噶尔相继投诚，亦未可定”，甚至幻想会出现维吾尔人擒霍集占来献的奇迹。在这种急于求胜的思想指导之下，兆惠率四千清军行至叶尔羌时，最终陷入叛军重围之中。

十月初三日，兆惠率清军至叶尔羌城外。为对抗清军，叛军方面由霍集占守叶尔羌，布拉尼敦守喀什噶尔，以互相支援。霍集占将叶尔羌附近村庄人民的粮草全部移进城中，还欺骗城中维吾尔人说，清军见人就杀，散布“伯克霍集斯已被杀”等谣言，以煽动叛军拼死抵抗。叛军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清军。叶尔羌城比库车城大几倍，四面有十二个城门，兆惠所带清军只能围城一面。清军从乌什长途行军一千五百里，来到叶尔羌，已是人困马乏。至此，兆惠通过俘虏口中得知霍集占牧群尽在南山，因此，派清军先夺取牧群。清军渡喀喇乌苏（译名黑水）河，大约过去四百人时，忽然桥断，大批叛军向清军进攻，过河的清军都拼死战斗，并泅水退回。将领高天喜、鄂实、三格、特通额战死，兆惠所骑战马也两次中枪死，本人脸部及颈胫负伤，只好被迫收军退回营地。霍集占率马步骑万余人把清军团团围住，清军扎营在黑水河边，因此，又称黑水营之围。清军虽被围困，所幸携带军粮可供两个月，因此，兆惠掘濠结寨，固守待援。霍集占围住清军，布拉尼敦也从喀什噶尔率军赶来，企图一举歼灭清军。叛军首先决河水灌清军营地，兆惠则派兵挖渠，将水引入下流，并因此接着解决了饮水问题，且又掘地得泉水。叛军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在清军四面树起高台四座，向清军营地施放巴喇特鸟枪。清军安营林中，也搭起高台与之对射。叛军所射枪弹多击中树木，清军伐木做饭，“每斫一木，即坠落无数”，弹药反而不缺。清军又在营地中挖出维吾尔人埋藏粮食二十余处，每处有米数石，军心较为稳定。霍集占率叛军久攻不下，就这样，双方相持达三个月之久。

乾隆从驻守阿克苏的办事大臣舒赫德处得知兆惠被围的消息，立即命令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阿里衮、爱隆阿、福禄、舒赫德俱授为参赞大臣，“无论何队兵丁，惟择马力有余者作速前往”，以尽快解兆惠之围。他把兆惠轻敌深入的失误算在自己身上，实事求是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且，封兆惠武毅谋勇一等公，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以鼓舞士气。

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初六，富德率兵至呼尔，途中遇到霍集占和布拉尼敦率五千骑兵的截击。清军为解围而来，勇气倍增，无不以一当十，布拉尼敦被清军打伤，抬回喀什噶尔。但清军远道奔袭，马匹乏力，战斗到初九逐渐不能追击。恰巧在这天夜里，参赞大臣阿里衮送马赶到，合军抵叶尔羌河岸。兆惠在围中听到数十里外枪炮大作，知援军赶到，趁夜选精兵千名，造云梯冲出营垒，杀死叛军上千人，与富德合军后，率其余部队还阿克苏休整。

清军抵巴达克山，霍集占授首。兆惠率军退回阿克苏，经过休整与补充军需，乾隆于二十四年（1759年）六月，命令兆惠和富德两路并进，兆惠领兵由乌什取喀什噶尔，富德由和阗取叶尔羌。两路清军合计有两万人，在数量上占有一定的优势。经过叶尔羌之战，霍集占兄弟对清军的战斗力存有畏惧之心，一听说大队清军前来，慌忙把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两城烧毁，胁迫大批人众逃往巴达克山。乾隆得知霍集占兄弟逃跑的消息，传谕兆惠令清军急速追袭。

之后的战事证明，乾隆的判断和决策是非常英明的，此时，叛军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八月，明瑞率九百清军在霍斯库克岭与叛军六千相遇，清军奋勇鏖战，勇敢向前冲击，叛军人无斗志，纷纷越岭逃窜。富德等率清军，一直追击到巴达克山部所属的叶什勒库勒诺尔山。清军一面发起进攻，一面树起招降大旗，广大维吾尔人众毕竟不甘心流落异国他乡，因此，便纷纷下山投降。霍集占起初还在山头拦阻，后来见大势已去，只好与布拉尼敦携余党几百人逃至巴达克山。

乾隆得知霍集占兄弟逃到巴达克山的消息，当即命富德陈兵巴达克山边界，以武力索取叛军魁首。这时，霍集占被杀，布拉尼敦被俘，但巴达克山人以“我回部经教，凡派罕帕尔子孙不得执送人为由”，抵制清军。因而，乾隆敕谕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素勒坦沙汗迫于清政府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于十月份交出霍集占首级，并说布拉尼敦尸首已被人窃走了。至此，清军平定回部叛乱，宣告取得彻底胜利。

