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仁君文王（1/1）

周文王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周文王之所以敢于公开称王，与曾经的宗主国殷商决裂，并声称要革掉殷商的天命，在于他具备了向商纣王叫板的底气，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硬实力是指周文王将西部地区的方国、部落牢牢地凝聚成一个拳头，建立了一支强劲的军队——“六师”（金文中称之为“西六师”）。“六师”是周文王东征西讨、创立基业的主要力量。同时，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开发，由于拥有关中地区的膏腴之地，周族农耕发达，百姓富庶，经济繁盛。而商纣王一方，经过帝辛十祀（公元前1066年）、十五祀（公元前1061年）两次大规模远征东夷，劳师动众，旷日持久，军队死伤累累，国库耗空，殷商王朝气数渐尽。商周双方力量的对比，已呈东降西升之势。软实力则是周文王的仁义德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贤良之才，其中有不少对商纣王倍感失望的殷商故臣。

周文王有著名的“四大金刚”——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史书上称其为“文王四臣”。

太颠，也作泰颠，来自泰氏。闳夭来历不明，《荀子·非相》上说他长相怪异，“面无见肤”，像猴子那样满头须发，把整个脸都遮蔽了，看不到半点儿皮肤。

散宜生，来自散宜氏。传说帝尧的妃子就是散宜氏之女，可见散宜氏在当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落。散宜生的采邑（国君封赐给卿大夫作为世禄的领地）在今陕西宝鸡市凤翔区汧河东岸，散氏后裔在西周时期见于金文的有散伯车父、散季等。

南宫适，出自南宫氏。南宫适的后裔被封到曾国（今湖北随州），曾侯舆自言：“余稷之玄孙。”可见南宫氏也是姬姓，周人的一支。西周时期，南宫氏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周康王、周昭王有征伐鬼方和虎方的大将南宫盂，周夷王有掌管农牧事务的南宫柳，周宣王有官居司徒的南宫乎，他们都是南宫适的后裔。

除了“文王四臣”，还有辛甲、鬻熊。

辛甲，本来是商纣王的臣僚，年过七十五，因看不惯纣王的德性，屡谏不听，一气之下投奔岐周。周文王的儿子姬奭接待了他，交谈不久，发现此君不凡，就推荐给周文王。周文王毫不犹豫地重用辛甲，“以为公卿，封长子”，采邑在今山西长治一带。

鬻熊，就是楚国的先祖，投靠周文王时，年纪很高，颇受周文王的尊敬，有“文王之师”的美名。鬻熊来到岐周后没多久就死了。鬻熊的后裔楚人以此为荣，楚国国君经常拿这个往自己脸上贴金。楚武王曾向人夸耀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我的老祖宗鬻熊，当过周文王的老师，只可惜很早就过世了。

当然，周文王最重要的助手是吕尚。可以说，吕尚是八百年周朝的第一功臣，没有吕尚也就没有西周。

文王遇吕尚

吕尚本为炎帝之后，原姜氏、吕姓，一名涓，字子牙，所以又称姜子牙。他有许多的称谓，除了吕尚、姜子牙，还有姜太公、师尚父、太公望、吕望、吕牙等名号。

司马迁说因为姜子牙被册封于吕地，所以又称为吕尚。吕，今山西霍州市以南一带。但是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功臣谋士时，师尚父为首封，并未将他封在吕地，而是将申地赐予师尚父作为采邑。申地在今陕西周至县城关镇与眉县青化镇之间，这一带是隆起的高原，森林茂密，并不太适宜发展农耕。后来可能周武王认为吕尚居功至伟，如此一块弹丸之地，不足以赏其功，便在随后册封诸侯时把吕尚封在东海之边的营丘，让他在此设都，建立齐国。但那时的营丘属于东夷的蛮荒之地，尚未开发，条件比较艰苦。史书上说吕尚是东海上人，或东夷之士，可能与他册封于营丘有关。

吕尚实则西土之人，祖上是四岳的后裔，属于姜姓之戎，算是关中地区的土著，所以他的活动遗迹主要在陕西宝鸡一带。今陕西陇县、千阳、宝鸡贾村一带有个姜氏的夨国，其国君自命不凡，竟然称为夨王，意欲与周王并驾齐驱。吕尚应为夨国之人，有可能是夨国没落的贵族子弟。他早年穷苦潦倒，生活没有着落，不得不浪迹天下。

吕尚年轻时曾经入赘为上门女婿，但是一事无成，耕田的收成还不够买稻种的钱，打鱼的收获还不够买渔网的钱，大半辈子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最后，连老婆也瞧不起他，竟然把他休了。堂堂七尺男儿，居然被一个妇人羞辱，在年过半百之时被扫地出门。如此奇耻大辱，吕尚居然也忍了下来，默默地选择离开。幸亏他浑身是劲，就在朝歌城内操刀做个屠夫，卖牛肉为生。

吕尚屠牛朝歌，经常挑到棘津去卖。棘津，一名南津，又名石济津，是今河南延津东北一个重要的古黄河渡口。公元前525年，晋国名将荀吴率大军南下扫荡河南嵩山一带的陆浑戎时，就在棘津渡过黄河。吕尚早年的这段经历，有更不堪的记载。《说苑·尊贤》说他是“朝歌之屠佐”“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就是说吕尚做过朝歌城内屠夫的帮手，当过棘津渡口旅店招揽客户的小厮。

吕尚的身份如此卑微，他是怎么获得周文王的赏识，并迅速飞黄腾达，一跃成为岐周的首脑人物的呢？司马迁时代流传着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吕尚垂钓渭滨遇周文王；其二，吕尚离开纣王西投岐周；其三，周文王拘羑里得吕尚。

