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做人】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确立儒学正统（1/1）

【中庸做人】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确立儒学正统

圣人大多是“无为而无不为”之人，从表面上看，他们并没有做过什么显眼的事情，但他们所成就的却都是凡人难以企及的功业。换言之，他们不是无为，也不是不为，而是择善而行，大有作为，如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确立儒学正统地位一事。

在西汉初年，虽然以黄老无为之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但儒家的治国思想在叔孙通、陆贾等人的努力下，仍有部分应用到了国家的统治之中。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也达到了空前的强盛，但汉武帝也发现了黄老无为之说极易助长政治分裂。此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们，便趁机提出了一套掺杂了儒、道、法、阴阳等思想的新儒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思想基础，在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后，很快便确立了这种新儒学的正统地位。

董仲舒家中因有大批藏书，所以，他自幼便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尤其是对《公羊春秋传》下的工夫最多。到了30岁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大儒。不过，他并没有选择仕途这条路，而是开始了其教书育人的生涯，并招收了大批学生，大力宣扬儒家经典，四处传播自己的思想。因此，仅过了几年，他的思想就成为了当时最为流行的学说之一。为此，还有人称他为“汉代孔子”，俨然成了当之无愧的“众儒之首”。

汉景帝在位时，董仲舒被举荐为博士。这个官职虽然没有太大的政治影响力，却让董仲舒得以进入到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并为他以后的主张可以影响到下一代的皇帝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并未像贾谊等人那样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便公开反对黄老无为之说，而是潜心研究儒道等各家学说，为即将到来的儒学独尊的时代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这个时候，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早已恢复，人民生活也都富足安定。精明的汉武帝登基没多久便意识到，黄老无为之说不仅不再适合当时的国情，而且还很容易引起政治上的分裂，他需要一套“有为”的治国思想，以适应国情的发展。为此，汉武帝在即位不久后，便下令召集一批“贤良文学之士”，举行了一次“策问”，即由他亲自提出治国方面的问题，让那些“贤良”应答，以便从中寻求治国良策。此时的董仲舒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在上奏给汉武帝的奏章中，先将自然的变化与上天的意志合为一体，接着又将皇权的统治与上天的意志结合起来，并对国家的刑罚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向汉武帝提议用儒家的思想来教化万民。

汉武帝在看到董仲舒的奏章后，对董仲舒的主张十分满意，因为他发现董仲舒的主张是最适合当前国情的治国思想，但不够具体。而且，自汉初以来，国家统治者一直奉黄老无为之说为治国思想，再加上十分喜欢和坚持黄老之学的窦太后从中阻扰。所以，汉武帝在实施这套“有为”的方针政策时，受到了不小的阻力。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又进行了第二次“策问”，并让那些“贤良”们再出对策。这一次，董仲舒在融合了儒家思想后，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治国方略，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在这次的对答中，他先是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向汉武帝说明了实行“有为”政策的好处，又系统地提出了为君之道及治理天下的方法，这都对汉武帝以后的治国方针起到了不小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还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从全国范围内选派明师，大力宣扬儒家的思想学说。此外，他还提出了改革吏制的建议，让各地诸侯、郡守等高级官员每年都要向朝廷举荐两个人，若举荐的是贤才便有赏，反之则应受罚。如此一来，便能为国家发掘出大量的人才。在这两次“对策”中，董仲舒逐渐深入而明确地提出了尊儒兴教、德刑并施的政治主张，充分赢得了汉武帝的信任。

不久之后，汉武帝再次就天人感应的问题进行了第三次“策问”。这一次，董仲舒先是阐明了君王虽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代表着上天来治理国家，但若君王的行为不当，上天就会降下灾难来昭示君王的错误；如若君王不知悔改，天意也会发生改变。接着，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之前的政治主张，并明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强调了以儒家思想为治理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鉴于秦朝因苛政而覆灭的事实，汉武帝也意识到了“仁政”对于维持整个王朝稳定的重要性，便当即采纳了他的主张。

随后，汉武帝又据此施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改革，这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后来，董仲舒在辞官退隐后，便潜心著书研学，并从儒家的思想出发，在自己的著述《春秋繁露》中表达了“仁义”的改良主张，然后又提出了“四权”和“三纲五常”等思想，这些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董仲舒一生廉洁正直，刻苦钻研，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他所主张的大一统、罢黜百家等思想，更是成为了两千余年来治国思想的基础，一举奠定了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