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组建越军炮兵部队（1/1）

披着一身硝烟，韦国清、梅嘉生率领中国军事顾问们从越南西北返回中央根据地。

一路上，韦国清和梅嘉生交谈最多的，就是下一个旱季该怎么打。韦国清和梅嘉生觉得，西北战役确实打得不错，但是那产没有拿下来又实在惋惜。他们认为，那产之战之所以没打出好结果，除了情报不准，不知道法军迅速增兵以外，最突出的问题是越军在长途奔袭作战中没有装备重武器，结果在那产之战中，越军炮火打不着法军纵深阵地上的大炮，法军远射程火炮却能够自如地压制越军火力。上寮战役没有这样的问题，双方都在行进中作战，越军打得就比较好。那产作战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国空军威胁太大，越军在白天几乎不能进行连、营规模的运动和作战。

回到越北驻地，中国顾问们总结经验时都说，以越军目前的战力还无法攻克法军的集团据点，法军在今后的战斗中有可能利用空中优势，反复使用集团据点的战法。在下一个旱季作战中，如何采用攻坚战术打破法军的集群据点，将是越军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军事顾问团建议：

1.加强炮兵建设，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在中国境内加快为越军装备和训练105榴弹炮、37毫米口径高射炮和12.7毫米高射机枪部队，大大加强越军的炮兵。

2.提高部队军事素质，加强攻坚战术的训练，为越军部队编写攻坚战战术教材。

越军作战局顾问茹夫一（右）和越军第312师师长黎仲迅在抗法战争中

1953年5月下旬，韦国清多次召集军事顾问研究和布置编写教材。他指出，现在编写的教材不但要解决现实作战问题，而且要为今后攻坚战打下扎实的基础。编写教材和部队训练要多花时间，要扭转部队不愿意做工事的思想，学会大力构筑工事和土工作业，构筑进攻阵地，学会修筑道路和囤积粮草、弹药，学会用炮火控制敌人的机场，压制敌人的火炮阵地。

武元甲和黄文泰等非常同意中国顾问的意见。

6月，越军总部和各战略机动师负责人，以及中国军事顾问组成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写的教材主要以那产为假想目标，包括从单兵到连、营、团的攻击战术。在这次军事教材的编写中，韦国清、梅嘉生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新任越军作战局顾问茹夫一。

茹夫一是从朝鲜战场调来的。他是山西人，生于1916年，1931年才15岁就投身杨虎城的第17路军。作为杨虎城卫队的士兵，他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亲身经历者。次年抗战爆发时西北军已经分裂，茹夫一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后编入抗大一分校挺进山东。在八路军中，茹夫一先后担任营长、团参谋长。抗战胜利后他进入东北，经历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艰苦战斗。之后，他升任师参谋长，并参加了辽沈战役，朝鲜战争爆发时他是第42军第125师副师长。

茹夫一所在部队最先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他率部一路向南，最早进入平壤。第三次战役后，茹夫一到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担任联络代表，与人民军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都很熟悉。第五次战役后，茹夫一到一支中朝侦察部队合编的“联合支队”担任副支队长，准备越过战线深入敌后作战。此后这项任务取消，他又转入另一支部队进行反空降准备。

1953年4月，茹夫一接到志愿军总部的电报，要他去越南当顾问。茹夫一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很熟悉，当面问他：是不是你要我去越南的？解方回答，是组织上研究决定的。

茹夫一富有作战经验，文化素养高，还有与友军合作的经验，要他去越南显然是慧眼识珠的结果。

茹夫一一行七人，于5月19日晚进入越南，22日到达顾问团所在地“竹林大厦”，开始履行新的任务。

6月底，韦国清、梅嘉生分别回国休假，中国军事顾问团由罗贵波总负责，教材编写和训练越军干部的紧张工作由茹夫一主持。

这时，广西省委副书记乔晓光奉命入越，担任中国政治顾问团副团长。

乔晓光，原名乔金亭，1918年5月生，河北广宗县人。乔晓光1932年就读于邢台的河北省立第四师范，1934年入党，两年后参加东北军学兵队，西安事变后曾任东北军骑兵第10师中共支部书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回到冀南进行武装斗争，曾任冀鲁豫十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乔晓光担任过湖南常德地委书记。1951年，乔晓光到广西，先后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副书记。

