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老北京的陵墓祠堂（1/1）
北京是五个王朝的都城，按理说，应该有五个朝代的陵墓群。可是，由于辽、清两代的帝王陵墓没有设在北京，而元代由于不崇尚厚葬而没有陵墓留下来，金代的帝王陵墓早已经被明王朝摧毁。唯有明代的帝王陵墓群明十三陵，依然完好地被保存下来，成为京城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明十三陵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在世界上众多皇陵中，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陵墓群。它规模非常大，总面积约有120余平方公里，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距离北京城区约50公里。
明十三陵自永乐七年开始作为皇陵使用，在明朝200多年的历史洗礼中，明十三陵先后诞生了十三座金碧辉煌的帝王陵墓、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两位太子、三十余位妃嫔、一位太监。埋在这里的最后一个皇帝就是自缢于景山的崇祯皇帝。
懂得明朝历史的人不禁有这样的疑问，即明朝明明诞生过十六位皇帝，为什么皇陵叫作“十三陵”呢，应该叫作“十六陵”呀？
事实上，这个墓葬群里到底埋藏了多少位皇帝呢？
要探明历史的真相，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历史。
首先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算起。朱元璋开创了大明朝，将都城建在了南京，他死后被葬于南京钟山之阳，他的陵墓被称为“明孝陵”。
明朝第二个皇帝是建文帝朱允炆。史书记载，朱允炆因被叔叔朱棣抢了皇位，导致下落不明，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也有人说他被朱棣害死了，无论是死是活，但终归是个下落不明，死后也不知被葬在了哪里，这在明朝历史上是一个大悬案。所以，明朝皇陵并没有他的坟墓。
除了建文帝朱允炆没有陵墓外，另一个没有陵墓的是明朝第七个皇帝朱祁钰。朱祁钰能够登上皇位做皇帝纯属偶然，据说因当时朱祁钰的兄长明英宗被瓦剌所俘，生死不明，导致宫中一时无主，在太后和大臣的撺掇下，才让朱祁钰即了位。待明英宗大难不死回来后，在心腹大臣的帮助下，重新又把皇位从朱祁钰手中夺了回来，并将朱祁钰害死。明英宗拒不承认朱祁钰的皇帝身份，所以将他先前在天寿山区域修建的陵墓给捣毁了。而将朱祁钰以“王”的身份葬在了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一带。所以，这个陵墓群也没有朱祁钰的陵墓。
十三陵神道
除了这三位皇帝外，明朝的其他十三位皇帝都被葬在了明陵墓群，所以后世人称这个陵墓群为“十三陵”而非“十六陵”。
明十三陵埋藏着十三位皇帝的坟墓，分别是哪十三个皇帝的墓呢？
按照时间顺序，这十三个陵墓分别是：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
长陵。长陵位于天寿山主峰南麓，为明十三陵之首，是十三陵中修建最早、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座陵墓，其墓主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此墓是在朱棣的亲自主持下修建的，是朱棣及其皇后徐氏的合葬墓。在明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修建，直至宣德元年（1426年）才正式竣工，共历时17年。
献陵。献陵，位于天寿山西峰之下，是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及其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献陵的营建是在仁宗死后开始的。朱高炽死于洪熙元年（1425年），终年48岁，在位仅10个月。死前他下遗诏说：“朕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明宣宗朱瞻基即位以后，就遵照明仁宗的遗诏修建了献陵。献陵是明十三陵中，除明末代皇帝崇祯的思陵外，最为简约的一座帝陵。所以史学界在评价明十三陵时素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的说法。
景陵。景陵位于天寿山东峰（又名黑山）之下，是明朝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及其皇后孙氏的合葬陵寝。朱瞻基是明仁宗的长子，是明代前期的守成之君。相比其他陵墓来说，景陵也非常简朴。这座陵墓自明宣宗死后才开始动工修建，中间断断续续地修了28年之久，直至天顺七年（1463年）才最终竣工。
裕陵。裕陵位于天寿山西峰石门山南麓，是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及其皇后钱氏、周氏的合葬陵寝。明英宗在位期间，由于宦官专权，政治非常腐败，大明朝的腐败也就是从他这个朝代开始的。然而，虽然明英宗一生碌碌无为，但在死前却做了一件令后人称道的好事，那就是他废止了自大明开国以来就实行的殉葬制度。
茂陵。茂陵位于裕陵右侧的聚宝山下，是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及其三位皇后王氏、纪氏、邵氏的合葬陵寝，是明朝第一个一帝三后的合并陵墓。即位后，明宪宗即恢复了景泰帝帝号，为于谦等景泰旧臣昭雪平反，做了一些顺应民意的事。然而在后来却走了下坡路，失政之处越来越多，有损于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泰陵。泰陵位于笔架山东南麓，这里又被称为“施家台”、“史家山”，是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孝宗朱祐樘及其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泰陵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开始修建，同年十月葬孝宗。由于明孝宗生前非常喜欢舞文弄墨，所以，后世的史家山又称该陵墓为笔架山。
康陵。康陵是目前发现的十三陵中砖碑铭文最多的一个陵，位于昌平天寿山陵区莲花山东麓，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及其皇后夏氏的合葬陵墓。该陵墓始建于正德十六年，历时一年建成，占地面积为2.7万平方米。明朝末年，该陵曾经遭到烧毁，在清朝乾隆年间曾被整修。朱厚照的荒淫无道是明朝众皇帝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他死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终年31岁。
永陵。永陵位于阳翠岭南麓，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及其三位皇后陈氏、方氏、杜氏的合葬陵寝，是继长陵后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的一座陵园。该陵墓在明世宗即位后第十五个年头就开始修建了，属于皇帝在位时营建的“寿宫”，历时12年。明世宗在位45年，修建永陵就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
昭陵。昭陵位于大峪山东麓，是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及其三位皇后李氏、陈氏、李氏的合葬陵寝，是目前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规模复原修葺的陵园，也是陵区正式开放的旅游景点之一。和其他陵墓不同的地方在于，该陵墓有一个进深8.1米，高6.75米形同新月的全封闭式月牙城，被俗称为哑巴院，和一个残忍的故事有关。据说，在建造该陵墓的初期，修建陵墓的工匠、民工都要等陵建成后到此处被迫吃药，变成哑巴，以免泄露地宫的秘密。
定陵。定陵坐落在大峪山下，位于长陵西南方，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及其两位皇后孝端、孝靖的合葬陵墓，是十三陵中唯一一座被发掘了的陵墓。定陵地宫于1956年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庆陵。庆陵位于昌平天寿山陵内黄山寺二岭南麓，是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及其三位皇后郭氏、王氏、刘氏的合葬陵寝。庆陵的地上建筑自天启元年（1621年）动工，到天启六年（1626年），历时6年。朱常洛在位仅29天，是明代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皇帝。由于其生母是宫女，明神宗很不喜欢他，他经过长达15年的“立本之争”才被立为太子。在他在位期间，发生了很多大案子，如明宫三大案中的“梃击案”“红丸案”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朱常洛因吃了郑贵妃给的红色丸药而死去。
德陵。德陵位于潭峪岭西麓，是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及其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该陵墓是明朝营建的最后一座帝陵，始建于天启七年（1627年），用了近5年的时间才竣工。
思陵。思陵位于陵区西南隅的鹿马山（又名锦屏山或锦壁山）南麓，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明崇祯帝朱由检及其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在明朝的时候，该陵墓只是皇贵妃田氏的墓，后来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被葬入该墓中，清人入主中原后，才将这座墓命名为思陵。
由于岁月风雨的洗礼，明十三陵陵区内的很多建筑都有损毁。在清朝乾隆五十到五十二年，曾经对十三陵的主要建筑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修建工程。及至民国时期，又在1935年修缮了长陵。1949年后，又先后对长陵、献陵、景陵、永陵、昭陵、定陵、思陵等七个陵墓和神道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并发掘了定陵的地下宫殿。
在中国古代，人都非常迷信，他们认为，人死之后的阴间生活和阳间生活一样。所以，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所以在选择坟墓时，都非常讲究风水理论，力求选择那些风水好的地方作为墓地。在这一点上，贵为皇帝也不例外。在这些皇帝的心中，即使皇帝死了，也是去阴间做帝王去了，所以阴宅和阳宅一样，都要有好的风水、好的设计，因为它们关系到王朝的兴亡。
2003年，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关于该陵墓群，世界遗产委员会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千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可以看出，明十三陵在修建的过程中，非常注重风水的讲究，我们不禁要问：当年明成祖朱棣为何要将墓地选在这里呢？明十三陵的格局又体现了什么风水理论呢？
先看看明十三陵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对此，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专门写诗来描述这里的地理优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明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的屏障，还是整个京城的北屏。这一优美的自然景观无疑是一片宝贵的风水宝地。
除了地理位置的选择外，明十三陵陵墓群的基本格局也体现了对风水理论的重视。明十三陵，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陵又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陵墓规格大同小异。每座陵墓分别建于一座山前。陵与陵之间距离少至半公里，多至八公里。除思陵偏在西南一隅外，其余均成扇面形分列于长陵左右。
由此可见，明朝皇帝在选址以及规划设计陵墓群格局时，深受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影响，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
这种依山建陵的布局曾经受到外国专家的大加赞赏，英国著名史家李约瑟就曾经激动地说：“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它们的气势是多么壮丽！整个山谷之内的体积都被加以利用，用来纪念死去的君王。”他甚至评价明十三陵为“最大的杰作”。
关于明成祖朱棣选陵墓地址的过程，史料有详细的记载，如《明史·礼十四·凶礼》、《明会要》、《大明会典》等都有记载，但都不如孙承泽所著的《春明梦余录》中描述得详细、透彻。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卷七十中写道：“明太宗（即明成祖）永乐七年五月己卯，营山陵于昌平县，遂封其山为天寿山。时太宗择寿陵，久不得吉壤，而仁孝皇后尚未葬。礼部尚书赵羾以江西地理术人廖均卿至昌平，偏阅诸山，得昌平东黄土山最吉，遂即日临视，定议封为天寿山。”从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明时选择陵址，风水阴阳学说作用极大，统治者认为这关系着王朝的兴亡。
十三陵选址注重风水
这是关于明成祖朱棣选择陵墓地质的正史资料，其实除了正史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野史传说呢！
