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西汉兴衰（1/1）
西汉（前206～公元25年），中国第一个强盛稳固的朝代。
西汉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西汉建立后，在诸多制度上承袭了秦制，又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农业、手工业及商业领域均取得明显进步。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汉武帝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对外交往。他所开辟的丝绸之路，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是一条著名的古代陆上商贸通道。而以“昭君出塞”为标志的和亲，汉中央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也在继续得到发展。西汉后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王莽改制和绿林、赤眉大起义。西汉时期在文学、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成就辉煌灿烂，影响深远。
刘邦，西汉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前256年，刘邦出生在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金刘庄的一户普通农民的家庭，他的父母亲甚至连名字也没有，所以后来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传时，只好这样写：“父曰太公，母曰刘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父亲被称为刘大叔，母亲被称为刘大妈。刘邦原名季，就是“老三”，直到做了皇帝后，觉得名字实在不雅，才找来文人学士精心推敲，改名为邦。邦，就是国，有经邦治国的大名，才可以不负皇帝统治天下的重任。
年轻时的刘邦，既不喜欢读书，又厌恶农耕生产，整天四处游荡，结交游侠，但他为人豁达大度、胸怀大志。刘邦曾在咸阳服徭役，30岁的时候做了泗水地方的亭长，后来因为私放刑徒，藏匿到了山中，并开始网罗自己的武装力量。
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反秦。同年九月，刘邦在旧友萧何、曹参等人拥戴下，聚兵3000人于沛县，杀死县官，举起反秦义旗，被称为沛公。第二年四月，刘邦投奔项梁，屡次与项梁侄子项羽协同作战。项梁死后，刘邦与项羽共奉楚怀王熊心为领袖，自己则被封为武安侯、砀郡长，继续坚持反秦斗争，成为反秦的主力。
前207年，秦二世三年秋，当项羽率领起义军和秦军主力决战巨鹿时，刘邦受楚怀王派遣率所部向关中挺进。他迫降宛城，攻占武关，于前206年十月进抵霸上，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
入咸阳后，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当刘邦看到华丽恢宏的阿房宫时，羡慕不已，想留居宫中，经樊哙、张良等人劝说而醒悟，出城驻于霸上。
同年十二月，项羽击溃秦军主力后，也拥兵40万入关。听说刘邦已定关中，项羽大怒，进驻鸿门，欲攻刘邦。刘邦因兵力不敌，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至鸿门，卑辞言好。项羽违反楚怀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占有巴蜀、汉中之地；项羽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项羽分封后仅一个月，诸侯开始火并。刘邦乘机平定三秦，再度占领关中。刘邦不甘心亡秦的胜利果实被项羽独占，率军东出，声讨项羽杀害楚怀王之罪，发动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
战争前期，刘邦处于劣势，屡屡败北。但刘邦知人善任、注意纳谏，能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因此，旗下逐渐聚集了一大批良臣强将，文有张良、萧何，武有韩信、樊哙。并最终在垓下一战，设下十面埋伏，陷项羽于四面楚歌之中。项羽被迫“霸王别姬”、乌江自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刘邦获得了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
刘邦消灭项羽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汉王朝，自此中华帝国在地理上再次统一，为以后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前202年，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了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封妻子吕氏为皇后，嫡子刘盈为太子，初建都洛阳，不久迁至长安，史称西汉。刘邦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皇帝。
刘邦当上皇帝后，为了巩固汉王朝的天下，实施了一系列的治国方略：他继承秦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先后消灭韩信、彭越、英布（黥布）等异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他认为秦代不分封子弟招致孤立败亡，于是裂土分封9个同姓诸侯王。他还接受娄敬强干弱枝（强本弱末）的建议，把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10余万口迁徙到关中定居，以充实首都。他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田租，十五税一，与民休息，号召逃往山泽者返回本乡，返乡者恢复爵位和田宅；对战争期间卖身为奴者给予解放；士兵复员归家，从事生产，豁免其徭役等。他还继续推行秦代按军功授田宅的制度，并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且加重租税等，以此来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
秦朝灭亡后，漠北的匈奴趁机南下，重新占据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汉初，匈奴不断南下侵扰汉的边郡，前201年，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自率大军前往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40万大军围困七昼夜。后用陈平计谋，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汉时匈奴单于、诸王之妻的统称），才得以脱险。此后，鉴于国力尚未恢复，刘邦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称帝以后，他认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诗》《书》没有用处。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刘邦于是命陆贾著书论述秦失天下原因，以资借鉴。他命萧何以秦律为根据，重新制定律令，即“《汉律》九章”。这些措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全国的统一。
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疏远吕后，几次想废黜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惠帝）而立如意。但因大臣反对，只好作罢。
前196年，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的战斗中，胸部中箭受伤。第二年三月，创伤复发，病势危重。刘邦召列侯、群臣进宫，吩咐左右宰杀白马，要众臣歃血为盟，宣誓从今以后，凡不姓刘者不能封王，没有功者不能封侯，谁违背这个盟约，天下人可以共同讨伐他。又命令陈平立即从燕地赶回荥阳，协助灌婴驻守，以防各诸侯国乘机作乱。然后召见吕后，嘱咐后事，吕后问他：“萧相国之后，谁可以接替他？”刘邦回答：“曹参。”吕后又问：“曹参之后呢？”刘邦回答：“王陵，并由陈平辅助他。陈平足智多谋，然而不能独当一面。周勃朴实，没什么文化，但是，今后安定刘家天下的，非他不可，可以任他为太尉。”吕后再问后事，刘邦摇摇头说：“后事恐怕不是所能知道的了。”
刘邦由一个游手好闲的市井混混到毫无责任心的小小乡吏，再到运筹帷幄的起义领袖，继而又迅速成长为一个眼光远大成熟的帝王，这在别人看来几乎不可思议，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与其过人的用人谋略是分不开的。在刘邦称帝后的庆功大会上，刘邦自我解析的一席话就说明了自己何以为帝的原因，他说：“要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讲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我比不上萧何；讲率军百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比不上韩信。但我能任用他们，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才是取得胜利的原因。”所以说，尽管刘邦为了巩固皇权，而编造出那些神话来证明自己“君权神授”，但就凭他自己的用人策略，也足以取天下而以刘姓代之。
