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天下”到“一统”：7、抗疫手段对对出（1/1）

7、抗疫手段对对出

“一统”带来的制度进步，给公共服务和卫生防疫事业带来了新气象。秦汉时期人口增长，疫情频繁，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和经济复苏、发展，在自上而下的主动抗疫过程中，无论是统治全国的帝王和他的中央政权团队，还是地方执政梯队，都表现出更强的责任感；尽管还未脱去蒙昧，但抗疫手段、防疫观念和政策效率等，较之前朝代或时期，都表现出明显进步和进步趋势。

（1） “巫”与“医”

对于民间百姓选择以巫术抗疫，与其说他们无法超越时代限制，倒不如说是习惯和传统使然。

他们以时令祭祀和节日祈福为常态，以仪式和符咒驱魔降魔应对突发疫病，无非是带了“祝” 和“赌”的心态。就算治不了病，万一治了命呢；就算治不了命，总还能治得了心。

著名《边城》的男主角，名叫傩送，取义“傩神送来的孩子”。以北洋时期的湘西民情为背景，主人公如是取名，除却服务于作品情节需要，寄托作者乡愁，也有反映地域风情和民俗传统之意。

傩神为祛除瘟疫之神。艺人戴面具扮演傩神，载歌载舞，驱赶妖魔鬼怪，这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从先秦时代开始，已流行于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并一度传至中原。《礼记·月令》云：“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中，以送寒气。”先民普遍认为致人生病的魔障会随着寒气而来，因此在入冬时节要举行仪式，请出傩神来驱魔。

到了秦汉时期，傩戏甚至成为皇家祭祀仪式之一。时至今日，在湖南、湖北、贵州等地，依然能够看到傩戏，尽管它已不再是抗疫手段。

《后汉书·皇后纪》载，“三年秋，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祷请祝辞，愿得代命。太后闻之，即谴怒，切敕掖庭令以下，但使谢过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旧事，岁终当飨遣卫士，大傩逐疫。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俥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

东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秋天，皇太后邓氏身体不适，宫中办祈福活动，为太后祝祷。按照以往惯例，每年冬天，要举办就要犒劳将士，同时在宫中大演傩戏，祛除疫鬼，祈祷来年天下太平，国无战患，民无病忧。但是邓太后认为此时阴阳不和，不宜宴会歌舞，设戏作乐，并责令减少乐伎和牺牲。

虽然是反例，但也恰好说明了傩神祭祀属于一种盛行于汉代的防疫抗疫手段。

傩戏以外，巫术仪式和各种避疫驱疫活动，在民间依然普遍存在。但这些活动往往是在祥和安稳时期，大众聚集欢歌悦舞，或祈祷平安吉祥，或舒缓灾后疫后心灵创伤，去抗疫实质已远。

秦汉时期，文明大幅进步时期，“巫”与“医”即便平行存在，但“医”的作用和地位已经明显胜出，成为防病抗疫的主流手段。

随着对疫病认识的深入和医疗经验的积累，对于传染性强的瘟疫，医者们建立了检查和甄别流程，并立即采取隔离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无论平常时日还是疫病期间，政府也出台相应督导措施，通过提倡优化个人卫生、，环境卫生、生活习惯，必要时施以药物消毒等，提前防疫。

秦汉时期，医学受到重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丞相李斯论“焚书”时，说：“……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始皇帝答复是，“制曰：‘可。’”

《后汉书》有《方术列传》，备细记载术士和医家。据其可知，两汉时期，涌现出许多名医和医学著作。

郭玉是擅长针灸的名医，著有《针经》和《诊脉法》。其弟子程高，亦是名医。

东汉最著名的医生当属华佗，他的行医经历和传奇人生为后世称道。他活跃于曹魏时期，因此留待后文再行讲述。

（2）罪“己”与罪“人”

灾害和瘟疫，是天象失常，还是天子失德？终其执政期间，君主总要面对如上终极拷问。当然，他们未必反感这种拷问。罪与赎，都由“天”说了算，正说明自己是“天子”，权力神授，合法正统。

于是就有了“罪己诏”。面对灾情疫情，帝王总要有个态度，感天动地，以降祥和。

前文多次提及汉文帝时期天降“异象”和天降“疫情”。为此，汉文帝曾在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下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因灾异汉宣帝下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汉章帝即位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战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章不中。可不忧欤。”

汉和帝诏曰：“朕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雪，今春无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

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兴和降善。灾异蜂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于征发。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辅助）阙政。”

以为君之道、德、法论，自古君有明君、昏君，有守成之君、暴虐之君，但面对灾害和疫病等人类共同劫难，我们相信帝王的自责和忏悔，都是发自内心，带着诚意和充满期盼的。将言辞诚恳、深切甚至苛刻的“罪己诏”公之于众，有助增强了民众抗疫救灾的信心。

（3） “减”与“增”

减轻经济负担是政府采取的最普通措施。百姓染上疫病，轻者需要医药救治，重者死亡，甚或一家数人去世，也有满门死绝的。对活着的人来说，在天灾人祸之下，再要按正常年景向国家交纳赋税，实在是力有所不及。疫病常常随着水灾、饥荒、蝗灾等一起到来，会形成农业歉收，农民收入下降，因此免税之类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

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7年）疫灾后下诏染上疫疾之家，一年可以不交租税。

增加公共医疗服务，传播普及医学知识，是抗击疫病的重要措施。在疫病流行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经常采用医药治疗来对抗疫病。东汉和帝永元间，疾疫流行，城门校尉曹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城门校尉主管京师的市容市貌与警卫，城内出现疫病，曹褒以官方的名义给药施粥，救活了相当一批人。

开仓赈济、增加生产生活补贴，这是帮助老百姓疫后生活重建的措施，可以保证老百姓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设施。遭受疫灾之后，灾区人民生活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政府在经济上切实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减轻生活负担的做法是救济粮食。西汉元帝时，关东水灾疾疫，大量流民涌入关内，元帝下诏官吏要转运粮食给流民，要开仓赈济，赐寒衣，保证灾民能有基本的吃穿。

汉平帝元始二年下诏，凡是在疫病中一家死掉六人的赐给葬钱五千，一家死掉四人以上的赐给葬钱三千，二人以上的赐二千。平帝赐葬钱，既可以给活着的人心灵上以安慰，又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树立生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