据说，朱棣为了找到合适的陵墓地址，费了好大的劲儿，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这天，他又出来四处搜罗了。他来到了一个叫作屠家营的地方，发现这里风水很好。但很快他就发觉自己姓“朱”，“猪”进了屠宰场，那还能吉利吗？于是放弃了这个地方。后来，朱棣又将目光锁定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那里地形地貌都非常好，并且山势如龙，非常适合建造皇家陵墓。可很快他发现，那里有一个地方被称为狼儿峪，“猪”（朱）哪里是狼的对手，犯了地讳，所以这个地方也被他放弃了……
就这样，东找西找，花去了两年时间，可都没有遇到合适的。这下朱棣开始急了。后来，有一个来自江西的术士廖均卿向朱棣推荐了一个叫作黄土山的地方，说那里是一块“吉地”，景色雄伟壮观，背后山峦起伏，两侧山势东西回括，就像围墙一样形成一个天然大庭院，陵区就可建在庭院里面。朱棣听说后，就亲自去了那里，看到山前有个叫作康家坟的村子，西边有个橡子岭山，东面的河套叫作干水河，心想：“‘猪’到了这里，有糠（康）、橡子吃，还有泔（干）水喝，这可不就是朱家万世发展的吉地嘛！”他对这个地方非常满意，当即决定把这里作为自己的陵地，奠万世之基。于是马上下旨封黄土山为他的“万年吉壤”，恰逢这一年是朱棣五十大寿之年，遂封其山为“天寿山”。天寿山就是长陵后面的那座山。并且，他下旨，以后每建一座陵墓，都各选一座山峰为背景。
在明朝十三个陵墓中，除了末代皇帝崇祯的思陵，其他十二座陵墓前都有一座龟驮碑。这是怎么个缘故呢？
龟驮碑，也被称为神功圣德碑，因碑下以龟为趺（底座）而得名。龟在神话传说故事中被称为龙子。龙一共有九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喜欢背着沉重的东西，它就是龟。龟是长寿的象征，自古以来都受到人们的喜爱。
皇帝用龟为碑趺，有什么说法吗？主要的原因是，在皇帝的心中，他们就是来自天上的龙，是真龙天子，而龟作为龙的儿子，又喜欢背沉重的东西，为龙父即皇帝背点东西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很多人不禁要问：明朝作为科技落后的古代，当时的技术并不发达，工匠们是用什么方法将巨大的石碑立到龟背上的呢？
关于其具体方法，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民间有一个与此相关的传说，也就是“龟不见碑”的传说。这个传说来自日本刻本《文海披沙》：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明成祖朱棣为其父亲建碑时，由于龟趺过高，石碑怎么都没办法立上去，工匠们尤其是工程主管人员见状着急万分。就在他为此而寝食难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位仙长一直对他说一句话：“想立此碑，必须龟不见碑，碑不见龟。”这位主管人员醒来后，反复琢磨这句话，后来终于想通了。
他马上来到工地上，让人把土运到龟背上去，并且将龟给埋起来，然后顺土坡将石碑拉了上去。待将石碑立起来后，才又去掉了龟背上的土。就这样将碑立到龟背上了！
想必明十三陵中十二个陵墓前的龟驮碑就是这里建造出来的。
这个故事虽然是个传说，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可“龟不见碑”的说法却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其依据就是“堆土法”。
在明朝十三陵中，除思陵外的十二座陵墓前，都有一座龟驮碑，定陵就是那十二陵之一。可奇怪的是，在定陵石碑的背面右上角，至今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块白圆形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其实，这块白圆形的痕迹与一个被称为“定陵月亮碑”的传说有关。
在明朝的众多皇帝中，明神宗算是比较昏庸、碌碌无为的一位，他登基非常早，在10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皇位，在21岁的青春之龄就四处张罗着为自己建造陵墓。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地不务正业了。
费了很大力气，花费了很多钱财，明神宗的陵墓终于造好了。这下他可以安心处理朝政了吧！可是他不！自陵墓建好后，他就开始了长达25年的不上朝的生涯。不上朝干什么呢？宅在深宫后院里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呀！
明神宗就这浑浑噩噩地过了一段日子。一天夜里，他正在睡觉，忽然做了一个梦。在梦境中，他看到面前站着一个红发、红脸、穿红衣服的人。这个人也不说话，就一直拿眼睛瞪自己。明神宗看了非常害怕，他赶紧问道：“你是什么人，竟然私自入侵皇宫？”
只听那个全身是红的人说道：“告诉你吧！我就是火神爷，你的不务正业和荒淫无道，天廷早已经发觉，我就是奉玉皇大帝的命令来惩罚你的，我要把你那劳民伤财建成的定陵给烧个干干净净，看你能不能清醒清醒！”
明神宗可是皇帝哎！平时听的尽是软言细语，哪里受得了这种呵斥，就非常生气，他仗着自己是大明朝的皇帝，对着那位火神爷大喊：“我们朱家当了那么多年的皇帝，气数远远未尽，岂能怕你！帝王的陵墓，自有神仙保佑，谅你不敢对它怎么样！”
火神爷听了，也没有发火，只是平和地说：“既然你这么说，那咱俩打个赌如何？”
“赌就赌，朕还怕了你不成！”明神宗说。
“我要是最终烧了你的定陵，怎么办？”火神爷问。
定陵
明神宗轻蔑地冷笑了一声，说：“谅你也烧不了神仙护佑的定陵。如果真被你烧了，那就让我的一只眼睛给瞎了！”
谁知，明神宗的话音还没有落，火神爷竟大笑着离去了。
明神宗一下子被吓醒了，便想睁开眼看看周围到底有没有什么火神爷，却发现自己的左眼怎么看都看不清东西。几天后，他的左眼便全瞎了。
明神宗心里害怕了，从此一病不起，没多久就死了。
明神宗死后，被葬入定陵。可是令人深感奇怪的是，明神宗的右眼一直睁着，无论怎么摆弄都无法将其闭上。待将明神宗埋葬后，有人忽然发现，定陵石碑背面的右上角竟然马上出现了一个白圆形的东西。更加令人奇怪的是，自明神宗死后，以后每逢阴历的月底和月初，这个白圆形的东西就发出亮光。当地老百姓都说，这个白圆形的东西就是明神宗的右眼变的，因为他怕火神爷真的要来烧他的定陵，所以安排右眼天天盯着。时间久了，当地的老百姓就称其为“定陵月亮碑”。
虽然有了这个白圆形的东西，定陵还是没有逃脱掉被火烧的命运。历史上，它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大火烧。如今，定陵宫内还遗留着几次大火烧后的残迹——祾恩门和祾恩殿只剩下一个个光秃秃的柱础石，地面建筑被烧得精光。
自从定陵经历了这几次火灾之后，那个“月亮”便不再发光了。
明朝第四位皇帝是朱高炽。朱高炽47岁当上了皇帝，改元洪熙，可他只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10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死后谥庙号为“仁宗”，葬于献陵。
献陵，位于天寿山西峰之下，是朱高炽及其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与其他陵墓相比，它的整个建筑格局非常特别。在陵墓的中间有一道小山，这座小山将陵墓的两个院落相互隔离开来，互不相连。在山的前面，是祾恩殿；在山的后面，是宝城、明楼，这座小山正好从正面挡住陵园的明楼和宝城。别看这座山既小又普通，它可是明朝皇家的一条“龙脉”所在呢！
据史料记载，献陵的建造形制非常讲究风水理论。众所周知，皇家陵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地点要最大程度地接近“龙脉”。前面提及的这座小山就是“龙脉”的象征。当时在建造献陵的时候，就是因这座小山形如几案而被当作“龙脉”而完好保存下来的，史书上称为“玉案山”。
“玉案山”是正史上的名称，其实关于这座小山，还有一个传说中的名字呢！这个名字非常奇怪，它叫作“遮羞山”。其名称来历，与明仁宗有关。
称朱高炽为“仁宗”，一点也不虚，用得非常贴切，因为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像他那样关心百姓疾苦的实在不多。由于朱高炽很有才华，所以朱元璋经常让他帮助自己批阅奏章，而朱高炽选批最多的是那些关于百姓生活的，尤其是与各地上报灾情有关的奏章。朱元璋很诧异，就故意问他原因。他毫无犹豫地说：“孙儿觉得民以食为天。现下有的地方闹灾，民不聊生，乃是最急迫的事情，才请皇爷优先处理。”朱元璋从此更加喜欢这个孙儿了，并亲自册立他为燕王世子。
可忧国爱民的一代“仁”君，死后却没有得到一个好名声，反而不断地被后世人嘲笑、讥讽。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相传，故事发生在朱高炽还在做太子的时候。当时的太子，可以有条件地自由出入皇宫中。当时，皇宫中有个规矩，即“凡夜晚宫中妃子门口挂红灯，太子方可进入。挂绿灯，表明内住长辈，不得入内”。一天夜里，朱高炽见一寝宫内的窗棂上挂着红灯，便将侍从们打发走，自己进了这个寝宫。待其宽衣上床后，竟然发现床上躺着他父亲的妃子……
这件事被传出后，引起皇宫内一阵疯狂的议论，有的说朱高炽对比自己大几岁的那个皇妃早有情意，那天夜里，是他事先将皇妃寝宫前的绿灯摘下，换上了红灯。也有人说，是这个皇妃早就对朱高炽暗生了情意，她故意将绿灯摘下来，换上了红灯。但不管真相是什么，事情已然发生了，还在当时被传得沸沸扬扬。
几年后，当年的太子登上了皇位。一天，有个大臣无意中提及了此事，朱高炽听了非常不高兴，同时连忙矢口否认，并向天发誓说，如真有此事就让天上的龙将自己吞了。不料朱高炽的话音还没有落，从金銮殿上还真的飞下来一条龙，这条龙一口就将朱高炽吞了下去。大臣们见状，赶紧救驾，可哪里还来得及，只抢回朱高炽的一只靴子，后来就只好将这只靴子葬入了陵墓。嗣皇帝宣宗为了遮掩此事，特意把真正的陵体安排在玉案山之后。从此以后，当地的老百姓就称朱高炽的陵墓为“靴陵”，称“玉案山”为“遮羞山”。而明廷为了遮丑，就把“靴陵”改称“献陵”了。
景陵的墓主是明宣宗朱瞻基。说起朱瞻基来，还很有说头呢！他从小就非常聪明伶俐，深受他爷爷明成祖朱棣的喜爱。成年后的朱瞻基也非常有才能，他为父亲朱高炽太子地位的巩固贡献了很多力量。
在登上皇位后，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卓越的统治才能：平息了其二叔父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对蒙古贵族的南侵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和防御……史称宣宗朝为“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岁不能灾”。
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朱瞻基只活到38岁就病逝了。太子朱祁镇登上皇位后，根据传统的风水理论，为父亲在黑山选定了陵址，建成了景陵。从此，黑山便和景陵联系在了一起。
“黑山”是正史里对这座山的称号，其实当地人都称这座山为“囤山”，这是为什么呢？
传说，这和朱瞻基有很大关系。这其中还有一个以朱瞻基与一位叫汉久春的民间女子为主人公的故事呢！
据说，一天，朱瞻基下江南微服私巡，在那里遇到了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朱瞻基对这位女子一见钟情。细打听之下，才知道这位女子名叫汉久春。可令朱瞻基垂头丧气的是，汉久春是一个寡妇，她的丈夫在她还没有过门的时候就病死了。
朱瞻基左思右想，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对汉久春（旱九春）的爱慕之情，他当即将她接回了宫里，并为了改了个名字，叫作汉囤儿。
这汉囤儿进宫后，对朱瞻基说：“若让我安心和您待在宫里，您需答应我三个条件。”
朱瞻基听了，忙点头不已。
“第一，不许给我改名字（汉久春的意思就是‘汉族天下春长在’），第二，您要免除我家乡的三年赋税，第三，您要将全国所有的苛捐杂税都要废除。”汉囤儿说道。
朱瞻基为了讨得汉囤儿的欢心，赶紧答应了这三个条件。谁知，汉囤儿进宫的第一天夜里，趁朱瞻基和侍从们不备，一头撞墙给撞死了。
汉久春的死不知为什么竟然让东海龙王大发雷霆，他当即和土地爷商定：在朱瞻基在位的九年时间里，一滴雨都不落下，让天下大旱九年。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九年时间里，虽然天下大旱，一滴雨都没有落下，可是，地面上却是这样一番景象，即“井水洇四十，河水洇三十，露水搭三分”，庄稼地里每年的收成都非常好。
十三陵神道上的石马
朱瞻基对这一奇怪的事情至死都没有弄清楚原因。后来，为了表达对汉囤儿的怀念之情，他下旨改景陵北面的黑山为“囤山”。
从此，当地的老百姓都称这座山为囤山，一直叫到了现在。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位皇帝。他9岁登极，23岁因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所俘而失去帝位，31岁又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38岁时驾崩。从其短暂的人生经历来看，朱祁镇的命运比其他很多皇帝都要坎坷。
其实，朱祁镇不但命运坎坷，在他的身上还发生过一件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儿，那就是他到死都无法确定自己的生母到底是谁。
关于朱祁镇生母的说法，主要有三个，一个说他的生母是孙贵妃，一个说他的生母不详，另一说是他的生母实际上是一名宫女。这三种说法哪一个属实呢？
明英宗像
孙贵妃说。关于朱祁镇的生母是孙贵妃这个说法，史书《明书》、《明实录》等都非常赞同。孙贵妃，10岁的时候就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成祖推荐，选入内宫抚养。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被册封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她就被册立为贵妃。据史书《明书》中记载：“宣宗孝恭皇后孙氏，邹平人。幼有美色。父忠，永城县主簿也。诚孝皇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时时入禁中，言忠有贤女，遂得入宫。”孙贵妃于“宣德二年十一月，生英宗皇帝”。朱祁镇的出生，为孙贵妃夺取后位打下了深厚根基，成为她争夺后位的重要砝码。后来，胡皇后被废，孙贵妃被册封为皇后，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母凭子贵”。
狸猫换太子说。这一说主要是讲，当年，宣宗对孙贵妃万分宠爱，但孙贵妃肚子不争气，总是怀不上孩子，为此茶饭不思、闷闷不乐。宣宗为了解爱妃的烦闷之情，便和她一同策划、主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法，将“太子”的生母给换成了孙贵妃。