前195年4月，刘邦在长安长乐宫崩逝。时年62岁，谥号高皇帝，庙号高祖，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以东35里处）。年仅16岁的太子刘盈即皇帝位，是为汉惠帝。
在结束了秦末的残暴统治和长达八年的战乱之后，刘邦终于登上了大汉天子的宝座，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封建帝国——汉。
刘邦即位之初，整个社会已经是一片残破，甚至出现沃野千里、空无一人的景象。整个国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物价上涨，民不聊生。据史载，死于战乱和饥荒的人数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社会衰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举国上下人稀户塌、田园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物质财富消耗殆尽，到处是一片萧条的惨景。
再就粮价来说，战国时期每石米价格大约在3钱左右，秦始皇末年，由于徭役无度、横征暴敛，天下粮食奇缺，每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1600钱左右，粮价上涨了500余倍！由于粮食的不足，军队的粮草供应也成了棘手的问题。
早在巨鹿之战的时候，项羽的军队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项羽大声斥责义军首领宋义“岁饥民贫，军无见粮”，宋义却依然饮酒作乐，项羽一怒之下将他杀死。楚汉战争进行了数年，生产进一步遭到了破坏，粮食缺乏，米价扶摇直上，即使是在富饶的关中地区，米价也上升到每石万钱，劳动人民无钱买米，甚至发生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惨象。
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各地的军事战斗陆续减少，社会日益趋向稳定，但生产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仍处于饥荒之中，“米时万钱，马匹百金”，国家国库空虚，百姓家徒四壁，上下都是一贫如洗的景象。各地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就连统治者的生活水平也无法与前朝相比，以至于“自天子不能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意思是说，皇帝出行竟然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只好找颜色相近的马来代替；有的大臣上朝，竟然找不到马，只好乘坐牛车。
因此，刘邦登基后，就立即在丞相萧何等人的辅佐下，着手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继承了秦朝大部分的制度外，又吸取了秦亡的经验教训。与秦朝的残酷刑法和严厉的治国思想不同，汉朝采取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重农抑商，薄敛赋税，休养生息。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
增加劳动力
刘邦称帝之初，曾经想统计一下国家的户口百姓，但迫于形势无法进行。有一次，刘邦经过一个县，就问县令全县有多少人口，县令回答说，秦朝的时候户口统计为3万多户，现在经过多年的战争，许多编户之民已经逃匿，还剩下5000多户，高祖于是感叹天下民不聊生。其实，像这个县一样，各个郡城损失人口少的有二分之一，多的竟达到十之八九，综合来看，汉初的人口仅有1000万左右，这对汉朝统治者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是极为不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调整统治政策，人民将无法生存，统治阶级也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刘邦决定调整统治政策，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恢复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便是增加劳动力。
实际上，造成人口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在封建社会，没有人口就失去了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全国约有2000万人口，秦朝刑法严苛，百姓流失逃亡，和平年代就已经有了人口下降的趋势。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秦起义，战争不但造成了直接的人员伤亡，间接人口损失更是难以统计。战争中，许多带兵打仗的将领杀人成性，以项羽为例，大小战役经历了一百多次，每次都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其中较大的有对襄城、城阳的屠城，两地之人幸免的甚少；巨鹿之战时，项羽与章邯大战共造成了10多万人死亡，项羽获胜之后，为防止降军叛乱，又命令英布将秦降卒20多万人全部坑杀；项羽进入咸阳之后，引兵屠城，火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止；楚汉战争时期，项羽一次杀汉军10多万人。项羽只是秦末农民运动的一个豪杰，其他的如韩信、英布、樊哙等人无不是杀人如麻。如此大规模的屠戮，必使天下的青壮年劳动力损失殆尽，又谈何发展生产？因此，为了尽快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刘邦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第一，“兵皆罢归家”，就是让兵卒复员。在长期战争的影响下，诸侯们都大肆征兵，战死伤亡的人员又非常多，造成了生产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当战争逐渐平息之后，刘邦考虑到军队庞大，不但耗费了大量军粮，而且造成了劳动力的闲置浪费，于是进行了军队的复员工作，让一部分士兵回家务农。这样，许多劳动力又重新回到了农业生产的岗位上。刘邦还对很多当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兵卒，根据他们的不同战功，赐给他们爵位和土地，动员他们复员回乡，进行农业生产，以充实农村劳动力。
第二，招还流散人口。刘邦登基当年的五月，颁布了一道“复故爵田宅”令，号召各地流散人口返回原籍，原先已经拥有爵位的，一律给予恢复和承认，归还他们原有的土地和房屋，以便他们进行生产。汉高祖还对地方政府进行了督促和监察，防止他们从中渔利，歧视迫害回乡之民。
第三，释放奴婢。作为奴婢，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即使参加一些劳动，积极性也不高。刘邦在诏令中规定：“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样大批奴婢变成了自由人，可以参加个体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国家控制的纳税人口大大增加。
第四，释放非死刑的犯人。这是刘邦挖掘人口潜力的又一个措施。他在消灭项羽之后，就立即向全国下了一道大赦令，把死刑以外的犯人统统释放，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第五，鼓励生育。为了刺激人口迅速增长，刘邦从长计议，鼓励人民多生多育，以增加劳动力。“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思是说，平民百姓家生了儿子，就可以免除两年的徭役，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中国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调整土地政策
要发展农业经济，除了劳动力外，还必须有土地。刘邦早在楚汉战争中，就注意到了土地问题。他把过去秦朝围禁的苑囿园池分给农民耕种，暂时解决了部分贫苦农民的需要。
要解决土地问题，就要大规模地调整土地政策。西汉实行土地私有制，刘邦除了给回乡的流民、“诸侯子弟及从军归者”分配土地之外，还规定：凡有军功、爵位的人，也要分到相当的土地，“有功劳，行田宅”，大小官吏及有军功者，很快有一部分成了军功地主。不少从军者原先都是下层人民，个别地主官吏不愿给他们较多的土地。为此，刘邦一再训斥地方官吏，让任何人不得拖延怠慢，违者以重罪论处。
土地的多少，与分土地者的爵位高低是密切相关的。为汉王时，刘邦就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之内，普遍“赐民爵”一级，使一般人民的社会身份普遍提高了一级。后来，刘邦又规定那些回乡的逃亡者原先有爵位的，一律“复故爵”。对于那些军吏士卒因犯了罪而被赦免的，或者无罪而失去爵位的，以及爵位不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的爵位。原来就有大夫爵位以上的，再另增一级爵位。爵位成了社会身份的标志。许多人社会地位高了，分得的土地多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轻徭薄赋