清政府统一了天山南北广大区域，为开发大西北、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一伟大事业才刚刚开始，不能半途而废。紧接着，乾隆帝又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采取了种种措施，为建设、巩固大西北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6.大兴文字狱，禁锢世人的思想

文字狱在雍正、乾隆父子身上，可谓一脉相承、子继父业，这两位爱新觉罗氏的掌门人，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去实现同一个目的。然而，从这个政策的效果来说，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乾隆继任皇帝后，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继承前朝的传统，大兴文字狱，以达到在思想上控制和愚弄人民的目的。

对进步的、敢于抨击时政的知识分子横加迫害。首先，从他们的著述入手，字字挑剔，钦定“逆案”，致使许多文人志士惨死于文字狱之害。其中，发生在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案，是最显著一例。

胡中藻是江西新建县人，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进士。曾是乾隆初年辅政大臣鄂尔泰的门下，他先后担任过翰林、内阁学士，陕西、湖南、广西学政等官职，在当时文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在乾隆初年,被卷入统治阶级集团内部派系斗争之中，因此，引起了乾隆皇帝对他的注意。

乾隆对胡中藻的迫害，最初从查办他的文章开始。胡中藻是当时著名的诗人，著有《坚磨生诗钞》四本。于是，乾隆命令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蒋溥秘密查办此书，从中字字挑剔，以确定其逆反罪行。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命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所出的试题与诗文一并严行察出，迅速上奏，并令他严加保密。卫哲治在接到密旨后，自然不敢怠慢，急忙调查，将胡中藻在乾隆十三年任广西学政以来一年多时间所出的试题和倡和诗三十六首各抄录一本，秘密送给乾隆。三月初，乾隆又命令陕甘总督赴甘肃巡抚衙门，将与胡中藻往来书信、诗文严行搜查，送往朝中。三月十一日，乾隆命总理王大臣对曾为《坚磨生诗钞》作序的礼部侍郎，在上书房行走的张开泰“严加讯究”。

乾隆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从胡的诗钞及书信等文中，字字琢磨，罗列了一系列胡中藻“叛逆”罪状。在三月十三日，他召集朝中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廷臣面谕，指责胡中藻有叛逆之心，声称他的“悖逆之词”要比雍正时的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还要多。并从《坚磨生诗钞》中摘出一些诗句，逐句加以指剔。比如，诗文中的“一世无日月”，被认为是影射清朝统治的黑暗；“又降一世夏秋冬”，被认为是诅咒清朝将为新的朝代所代替。再如，诗中还有这样几句：“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撖云揭北斗，怒窃生南风”，乾隆指剔这些诗句中的“北”都是暗指清统治，诗中南北分提，重言反复，这是对清统治的不满和攻击。又有“亦天之子亦菜衣”，认为在“天子”句中用两个“亦”字悖慢已极，是对皇帝的最大不敬；“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一世眩如鸟在簸”“虱官我曾惭”“直道恐难行”等诗句，都被认为是胡中藻对朝廷发泄不满。

乾隆一方面从胡中藻的诗句中摘取一些可疑的字句，进行字字挑剔，罗列他的罪名；另一方面，还从胡在担任学政时所出试题中大做文章。如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曾以“乾隆三爻不象龙说”作为试题。乾隆皇帝认为“乾隆”是他的年号，“龙”与“隆”同音，题中的“乾不象龙”显然是对他的讥讽与恶意攻击。此外，乾隆又从试题中挑出许多处，都认为是另有所指，别有用心，与清朝朝廷作对，完全是十足的大逆不道。

乾隆为胡中藻罗列了一大堆“叛逆”的罪状后，下令将胡中藻交给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廷臣共同严审具核。廷臣上承乾隆皇帝的旨意，将胡中藻按着“大逆罪”，“拟以凌迟处死”，其亲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弘历接到廷臣的拟判后，又装出一副仁慈的姿态说：“朕自登基以来，从未因为文字制罪于人，只是因为胡中藻的诗钞内连篇累牍的无非却是诽谤、诋毁朝廷之词，因此，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嚣顽。”但对胡又格外开恩，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以此儆戒天下后世。另外，与胡中藻诗文唱和的甘肃巡抚鄂昌则被“赐死”。已死的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再入贤良祠。

乾隆从胡中藻的诗文中刻意挑剔，对胡强加叛逆的罪名并予以处死。他自觉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又担心因此引发事端，于是特命江西巡抚必须严密捉拿，并做好防范准备。到此时，乾隆初期著名文字狱——胡中藻案宣告结束，由乾隆帝钦定这场“逆案”，无辜地杀害了许多人。这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制，更加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让人民俯首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所兴文字冤案数超过其父祖，竟达六十余案，的确是冤狱横兴，滥杀无辜。乾隆实行的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带来了严重恶果，不仅窒息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破坏了文化学术思想界自由探讨、勇于创新的传统，使许多文人提心吊胆，不但不敢议论时政，也不敢撰写富有教育性质为前车之鉴的政治历史书籍，而逃避现实，埋首于故纸堆，烦琐的学风恶性膨胀，以致后来龚自珍发出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叹息。

