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同僚死敌（1/1）

一生都在寻找母亲的李适确实挺不幸，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然而作为皇帝，李适又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的手上始终不缺好牌，只要他愿意，随时能组合出“俩猫加四个2”。

不过，孝子李适似乎不会打牌，即便有一手一手的好牌，他也很难打出彩，他打出的牌，多是勉强又拙劣，能把一手好牌打成烂牌，这是否也是一种天赋？

在我看来，李适的问题出在心理上，安全感缺失，是他身为皇帝最大的漏洞。

身为皇帝，君临天下，要有气吞山河的豪情，要有包容万象的气概，一个皇帝如果缺失了安全感，那么就失去了皇帝必须有的从容。很不幸，李适缺少内心的安全感，因此他不从容。

想想也能理解，当他幼年时，他的祖父如履薄冰，他的父亲在为祖父陪绑，他尽管身为长子，但母亲出身并不高贵，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了李适的敏感和多疑。如果母亲在，牵着母亲的手，他能感受到母爱的力量，他的内心可以淡定从容。然而，安史之乱让他与母亲分离，从此母亲的手只在记忆之中。

离开母亲的牵引，李适在艰难成长，虽然祖父顺利登基，父亲也顺利成为太子，但他这个长子的日子没有好过起来。父亲的身边有独孤贵妃，独孤贵妃有自己的儿子韩王李廻，虽然他在父亲登基后被册立为太子，但不到最后一刻，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从离开母亲到登基之前，二十多年的时光，李适在紧张中度过，久而久之便养成了猜忌、多疑的性格。这个性格是他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作为皇帝的短板，这个悲剧的性格伴随了他一生。

性格决定命运，放在皇帝身上尤为合适。

原本，李适手中的好牌真的很多，神童刘晏是其中最闪亮的一张。

刘晏，《三字经》里提到过的神童，“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三字经》里说的“举神童，作正字”，发生在公元725年。这一年是李隆基的开元十三年，李隆基在这一年到泰山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给了神童刘晏一个机会。

封禅大典结束后，礼官向李隆基奏报：“此地有一七岁神童名叫刘晏，欲向陛下呈现《东封书》。”

李隆基闻言大喜：“还不快宣刘晏进殿！”

七岁神童刘晏出现在李隆基面前，开始朗诵他自己写的《东封书》：“吾皇英主，封祀东岳，告成功于昊天上帝，为万民把福，开元之礼，仁及天下，人情所望，人心所归……”

小小年纪，便写出如此文章，李隆基不由得大喜，当场下旨，授七岁刘晏为秘书省正字。

唐时，秘书省管理史馆，负责撰修国史，藏有大量图书，“秘书省正字”的任务就是校对藏书中的一些错误。从此，刘晏步入仕途，他的起步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早。

两年后，刘晏又一次技惊四座。

这一天，李隆基于勤政楼前赐宴，招待文武百官，身为秘书省正字的刘晏也在被宴请之列。

兴头上的李隆基突然想起了两年前那个神童刘晏，吩咐左右让刘晏登楼，后宫嫔妃早就听说过刘晏的事迹，都期待着见一见神童的庐山真面目。

小刘晏信步登上楼来，长相有些对不起观众的他一下吸引了杨妃的目光，此杨妃并非后来的杨贵妃。

杨妃一下把刘晏抱在膝上，恶作剧般地给他施以粉黛，戴上头巾，经她一捯饬，刘晏摇身一变，变成了个小女孩。

李隆基不由得笑了，笑问刘晏：“你身为秘书省正字，正了几个字啊？”

刘晏一本正经地回应道：“天下的字我都正了，唯有朋字正不得！”

唐时“朋”字，为两个歪月相邻，无论怎么正都是正不过来的，刘晏妙用一个“朋”字，巧对李隆基的发问，其机灵可见一斑。

这时，一位年轻女杂技艺人出场，此人唤作王大娘。此大娘并非我们现代语境中的大娘，娘是唐代对少女的称呼，王大娘则是王家的大女儿。诗圣杜甫曾有一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也是这个意思。