自秦朝以来，广大百姓最痛恨的就是重徭厚赋制度。为了使人民能够有时间、有条件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刘邦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就规定：关中从军者免除其全家徭役1年。刘邦称帝之后，又规定：诸侯子弟留在关中的，免除徭役12年，回原籍的免除6年；军吏士卒爵位在6级以上的，免除本人和全家的徭役。后又规定：吏卒从军到达平城以及守卫城邑的，都免除终身徭役。再之后又规定：士卒随从进入蜀、汉、关中的，都免除终身徭役。次年又规定：二千石官吏进入蜀、汉，平定三秦的，世世代代免除徭役。
据说，有一次刘邦到长安，看到宫殿建设得非常宏大，很生气，责备萧何“治宫室过度”会加重徭役，妨碍农业生产。其实，汉初的徭役制度并不算太重，男子从23岁到56岁是服役年龄，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1个月，称为更卒；每人一生中到京师服役1年，称为正卒；到边疆戍守1年，称为屯戍。尽管这样，刘邦还是尽量减轻群众的徭役。
他让中央财政有关官吏根据政府的各项开支，制定征收赋税的总额，额度不能超过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当时的赋税规定主要有如下几种：
田租：原先为十税一，刘邦减为十五税一。
人口税：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人头税，从15岁到56岁的男女，每人每年向政府交纳120钱，叫一算，故叫算赋。口赋是儿童税，从7岁到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交纳20钱。
更赋：是一种代役税。西汉规定，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每人要到京师和边疆服兵役2年，每人每年要到本郡服役1个月，如有不愿去的，可出2000钱，叫践更。
这样的赋税，比起秦朝来说的确减轻了许多。除此之外，遇到天灾歉收或遭受战乱破坏比较严重的地方，刘邦还临时豁免租税。这种轻徭薄赋制度，在汉初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重农抑商
刘邦还采取了“抑商”的办法，对工商业的政策作了调整。对商人从政治身份、生活待遇以及经济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如规定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为“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监督限制。商贾及其子孙，一律不准从政，不准做官为吏；商贾一律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商贾不得穿名贵的丝、葛、毛织品，不得乘车、骑马、携带兵器；商贾不得购买饥民作为奴婢；商贾要比常人加倍交纳算赋，即丁税。
这种办法比起秦始皇对商人的惩治来说，相对地轻多了。其根本目的还是驱商务农，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总之，汉高祖刘邦基本奉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在对各种不和谐的因素进行调整之后，国家对经济的恢复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进行太多的干预，而是顺其良性的自然发展，这对饱受多年天灾人祸之苦的百姓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国家轻徭薄赋、重农抑商、休养生息，人民终于有了发展生产的机会，这样，西汉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
汉十年（前197年）九月，代相陈稀谋反，自立为代王。汉高祖刘邦决定领兵亲征。临行，将都中政事，内委吕后，外委萧何。
刘邦走后不久，有人上书吕后，说淮阴侯韩信暗通陈稀，欲乘夜间不备，兵围皇宫，破狱释囚，进袭太子。
韩信，汉室创业的功臣。刘邦称帝后，对他虽有防范，但擒而不杀，削王为侯。但韩信心怀不满，渐生反意。
汉七年（前200年），刘邦立子如意为代王，另拜陈稀为代相，暂往代地镇守。陈稀与韩信素来友好，临行前往与韩信辞别。韩信握着陈稀的手，引入庭中，屏去左右，在庭中走了几圈，仰天长叹道：“我与君相好有年，今有一言相告，不知君愿闻否？”陈稀说：“愿将军直言。”韩信道：“君奉命前往代地。代地乃是精兵、强马聚集之处。君又是主上信臣，因地乘势，正是图谋大事之机。若有人报君反，主上未必肯信，如报之再三，主上必领兵亲征。到时，我从都中起事，以应君，取天下也就不难了。”陈稀知韩信乃天下奇才，当即应允道：“谨受尊教。”
等到了陈稀起兵，刘邦亲征。韩信在都中称病不出，一面派人暗中与陈稀联系，一面与家臣密谋，准备夜袭宫室，擒太子、吕后，以应陈稀。不料一家臣得罪了韩信，韩信将其囚起，欲择日斩首。家臣之弟闻后，为救其兄，遂将韩信谋反之事上书报知了吕后。
吕后闻听，十分惶恐，忙找来萧何，商量对策。萧何献计道：“可遣一心腹，扮作军吏，令他出城，再回长安，就诈称陛下已消灭陈稀，令他先来报捷。如此，群臣不知有诈，定入朝祝贺。韩信前来则罢，不来，我去将他骗来，然后乘机将他擒住。”吕后连称好计，当即二人分头行事。
果然不出所料，消息一经传出，众臣先后入贺，只有韩信，仍然闭门不出。于是，萧何以探病为由，来到韩信住所，寒暄数语后，萧何才说：“主上的报捷使已到，众臣皆贺，只有你不去的话，恐怕不妥善，不如随我一齐前往，也好让大家无话可说。”萧何身为朝中长者，又贵为丞相，韩信不好意思推辞，只得随着萧何入宫。
韩信刚一迈进宫门，忽然听得一声吆喝：“快将韩信拿下？”话音未落，两边闪出不少甲士，已将韩信捆绑起来。韩信大叫道：“我犯何罪，为何擒我？”吕后怒道：“你串通陈稀，阴谋为乱，现有你家臣的书信为证，看你如何狡辩？”韩信心知事已败露，也不再多言。吕后当即下令，将韩信押往宫侧钟室斩首。临刑的时候，韩信仰天长叹：“我不用蒯通之言，反为女子所诈，这岂非天命？”
陈平是西汉有名的谋臣，他足智多谋，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谋略不仅对西汉的建立和巩固有很大作用，而且也在关键时刻让自己明哲保身，脱离当时政治斗争的险境。前195年，高祖刘邦击败叛军英布归来，创伤发作病倒了。刚回到长安，刘邦又听说燕王卢涫叛变，就派樊哙以相国的身份率军去讨伐。樊哙走后，有人对高祖进谗言说：“大王认为樊哙忠心耿耿，但是他是吕后的妹夫，背后他跟吕后串通一气，想等皇上百年之后图谋不轨，到那时汉室的江山恐怕不保啊。皇上现在让他去讨伐叛乱，手握重兵，如果将来一旦他们一起发动叛乱，恐怕后果不堪设想。皇上不能不早加提防。”高祖对吕后干预朝政早已极为不满，现在听说吕后又跟她妹夫樊哙串通一气，立时觉得情况严重了。况且，樊哙虽然从前对他忠心耿耿，但是毕竟是吕后的妹夫，在他百年之后如果真的和吕后串通图谋不轨，后果确实不堪设想。他思前想后决意临阵换将，因此与陈平计议此事。如果在军前直接换掉樊哙势必引起樊哙的疑心，如果樊哙果真想要图谋不轨临时发动兵变后果将会十分严重，因此最后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以陈平的名义前往樊哙军中传诏，在车中暗载大将周勃，等到了军营里，才宣布立斩樊哙，由周勃夺印代替。
高祖刘邦病重，对此事一直放心不下，因此要陈平尽快地把樊哙的头取来。陈平、周勃前去复命。但是陈平想到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他对周勃说：“取樊哙的头不难，但是，处理好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其一，樊哙是皇上的老部下，当年对皇上忠心耿耿，对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皇上心里比谁都清楚，如今皇上因为疑心而在樊哙没有丝毫罪证的情况下派我们去杀他，即使我们杀掉了樊哙，皇帝心中也未必高兴，毕竟当年的旧情难却啊，何况皇帝现在正是病重之际，也许会有点糊涂，如果以后他反悔了，那肯定会在内心怪罪我们。其二，樊哙是吕后的妹夫，如果我们二人除掉樊哙，她们姐妹二人必定会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到那时难免会归罪于我们二人的。这不仅是国事，也是家事啊，我们最好不要参与。”
陈平一席话，说得周勃一身冷汗，一时没了主张。陈平说道：“杀又不能杀，放是不能放的，不如我们把樊哙绑上囚车，送到长安，或杀或免让皇上自己决定，吕氏姐妹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二人来到了军前，陈平命人筑起高台，作为传旨的地方，另外又派人去传樊哙接旨。樊哙得知陈平前来，想都没有多想就一个人前往接旨。这时后面走出武将周勃，当即拿下樊哙钉入囚车，周勃赶到军中接替樊哙。陈平押着囚车走到半路的时候，听到刘邦病故，大吃一惊，同时他还听到让自己屯戍荥阳。陈平心想所幸的是没有杀掉樊哙，但是也害怕别人在吕后面前搬弄是非，于是加紧策马赶回长安想先把自己的事情解释清楚。
回到长安，他跌跌撞撞地跑入宫中，跪倒在汉高祖的灵前，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您让我就地斩杀樊哙，我不敢轻易处置大臣，现在我把樊哙给您押解回来了，但是您却走了，让微臣如何处置是好啊？”这些话明明是说给吕氏姐妹听的，为自己开脱责任，同时也是在为自己表功。吕氏姐妹听说陈平没有按照刘邦的旨意杀掉樊哙，都松了一口气，看到陈平泪流满面的样子，也就不再责备反而宽慰他。陈平又趁机请求留在长安，吕后也答应了，还拜他为郎中令，辅助新皇。陈平就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再次保全了自己，避免了一场大灾祸。
吕雉，汉高祖刘邦之妻，其为人颇有谋略，在刘邦剪除异性诸侯王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断参与政治，也把吕雉天性中的嗜权、冷酷激发了出来，她对权利的欲望、残忍的程度也着实令人震惊。尤其是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四月，刘邦驾崩长乐宫之后，吕后的野心和权利欲望更是无限膨胀起来。她妄图挟持幼帝，一手把持朝政，进而掌握天下。
