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商纣当国（1/1）

岐周地震

这个诞生于污秽的“豕牢”之地，“胸有四乳”的奇异少年姬昌，即将引领周人走出岐山，迈向更遥远、更广阔的东方大地。而他的大仇家——商王文丁，在杀害季历不久后也死去了。文丁在位十一年，死后，儿子羡继位，史称帝乙。

史上对商王帝乙的评价存在分歧。司马迁说他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即位之后殷商王朝加速衰落下去。在《左传》中，甚至将帝乙与西周的暴君周厉王并称为“不肖之君”——很不像话，辱没了老祖宗的统治者。然而在《尚书》和《周易》中，帝乙则被称为贤君。

帝乙在位期间，到底有哪些劣迹，史无明载。但是根据卜辞的记载，帝乙并非毫无作为。他对祖甲时期形成的周祀制度再次改革。祖甲按照翌、祭、祼、协、肜五种祀典的顺序，一个祭祀周期只需30旬，也就是300天。及至帝乙之时，五种祀典的一个祭祀周期演变成36旬或者37旬，也就是360天或370天，其平均数相当于一个太阳年（365.2422天）的天数。每一个完整的祭祀周期为一“祀”，经过帝乙改革之后，商开始称年为“祀”，这是天文历法上的巨大进步。

在帝乙、帝辛时代的甲骨卜辞或青铜器铭文中，常常出现的“王几祀”就是指当时的商王在位第几年，中国由此开启了王位纪年的先河。如，帝乙二祀（公元前1100年）四月，对上甲微以降的所有殷商先王进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合祭活动。这样的合祭事件在帝乙五祀（公元前1097年）九月又举行了一次。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王位纪年的事件就是从帝乙时代开始的。

在帝乙卜辞中频频出现的“旬亡祸”，就是指在卜问接下去的十天之内会不会发生什么祸事。这通常是在外敌犯边时的贞卜用语。由此可见，帝乙时期的边关形势十分紧急。

彼时，殷、周大致以太行山脉为界，太行山以西，尽是周人的天下；太行山以东，虽是殷商的势力范围，但国内人心不稳，四邻各族趁机闹事。在帝乙二祀，或者姬昌继承王位的第二年，姬昌高举复仇大旗，率领周人大军，开始对殷商王朝发动进攻。这是王者的复仇，虽然此时姬昌仅仅十二三岁，但是殷、周两族的宿怨以及季历困死塞库的血仇，让年少的姬昌一夜之间老成起来。此役，是周人反客为主，对殷商王朝的第一次主动出击，扭转了商、周之间的战略态势。西周中期史墙盘铭文中的“初盭和于政”，就是指这次伐商。

其后数年中，帝乙的贞问卜辞里连续出现了“旬亡祸”，似乎姬昌这个小毛孩已经成了帝乙挥之不去的梦魇。

帝乙六祀，十二月癸卯，贞问，旬亡祸？吉。——结果很吉利。

帝乙七祀，五月癸未，贞问，旬亡祸？吉。——结果也很吉利。

帝乙八祀，二月癸酉，贞问，旬亡祸？引吉。——虽然也很吉利，

西周中期的史墙盘

史墙盘是西周时著名青铜器，1976年12月在陕西扶风出土，为西周恭王史官墙所作的礼器。内底铸有铭文18行284字，文章使用的四言句式，颇似《诗经》，措辞工整华美，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铭文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的家史，与文献记载可相印证，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

但是这次用语不同。引吉，就是《周易·萃卦六二》中的“引吉，无咎”。引者，拉开弓，箭未射出。“引吉，无咎”就是祸事还处在萌芽状态，但由于处理得当，比如虔诚祈求神鬼的佑护，所以没有酿成大祸。

帝乙十祀（公元前1092年），殷商的西边发生了一件大事——岐周地震。这事没有出现在甲骨卜辞上，但是史传文献多有记载，诸如“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周郊”，可见震级不小，而且岐下的宫殿、宗庙处在震中。当时正值盛夏六月，年富力壮的姬昌突然病倒了，而且病得很厉害，卧床五日，岐周到处地动山摇。公亶父修建的宫殿仿佛在风中摇曳，门窗晃动，屋瓦震落。姬昌生病与地震本来纯属巧合，周人却惊魂不定，认为“地之动也，为人主也”，这是老天对姬昌发出的警告。一时间人情汹汹，纷纷要求迁出岐周。

姬昌问：“怎么迁走？”有位官吏回答说：“发动民众，再造一座新城。”

面对即位以来最大的危机，姬昌出奇地沉着冷静。他告诉周人：“这是天帝降罪于我，不认可我这个西伯。如果兴师动众，再造一座新城，那就是罪上加罪，老天会饶了我姬昌吗？”

姬昌应对此次危机的策略是坚持“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治国理政之道，用爵禄品级和兽毛皮革去结好邻近各族，用谦卑语言和重金布帛去招揽天下英才，用爵位俸禄和肥田沃地去赏赐群臣百吏。彼时的姬昌不过二十三四岁，但是他拥有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智慧与谋略。殷商动不动就挥舞大棒，姬昌反其道而行之，实施了“以仁治国”的王道理念，不但稳定了人心，而且大大凝聚了邻近诸族的向心力。

姬昌的王道理念有三个内涵：其一是修己，强调内圣，把自己的事做好；其二是重义，不仅讲究一个“仁”字，而且更加注重“义”，以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其三是包容，以多元、宽仁的态度去对待邻近各部落，呈现给世界的不是暴力或征服，而是“协和万邦”。