宫女说。还有很多人认为，朱祁镇的生母是一名宫女。据说，当年，孙贵妃虽然颇得宣宗的喜爱，但她认为，宠爱可以保障自己一时，权势可以保障自己一世，她很快就瞅准了“皇后”这个宝座，每天绞尽脑汁地想把皇后给“弄”下去。想什么法子呢？当时，宣宗的子嗣一直不兴旺，皇后没能生下皇子，孙贵妃心想：“自己若能有一个皇子，或许就能据此而登上皇后宝座。”于是，她想到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法子。她让宫人四处打听有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了身孕。还真巧，当时就有一位宫女怀了龙种，她便派人将这名宫女接了过来，专门将她安排在一间秘室中，每日好生照料，秘密看管。然后又将御医买通，对外宣称自己怀了身孕，并伪装了很多怀孕的迹象。后来这名宫女顺利产下了一个皇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自己宫中，并将这名宫女秘密处死。这名小皇子便是明英宗朱祁镇。关于这个说法，史书也有记载，《明史稿》说，孙氏“子宫人子，于是眷宠日重”，查继佐《罪惟录》也说，孙贵妃“宠冠后宫，宫人有子，贵妃子之”。
以上说法中，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呢，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朱祁镇的生母是谁，都改变不了他是龙脉、是龙子的事实。
茂陵的墓主是明朝的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朱见深生于1447年，卒于1487年，是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
早期的朱见深非常爱国忧民、体察民情，勤勤恳恳地处理国事，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可是，在他的执政晚期，却只知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
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执政初期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干着干着就走了下坡路，到最后，昔日的雄心被惰性所取代，最终无法流芳千古。由此说来，明宪宗朱见深由早期的勤勉转化为后期的昏庸，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儿。
茂陵明楼
这里我们为什么要专门谈论朱见深呢？是因为他与大他17岁的宠妃万贵妃那一段传奇姐弟恋。说起来，执政晚期的朱见深整日地沉溺于后宫中，主要就是和万贵妃在一起。朱见深对万贵妃的爱非常深，以致1487年万贵妃去世不久，他就在悲痛中于同一年也随她而去了，享年仅41岁。
我们可以看出来明宪宗对万贵妃的感情有多深，她在他心里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是什么原因使得明宪宗一生对大自己17岁的万贵妃这么爱呢？留给了后世研究者无数的问号。她既没有惊人的美貌，也没有显赫的家势，更没有花季一般的年龄，她究竟凭借什么独受恩宠二十年呢？
万贵妃，生于1430年，卒于1487年，小名叫作贞儿，祖籍青州诸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益都县一带，她的父亲叫作万贵，是一名县衙掾吏，因犯法而被发配到边疆。万贞儿早在4岁的时候，就被选入宫中，在朱见深的母亲孙太后宫中服侍。进入少女期以后，万贞儿越发娇艳，加上她聪明伶俐，很得孙太后的喜爱，于是成为孙太后身边的“小答应”。及至她19岁的时候，被太后选为太子朱见深的贴身侍女，当时的朱见深才刚刚两岁。
万贞儿对朱见深的保护和照顾，可以说是尽职尽责的，做为一个情窦初开却无法拥有正常婚姻的少女，她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照看的孩子身上。这时期的万贞儿表现出了一个女性的柔美和坚强，对朱见深来说，是一个亦母亦妻的角色。
1465年明英宗去世后，16岁的朱见深登基，成为明朝第八位皇帝。当时的万贞儿已经是33岁的高龄女人了，但半老的她依然风情不减，而且更加懂得迎合圣意，所以朱见深对她万分宠爱。明朝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对万贵妃所受的恩宠感慨道：“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
而万贞儿也仗着皇帝对自己的宠爱，肆无忌惮、横行后宫，从来不把皇后放在眼里。吴皇后对此非常愤慨，一次揪着万贞儿的错，令人打了她几板子。万贞儿气愤之下，在朱见深面前添油加醋地胡说了一通，朱见深大怒之下下诏“废后”，并将吴皇后打入冷宫，改立王氏为后。
王皇后眼见着吴皇后的遭遇，心里战战兢兢，对万贞儿万分忍让。王皇后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以及皇帝对万贞儿的宠幸，一度使万贞儿成为当时后宫真正的主人。
可这样的地位，对于万贞儿来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一心只想登上后位。而登上后位的最好的理由就是诞下小皇子，而后母凭子贵，就有可能被封为真正的皇后。因此万贞儿整天纠缠着朱见深，尽量不让他到别的嫔妃那儿去。功夫不负苦有心人，很快万贞儿就怀了孕，为朱见深生下了一个皇子。朱见深高兴之下，几次想立万贞儿为皇后，但都遭到了太后和大臣们的反对，最终册封她为贵妃。可惜的是，小皇子很快就夭折了，从此以后，万贞儿就丧失了生育能力。
丧失生育能力之后的万贞儿万念俱灰，她将满腔的仇恨都洒在了其他妃嫔的身上。据《明史》记载，万贞儿“母以子贵”的梦想破灭后，她为了达到“擅宠”的目的，便开始千方百计迫害未出生的皇子，通过买通太监给怀孕的妃嫔灌药，导致“饮药伤坠者无数”……从此，后宫中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听到怀孕这个词，人人色变。而朝廷的大臣们看到皇帝即位多年，仍然没有子嗣，以为是皇帝太专宠万贞儿的缘故，纷纷上书劝告皇帝要广施恩泽，博爱后宫，不能专宠一人。后来，朱见深偶然临幸纪氏，使她怀孕生子。太监张敏感叹朱见深没有儿子，便动了恻隐之心，私自将堕胎药量减半，竟保住了孩子，即为孝宗。《明史》对此记载到：“孝宗之生，顶寸许无发，或曰药所中也。”孝宗的出生，让朱见深知道了万贞儿以前的种种恶行，但从小养成的依赖习惯使他仍然对万贞儿无计可施、未加责罚，相反却是一再的退让和一如既往的宠爱。
万贞儿眼看皇子已经降生，而自己的恶劣行径又被皇帝知道了，便渐渐地放下了争夺皇后之位的事情。从此以后，她便放松了对其他嫔妃的迫害，自此宫中喜讯频传，朱见深的儿女接连诞生。
1487年，当时的万贞儿已经58岁，她在一次怒打宫女时，因身体肥胖心脏负荷量大，加上怒气冲顶，竟一口气没有接上来而猝死。朱见深听到万贞儿的死讯后，悲痛万分，哭得死去活来，还宣布为万贵妃罢朝七日，以皇后的礼仪将她下葬在天寿山西南，并给她上了一个上好的谥号“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从此朱见深郁郁寡欢、萎靡不振，经常长吁短叹：“贵妃去了，朕也要跟着她去了。”没过多久，他就在这种忧愁中一病不起，追随万贞儿而去。
泰陵的墓主是明朝的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朱祐樘生于1470年，卒于1505年。他在位期间，努力扭转先帝在位时的腐败情况，驱逐奸佞，勤于政事，任用贤臣，使明朝再度出现中兴盛世的局面，被后世人称为“弘治中兴”。
朱祐樘虽然勤勉刻苦，取得了很多功绩，但他身体不好，一直柔弱多病，最终只活了36年。
朱祐樘的人生命运是不幸的，不仅仅因为他英年早逝，还因为他有个非常坎坷的童年时代。
朱祐樘的生母纪氏非常普通，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纪氏的父亲是广西某地的一位土司，后来参与到了一场暴乱中。暴乱被朝廷平息后，纪氏被俘，后被送入皇宫中，被安排做了在内廷书室看护藏书的活儿。
一天，明宪宗偶然从内廷书室路过，看到了纪氏，见她年轻貌美，又满是娇羞之态，心里喜欢，便宠幸了她。就是这一次宠幸，使纪氏怀了孕，也使她的命运走向了终点。
当时后宫中真正的主人是万贵妃，她独揽皇帝的万千宠爱，在后宫中为非作歹、横行霸道，连皇后都忍让她几分。这个万贵妃比皇帝要大出17岁，自从一个儿子夭折后，便丧失了生育能力。丧失生育能力后的万贵妃，对宫中的孕妇大下毒手，导致宫中出现了“谈孕色变”的局势。
在这种情势下，想来那纪氏的命运好不到哪里去。万贵妃听说纪氏怀孕的事情后，恼怒万分，便下秘旨让太监宫女们暗暗地给纪氏下堕胎的毒药。其中一个太监感叹明宪宗没有儿子，便动了恻隐之心，偷偷地将堕胎药的药量减轻了一半，没想到竟然保住了纪氏的孩子。万贵妃虽然下令让人给纪氏下了堕胎药，但仍然不放心，便将纪氏贬到了冷宫。
纪氏就是在冷宫艰苦的环境下慢慢地挨过了孕期，偷偷地生下了朱祐樘。后来，纸包不住火，纪氏偷偷生下龙子的事情还是被万贵妃知道了。万贵妃知道后，又派太监张敏将龙子溺死。但忠诚、讲义气的张敏非但没有将龙子害死，反而又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帮助纪氏将龙子秘密藏了起来。后来，被万贵妃通过计谋废掉的皇后吴氏也偷偷地帮着养育龙子。其间，万贵妃几次搜查，但都没有找到这个孩子。朱祐樘就这样好不容易被养到六岁。
一天，明宪宗坐在宫殿里默默叹息，太监张敏上前伺候。明宪宗对他发牢骚说：“我年纪也不小了，却连一个儿子都没有，教我如何是好啊！”
张敏听了，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下了决心，便将纪氏生皇子、偷偷养皇子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了明宪宗。明宪宗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命令去接皇子。当明宪宗第一次见到皇子朱祐樘时，竟然心疼得泪流满面。因为，当时的朱祐樘着实非常可怜：由于长期的东躲西藏，他面容消瘦、皮肤黝黑，甚至连胎发都还未剪、拖至地面。由此可见，朱祐樘曾经受过多少苦。
明宪宗得知儿子朱祐樘的存在后，当天便将群臣召来，将朱祐樘介绍给群臣，并于不久后颁诏天下，立朱祐樘为皇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
但不久后，纪氏就暴死在了宫中，太监张敏也吞金自杀。很明显，这是万贵妃下的毒手。明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太子朱祐樘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官内抚养，这才使朱祐樘安全地生活在宫中。
万贵妃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迫害朱祐樘，但都被机警的他给躲过了。后来，万贵妃又想办法让明宪宗另立储君，废掉朱祐樘的太子之位。明宪宗向来对万贵妃言听计从，在万贵妃的“穷追猛打”下，也渐渐有了更换太子的意思，但他的这一意思遭到了朝中群臣的强烈反对。
正当明宪宗和群臣双方争持不下的时候，山东泰山一带突然发生了强烈地震，有风水大师说此次地震的原因是上天警戒不要改立太子，如改必将引起天下大乱。明宪宗心里非常害怕，心想泰山是皇家要地，是只有秦皇汉武才能上去的，便放下了改立太子的想法。朱祐樘的太子之位这才给保了下来，在万贵妃猝死、明宪宗因悲伤过度而去世后，便登上了皇位，成为明朝的第九位皇帝。对此，《明史》有明确记载：“孝宗建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讳祐樘，宪宗第三子也。母淑妃纪氏，成化六年七月生帝于西宫。时万贵妃专宠，宫中莫敢言。悼恭太子薨后，宪宗始知之，育周太后宫中。十一年，敕礼部命名，大学士商辂等因以建储请。是年六月，淑妃暴薨，帝年六岁，哀慕如成人。十一月，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八月，宪宗崩。九月壬寅，即皇帝位。”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的第十位皇帝，他是明孝宗的长子，弘治五年（1492年）被立为皇太子，弘治十八年（1505年）即位，改翌年为正德元年，所以他又被后世人称为正德帝。
朱厚照的生母是张皇后，由于明孝宗一生只宠爱张皇后，而张皇后只为孝宗生了两个儿子，次子又早夭，所以，朱厚照从小就被视为掌上明珠、备受宠爱。年少的朱厚照非常聪明，一点就透，按理说他应该成长为一个好皇帝，成就一番伟业，但正是周围良好的环境、溺爱的氛围，毁了这个聪明的少年。
他在位期间，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游戏国政，为了行动更自由，废掉了尚寝官和在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的职位。诸位大臣轮番上奏，甚至以请辞相威胁，但小皇帝总摆出一副宽厚仁慈的样子，认真地回答说“知道了”，实际上依旧我行我素，大臣们也无可奈何，到了后来，只要朱厚照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大臣们干脆不再管他，可见朱厚照性情的顽劣。他不仅游戏国事，还沉湎于玩乐中，重用以刘瑾为首、号称八虎的东宫八个随侍太监。在这八个随侍太监的蛊惑下，他的胆子更大了，后来竟然连早朝都不愿上了。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明朝老百姓的生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由于朝政的荒废，大量百姓流离失所，于是爆发了叛乱。但这场叛乱的主角不是老百姓，是明朝皇室其他人。这个人就是宁王朱宸濠，他妄图效仿永乐帝，趁朱厚照不理朝政期间，组织了叛乱活动。但朱厚照知道宁王叛乱的事情后，并没有着急应对，而是趁机南巡，后来御史王守仁平定了宁王的叛乱。朱厚照听了宁王叛乱被平息的消息后，也是没什么感觉，而是开始在江南游玩开来。在一次游湖时，他不慎落水，由于当时天气寒冷，他被救上岸后，就大病了一场。加上他平时沉溺于女色，消耗了身体，落水又让他的身体雪上加霜、日益虚亏，最终病死，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
明武宗像
算来朱厚照在位共16年，死的时候年仅30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充满了各种争议：有人说他极富个性，一生追求自由，但也有人认为他荒淫无道，一生痴迷于情色中，无法自拔。到底朱厚照是怎样的一个人，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后世关于朱厚照的传奇故事有很多，其中最典型的是他私设豹房的故事。据说，他整日地沉溺于享乐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违背历朝祖训和社会习惯，耗巨资在西华门另筑被称为“豹房”的宫殿，专门供自己享用。
