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1/1）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报道过很多重大事件，从柏林墙倒塌到苏联解体，以及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反复出现的战争摩擦，等等。纵观世界风云变幻，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一直都处于主导地位。印度则是我所见过最贫穷的国家，尽管在很多方面裹足不前，但是印度人民也正试图创造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度，并对未来充满热切的期待。而中国在共产党人的治理下，通过不断的改革已然形成了一种很有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我以一名历史学家的眼光，试图挖掘这些重大事件背后的根源时，我的注意力一次次地被吸引到同一个时间点—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这一年为现代世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冷战开始后，世界在意识形态的变革中变得不再平静，欧洲在“铁幕”的两边分裂开来。尽管以色列在两年后才建国，但其建国的构想正是在1946年提出来的，这一年对以色列人具有深远意义。也是在这一年，印度在政治上实现了独立，而大英帝国则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可以说，尽管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制度维持下去，但仍然不能改变逐渐没落的趋势。可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本书揭示了在1946这个特殊年份里，世界政坛上的那些精英如何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最终形成了这个现代世界。

1946年是让人看不到希望的一年，世界各处几乎都是如此。年初的时候，一位刚结束欧洲访问的美国高级官员来到白宫，如临大敌一般向时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报告：“那个存在于我们祖祖辈辈认知中的世界结构如今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他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因为温斯顿·丘吉尔也曾用自己惯用的雄辩口才讲述过数以百万计欧洲人的真实感受。1946年9月，他这样形容“二战”结束后的连锁反应：“欧洲为何沦为如今这般田地？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到处是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惶惶不安、不知所措的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破坏，还要时刻警惕新出现的各种恐怖威胁悄悄向自己逼近。那些所谓的‘胜利者’欢呼雀跃，而被征服的人却只能在惊恐绝望中忍气吞声。”

丘吉尔口中的欧洲的确如此，但是幅员辽阔的亚洲或许也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像那些头脑理智的人一样，他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残酷、肮脏的黑暗时代感到担忧不已。6年之内死亡6000万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代价。悲惨的现实远不止如此，在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死亡人数还在上升。回想1945年，人们还为“解放”热烈庆祝，但很快现实就打破了人们的美梦。接下来的4年中，中国和希腊均陷入内战的旋涡。在乌克兰境内，发生了反对苏联的叛乱，民族主义者与波兰人发生了武装冲突，最终导致5万多人丧生。这一时期，独立战争在亚洲各国相继爆发。说起来有些让人不可思议，据说有1500名犹太人成功躲过了纳粹大屠杀，却死在了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中。

那时候，欧洲大部分地区学校停课，交通几乎中断，没有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商店也因为物资生产停滞、没有买卖而关门大吉。钱在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价值，银行全都停止营业也对人们的生活毫无影响。法律和秩序沦为虚无，不管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还是为了掠夺他人的财产，总之男人们和孩子们走上街头时都会拿着武器防身；而妇女们，不管年龄多大、出身如何，为了寻求庇护或者一顿餐食只能出卖肉体。传统的思想和道德彻底颠覆了，活着才是硬道理。这就是1946年时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的生存状况。

柏林和广岛用亲身经历向世人展示了战争的惨烈：在同盟国的连番轰炸下，这两座城市四分之三的建筑物被摧毁。欧洲的心脏部位—从塞纳河到多瑙河三角洲同样饱受摧残。

饥荒和经济危机让世界疮痍满目。在“二战”后的18个月里，德国东边的乌克兰、摩尔多瓦就有约300万人死于饥荒。民间相传，在乌克兰的利沃夫，一位被饥饿逼疯的母亲杀死并吃掉了两个亲生骨肉。这一时期，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400 000 000 000 000%（整整14个0），堪称史无前例。香烟替代了一文不值的货币，成了硬通货，有的人甚至直接向外国军队乞讨。在北半球，几乎到处都是落难的流民，这种情况在欧洲中部尤为严重。那些从纳粹迫害下逃脱的战俘，因为饱经摧残、瘦弱不堪，也被获胜的盟军视为“流民”。

“一战”结束的时候，虽然国境线发生变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国家，但是人们生活的范围并没有变化。然而1946年，事情彻底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苏联获胜后，约有1200万德国人被驱逐到西部。与此同时，在西欧的250万人被迫回到了东部。当然，大部分人不是自愿的，而是在西边盟军的武力威胁下才不得不乖乖走人。