其中以垂钓遇文王说最负盛名，这种说法简直就是伊尹“负鼎抱俎”的翻版。《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称，吕尚年老穷困，很想投靠岐周，以展示生平绝学，做出一番大事业。但是觐见周文王无门，就垂钓于渭水之滨，假借钓鱼，寻机跟周文王会面。巧合的是，周文王正准备出外打猎，预先占了一卜，看会捕获到什么猎物。占人告诉周文王，他的收获不是龙，不是螭（chī），不是虎，也不是熊，而是一个能让文王称霸天下的辅臣。周文王兴致勃勃地去狩猎，果然在渭水北岸遇到正在垂钓的吕尚。两人交谈之后，周文王大喜，说道：“我先祖太公（公亶父）曾经预言，天将降圣人于岐周，周从此强大起来。这圣人正是你啊！我太公盼望着你很久了！”所以文王给吕尚起了个名号，太公望。周文王用牛车把太公望载回岐周，拜为太师，统领三军。

太公望的垂钓之台，在渭水北岸的磻溪兹泉，泉水叮咚，东南隅有一个石屋，为太公望所居之处。钓鱼台遗迹尚可寻，在今陕西宝鸡伐鱼河上游。宝鸡地区为姜姓的发源地，磻溪钓鱼台西北不远处有姜姓的夨国，那儿是太公望的老家，所以这种说法有一定可靠性。至于吕尚弃纣王西投岐周，与垂钓渭滨遇文王其实是同一回事。

文王拘羑里而得吕尚的说法有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认为，周文王因得罪了商纣王，被囚禁在羑里。羑里，在安阳殷都与朝歌之间。岐周众臣深为周文王的命运而担忧，散宜生、闳夭等人日夜磋商，以营救周文王。《尚书大传》中说，散宜生、闳夭、南宫适是吕尚的学生，吕尚获知文王被囚禁于羑里，感叹道：“哎呀！这个西伯昌可是一个大贤君啊！”于是他们四人去见周文王，并向商纣王进献奇珍美女，想方设法把文王赎出来。文王深为感激，亲切地称呼吕尚、闳夭、南宫适、散宜生为“四友”。

还有一个版本，周文王是在朝歌城内结识吕尚的，见于屈原的《天问》和《离骚》。当时吕尚正在肉铺里杀牛，他一边用屠刀狠狠地敲击肉案，一边吆喝出洪亮的叫卖声，以招揽买家。周文王被吕尚雷鸣般的声响吸引住了，发现此君与众不同，是一颗埋在泥巴中的珍珠，于是把他请回岐周。屈原的《楚辞》收录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比如在浩瀚如烟海的传世文献中，殷商先王恒的事迹只见于屈原的《天问》一文。要不是殷墟甲骨卜辞的发掘，恒的事迹恐将永远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所以对屈原的记载不可轻视。《淮南子·修务训》中有句话“吕望鼓刀而入周”，也与屈原的说法不谋而合。

到底周文王是怎么遇见吕尚的？即使是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也不知道答案，只无奈地说了一句：“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有关吕尚投靠岐周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有一个是肯定的，后来吕尚成为周文王、周武王父子的老师！

无论吕尚是“以渔钓奸周西伯”，还是“鼓刀扬声”而获得西伯昌的赏识，总之在得到吕尚后，西伯昌的霸业才真正确立起来。

吕尚的真面孔

吕尚投奔岐周之后，成了周人的顶梁柱。他官居何位，史书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在《史记》《诗经》等早期文献中，吕尚也被尊称为师尚父。有人认为师尚父是师、尚、父三义的合称，师是官职（太师），尚是人名，父是尊称，所以吕尚应居太师之职。但在西周官制，早期的最高长官称为太保，中晚期才出现太师。太保与太师的属下是“三有司”，即司马、司徒、司空，另有主管册命、图籍、祭祀等具体事务的太史，属僚包括后稷、膳夫、农正等。那么，师尚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西汉刘向《别录》所说，“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亦男子之美号”，可知师尚父只是周文王、周武王父子对吕尚的敬称，尊他既为老师、长上，又为父辈，而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官职。

如此举足轻重的岐周两朝柱臣，总不能头上就一顶师尚父的空荡荡的高帽子，虽然看起来光鲜艳丽，但是一点也不实用。那么，吕尚究竟在岐周担任什么职务？

吕尚卖肉时发出响亮的吆喝声、刺耳的屠刀击案声，注定了他就不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谋臣辅相。所以汉代赵岐注《孟子》时说：“吕尚有勇谋而为将，散宜生有文德而为相。”吕尚智勇双全，颇具大将风范，被周文王任命为三军统帅，而散宜生稳重谦和，才是辅相的合适人选。

《诗经》中写道“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可见在周人的印象中，吕尚矫健如搏击长空的雄鹰。刚猛威武，雄健有力，担任大将之职，披坚执锐，麾指三军，这才是吕尚的真正面孔。而运筹帷幄，治国驭世，就得靠散宜生。至于把吕尚说成多谋善断，精通韬略，有神鬼莫测之奇才，那是秦汉之际“张良拾履”以后的事了。

史书上说，吕尚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更是无稽之谈。上古时期，由于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落后，上了五十就算老者了。吕尚年过半百，还在朝歌屠牛，并能高声吆喝、挥刀拍案，也算是体壮气粗的老人了。周文王敬称吕尚为师尚父，可见吕尚应比文王年长。据此推测，吕尚投靠周文王时，大致在五六十岁。

在周文王身边，武有吕尚，文有散宜生，还有太颠、闳夭、南宫适、辛甲等栋梁之材，可谓人才济济。《国语》中称周文王即位之后，任命叔父虢仲、虢叔为卿士，八虞——伯达、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guā）等八位掌管山林鸟兽的官员——为政治顾问。闳夭、南宫适成了周文王的谋臣，其他谋士还有蔡公姬度、原公以及太史辛甲、尹佚二人。周文公、邵康公姬奭、毕公姬高、荣公等也受到周文王的重用。

反观商纣王，虽称大邦之君，占据各种丰沛的资源，尤其是人才方面的优势，但政治黑暗，荒淫残暴。憨厚耿直的九侯、邘侯相继被杀戮，令忠肝义胆之士无不心寒，于是竞相弃殷奔周。出土的上博楚简《容成氏》上说，有丰、镐、石、郍（nu5）、邘、鹿、耆、崇、密须氏等九个方国，因商纣王的乱政荒淫而起异心。