其实，除了这一个故事外，朱厚照还有一个故事也非常惹人诟病，它就是“正德无儿访嘉靖”的传说。
相传，朱厚照在位期间，为了游玩形式的多样化，多次微服私访。一天，他来到了山西大同城郊的李家村，看到一位名叫李凤的女子长得十分灵巧可爱，便一下子喜欢上了，准备将李凤抢到京城。可是朱厚照毕竟是一个风流皇帝，他喜欢谁不喜欢谁都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他携着李凤刚走到居庸关，就又遇到了另一位美女。见异思迁的他赶紧将李凤给放了，将另一位美女抢到了皇宫。
谁知这李凤后来竟然怀上了龙种。一年后，她便悄悄地生下了一个男孩。后来，李凤终日郁郁寡欢，最终郁闷而死。李凤死后，当地的老百姓为她在居庸关南山坡上建了一座坟墓，因这座坟墓上长满了白草，所以又被称为“白凤冢”，至今此冢还是“关沟七十二景”之一呢！
朱厚照的命非常短，他在30岁的时候就死了。由于他生前没有子嗣，大臣们便在由何人继承皇位上发了愁。就在这时候，当年曾经跟随朱厚照微服私访的一位大臣突然想到了李凤，他听说了当年李凤诞下龙种的事情，但觉得不光彩，有损皇家颜面，便没有告诉朱厚照。想起李凤后，他便和其他大臣火速来到了李家村，找到了李凤诞下的那个皇子，将他带回了皇宫，继承了皇位。这个皇子就是嘉靖皇帝。
后来，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传说，由于朱厚照年号正德，所以老百姓们都戏称为“正德无儿访嘉靖”。
昭陵是目前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规模复原修葺的陵园，也是陵区正式开放的旅游景点之一，其墓主是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朱载垕，明世宗的第三个儿子，生于1537年，卒于1572年，享年36岁，也是一位短命的皇帝。
明朝时期，共有十六位皇帝，在这十六位皇帝中，论平庸，朱载垕是数一数二的那个。据史料记载，他在执政的初期，还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的，不仅行事节俭，还有许多振兴之举。面临先帝明世宗朝遗留下的严重财政危机和不安定因素，他任用一批出色的内阁大臣，使朝廷政治出现了新的起色。但他毕竟是在蜜罐中长大的，从小过得就是花天酒地的享乐生活，其初政之美仅维系了六个月的时间，便厌烦了繁忙的政务，此后不怎么过问，整日沉溺在后宫的享乐之中。
幸运的是，明穆宗虽然不怎么爱理国事，却用人不疑，很能采纳内阁大臣的意见。而且他的内阁大臣一个比一个有才，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可都是名垂千古的大政治家，为穆宗时期的国家振兴出了很多好点子。因此，朱载垕虽然在位时间不长，没有形成“中兴盛世”的局面，却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明世宗朝所遗留的一系列政治危机的形势。因此后人评价说：“朱载垕的用人不疑、大胆放手，使得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重大的改观，可以说朱载垕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朱载垕死后，被葬入昭陵。昭陵曾经有两次兴建历史，颇具传奇性。很多人不禁疑惑：昭陵为何两次兴建？花费了多少银两呢？
朱载垕死后，明神宗继承皇位。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先帝朱载垕修建陵墓。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之后，明神宗最终将朱载垕的陵墓选在了大峪山。
自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中旬开始，声势浩大的昭陵兴建工程就开始了。当时有很多大臣负责这项事情，足见明神宗对这项工程的重视。正是因了明神宗对工程的重视，工程进展的速度很快，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全部竣工了。
可是，昭陵工程的速度虽然上来了，但质量方面却没有什么保证。正是因为工期短，工人施工方面不是特别仔细，导致一年后，陵园建筑便出现了地基沉陷的问题。据有关史料记载：“六月以来，阴雨二日，本陵祾恩门里外砖石沉陷。”“祾恩门、殿等处沉陷甚多，至于宝城砖石翻塌损伤，更为可虑。”……由史料可以看出，当时昭陵的多个建筑都有问题。
明神宗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怒，将主管该工程的大臣严重惩罚了一番，并削去了他们的职位。与此同时，又另派新的大臣负责昭陵的重建工程，于是有了昭陵的第二次兴建。
昭陵的两次兴建，花费了朝廷的巨额资金，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据史料记载，其第一次兴建，共花费了库银390932两，这还不包括其中神木等三厂的木植用银、大通桥厂的白城砖用银、大石窝等厂旧石料的折银及户、兵二部雇抵班军工食行粮等用银。关于第二次兴建工程的花销数额，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前后两次兴建共用银150余万两。由此可见，第二次兴建工程花费数额是多么惊人了！据史料记载，明隆庆年间朝廷的总收入也才230万两，仅昭陵的修建就用了150余万两，可见明神宗为昭陵的修建是如何地费尽心思。
由于兴建昭陵花费的数额巨大，当时的工部库银已经匮乏到了极点。而后再修缮涿州桥时，工部已经拿不出多少银两了来雇佣工匠了，最后不得不由辅臣张居正恳请明神宗向太后求援，由太后解囊捐银，雇工修缮涿州桥。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说起其皇家陵园，很多人都会提及清东陵和清西陵。
自大清入关以后，共产生了十位皇帝，除了末代皇帝溥仪没有自己的陵墓之外，其他九位皇帝都建造了陵墓，分别位于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陵区内共有五位皇帝的陵墓，分别是清朝入关第一帝顺治皇帝的孝陵、在位时间最长的康熙皇帝的景陵、风流倜傥的乾隆皇帝的裕陵、短命可怜的咸丰皇帝的定陵以及死因不明的同治皇帝的惠陵。清西陵陵区内也有五位皇帝的陵墓，他们分别是严谨勤勉的雍正皇帝的泰陵、优柔寡断的嘉庆皇帝的昌陵、柔弱不堪的道光皇帝的慕陵以及一生追求自由而不得的光绪皇帝的崇陵。除了以上五位皇帝的陵墓外，还有一座没有设陵的坟墓，它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墓。
其实，除了清东陵和清西陵外，清朝的皇家陵园还有一处，那就是清朝定都北京之前，建在辽宁盛京的三座祖陵。这三座祖陵被称为“盛京三陵”，分别是开创满清皇室基业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以及内葬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及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的永陵。
盛京三陵加上清东陵和清西陵，构成了一组清朝帝陵体系，浓缩了清朝的历史。
永陵
一、盛京三陵之福陵
福陵是清朝命名的第一座皇陵，其墓主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该陵始建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竣工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后经康熙、乾隆两帝增建，方具备了今日的规模。
二、盛京三陵之昭陵
昭陵是盛京三陵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皇家陵墓，其墓主是清太宗皇太极，因位于沈阳市的北端，所以又被称为北陵。该陵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竣工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后经康熙、嘉庆两帝增建。
三、盛京三陵之永陵
永陵是清皇室的祖陵，在盛京三陵中虽然是规模最小的，但属于三陵之首，其墓主有很多，分别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及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该陵始建于1598年，被清皇室视为“兆基帝业钦龙兴”之地，所以终年香火不断。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嘉庆皇帝、道光皇帝等人曾先后九次亲自前来永陵祭祖。
四、清东陵之孝陵
孝陵位于昌瑞山的主峰下，其墓主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帝。孝陵是清东陵的主体建筑，内葬着顺治皇帝、康熙皇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和孝献章皇后董鄂氏。孝陵是清东陵诸陵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陵墓，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在清朝的早期，实行火化的制度，所以孝陵中只有三个人的骨灰；另一方面，在民间传闻中，顺治皇帝并没有真正地去世，而是出家了，所以，人们认为，孝陵中只有顺治皇帝用过的一把扇子和一只鞋，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五、清东陵之裕陵
裕陵位于孝陵的西侧，其墓主是拥有“十全老人”之称的乾隆皇帝。由于乾隆皇帝在位时期，处于“康乾盛世”时代，有财力又有物力，所以该陵被建造得非常豪华、精致，其地宫是清陵开放的地宫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座，犹如一个石雕艺术大宝库。
六、清东陵之景陵
景陵位于孝陵的东侧，其墓主是康熙皇帝。景陵以布局严谨、工艺精湛著称。其主要景点之一是圣德神功碑亭。当年雍正皇帝认为父亲康熙皇帝才能卓绝、功绩非凡，一碑不能尽述其丰功伟绩，遂采用了双碑的布局。
七、清东陵之定东陵
定东陵是我国现存规制豪华、体系较完整的一座皇后陵寝建筑群，其墓主是“垂帘听政”的主角慈禧太后。该陵的修建工期特别长，一直修建了十年之久。可是，慈禧太后看了还是不满意，竟然不惜浪费人力物力，将其拆了重建。该陵其中一个主要的景点是隆恩殿前的龙凤彩石，凤在上龙在下，这是慈禧太后专门命令工匠们雕制的，充分地将其野心表现了出来。
八、清西陵之泰陵
泰陵是清西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墓，也是西陵陵园的核心部分，其墓主是使得“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雍正皇帝。
九、清西陵之昌陵
昌陵位于泰陵的西侧，是清西陵诸陵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皇陵，其墓主是嘉庆皇帝。昌陵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于清朝的诸陵都是皇帝本人或者嗣皇帝为先皇建造的，只有昌陵是父亲乾隆皇帝为儿子嘉庆皇帝督造的。
十、清西陵之慕陵
慕陵是清西陵诸陵中规制最为简约的一座，其墓主是道光皇帝。慕陵的名称缘由是这样的：道光皇帝死后，咸丰皇帝继承了皇位，一天他重读道光皇帝的遗诏，看见其中有“其慕与慕也”这么一句话，顿时理解了父亲的意思，遂取同音字，将道光帝的陵墓取名为慕陵。
十一、清西陵之崇陵
崇陵皇帝的墓主是光绪皇帝，该陵安在了清西陵，是我国现存的帝陵中的最后一座。据说，在光绪皇帝做傀儡的时代，还专门修有一条从高碑店至梁各庄的铁路，专供帝后拜祭皇陵使用。崇陵是在光绪皇帝死后才修建的，直至清朝灭亡的时候都没有竣工，后来在大臣梁鼎芬向逊清遗老捐集款项后才得以继续修建而成。
在元明清三个朝代里，元朝皇帝没有陵墓，明朝皇帝的陵墓众多，相互间构成了非常有名的明朝十三陵，清朝的皇帝陵墓也有很多，但与明朝十三陵不同的是，清朝的皇帝陵墓没有在一块儿，而是分属东陵和西陵两个陵区。
清入关以后，十个皇帝，除末代皇帝溥仪没有设陵外，其他九个皇帝都分别在河北遵化县和易县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陵园。由于两个陵园各距北京市区东、西一百里，故称“清东陵”和“清西陵”。
东陵位于河北遵化市马兰峪西部昌瑞山主峰南麓，距北京100余公里，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该陵区的皇帝陵墓主要有顺治皇帝的孝陵、康熙皇帝的景陵、乾隆皇帝的裕陵、咸丰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惠陵。除了这五座皇帝陵墓外，还有四座皇后的陵墓、五座妃园寝、一座公主陵，共计十五座陵墓。近代著名的慈禧太后也葬在这里。
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15公里处的永宁山下，也是一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古代陵墓建筑群。该陵墓群的皇帝陵墓主要有雍正皇帝的泰陵、嘉庆皇帝的昌陵、道光皇帝的慕陵、光绪皇帝的崇陵、末代皇帝溥仪的墓。除了这五座皇帝陵墓外，还有三座皇后的陵墓，七座王公、公主、妃子园陵，共计十五座陵墓。傅仪是在他死后多年，其骨灰葬于清西陵的。
清东、西两陵，成为封建社会最后的二处陵址。
从陵墓布局来看，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的陵墓位于东陵，是东陵的第一座陵墓。而他的孙子雍正皇帝的陵墓位于西陵，是西陵的第一座陵墓。爷孙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分庭抗礼，后世的皇帝们也便只好东葬一个西埋一个，给后人摆了一个迷魂阵。
读者不禁好奇：清代皇陵为何要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两个陵呢？哪个皇帝应该被葬于东陵、哪个皇帝应该被葬于西陵，有什么规矩之说吗？要回答明白这个问题，还得从清朝入关，顺治帝亲选陵址说起。