7.取缔“邪教”，维护统治秩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爱新觉罗氏统治期间，民间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同样，对反抗的镇压也一直在进行。在这一次次反抗与镇压的过程中，爱新觉罗氏的统治基础，也在不知不觉地动摇着。

乾隆前期，社会阶级矛盾虽未尖锐化，但人民的反抗斗争却没有停止。民间秘密宗教成为群众的反清组织。各地秘密传播的宗教，有大乘教、罗教、宏阳教、收元教、长生道等。这些秘密宗教，与元末以来的白莲教相比较，在教旨、信奉对象、教仪、经卷和组织形式上，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各具特征。由于他们的信仰背离了封建正统思想，因此被清朝视为“邪教”。他们的行为和组织更是与封建政权相对立。在各种秘密宗教中，大乘教传播最广泛。这自然引起了乾隆的关注，并坚决予以取缔。

大乘教的组织最早是在贵州被揭露的。乾隆十一年（1746年）闰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密奏，雍正时云南大理鸡足山“妖人”张保太，“妄刻《皇经注解》及《先后天图》，惑人入教，行踪诡秘”，张保太本人虽于雍正十年（1732年）事发，被云南地方官拿获，“监毙狱中”，但党羽流入贵州、四川，传及各省，要求降谕查缉。

张保太，又作张保泰，原是云南大理府太和县秀才。康熙二十年（1681年）间，在鸡足山开堂倡教，法号道岸，释名洪域。他所传大乘教，又称无为教，属于白莲教的支派。张保太师从48代祖师杨鹏翼，原是云南腾越州生员。张保太得杨鹏翼传教，时为第49代收圆祖师。据上述张广泗奏书，张保太于雍正十年被逮入狱监毙。但是，据直隶总督那苏图奏报，乾隆四年（1739年），逮捕的常州府江阴县长泾镇西来教首犯夏天佑供称，乾隆三年，夏天佑曾亲往云南，面见张保太，年已八十余岁。也就是说，乾隆初，张保太还活在人间。又据十一年七月乾隆说，“如云南之张保太因从前遇赦释放，今日遂至蔓延”。这里所谓“遇赦”，当指乾隆登基时特赦。再据乾隆十一年九月，云南总督兼巡抚张允随奏：“滇省火官会，臣自乾隆六年将张保太拿禁监毙后，即檄令全省通行严禁。”可见，张保太不是死于雍正十年，而是死于乾隆六年之后。

作为白莲教支派的大乘教，与弓长的圆顿教有因果关系。关于弓长，黄育梗《破邪详辨》卷：“噫，弓长即张，分姓为号，粗俗之至。再查邪经，知弓长飘高等同为明末妖人。”又据方家研究，弓长创立圆顿教时在天启四年（1624年）。他曾撰《古佛天真考证宝经》，简称《龙华经》。《龙华经》分二十四晶，其中《混沌初晶》云：“有始以来，无天地，无日月，无人物，从真空中化出一尊无极天真古佛来。”又云：“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先天立。”《龙华真经》是圆顿教的经卷，而古佛天真和无生老母则是圆顿教中二尊最高的男女佛。圆顿教还宣传末劫思想，而弓长就是领无生老母旨意来拯救末劫中黎庶，渡他们回真空家乡，赴龙华会的。

“初会龙华是燃灯，二会龙华释迦尊，三会龙华弥勒祖，龙华三会愿相逢。”赴龙华会是乘法船去的。《排造法船晶》云：“无生老母令太上老君无影山前排造大法船一只，大金船三千六百只，中金船一万二千只，小法船八万四千只，小孤舟十万八千只，又令五千数百佛祖佛母真人，及九十六亿皇胎儿女。”

上述这些无生老母、龙华会、燃灯、法船等教义，都被大乘教吸收和传播。张保太自称为第49代收圆祖师，负有收圆的使命，收圆即收皇胎儿女回真空家乡团圆。

张保太大乘教从云南传播到贵州、四川、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山西等地。张保太死后，云南由其子张晓继承衣钵。贵州的首领是魏明琏和其妻魏王氏，也即魏斋婆，他俩得张保太“左右中官授记”。魏明琏死后，魏王氏以右中官兼领左中官，接法开堂。在贵州受封于张保太的，还有承中授记唐世勋、上绕授记吕仕聘、果位护道金刚授记魏之璧，退职千总雷大鸣被授为上绕执事。可见，其内部已形成一套组织机构。云贵大乘教还有固定的聚会日期。张保太大乘教内，除天官、地官、水官三会外，又添一火官会，每逢会期，齐集建蘸，其中，火官会期是每年四月十五日。