乔晓光接受命令后入越与罗贵波会面。此前他和罗贵波并不熟悉，是越法战争把他们会聚到一起，从此成为战友和朋友。当乔晓光和罗贵波会面之际，远东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3年7月27日，朝鲜时间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三八线”上的板门店签署，打了三年有余，谈判了两年多的朝鲜战争终于以分界线划定在北纬38度线上而告结束。

根据停战协定，7月27日22时，交战双方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200多公里长的军事分界线上同时停火。

这一天，在上甘岭地区承担防空任务的志愿军高射炮连连长史国强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接到了晚间停战的指示，他命令战士把所有的高射炮炮弹都搬到阵地上，如果美军飞机前来攻击，他就要战士们把这些炮弹都打出去。

当日白天无战事，入夜后前线只有零星的枪炮声。殊不知此时战场的平静是为了等待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在停火时间到来前15分钟，不约而同地，交战双方前沿阵地上枪声大作，震耳欲聋。双方士兵向对手的阵地倾泻弹雨，进行朝鲜战争中的最后一轮射击，以告别血与火的厮杀。站在高射炮阵地向前望去，可以看到半边天都打红了，照明弹不时照亮夜空，像流星那样在变了颜色的天幕中划过。

22时，停火时间到来的一瞬间，纵横200公里的朝鲜战场一下子宁静了，四野里静得没有一丝声响，听得见微风轻轻地吹拂。战争硝烟开始慢慢地飘散在浸透了鲜血的“三八线”上。

朝鲜停战深刻影响着还在进行中的印度支那战争。朝鲜停战了，百万志愿军将撤回国内，过去三年里中国同时着手援助甚至直接参与的两个国际战场如今变成了一个，一批有朝鲜战场经验的军官将被派往越南战场，一些重要的武器装备也将调往越南，印度支那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变化。

问题的另一面是，数十万美军也将撤出朝鲜半岛。美国也会腾出手来，加强对印度支那法军的援助。

印度支那成为东西方对抗的主要战场，甚至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方面对越南重炮兵的援助和训练先行一步。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署

云南军区早在1951年秋天，就在云南南部蒙自县的碧色寨装备和训练越军的重型榴弹炮团（第34重炮团），并派出杜友方任该团顾问。云南军区将24门105毫米美式榴弹炮交给了越方。

鉴于那产作战的结果，越方曾考虑把重炮团在1953年年初上寮战役前调回国内，投入西北战场。1953年年初，云南“特科学校”校长黎铁雄奉调回国，速遣重炮团回国的任务就由“特科学校”政委陈子平来负责。1月16日，陈子平向罗贵波发出了转致越南劳动党中央的电报：

罗贵波同志转劳动党中央：

榴弹炮团为便于长期训练作战，急需装备汽车。计需装备十轮卡车67辆，六轮卡车38辆，中（型）卡车3辆，工程车2辆，起重车、救护车、吉普车各4辆，共122辆。另该团亦需装备短枪89支。该次装备建议中央请中共中央设法解决。

当否？请示。

陈子平

1月16日

陈子平的要求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在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安排下，云南军区为这个团配齐了所需的牵引车辆和通信器材。根据越南战场的需要，这个团1667人于1953年1月26日起程经云南河口进入越南，秘密集结于安沛。后因前往西北的道路无法通行，这个重炮团没有投入上寮战役。