清东陵的选址，历史上记载是顺治皇帝亲自选定的。清入关不久，京城便爆发了天花灾情，许多老百姓因得天花而死，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恐慌的状态中，清王朝的统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顺治帝本来身子就弱，对天花病更是忌惮万分。为了躲避天花灾情，他以狩猎的名义悄悄地离开了京城。
一天，他来到了当时的直隶遵化县（即今天的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的丰台岭一带，看到这里风景优美、山峦起伏、隆起的山脊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犹如条条奔腾的巨龙，不由自主地感叹道：“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以为朕寿宫。”于是，找了一块向阳的地方，向苍天虔诚祈祷了一番，将右手大拇指上佩戴的白玉扳指轻轻取下，小心翼翼地掷向山坡，然后对身旁的大臣们宣布：“落处定为佳穴，即可因以起工！”——顺治帝就这样将清东陵的地址选定了。
顺治帝的孝陵
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顺治帝选定陵址后，还没有来得及看到陵墓的修建，就早早离世了。顺治帝的儿子康熙皇帝即位后，就马上着手为父亲修建皇陵。他将丰台岭赐名为昌瑞山，并在该山下建造了孝陵。康熙死后，被葬在了孝陵的旁边，是为景陵。按照常理，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的陵墓也应该和父亲的在一起，建在孝陵和景陵的旁边。但令人奇怪的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雍正皇帝将自己的陵寝建在了远离遵化祖陵六百多里的易县泰宁山下，开辟了一个新的皇家陵园，即西陵。
清朝皇陵已经有了东陵一处，为什么雍正皇帝执意要新建一处西陵呢？关于这件事，历史上众说纷纭，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是报应说。当年，康熙皇帝死后，雍正皇帝继承了皇位。正经史书上记载的是雍正皇帝是按照康熙帝的遗命继承皇位的。但民间关于这件事却有不一样的说法，即很多老百姓说，是雍正皇帝先将自己的父亲康熙皇帝害死，在父亲死后又篡改他的传位遗诏，凭此登上了大宝。雍正皇帝虽然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大清朝名正言顺的皇帝，但是他心里一直愧对父亲，害怕自己的万年吉地靠近父亲的景陵，因此，便没有将自己的陵墓安排在东陵，而是新建了陵区，也就是西陵。
第二种说法是不满意说。据说当年，雍正皇帝初即位就着手为自己选择陵墓地址。起先，他派大臣带领风水先生到孝陵、景陵附近相度吉壤，经过反复勘察，竟没有一处使他遂心满意的地方，每一处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后来，好不容易将陵墓地址选在了东陵的九凤朝阳山上。可是，他看了大臣呈上来的陵墓构画图后，怎么着都觉得不太满意，认为其“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泥沙，实不可用”。雍正帝岂能容忍自己的万年吉地有如此重大的缺陷？因此毅然放弃了九凤朝阳山，派大臣在京畿一带再行相度。后来，经历了千辛万苦，选陵大臣终于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那就是今西陵所在的永宁山下。雍正帝去永宁山下查看了一番，心里非常满意，认为那里是“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沙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古咸备”。并认为“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于是当即下令，在永宁山下修建自己的陵墓。
把自己葬于永宁山下，雍正皇帝算是满意了，可是却给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出了一道难题：如果子随父葬的话，那么乾隆帝就应该也葬在西陵，可是这么做就昭示着他的父亲雍正违制；如果乾隆帝葬在了东陵，其儿孙们也都跟着他继续葬于东陵，那么西陵就只有雍正帝一个人了，难免会显得孤苦伶仃，又有失皇家的尊严。为了不厚此薄彼，几经权衡之下，乾隆皇帝特谕旨明示后代：“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上吉地即建在东陵界内之圣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运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属遵朕旨，溯源篇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此谕。”
从此，清帝陵墓便分葬于河北遵化的东陵和河北易县的西陵，由于易县陵区位于遵化陵区的西边，所以被称为西陵。
正是清朝皇帝这种忽东忽西的墓葬选择，形成了我们历史上一朝皇帝两处葬的独特风景，也给我们今天的世界留下两处珍贵的遗产——古老壮观的东陵和西陵。
在中国历史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盗墓的记载，但盗墓的主角是皇帝的几乎没有。可是，史书上没有记载并不代表实际上没有，在民间传闻中有这么一个说法，而且还被传得有鼻子有眼，那就是“乾隆盗木”的故事。
这个“乾隆盗木”故事的主角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清朝乾隆皇帝。说起乾隆皇帝来，几乎没有不知道的，最近一些年流行的一些“清宫戏”中，乾隆皇帝这个“皇阿玛”不时地在荧屏上出现。
乾隆皇帝，名字叫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是雍正皇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他从小就深得祖父康熙皇帝的喜爱，据说，当年康熙皇帝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孙子，才把皇位传给了老四胤禛，即雍正皇帝。从中足见乾隆皇帝的聪明、智慧、惹人喜爱。后来，乾隆皇帝也还真没有辜负爷爷和父亲的希望，在他继位期间，社会稳定，百姓安康，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绝唱，即“康乾盛世”。
可如此聪明、智慧、名臣千古的一代帝王，为什么干起了挖人坟墓的事情呢？“乾隆盗木”的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长陵楠木大殿
说起“乾隆盗木”的故事，那可就说来话长了。
据说，有一天，乾隆皇帝闲来无事便去明朝的十三陵巡视，刚走到享殿，就闻到了一股奇香，他非常好奇，就转进殿里面查看了一番。可令人奇怪的是，殿里既没有什么奇花也没有什么美草，那么香气是由哪里发出来的呢？
乾隆皇帝非常疑惑，便问跟随自己前来的大臣和珅：“爱卿，朕闻着这里奇香无比，依你看这香气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
和坤对这种香气曾经略有了解，便胸有成竹地答道说：“回皇上话，据奴才所知，这座殿是金丝楠木殿，奇香便是从这殿里所用的金丝楠木发出来的。这种木材天生光泽无比，坚固不易腐，并且香气袭人，沁人心脾，蚊蝇不近，不刷漆而光泽油亮，不雕饰而纹路精美，非常珍贵。”
乾隆皇帝听了，心里非常不是个味儿。自己身为大清朝的皇帝，竟然连这种木材都没有见过，而明朝皇帝却用它们来建造陵墓，真是岂有此理！他越想越生气，便恨恨地想：“朕身为堂堂大清朝皇帝，一定也要用一用这种木材！”
于是他便对身边的和珅说：“爱卿，朕的圆明园也要建一座金丝楠木殿，你赶紧替朕张罗一下，抓紧建造出来。”
和珅听了，非常着急，他知道这种金丝楠木非常稀有，属罕见之物，在圆明圆建造金丝楠木殿，用料必定非常庞大，短期内哪里去弄足够多的金丝楠木呢！于是他战战兢兢地对乾隆皇帝说：“回皇上，这种金丝楠木非常稀有，奴才想着举全国之力也未必能够找到建造一座殿的用料。”
乾隆皇帝听了和珅的话，非常不高兴。
回到宫里，他整天闷闷不乐，脑海里都是那金丝楠木的美丽、高贵、奇香。后来，他命人叫来了文渊阁大学士纪晓岚，对他说：“朕这几天前思后想，觉得在圆明园建造一座金丝楠木殿比较合适，可那金丝楠木太珍贵了，非常稀有，朕不知道去哪里弄去。前几天，朕偶然发现明陵的享殿里有很多这种木材，朕想着能不能从享殿里取一些过来……爱卿觉得意下如何？”
谁知纪晓岚听了，反应非常激烈，他援引《大清律》上奏道：“启禀万岁，《大清律》上注明，挖坟者死，皇上您万万不可。皇上金口玉言，此举事关重大，望皇上三思而行。”
听纪晓岚这么一说，乾隆皇帝充满希望的脸马上阴沉了下来。他觉得纪晓岚的话有几分道理，自己身为一国之君，自然不能做挖人坟墓的勾当，于是打消了盗取明陵的心思。但怎么办呢？那金丝楠木实在太惹人喜欢了，自己如何得到呢？
几天后，在跟随乾隆皇帝外出巡查时，和珅见皇帝闷闷不乐，便心生一计。他对乾隆皇帝说：“奴才这里有一个法子，不知可行不可行？”
乾隆皇帝听了和珅的话，赶紧示意他接着说。和珅微微向前，轻声说道：“启奏皇上，您何不明诏下令调集天下能工巧匠，修缮永陵享殿，然后密传旨令，派亲信工匠用偷梁换柱之法，把永陵的楠木撤换下来，以解燃眉之急。这样既有了修建圆明园金丝楠木殿的木材，又落了个修缮明陵的美名。”
“这个……哈哈哈……”乾隆皇帝听了，喜上眉头，一拍和珅的肩膀，把他一顿好夸：“为朕分忧，知朕之心，谁也莫比和爱卿啊！”
于是乾隆皇帝派和珅全权处理相关事宜。和珅有了皇帝的命令，便胆子大了起来，他下令调集天下能工巧匠，修缮永陵享殿，然后密传旨令，派亲信工匠用偷梁换柱之法，把享殿的金丝楠木撤换了下来。八面玲珑的和珅略施小计，就为皇上建成了金丝楠木香殿，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赏。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名为修葺实为盗取明陵的事情还是被传了出去。大臣刘墉等人听说这件事情后，就向乾隆皇帝启奏道：“启禀万岁，奴才经过私访得知，有人盗了明朝的陵墓，不知如何处置。”
乾隆皇帝听了，非常愤怒，大声喝道：“什么人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私自盗取明陵，按律当斩！”
刘墉朗声说道：“启奏皇上，是和珅大人盗挖了明陵，打着修葺享殿的幌子，实为盗取金丝楠木。”
和珅听了，赶紧跪下，大呼冤枉。
乾隆皇帝听了，恍然大悟，他自己早把金丝楠木之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个精明的刘罗锅，原来是冲着朕来的！
乾隆皇帝毕竟是明智之君，他心想：我作为大清皇帝，如果不遵守律法，以后如何治理天下呢！于是，他走下龙廷，一躬身，当朝认错：“众爱卿，这件事都是朕的意思，与和爱卿没有关系，要论错，也是朕一个人的错。是朕有罪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愿意承担罪责！”
当然，皇帝毕竟是皇帝，乾隆是不可能按照《大清律》的规定将自己处死的，他自有好的应对方法。
几天后，乾隆皇帝便下了一个诏书，将自己发配到了江南。名义上是去江南服役，实际上是去游玩去了。
好一个聪明的皇帝！
自雍正皇帝以前，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的陵墓都位于清东陵，雍正皇帝后来别出心裁，为自己的陵墓新选择了一个陵区，即西陵。从此，就出现了东陵、西陵两大陵区。
有了东、西陵的分别，后来的皇帝们怎么安排自己的陵墓呢？是建在东陵，还是建在西陵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乾隆皇帝做了细密安排，并专门下发了谕旨，曰：“我朝景运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
按照古代的宗法制度和坟墓葬位的次序，父子迭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东西两陵相对京城而言，东陵为昭，西陵为穆。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后世的大清皇帝们，为父的要将陵墓建在东陵，为子的要将陵墓建在西陵，就这样长长久久地安排下去。乾隆皇帝还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了这个规定，把自己的陵墓建在了东陵，而让儿子嘉庆皇帝把陵墓建在了西陵。
按照这种安排，嘉庆皇帝的儿子道光皇帝应该把自己的陵墓建在东陵，但事实上的道光皇帝陵墓却建在了西陵呢？这其中有什么缘由吗？
其实，道光皇帝的陵墓最初是建在了东陵，位于东陵界内的绕斗峪。道光皇帝还亲自参与设计了自己的陵墓，并对其规模、式样、布局做了详尽的安排。后来他认为“绕斗峪”这个名字不吉利，遂又将其改为“宝华峪”。道光皇帝的陵墓历经七年才被建好。
当年，道光皇帝第一眼看到自己的陵墓时，就被其恢宏壮丽、坚固整齐的状貌给惊呆了。他高兴万分，还专门赏赐了各位承修大臣。
道光帝慕陵牌楼
可是，他没有高兴多久，不好的事情就发生了。由于宝华峪陵寝在修建地宫时，没有设置龙须沟，导致地宫里渗了水，不能排除。道光皇帝得知这件事后，非常恼怒，当即严惩了承修大臣们，并下令将用工七年之久、耗费数百万两白银建起的宝华峪陵寝彻底拆除。
其实，地宫出现渗水，是完全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就地解决的，即使重建地宫，也不必拆毁全陵。那么道光皇帝为何却将其彻底拆除呢？如果他觉得宝华峪的地址不好，不适合建造陵墓，也可以在东陵陵区内的其他地方建造陵墓，这样既不违背“昭穆相建”的规定，也能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可道光皇帝竟然不惜违背祖训，亦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硬是把陵墓从东陵挪到了西陵，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他找到了比东陵宝华峪更好的地界，那就是位于西陵的龙泉峪。这也就可以解释本应建在东陵的道光皇帝墓为何却被建在西陵了。关于这个答案，有明确的史料记载。
在隆恩殿前的月台上左边竖立着一座石幢，上面镌刻着道光皇帝在道光十五年十二月慕陵建成后，亲自护送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棺椁奉安地宫时所作的两首诗。这两首诗泄露了道光陵由东陵搬至西陵的真正原因。诗是这样写的：
（一）
毋谓重劳宜改卜，龙泉想是待于吾。 人情可叹流虚伪，天命难堪懔典谟。 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陵区。 因时损益无非教，驭世污隆漫道迂。 岂敢上沿诸制度，或能后有一规模。 心犹自慊增惭惧，慎俭平生其庶乎。