于是，她召来自己的心腹辟阳侯审时其商议，决定先秘不发丧，借刘邦病重为名，召群臣入宫，受遣辅政，事先埋伏下士兵，待功臣到齐，全部诛杀。这样，吕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入朝听政，而不需要再理会那群老臣们自以为是的干预。到时候，这汉家天下还不是她一人之天下。
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正当吕后紧锣密鼓暗中谋划的时候，此事让曲周侯郦商知道了。郦商十分焦虑，恐怕吕后的毒计若真的得以实现，那这汉室刘姓天下不保。郦商仔细考虑决定先拜见审时其。
郦商对审时其说：“您即将大祸临头了！”审时其突闻此言，吓了一跳，忙问：“您何出此言？”郦商说：“我听说陛下已经驾崩四日，皇后却密不发丧，我还听说现在皇后正在设计诛杀功臣。果真如此，天下必将大乱！现在陈平、灌婴统领10万兵马驻守荥阳，樊哙、周勃领兵20万在四方征讨。要是他们听说陛下归天，诸将无辜被杀，将会怎样？等到那时，朝中肯定不会有人支持你们，皇后、太子还能依靠谁呢？您全家的性命还能保全吗？”审时其听得身上冷汗直冒，但是嘴上仍然辩解说：“郦候从哪里听来的这些事情？绝无此事，尊候千万不可以听信传言，皇后乃一国之母，怎会做出这样有碍国体的事情？”郦商走后，审时其思前想后，觉得郦商的话很有道理，觉得按这样的情势发展下去，吕后的计谋肯定难以成功，要是这样岂非不是白白赔上自家性命？于是，审时其急忙入宫告知吕后。
吕雉一听知道自己的谋划已经败露，就算现在杀了郦商不敢保没有第二个、第三个郦商出现。再说，郦商也算是分析透彻，自己倒是没算到那几支在外的大军，如果他们听从自己的调遣那还好说，要是自己密不发丧、谋害众将的事情被那几个将军知道了，率兵杀回京师，恐怕她吕雉也会招架不住。真到那时，别说是独掌朝政，她和太子怕是真要朝不保夕了。
吕雉左思右想，权衡利弊，最后告诉审时其，立刻对外发布高祖刘邦驾崩的消息，准许官员将领任意入宫凭吊，诛杀一事就此作罢，要是再有人提起，审时其要立即辟谣。再则就是赶快着手太子的登基大典，就算她一时不能独揽大权，只要那位子上坐的是自己儿子，相信那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文景之治”是指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统治时的升平景象时期，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第一次让后人称羡的时期。
刘恒在前180年被宗室大臣迎立为帝，在位23年，死后谥曰文。刘启是刘恒的儿子，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死后谥曰景。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减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父子两人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
刘恒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曾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刘恒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前178年和前167年，曾两次将租率减为三十税一。此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三年而一事”。前155年，刘启又把秦时17岁服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服，而著于汉律的服役年龄则为23岁。此外，刘恒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刘恒还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
刘恒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秦代大多数罪大之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刘恒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投入宫中做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刘恒明令废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刘恒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刘启又减轻了笞刑。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刘恒个人的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刘恒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刘恒还禁止祠官为他祝寿。刘恒自己也相当节俭，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帐不施文绣。刘恒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等人家十家的产业，于是作罢。因为刘恒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文、景二帝先后统治了近40年。据史书记载，由于经济的复苏，百姓人给家足，国家仓库中堆满钱粮，串钱的绳子日久而腐烂，粮食年年相积而陈旧变质。因此，国家财富盈溢，社会人口激增，为后来汉武帝刘彻攻伐匈奴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西汉景帝时期，北方匈奴势力逐渐强大，不断兴兵进犯中原。当时飞将军李广任上郡太守，负责抵挡匈奴的入侵。
李广，陕西成纪人，骁勇善射。文帝时，曾出击匈奴，杀敌甚重，被拜为武骑常侍。景帝即位后，先调他为上谷太守，后又徒迁至上郡。在汉军四大将军，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中，匈奴最畏惧的就是李广。
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六月，匈奴再次大举入侵边关，入雁门，进上郡，掠走了朝廷所养的大批马群。景帝闻讯，立即派出一幸臣宦官前往边关，督促汉军抵御匈奴。
有一天，皇帝派到上郡的幸臣宦官带领一些人骑马外出打猎。打猎途中偶遇到3个匈奴兵，于是就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结果战斗中宦官被匈奴兵射伤，狼狈逃回了汉军营地。李广查看了宦官及几名受伤的汉军士兵，说道：“射伤你们的这几个胡人，一定是善射之人！”于是，李广亲自率领100余名骑兵前去追击。3个匈奴士兵没有马而是步行，李广带骑兵一直追了几十里地，终于追上了这3个匈奴兵。于是李广就命令部下左右包抄，自己居中放箭，结果杀了2个，活捉了1个。
正准备回营时，忽然发现有数千名匈奴骑兵也向这里开来。李广的骑兵非常恐慌都欲打马回奔。李广沉着地稳住队伍说：“我们只有百余骑，离我们的大营有几十里远。如果我们掉头逃跑，匈奴肯会追杀我们。匈奴骑兵肯定会追射我们，匈奴骑兵善于骑射，调头逃跑，我们将无一人能够生还！如果我们按兵不动，敌人肯定会疑心我们有大部队行动，他们决不敢轻易进攻的。现在，我们继续前进。”说着，命令属下向前开进，一直到了离敌阵仅二里地的地方，李广这才下令：“全体下马，解鞍休息。”属下多有不解，问：“匈奴兵有数千人马，如果现在解下马鞍，敌人杀来将如何迎战？”李广笑了笑，沉着地回答道：“匈奴骑兵以为我们会逃走，现在我们解下马鞍，就是暗示敌人，我们不会轻易逃走，这样他们就更加疑惑，而不敢随便发动攻击了。”于是李广的士兵卸下马鞍，悠闲地躺在草地上休息，看着战马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吃草。
匈奴部将见前面的百余汉骑，不退反进，后来索性下马解鞍，就地休息起来，感到十分奇怪，更加恐谎，料定李广胸有成竹，附近定有伏兵。因为害怕中了对方诱敌之计，就忙下令停止进击，远远地观察汉军的虚实，不敢上前来。两军相持了2个时辰，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终于，匈奴方面首先沉不住气了，就派了一名骑白马的将军出阵观察形势。李广见状立即命令10余个精锐士兵上马，自己带头冲杀过去，张弓搭箭，一箭将这名白马将军射死于马下。然后又回到原地，下马继续休息。
匈奴兵越看越怀疑。天黑下来，李广的人马仍无动静。他们认定汉军一定有埋伏，匈奴部将怕半夜遭到汉军大部队的突袭，就连夜引兵慌慌张张全部逃回去。到了天亮，李广一瞧，山上已没匈奴兵，才带着一百多名骑兵安然回到大营。
李广的一生，大都投入了抗击匈奴的事业。他身经大小70多次战斗，由于他英勇善战，成为匈奴人心中可怕的劲敌。
前156年七月七日早晨，景帝夫人王美人于猗兰殿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尽管刘彻是景帝的第十个儿子，但却受到景帝的格外关注。景帝认为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就给他取名刘彘，字通。刘彘4岁被封为胶东王，由于他聪明过人，7岁时便能透彻地明白事理，于是景帝便给他改名为彻，“彻”字表示充满智慧，通透明理，达到圣德的要求之意。后来因原太子刘荣被废，刘彻被立为储君。