只见王大娘肩扛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头上顶着一个瀛洲仙岛的微缩模型，一个小孩竟然在上面边歌边舞，从容自在。这一幕让在场人掌声雷动，叹为观止。

看到这里，杨妃有心试探一下刘晏的文采，命刘晏即兴作诗，刘晏张嘴便来，一首《咏王大娘戴竿》就此诞生：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掌声再次响起，神童，果然名不虚传。

顶着神童的美誉，刘晏在大唐官场宦游，他的再次出头，居然是三十三年之后，此时刘晏已经不是神童了，而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

这一年是公元760年，皇帝已经由李隆基换成了李亨，大唐王朝正处于安史之乱的战火之中，刘晏进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使，同时兼任京兆尹。

从这时起，刘晏将用他超一流的理财和调度能力名垂青史。

一开始，刘晏并不顺利，在任职仅仅一年半后，他又因为遭遇谗言，被贬为通州刺史，这次贬黜持续了八个月。

八个月中，长安发生了很多事情，李隆基和李亨相继作古，皇帝换成了李豫。李豫的登基给了刘晏复出的机会，刘晏再次被委任为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度支盐铁转运使。

面对这次委任，刘晏出人意料地上了一道奏疏，他要让出自己的官职：

因为看不惯铮铮铁骨的颜真卿被无情倾轧，刘晏愿意把户部侍郎让给颜真卿；

因为想给平叛有功的严武一个用武之地，刘晏愿意让出京兆尹；

而他自己，甘愿出任职微言轻的国子祭酒（国立大学校长）。

这次辞让，令皇帝李豫非常感动，从辞让中他看到了刘晏的品格。他知道，该给刘晏一个更加合适的位置。

七个月后，刘晏官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年的神童，今日官拜大唐宰相。

不过这次拜相前后不到一年，板凳还没捂热的刘晏又被贬了，宰相当不成了，改任闲职太子宾客。

两个月后，皇帝李豫坐不住了，再不起用刘晏，京城就要断粮了，为今之计，只有刘晏能解决京城断粮的危局。

这时是公元764年三月，不世出的经济学家刘晏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此时他已经四十六岁了。

刘晏在给时任宰相元载的信中写道：“为今之计，当整顿漕运，从南方调粮。见一水不通，愿荷锸（锹）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

忙于抓权的元载乐于刘晏扛起漕运的苦差，立即回信指示刘晏，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实干家刘晏等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第一步亮相，刘晏赢得了满堂彩。

鉴于关中缺粮，刘晏从湖南、湖北、广西紧急调拨粮食，由江船运至扬州，再由扬州运至淮河，入汴水，过三门峡，当年就从江淮漕运四十万斛粮食入关。这一年虽然关中遭遇旱灾，然而粮食价格却稳定得出奇。

刘晏清楚记得，当他押送第一批粮食抵达长安时，皇帝李豫下令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宰相元载和京城文武百官在码头迎接，同时宣读皇帝圣旨：卿，朕之萧何！

刘晏感觉自己全身的血在沸腾。

第一步出彩，刘晏并不满足，他要做的还有很多。

刘晏的第二步，从彻底整顿漕运开始。

以往漕运，从民间抽丁，百姓自带干粮，这种由抽丁组织起来的漕运自然没有效率，而且民间怨声载道。刘晏接手漕运，一改往日抽丁做法，改为彻底官办，民夫由官府从民间招募，以往需要自带干粮，从今以后官府发薪，而且薪资不低。

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参与漕运的民夫由以往的出工不出力迅速转变为出工又出力，漕运码头上下气象一新。

与此同时，刘晏利用自己的转运使身份，动用军队疏浚河道，加固大堤，漕运的运输环境较之以往大为改善。

漕运条件大为改观，刘晏接下来做出的决定便顺理成章了，他果断地叫停了陆路运输。时至今日，水运的性价比还是高于陆路，更别说刘晏所处的唐代。以往唐朝将陆运和漕运并举，勉强才能应对全国的运输局面，现在刘晏叫停了陆运，他要用漕运全面应对。