（二）
吉卜龙泉工始成，永安二后合佳成。 山川惬意时光遇，新故堪伤岁月更。 世事看花悲既往，人情寄梦叹平生。 东望珠阜瞻依近，罔极恩慈恋慕萦。
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觉得龙泉峪不仅“郁郁山川通王气”，而且“哀哀考妣近陵区”，意思是说这个地方既属于风水宝地，又接近他父母的昌陵，死后他仍然可以长倚父母膝下。于是，他便违背祖训，耗费巨资把陵寝由清东陵搬到清西陵。
提起清朝第十个皇帝同治皇帝，很多人都为之叹息，他是清朝历史上比较可怜的一位皇帝。
同治皇帝，名字叫爱新觉罗·载淳，六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皇位，十九岁时因病而死。虽然坐了十三年的龙椅，却并没有享受到作为一个皇帝所应有的尊严，只因为他有一个太强势的母亲，那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紧握权柄”，给同治皇帝造成了致命的心理创伤，以致他终日郁郁寡欢，不得欢颜。
同治皇帝的陵墓被称为惠陵，位于东陵境内的双山峪。东陵共有五位皇帝的陵墓，惠陵是其中建造时间最晚、规制最低、用时最短的一座。
除末代皇帝溥仪情况特殊外，在大清朝入关后的九位皇帝中，同治皇帝有一点非常特别，那就是其他八个皇帝都是在去世之前就为自己选好陵墓地址的，只有同治皇帝是在死后才由他人为他选择陵墓地址的。而且，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按照乾隆皇帝当初的特谕，即“昭穆相建”的祖制，同治皇帝理应被葬在西陵，最后却被葬在了东陵，这是为什么呢？
同治十三年，十九岁的同治皇帝走完了他灰暗、短暂的一生。慈禧太后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赶紧着人为其寻找合适的陵址。
以恭亲王、醇亲王为核心的寻陵大臣连同风水先生们一起苦苦寻觅了两个多月，最终找到了几个备选的吉地，然后从这几个备选中择最优者。最终他们选出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位于东陵境内的双山峪，凭借“后有大山以为靠，前有金星山以为照。金星山两旁更有万福山朝于左，象山立于右”入选；另一个是位于西陵境内的九龙峪（原名魏家沟）。众寻陵大臣们觉得这两个地方都非常合适，难分伯仲，于是便交由慈禧太后来作最后的选择。
慈禧太后向寻陵大臣们详细询问了东陵双山峪和西陵九龙峪的情况，然后问众大臣的意见。恭亲王比较钟意东陵的双山峪，他说：“以理，则九龙峪固佳；以情，则臣下不敢言。”意思是说，按照乾隆皇帝的特谕，即“昭穆相建”的祖制，咸丰皇帝被葬在了东陵，那么他的儿子同治皇帝则应该被葬在西陵，即九龙峪。但从情理上来说，既然咸丰帝的陵和慈禧太后的陵都建在了东陵，同治皇帝作为他们的儿子，按照子应随父母而葬的情理，其陵墓也应该建在东陵，就像道光皇帝将自己的陵建在自己父母昌陵的旁边一样。恭亲王是一个圆滑、聪明的人，他明明同意用东陵的双山峪，嘴上却说“臣不敢言”，目的就是让选用东陵双山峪的话出自慈禧太后之口，以避免承担破坏“昭穆相建”祖制的罪名。
慈禧太后又是何等精明的人啊，她马上就明白了恭亲王的意思。心想，既然先祖道光皇帝都没有遵守“昭穆相建”的祖制，自己又何必非得遵守呢？让儿子的陵墓陪在自己陵墓的旁边，合情又合理。于是，她最终选择了东陵的双山峪。
就这样，按照祖制理应将陵墓建在西陵的同治皇帝，最终其陵墓被建在了东陵。
同治帝的惠陵明楼
很多人都很好奇，溥仪作为清朝的末代皇帝，他死的时候并非是以清朝皇帝而是以新中国公民的身份入葬的，为何被葬在了清皇陵西陵？又是谁为他选择的陵址呢？
按照清朝的皇家礼制，新皇帝一登基，就要为自己选择一处好陵址。除了同治皇帝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在登基后为自己选择陵址外，其他的清朝皇帝都提前为自己选好了陵址。与同治皇帝一样，宣统皇帝溥仪也没有提前为自己选好陵址。主要的原因是，溥仪登基的时候只有三岁，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选陵址，就在三年后亡了国。
清王朝灭亡后，溥仪被迫退位，然而根据优待清室的条件，他仍然居住在紫禁城里，并且其皇帝的尊号不变，只是中华民国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并且每年供给其皇室白银四百万两。溥仪就这样继续在自己的小朝廷内做着“皇帝”。在他长到十岁的时候，小朝廷众遗老大臣们决定为他选择“万年吉地”。
经过一系列的勘探和计算后，最终选择了东陵的旺隆村北。然而，由于当时资金匮乏，再加上时局不稳，并没有动工修建陵墓，就这样一直拖到了溥仪病死。
溥仪死的时候，其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关于他骨灰的安置情况，周恩来总理专门做了批示：一是可由爱新觉罗家族决定；二是可由家属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其他墓地的任何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后经过爱新觉罗家族的一致商定，最终决定将溥仪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可如今，溥仪的骨灰为何又被挪到了西陵呢？
事情是这样的：1994年，旅居海外的张世义先生在西陵的崇陵西北兴建了一座华龙皇家陵园。为了提高该陵园的知名度，他专门找到了溥仪的妻子李淑贤，准备劝说她将溥仪的骨灰葬于西陵。令他想不到的是，李淑贤也早有此意。李淑贤对张世义说，溥仪生前曾多次表示：若以后有机会，他还是愿意入土西陵……最终，张世义和李淑贤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将溥仪入葬西陵。
于是，在1995年的1月26日，经过风风雨雨两百余年的清陵，又爆出了这样一条新闻：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去世28年后，其骨灰归葬清西陵。就这样，清西陵内又多了一处特殊的墓地。
北京市通州区西海子公园进门不远处，有一处被一溜短墙半围起来的墓地，该墓地约有百余平方米，墓冢是一个高约一米半的青砖砌圆丘，在墓庭中央立有青砖碑楼，中间嵌着一方古碑，碑的正面书写“李卓吾先生之墓”七个大字。这里的李卓吾先生就是李贽。
李贽是何许人也？
公元1602年5月6日（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在京城一座关押朝廷钦犯的监狱里，一位胡须花白、面容憔悴的老者在狱卒为他理发之机，夺过剃头刀，割向自己的咽喉，顿时，血流满地。狱卒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写道：“不痛。”狱卒又问：“你为什么自杀呢？”他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次日，这位老者与世长辞，享年76岁。这位老者就是李贽。他因为发表离经叛道的言论，而被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
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李贽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论豪杰之士5种死的方式，其中“天下第一等好死”便是自杀殉道。因此，李贽虽然听到消息说朝廷打算把他遣返回原籍，可以不死，但他依然选择了“荣死诏狱”。
李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异端”思想家，他自己也以异端自居，公然向封建正统思想发起猛烈攻击；他重视自我，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主张男女平等、婚姻恋爱自由；他公然为秦始皇、武则天等历史人物翻案，“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在表面上看，他的哲学思想跟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似乎是一类的东西。实际上李贽和王守仁是对立的。李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封建正统思想的某些方面提出批判。
李卓吾墓
中国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主张，对“人欲”大加挞伐，作为欲望主体的“自我”因此被扼杀。然而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晚明的社会现实却是奢靡之风盛行，官场贪污贿赂成风，在这种情形下，道学家们在疯狂逐利的同时却依然高唱“君子不言利”、“存天理，灭人欲”，这就使整个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面对这种虚伪丑恶的社会风气，李贽提出了“童心说”，举起了晚明启蒙思潮的大旗，以“与千万人为敌”的勇气，向儒家学说特别是程朱理学发起了猛烈攻击。
李贽否定道学家所谓“经典”，他讽刺道学家“依仿陈言，规迹往事”，“瞻前虑后，左顾右盼”，道学家平日只知“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社会有变，“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他揭露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指斥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伪君子。
李贽的言论字字指向道学的软肋，毫不留情地揭露道学的丑陋，在他的言论中，道学的虚伪与软弱无处遁形。他的指责淋漓畅快，高屋建瓴。虽然他在褒贬人物的过程中，难免有“是人之非，非人之是”的缺点，但在道学掌握话语霸权的时代，他的言论的确如拂面清风，令人精神一震，而他敢于同主流思想斗争的勇气，更是令后人佩服。在那个时代，李贽的言论确实有“能令聋者聪，聩者明，梦者觉，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联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将不降者亦无不意顺而心折焉”的效果。
李贽敢于打破千百年来史界“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以“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为评价标准，根据具体历史情况，做出具体分析，发出不同凡响的历史评论。其中有不少精彩论评，发人深省，影响深远。他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他说，如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则千古以前无孔子”，那就没有是非了吗？他认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作用，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不能夸大孔子的作用。他讽刺道学家“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崇拜，挖苦说：怪不得孔子以前的人整天点着蜡烛走路！
李贽以前的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是“是非尽合于圣人”，他在《藏书》中，一反历史的常态，抱着“与千万人作敌对”的决心，把千百年来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历史上对秦始皇的评价很低，两千年来，他一直遭后人唾骂，而李贽则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公然为秦始皇翻案。对于武则天称帝，传统观念认为是“篡政”，有悖封建的伦理纲常，封建的卫道士更是骂武则天是“牝鸡司晨”。在几乎众口一词挞伐武则天的封建社会，他却高呼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关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恋爱故事，在道学家眼里卓文君是“失身于司马相如”，是伤风败俗。对此，李贽驳斥道：“正获身，非失身！”他认为，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是“善择佳偶”。
李贽还四处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听任各界男女前往听讲，并受到热烈的欢迎。万历十六年（1588年）夏天又剃头以示和俗世断绝。他的行为和思想对传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他们发动流氓对他群起围攻，并威胁要把他驱逐出境。但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最终，他也喷洒鲜血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去世后，李贽的朋友马经纶遵照他的遗嘱，将他葬于通州城北门外马厂村的迎福寺侧。1953年，国家在马厂一带兴建结核病研究所，施工所需泥土均从墓地周围挖运，李贽墓毁在旦夕，幸有章士钊、陈垣、柳亚子等知名人士，联名写信给地方政府，并致函文化部，要求保存好李贽墓葬。后通州区政府遵照文化部指示，于1953年将该墓迁葬于西海子公园内。
在青松翠柏、一湖碧水的环绕中，李卓吾先生得以安息。
大葆台西汉墓葬博物馆，位于北京城南约15公里的丰台区花乡郭公庄南，是一座建立在汉代王陵遗址上的博物馆。
大葆台西汉墓虽然是一座陵墓，但从结构上看，完全是一种地下宫殿的样子，采用了“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天子之制，其地宫遗址及车马殉葬坑更是国内唯一保存完整的大型汉代陵墓遗址，为我国汉代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实物证据。
黄肠题凑
