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刘谢坦然迎对恶逆 胸怀定志宁折不弯（1/1）
最令刘瑾等寝食难安的，是一些已被革去官职，榜示为奸臣，已成平民甚至还被继续查究的原任大臣，如刘健、谢迁、韩文、刘大夏、顾佐、杨守随、张敷华等，他们都是深受先皇器重，掌握重要国政、叱咤一时的官场大佬，虽然先后被赶下政坛，并被加上各种罪名，但在臣民中仍拥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人们每当苦于虐政压迫，愤懑于昏君奸竖及其爪牙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时，往往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这些下台人物的怀念，甚至神乎其神，不无夸大地念诵他们。这些小道流传的信息，虽被卫卒一再追查，但总不能禁绝，而且还经常炮制出新的情节和新的版本。
刘瑾一方面严令厂卫头子，对刘健、谢迁等在近期被贬斥的大臣们，不论在京在外，一律派人严密监视。对他们的言论和交往，每十日必须以密揭禀报，并以重金收买这些人物家中的奴仆或远亲作为内线；另一方面，又责成以内阁大学士焦芳为首，连同新近提拔的吏、兵、户三部的尚书、侍郎等，调出上述人物任职期间的档案，包括奏疏、公文批示、钱粮账册等，另辟密室，指派亲信的司官，对每年每月每疏每册每事，逐一进行稽查，务求鸡蛋里头挑骨头，用以问罪追赃，甚至杀头抄家。
刘健和谢迁首当其冲，是被重点监视的人物。
刘健和谢迁在正德元年十月被革职后，分别回到家乡。他们经历了请诛“八虎”失败的政治挫折，又经过正德二年三月列名《奸臣榜》的冲击，更有部分朝臣师友趋炎附势转投阉党，甚至落井下石。但对这两位宦海沉浮数十年的大佬来说，完全是波澜不惊。
刘健回到家乡后很少出门，与北京的僚友学生们也罕通音讯，只是偶尔偕一老仆，在洛阳近郊溜达。
正德三年早春，洛阳牡丹盛开，在近郊著名的留园里，摆放着数百盆品种不同的牡丹花，花大如碗，瓣质似绸，红、黄、紫、白、黑，各具姿采，国色天香，植株挺秀。一日，在争相赏花的人潮中，有一个身穿青色布袍，脚蹬黑履白袜，头戴包头盖耳的黑色暖帽的老者，由一老仆相随，在摩肩接踵的人群缓慢而行，步履稳健，神情专注。这时，忽然一个眼尖的人惊叫一声：“啊！是刘阁老来了！真是刘阁老来了！”
话音未落，立即引起一阵骚动，人们围拢过来，热情欢呼，有些人不禁伏地行礼。有一个连腮胡子，颧骨突出，鼻架眼镜，似是缙绅身份的老汉带头说道：“早就听说阁老回家乡已近两年，我们先后前来拜谒，但都被挡拒未见，大家惦记着阁老哩！今日不意得见到您，看来贵体尚还清健，乡亲父老都安心了！”
刘健被认出来，有一些尴尬，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还是他一向不易流露感情的木强姿态，仅是微微颔首，以眼光微示谢意，便转身要出园上轿。
人群中忽然出来两个年青人，他们头戴方巾，身穿过膝夹袍，显然是已入学的生员。二人拨开众人，挤上前来，兴奋地拦住刘健主仆，深深打躬：“洛阳士庶都知道阁老受尽委屈，沉冤必有洗雪之日，是非自在民心，切望老人家珍摄，为国保重！”
刘健不置可否，只是向众人拱手一揖，急忙上轿。人流送行到留园门外，望着老人的小轿远去。厂卫的暗探们目睹这样的情景，认为民心不测，事态非常，赶紧写成密揭，飞报给刘瑾。随即将表现突出的缙绅士庶人等，记录在案，更将这两个公然发表政见言论的青年秀才逮捕入狱。
这样一桩极为普通的观赏牡丹事件，却让刘瑾等人坐立不安。
刘瑾在收看这些密揭时，适逢张彩在座。他顺手把密揭递给张彩，一边骂骂咧咧地说：“洛阳是这条老狗的巢穴，怪不得乡亲人等都还向着他。这群饿不死的老少混蛋，竟敢违背圣谕，礼敬逆臣，可恶已极，必须将为首的人严加惩办！”
他又哼哼冷笑，自言自语地说：“这群乡愚混蛋，不明事理，不识时势，什么民心向背，什么同情和尊敬，都不过是浮在水上的泡沫，一遇风吹浪打，立刻化为乌有，顶个屁用！”
张彩把密揭折叠整齐，端放在案上，进言：“千岁爷想亦深知，刘健此人性格极为倔强，他被列名《奸臣榜》上，竟无一字忏悔谢罪，胆敢视皇皇诏榜如无物。据锦衣卫买通他在家中的贴身童仆名叫刘成的告密，他还在私室内供奉着孝宗先皇帝的灵位，有时对着灵位叹息不食，恸哭而道：‘臣宁死不负先帝，绝不敢轻忘顾命之恩，臣必保留清白以叩拜先帝于地下！’真是冥顽死硬，毫无悔改之意。又据刘成密报，他最近还将自己书室中多年前手写的‘养志延年’匾额除下来，改写了一道‘存志终年’的新匾挂上去。旧匾不过是世俗常见的文字，‘存志终年’，却是表白自己的政见和志向，要坚持终生是铁了心的。可见，他虽然败退而归，但态度不但未有更移，反而更加固执，不可不严加防范啊！”