新的问题出来了，三门峡那段险滩如何闯过？

我们都学过成语“中流砥柱”，成语中的砥柱山就位于三门峡。三门峡名称的由来便是因为砥柱山位于黄河激流之中，久而久之将黄河水分成了三股急流，北边一股为“人门”，中为“神门”，南为“鬼门”，而以“鬼门”尤险，三门峡名称由此产生。如果说黄河自古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在三门峡这一段就是名副其实的“后妈河”。这一段水流湍急，水况复杂，船毁人亡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刘晏以前，负责漕运的官员采取了“惹不起就躲”的策略，粮食运至三门峡上岸，从岸边过山道转运过三门峡，然后再装船继续前行。在没有好办法之前，这个笨办法实行了多年，有效归有效，但如此一来运输成本大大提高。

刘晏在三门峡对着中流砥柱思考良久，他也不是神，也无法带着粮食直接飞过去，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想办法相对从容地通过三门峡。

刘晏最终想出了一个组合法：造大船，用编队，加拉纤。

造大船，粮船规模较之以往加大，每船用船夫三百人；

用编队，十艘大船为一纲，统一行动，统一指挥；

拉纤，岸上民夫用结实的麻绳牵引粮船，增加粮船前进的动力。

经过试验，刘晏的组合法一举成功，从此粮船过三门峡不需要再上下搬运粮食，而是一路畅通。

刘晏的一个个策略都成功了，众人由开始的不服气变成了越来越佩服。

刘晏带给众人的惊喜还在后面。

他又做出了两个决定：一、用麻袋装粮食进行运输；二、漕运航线严格分段。

在刘晏之前，漕运粮食都是散装的，损耗巨大；刘晏接手，下令将所有粮食分装到一个个标准的麻袋之中，既方便运输，又降低损耗。

漕运航线分段则是实干家刘晏经过长时间实地勘察做出的决定，他的依据是，长江、扬子江、黄河、汴水、渭水，每条河都有自己独特的水文情况，如果让一艘船从长江一直进到渭河，对于船的要求很高，对于水手的要求更高，与其让水手们常年提心吊胆，不如让他们在各自熟悉的水域从容航行。如此一来，因地制宜，漕运效率提高，安全系数也大大增强。在刘晏主政漕运阶段，竟然没有一升米掉入江中，堪称运输史上的一大奇迹。

刘晏接下来的手笔是造船，他的长远眼光在造船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往造船，由官府在民间抽丁，造船工匠说是工匠，其实就是官奴，他们不仅没有工资，而且还要自带干粮，自己生火做饭。造船本来是个技术活，让这些没有任何经验又没有积极性的民夫造船，造出的船能符合要求才怪。

刘晏一改以往的不合理体制，设立十个造船厂，造船所需材料由政府统一采购，造船需要用的民夫不再征调，而是由官府出资从民间招募。

刘晏给每条船开出的造价为一千贯！

属下官员连连咂舌，太高了，太高了，五百贯足够了。

刘晏解释道：“大国不可以只讲小道理，但凡做一件事，就要谋划长远。造船厂既然兴办，在里面造船的民夫就不是一个两个，我们应该留出盈余给他们，让他们生活相对从容、不窘迫，这样官船才能坚固。如果一开始就考虑盘剥他们，船厂怎么可能长久！”

刘晏接着说道：“我料定，数十年后必然会有人认为我给出的造价太高了，会采用减半的方法。到那时，造出的船不会合格，船厂会倒闭，国家也危险了！”

众人将信将疑，不过还是点了点头，他们认为刘晏一向是对的，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刘晏的高价造船于今天也有借鉴意义，提前留出合理利润空间，而不是做生产成本的手脚，这样制造出来的产品才能合格。当然刘晏的高价造船也有一个道德前提，那就是大家都有道德底线，不会为了一味追求利润而贪得无厌，真要那样，定多高的价，最终出来的都是假冒伪劣。