人心向背决定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天平正逐渐向岐周倾斜过来。

周文王伐殷商属国

周文王受天命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1055年），以灭商为主旨的战争正式打响了。《墨子·非攻下》说：“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赤乌，是一种瑞鸟。天降瑞鸟于岐周宗庙，嘴巴里含着一块白玉，这是上天向周文王下达圣旨，命令他讨伐殷商及其属国。

周文王奉天命讨伐的第一个对象是犬戎。犬戎，又称畎夷、犬夷，是殷商的帮凶，周人的宿敌，本来在邠、岐之间，周人先公高圉对其发动多次打击，将犬戎赶到岐周以东、骊山以西一带。文献中的犬丘，就属于犬戎的故地。犬戎是周人的最直接威胁。《帝王世纪》记载，某年正月初一，犬戎的一个部落昆夷一天之内有三次打到了岐周的东大门。犬戎不扫，周人就不能安心东进。

击退犬戎之后，翌年（公元前1054年），周文王兵锋转向岐周以北的密人（居今甘肃灵台县百里镇）。密又称密须氏，姞（jí）姓，是传说中黄帝后裔的十二姓之一，与姬周同宗。密人却是殷商的附属国，密国之君龟曾经追随商王一同出征。灵台的姞伯墓中出土了铭刻“子”姓族徽的青铜器，还有殷人先王的称谓，所以密国是泾水流域殷商王朝的鹰犬爪牙，长期监视着周人的一举一动。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诗经·大雅·皇矣》中详尽记载了周文王进攻密人的缘由及经过。今甘肃泾川一带有两个小国，北边是共国，南边是阮国，都臣服于周，经常遭到密人的侵略。周文王屡次警告，密人仗着幕后的大老板是商王，置若罔闻，这就是《诗经》所说的“敢拒大邦”。

周文王赫然大怒，决定讨伐密人，为此召集群臣商议。第三子姬鲜（管叔）持反对意见，因为他认为密国之君很圣明，攻打密人就失去了道义。吕尚却说：“先王的讨伐，始终有条底线，只惩罚那些拒不听话的、行为危险的、做事过分的诸侯。密人已经踩过了这条底线。”

于是周文王听从吕尚的话，调集军队，亲征密国。周原以北多山丘茂林，周人大军从岐周出发，先解了阮国之围，然后在一座高山处与密人相遇了。

周人大怒，说：“不要在我的山丘下布阵，那是我的山丘。不要喝我的泉水，那是我的山泉。”周文王下令发起猛烈的进攻，密人溃不成军。密国百姓自发把密君捆起来，献给周文王。周文王洗劫了密国，带着战利品——密须之鼓和大车，胜利而归。

周人与密国的交战，在周原甲骨卜辞中也有记录，有片编号为H11·80的龟甲上刻“王其往密山舁（yú）”，说的就是周文王前往密国之山的事。

连续两年用兵，击退了犬戎，灭了密国，四邻诸侯震服，岐周的后院安全了。受命四年（公元前1053年），周文王亲率大军，远征今山西境内的耆国。耆国，就是黎国，也称饥国，今山西黎城县，在安阳殷都西北百余千米处，为殷商西疆重镇。只要攻占了耆国，安阳殷都就是囊中之物。周文王灭耆，明显是冲着商纣王而来的。

周文王被囚羑里

战火燃至家门口，殷商贵族开始感到恐慌。王室大臣祖伊奔告商纣王：“上天要抛弃我们了，如今的老百姓谁不希望看到大王灭亡？天命不再了，大王要怎么办呢？”

然而，商纣王也是英勇善战之辈，他并非祖伊口中的“不可谏”之君。《左传·昭公四年》说“纣为黎（耆）之蒐（sōu）”，蒐就是举行军事演习。显然，纣王看到了周文王灭耆的后果，所以早已有应对之策。

《尚书大传》记载：“西伯既戡黎（耆），纣囚之羑里。”这反映了商纣王出兵迎战周人，结果大获全胜，周人溃败，周文王成了阶下之囚，被拘押在羑里。

司马迁说，羑里之囚是由于周文王为九侯、邘侯的惨死深有怨言，受到崇侯虎（崇国之君）的构陷。崇侯虎在商纣王面前进谗言：“西伯姬昌仁慈而且富有谋略，太子姬发勇猛而且果断坚决，中子姬旦谦恭而且知时知量，所以诸侯都向着岐周。岐周早晚必将取代殷商，赶紧设法剪灭这一未成形的祸端。”于是商纣王命令屈商把周文王抓来，囚禁在羑里。这一记载有点问题。周文王是西部诸侯的共主，算得上大邦之君，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兵卒如林，商纣王岂能说抓人就抓人？

但周文王被囚于羑里，确实是由于崇侯虎的提醒，触碰到商纣王的心病。商纣王很会打仗，史书上说他“恃其强大，喜用兵，百战皆克”。面对周文王的咄咄逼人之势，商纣王不可能坐视不理。戡黎一战，周人受到纣王大军的反扑，周文王兵败被俘。但是为什么商纣王没有立即将周文王处死，以绝后患呢？这是因为杀不得，杀了就彻底成了不共戴天之仇。

周文王是殷商对付周人的一个王炸。商纣王把他拘禁在安阳殷都附近的羑里，作为人质，意在威逼岐周降服。周文王因戡黎之役而导致了一次不堪回首的耻辱，被周人称为“羑里之丑”，世代难忘，所以周人有意识地把戡黎败仗这件令子孙蒙羞的往事讳隐起来，将其从史书上抹去。

羑里，在今河南汤阴以北九里，城北有羑水流经，向东缓缓而去。羑里北距安阳殷都18千米，南离朝歌30千米，是一座山丘上垒石而成的小城堡，突兀险峻。城中用土填平，高出城外一丈有余，周长三百余步（约500米）。周文王被囚禁在这盈尺之地的狭小空间内，易于看守，插翅难飞，这也是对周人的蔑视与羞辱。