四川大乘教首领刘奇，即刘权，又名刘元亨。他曾随张保太到泸州学“无生最上一乘教”。张保太死后，大乘教内部传说刘奇是“张保太转世”，“张保太已借刘奇之窍，临凡度众”，将来兴龙华会时，要推刘奇为教主。因此，刘奇在四川及其他各地教徒中享有很高声望。四川大乘教内还有法船、瘟船、铁船组织。法船首领是刘奇本人，瘟船首领是僧人雪峰，铁船掌教是朱牛八。

江苏的大乘教传播极为广泛。江阴县原有西来教，教头夏天佑是张保太弟子，于乾隆四年（1739年）被取缔。宜兴有僧人吴时济倡立龙华会，会内骨干杜玉梁等人各有“授记封号”。震泽、宝山、嘉定等地有燃灯教。太仓州燃灯教首领王一岩，素来宗张保太。王一岩死后，由妻王徐氏接法开堂。王徐氏自称是“活佛临凡”，称她的外甥女周氏是“观音转世”，他们与四川刘奇保持密切往来。王徐氏多次遣人入川，与刘奇通声息，并且还给刘奇送“香金纱衣”。

湖广邻近贵州，当地大乘教传自贵州，教徒很多。湖北教首是金友端，湖南教首是莫少康等人。

大乘教也传播至直隶与北京。直隶掌教的是保定的唐登芳。在唐登芳之前，有个从贵州来的吕斋婆，在北京西便门外白云观传教。对于大乘教在各地传播，地方官初时不以为意。在他们看来，大乘教徒“不过吃素念经，并无别情”，“托名烧香礼拜，经文亦不过寻常劝世之语”。但是，在乾隆的心目中，大乘教是危险的异端：“从来左道惑众，最为人心风俗之害，理应严加惩创，庶足儆顽悖而安善良。”并且他还看到，“邪教”蔓延必将从思想上、政治上，对封建统治都构成极大威胁。

因此，当乾隆接到张广泗报告时，就亲自布置对大乘教的清查取缔。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六日至八日，他下了九道谕旨，指示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直隶、湖广、江南、江西、山西等地缉拿大乘教首领。在乾隆的旨意下，云南省总督兼巡抚张允随逮捕了张晓及刘奇的徒弟刘钧和要犯杨声等6人。张晓、刘钧凌迟处死，杨声等斩立决。张允随还派兵看守张保太、杨鹏翼埋尸处，准备到定案时毁坟戮尸。

贵州省总督兼巡抚张广泗是这一案件的“发奸擿伏”者，深得乾隆赏识，清查尤其卖力。他经过秘密查访，缉拿了张保太徒弟张二郎。从审讯张二郎获得口供，得知火官会聚期，遂于乾隆十一年四月十五日会期之际逮捕了贵州大乘教首领魏斋婆等人。经审讯，魏斋婆又供出大乘教内部组织情况以及某些掌教人情况。四川大乘教首领刘奇，湖广教首莫少康、刘选升、孙其天，北京吕斋婆等人，都是魏斋婆供出的。张广泗还上奏，除了法船首领已获，瘟船首领僧人雪峰已获旋毙外，唯铁船首领朱牛八难以缉获。牛八实乃朱字，朱牛八显然非真实名字，而是含有怀念朱明王朝、反清复明深意的化名。白莲教经常散布牛八复位的传说。

四川巡抚纪山，从一名铁船教徒胡恒口供中认定，朱牛八在贵州罗贡生家被招为女婿。乾隆谕令张广泗缉拿，张于仁怀、黔西一带细访无踪。仁怀县安罗里虽有一家姓罗，非贡生，当地佃户多系苗人，并没有秘密教派的传播。

纪山对大乘教追查不热心，多次受到乾隆斥责。他虽然逮捕了刘奇，却未“搜查陈奏”，且误信铁船不与刘奇大乘教同派，“并非通达声气”。乾隆斥纪山：“汝办理此等事，甚不满朕意”。此后不久，纪山看到张广泗咨文，知道铁船教原是大乘教中的支派，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上奏：“将刘奇供出在川之王清直、王之璧、张万学等十四名迅速密拿。在云南、贵州、直隶、江南、江西、湖广、山西之胡大思、朱牛八、吕斋婆等十九名密咨该省查拿。”乾隆阅后更加恼火，立即批道：“此汝等所能究出！想接到张广泗之咨会耳！攘人功而为己有，甚属无耻。朕自愧无知人之明。”但是，四川缉捕大乘教也不是一无所获。降至乾隆十一年七月，共捕获大乘教骨干人物129名，其中，由贵州、云南移咨应捕的56名内，已获35名；本省审讯出应捕的124名，已获94名。特别是，纪山逮捕到自称李开花的要犯苏君贤。早在乾隆六年（1741年）时，广西迁江县被获的“邪教”李梅一案中，案犯已供出李开花、覃玉真等“捏造谣言，蛊惑愚民”等情节，但未抓获。而大乘教又广泛传播说，法船教主刘奇是弥勒下凡管理天下，李开花作皇帝。纪山经过查访，得悉苏君贤冒称李开花，“狂悖惑人，妄图非分”，抓获后斩立决。纪山还通过审讯刘奇，“供出各省斋头办事之人”。