道德底线，合理利润空间，合格产品，刘晏做到了，后世的国人呢？

漕运经刘晏的整顿焕然一新，唐朝漕运能力在刘晏主政时达到顶峰，在刘晏之后，唐朝漕运再也没有达到刘晏时的高度，而且日渐衰落，到漕运基本断绝后，大唐王朝的丧钟已经在长安上空敲响了，这些都是后话。

刘晏不是神，他无法看到日后的事情，他能做的只是把握当下。

刘晏的眼前，帝国危机四伏，百废待兴，虽然还维持着表面的统一，但危机已经在悄然酝酿，眼前最大的问题已不是缺粮，而是缺钱，哪里都缺钱。

历代王朝有个怪圈，朝廷缺钱就向老百姓征收，越缺钱越收，最后就陷入一个死循环。这个怪圈在明朝末年最为明显，为了收复辽东，明朝政府不断向老百姓征集军饷，军饷征集得没完没了，辽东危机也没完没了，征集到最后，李自成一呼百应，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与其说明朝亡于李自成之手，不如说亡于向民间征缴的怪圈之中。

刘晏不想让王朝陷入这个怪圈，他要独辟蹊径。

刘晏盯上的是大唐的食盐，他要在食盐专卖上做点文章。

食盐专卖，西汉时已有，而唐朝的食盐专卖，则是由颜真卿发端。安史之乱中，为了筹集军饷，颜真卿发明了食盐官府专卖，这个办法由此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到刘晏接手时，食盐专卖已经在全国形成，不过收益并不好，朝廷一年能从食盐专卖中拿到的收益也不过六十万贯。

管得过多，管得过死！

刘晏一眼看出了问题的所在。

首先，负责盐政的官太多，官多则扰民，官多则生奸。

以往食盐官产、官运、官销，环节多，成本高，收益低，得不偿失。

刘晏给出自己的办法：盐场民办，食盐官收，商人贩卖。

盐场由民间经营，产出的盐由官府统一收购，然后再批发给商人分销全国，官府只负责征收和批发。征收和批发之间，政府已经将食盐的利润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不费时，不费力。

此项改革，效果立显，当年食盐专卖收益由之前的六十万贯跃升到六百万贯，是之前的十倍。

看到这里，不少人会问，莫非刘晏是在与民争利，放任商人高价卖盐？

并非如此！

刘晏给盐商制定了销售指导价，一旦某地盐价走高，他立刻组织货源投放当地市场，平抑盐价。准确地说，刘晏将原来食盐专卖的所有损耗环节都堵住了，统一收归国库。

粮价平稳了，盐价控制了，刘晏将王朝的两大命脉牢牢地控制住，这还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为了提高全国运输效率，他精挑细选出一个班子，这批人都是刘晏亲自挑选，全部是具备一定经济才能的官员。这批官员分散在全国各地，以饱满热情为帝国服务，在刘晏身后，他们依然发挥着作用，这不能不说刘晏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为了第一时间管控全国物价，刘晏在各地设立巡院，每隔数日便上报一次所在地区物价，信息传递由高薪招募的健走快递人员负责，一站接着一站，不出数日便到长安。

为了第一时间救灾，刘晏命令地方官员定期呈报当地雨量和天气情况，将雨量与往年同期比对，刘晏做到心中有数。等到一些地区发生水灾和旱灾，灾情还没有通报，刘晏下拨的救济粮已经运到了，他不是神，但他有科学的统计。

这就是刘晏，一个布局全国、心细如发的大唐财务总监，他扮演的角色有交通运输，有民政救济，有粮食统购统收，有食盐国家专卖，有货物全国供销，在他的布局下，一切有条不紊，各就各位。

这就是刘晏，他不仅有卓越的管理经济才能，还有高超的处世哲学。

他妙用“士”和“吏”。“士”一般都是十年寒窗苦读，科举出身，惜名胜过惜利，他用这些人做督察，他知道这些人爱惜羽毛，不会为小利贪赃枉法；他用吏负责具体事务，给予他们高薪，吏没有上升空间，出来混主要为了养家糊口，那么就给予他们较高薪水，让他们安心工作。