说起该墓的历史，可谓十分久远。它的墓主是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是在刘建的地下宫殿原址上建立起来的，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谈及该墓的发掘历史，也很有说头。那是在1974年，北京某化工厂在寻找适合深层埋藏储油罐的地方时，选中了丰台区葆台村的两个高土坡。后来工作人员在该地进行地质勘探时，竟然从土坡的深层土层里发现了很多木炭、白膏泥和古钱币。工作人员赶紧联系了相关的地质专家，经勘探研究发现，这里竟然有一处大型木椁墓葬。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成立后，便在同年的9月份开始了对该墓的挖掘工作。首先开始挖掘的是一号墓，在1975年又对位于其西侧的二号墓进行发掘。经考古研究，1号墓为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墓，2号墓为其王后墓。一、二号墓虽然有在早年被盗的经历，但仍然出土了大量宝贵的文物，其中不少陈列物品都是第一次出土的珍品，如墓道中出土的3辆木质单辕车，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西汉车轮实物；出土的一把铁斧，把我国“生铁固态脱炭成钢”的冶炼法出现的时间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提前了四五百年；尤其是在一号墓的发掘中，我国第一次出土了“黄肠题凑”的实物……这些历史文物体现了两千多年前工匠的高度创造才能，是研究西汉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和物质文化发展的珍贵资料。
说起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无疑是其一号墓（地宫），当年是西汉广阳顷王刘建的墓室。该地宫的规模非常大，平面呈“凸”字形，为土坑竖穴墓，南北长23.2米，东西宽18米，距地表4.7米，由封土、墓道、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内回廊、后室组成，墓穴的面积达417.6平方米，甚至比清乾隆皇帝的墓穴（300平方米）还要大。地宫使用汉代皇帝御用的最高级葬具体系，史称“梓宫、便房、黄肠题凑”。
所谓“黄肠题凑”，史书上早有记载。如《汉书·霍光传》就曾经记载，在老臣霍光死后，汉宣帝曾经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后来，唐朝人颜师古在给这段文字作注解时，曾经引用汉末魏初学者苏林的文字进行解释：“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刘昭也曾经给“题凑”作过注解，他的解释是：“题，头也。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由此可知，这里的“黄肠”是从材料和颜色的角度来说的，指的是黄心的柏木；而“题凑”是从木头摆放的形式和结构的角度来说的，指的是木头的端头向内排列。将这两个词语组合起来进行分析注解，即“黄肠题凑”指的是用黄心柏木，按向心方式致累而成的厚木墙。
“黄肠题凑”的墓葬方式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它在西汉时期的流行，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朝代的更迭，“黄肠题凑”的墓葬方式最终被其他的方式所替代，直到两千年后大葆台墓的出土才又重新面世——可以说，大葆台汉墓“黄肠题凑”的出土填补了汉代葬制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是考古界重大的发现。
1979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建立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1983年12月1日，在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大型墓葬的原址上建立了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
1995年10月，大葆台西汉墓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李莲英，清朝末年慈禧太后时期的总管太监，原名李进喜，莲英是由慈禧太后给起的名，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四朝。
李莲英出生于顺天府大城县（今河北大城县），9岁时由郑亲王端华府送进皇宫当太监，先后在奏事处和东路景仁宫当差，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他16岁的时候才被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跟前。在当时红得发紫的大太监安德海因“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的罪名被处死后，李莲英凭借着聪明、灵巧、善解人意成功上位，成为慈禧太后最亲密的宠宦，以至于慈禧太后打破太监至多官居四品的祖制，亲赐他二品顶带，使原本奴才身份的他爬上了权力的巅峰。
关于李莲英，民间有很多传说故事，也有很多未解之谜，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他的墓地。
据说，李莲英死后，北京城的东西南北四个郊区同时发丧出殡，目的就是给后人造成一个判断上的失误，分不清楚这四个坟墓里究竟哪个坟里埋着李莲英，防止后人去盗窃李莲英的坟墓。然而，在时间的检验下，李莲英的墓地之谜最终还是被揭开了。经考古专家科学查证，真正的李莲英墓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46号院。
1966年，李莲英的墓地在经过一番辛苦挖掘后，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当时，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很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其中的一颗钻石帽饰，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戴的那颗还大，另外还有三件宝物，分别是汉朝的青玉土浸剑、满黄浸玉镯和宋代的青玉褐浸环，都堪称无价。可令人惊讶的，不是这些出土文物有多么宝贵、稀有，而是棺椁里只有一颗腐烂干净的骷髅头，头部以下的被子里空空荡荡，连一节小骨头也没有！李莲英的躯干到底去了哪里？至今依然是一个谜。
李莲英墓被挖掘后，很多考古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李莲英的死因。关于他的死，之前的说法可谓众说纷纭：在野史中，表述得非常不清晰，有的写着“病故”，有的只写“死去”等含混不清的语言；在正史中，没有提及，清史档案和墓志铭只用了一个“殒”字，模棱两可。在《李氏家谱》中有这样的记载：“百日孝满，出宫养老。”李莲英在慈禧太后死后，搬出了皇宫，去棉花胡同的家中养老，直至三年后去世。而据李家的后人说，李莲英是病死的。事实上李莲英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谁也说不清其中的缘由。但随着其墓地的挖掘，我们至少可以推定，只有头骨而没有尸身的李莲英，不可能是病死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可能死于“他杀”。
那么，李莲英究竟是被谁杀害的呢？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李莲英被革命党人杀害。主要的原因是，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权力争夺战中，李莲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太后的一边，鼎力支持她对革命党人进行打击陷害的主张。关于这个说法，很多人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李莲英作为一个太监，是不可能参与到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中的，由此也不可能会得罪革命党人。更重要的是，他临死的时候已经出宫三年，与政事没有什么干系了，杀害他也没有什么意义。
第二种说法是，李莲英被江朝宗和小德张杀害。李莲英曾经与袁世凯有芥蒂，而江朝宗作为袁世凯的亲信，接受袁世凯的命令，在请李莲英吃饭的过程中，将其杀害。而小德张是李莲英的后任，他与李莲英之间有财产上的争议，因争夺财产而将他杀害。关于这个说法，也有很多人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江朝宗在李莲英死的时候，正在陕西汉中镇总兵任上，直到1912年才回北京任职，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他不太可能在请李莲英吃饭的时候将其杀害。而小德张呢？他并没有和李莲英共过事，二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所以，他杀害李莲英的动机不充足。
第三种说法是，李莲英在去山东讨债的路程中，被悍匪杀害。关于这个说法，很多人都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李莲英有那么多财产，而且地位又很高，不太可能要亲自跋涉千里去山东要债。然而，也有人提出，李莲英当时去山东，并非是为要债，而是去探望侄孙女。当时他的一个侄孙女远嫁到了山东省无棣县。正是在去山东看望侄孙女的过程中，被悍匪杀死。当时他的两个随从被吓得失魂落魄，只草草地将他的头颅用包袱兜回了北京，安葬了下来。
除了这些说法外，民间还有很多说法，但无法考证，至今李莲英之死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然而，随着他墓地中“有头无身”尸骨的出现，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李莲英之死非常蹊跷，很可能死于非命。至于他到底是因何而死、是怎么死的，或许在不久的某一天，能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文天祥的纪念性建筑中，要数北京的文天祥祠最为著名了。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读之令人怦然心跳，细细算来，不觉间它已经流传了7个多世纪。它之所以历经数百载而不朽，是因为它昭示着一个不朽的生命，一身凛冽的正气，从南宋跨元、明、清、民国昂昂而来，并将踏着无穷的岁月凛凛而去。
文天祥生于1236年，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宰相。当他出生时，“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临安朝廷已经危在旦夕，人们指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他没能、也无法延续赵宋王朝的社稷。
德祐元年（1275年），文天祥被派遣守卫平江府，但因宋廷的部署失策，文天祥兵败，宋廷又将他召回临安。次年，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出城与伯颜谈判，企图与元军讲和。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义正辞严，却被伯颜扣留，以增加自己的砝码。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冒险出逃，那是怎样的逃亡日子啊！每天就像老鼠一样躲藏在黑暗中，从来不敢在白天行路。看到元军在盘查路人就心惊肉跳，吃的是从路边捡的菜叶，睡的是乱草堆。庆幸的是经过辗转文天祥到达福州，被宋端宗任命为右丞相。
文天祥像
文天祥觉得有机会大展身手了，欲拯救大宋于风雨飘摇之中，并抱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只是天不作美，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被俘。张弘范一再强迫他写信招降宋将，文天祥于是将《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他。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这是怎样的场景？文天祥一身的正气感染了对手，他情愿以身殉国，服毒自杀却被人救起，押往元朝的大都。
战场上的较量，南宋懦弱的军事体系使文天祥失败了，但他与元军的斗争又在囚狱中展开。被囚禁的过程中，考验他的人格的，是比杀头更严峻的诱降。诱降决无刀光剑影，却能戕灭一个人的灵魂。说客不期而至，先有降臣、同为丞相的留梦炎，后有被虏的小皇帝宋恭帝。但文天祥一概不为所动：留梦炎来的时候，文天祥一顿义正词严的痛斥让他面红耳赤，无言而退；宋恭帝来的时候，文天祥未等他开口便长跪不起，迭声泣呼“圣驾请回！”小皇帝也无言以对。文天祥心中的浩然正气是不容得半点污染。晚上苦热难耐，文天祥无法入睡，他翻身坐起，点起案上的油灯，信手抽出几篇诗稿吟哦。渐渐地，他忘记了酷热，忘记了弥漫在周围的恶气浊气，仿佛又回到了“夜夜梦伊吕”的少年时代，又成了青年及第、雄心万丈的状元郎，又是上书直谏、痛斥奸佞、洒血攘袂的战场将……这时，天空中亮起了金鞭形的闪电，随后又传来了隐隐的雷声，天祥的心旌突然分外摇动起来。他一跃而起，摊开纸墨，提起笔，悬腕直书：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他的《正气歌》冲天而出。
更让他承受考验的还在后边，他收到了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元朝宫中为奴。他也深知女儿的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心如刀割的文天祥为气节不为情所动。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可以说，当时的文天祥简直就没有设想过自己尚可有另外的苟活之道，而是满怀着“时穷节乃见”，“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的坚韧志向，承受着身与心的双重折磨，义无反顾地走向生命的尽头。
于是当元世祖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时，文天祥从容说：“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次日，文天祥向南方跪拜，引颈就刑。死后在他的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与《正气歌》一样在天空中盘旋荡漾，足可以凛冽于万古之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国志士。