1953年夏天，原在云南宜良任越南陆军学校（“云南特科学校”）顾问的马达卫奉命入越，担任越军第351工炮师顾问。

36年后的1989年秋天，马达卫将军在济南无影山住所就当年往事对笔者谈了很久：

我去越南完全没有准备。建国后不久，我从炮兵第3师参谋长任上到沈阳高级炮校深造班学习。1952年夏天，我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就等着参加毕业典礼了。突然，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已经安排我去云南，到越军“特科学校”当炮兵顾问，立即出发。我说：“我还没考试呢，考完了我就走。”

校领导想了一想，说行，但毕业典礼你是肯定参加不上了。就这样，我没来得及参加毕业典礼就赶到了北京。

在北京，炮兵政委邱创成和我谈话，说我的任命又变了，是去特科学校当校长顾问，管的摊子大了，不只炮兵这部分了，要把工作搞好。不过，既然你是炮兵出身，要注意帮助越南部队搞好炮兵建设。他们那里也要打大仗，没有炮兵不行。

我乘飞机到达昆明，然后赶到宜良县凤鸣村，受到越方黎铁雄校长和陈子平政委热情欢迎，我很快就和他们搞熟了。

越方“特科学校”共有5个大队，第1、第2两个大队是一般干部大队，第3大队是团以上干部大队，第4大队是炮兵大队，第5大队是通讯和工兵大队。我自然对炮兵更加关心些，这也是战争的需要。当时对越军炮兵的装备和训练比较注重山炮，因为它体积小，牲口可以驮拽。但是后来就发现光靠山炮不行，因为它打不着法军的重型榴弹炮，帮助越军组建榴弹炮团的事就摆上了议事日程。训练这个重炮团主要由云南军区炮兵负责，训练地点和宜良隔得很远。我明确地意识到，“特科学校”炮兵大队的干部学习结束后有许多人将分配在这个炮兵团里。

1953年这个榴弹炮团入越集结是我主管的，重炮的牵引问题需要解决。过去越军都用人力抬炮，经常发生一次战斗下来，抬炮战士的脊椎骨被压裂的事情。在现代化战争中，这样的事本是不应该发生的，它会严重影响战斗力。

当时，特科学校校长黎铁雄回国参战了，政委陈子平来找我，希望我帮助解决这件事。我也就接手和有关部门联系。最后，我们像过去一样把最好的装备交给了越军，每个连装备了六辆牵引大卡车、三辆运输车。我考虑到一旦进入越南战场零件配备会有问题，又亲手造了一张表，为重炮团每个连配备了钳工床、套筒、扳手、千斤顶，还有备用轮胎。

重炮团装备完毕以后，我和陈子平一起去了碧色寨，看望越军的重炮战士。那次去还要解决从哪条路进入越南的问题。当时的方案，一是走睦南关，或是走河口、老街这一路。我的意见是走河口、老街更便于保密，还因为越军回国后将集结到安沛方向，从河口走用不着绕远路。

陈子平亲自回国了解情况，回来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越军重炮团就从河口回国了。

当年夏天，我接到命令，也入越参加战斗。我随即带着警卫员到了南宁，然后从睦南关进入越南。

在越军总部，总司令武元甲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和夫人、母亲一起和我吃了饭。

在军事顾问团团部，梅嘉生副团长接待了我。我们是老熟人了，解放战争渡江战役的时候我是炮兵团团长，配属给第23军指挥。当时陶勇任军长，梅嘉生是副军长兼参谋长，我们经常打交道。后来，又是梅嘉生和我直接参与了渡江战役中发生的和英国军舰冲突的“紫石英号事件”。没想到，我们又在越南见面了。

梅嘉生告诉我，越南部队特别需要加强炮兵，眼下窦金波已经回国，顾问团决定由我接替他，去越军第351工炮师当顾问。梅嘉生对我说，今年旱季一定会打西北的那产，到时候就要看重炮兵的了。