周文王在羑里备受折磨，隔三岔五被商纣王派人辱骂，但周文王处之泰然，脸色无改。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是个美男子，面如美玉，丰姿英伟，在殷商当人质，做了商纣王的马夫。商纣王为了摧毁周文王的生存意志，甚至不惜干出违背人伦的兽行：他杀了伯邑考，将其炖成肉羹，赏赐给周文王吃。事后商纣王以此来嘲讽周文王，说：“圣人不吃儿子的肉汤！谁说姬昌是圣人？他连吞下自己儿子的肉都不知道。”这一惨绝人寰的恶行令周文王生不如死。他知情之后，悲愤异常，在羑里城外呕吐连连。世人对周文王深为敬佩，在呕吐之处堆起一个小土包，称之为“呕子冢”。不过这些只是战国时期的传闻而已，真实性不知。

商纣王放虎归山

周文王被俘，商纣王捏住了周人的命脉。岐周上下陷入一阵慌乱之中，为拯救周文王忙成一片。吕尚、闳夭、散宜生等众臣展开救主大行动，每个人都有具体分工。吕尚前往羑里，密切监视殷人，确保周文王的人身安全。也有人根据《孙子兵法·用间篇》中的“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以及《孟子·离娄上》中的“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推断吕尚为了救周文王出狱，跑到东夷族去，鼓动夷方发动叛乱，所以有的文献又称吕尚为“东夷之士”。散宜生负责四处搜罗奇珍怪物，进献给商纣王，用来赎买周文王。商纣王生活奢靡，朝歌城中无奇不有，所以岐周的贡品必定是世所罕见、价值不菲的人间极品。

岐周贡品的清单上，到底有哪些东西？司马迁说是有莘氏美女、骊戎文马、有熊九驷等。其他的史料说得就有点天花乱坠了。

《淮南子·道应训》列出的清单包括驺虞、鸡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贝百朋、玄豹、黄罴、青犴（hān）、白虎文皮千合。驺虞、鸡斯、玄豹、白虎都是《山海经》中的神兽。鸡斯，就是犬戎文马，或骊戎文马，传说颈上长着赤红色的鬃毛，眼睛如黄金，闪闪发亮，脖子像鸡尾巴，所以称之为鸡斯。玄玉是《楚辞》中的墨色玉块。大贝，就是砗磲（chē qú）。青犴，是一种极其稀有的狗，为战国时期赵地三宝之一。

《太平御览》的记载也很离奇，说散宜生在宛怀、条涂之山获得三名玉女，以及玄豹、黄熊。南宫适购得义渠（今甘肃庆阳西南）的骇鸡犀、犬戎氏文马。骇鸡犀是一种犀角，可去尘。这些名字稀奇古怪的珍宝，都是战国或西汉时期神话传说中的稀世之宝，当猎奇看看可也，较真起来就不靠谱了。

司马迁的记载还是比较贴近史实的。有莘氏自古多美女，成汤的王妃纴巟、周文王的正妃太姒，都来自有莘氏。商纣王好色成性，一日三餐，无女不成席。呈献给商纣王的礼品清单，怎能独少了绝色佳人这一味？

散宜生并不将贡品直接送到商纣王面前。毕竟殷商朝廷多忠臣，比如崇侯虎、比干、微子启等。商纣王智商也很高，“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见多识广，悟性也不错。只要有一人出来提醒纣王，就坏了大事。所以散宜生去找费仲，费仲是殷商的大佞臣，为人贪婪，善于拍马溜须，深得商纣王的宠幸。

费仲拿到的好处也不少，他把岐周的贡品转呈给商纣王。商纣王大悦，说：“这清单上的一件礼物就足以赎买姬昌，更何况有这么多！”于是商纣王不但把周文王释放了，而且还杀了一只牛，欢送他回岐周。

一只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走了。对头脑清醒的旁人来说，商纣王放虎归山的行为实属愚蠢，简直是不可理喻的。据称，牧野之战后，商纣王被幽禁在宣室，他并没有反省自身的恶行，却对当年没有在羑里杀了周文王，反而将其释放的草率行为悔恨不已。

史书上有关周文王被囚后发生了什么的说法不一致。《左传》记载，纣王囚文王七年，诸侯都跟着一起进大牢，纣王害怕了，只好释放了周文王。《战国策》则认为，纣王把文王关进羑里监狱一百天，想置他于死地。但是《淮南子》《史记》都说文王被囚禁不足七年，也提到《左传》所言的诸侯陪着坐牢的事。更甚者，有人根据《史记》中的“文王受命七年而崩”的记载，推断出周文王被囚七年，瘐死羑里牢中。周武王之所以“父死不葬”，就急匆匆出兵讨伐纣王，是因为文王尸首没有运回岐周，无法安葬。而且武王伐纣时自称“太子发”，也是因为周文王走得太突然，来不及交班。“太子发”急于报仇雪恨，服丧未满三年就兴兵伐纣。当时“太子发”尚未即位称王，因而沿袭周文王改元后的受命纪年。直至牧野大战后，灭了殷商，“太子发”这才正式登基称王。

周文王被囚的期限到底有多久，一百天还是七年？是死于羑里，还是被释放出来了？出土的清华简《保训》中赫然出现了“惟王五十年不豫”，顿时平息了这些争论，让疑者释怀。西周早期在位五十年的只有周文王，羑里之囚后纣王放了周文王，这才是正解。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周文王膺受天命之后，一年攻打一个方国。直至走完生命中的最后一程，才交棒给太子姬发，断无被囚七年的道理。肯定的是，周文王的囚徒生涯不足一年，大致如《战国策》所说的一百天。

《史记》中记载，周文王囚于羑里之时，将《周易》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后来，这些卦象成了《易经》中的基本内容。

在殷商晚期的陶器、青铜器、甲骨卜辞上发现有六爻（由下而上排列的六个阴阳符号）组成的数字卦，比如1950年在安阳殷墟四盘磨挖掘到一片兽骨，就刻有六爻符号。可见数字卦在殷商时期就存在。

六十四卦是否由周文王推演出来的？司马迁在叙述该事时用了一个“盖”字，以示传疑。但是考古发现印证了周文王推演六十四卦的传说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