在“士”和“吏”之外，还有第三种人，各种各样的人情请托。对于达官贵人推荐来的所谓“人才”，刘晏不拒绝，而且高薪养起来，但不让他们过问具体事务。他不要求这些人干事，只求不坏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还有第四种人，那就是对刘晏工作指手画脚的人。对于这种人，刘晏宁愿动用私财，堵住他们的嘴。

闪转腾挪，缝缝补补，刘晏赢得了自己大展拳脚的空间，整个代宗在位期间，正是他为帝国鞠躬尽瘁的时期，他的工作无比出色。

显然，这是一张好得不能再好的牌，就看皇帝李适怎么打了。打好了，将是帝国之福，打不好，就变成炸弹，狠狠炸李适一下。

选择权交到了李适手中，他能打好刘晏这张牌吗？

世上的事就是那么奇怪，即便你与世无争、谦谦君子，还是会有人看不惯你，还是会有人忌妒你，甚至还会有人仇恨你。

刘晏便是如此，他不与别人争，他不动既有体制为国谋利，但还是有人忌妒他，忌妒他的人眼红他把持漕运、盐政多年，总觉得他手中的油水太多、位置太重，于是对他的排挤或明或暗，从未停止。

仇恨刘晏的人不多，但很致命，因为这个人在不久的将来将进入帝国权力中心。

这个人的话如同龙卷风，从帝国中心刮起，将刘晏卷入无比险恶的旋涡。

公元779年七月的一天，道州的天空格外晴朗。

一户民居窗户外的树上，鸟儿正在欢快地叫着，天气晴好，鸟儿的心情也不错。

“杨炎接旨！”

传诏宦官尖声高喊，屋里匆忙走出几个人，稀稀拉拉跪了一地。

圣旨宣读完毕，杨炎起身接旨，传诏宦官说了声“恭喜”，转身回驿馆歇息去了。

杨炎依然面无表情，看不出是悲是喜，跟随多年的家人则是喜不自胜：“大人，吉星高照，皇上要重用您了！”

杨炎依旧处之淡然，不悲不喜。

此时的杨炎官居道州司马，两年前他被定为“元载余党首要分子”，从吏部侍郎一下被贬为道州司马。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两年过去了。

杨炎正在出神，家人过来请示：“大人，您这身司马绿袍和木简就不要了吧，回长安您就要拜相了，用不着这身行头了！”

杨炎阻止道：“我由一个被贬之人一下登堂拜相，这是超人之福。祸福相依，有超人之福就会有超人之祸，留着吧，或许有一天我还得穿回这身行头。”

家人不再多言，将绿袍和木简放进了打包的行李之中。

返回长安的路上，杨炎看着沿途的风景，心情与两年前来时完全不同，风景没有变，只是看风景的心情变了。

捋一捋自己的长须，杨炎感慨日子过得太快，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虚度五十三载光阴，谁偷走了我的时光？

马车缓缓往长安驶去，杨炎的思绪越飘越远，飘到自己仕途的起点。

年轻时的杨炎“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汧陇之间，号为小杨山人”，可谓眉清目秀、美髯飘飘、文采飞扬，不用打扮，就是标准的江湖豪侠。

二十岁那年，杨炎受河西节度使征召，出任掌书记，充当节度使的幕僚。他的幕僚生涯乏善可陈，苍白到只留下一个殴打他人的记录。与杨炎发生冲突的是当地一个七品县令，县令酒后对杨炎出言不逊，杨炎拍案而起，令左右架住县令，自己操起木棍狂殴县令二百余下，打得县令奄奄一息，几乎送命。事后河西节度使爱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放过了杨炎。

这就是真实的杨炎，有风度，无气度，有恩一定报，有仇也一定报。

此去长安，杨炎一要报恩，二要报仇。

报恩，报落马宰相元载知遇之恩；

报仇，报同僚刘晏落井下石之仇。

两年了，我等的就是这次机会。

想起九泉之下的元载，杨炎充满感激之情，别人对元载充满不敬，他对元载，一直无比尊重。不为别的，只因他是自己的伯乐。

没有遇到元载之前，杨炎在官场混得灰头土脸，仕途上看不到曙光。机缘巧合，杨炎结识了元载，接触之下，元载对杨炎颇为赏识，在元载的提携下，杨炎从司勋员外郎，改兵部，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再迁吏部侍郎。与元载共事的时光，是杨炎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恋恋不舍的日子。