我马上去第351师就职，一去就见到了重炮团的中国顾问杜友方。再一看，第351师有许多干部曾在云南特科学校学习过，一见我来了，都很尊重。这使我增添了工作的信心。再一了解，黎铁雄回国后已经担任了越军炮兵司令，继续和我搭档。

不仅仅是加强野战炮兵，1953年，中国军事顾问期待已久的组建越军高射炮兵的计划也付诸实现了。这是在印度支那战场上动摇法军空中优势的关键一着。

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了援助越军组建高射炮兵的详尽计划。朝鲜战争的战例也为他们的计划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志愿军的高射炮兵力非常薄弱，在作战中完全没有制空权，交通运输线几乎完全暴露在美军航空兵的轰炸之下。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志愿军高射炮兵未担负掩护交通线任务之前，敌机的投弹命中率约为50%，有时达到了70%，志愿军损失很大。而在志愿军高射炮兵执行了防空任务的地区，敌机的投弹命中率就普遍下降到了6%左右。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高射炮兵共击落联合国军各种飞机2335架，远远超过了作战飞机的空中战绩。

从1953年春天起，广西军区遵照指示，在宾阳县为越军建立了高射炮训练基地。训练由中共中央军委炮兵司令部高炮部部长贾建国负责，上千名越军战士来到宾阳接受高射炮训练。根据预定计划，至1953年秋后，越军将组建起两个高射炮团。

同时，越军选拔了高炮部队营、连、排干部一百余人，由黎文知带领来到沈阳，进入解放军沈阳高炮学校作短期培训。他们被称为“胡南生”。

组建不久的越南人民军高炮部队

解放军华北防空军高炮团团长原野被任命为越军高炮顾问。

原野，原名袁金谱，1917年夏天出生在河北安国县一个普通农家，父亲袁庆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袁金谱小学毕业后被父亲送到安国县城一个中药铺里当了一阵学徒，七七事变后，袁金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1937年入党。在残酷的冀中反扫荡战斗中，他更名原野。

解放战争结束时，原野是华北野战军的一个副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军组建高射炮部队，驻在北京郊区的原野被抽调到新成立的高射炮部队，成了新中国最早的高射炮团团长之一。

1952年底，原野进入朝鲜参战实习，准备将自己的团带入朝鲜参战。他在朝鲜不过几个月，1953年仲春，一纸命令将他唤回了北京。

华北防空司令成钧先找原野谈话，要他马上去越南军事顾问团担任高炮顾问。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也和原野谈了话，明确他的任务是：“到越南去当高射炮顾问，帮助越南军队把高射炮部队组建起来，参加战斗，削弱法国的空军优势。”

原野向周士第表示，自己学高射炮是半路出家，深恐误事。周士第毫不犹豫地说，这没有问题，你去越南是经过我们考察的。

不久，彭德怀在中南海永福堂召见了即将赴越担任军事顾问的十余名干部。彭德怀说，你们去越南当顾问是人家“雇（顾）”的，有事则问，无事不问，所以不能干涉人家的事，特别是他们的人事问题。还有就是不能喧宾夺主，说过的主意人家用不用要由人家做主。你们要做遵守纪律的模范。

彭德怀说话很直接，他说：“你们去越南工作是做贡献，牺牲了不上报纸，也不搞马革裹尸还，就埋在那里。活着不能出台唱戏，也不能参加越南方面的争论，完全是为了尽国际主义的义务。”

彭德怀介绍了越南局势，说越南西北的战略位置特别重要，控制了那里，就可以居高临下，也有了回旋的余地，所以一定要争夺。

彭德怀召见后不久，原野进入越南，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随越军行动。他到了越西北地区，实地勘察地形，为日后高射炮兵团的进入做好准备。越南之行后，原野又奉命回国，向炮兵司令陈锡联汇报。

时值盛夏，陈锡联的办公桌上安了一个电风扇。和原野谈话的时候，原野惊奇地发现，陈锡联用了一阵电扇后，总是伸手把它关掉，过一会儿再开。屋里很热，原野忍不住说：“天气挺热的，就把电扇开着吧。”