大乘教在江南有一定势力。乾隆十一年五月，江苏巡抚陈大受在太仓、宝山缉拿燃灯教首领王徐氏及其甥女周氏等人。六月，太仓州教徒数十人持香拥到该州公堂，声言“周氏系观音转世，王徐氏是活佛临凡，我辈迎接供养”。其时适知州高廷献下乡，教徒即转赴苏州请愿。另外，当陈大受出郊劝农时，太仓、宝山、昆山、新阳、青浦等地教徒一百数十名，“伊等皆卖产人教之人，今活佛被拿，不可得见，求提来一见，死亦甘心”。此前，陈大受虽抓获龙华会首领吴时济，但未审出吴时济与张保太的关系，曾被部驳。乾隆对此本来就很不满，如今再加上教徒二次聚众滋事，火上浇油。他斥责陈大受欺隐案情，失之宽纵，要两江总督尹继善负起责任，留心查缉，“不应专听巡抚办理”。

为清查曾在北京传教的吕斋婆，清朝费了不少工夫。四川审讯刘奇，审不出有关吕斋婆的情况。同案犯供说，湖广的金友端知道吕斋婆的下落。但刑讯结果，金委实不知。后来，贵州抓获吕斋婆女婿张天序。张天序供认，有个江南人年尚科，曾带着张保太一张委帖，授给吕斋婆，叫吕斋婆到北京开道。贵州魏王氏也供认，江南仪真人黄中清曾和吕斋婆一同赴京传道。经追查，年尚科、黄中清均已死去。京城步军统领舒赫德查询白云观道士张士诚等，说乾隆五年（1740年）冬，的确有一四川道姑，携带儿子、侄儿来观居住，半个多月后就到平郡王府去了。乾隆降旨询问平郡王福彭。福彭复奏，乾隆六年正月，是有四川重庆府一个道姑与子、侄在京住月余后返川。道姑姓宋或姓李，记不清了，线索又回到四川。纪山于重庆府白衣庵内拿获一个宋道姑，口供夫家娘家均不姓吕，显然，不是那个吕斋婆，追查吕斋婆终无结果。

除上述重点地区外，保定、湖广、江西、山西以及广东等地，也在黑风腥雨中追捕大乘教要犯，烧毁“谣书伪谶”。乾隆十一年，由于为首犯云南张晓、四川刘奇、贵州魏斋婆、江苏王徐氏等均已抓获正法，胁从犯亦分别治罪，乾隆宣布“邪教”追查结束，但邪书应继续收缴。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福建建安、瓯宁二县发生了老官斋教徒暴动。福建老官斋是罗教支派，罗教是明代正统至嘉靖时，山东即墨人罗清创立的。罗清又名罗静、罗怀，被信徒尊称作罗祖。罗清著有《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卷》《正信除疑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共五部六册。罗教的教义，既吸收佛教的“空论”，把“真空”作为宇宙本源，又吸收宋儒思想，把无极、太极作为宇宙本源，认为“万般都是无极化”，所以，罗教又称无极教、太极教。无极圣祖，也就成了福建老官斋崇拜的神灵。

福建老官斋传自浙江，官府视它为大乘教。乾隆前期，庆元县姚氏后裔姚正益每年来闽传教一次，教徒奉姚氏若神明。最初，教徒不多，仅遗立村会首陈光耀即普照的斋明堂一处。后又有周地村的千兴斋堂、芒田村的得遇堂、七道桥的兴发堂、埂尾村的纯仁堂等相继建立。各堂教徒人数不等，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各堂人教命名者，每名收香火银三钱三分”，每月朔、望各聚会一次。

老官斋徒聚会吃斋，地方官本不在意。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一月，斋明堂会首陈光耀等搭盖篷厂，聚集乡民，点烛念经，被乡长告发。瓯宁县派兵擒获陈光耀等。斋明堂头人被捕，其他各堂首领人心惶惶，怕陈光耀在审讯中将他们供出。于是，被通缉的逃犯葛竟仔，伙同妻舅魏现、七道桥会首黄朝尊、教徒宋锦标之妻女巫严氏（法名普少）等商议攻城劫狱。严氏“素能降神，又能舞剑召魔”。她遂谎称坐功上天受师父嘱咐，弥勒即将下降治理，用以动员教徒。葛竟仔、魏现等又私造伪箚兵符旗帜，设立元帅、总帅、总兵、副将、游击、守备、千总等职，搜集鸟枪、刀、枪、器械、火药，制造包头绸布，人手一块，上绘“无极圣祖图记”。乾隆十三年正月，严氏再次假托降神，谶语说弥勒佛要入府城。魏现等遂以“神言煽惑同会”，他们约定十四日齐集各堂，十五日各执刀枪器械，抬迎菩萨进城，由居住在城内的教徒、画匠丘土贤为内应。葛竟仔还同时封锁各村口，只许进山，不许出山，挟各处乡民入伙。十五日上午，千余名教徒在芒田村祭旗，严氏乘轿张盖，率众先行。魏现、黄朝尊、官月照等会首，指挥教徒扛抬神像，手执大小蓝白旗，上书“无为大道”“代天行事”“无极圣祖”“劝富济贫”等，一路跳跃，直奔建宁府城。