前141年，汉景帝刘启在未央宫驾崩，终年47岁。太子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之初，汉王朝经过高、惠、文、景几代帝王60余载的经营之后，经济、政治各方面皆已稳定，并且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从多方面着手治国理政，创建了不朽的业绩，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
在政治方面，刘彻大胆改革选官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知人善任，使得各方面人才不断涌现，盛极一时；汉武帝还设立“太学”，通过学校来选拔官僚。用从“民间”（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中间）选拔出来的官僚来代替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这就是官僚制度的特色。这一制度在以后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沿用着。在诸侯王国分裂因素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汉武帝在继续推行文帝、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他颁行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王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他又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他设置13部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他还开辟了广大疆域，奠定了其后2000余年的中国版图的基础。
在思想领域，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思想统一；使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正式登上中国政治的舞台，之后统治中国的思想长达2000余年，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刘彻一方面稳定个体小农经济，宣布“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对地主的兼并和不法行为加以限制；他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他采取桑弘羊建议，实行盐铁官营，设立盐官和铁官，控制与经济命脉有关的大手工业和大商业；他整理币制，将货币的铸造和发行直接控制起来，禁止诸侯国铸钱，废销各种杂劣铜钱，统一推行“五铢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同时，他还注意兴修水利，先后修了引渭入河、引汾入河、引斜入渭等的渠道，这样既可通航，又可灌溉田地；他又下令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充实了汉王朝的财政。
在军事方面，刘彻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为了维护北方边境地区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汉武帝决定改变汉初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进行反击匈奴的战争。武帝重用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并于前127年、前121年、前119年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这三次战役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匈奴贵族以致命的打击，使得强盛近百年的塞北匈奴从此逐渐衰落，也使汉朝北部边境十余年没有发生战争，保障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又消灭了南越割据政权，统一了今天的两广地区，又在今云南、贵州等省设置郡县，加强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但这些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富，使广大人民增加了徭役之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汉武帝时期，统一的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当时中国境内的汉、匈奴、西域各族、越族以及西南、东南、东北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虽然各族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或者有过战争，但人民之间融合的趋势增长了，各族人民共同劳动，开发了祖国的边疆，构成了西汉时期丰富多彩的生动历史场面。
在外交方面，刘彻为了联合西域共抗匈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与大月氏、乌孙、安息等国联系，开通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交往，开辟了“丝绸之路”，使大汉声威远播四夷，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意义重大。同时，也开创了中原和西域各地文化、物产交流的新纪元，不但促进了亚洲各地经济和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欧亚之间的联系。
汉武帝的这一系列文治武功，使西汉王朝发展到鼎盛时期。
为强化皇权，严惩不法的宗室、外戚、豪强富商和游侠，武帝比其父辈更加重用酷吏。当时著名的酷吏有张汤、赵禹、周阳由、王温舒、杜周等，不胜枚举。然而，酷吏嗜杀成性、妄杀无辜，虽维护了皇权，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政治遂转趋黑暗，直至武帝晚年，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社会益发动荡不安，宫内阴谋事件层出不穷，而武帝一味昏昧逸乐，无复昔日英明之貌。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农民起义。汉武帝曾在轮台颁下《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
子幼母壮，为了防止太后专权，前88年，汉武帝杀死了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后来，汉武帝叫画公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子刘弗陵做皇帝。
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在位54年，享年70岁，葬于茂陵，庙号世宗，谥号孝武皇帝，《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意思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
汉武帝刘彻奋其先辈五世之余烈，施展其雄才大略，创造了震古烁今的辉煌业绩。他开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盛世时代，建立了在当时可与西方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东方最强大的大汉帝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然而，汉武帝也有受人非议之处，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穷兵黩武”，即批评武帝滥用武力。中国人向来不喜轻动干戈，因为发动战争，除了牺牲老百姓生命之外，同时也会影响国家财政，而演变成苛敛暴征，影响民生甚巨。武帝虽然武功鼎盛，可也无法避免这种批判。他连年用兵，南征北讨，尤其是与北方匈奴之交战，几乎耗尽国家所有国力，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此亦为不容争辩之事实。可以这样说：汉武帝一手缔造了汉朝的辉煌，又一手制造了帝国的衰落。
不同于从前中国君主们的封闭治国观念，汉武帝刘彻非常重视与周边国家增强联系，同时也加强自己的影响。因此，除了在正面战场上和匈奴展开激战之外，汉武帝还在外交上对匈奴人采取了攻势，希望寻找些盟友，夹攻匈奴，这样可以使匈奴人左右难顾，以便从根本上削弱匈奴人的实力。于是，汉武帝做出了以前的君主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想的伟大创意——开通西域。这既是一个军事策略，也是一个外交策略，这一策略在他征服匈奴的伟大事业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实践这一策略的是伟大的探险家、外交家张骞。
张骞是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张家村）人，当时是个郎官。《汉书·张骞传》说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前138年，张骞奉刘彻之命出使大月氏，率领百余人，从长安出发，踏上征途。