姬昌的王道理念使他确立了名副其实的西伯（西方霸主）地位。《墨子》说，姬昌亲仁百姓，让利于民，由此大得人心，“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投奔西伯昌，成为中原各族的最大心愿。铸作于西周中期的史墙盘铭文，对姬昌一生中的丰功伟绩进行了概括性的颂扬，赞云：“曰古文王，初盭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敷（抚）有上下，?（hé）受万邦”——

我说啊，古时候有个周文王，

初一交战，建立了政权，

天帝降临给文王美德，

让四方百姓，无不受其恩惠，

从此万邦协和，海内一统！

这次岐周地震，反而成就了西伯昌的真正崛起，中原格局因而大为改观，具备了划时代意义，所以史书上对此不吝笔墨，大书特书。

千余里之外的商王都对岐周大地震毫无震感。卜辞记载，周人遇到旱灾，向商王报告，商王曾经派人到岐周去燎祭，祈求神明的佑护。所以这一回周人也应当向殷商汇报地震的事。姬昌的生母太任来自挚仲氏，也算是殷商王室的瓜瓞（dié）子孙。商、周之间维系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婚姻关系，既为亲也为仇。至于帝乙获悉之后，有何反应不得而知，心情想必十分复杂吧。

此时，姬昌忙于处理大地震善后，致力于巩固自身的霸主地位，交好邻近各族，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势必对帝乙服软示弱。商、周之间暂时相安无事，帝乙得以专心打理国内政事。

大伤元气的征伐

西疆得以安宁，殷都府库中有堆积如山的谷物，帝乙认为该出兵讨伐叛逆的东方诸侯——盂方伯炎了。盂方，今河南商丘睢县一带，与安阳殷都相距两百千米。商朝还有一个盂国，又作邘国，在今河南沁阳西北，地处山西、河南两地的交通要冲。邘国是殷商王朝的忠诚属国，商纣王时册命西伯昌、九侯（即鬼侯）、邘侯（即鄂侯）为三公。后来邘国被西伯昌所灭，武王伐纣之后封子邘叔于此。

盂方是殷商东部实力最为强劲的两个部落之一，另一个部落是东夷，卜辞中称其为人方。武丁时期，盂方曾经听命于殷商王朝。武乙、文丁之时，殷商衰微，盂方多次内犯，东边屡屡告急。

贞问讨伐盂方的卜辞中出现的“不凮（mò）”，是毫不犹豫的意思，表明帝乙对攻打盂方态度坚决，而且胜券在握。讨伐盂方开始于帝乙九祀（公元前1093年）十月，帝乙御驾亲征，统帅主要是多甸、多伯两员战将。翌年十月结束，仗打了整整一年，属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商军凯旋之际，帝乙在班师途中进行了一次大狩猎活动，以庆贺这次胜利。围猎之中，帝乙亲手射杀了一只浑身通白的犀牛（白兕）。犀牛一般是黑色的，帝乙视白犀牛为天降瑞象。在宗庙献捷之时，这只异兽被当作牲品，摆在祖灵之前，成了帝乙一生中最荣耀的事。为此，帝乙特意让人把这件事刻在白兕的头骨上。

然而，正是这一次令帝乙引为自傲的出征，让殷商王朝大伤元气，加速滑向覆灭的深渊。

帝乙在位二十六年（死于公元前1076年），他有四个儿子，正妃生三子，长曰微子启，中曰微仲行，小曰受。受，即受德。庶妃生箕子，箕子的年纪仅次于微子启。《吕氏春秋》说，微子启、微仲行、受是同母兄弟。启的母亲生下启时，身份卑微，只是一个妾。后来被立为王后，又生下受。启，是一个大贤人，所以帝乙准备立他为太子。

受暗中贿赂太史，让他在帝乙面前据法力争，说：“自古以来子以母为贵，都是立嫡不立庶。启出生时，他的母亲尚未立为后，但是受出生时，她已经是后宫之主。不立正妻的嫡子为太子，而立妾的庶子为太子，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太史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帝乙却无言以对，只好传位给受。

帝乙死后，受继承王位。他就是末代商王帝辛，后人称之为纣王。纣，是武王灭商之后周人强加给帝辛的谥号。也有说“纣”是由帝辛的名字“受”转音而来的。《吕氏春秋·功名》高诱注云：“贼仁多累曰纣。”“纣”后来成了暴君的专用谥号。《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

帝辛即位之后，六百年的殷商王朝走入了末途。

史书上记载，商纣王是上古时期与夏桀齐名的暴君。与夏桀一样，商纣王也是才力过人。他满面横肉，胡须下垂，长一尺四寸。他还膂力过人，能徒手格杀猛兽，倒拉九牛，甚至单只手托起屋梁，抽换房柱。气力勇猛者多残暴，这是一个王朝末代君主的标配。

商纣王的残暴不仁有四事。

其一，营朝歌宫室。

武丁时期，国力强盛，安阳殷都成了当时最为繁华的大都邑。虽然都邑物品充盈，资源丰沛，但仍无法满足武丁的奢靡生活。武丁在安阳殷都以南49千米处黄河与淇水间的原野开阔之地修建离宫别馆，作为度假胜地。因为建立在沬水之旁，所以当时称之为沬邑或者妺邑。帝乙又将沬邑作为陪都，常年在这里居住。到了纣王之时，纣王又大兴土木，对沬邑进行扩建，并将安阳殷都的权力机构迁到那里去，使之成为殷商末期的实质性行政中心。因纣王奢靡无度，整日沉湎于声乐之中，朝夕笙歌，不绝于耳，所以沬邑又称为朝歌。