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的卜骨和卜甲，发现了更多的数字排列组合刻辞，诸如“八七八七八五”“六八一一一一”之类。其诡异之处在于，虽然当时的数字有一至九，但是只用上“一五七九”四个奇数，以及“六八”两个偶数，共六个数字，而不见“二三四”。这是因为“二三四”都是横杠，书写起来极易混淆。这说明每一组排列组合都不是寻常的数字，而是蕴含着特殊的意义，属于当时的占筮之卦。奇偶不平衡，“一五七九”属于阳爻，“六八”属于阴爻，呈现出阴阳之象，完全可以与《周易》中的六十四卦相对应。因而古文字学家张政烺认为，这些刻辞就是“易卦”。

周原甲骨数字卦爻对应《周易》六十四卦，分别有：

周原甲骨的年代上起周文王，下至周康王、周昭王，最早不过周文王。周原甲骨中出现记录“易卦”的数字符号，增加了《史记》中“文王拘而演《周易》”“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的可信性。

周文王囚于羑里之时，可能对六十四卦的卦序作了一定的编排，使之形成今天的《周易》卦序，或许这就是“文王演《周易》”的真相。

商纣王的处境

周文王身陷羑里大牢，整日为演《周易》而冥思苦想之际，商纣王也为东夷叛乱而寝食不安，这就是《左传·昭公四年》中所说的“纣为黎（耆）之蒐，东夷叛之”。

东夷叛乱，虽然经过帝辛十祀（公元前1066年）、十五祀（公元前1061年）的两次远征而被镇压下去，但是商纣王得不偿失。每一次征夷方，都是旷日持久、损失惨重的消耗战争，让殷商王朝元气大伤，没有数年时间的休养生息，是无法恢复过来的。因而从当时的形势发展来看，吕尚和散宜生没有必要为拯救周文王大费周章。商纣王无心也无力激化殷周矛盾，迟早会自动放人。

羑里之囚前后，商纣王的处境极为不利。

帝辛二十祀（公元前1056年），也就是周文王受命元年，纣王发动了第三次征夷方之役。这次征夷方是致命的战争，六百年的殷商王朝终于被商纣王一脚踢进历史的坟墓中。《左传》中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和“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有可能指的就是第三次征夷之役。

根据贞人黄的卜辞记录进行排列，第三次征夷之役发生在帝辛二十祀五月至次年二月之间，长达八九个月，比前两次持续的时间更长。目前尚未发现第三次征夷之役中交战的记录，只知道帝辛二十祀九月癸未日，纣王在上虞。上虞通常是纣王下达伐夷方指令的地方，所以战斗应该在帝辛二十祀的秋天打响。上虞是当时一个较大的方国或城邑，位于沭（shù）河以东，在今山东莒县附近，距离安阳殷都却有千里之遥。纣王驻留上虞期间，似乎预感到由于常年征战，民心涣散，政局不稳。他担忧后院起火，于是派遣一个名字叫湗（fèng）的王正（随征官员）快马加鞭，驰奔安阳殷都、朝歌，向留守众臣报平安，让他们安心在家打理朝政。

帝辛二十一祀（公元前1055年），周文王趁着纣王远征夷方，出兵伐犬戎。大致在年中，纣王从伐夷方前线，风尘仆仆赶回朝歌。帝辛二十二祀（公元前1054年）五月乙未日，纣王自朝歌附近的离馆别居——阑地，前往宗庙祭祀其父帝乙，可能与征夷方告捷有关。殷商晚期的版方鼎记载了此事。同时，周文王灭泾水流域的“纣党”密须，缴获了大鼓与大车，满载而归。

翌年，周文王继续进攻耆国。

耆国就是黎国，为安阳殷都的西北门户。一旦黎沦陷，殷都危矣。纣王率军迎战，活捉了周文王，囚之于羑里。

纣王连年兴师动众，远征夷方，导致国穷民疲，诸侯相继反叛。在如此的困境之中，商纣王尚有余力应付岐周大军，并且一战而擒周文王，可见纣王确实是指挥打仗的行家里手。《左传》中称“纣之百克”——纣王百战百胜，并非浪得虚名。

然而，纣王为了震慑、弹压叛服无常的东夷和淮夷，采取了一个极为错误的战略决策，长期在上虞驻守重兵。上虞是殷商末年新发展起来的带有军政性质的城邑或方国，在沭河以东，扼今山东与江苏南北交通要道，是商王经营东方的军事重镇。在此驻扎师旅，一旦东夷或淮夷发动叛乱，随时可以机动北上或者南下，迅速将其平定。商纣王好边功，经常御驾亲征，为了确保上虞与殷商王畿之间的畅通无阻，以及补给线的安全，沿途必须驻守军队，使得整个王朝的军事建设重心明显向东方倾斜。

殷商晚期的版方鼎

鼎身四壁近口沿处各装饰一首双身蛇，即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肥遗”，左右及底边处还各装饰有一条乳丁纹带。鼎内有两处铭文，鼎内底有一鱼形族徽。

殷商晚期版方鼎铭文及鱼形族徽

铭文内容：乙未，王宾文武帝乙。肜日，自阑偁（g）。王返于阑，王赏版方贝，用作父丁宝尊彝。在五月，唯王廿祀又二。

卜辞中还出现了“二邦方”“三邦方”“四邦方”，这是指几个方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殷商王朝，迫使纣王处处分兵驻守。结果造成兵力严重不足，外强中干，包括安阳殷都和朝歌在内的王畿之地空洞化，形同不设防区，脆弱如蛋壳，一戳即破。商纣王将周文王囚禁于羑里，百日也好，七年也好，并没有取其性命，就是忌惮周人倾巢而出，直捣王畿。

让周文王活着走出羑里大牢，无异于放虎归山。然而继续拘押或者杀了他，殷商将陷入更加危险的两面受敌的困境。东有夷方，西有周人，安阳殷都和朝歌却无兵可守。内外形势决定着，只有释放周文王，才能安抚摩拳擦掌的岐周大军，让纣王专心应对东夷的威胁。至于散宜生进贡奇珍异品，则是锦上添花，使得商纣王有台阶可下，有尊严可言，有利益可得，加速恢复周文王的人身自由。