最先向官府报告老官斋徒发动暴动消息的，是一位布贩张国贤。正月十四日，他挑着四十余匹布，在离县城四十里地方，被老官斋徒扣押。张国贤逃回府城禀报。知府徐士俊并不相信，到后来，接到塘兵报告，才派兵赶往镇压。途中老官斋徒队伍被打散，纷纷逃窜进山，官兵又进山搜捕三百余人。

对于老官斋徒暴动，乾隆颇为注重。他接到地方官奏折后，将徐士俊革职。乾隆亲自过问对漏网的老官斋要犯的追捕。在堵截暴动队伍时，为首的魏现逃跑了。乾隆指示说：“此一犯不比他人，必当弋获。”对于其他参加暴动的教徒，乾隆指示，“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不特孽由自作，亦除暴安民，理当如是”。在乾隆督促下，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派兵四出搜捕魏现等要犯。五月二日，魏现终于在深山老林中被逮捕。参加暴动的老官斋徒，共被抓获300名，打死和自缢的9名。喀尔吉善拟定对暴动教徒分别六等治罪：首恶凌迟，助谋立斩，以邪教诱惑愚民绞候，被胁同行充发乌刺（即服差役），知情不首流徙，仅噢斋实未知暴动事者概缓查拿。拟罪结果，计凌迟1名，立斩49名，立绞6名，绞候1名，发遣乌喇者88名，枷责99名，罪犯家属没为奴发遣乌喇19名，共265名，其余或被监毙或自缢。处以刑罚如此之多，特别是处以死刑者居之多，充分暴露了统治者的残暴。

老官斋徒暴动虽说规模小、时间短，并没有给清朝造成任何威胁，但乾隆从中悟出清查“邪教”的紧迫性。乾隆十三年，他下令各地官员留心察访，一有访闻，即行擒捕，不可稍存怠忽。乾隆此谕后，全国各地加强了对民间宗教的追查。通过取缔各种教派活动，乾隆将各种反清势力逐一扼杀，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然而，民间的反抗并没有因此而绝迹，相反，随着统治秩序的恶化，反抗越来越激烈，不断动摇着爱新觉罗家族的根基。

8.宠信和珅，败坏帝国吏治

和珅与乾隆的关系的确很奇怪。面对和珅这样的贪官，乾隆居然视而不见，任其为所欲为，败坏祖宗基业。也许，个人的喜好要比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利益更重要吧。

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贪官，2001年曾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历史富翁行列。他也是18世纪首富。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十几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珅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乾隆三十四年，20岁的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未能考中举人。不过，没有功名的和珅，之后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岁的和珅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皇帝的侍卫很多，但为什么和珅会得到乾隆的赏识？

《庸庵笔记》记载：某日乾隆要外出，仓促中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或一说“云南急呈奏本，缅甸要犯逃脱”），乾隆责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欤？”这是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责问“是谁的过错”。众侍卫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和珅应声说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也！”意为“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这句答话，正好也是《四书》中对上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和珅作了巧妙的变通，用在这个场合，显得自然贴切。乾隆大喜，当即将他升了职。

另一说法是，某日乾隆在轿中背诵《论语》忘了下文，和珅顺口背了出来，乾隆很是欢喜。总之，年轻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机遇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从此，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授户部右侍卫。三月，命在军机大臣行走，四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兼步军统领，和珅更加春风得意。他对皇帝的起居体贴入微，“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溺器进之”，已是红顶花翎的大臣，这时仍像一个浑唐阿，真是拍马有术。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想要严饬一下贪污之风，命和珅查办云南总督李侍尧贪污案，他风驰电掣般跑到云南，立即拷问李家仆人，竟然查出证据，随后，又面奏云南盐务、钱法、边防等政务情况，“多称上意，并允行”，立即升任户部尚书，议政大臣。这一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帝又特意下谕旨：“尚书和珅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驸，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线花褂，待年及岁时，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