商纣王不惜民力，耗费七年营建朝歌。史传朝歌城内大宫室百座，小宫室七十三座。最显眼的是鹿台，大三里，高千丈，堆放着商纣王搜刮而来的民膏民脂，金银珠宝，玉器布帛，无所不有。商纣王及其宠妃的居所包括倾宫、琼室、瑶台，都装饰以各种精致华丽的玉器。宫中开有九市，酒肉遍地，乘车出行可饮美酒，骑马出行可吃烤肉，任商纣王大肆挥霍。另在淇水东岸建有粮仓——钜桥，米粟通过漕运，运往宫中。

商纣王是个十足的享乐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史书上说他住的是“高台广室”，穿的是“锦衣九重”，吃的是“旄象豹胎”。

旄象豹胎是什么？西方的旄牛，南方的象，豹的胎盘。这古怪的吃法恐是夸饰之语，但足以形容纣王奢侈糜烂的程度。《吕氏春秋·本味》中罗列了上古众多舌尖上的美味，其中有句话叫“肉之美味者……旄象之约”。纣王生性奢靡，用象牙制作的筷子夹肉吃，用犀牛角或白玉制作的杯子来喝酒。而且，他还酗酒，在朝歌城外挖有酒池，酒糟成丘，池中酒可供三千人豪饮。

史书上的这些记载虽有夸张之嫌，但若以安阳殷都的布局及规模来推断，凭着当时较高的建筑技术和充沛的人力资源，营造朝歌城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其二，宠妲己淫乱。

妲己与夏桀的元妃妺喜一样，都属于被“妖魔化”的苦命女子。

妲己出自有苏氏，有苏氏为己姓之国，可能就是夏王帝槐所封的昆吾一支，封地原在今河南温县一带，后来向北迁徙至今河北沙河苏庄附近。

纣王在位第八年（公元前1068年），有苏氏叛乱，纣王发兵征讨。有苏氏力战不支，就献上妲己以取悦纣王。妲己，原作?己。?，黑而艳丽。可见妲己本来是有苏氏部落中一位皮肤略微黝黑，却美艳无比的己姓女子。

有苏氏属于后世的燕赵之地，燕赵出美女，战国秦汉之际，赵地美女更是闻名天下。她们善于弹奏琴瑟，踏着脚尖，舞步性感，成为各国君主竞相追逐的目标。赵地美女也频频进入宫闱，甚至出现在政治大舞台上，成为当时靓丽的风景线。诸如嬴政之母赵姬，赵悼襄王之后倡姬，南越王赵婴齐之后邯郸樛（jiū）氏女，汉文帝的慎夫人、皇后窦氏和尹姬，汉武帝的王夫人、李夫人和钩弋夫人等，不胜枚举。妲己凭着赵地佳丽的独特颜值，令好色的商纣王神魂颠倒。

西汉刘向《列女传》中如此描述，纣王“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不离妲己”。纣王爱江山社稷但是更爱美人，整日围着妲己打转，为了她甘愿付出一切。商纣王在安阳殷都东北百余千米建沙丘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沙丘台以西就是妲己的老家有苏氏，沙丘台就是专门为取悦妲己而筑的，所以又称妲己台。沙丘台是商纣王的大淫窝，司马迁说“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裸身男女穿梭于酒池肉林之间，竞相追逐，尽情嬉戏。

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遭遇沙丘之乱、秦始皇东巡死于沙丘，两位先秦时期最富雄心的男人都在沙丘台终结了生命。他们的死虽然与“红颜祸水”无关，但是沙丘台这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地方，更让人增添几分感慨。

妲己和夏末的妺喜、西周末的褒姒，成了盛行数千年“女祸论”之源。将一个数百年王朝的灭亡归咎于孱弱的妇女，这样子的甩锅也太难看了。

“女祸论”是伴随着周礼而产生的，其本质是为父权制的确立而服务的。父权将女性牢牢压制在下，剥夺她们所有的话语权，剥夺她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直至女性成为毫无反抗力、任人宰割的温顺“小羊羔”。所以，在残酷的男权社会中，人人可以随意诋毁一个妇女。而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正是周武王本人。

在血流漂杵的牧野决战之前，周武王面对全军战士，发出铿锵有力的誓言，条条列举了商纣王的暴行。其中第一条就是：“‘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意思是说清晨母鸡是不啼叫的，母鸡一啼叫，这家就要败落了，纣王对妲己言听计从，殷商岂有不灭之理？让妲己背上殷商灭亡的黑锅，为周武王发动暴力革命打烟幕弹。

其后，周公创制周礼，以彰显西周取代殷商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再经过后世儒家的层层历史建构，“女祸论”终于结结实实地钉在父权制的历史铜柱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表征之一。