张骞一行出了陇西，进入了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匈奴骑兵发现了他们，就把他们抓了起来。匈奴单于把张骞等人全部扣留下来，为了让张骞投降，单于还给他找了个匈奴族的妻子。面对单于的威逼利诱，张骞始终没有屈服。十年后，匈奴人放松了戒备，张骞带着部下逃了出来。他们向西走了数十天，来到了大宛国（位于中亚）。
大宛国的国王派向导和翻译把他们送到了康居，康居人又把他们送到了大月氏。张骞到了大月氏，以为他的使命可以完成了，不料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大月氏自从与匈奴交战失利后，迁居至妫水（今阿姆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大夏国，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里土肥水美、物产丰饶，大月氏已不想再与匈奴交战了。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多次劝说大月氏王与汉朝合作攻击匈奴，都毫无结果，只好动身回国。回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抓住。幸好当时匈奴发生了内乱，张骞才得以乘机逃了出来。
前126年，张骞历经13年历经艰险终于回到汉朝。当年出使的百余人，仅剩张骞、甘父两个。13年间杳无音信的外交使团突然归来，震动了京师。刘彻给张骞、甘父加官晋爵，并怀着好奇的心情倾听了张骞关于西域的报告。
张骞出使，使刘彻详细了解了西域各国的情况。过了几年，刘彻派大将军霍去病征讨匈奴，汉军打了大胜仗，消灭了匈奴骑兵3万余人，还控制了西河（今河西走廊、甘肃等地）地区。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已没有了障碍，于是，刘彻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这一次，张骞率领300多人的使团，带着大批牛羊和金银财宝来到了西域的乌孙。同时，张骞还派他的副使带着礼物分别出使大宛、大月氏、康居、大夏等国。
乌孙王见张骞带来了许多财宝，很高兴。他派了使者随张骞一同返回长安。乌孙使者受到刘彻热情招待，他看到汉朝兵强马壮、经济繁荣，回去后报告了乌孙王。不久，乌孙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一年以后，出使西域各国的副使陆续回国，西域各国也派了使者前来长安答谢，汉朝同西域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由于张骞功劳很大，刘彻封他为博望侯，因此，人们又称他为“张博望”。
张骞两通西域，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骞开辟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豌豆、绿豆）、胡桃（核桃）、胡荽（香菜）、胡蒜（大蒜）、胡瓜（黄瓜）等植物，狮子、鸵鸟、犀牛、汗血马等动物，口中吐火、自缚自解等魔术以及乐器、乐曲、乐舞等，陆续传入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的穿井、冶铁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大量精美的丝织品，也传入西域以及更远的西方。这条东西交流的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它的开辟，在人类文明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自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朝每年都会派遣使节出使西域各国，中亚及西亚各族、各国的使节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
随着东西商旅的频繁往来，中国的先进技术亦随之传入西域各国。中国的铁兵器制造技术、凿井技术和利用渠道引水等技术在当时居于先进水平，这些技术传到了大宛，进而传到西域各国和欧洲，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张骞凿空”四字高度概括了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外交家的历史贡献和传奇人生。张骞，作为中西交通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开拓者，永载史册。
秦汉，是中国第一次大一统时期，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统治庞大的帝国，从秦始皇到汉初的统治者都作了积极的探索。
秦始皇“奉法家之言”，结果二世而亡。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使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思想逐渐抬头，也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但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即道家学说）成为这一时期的统治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汉初的统治者们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这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
比如说，在无为而治思想统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成为“亡人”。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怎样从思想上把农民控制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顺民呢？
又如，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势力膨胀，这显然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用什么思想可以规范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从而理顺君臣、上下、尊卑的关系呢？
再如，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肆意寇边抢掠，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用什么思想可以让天下臣民能够忠君爱国、同仇敌忾地与入侵者殊死搏杀呢？
面对以上种种挑战与问题，汉武帝认为，时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有一套广泛的哲学体系，而儒家思想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力武器。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就是黄老派的政治代表人物窦太后逝世，政治形势在瞬间发生逆转。窦太后给汉武帝配备的权力班子被根本改组，议立明堂时被免职的窦婴、田蚡等重新掌权，汉武帝从此才真正大权在握，也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历来向儒尊儒的田蚡才敢也才能提出绌抑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并推荐文学儒者上百人。过去卫绾没敢挑破的主题，现在由田蚡率先挑破了。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转变国家指导思想的斗争已经从政治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这一切都是政治上的胜利，并不等于理论上的完成。要巩固政治上的胜利，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条件的支持。儒学理论虽然是当时国家所需要的理论，但要把它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就要作出充分的理论论证，而这个工作可不是政治家用权力能够轻易做到的，必须要由思想家来担当。历史在呼唤这样的思想大家。
前134年，年轻的汉武帝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尽管他聪慧通透、涉猎广泛，但是对于统治臣民却毫无经验，更不知道如何治理天下。于是，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就再次诏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让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治国之道，以备朝廷咨询任用。
一时间，一百多个读书人聚集到京都长安，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一官半职。在这一次对策中，一个名叫董仲舒的博学之士，走进了汉武帝的视线，并脱颖而出。
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学的博士，他自幼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他甚至连自己经常骑的马，都没有去分辨雌雄，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相当深入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