和珅既无文治，也无武功，论资历、门第威望、才干和人品均不及阿桂、稽璜、王杰、福康安等人。但是，从乾隆朝后期深受皇帝宠信并委以大权，主要原因是他擅长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故能博取皇帝欢心，蒙受特宠。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上书反映各省库藏空虚的情况。和珅立即出来打棍子，奏请“命壮图往勘各省库”，并派亲信庆成同行。结果，尹壮图以“所奏不实”降职，和珅更得宠信。官库虽然空虚，皇帝却少不了白花花的银子。于是，和珅又多次为乾隆献计献策，聚敛增收，并以“宰相”自居，兼任属于皇帝内务府包衣专差的崇文门税务盐督，为皇上守住这个重要的进财口。

有了皇上的宠信和关照，和珅便更肆无忌惮地揽权索贿。他一人得道，便鸡犬升天，弟封公爵、子尚公主，连仆人也家财万贯，横行霸道，而且拉拢党羽，排斥异己。他和大学士傅恒的儿子十皇后的内侄福长安勾搭一起，轻而易举地使福长安进入军机处，做他的帮手。和珅的姻亲苏凌阿是个老耄昏聩、卑鄙无耻的老官僚，在任总督时“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这样一个只要钱不要脸的家伙，也被和珅提为大学士。吴省兰、李璜、李光云是和珅以前的老师，此时，也都身居高官。

当阿桂任首席军机大臣时，和珅还有所顾忌，阿桂死后，他升任首辅，便恃宠弄权，独霸军机。以前朝臣奏章要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开。但和珅却下令，以后奏章需缮写两份，副本要交军机处。从此，上奏的渠道也就被他一手控制了。

和珅不但具有政治野心，而且对金钱、财货更为贪婪。他公开向属员索要贿赂，连皇子永锡想承袭肃亲王爵位，也要给他送礼才求得获准。他甚至连宫廷进物都划归己有，“四方进贡之物，上者悉入珅等，次者始入宫也”。连他家干私活，也从步军统领衙门抽调兵丁，多时，竟达上千人之多。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沣奏劾和珅的党羽——山东巡抚国泰贪污、侵蚀公帑的罪行。和珅急忙通风报信，让国泰借挪搪塞。但是，钱沣机智地发现，官库银锭规格杂乱，不合统一标准，最终抓获了国泰的真赃，使国泰伏法，而钱沣从此不得升迁，抑郁而死。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上书，弹劾和珅家奴刘全，上书说：“和珅家奴刘秃子本系车夫，管理家务，‘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由于事机不秘，被和珅得知，马上指使刘全藏赃，连夜毁屋重造。由于调查失败，曹锡宝反被乾隆帝谴责，革职留任。

乾隆末年吏治腐败，贪官之首便是皇帝最宠信的和珅。但和珅持权恃大，忘记太上皇年事已高，他该为自己预备退路。早在乾隆帝有意选颙琰继位时，和珅早早打探到这一消息，在宣布此事的头一天，送给颙琰一柄玉如意，表示自己对此事劳苦功高。乾隆帝退居幕后，和珅专权更甚，嘉庆帝有什么事反而要托和珅转告父亲。嘉庆帝的老师朱硅由两广总督升任大学士，嘉庆皇帝写诗祝贺，没想到和珅向太上皇告一状，说嘉庆帝在向下属“市恩”，结果，朱硅降为安徽巡抚，嘉庆帝也因此得罪了父亲。嘉庆帝隐忍不发，表面上更重视和珅。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弘历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接着，下了一道突兀的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当天，就有大臣领会到皇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断送到嘉庆帝手中。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当即下令逮捕和珅入狱。

嘉庆帝本要将和珅凌迟处死，但由于皇妹和孝公主（也是和珅儿媳妇）的求情，并且参考了董诰、刘墉诸大臣的建议，改为赐和珅狱中自尽。为避免政坛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的和珅余党一律免于追究。

经查抄，和珅财产的三分之一价值二亿二千三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有些珍品比皇宫甚之。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9.传位不交权，帝国遍烽火

权力的魅力，是这些身居高位的人无法抵挡的。一个年近九十的老头子，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死抱着权力不放。面对着江河日下的帝国，只知享乐，不顾繁华盛世掩盖下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爱新觉罗家族的危机就在盛世中悄无声息地来临了。

乾隆皇帝二十五岁登基，处处以皇祖康熙为楷模，理刑处政都以康熙圣训为金科，甚至一言一行都效仿他的祖父。

乾隆还多次表示，若蒙苍天保佑，能执政六十年，就立即将皇位传给儿子，不敢超越皇祖执政六十一年的年限。

时光荏苒，这一承诺很快需要兑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这一天，高宗在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及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嘉庆元年。他还命令将“永”字改为“颙”字，取吉祥宏大之意，希望他的继承人发扬康乾盛世的光辉，普照天下万民。