作为“女祸论”的最早牺牲品，妺喜、妲己、褒姒是可悲的。

其三，制炮烙滥杀。

令人不寒而栗的炮烙之刑，是由大熨斗演变过来的。熨斗本来是熨烫衣料布帛的一种工具，但被商纣王用来惩罚罪人。具体做法是将一块铜板烤得通红，而后让罪犯赤手抓举。罪犯难以忍受手掌被烤焦烫烂的剧痛，随着嗤的一声，铜板冒烟而落地。商纣王大怒，将其改造成更加残酷的炮烙之刑。在燃烧的炭火之上，架起涂抹厚厚膏油的铜柱，然后令罪犯赤脚行走过去。铜柱既滑溜又烫脚，罪犯跌落炭火之中，烧得嗷嗷大叫。这一千古罕有的“酷刑艺术”，令在旁围观的妲己开怀大笑，以其取乐。

笼罩在炮烙之刑“炽热通红”的恐怖阴影之下，殷商民众人人自危。师延谙晓乐律，史书上说他“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抚一弦琴，则地祇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有惊天地动鬼神之才。师延预感殷商将亡，连夜逃亡。商纣王把他抓回来，关在地下暗牢，准备炮烙伺候。在狱中，师延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奏起高雅的“清商流徵涤角之音”。可惜对牛弹琴，商纣王不懂音律，把他痛骂一顿：“这是远古时期的乐曲，与我何干？”师延马上奏起不堪入耳的“迷魂淫魄之曲”，以迎合商纣王的重口味，由此逃过炮烙一劫。

炮烙之刑令人闻而胆寒，见而战栗，成了商纣王与妲己残暴统治的指标性刑具。在出土的上博楚简《容成氏》中，却有着与史传文献不同的记载。《容成氏》云，纣王“作为九成之台，置盂炭其下，加圜木于其上，思（使）民道之。能遂者遂，不能遂者坠而死。不从命者，从而桎梏之，于是乎作为金桎三千”。

这是说，商纣王筑起了一座高高的九成之台，上面架着一根圆木，下面放着一盆木炭（盂炭）。至于盂炭中有没有烧火，没写，应是烧了的。商纣王逼着百姓从圆木上走过，能走过圆木便罢了，走不过去的，摔死在盂炭里。如果违命不走的，就会被当作罪犯抓起来，为此商纣王专门定做了三千个铜枷。

可见炮烙之刑的本来面目是圆木，而非涂抹膏油的铜柱。

除了炮烙之刑，史书中还留下商纣王与妲己戕害无辜的种种罪行，包括：骇人地剖开孕妇之肚以辨胎儿性别，用人肉来喂老虎，厨师蒸煮熊掌不熟而被杀，等等。更有甚者，一天清晨，一位老人畏寒不敢过淇河。商纣王问旁人，这是何故？旁人回答，老人骨髓不多，所以畏寒。于是商纣王让人砍下老人的小腿骨，敲开来察看他的骨髓。当然，诸如此类夸张的描述，真实性不得而知。

其四，好田猎游玩。

商纣王还在盛暑六月征调民众，在西土大肆围猎。六月之时，万物茂盛，天地有成。古时候六月狩猎被视为“逆天道，绝地德”的无道行为，这一条也被列入商纣王暴政的罪状。

古时皇帝大多喜欢外出狩猎，这本来是无可指摘的。但是田猎过度、不修民事，会误了农桑，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六韬》上说：“人主好田猎毕弋，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禾谷不实。”

在殷商末期的甲骨卜辞及青铜器铭文中，对商纣王“好田猎毕弋”的记录屡见不鲜，可与史传文献相印证。

周原甲骨中载：“衣王田，至于帛，王惟田。”这是西伯昌陪侍商纣王（衣王）到帛地（今河南扶沟县）打猎的一条记录，说明商纣王外出时大讲排场，强令地方诸侯随同前往，连姬昌如此强悍的西方霸主也不得不俯首听命。

商纣王视田猎游玩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偶有收获，就沾沾自喜，命人刻记在猎物的兽骨上，使之流传千古万载。帝辛三祀（公元前1073年）十月辛酉日，纣王狩猎于鸡麓之地，捕获了一只白色的凶猛大老虎。六祀（公元前1070年）五月壬午日，在麦麓围猎时，他抓获了一头浑身沾满泥巴的犀牛（卜辞称为戠［zhí］兕）。纣王下令把这头脏兮兮的犀牛杀了，交给大臣宰丰等人，用来祭祀天地。

商纣王的残忍与荒淫令人发指，但这些罪名绝大多数都是后人罗织的。顾颉刚先生在《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中详尽罗列了商纣王大大小小的70条罪状，并考证了它们的追加过程，如战国增添了20条，西汉又追加21条，东晋最后添加13条。经过上千年的添油加醋式手法，众人描绘了一个万恶不赦的独夫民贼形象。明代的神话《封神演义》对商纣王奢侈无度与荒淫残暴的描写，更加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此，商纣王在世人心目中，成了一个灭绝人性的暴君形象。

真实历史中的商纣王如何？

古代史学界复姓司马的两大伟人，都不带成见地赞扬过纣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用十六个字来形容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思维敏捷、博闻强识、骁勇善战。司马光说他“弗祀上帝、神祇、宗庙，恃其强大，喜用兵，百战皆克”——商纣王不信神鬼，只信自己的胳膊腿儿，很会用兵，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商纣王在位期间，最值得称颂的战争是多次征伐东夷，开疆拓土，将殷商王朝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今山东和淮河流域一带。