已经沉浸在越南情况中的陈锡联却回答：“这跟用兵一样，不能老用着它。老用它，就兵疲师老了。要攒上劲，当用再用。”

原野有一种感觉，陈锡联是遵照彭德怀的指示来听取汇报的。这时，中国军事部门已经明确，在越南组建的高射炮兵主要装备37毫米口径的轻型高射炮，以适应越南北部极度困难的公路条件。

在原野之后，已有了几次击落敌机经验的高炮团参谋长卢康民也投入了军事顾问团的行列。

卢康民，原名鲁廷安、鲁康民，192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县，1939年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不久编入新四军，多年投身战场。

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后，卢康民调入三野特种兵纵队学习炮兵。1949年夏末秋初，苏联向中国援助了10个高射炮团的装备，华东军区奉命组建5个高射炮团，卢康民担任了一个高炮团的参谋长，率队前往沈阳受训。

训练结束后，卢康民所在团参加了舟山战役，在作战中击落国民党军飞机一架。朝鲜战争爆发后，卢康民所在团于1951年3月入朝，一过鸭绿江，刚卸下37式高射炮就和美军的喷气式飞机打了起来。朝鲜战场的对空作战是残酷的，志愿军高射炮兵在残酷的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

1952年秋天，卢康民调到沈阳高射炮学校，担任训练部副部长兼战术系主任。1953年夏天，沈阳高炮学校迎来了100多名越南军人，全部是营、连、排级军官。毫无疑问，这些被称为“胡南生”的越南军人是未来越军高射炮师的骨干。他们一来就投入了紧张的训练，卢康民当上了他们的教官。

1953年秋，沈阳“胡南生”学习期满，南下广西宾阳，与那里的越军高炮部队会合。越军六个37式高炮营至此齐装满员，为他们提供的高射炮和牵引车辆中有不少是经历国庆阅兵后立即装运南下的。在初凉的秋风里，装备精良的越军高炮部队离开宾阳经凭祥秘密入越。

这支越南高射炮部队就要起程的时候，卢康民奉命带着21名营、连、排级高炮军官赶到宾阳，随同越军一起入越作战。途经北京的时候，解放军炮兵政委邱创成和卢康民谈了话，大意是卢康民已经熟悉越南高射炮兵的干部，而越南部队还缺乏作战经验，所以派他入越，在实战中帮助越南部队。

在入越的解放军高炮顾问中，经历最富传奇色彩的大概要数身经百战的史国强了。

史国强，1928年8月出生在江苏金坛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没读过什么书。抗日战争中，史国强的家乡是新四军的苏南游击区。1945年6月，17岁的史国强参加新四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撤到江北。

解放战争中，史国强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战役，九死一生，在战场上立了二等功，升任排长。尤为不易的是，他披着一身硝烟扫盲，在战争中逐渐打开了自己的视野。

参加了豫东、淮海战役后，史国强大病一场，病愈出院后他所在部队已经准备渡江。发觉自己来不及赶到前线了，史国强就加入了准备成立的苏南军区的队伍，当了一名见习干事。

渡江以后，史国强来到苏南军区司令部，单枪匹马地回到故乡金坛接管了国民党县保安大队，然后抽空回了一趟家。

史国强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在家中操劳。史国强一脚迈进家门的时候，母亲正在做饭，一见身披戎装的儿子归来，她激动得大哭起来，然后才断断续续地告诉儿子：“全家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年年的7月15日在你随军离开家的这天为你烧纸，让你在阴间里用呢。”

不久，史国强返回军分区担任连长，率部进入太湖剿匪。1949年10月，史国强带领全连编入刚刚成立的高射炮第3团，北上沈阳高射炮学校，接受苏联教员的训练。

当年12月底，高炮第3团结束初训返至南京设防。他们才下火车，一架国民党军的B-26轰炸机呼啸而来。刚刚学得了高射炮操作技术的年轻高炮兵特别想一试身手，营长一声令下，战士们架起炮就打。有意思的是，他们非但没有打着飞机，反倒把附近的高压电线打断了。

