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路（1/1）

原金宝屯胜利农场科左后旗知青 苏立生

苏立生 男，1954年10月出生于内蒙古科左后旗。1969年5月下乡到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在四营营部和机耕队工作。1973年9月到哲里木盟师范学校学习，毕业留校任教。1978年9月考入内蒙古民族大学物理系，1982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通辽市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从事计算机教学工作，任理科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副教授级）。

1967年7月，我小学毕业，正值“文革”初期，父亲作为“走资派”被关进牛棚，母亲也下放到设在胜利农场四站的科左后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上后旗一中念书的愿望也就泡汤了，旗一中是后旗仅有的一所完全中学，那里有很多全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执教。一中与我念书的旗实验小学仅一墙之隔，“文革”前每年全旗的小学毕业生中，只有在班级中个别学习成绩优秀的毕业生才能考上。红墙青瓦，古香古色，在我心中特别神圣。不能念书，整天在家无所事事。1969年5月初后旗动员知青到胜利农场下乡，我和姐姐一起报了名，于5月11日来到了胜利农场。

初到农场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到农场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把整个营区，营部、供应站、机耕队、猪号、马号、鸡鸭号、果园逛了个遍。下午又迫不急待地跑到西辽河岸边去玩，只见美丽的西辽河波光粼粼，像一条彩带飘向远方。5月的西辽河两岸，天高地阔，杨柳新绿，农田成方，林带成网，充满着春天的气息。我站在大堤上远眺四站营区：毛主席语录塔在夕阳下熠熠生辉，排排营房整齐，炊烟袅袅，一片生机。我姐姐分到了鸡鸭号，和妈妈一起喂鸡养鸭；我分到二连，住在营区东边的土平房里，南北大炕十几个人一间。吃的比家里好，食堂打饭没有定量，三天一顿细粮——白面馒头，偶尔还有红烧肉。下乡了我还能和妈妈、姐姐在一起，日子过得无忧无虑，自然没有像其他知青那样想家。可不，一家六口已有三口在这里了，还想什么家啊？不过三个月后，妈妈随后旗五七干校撤消，落实政策又回到原单位。当时下乡到四站的后旗知青有二百四十多人，高中毕业的几乎没有，初中毕业的约有二十多人，大多是小学毕业，仅我的同班同学就有近二十人。

当时，胜利农场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听到起床号起床，洗漱，早饭后集合，各连打着红旗下地里干活。同时，还要经常开会、政治学习、搞运动。在胜利农场的五年时间里，播种、插秧、铲地、秋收、打场、积肥、开拖拉机等各种农活我几乎全都干过。劳动之余，后旗、通辽、浙江、天津四地的知青们各自展示地域特有的知青文化：浙江知青忆江南水乡三月，小桥流水人家，炫耀大上海南京路的灯红酒绿；天津知青讲海河风光，吹十八街麻花、狗不理包子，夸他们的劝业场；后旗、通辽知青聚在一起侃大山，大碗喝酒扯西皮，唠自己家乡小城的大街小巷……

每到逢十的假日，知青们或三五成群，结伴去逛辽宁昌图的古榆树，或赛篮球、玩双杠、下象棋、打乒乓球，或收拾内务。总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知青们看书学习、练书法、弹奏乐器、唱歌跳舞，展示着自己的才华，其乐融融。而我最爱听浙江知青在一起侃大山，浙江知青文化程度高，老三届特别多，大多性格内向。但也有好说的，如魏形岳，大家都叫他“三号首长”，细高的个头，白皙的脸，瘦瘦的身材，高三毕业，文化程度高，数学比较强，“文革”前曾在宁波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第三名。他思想活跃，衣着打扮时尚，讲话或讲故事时总是摇头晃脑，比比划划的，特别生动形象。我们都愿意听他“白话”。连队照顾他不去大田劳动，让他出黑板报，上午他睡觉，下午快收工时，他拿着粉笔也不用稿，直接写在墙上，经他的手出了一期期生动活泼、高质量的黑板报。魏形岳又是一个典型的大学迷，全国城市有多少所大学他都知道，诸如北京有五十四所大学，上海、西安各有二十七所大学，简直是如数家珍，并且能说出每所大学的特色和知名教授。他主张上大学就要学建筑、造船，将来毕业分配怎么也去城市不会到农村等等。后来他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以总分439分成为余姚市高考状元，如愿考上了浙江大学土木建筑系。

我就是受浙江知青魏形岳、胡世根、卢立群等人的影响，萌发了现在想起来是十分荒诞可笑的念头：想到场部中学上学。当时政策允许年龄小的后旗知青可自愿回去念书，后旗知青中有近一百人回家重新上了初中。我想回家念中学，但我又不愿离开农场，于是就萌生了就近在场部中学上学的念头。由姐姐帮我去向军管会申请，但军管会不同意。我一直以为姐姐没给我去说，还生了姐姐好长时间的气。我暗下决心，上学不成就自学初、高中课程，将来一定要上大学！抱着这个梦想，我找来了数理化课本，利用劳动之余开始看书学习，不懂就问，并做了大量习题。1971年我在营部当通讯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收发报纸信件、到场部接送文件，有了比较多的学习时间和机会。魏形岳、胡世根、卢立群、侯贤明等人经常到我的办公室看报纸，我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请教，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到场部送文件取报纸时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走到场部中学，去听一听那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在四站当通讯员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基本学完了初中以上的数学、物理及化学课程。1973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和胡世根、卢立群等人在场部参加考试，我们都考了很好的成绩。胡世根、卢立群的成绩在农场知青中名列前茅。按当时的成绩我们都有望上大学，可惜由于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我们的考试成绩作废了，接下来招生工作改成“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学校复审”的程序。我顺利地通过“群众推荐、领导审批”等环节。同年9月接到哲盟师范学校入学通知，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1975年我在盟师范毕业留校。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物理系，终于圆了我朝思暮想的大学梦！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在通辽市从事教育工作。

左起：苏立生、滕延强、葛国良在胜利农场四站。

回顾自己的求学之路，小小年纪就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所幸的是我没有沉沦，没有自暴自弃。下乡到胜利农场是天赐机缘，使我有机会和一群博学多才的浙江知青相遇、相处和相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知青群体里，是那些知青大哥哥、大姐姐影响和帮助我顺利走上了求学之路，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