卜辞中的尸方——“尸”字作人形屈膝之状，就是人方或夷方，包括东夷和淮夷，它们是传说中太昊和少昊的后裔，任姓，以鸟为图腾。殷商民族与东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成汤时期，夏桀屡次攻打东夷，殷人与东夷结盟，共同对抗夏王朝。殷商王朝建立之后，与东夷交恶，商夷联盟也随之破裂。中商之际，殷商衰微，东夷中的蓝夷趁乱西进，商王中丁、河亶甲不得不发兵征伐。

甲骨卜辞中的“尸”字

武丁在位期间，殷商强盛一时，频频发动对外战争，但主要精力放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鲜有顾及东方地区。所以，在武丁统治早、中期，与东夷有关的卜辞仅五版。武丁中期之后，西北地区中鬼方、土方、方等敌对部落逐渐被征服，东夷也纳入武丁的征战日程之中。甲骨卜辞记录，某年六月，武丁曾经卜问，是否应该御驾亲征夷方。征伐夷方的将领主要是妇好、侯告，名将望乘和沚瞂也涉足征夷之事。

风水轮流转。武乙时期，殷商再次衰落下来。东夷又大举扩张，不但占据了海岱、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而且不断侵入中原腹地，与殷商王朝的冲突加剧。

商纣王即位之后，宠幸妲己，荒淫暴政，诸侯离心，东夷更是肆无忌惮，疯狂内犯，荼毒殷人。伐夷战争，势在必行。终于在帝辛十祀（公元前1066年），好大喜功的商纣王举全国之力，御驾亲征夷方。

帝辛十祀征夷方的导火线是“夷方率伐东国”，也就是袭扰殷商的东部边疆，践踏边民。纣王祭祀宗庙，以册命告诸侯，宣读夷方的条条罪状，誓言要予以重拳一击。帝辛九祀（公元前1067年）二月，肜祭先王祖乙之日，纣王占卜出征夷方的吉凶。结果显示，将大获全胜。

纣王遂决意用兵，九月抵达黄河北岸的温（今河南温县），可能是视察黄河渡口的情况，而后回到了朝歌城。

由于是御驾亲征，随行人员必定众多，其中有当时著名的贞人黄。根据黄的随军记录，可以复原纣王征夷方的路线。纣王所征的夷方在哪里，学界有两种说法，分别是今山东境内和安徽淮河一带。考古发现表明，殷商晚期，商文化已经深入山东海岱腹地，甚至延伸至江苏黄海之滨。其中在鲁中南地区密集出现商文化遗址，这一带正是东夷集团的聚居地，是东夷族殷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安徽淮河流域地区的淮夷部落在上古夏商周时期，就一直被视为化外之地。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明显不如山东地区。自夏朝，直至西周，淮河流域都是中原王朝南下拓展的重点之一。帝辛十祀所伐的夷方，无论从历史大势，还是卜辞记载的行军日程编排结果来看，都应该在安徽淮河流域，大致是今安徽蚌埠至洪泽湖之间的一个淮夷部落——林方。

战争开始于帝辛十祀九月初一（甲午）。纣王在大邑商祭告祖先，并举行盛大的祭旗仪式。殷商时期的王畿之地，北起今河北邯郸地区的沙丘台，南至朝歌城，王畿之地的中心在安阳殷都，也称大邑商。征夷方（林方）的兵力除了纣王自带的“中央军”，另有今河南永城、安徽宿县之间一个方国——攸国的“地方军”，以及其他方国势力。攸侯喜是这次征讨的主将。

在大邑商祭旗之后，商纣王顺着太行山东麓南下，经过一个月的行程，于九月三十日（癸亥）抵达黄河北岸的顾（今河南原阳县西北）。纣王沿途边走边看，平均日行不足十里。

十月初二（乙丑），抵达乐。六天之后，到了殷商王朝的南部重镇——商（今河南商丘）。十月二十日（癸丑），纣王在亳（河南商丘以北的蒙县故城）待了一天，可能在那儿举行祭祀之类的活动。翌日，纣王途经今河南商丘、虞城之间的鸿口，继续南下。二十二日（乙卯）到达厉（今河南鹿邑附近），三十日（癸亥）到达危。危本是一个方国部落，康丁时期商发兵攻伐，杀其首领，将危并入殷商版图之中，危成了殷商东南方向的一个重要据点。纣王在危滞留了五六天，可能是等待后勤补给。

十二月初六（己巳），粮草备足，纣王下令继续向攸国前进。攸侯喜的大军正在那儿整装待发，静候纣王的到来。四天之后的十二月初十（癸酉），纣王抵临攸国，与攸侯喜合军。攸国是拱卫殷商王朝东南疆的最前线。这一次所征的林方距此不过百里，急行军一两天就可以到达。

经过十来天的行军之后，纣王与攸侯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丙戌）抵达淮河北岸。纣王随即命令攸侯喜展开搜敌行动。十二月二十七日（庚寅），商军在今蚌埠以北的浍河发现林方人马，双方激战于此。由于卜辞相关的记载很少，因而具体的战斗情况不详。卜辞出现了“贞插林方”的记录，应该是以精兵锐卒对林方搞突然袭击，一举将其打趴。月底，纣王在大获全胜之后，振师北归。

翌年，也就是帝辛十一祀（公元前1065年）正月初十（壬寅），纣王与攸侯喜回到攸国的边关小镇永（今河南永城），在此休憩了一两日。

然而，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头。正月十四日（丙午），令商纣王始料不及的是，夷方首领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杀入攸国境内。情况十分危急，纣王迅速部署迎敌之策，“中央军”与“地方军”两面合围，歼敌如麻，斩杀了夷方首领，焚烧敌军尸体。