本书从纵观全球的角度，深刻揭示“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变化，相较于“一战”，它更具研究讨论的价值。这场战争让奥斯曼帝国、罗曼诺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这三个存续了几个世纪的政权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1945年以后，像英国这样的老牌欧洲帝国纵然努力支撑，却也不再有往日的荣光。帝国主义不再以王朝的形式存在，转而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相较过去听命于君主帝王，这时候的人们更愿意追求理想信念，比如马列主义。有些读者可能会奇怪，为什么在本书中我会将重点放到欧洲。原因在于欧洲是冷战和文明冲突的主战场，至少最初的时候是这样的。而经历过1946年各类重大事件的人们也认为，当时在德国、英国、法国以及东欧诸国所发生的事情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在那时如果再发生战争—1946年的局势的确不好，战争几乎是一触即发—那么几乎可以断定战场就在欧洲中心。所以理智告诉我，这本书的中心应该是欧洲，与此同时我也会提到1946年发生的那些最终影响了亚洲和中东地区未来发展的重大事件。

“二战”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则是当之无愧的受益者。作为战争的主要参与国，美国本土不仅没受到波及，甚至还通过战争发了一笔横财。事实上，这个国家如今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优势都源于1946年的积累。可以说，美国通过战争走出了经济萧条的困境。其迅速积累的财富，与敌对国家和同盟国的经济窘迫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日本投降后，亚洲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欧洲各帝国仍然试图恢复对殖民地的统治：比如法国对中南半岛，荷兰对东印度群岛，英国对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均虎视眈眈。只不过他们惯用的殖民手段已经不管用了，甚至让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些国家更是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法国从越南撤军时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有评论家认为，正是英国在撤兵时的不负责任，造成了印巴分治和随之而起的暴力冲突。我想，当时英国一定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件事，所以才没有派驻大量兵力“维稳”。就这方面而言，大概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唯一达成共识的就是—英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添了不少乱子。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曾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的小阿瑟·施莱辛格把战后调停形容为 “本应该是锦上添花，结果弄成一团乱麻”。一场战争下来，虽然阻止了德国在欧洲巧取豪夺，但是苏联又成为新的操控者。在过去的25年中，有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促成了西方国家把中欧和东欧出卖给了苏联。在这件事上，丘吉尔也“功不可没”。还有人认为，当时罗斯福身体虚弱，已经时日无多，所以根本没有精力与斯大林对抗。西方出于安抚苏联的天真目的，这才几乎无条件地放弃了东欧。后来这种论断成为公认的对这件事最合理的解释。不过在1991年后苏联解密的档案中却显示，苏联为了保住战果也是竭尽了全力。

这样看来，美国和英国并不是心甘情愿“放弃”东欧的。因为不管当时德国的战势如何，也不管西方在雅尔塔会议上做了什么决定，苏联军队都已经占领了东欧的大部分区域。而且美国方面也认为只有获得苏联的支持才能攻打日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后不到半年，美国就向日本投放了原子弹。

由此可见，西方同盟国不仅不是天真幼稚，反而是老谋深算。他们故意让苏联在东线浴血奋战，这样就能够使盟军以相对较低的伤亡为代价实现诺曼底登陆。虽说罗斯福和丘吉尔越是拖长进入法国的时间，苏联占领的东部地区就越多，可英美早就打好了自己的小算盘—苏联必然为此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相应的己方的伤亡则会大大减少。谁能说他们做得不对呢？1946年之后发生的事，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普遍有这样的感受—西方的领导者们都是非常现实的。为了彻底击败希特勒，接受战后和解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当时西方同盟国的智囊们，也无法给出能够阻止苏联统治东欧的有效办法。

在上述文字中，我对“中欧”和“东欧”这两个词的运用比较随意，并没有像其他书籍里那样，在严格界定东欧和中欧的分界线后再使用这两个词。因为我觉得无须在定义上较真，而且我这样用词不过是为了避免语言重复而已，它们代表的意思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同样的，我在使用“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及“俄国”这三个词方面也是如此，我当然知道它们的区别，但写作时还是选择了比较“顺手”的方式来遣词造句。

我对“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内爆发的冷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描述。1946年的人们除了要对抗饥饿和疾病，还要时时刻刻为可能爆发的新战争而揪心。那时候击败德国的盟军之间关系十分紧张，新一轮战争很可能一触即发。尽管斯大林的政治做派和西方大不相同，以至于他们之间不能建立长久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但冷战并非不能避免。可终究，统治阶层和群众之间难免会有误解，推行的新政与老派思想、部分人的利益和愿望难免有冲突，这样一来就给整整两代、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这其中就包括在“铁幕”下成为难民的我。所以对我来说，这远不是描述一段历史故事那么简单，而是寻根之旅的一部分。

维克托·塞巴斯蒂安

2014年2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