从以上资料分析，文天祥正是在北京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地址就是如今的文天祥祠。文天祥祠位于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院。当年，他就是被元朝统治者囚禁在这个院子里的，忽必烈亲自劝降，都被他坚决拒绝，后被杀害，时年47岁。后人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绩，遂在此处设立了一座祠堂。
文天祥祠始建于明朝的洪武九年，在1979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对外开放，1992年被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该祠堂坐北朝南，由大门、过厅、正堂三个部分组成，面积为六百余平方米，目前祠堂内还保留着一些珍贵文物，如明《宋文丞相传》石碑、清《重修碑记》石碑及《宋文丞相国公像》碑等。
“生平事迹展览”简要介绍了文天祥青少年时期、入仕后十五年间、起兵抗元、九死一生、再举战旗、兵败被俘、楚囚就义的英勇事迹。室内屏风正面为毛泽东手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背面为文天祥所著的《正气歌》全文：“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这首五言古诗，共六十句，是文天祥用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后院尚存一株枣树，相传为文天祥被囚禁期间亲手所植。这株枣树的奇特之处在于树的枝干全都向南自然倾斜，与地面约45度角，象征着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伟大精神。
从颐和园东门进入，沿仁寿殿南侧前行至碧波荡漾的昆明湖东岸、文昌阁以北，有一座大门西向、清幽别致的院落，它就是耶律楚材祠——北屋内陈列数米高的红土堆，即其遗冢。1984年，耶律楚材祠经过整修重新开放。前来颐和园的游人，又可以来这里参观凭吊，从这位古代政治家和学者身上获取必要的教益。
耶律楚材，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因其住在北京玉泉山一带，所以又称玉泉居士。他本是契丹人，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曾任金朝国史院编修及尚书右丞。耶律楚材刚死的时候，并没有埋葬在这里，还是清朝乾隆皇帝下令迁移到这儿来的呢！
乾隆十五年，乾隆帝为了给太后做寿，便着手修建清漪园。可动工的过程中，工匠们在瓮山的阳坡上挖出了一扇石门。当时很多人都说这扇石门里边有“机关”，谁要是打开，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后来这件事被传了出去，大家听了，谁都不敢动这扇石门。后来，乾隆皇帝听说了这个事情，他生怕工期迟延，耽误了为太后做寿的时间，于是下旨重赏能打开这扇石门的人。
还真有胆子大的人。一天，一个人来到工地上，说敢打开石门。石门被打开后，可里面并没有什么伤害人性命的东西，只有一石头棺材。棺材里安放着一个大脑瓜瓢，比常人的大一倍，左边有一石匣黄金，右边有一石匣白银，但没有任何与墓主有关的信息。工匠们翻遍了石棺内外，才在石门上发现了几行小字，上面写着：“我本长白女真人，左有金来右有银。后世英主施恩典，教我永住湖水滨。”工匠们没有读懂这四句话的意思，就讲这件事报告给了监工大臣。监工大臣也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将整个事情报告给了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专门请来了鬼点子多的刘墉。谁知刘墉还真不让人失望，他胸有成竹地回答道：“微臣根据那个大脑瓜瓢断定，石棺的墓主是元朝丞相耶律楚材。此人是女真族的后代，有一个特点就是脑瓜大，而且他就是被葬在了瓮山之阳。据说，之所以选择把他葬在这里，就是根据他的遗嘱而定的。他这个人非常聪明，怕后世哪位有权有势之人也看中这块地皮，将他的坟墓挖掉，所以就在石门上刻下了那四句话，请求后世人不要将他的坟墓迁往别处。”
乾隆皇帝听完刘墉的话，很有感触，就下旨为耶律楚材在瓮山泊（昆明湖）的东岸选好墓穴，把他的石棺连同那两匣金银一起安葬了。并且，还在墓前加盖祠堂三间，内供塑像及墓碑。乾隆皇帝对耶律楚材的评价颇高，他亲笔题诗曰：“曜质潜灵总幻观，所嘉忠赤一心殚。无和幸免称冥漠，有墓还同封比干。窀穸即仍非改卜，堂基未没为重完。擒文表德辉贞石，臣则千秋定不刊。”乾隆泼墨题诗，犹觉不过瘾，还让丞相汪由敦写一篇《元臣耶律楚材墓碑记》，极尽褒扬。
乾隆皇帝为什么这么兴师动众地为耶律楚材建陵墓呢？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可以照样修建清漪园，不耽误为太后做寿，另一方面又可以彰显他的宽容、爱才心胸，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代明君、爱才之君，就连前朝的功臣都爱护有加呢！
说起来，也难怪乾隆皇帝对耶律楚材爱护有加。历史上的耶律楚材真的是一位能臣、功臣、巧臣，为蒙古帝国的疆土开拓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年，成吉思汗攻破金中都后，首先想到了耶律楚材，下诏书令其从军参政，并为之取了个“美髯公”的外号。像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才，在当时是不多的，在西征中的表现也很不错，因此成吉思汗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位一代天骄辞世前曾指着耶律楚材告诉其子窝阔台：“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窝阔台从其父之言，倍加重用耶律楚材；而耶律楚材也不负厚望，为蒙古帝国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时，蒙古立国未久，又连年征战，国库急需补充。而蒙古人只知掳掠，不懂休养生息，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耶律楚材设十路征收课税所，起用著名儒生20余人，使税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所获白银50万两，金帛、粮食等奇货无数。太宗感到非常惊奇，于是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将更多的权利交给了耶律楚材，并明令规定“事无巨细，皆先白之”。至此，耶律楚材由掌管文书、占卜者的必阉赤变成了蒙古大汗的亲臣、重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国相。
蒙古朝，耶律楚材等则作为亡金地主阶级和汉文化的代表人，在促使蒙古适应中原的统治制度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位至中书令的耶律楚材励精图治，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推行封建化政策，将儒家的治国思想运用于实践当中，使蒙古帝国接纳了中原封建文化的洗礼，绕过了游牧民族的历史暗礁，促进了蒙古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具体表现在：重用儒臣，施行军政分立，加强中央集权等一系列措施，并反对屠杀，禁止扑买课税，对统治区的人民实行汉族编产制度。这些改革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比如在对待屠城这一事件上，蒙古军队侵略亚欧各国和征服国内各民族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规定：凡是进攻敌人的城镇，只要对方进行抵抗，一旦攻克，不问老幼、贫富、逆顺，除工匠外，大部分杀戮，少数妇女和儿童成为奴隶。耶律楚材就建议：凡是很巧的工匠，拥有财富的大户，都集中在汴京城里，这些人一概不能杀。窝阔台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从此，蒙古军队屠城的事渐渐减少了。
耶律楚材所做出的这番丰功伟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背后的艰辛与艰难又是常人无法体会的。难怪元朝的宋子贞在评价耶律楚材时说：在那个“大乱之后，天纲绝，八理灭”的时代，“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确实是很困难的。但他终于发挥他的才干，取得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改革，使“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赐”，贡献之大非同一般。耶律楚材因此赢得了“治天下匠”的美名。
从一定意义上说，蒙古帝国之所以没有骤兴骤亡，与耶律楚材的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耶律楚材“以唐虞吾君为远图，以成康吾君为己任”，“尽弥沦之术，入酬酢之汁”，终于使成吉思汗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巩固下来，为元朝开国奠定了基础。
1244年，一代贤相耶律楚材走完了他传奇而又光辉的一生，病逝于蒙古高原，遗嘱以马革裹尸运回燕京，埋葬在玉泉山下瓮山泊旁，全了他的思乡之情，念乡之意。此地原来很荒凉，芦苇遮天，自从耶律楚材归来之后，才变得热闹了。高官显贵、文豪墨客都前来凭吊英魂，以清朝乾隆皇帝为代表的历代统治阶级之所以褒扬耶律楚材，主要是因为他站在封建儒家道德的立场上，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我们今天高度褒扬耶律楚材，则是由于他在促进蒙古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中，从而也是在中华民族的缔造和形成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我国多民族结合和前进的道路上，确实有过不小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曾任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建立北洋海军。他一生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不避艰难险阻，敢于任事。
关于李鸿章的功过是非，历史上众说纷纭。早些年，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曾经将他描述为“卖国贼”。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理念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李鸿章正名，认为他虽然争议很大，但是其历史功绩却不容忽视。身处晚清大变革时代，他开展洋务运动，引领北洋集团，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幕，修铁路、建工厂、组海军，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应对“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愧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不能因中日甲午之战的失败，而全盘否定他的功绩。
如今的史学界一致认为，李鸿章是站在时代浪尖上的改革者，是19世纪中国对外认识最为清醒的人物，以他为领袖的洋务派是中国工业革命的先驱。
历史上的李鸿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为晚清时期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了一份力量，还是清朝唯一在京师建立祠堂的汉人官吏。祠堂建成后，光绪皇帝还专门赐了匾额，亲书“功昭翌赞”四字，春秋两季，朝廷还派员专门祭祀。
李鸿章与日本人谈判
为什么专门为李鸿章建祠堂呢？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由于李鸿章功绩大。然而，《异辞录》中却认为，当时的朝廷本来是想让李鸿章在死后配享太庙，后来被一个人的一句话给搅黄了，这个人叫鹿传霖。《异辞录》中记载：“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正年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由此可见，就是因了鹿传霖那一句“祀于何处？”在李鸿章死后配享太庙的事儿就给搅黄了。
太庙没有进成，后来就为李鸿章建了这座祠堂。李鸿章祠堂建于清代，俗称李公祠，位于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李鸿章生前寓所改建而成。该祠堂长144米，宽58米，占地面积812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仪门、享堂及东西配房、碑亭等。
1949年9月，李鸿章祠堂被辟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分馆，后改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分馆、东单区文化馆、东城区文化馆。
1978年拆除前院建筑及大门，建成两层的东城区文化办公室的办公楼。现为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用房，门牌仍为“西总布胡同27号”。
1991年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及剩余的院墙，建成四层楼房，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至今，大门朝北，门牌为“外交部街甲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