这次大捷之后，纣王带着敌酋头颅凯旋，征战夷方也宣告结束。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回到杞（今河南杞县）。三月十四日（乙巳），商纣王在商丘举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犒劳三军，以庆贺这次远征的辉煌战绩。四月初十（癸酉），商纣王在黄河岸边，告祭天地。回朝歌或安阳殷都的时间则未知。

帝辛十祀伐夷方（林方），前后历时七个月，往返行程超过两千里，是殷商晚期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此役之后，殷商王朝的势力扩展到今安徽淮河地区，这是建国五六百年以来，殷商王朝在东南方向最丰硕的一次开疆拓土，极大促进了淮河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此役意义十分重大，日后的西周王朝继承了商纣王的拓边事业，将淮河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辖范围。

然而，商纣王对夷方的征讨并未停息。五年之后的帝辛十五祀（公元前1061年），征夷方烽火再起。这一次战争的信息散见于几件流落海外的青铜器以及一些零碎的甲骨卜辞上。所以详细经过不得而知，仅能勾勒出战事的大致面貌。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的小臣艅犀尊铭文中刻着这样一句话：“唯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这确切证明了殷商末期有一次征夷方的战争，而且应该发生在商夷战事频仍的纣王时期。

帝辛十五祀，也就是西伯昌在位的第三十九年，正是周人韬光养晦，静候良机，蓄势待飞之际。这给商纣王制造了一个假象——周人已经完全臣服于殷商王朝，西部地区一片安宁，纣王对此大可放心。

战争的起因不清楚，大概也是夷方伯无悔袭扰殷商东疆。战前的帝辛十四祀（公元前1062年）十月，方国贵族小子逢率一支队伍，先至堇地，以监视夷方伯无悔的一举一动，并侦察敌情。十月中旬，纣王经过占卜之后，决定再次出兵，惩罚不逊的夷方。多侯被任命为主将，作战军队包括商王的中央军，以及小子逢的地方军。十一月，纣王率军自大邑商或者朝歌南下，饮马黄河边，在此驻留七天，以做好后勤补给和渡河准备工作。十四月，小子逢率地方军自今河南济源一带东进，与渡河的王师胜利会师。

翌年（公元前1061年）正月下旬，多侯率商军与夷方伯无悔展开激战。由于卜辞残缺不全，战斗地点及经过不明。推断大致在今安徽、江苏之间的北部地区，所征夷方也应属于淮夷部落。四天之后，纣王亲临齐地（今山东枣庄附近），此时战斗已经结束。二月，纣王前往夔城（今河南范县附近），赏赐小臣艅大量的钱财货币。小臣艅是纣王贴身近臣，专门负责纣王的饮食起居。四月，纣王离开夔城，前往蒿地狩猎，以庆贺胜利，并举行献祭先王文丁的隆礼。

帝辛十五祀征夷方，历时大半年，行程也在千里之上，其规模不亚于帝辛十祀之役。当时生产力极其落后，商纣王两次拓边淮河流域，费时长，消耗大，属于很烧钱的行为。

《吕氏春秋·古乐》称：“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这不是说殷商征夷方时，用驯象武装军队，来碾压夷方。野生象是商王最喜爱的猎物之一，也常常被圈养起来。商王猎象、养象，主要用途是祭祀、享受、赏玩，包括食用象肉，制作奢侈的日常物品。如古书中记载，商纣王生活淫靡，嗜好味道鲜美的“旄象豹胎”。纣王吃饭使用了象箸，由此招来箕子的非议。

对殷墟地区的古气候研究表明，在帝乙帝辛时期，华北地区出现过一个明显的降温事件，干冷的天气导致黄河中游地区的大象数量急剧减少。而淮河流域森林茂密，气候温润，尤其适宜象群生存。强令被征服的部落进贡大象或象牙象骨制品，以填满纣王无穷的欲壑，也是商纣王征淮夷的一个动机。

帝辛十祀、十五祀征夷方，是六百年殷商王朝发出的最后荣光。然后，商纣王穷兵黩武，虚耗国力，百姓困苦不堪，被征服的东夷、淮夷也不断起来反抗，纣王的统治危如累卵，使得荣光黯淡失色。《左传》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随着西部周人的强势崛起，商纣王终于埋葬在自己挖好的坑洼中。

纣王自毁门户

西伯姬昌是被千古歌颂的一代圣君。他的一举一动，无不被后世统治者奉为圭臬。姬昌坐在千里之外的岐周宫殿之中，冷眼静观纣王的众叛亲离与殷商王朝的日渐分崩离析。他的成功之处就是吸取了商纣王暴政的教训，实施仁政，善待百姓，从而赢得了地方诸侯的归顺，为日后扫灭殷商奠定雄厚的基础。

纣王即位之初，臣服于殷商的有三大诸侯，分别为鬼侯、鄂侯、西伯，战国时期的齐国贵族鲁仲连称之为“三公”。鬼侯，也作九侯，今河北磁县附近。鄂侯，就是邘侯，今河南沁阳附近。九侯、邘侯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九侯在安阳殷墟、纣都朝歌之北，邘侯在朝歌之西，像两只羽翼，紧紧地庇护着殷商王朝的西、北两个门户。他们是商纣王最后两位忠诚的卫士，然而主子却没有善待他们。