当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策文时，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董仲舒也对这位年轻皇帝能提出那么多深刻的社会问题而大为惊讶。好在他多年讲学研究，心中早已形成了一整套儒家治国的理论。于是，董仲舒一一回答了汉武帝提出的问题。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
在这里面，董仲舒阐述了五大关键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切中要害，从而引起了这位年轻皇帝的重视和赏识，成为这次策问的“举首”。
第一个问题就是新王改制：董仲舒认为一个新的国君登基以后，一定要改变一整套的制度。新王改制主要体现在“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什么是“改正朔”呢？正，就是正月，正月是一年之始；朔，是初一，是一月之首。所谓“改正朔”，通俗地说就是要改变历法。那么，什么叫“易服色”呢？董仲舒说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要改变一下服装颜色，当然，还不光要改服装的颜色，祭祀的时候用的牲口、车马的颜色也要改变。总的来说，就是改变一个王朝的颜色，中国古代都是一个王朝崇尚一种颜色。所以，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要把旧王朝的颜色换成自己这个王朝的颜色，即为易服色。
那么，董仲舒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改变历法和服色呢？这是因为董仲舒提出要改变的仪式过程中间包含了一个对于汉王朝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是否具有合法性。从而也就引出董仲舒所要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君权神授，即“天命”说。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天人感应”说中着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人最终成为君主，并非人力所能决定，而是自然如此，是君权神授，是天命所在。因此，君主是天命或天意的执行者，他执掌生杀大权，发号施令，统治天下，其权力是“天意之所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天意。君主居于上天和人民之间，上天的意思通过君主而贯彻到人间。君主号称为“天子”，上天与天子就如同父亲和儿子，儿子遵从父命，君主服从天命。君主和人民的关系也是一样，天下之人都要服从于君主，这就好比孩子归顺父母。总之，就是要承认君权。因为天意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反过来说，其他的人也想成为君主，但是他不具备这个天意，老天不支持他。所以，不管他怎么折腾，他也最终成不了君主。董仲舒的这个说法，立即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
由此，又引出了“德主刑辅，重德远刑”的主张，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认为人君应当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
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同时又达到了制衡君主权力这样一个目的。三纲里的父为子纲，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须信奉“天人感应”，施行仁政。
接着，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另一个论点——“性情”论。董仲舒指出，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人；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
可见，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为君者的所作所为了。
一方面，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政权）的合理性做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此依托君权（政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出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一统天下。古时候的《春秋》学分为三个派别，即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穀梁喜《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董仲舒所属的公羊派《春秋》学特别重视的就是大一统。
所谓大一统就是把天下的统一看得非常大，看得非常重要。董仲舒宣称大一统之说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加强皇权。
董仲舒认为，“君人者，国之元也”，君主与臣民是干与支、本与末、阳与阴的关系，必须“强干弱枝，大本小末，阳主阴次”。
他说：“臣按照《春秋》的本义，寻求王道的出发点，那就是个正字。作为一个帝王，要上承天意，纠正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任用德教，不要专用刑罚，因为刑罚不可能治理好天下。《春秋》上讲过一元的问题。一是万物之始，元是大。一元就是万物开始于大，只有开始于大，才能正本清源。所以做君主的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海。四海正，则远近之处莫不统一于正，这样才能实现王道。”
可见，董仲舒的所谓大一统，落到实处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董仲舒特别强调天下的统一是非常迎合汉武帝的心理的。汉武帝即位之初的汉王朝是一个刚刚经过七国之乱，仍然存在诸侯王割据问题的王朝。汉武帝一生致力的就是要搞中央集权，而董仲舒恰恰给他提供了大一统这么一个理论。这样，汉武帝就可以在大一统的理论之下，公开地搞那一套中央集权了。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信任的第二点就是他给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兴太学、举贤良。董仲舒在他的第二道对策中，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指出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因触犯刑律而被处死的人比比皆是，犯奸作乱的人也遍地横生。他认为应以德治天下。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的根本场所。
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董仲舒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所贡献的。
董仲舒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培养贤士。他对汉武帝说，平日不培养士，而想求得贤士，就像玉不经过雕琢而要求玉有光彩一样。培养贤士没有比办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地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正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
但是，兴办太学及地方各种学校的效果并不太明显，这就说明了另一个问题：要把推举贤良作为一种制度，每两年要推选一次，推选天下的贤士，并把它制度化。
董仲舒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他向汉武帝建议，规定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贡举贤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录用。如果被推荐的人确实德才兼备，那么负责推荐的官员就可得到奖赏；如果被推荐的人名不副实，那么负责推荐的官员就要受到处罚。这样，各位诸侯及中层官员都会全心全意地访求人才，天下有才的人也就都能得到一官半职，为皇上尽心尽力。
董仲舒在这道对策的最后写到：“陛下若能通过考试和策问的方式招徕到天下的英才，就可以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圣上的英名也就能和古代的明君尧、舜媲美。”
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汉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董仲舒系统而完整地讲出了自己想说出的话。汉武帝是一个很想有作为的君主，他当了皇帝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样网罗人才，而董仲舒给他提出来了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具体的做法，这也是董仲舒的学说得汉武帝信任、喜爱的一个方面。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四个关键问题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的第三策的最后提出的统一思想于孔子儒术的建议。