杨炎与元载并非简单的朋党，倒有一种惺惺相惜。两人都有能力，颇具文采，在元载的推荐下，杨炎出任知制诰，负责为皇帝撰写诏书，他的大笔如椽，能巧妙将皇帝的意思传递出来，又能保证文辞优美，满朝文武对他都非常佩服。元载看杨炎更是不一般，在他眼中，这位后进同僚有能力，懂文学，将来必然是接替自己的合适人选。

元载高看杨炎还有一个原因，两人的老家都在凤翔郡，在外为官，老乡见老乡，自然没有不相互提携的道理。

幸福的日子没有任何征兆地结束了，公元777年三月，元载一党被一网打尽，元载被处决，等待元载余党的将是不可避免的严惩。

按照代宗李豫的意思，对元载一党要一网打尽，一个不留，主审此案的吏部尚书刘晏却有自己的看法，他不想赶尽杀绝。

刘晏对一同审案的同僚说：“依照惯例，判处重刑案件都要再次奏报皇上，况且王缙是朝廷宰相，而且法律规定，有主犯从犯之分，我们还是需要再听听皇上的意思。”

刘晏的再次奏报，为王缙、杨炎这些元党分子赢得了生机。皇帝李豫终于网开一面，抬手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只是贬出长安，以观后效。

刘晏不会想到，尽管自己已经好人做到底，杨炎还是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杀之后快。

刘晏不想与杨炎为敌，但杨炎已经将刘晏列为头号死敌。

两人原本并没有刻骨仇恨，只是当年刘晏是吏部尚书，杨炎是吏部侍郎，工作上难免有磕磕碰碰，但也没有深仇大恨。

这次主审元载一党，让杨炎彻底恨上了刘晏，在杨炎看来，如果不是刘晏，或许恩公元载不会死，顶多跟自己一起流放，而且杨炎听说自己被判流放后，刘晏居然在朝中幸灾乐祸。

死结就此形成了，杨炎解不开了，也不想解开：此生，有刘晏没杨炎，有杨炎没刘晏，此仇，不共戴天。

“大人，长安到了！”

家人召唤打断了杨炎的思绪，杨炎一看，马车已经到了长安的城门下。

长安，我回来了；

刘晏，我回来了！

公元779年八月七日，杨炎出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年前的流放之人，摇身一变成了大唐宰相。

对于这次超常规任用，李适对外的解释是以前做太子时就听说过杨炎的声名，此次破格提拔是为国家物色有用之才。

其实，对于杨炎的破格提拔，还有回报元载一党的成分。

前面说过，李适从安史之乱后便与母亲分离，一直没有母亲的庇护，即使身为长子，他的太子之位也并非牢不可动。受父亲宠爱的独孤贵妃一直有将自己儿子扶正的念头，而且还有一批官员密谋，父亲李豫一度也犹豫过，秘密征询宰相元载的意见。元载知道不便参与皇家储位之争，但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太子身为长子，又立有大功，怎么能强行废掉呢？”同为元党的宰相王缙也表示了相同看法，这样在两位元党领袖的保驾护航下，李适有惊无险地保住了太子之位。

如此大恩，焉能不谢？此时元载已经含笑九泉，王缙已经意兴阑珊，倒是杨炎还是可用之人。回报元载，就从杨炎开始吧。

站在元载肩膀上的杨炎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李适的信任，这为杨炎展露自己的才华作好了铺垫。

拜相三个月后，杨炎一语惊天下。

他说了别人一直想说却不敢说的事。

依照惯例，朝廷征收来的赋税和绸缎都存放于左藏库，太府寺一年四季分四次上报数额，比部（国家统计司）负责实地查对。等到理财专家第五琦出任度支、盐铁使时，京城长安权势显赫的将军已经很多，这些将军动不动就伸手向第五琦要求供应。第五琦一个也得罪不起，索性奏请皇帝将左藏库库存全部转存到皇宫内的大盈库，由宦官掌控，这样皇上用起来也方便。