此后，史国强所在团转战上海、杭州、舟山。朝鲜战争爆发时，史国强正带着他的高射炮连在厦门布防，准备参加进攻金门岛和台湾的战役。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总参谋部不得不取消了进攻金门岛和台湾的计划。1950年11月，史国强所在团分批返回上海换装。就在这时，华东军区命令各个高射炮团抽调编制内的第2营火速入朝参战。史国强所在团的第2营正在前往上海的路上，该团遂以史国强所在的第3营入朝，编成志愿军的一个高炮独立营。

1950年12月5日，配属给第38军指挥的高射炮营跨过了鸭绿江，史国强顿时觉得随时都可能开火。有时，美军的飞机会从山沟里突然飞出来，朝着被它发现的行军队列投掷炸弹。

入朝第二天，高射炮营在行军中遭受美军飞机猛烈轰炸。兄弟连的4门高射炮、8辆卡车被炸毁，伤亡了20余人。一个高射炮连刚入朝，还没有和美军照面就损失了。史国强受命处理善后，心情自然沉重，对朝鲜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增添了认识。

掩埋了阵亡的战友，史国强参加了多次重大战役，一直打到汉城附近，连汉城上空的探照灯灯柱都看见了。但是，他指挥的高炮连四门37毫米高射炮却没有打下一架美国飞机。那时候每门高射炮只配发300发炮弹，炮弹太宝贵了，除非万分紧急或极为必要，高射炮不能开火。

史国强没有多少机会开炮，他的连队却经历了不少次面临美军飞机轰炸的险境。好在这时的志愿军高射炮兵战地伪装和隐蔽的技能也大大提高了，史国强的连队没受什么损失，他们对美国空军的战斗特点也逐渐有所了解。

牡丹峰下，1951年8月15日，志愿军几个高射炮营参加了激烈的对空作战。当日，美军出动数百架次的作战飞机，猛烈轰炸中国志愿军高射炮部队守卫的机场。

战斗从清早持续到黄昏，修筑中的机场跑道上布满弹坑，中国高射炮兵也大开杀戒，击落美军飞机多架。史国强是这场战斗的参加者，他说不上哪架飞机是哪门炮击落的，只是清楚地感觉到，在硝烟弥漫的沙场上，自己指挥高射炮与敌机厮杀比过去自如得多了。

在上甘岭，史国强经历了最激烈的战斗。他率领连队埋伏在一个山沟里，专门袭击过往的美国机群，多有斩获。美国侦察机终于发现了史国强连所在的位置，在一天清晨出动机群报复。

1953年11月，中国高射炮顾问史国强（右一）在结束集训赴越南前与战友合影

面对美军轰炸机的轮番进攻，史国强指挥全连打了整整一天。他描绘这天的场面说：“我们连每门高射炮都备有两根炮管，在战斗中，一个炮管打红了，我就命令换上新炮管。结果，换上的炮管又打红了，方才卸下的炮管还热得烫手呢。这一天，我们连生生地打坏了两门高射炮，但战绩是，击落8架美军飞机。”

美军飞机的轰炸，一次又一次把史国强连的高射炮阵地淹没在滚滚硝烟里。战至黄昏，美国飞机投下凝固汽油弹，把高射炮连阵地烧成了焦土。

待到夕阳西照，最后一架美国飞机离去，友邻的步兵团政治处主任岳忠来飞奔过来。他看到史国强连阵地多次笼罩在炸弹迸发出的火光和硝烟里，以为这个连高射炮兵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一切都被炸光了。当岳忠来踏上高射炮阵地，看到了史国强，并且得知全连仅牺牲一人、受伤数人的奇迹般战况时，激动得连连说：“我要为你们报功，我要为你们报功！”