九侯有个女儿，长得如花似玉，被商纣王瞄上了，纳入朝歌宫中。九侯之女却不像妲己那样淫荡，曲意逢迎纣王的性癖好。纣王一气之下把九侯之女杀了，又担心九侯造反，将九侯剁成肉酱。邘侯是个直肠男，对九侯之死颇有微言，在纣王面前为九侯辩护。商纣王恼羞成怒，一并杀了邘侯，把他晒成肉干，挂在朝歌城中示众。

此时的周人必定心中窃喜不已，商纣王杀了九侯与邘侯，就是自毁门户，无异于敞开衣裳，使白花花的胸脯直接暴露在对手明晃晃的刀刃之下。周人应当趁此良机高举义旗，替天行道。西伯姬昌却不温不火，对商纣王比以往更加恭顺。周原出土的甲骨上留下了姬昌被殷商册命为方伯，亲自陪侍商纣王田猎于帛地的记录。姬昌甚至不辞辛劳，远赴朝歌，参与了纣王祭祀殷商先公先王的宗教活动，俨然是殷商王朝最忠诚的藩臣。

灭商大计

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象。西伯姬昌正紧锣密鼓，暗中布局灭商之计。《新唐书·历志》载，帝辛六祀（公元前1070年），姬昌初禴（yuè，祭祀）于毕。毕，毕原，也称为毕程原，就是咸阳原。具体位置在今陕西咸阳市区北部，渭北黄土台塬的南缘，被渭水与泾水切割成一块三角形的塬面，东西长32千米，南北宽13千米，最窄处仅1.5千米，总面积约350平方千米。在古代二十八星宿中，有一个由八颗星组成的三角形狭长星宿，其状与毕原异常相似，所以被称为毕宿。

毕原在岐山以东百余千米，这里本来有一个殷商的属国——毕程氏。在殷墟卜辞和周原卜辞上，都有毕这个地名。毕，其原形是有长柄，用来捕捉野兽野鸟的小网，说明毕程氏是一个以狩猎为生的部落。大致在季历时期，周出兵灭了毕程氏，扫清了周人东进的路障。至西伯姬昌之时，开始在毕原举行禴祭活动。禴祭，通常是在夏天，要杀掉俘虏来祭祀天地。所以，姬昌初禴于毕，这是一种武力宣示，其对象无疑就是殷商，有向纣王宣战之意。二十八星宿中的毕宿，被赋予征伐之功能，应该就源于西伯姬昌时期。

周人自帝辛六祀，开启了全民动员的战争模式。

五年之后，也就是西伯姬昌在位的第三十五年，正月望日丙子（公元前1065年3月13日）之夜，岐周地区发生了一次月食。月食是一种少见的天文现象，在古代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政治意义，通常附会为灾异谴告的一个神秘事件。西伯姬昌率姬发、姬奭、姬旦等众子群臣，遥祭月亮。西伯姬昌借机对他们进行了修身养德教育，要他们告诫周人：“人谋竞，不可以后戒，后戒宿，不悉日，不足。”——如果整天把心思用在人与人的钩心斗角上，最终不得善果。要夜以继日地自强不息，日后才会有无限的可能。

西伯昌对众子群臣的这番谆谆开导，意在以大仁大德来维系一个众志成城的周人社会，做到上下一心，如此方能战胜强大的殷商王朝，这就是所谓的仁者无敌。

在发动大规模的征商战争之前，西伯姬昌必须料理好关中地区的事务，获得各部落的拥戴，把他们凝聚成无坚不摧的铁拳。当时关中地区最大的内部矛盾是虞、芮二国的地界争讼。虞国，今陕西陇县，或说就是季历长兄太伯所奔之地。芮国，今甘肃华亭一带。两小国由于地域相接，疆土交错，长期为了耕地争讼不休。两国之君相约：“既然西伯姬昌是德高望重之人，我们之间的争讼让他来裁决吧。”他们来到了岐周，一路所见所闻，处处祥和。在郊外，田野间，耕田的相互让地，走路的相互避道。在都邑中，男女不同路。在宫殿上，官员们你谦我让，都不愿居高位。虞、芮两国之君大为惭愧，面面相觑：“我们所争执的，正是周人所谦让的。我们都是小字辈啊！”于是，西伯姬昌为他们主持公道，他们各让出一部分耕田，和平相处。

《诗经·大雅·绵》赞云：“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西伯的德行感动了虞、芮二君，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司马迁说，明断虞、芮争讼，西伯姬昌的威望由此大增。诸侯相继归附者有四十余国，视西伯姬昌为膺受天命之君，都尊奉他为王。

天命，受之于天，代表高高在上的天帝，在人间行使权力，呼风唤雨，号令诸侯。各路诸侯都不是智障者，单凭摆平两个小国的耕地纠纷，还不足以让他们心悦诚服地将西伯昌推向与商纣王并驾齐驱的王者之座。

姬昌托梦膺受天命

“天命之君”的至尊称号来得如此轻巧，未免太小儿科了吧！司马迁漏掉了某些重要的历史信息，那就是西伯姬昌获取天命的方式。

出土的清华简《程寤》补回了司马迁的缺失。《逸周书》中《程寤》有标题但没有正文，原文散佚时间不清楚。史传文献中最早的相关记载出现在东汉末年的《潜夫论》中，所以司马迁当年可能没见过相关资料。《太平御览》（卷三九七）中保存了部分佚文，但仅七十余字，而且是经过后人加工过的，难以一窥原貌。清华简《程寤》被发现时，本无标题，整理者正是根据《太平御览》的引文给它命题。《程寤》重现人间，姬昌如何由殷商西陲的一个册命方伯，一跃成为万国归心的天命之君，也就了然于目了。