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互相争鸣。秦统一中国以后，用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的思想，其他思想都受到排斥。秦亡以后，各家思想又活跃起来。汉初统治者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也给百家复兴提供了良好条件。所以，当时思想界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相对自由的局面。这种局面使统治者不知应该坚持什么，政策缺乏连续性，平民百姓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法制经常变化，百姓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认为应该统一思想，提出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统一天下思想，把其他思想都加以禁止，“勿使并进”。董仲舒这个建议马上就被汉武帝采纳了。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在教育上的影响，就是以儒家学者任教师，以儒家典籍为教材，进行儒学教育。后来，这个建议被统治者采纳、贯彻，在教育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经学传统，产生了特殊的思维方式。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五个关键问题就是进行改革。针对这个问题，董仲舒提出了一个词——“更化”。董仲舒认为从汉朝建立以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所以发展不快，很大的原因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改而没有改。所以，董仲舒提出来这个更化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改革。
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这三次对策所谈到的内容，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句句打动了汉武帝的心，这位年轻的君王早就酝酿着许多宏伟的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没有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感到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难得的人才，真是相见恨晚啊！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之考绩官吏，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使儒学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
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人还进入朝廷为官。
元始五年（公元5年），汉平帝刘衎（kan）被王莽毒杀，西汉王朝实际已经掌握在王莽手中。王莽选立宣帝玄孙、广戚侯刘显两岁的儿子刘婴。
刘婴的曾祖父叫刘嚣，是汉宣帝的儿子。但是王莽青睐刘婴，不在于这个世系，而在于刘婴是汉宣帝后裔中最年幼的一个。王莽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个未谙世事的孩子放到至尊皇位上，完全可以成为自己手中的玩具，任意摆布。
老谋深算的王莽想由自己做没有名义的“皇帝”。要行使皇帝的权力，总要编造个理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果然有人给编造了符命图谶。
在迎立刘婴即位的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挖井时，发现一块上圆下方的大白石头，上面有丹书“告安汉公为皇帝”八个大字。王莽看到这个伪造的符命，欣喜若狂。但他觉得不便于这么急匆匆地代汉自立，便杜撰说：“符命上说的‘为皇帝’，实际上是摄行皇帝之事罢了。”王莽指使群臣把此事禀告给太皇太后王政君。
年迈的太皇太后虽然重用娘家的人，但本心还是想守住刘家的社稷江山，自从委政王莽以来，她渐渐觉察到王莽诡计多端、事事专断，但未曾想到侄儿会有篡位之心，不禁气愤至极，给予严厉斥责，说道：“这是诬罔天下，不可施行！”
这时，王莽的叔伯兄弟、太保王舜却告诉老太后，现在已没有办法能阻止王莽这样做了。最后，王政君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按王莽等人的意思下诏书：“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
看到这种情况，王莽的党羽马上引经据典拟定了一套居摄的礼仪。从此，摄行皇帝之事的王莽戴着皇冠，面向南，朝见群臣，听决政事。他的车驾出入皇宫，两边都是侍卫，所经过的道路禁止他人通行。民人和大臣奏事王莽时都自称“臣”。自古以来，礼仪便是身份和名位的标志。王莽享用皇帝之仪，标志他有着和天子一样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王莽也还算心思细密，没忘了在最后加上这样一条“其朝见太皇太后、皇后则仍用臣礼，所居之处，如诸侯制度”，这也算是对太皇太后的唯一安慰吧。
公元6年农历正月，王莽在长安南郊祭祀先皇，在东郊喜迎新春，正式做起了他的“摄皇帝”来了。
三月，立刘婴为皇太子，号“孺子”，尊汉平帝王皇后，也就是自己的女儿为皇太后。皇太子和摄皇帝竟是两姓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王莽篡权之心，昭然若揭。也立刻引起固守刘氏汉室“正统”观念的朝臣和宗室子弟的不满，他们彻底识破王莽假仁假义的面具，有几十位朝臣和地方官吏或告退或隐亡，表示忠事刘汉而不为王氏朝官。
王莽做摄皇帝，是外戚专权的必然结果。从此，王政君作为维护刘氏政权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假皇帝”还是“摄皇帝”，都是代理皇帝的意思，但实际上王莽此时的权势早已超过坐在帝位上的孺子婴了，只是没有宣布改朝换代而已。
四月，汉宗室安众侯刘崇与侯国国相张绍起兵反对王莽。张绍率百余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崇也战死了。事变平息之后，王莽的党羽借机大做文章，说什么刘崇所以敢于起兵，是因为摄皇帝的地位太卑微，权力太小，难以镇服海内，要挟太皇太后，让王莽在朝见她的时候也称“摄皇帝”。时隔不久，他们又再次要挟太皇太后下诏：增加摄皇帝的官属和卫兵，改王莽居住的地方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王莽步步逼向帝位。
一些亲汉的官员、百姓也在加紧策划起义。公元7年九月，东郡（今河南濮阳南）太守翟义再次发难，举起反对王莽的大旗。翟义拥立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向全国各地发出通告：“王莽毒死平帝，执行天子特权，妄想断绝汉代的江山社稷，我们要遵从上天的旨意，诛灭王莽！”各郡国纷纷响应，队伍迅速发展。在古代，正统观念往往起着支配的作用，所以后来反对王莽的农民起义军，大都拥立刘姓宗室子孙作号召，如刘玄、刘盆子等。
面对起义军的壮大，摄皇帝王莽寝食不安，昼夜抱着年幼的孺子婴在城郊寺庙里祷告，并祈求神灵保佑，宣布等孺子婴长大成人后，就主动辞职回家休养。
王莽一面担惊受怕，一面派兵镇压。在王莽军的镇压之下，这支起义军也失败了。
平息叛乱后，王莽更是踌躇满志，他一改昔日谦恭有礼的儒者风范，而以一个盛气凌人的军事强人的姿态出现在大小臣子面前。胜利让王莽有恃无恐，加快了当真皇帝的步伐，同时也加速了王莽的毁灭。
翟义等反叛者相继被灭，使王莽产生了错觉，他认为这一定是“天命”所归！自己是威德空前、天人相助。但是，王莽要去掉头上的“假”字当真皇帝，还要靠符命。所谓“符命”就是编造的“天符之命”或者“圣王受命之符”。于是，各地便纷纷造符瑞来投其所好、急其所需。王莽借着各地的“符命”，提出要把“摄皇帝”中的“摄”字去掉；把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太皇太后不得不允诺，王莽的弄假成真走出了第一步。
既然命符是升官的捷径，初始元年（公元8年），有“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今属四川）人哀章就加紧制作铜匮（铜匣子），装了两条书简，一个简册上写“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简册上写“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其中的“某”指汉高祖刘邦，这个“黄帝”就是王莽。意思是天帝和汉高祖刘邦传位给王莽。“图”“书”中都写了“王莽应做真天子”，同时将王莽宠信的几个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上面，说这些人应当做大官辅佐王莽。哀章将此铜匮献给正急于当真皇帝的王莽。王莽立即拜受，表示听从天神命令，接受禅位。回去坐在未央宫的前殿，登上真天子宝座，把国号改为“新”，把十二月初一作为始建国元年的正月初一。西汉共历214年，至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