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丙辰（1796年）年初的一天，终于迎来了授受大典，也就是传位仪式。嘉庆陪同太上皇先到奉先殿堂子行礼，随后，遣官祭告太庙，最后，即举行正式仪式。只见乾隆在太和殿，亲自将金光闪闪的皇帝玉宝交给嘉庆皇帝，嘉庆帝双膝跪地，头微垂，用双手接过父亲手中的玉玺，群臣高呼“万岁”，太上皇受贺结束后回宫，嘉庆帝正式即位，接着，又是群臣祝贺。嘉庆帝又将太上皇颁写的传位诏书颁行天下，并对有功人员予以封赏，整个仪式完成。这一年，乾隆已八十六岁高龄，嘉庆帝已进入成年，三十七岁。

乾隆当了太上皇，按年龄及以往朝代的规制来说，就应颐养天年，不再处理政事了，更何况新皇帝已不是个孩子，完全有能力处理国家大事。但乾隆人老心不老，他在退位前及退位后多次说自己身体很健康，仍能处理大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发了一道谕旨，表示到期传位，但紧接着又为自己将来训政大造舆论，他说：“朕今年春秋六十八，康强一如往时，自然应该代替上天爱养百姓，治理百官，以不负祖宗的重托。现在距乙卯年（即乾隆六十年）还有十七年，为日还长，我怎么能有息肩（即休息、退休之意）之想法呢？如果朕的精力始终这样旺盛，每天都很勤勉，这不正合了朕的意愿，这难道不是很好吗？”

乾隆六十年（1795年），高宗在传位诏书中，对后事做了种种安排后，紧接着又宣布：“朕仰承上天保佑，身体健康，一日不至倦勤，一天也就不敢怠倦。归政后，凡遇有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等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须朕躬亲指教。至于嗣皇帝，只能朝夕聆听训谕，将来知道有所秉承，不致出现差错，这难道不是国家的大福？”他认为颙琰统治经验不太丰富，还需学习。但颙琰也不是无事可做，乾隆觉得自己年近九旬，对于登降跪拜等礼节，已经做得不很好了，因而须将“郊、坛、宗、社诸祭祀”的行礼事交给颙琰来做，也算“人尽其才”。乾隆还命令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章疏，夸大连引见文武官员等寻常事也要“嗣皇帝一同披阅”，以便效法乾隆的所作所为。

乾隆不服老，事实上是不愿放弃权力。因而，直到他死也没有离开养心殿。早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高宗就在宫中外东路兴修宁寿宫，作为归政之后当太上皇时的休养之所。但乾隆退政后，并未真的归政休养，而是改归政为训政，这就为他继续留住养心殿找到了理由。按清代礼制，皇帝退位之后，应该迁出养心殿，移居宁寿宫，而让新皇帝移居养心殿，即使训政也应如此。但乾隆不愿离开养心殿，让嘉庆居住在毓庆宫，并且还提出两点理由：一是“寝兴六十养心惯”，就是说，即位之后居养心殿已六十年了，最为安全吉祥；一切照旧，应当继续居住养心殿，诸事便利。二是“己便兼亦欲人便”，也就是说，养心殿在乾清门西边、遵义门之内，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及引见官员等，便由乾清门进，趋走甚近，若在宁寿宫则相距较远，不便利。乾隆还一再声明，自己年近九旬，若将来幸越期颐或稍觉倦勤，即当迁居宁寿宫。但他并没有这样办，最后，仍死在养心殿寝宫。

太上皇帝大权不放，事事让嗣皇帝嘉庆学习效法，这可难为了嘉庆。在乾隆去世前的三年间，嘉庆仁忍坚耐，韬光养晦，的确有帝者之风。据朝鲜《正宗实录》记载，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十二日，朝鲜国王召见朝鲜赴大清国进贺使李秉模等人时，询问太上皇及新皇帝有关情况，再现了当时的真相。朝鲜国王问李秉模说：“太上皇精力还好吗？”李答：“还好！”又问：“新皇帝仁孝诚勤，誉满四方，是这样吗？”秉模回答说：“状貌和平洒脱，皇笑他也笑。于此可知大概了。”李秉模接着报告说：“太上皇帝派和珅阁老对我们宣旨说：‘朕虽然归政，大事还需回国问国王平安，由于道路远，不必派人来谢恩。’”

太上皇虽然把持大政不放，使儿皇帝变成木偶一般，毕竟已经是年近九十岁的人了，记忆力明显衰退。书状官洪乐游报告朝鲜国王说：“太上皇帝容貌气力，不很衰老，但却健忘异常，昨天的事今天就忘记了。所以他身边的人，都无所适从。新皇帝平时与临朝时，总是沉默寡言，喜怒也不形于色。但开经筵时，却虚已听受。”偌大一个帝国，由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统治着，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为了不让嘉庆帝操持政权，和珅出主意，让嘉庆帝每天陪太上皇看戏游乐。当时，白莲教起义遍及川、楚、陕几省，清军禁旅大战疆场，天下已无太平可言，而出于权力旁落的恐惧心理，乾隆让自己的儿子陪着自己每日嬉戏不止，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此，康乾盛世最终走到了它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