经过这番闪转腾挪，第五琦将烫手的山芋扔进了皇宫，自己得到了清闲，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天下的税赋尽入皇帝私人仓库，有司不能对这些库存进行核对，无法真正掌握国家家底，混沌不清的状态持续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主事的宦官换了好几茬，但都是乌鸦换岗，负责管理大盈库的宦官多达三百余人，他们靠山吃山、靠着大盈库吃大盈库，而且结成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牢不可动。

一直以来，有识之士都想进言，但进言危险性极高，容易触怒皇帝，更容易触怒既得利益集团，一般人不敢说。

杨炎敢说，他要言别人不能言之事。

杨炎跪在李适面前说道：“天下税赋是国家的立国基础、百姓命脉，国家安危都与之有关。以往国家重臣掌管，还会有无谓损耗以及账目不清的情况。如今让一群宦官掌管大盈库，大臣都不知道底细，政治上的弊害，以此为甚。如今请将大盈库库存交由有司管理，每年根据宫中需要，由有关部门如数拨付，不敢有缺。如此这般，才能推行政令。”

杨炎的进言出奇顺利，李适即日下诏：从今以后，天下财赋尽入左藏库，延续以往惯例，每年选取精致绸缎三五千匹专供皇宫用度即可。”

二十年积弊，杨炎一语解决，满朝上下震动。

震动大可不必，这只不过是君臣合演的一场秀，杨炎和李适同时选择了正确时机，然后各取所需，杨炎投石问路大获成功，李适从善如流展示开明形象。

进言，时机很重要，时机对则双赢，错则双败。

杨炎真的赢了吗？

一鸣惊人的杨炎没有多想，他要马不停蹄继续进言，只有不断进言才能赢得皇上的信任，只有赢得皇上的信任才能从容对付刘晏。

一环扣着一环，危险已经向刘晏袭去，刘晏却浑然不觉。

你不害人，并不意味着别人不会害你，职场中人，切记，切记。

杨炎将目光瞄准了陈旧的“租庸调制”，他要一改多年的积弊，彻底改革王朝的税赋体系。

大唐初建时，承接隋末大动荡的底子，人口锐减，无主荒地居多，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曾经实行过均田制。每一男丁授田一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永业田永远归家庭所有，即使男丁身故，也不需归还国家；口分田种植谷物，男丁身故之后需要交还给国家。

在此基础上，唐朝实行“租庸调制”，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二石，为租；输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四尺、麻三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三尺（或布三尺六寸），为庸。

租庸调制起初还能适应社会现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人口迁移越来越多，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还实行这种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就是刻舟求剑了，杨炎要废除的就是这落后于时代的租庸调制。

杨炎笔走龙蛇，写下了自己拟定的新税制框架：

一、量出制入，即先估计支出的实际需要，然后制定征收总额，再将总额分摊到各地。如此一来，就有了点现代社会预算先行的味道，虽然没有现代社会精细，但相比于以往的“量入为出”，量出制入要先进很多。

二、以现有居住地核定纳税对象。不论户籍，无论你是长安人，还是持长安暂住证的人，一律在居住地缴税。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也不能逃避缴税，跟当地居民一样，都有缴税义务。

三、以家庭占有资产定税，不再以男丁数目定税。资产多的多征，少的少征，负资产是否补贴，史书未载。

四、简化税制，只保留户税和地税两种。户税以资产为基准，地税以土地为基准，两种税一样征收两次，夏税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新税法每年分两次征税，是为“两税法”。

杨炎将“两税法”奏报给李适，龙颜大悦，公元780年正月一日，李适下令在全国开始推行“两税法”。

杨炎的执政获得空前的成功。

一鸣惊人，“两税法”功成，重返长安的杨炎两步走得出乎寻常地顺利，他自信已经赢得了皇帝的认可，该到了处理点私事的时候了！

刘晏，接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