《左传》中记载，纣囚文王，诸侯敬仰文王，纷纷跟着下狱，“纣于是乎惧而归之”。诸侯从囚是夸张之词，但纣王心中恐惧却是事实。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纣王释放周文王之后会出现精神分裂的行为，将百般虐待过的囚徒捧为尊贵的座上宾。纣王不但杀牛慰劳，美酒佳肴伺候，而且还向文王告密，“谮汝者，长鼻决耳也”——说你坏话的，正是长鼻子、裂耳朵的人。周文王说，这是崇侯虎的状貌啊！心中已将崇侯虎枪毙了一百次。

出狱之后，周文王割让洛西之地、赤壤之田给纣王，换取废除炮烙酷刑。但纣王并没有废除炮烙酷刑。后来周武王灭商后废掉了炮烙酷刑。

土地是最宝贵的财富，一寸国土一寸金。周文王让出的土地在哪里？为什么要出让土地？洛西之地，指陕西中部洛水流域之地。今陕北、陇中一带的黄土高原，因有红土地貌，所以被称为赤壤之田。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是戎狄部落的聚居地，土地荒芜，本来就不受周人控制。周文王用这两块土地来交换废除酷刑，不但可以笼络天下人心，而且能够稳住商纣王。

商纣王果然大喜，赐弓矢斧钺，授予周文王讨伐专权。周文王让出的是一张空白大支票，却在政治层面和公共舆论上获得了大丰收，真可谓是一桩无本万利的买卖。

羑里之囚，反而让周文王一眼看透了商纣王的虚实，使他灭商的信念更加坚定。回到岐周之后，周文王与吕尚加紧灭商准备，修德行善，拉拢更多诸侯支持。

史书上记载，有一次周文王让人挖池，挖到一堆腐烂的死人骨骸。官员上报周文王，周文王下令将骨骸改葬。官员说，这是一堆无主骨骸，扔了吧！周文王大骂：“拥有天下的，是天下之主，拥有国家的，是一国之主。我不是这堆骨骸的主人吗？”于是命令官员用衣棺厚葬那些无主尸骸。如此的收买人心之术堪称高明，而且卓有成效。周文王的积德行善，让世人感动万分：“对死人都那么优厚，对我们这些大活人更不必说了！”对周文王的赞颂之声纷至沓来，投奔者络绎不绝。

诸侯陆续归附，史称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这是指九州（据《尚书·禹贡》的说法）中归附周文王的有荆、梁、雍、豫、徐、扬六州，依附殷商的只有青、兖、冀三州。周文王已成为凌驾于商纣王之上的天下共主。

周文王灭崇侯虎

人心向背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周文王加快了灭商的步伐，具体的军事行动由精通兵家权谋的吕尚来负责。周文王受命六年（公元前1051年），也就是帝辛二十五祀，姬昌发动生前最重要的一次战役——伐崇侯虎。

崇侯虎是羑里之囚的罪魁祸首，周文王兴兵讨伐也在情理之中。崇侯虎的崇国在哪里？传统观点认为，史书上说周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可见是在伐崇之后建设丰京的，崇、丰应相毗邻，或者在同一地域内。丰，今陕西西安沣河西岸。崇，就是夏朝的有扈氏，在丰、镐之间。

但是根据上博楚简《容成氏》中的记载，丰与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国，无法混为一谈。崇国应该是上古时期有崇氏的后裔，疆域范围包括今天河南环嵩山地区的崇县、禹州、登封等地，是殷商晚期最大的一个方国。崇国在黄河以南，北距朝歌五六百里，是周人东伐殷商的必经之途。灭了崇国，就扫清了征商道路上的最后障碍。

崇侯虎颇具雄韬武略，不但勇力过人，能举起五百石的重物，而且目光高远，向纣王建言剪除周文王的就是他。崇侯虎不除，就是一只凶恶的拦路虎。灭纣必先灭崇，伐崇对灭商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荀子》将文王伐崇之役，与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夏桀、武王伐纣并称为上古六大战争之一。

《六韬》记载：“文王闻杀崇侯虎，归至丰。”说明周文王灭了丰、镐两个小国，是在伐崇之前。周文王灭丰、镐，如探囊取物，运用了攻心战术，“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下令军中听到三次鼓声迅速出击，再次听到三次鼓声迅速撤退。这样的阵势吓坏了丰、镐两国的百姓，于是不战而降。并吞丰、镐之后，周建立了前进的根据地，伐崇就无后顾之忧。

战前，周文王发布讨崇檄文，列数崇侯虎的罪状，包括“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等，以彰显战争的正义性。当然，这只是周文王的攻心之术与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周在东征崇国的行军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周文王走到凤凰之墟，与吕尚等众臣议事时，脚上系袜子的长带条突然松落了。周文王看了看身边随从，就自个儿弯下腰把袜子绑紧。吕尚颇为不解：“这小事是下人做的，你可是一国之君啊！”周文王的回答很有意思：“我听说亡国之君所在之处，都将人当下人使唤。我虽然是一国之君，但跟大家一样，都是先王之臣。怎么可以让别人为我系袜子呢？”这个桥段无非是赞扬周文王事必躬亲的美德，为伐崇之役大造舆论宣传。

崇国所处的环嵩山地区，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深居中原腹地，是早期国家起源的核心地带。崇国拥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实力比周文王之前征讨的耆国、邘国强百倍。崇侯虎也是文武双全的一时之杰，所以伐崇之役艰苦而且惨烈，周人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吕氏春秋·君守》中说，“夏鲧作城”。夏鲧就是传说中的有崇氏之君，善于建造城郭。崇侯虎继承了老祖宗的筑城技术，依靠险要的地形，把崇城（今河南嵩县北）打造成一座固若金汤的坚城要塞。

周文王伐崇，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

攻城之前，周文王又运用屡试不爽的攻心战术，打出“亲民”的旗号，严肃军纪，下令说：“禁止杀人，禁止破坏房屋，禁止填水井，禁止砍伐树木，禁止抢掠牲畜，违者杀无赦！”崇国百姓闻言，纷纷出城投奔周文王。