当晚史国强率连队撤出阵地，全连集体立功。不久，中央军委授予该连“制空权威”锦旗一面。

1953年8月初，朝鲜停战刚满一周，正在盘算着班师回国的史国强接到命令，要他带上三名排长火速回北京领受新任务。受命当天，一辆卡车把史国强等四人从上甘岭送到了丹东，转乘火车去北京。

在北京火车站，史国强见到了前来接站的军委高射炮部参谋于立强，史国强问他：“让我们这么急赶到北京来做什么？”

回答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

当天，军委高炮部部长贾建国召见从朝鲜战场赶回北京的高射炮连、排指挥员，他宣布，这次从志愿军五个高射炮营各抽四人，立即出发去越南，到新组建的越南高射炮部队当顾问，帮助越南高射炮兵建军、打仗。具体任务，将由军委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布置。

陈锡联对到来的高射炮基层指挥员说：“朝鲜战争结束了，本来是应该让你们先好好休息一下的。但是没有办法，越南战场需要你们，那里正处于抗法战争的关键时刻，只好有劳你们去越南当顾问，帮助人家打仗。这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好在你们都经历了朝鲜战争，都是有经验的。但是去越南当顾问，工作方式有所不同。在朝鲜是你们上前线亲自开炮作战；去越南则是当顾问，不到万不得已，自己不上阵地指挥作战。这一点，到了广西和越南，先去的同志会向你们交代。你们都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到了越南也要为中国高射炮兵争光。”

当晚，陈锡联、苏进、邱创成、陈锐霆、贾建国等炮兵将领设宴为前去越南的高射炮指挥员送行。史国强第一次享受如此盛宴，只见满眼菜肴，每个人面前都放了大、中、小三个酒杯，啤酒、葡萄酒和白酒尽情痛饮。陈锡联祝酒时又一次叮嘱大家：“你们去越南不要怕苦，一定要打了胜仗再回来。”

参加这次盛宴的高射炮连排军官们编成了“华南工作团支队”，由史国强担任队长，经南宁赶到了宾阳。那里，越南高炮部队的训练正在紧张进行。越南部队从1953年6月起陆续开入中国境内，日常训练工作由王鼎新负责，一旦越南高射炮兵训练结束回国，就由原野担任前线顾问，史国强他们分到各个营当顾问。边界战役以来，越军营级作战单位又一次有了中国顾问。

训练中的越南高射炮兵编成两个团，确定一个团将参加下一个西北战役的前线作战，史国强就分到这个团里，为团长阮光璧当顾问。中国高射炮顾问都年轻，他们在训练越南部队的同时也学习越南的指挥用语，以备在紧急情况下直接投入战场指挥。

1953年秋天，雨季结束了，拥有崭新装备的越南37毫米高射炮团分批开回国内。

有了重型炮兵和高射炮兵，越军的阵地战和攻坚战能力明显提高，下一步就要一显身手了。越军总部和中国军事顾问团一致同意，下一个旱季先拿那产开刀。

1953年1月，越南劳动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准备在越南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为了配合越南的土地改革，并且保证越南军队支持土地改革，中国军事顾问团向越方提议，参照中国军队新式整军的经验，在越南部队中进行一次以土地政策教育和纯洁组织为中心的政治整军。罗贵波为此于2月7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做了请示。3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罗贵波的请示，要他向越南劳动党中央说明，土地纲领既然已经通过，迟早要公布实行，应及时在全军进行教育，否则会出较多问题。

协助越军进行政治整军的工作由邓逸凡负责。他于4月8日向越方提出了《关于政治整军的初步建议》，就政治整军的必要性、重要性，政治整军的方法、目的、要求和具体步骤提出建议。

1953年5月，上寮战役结束，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总军委采纳中国军事顾问团关于政治整军的建议，决定用两个月的时间，先在“四联区”以北的各主力师和各个地方部队，以及总部机关进行政治整军。邓逸凡组织力量协助起草了政治整军的具体实施方案和教育材料。