姬昌膺受天命，来自妻子太姒一个奇怪的梦。太姒是西伯昌的正妃，是殷商地区姒姓有莘氏的绝世美女。成汤的王后妣丙也来自有莘氏，所以《诗经·大雅·大明》说她是“大邦有子，倪天之妹”。太姒嫁入岐周时，姬昌亲自到渭水边以隆礼迎娶。太姒堪称上古时期的英雄母亲，她一共生育了十个儿子，其中老二姬发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西伯昌迁都于丰之前，曾经在毕原上的程地暂居了一段日子。太姒的梦就在这期间做的。太姒梦见殷商王庭突然长出了茂密的荆棘，太子姬发从岐周王庭取来几株梓树，移栽到商王庭的荆棘之中，瞬间化为松、柏、棫（yù，扁核木）、柞（zuò，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四种树木。

太姒从梦中惊醒过来，赶紧告诉西伯昌，让人占卜一下。

殷周时期，人们相信梦是神灵对未来的一种预示，凡做梦就要占卜。占梦已成为统治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周时期设置了占梦官，专职负责占梦之事。周人把梦分为六类，即普通寻常的正梦、令人惊悸的噩梦、因思虑过度而做的思梦、恍恍惚惚的寤梦、令人喜悦的喜梦、令人恐惧的惧梦。太姒的梦既是噩梦又是寤梦，西伯昌怕是凶兆，不敢占卜，就让姬发请来巫觋，举行禳除之礼，以驱赶恶灵。

异常隆重的祷祭仪式是在岐周宗庙里举行的，祭祀土神、谷神，祈求岁时、日月、星辰、山川等自然神的佑护，都在这里举行。

令人不解的是，在祷祭时，西伯昌对殷商的祖先神横加指责，甚至厉声谩骂。太姒自己做的噩梦，跟殷商祖先神有什么关系？

有天大的关系！

梦中殷商王庭长出了荆棘，象征着殷商王朝处处充斥着群小奸邪。姬发在殷商王庭种下岐周王庭来的梓树，却变异成松、柏、棫、柞了。这就非同小可了。梓为树中之王，松、柏、棫、柞是四种优良之木，代表着治国能臣。岐周王庭来的树木占领了殷商王庭，这样的政治喻义再清楚不过了。

经过禳祭之后，化凶为吉，噩梦反而成了吉梦。

太姒的吉梦触及了殷商革命中的核心问题——天命转移。殷商民族号称玄鸟的传人，《诗经·商颂》里不是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吗？太姒的梦预示着周人将从殷人手中接管天命。而殷商的天命来自上帝，所以西伯昌带着太子姬发，兴高采烈地跪拜在岐周宫殿的明堂之上，答谢“皇上帝”将天命从殷人手中收回去，移交给周人。这就是《诗经·大雅·江汉》中所说的“文武受命”。

有人认为清华简《程寤》中的皇上帝是皇天上帝的简称。其实不然，此处的“上帝”就是卜辞中的“上帝”或“帝”，殷商民族崇拜的最高神灵。“皇上帝”意即伟大的上帝。

这是一场神圣肃穆的“天命”移交仪式，从伟大的上帝那儿接过“天命”之后，意味着周人将获得殷人的“受邦受民之命”，简而言之就是取代殷商，成为天下共主。

太姒的梦境中，在殷商王庭种下岐周王庭树木的是太子姬发，这就预示着完成灭商大业的将是姬发，而不是西伯昌。西伯昌这辈子再也看不到岐周王旗在殷商王庭上空高高飘扬的那一刻了，恐怕这也是让西伯昌心悸，不敢占卜的原因。

欣慰的是，无论是西伯昌自己灭了商，还是太子发灭了商，周人终究是要取代殷商的。所以西伯昌说了一大堆为君之道，来谆谆告诫太子姬发。这情形，仿佛殷商已经灭国，纣王带着殷人万众臣服在姬发的脚底下。

最后，西伯昌还用几句格言来勉励姬发：

哎呀，我的天啊！

不惜时哪来的奋进，

不团结哪来的力量，

不忍辱哪来的美德，

不执着哪来的大道，

不自尊哪来的爱民！

即使谋略再高深，

也不足以保后人。

发啊，日后一定要奋发图强，

让人人追随你，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太姒来自东方的有莘氏，是殷商子民，周人受天命于商出现在她的梦境中，更具有公信力，更能打动诸侯的心。假托太姒之梦，来取得天命，搞不好是西伯昌预先写好的剧本。攻灭殷商，取而代之，是公亶父以来几代人的夙愿。联系到帝辛六祀，姬昌初禴于毕，就誓言将发动武力革命，推翻殷商王朝。时隔十数载之后，周人实力今非昔比，所以宣

示“受商命”，革掉殷商王朝的天命，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其受命之年而称王”，西伯昌称周文王就是自这一刻开始的。这一年是帝辛十九祀、西伯昌四十四年（公元前1056年），改称受命元年。这是周人一次飞跃性的历史事件，“替天行道，诛伐暴君”，天命将成为周人征讨商纣王最锐利的武器。

这是西边“小邦周”赤裸裸地对东方“大邑商”的正式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