但是崇侯虎凭借着高大厚实的城墙，死战不降。周人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攻城器械，包括钩梯、临车、冲车。临车的顶端有瞭望楼，居高临下，既可观察敌情，又可俯攻敌人。冲车是用来从旁侧撞城墙的重型器械。

《诗经·大雅·皇矣》中如实描述了伐崇之役中惊心动魄的攻城场面：

文王既受天命，召集盟国磋商，团结同姓之邦。

士兵攀援钩梯，推出临车冲车，齐心协力攻崇。

临车空中摇晃，冲车雷鸣轰动，崇城高入云天。

俘虏排成长龙，割取左耳报功。

祭祀天神祈胜，招降安抚民众，四方不敢侵犯。

临车冲车如林，何惧崇城高耸？

攻伐杀戮不断，顽敌斩杀一空，四方唯命听从。

崇侯虎面对强敌，毫无惧色，顽强抵抗。周人伤亡惨重，战事陷入长达一个月的胶着状态。周文王只好下令退兵休战，与吕尚商讨之后，再次攻城。这一回，周人在崇城下堆起土山，与城墙一般高。士兵们蜂拥而上，攻入崇城。崇人见势不妙，摇晃白旗投降。周文王杀掉崇侯虎，以报羑里之仇。

战后，崇国由一个与岐周平起平坐的大国，沦为周人的附庸，这就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所说的“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

但是周人也是付出了巨大牺牲，才啃下这块硬骨头。伐崇之后数年，周人因实力严重受损，为了保证日后伐纣决战的胜利，不得不偃旗息鼓，养精蓄锐，史书上再也没有留下周文王攻打其他方国的记载。

周人的“龙兴之地”

文王伐崇那一年的六月庚申，纣王在阑地举行羽祭典礼，祭祀殷商先王。祀礼之后，纣王一时兴起，赏赐宰椃（zǎi háo，负责饮食烹饪的家臣）贝币五朋。这是商纣王最后一次出现在青铜器铭文中。

文献记载或考古材料中，都没有提到崇国沦亡之后纣王的反应，他已经被周文王的割土与献媚冲昏了脑袋。

伐崇之后，周文王回到了丰，将都城从岐周迁徙至丰，这是周人第三次战略性转移。

周人的第一次战略性转移是不窋率族人西奔戎狄，从今山西迁徙至今甘肃庆阳。第二次战略性转移是公亶父迁岐下周原，姬姜融合，奠定了八百年周王朝的坚实基础。经过公亶父、季历、西伯昌三代人的不懈努力，周人在周原上筑起了宗庙宫室，设置了官僚吏属，正式建立了国家。周王朝奉行农耕立国的政策，自西向东，开展大规模的垦荒辟田运动，使周人获得脱胎换骨般的蜕变，从一个浑身沾满戎狄膻味的边陲小部落，一跃成为“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西部霸主。

岐周见证了周人从开国走向强盛的百年历史。

考古发掘让这个周人的“龙兴之地”初露真容。岐周遗址地跨陕西岐山、扶风两县的北部，东西宽约3千米，南北长约5千米，面积超过15平方千米。周人最重要的建筑物——宗庙位于宝鸡市岐山县京当镇凤雏村，南北长约45米，东西宽约32米，面积约有1469平方米。岐周宗庙是一座三进式院落，第一进是门道和两侧的门塾。穿过第一进，是“中廷”。西周青铜器铭文上经常出现的“入三门，立中廷，北向”，就指这里。中廷之后是第二进，宗庙的主体建筑——殿堂前面有东、中、西三台阶，东阶称为阼阶，西阶称为宾阶。阼阶是周王的专用通道，站在阼阶上迎接宾客，或者登上阼阶，主持祭祀活动。宾阶，顾名思义，就是宾客站立的地方。殿堂之后，是庑廊和东西对称的小室。再之后的第三进，有五间并排的室。这座宗庙建筑年代为公元前1095年前后，相当于商王祖甲至纣王之际，有可能始建于周文王时期。但是宗庙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大都属于西周中期，说明使用时间很长，到西周晚期因为周王乱政，国势衰微，犬戎占领周原，宗庙才荒废下去。宗庙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甲骨卜辞，超过2.1万片，其中有字的293片，所用甲骨文一千多字。卜辞字迹纤细，需用放大镜才能够看清楚，上面刻着祭祀、田猎等内容。文字的发现，意味着这儿是周人早期的祭祀中心和精神中心。

宗庙东南方4千米处是宫室群，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召陈村。此地共发现大型建筑基址15处，其中上层基址13处，下层基址2处。由于这一带出土的窖藏青铜器都不是周王宫廷的器物，判断宫室群的主人不是周王，很可能是西周中晚期的“皇亲国戚”。

岐周是公亶父时期周人的政治、文化、祭祀中心。

季历灭毕程氏，在毕原程地建造宫室，作为东进的一个据点。程在季历、姬昌父子时期具有陪都性质，姬昌在程地居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著名的太姒“程寤”和文王“受命”就发生在程地。

程位于毕原之上，森林资源丰富，然而土地较为贫瘠，不利于发展农业耕作。姬昌在程待了三年，发生大饥荒，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用粮食，以赈灾民。

很明显，程不是可以长久待下去的地方。但是岐周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偏西，而且地势高亢，经常出现旱灾，不利于东征大业。于是位于渭河中下游的丰，进入了周文王的视野。

营建丰镐

丰，是周文王刚刚征服的方国，在渭河的重要支流沣水岸边，地势平坦，一望无垠，自然条件比岐周、程优越得多，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这儿就是关中平原人烟最稠密的地区。在原始落后的冷兵器时代，距离是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丰比岐周、程更加靠近中原，从这里出发攻打殷商，调动兵力极为便利，无疑是建立都城的理想之选。