中国军事顾问团调来了著名的中国故事影片《白毛女》，在越军各主力师巡回放映。带有浓厚半封建色彩的越南农村和中国农村有许多相似之处，“白毛女”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越南青年战士的心。在第308师第102团放映《白毛女》的时候，有十多名战士当场哭倒，一名战士举起枪来跑到银幕前向幕布上的“黄世仁”开枪射击后晕倒。

胡志明非常重视这次的政治整军，他亲临越军高、中级干部学习班讲话：“整军的目的是使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决战决胜的人民革命军队。”胡志明说：“我们所有的越南人多少年来都生活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隶制度下，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教育一定或多或少对我们有些影响。尽管有几十年的腐朽影响，但它阻挡不住我们的爱国心和革命志向。这是总的优点，这个优点压倒了殖民主义者和封建地主给我们留下的缺点和不良影响。”

当年7月和8月，越军基层干部和战士开展政治整军。

政治整军激发了越南青年反抗法国殖民统治，最后夺取民族独立的决心，越军的组织纪律性明显提高，战斗力进一步增强。越军战士们为祖国为民族而战的高昂士气，是法国远征军不幸的官兵们望尘莫及的。

越军整军时，纳瓦尔将军已经飞来印度支那就职。尽管时当雨季，纳瓦尔还是不顾困难，在越南北部和中部实施了反击，其中有几次军事行动很令越军和中国军事顾问团大吃一惊。

1953年7月17日，法军实施“燕子行动”，严重破坏了设在越南北部重镇谅山的后勤补给基地。法军由越北空降兵司令吉尔斯准将指挥，出人意料地采用“穿梭式”运输法，于17日清晨将三个伞兵营在谅山实施伞降。当日天气炎热，守备越军疏于防范，法军着陆时只遇到轻微抵抗。

落地以后的法军伞兵迅速占领了设在谅山的越军后方补给基地，炸毁了囤积在那里的5000余吨弹药和军用物资，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的援越物资，造成自越法战争开始以来越方最大的一次后勤损失。法军伞兵得手后被直升机运载到北部湾海滩，在那里得到海军船只的准时接应。越军措手不及，来不及反击法军，法军伞兵于20日顺利返回后方。

在越南战场上小心翼翼行进中的法军

在这次行动中，法军计划周密，指挥得当，作战中共伞降2001人，作战中阵亡1人，失踪1人；在而后的行军中亡3人，伤21人。这个战果使纳瓦尔非常兴奋。

1953年7月28日至8月4日，纳瓦尔指挥法军在越南中部蜂腰地带顺化和广治之间进行扫荡，企图歼灭那里的越军。那里有大片沼泽，法军调动了10个营和3个两栖战车集群，在战斗直升机配合下分路进攻。越军化整为零，不断跳出法军的包围圈。但是有几次，越军的小部队被围住了，双方展开激战。越军约有200余人阵亡，400人被俘。

与此同时，从7月28日开始，法军一部在德卡斯特里上校指挥下向红河三角洲以南的南定地区进行清剿，企图围歼那里的越军独立团。这回越军很快跳出了法军包围圈，法军未能实现战斗意图。

紧接着，纳瓦尔又使出一着。8月12日，那产营垒里的法军突然不见了。原来，从8月初开始，那产法军就不断发出“请求增援”的无线电呼叫，故意让越军截获。实际上，那里的法军总兵力已经悄悄地从9000人减少到了5000人，最后于8月12日全部通过空运撤到了红河三角洲。法军的撤退速度之快出人意料，越军来不及有所反应，那产竟然成了一座空城。

当时，困守那产的法军中有一位名叫亨利·艾罗的中尉，撤出那产使他有机会与中国结缘。后来，他平安地回到了法国，逐渐升迁为一名将军，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

法军从那产撤退使越军失去了在未来旱季中的攻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