新都城——丰京的选址在古河道以北的嵋坞岭高冈上，今陕西西安沣水中游西岸的客省庄北堡子南、关道村北、张家坡以东一带。迄今已发现14座建筑基址，其中最大的是四号基址，东西长约61米，南北宽约35米，面积约1827平方米。

丰京筑有城垣，城中有“丰宫”——周文王的寝宫，还有供周文王游猎赏玩的花园——灵囿。可见，丰京已经是一座配套设施基本完备的王者之都。

营建丰京之前，周文王进行了长远的规划。丰京坐落在嵋坞岭高冈上，东边是沣河，西边是灵沼河，南北都是低洼之地，暴雨时容易遭到水患的侵害，不适合建立居民点。自然地形地貌严重制约了丰京未来的发展空间，周文王就在丰京对面，沣河东岸不远处（今西安斗门街道一带）又建一座新城。沣东新城可能是在镐国原有的基址上建起来的，所以称为镐京。在镐京遗址已发现十余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五号基址规模最大，约3400平方米，有坐北朝南的宫殿遗迹，南北长约59米，东西宽约23米，面积约1357平方米，应是重檐式的王宫建筑物。

镐，在周原宗庙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称之为蒿。丰、镐相去只有十多千米，实际上是沣河两岸的双子城。周文王很看好镐京广阔的发展前景，他的最后时光就是在镐京王宫中度过的。武王伐纣之后，迁都镐京，建立了西周王朝。丰、镐同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合称为丰镐。

丰镐遗址简图

周武王虽然迁都镐京，但是并没有忘记岐周。岐周永远是周人心中的“圣城”。因为这儿是周人的发迹之地，建有最早的宗庙，是周民族奋发有为的精神源泉。

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弟弟姬旦为周公，将岐周以西一带赐为周公的采邑。位于今陕西岐山县凤鸣镇的周公庙，就是后人祭祀周公姬旦的宗庙。在周公庙遗址发现四十多处大型建筑基址，也出土了一些甲骨卜辞，有一片是“五月哉死霸壬午”肜祭卜辞，“哉死霸”就是夏至月的望日。根据天象记录，推测出卜辞的年代是公元前1051年，也就是周文王伐崇迁丰京的那一年。岐周以东一带则是周武王另一个弟弟毕公高的采邑。而岐周始终是周民族共有的“圣城”，由周公旦、毕公高及其后人一起虔诚地守护着祖灵。

周文王的遗训

第三次战略性转移奠定了四年之后武王伐纣的胜利基础。但是迁都丰京的第二年，即受命七年（公元前1050年），周文王积劳成疾，身染重病。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以后天人相隔，心忧太子姬发难以继承大业，赶紧把姬发召唤到镐京去。

某月戊子日，周文王以水洗面。翌日己丑黎明时分，周文王在弥留之际，谆谆教导卧榻前的姬发。周文王的遗训都记载在清华简《保训》中。《保训》的核心是要姬发恪守“中道”。为了让姬发切实体会到“中道”的内涵，周文王提到了历史故事，一个是帝舜求“中”于历丘，另一个是殷商先公上甲微求“中”于河。

周文王所说的“中”，到底是什么意思？“中”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早在夏朝之前就产生了。卜辞里的“中”是一个指事字，形似一面有多条飘带的旌旗，“中”字的竖线代表旗杆，方框位于旗杆中间位置，将旗杆分为上下两端，这就是“中”字的最初本义。知道“中”的本义，就不难理解周文王的“中道”。

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好比一根杠杆，一端是保守主义，另一端是冒险主义，那么“中道”是杠杆上最佳的位置，最佳的状态，也就是公正公平，或者中正中允。《尚书》上说“允执厥中”，就是指不偏不倚的中道。

战国清华简《保训》

《保训》释文：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戊子，自（huì）。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代（？）传宝，必受之以诇。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女以书受之。钦哉，勿轻！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服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发，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唐，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久，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轻！日不足，惟宿□不详。

周文王的“求中”，求的是天地正道，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从治国理政，到为人处世，都要遵循中道，才能够获得天命的佑护。否则，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这就是周文王留给太子姬发最后的遗训。

求中，是《保训》的核心思想，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精粹“中庸之道”的滥觞，对华夏文明影响至深。

《保训》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基本平息了文王是否生前称王的历史争议。周文王在世称王，还是死后被追封为王？唐宋千年以来，一直聚讼不休。竹简开篇“惟王五十年”短短五个字，掷地有声，周文王在世之时就高举叛旗，假天命称王。

但周文王称王的时间，应在他在位的第四十四年。“惟王五十年”是另一种纪年方式，意即周文王在位统治的第五十个年头，相当于受命七年，不等于即位之时就称王。

称王之前，姬昌承袭了其父季历的西伯之号，所以史书称之为西伯昌。西伯，是商王文丁册命季历的爵号，卜辞称之为“周方伯”，说明当时周国只不过是殷商王朝的一个属邦方国。西伯必须听命于商王，为商王效命。

西伯昌假托天命而称王，其野心不言而喻，就是要灭掉商纣王，取而代之，统治天下。然而，对商纣王来说，西伯昌自命为王，并非一个不可忍的反骨贼。因为殷商时期，称君称王不是商王的专属，卜辞中不少方国首领也使用王、君、公的称号。况且姬昌只是在周人境内称王，而不是跑到朝歌城，指着纣王的鼻子叫嚣：“我也是王，要跟你争抢天下！”所以史传文献或甲骨卜辞都没有提到纣王为姬昌称王而跳脚，准备兴兵讨逆。

三分天下，周有其二，形势一片大好。受天命自号为王之后，周文王仍不敢公开向纣王叫板，而是摆出一副忠顺的属臣面孔，“率商之叛国以事纣”。周文王为什么如此低调？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姬昌称王，密谋伐纣，那是属臣叛宗主，在道义上理亏，只能做不能说。

这可以算是中道吗？

周武王牢记周文王临终之际的教诲——《保训》，始终不敢逾越中道。所以即位之后并没有改元，而是沿袭了周文王受命之后的纪年，自称太子发，继续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韬光养晦不仅仅是一种高明的策略，更是一种极致的美德。这也是周文王一生执着追求的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