刘瑾点头：“不能轻饶了他！”刘瑾对买通刘健家人的做法，显得特别欣赏：“这个刘成，就是我们安插在刘老头身边的一员特殊骁校，可以随时掌握动向，要不惜重金厚赏这样有忠心的人，尽可能在谢迁等处也要这样做。”
说到这里，他眨了一下眼睛，压低声音对张彩叮嘱：“李东阳那边，也不能放过啊！”
刘健有一个非常器重的门生，名叫李良，是弘治六年刘健任主考官时录取的进士，现任翰林院侍读。此人文思敏捷，擅长释讲儒家经义，平日常常宣讲操守气节，申论“士必先器识然后文艺”的道理。他在各种场合必尊刘健为“恩师”，自称为“白首门生”，甚至还多方托媒，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刘健的孙子刘承学，并收了刘家的聘礼。
但是，进入正德初年，形势大变，刘健先是被免职退休，黯然归里；其后，又名列《奸臣榜》，被剥夺权势，诬为不赦的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李良惊慌无措，自怨自艾，后悔当年错投师门，更不宜恃为靠山，深怕因此受到牵连，误了自己的前程。自从刘健被革职斥退后，他便有意表示疏远，故意流露与刘健的相左政见。李良的脸谱和言论迅速更换，传到洛阳，也确实引起过刘健的戒心，但他认为人情如此，不过一笑置之。但在《奸臣榜》公布后，李良认为事态严重，刘健不但不能再做自己的靠山，反会成为事关身家性命的大危害，轻则会累至丢掉乌纱帽，重则会被指为奸党近亲和得意门生，招致不测之祸。他苦思冥想，试图找出一条转祸为福的途径：一是要改换门庭，断绝与刘健的一切关系；二是利用与刘健多年的亲密渊源，狠狠倒戈反噬，作为给新主子的进见礼。为此他连夜给刘瑾的亲信大学士焦芳上书，并恳求转禀刘太监，百般辩解说，自己当年对刘健的请求未加推辞，错将闺女缔婚刘门，是愚憨不智；今日迷途知返，幡然觉悟，愿意采取切实行动，求得宽恕。李良主动“揭发”了刘健弄权忤君、构害忠良内臣的“八大罪状”，表示诚心追随刘太监和焦阁老，甘愿效劳于鞍前马后，戴罪立功。
另一方面，他又立即派专人将婚帖、聘礼以及自己的门生帖等，一齐送还给刘家，并附上绝交信，声言不愿再以奸臣为师，从此恩断义绝，并要求刘健退回交换的婚帖和历年尊师唱和的诗文、信件等。
李良派到洛阳的管家李金贵，亦是一个势利之徒，他认为刘家气数已尽，永无翻身之日，更无须以礼相待。他来到刘家，未待通传，便大模大样地直闯书房，要当面交割婚帖，索回诗文信札。他进入室来，刘健正在展卷读书，这一年春寒，书房中生着一盆炭火。刘健听到脚步声，抬眼看到一人携着文件什物直入书房，错愕问道：“来客有何贵干？”
李金贵也不施礼：“今奉家主李良老爷之命，有函帖等件交付与刘老先生。”刘健接过函帖，先打开信件，知道了来意，平静询问：“你的家主还有什么话吗？”
“没有了，要等刘老先生的回示。”
“他还索要回示吗？是什么样的回示呀？”
刘健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李家当年的求婚书信、门生帖等，问道：“是这些吗？”
未等李金贵答话，刘健便踱到炭盆旁，把来函和婚帖等一齐扔到炭火中，立即升起一阵火焰，冒出几缕青烟。李金贵不知所措，又不敢拦阻，呆若木鸡。
刘健冷冷一笑：“你都看清楚了吗？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吧！”
李金贵呆立了一会儿，又迟疑地说：“家主人还要索回当年送给老先生的祝寿颂词和诗文哩！”
人之无耻，孰过于此！刘健不觉勃然大怒：“他的谀颂文字，我当年就没有保存，但几位同门学生，会有人抄录下来的，是不是要通知他们将这些东西公布于众，作为今日绝交的陪衬呢？以显示你家主人变色迅速和节操卓越呢？”李金贵汗流浃背，连说“不敢，不敢”，也不告辞，抱头而出。
谢迁辞官后，却是另一种情景。
谢迁才气横溢，少年成名，他在本县以榜首取为秀才，到成化十年应浙江乡试，以第一名中举人，第二年又以第一名中进士，即俗称状元。在当年，被称为“连中三元”，又叫作“三元及第”。他在翰林院当侍讲官时，以能精解经义，讲解深入浅出，有吸引力而受到弘治皇帝的激赏。入内阁之后，与刘健、李东阳三人齐心辅理国政，又取得良好的政绩和声誉。
谢迁以科举高第入仕，十余年间就从一个翰林院修撰急升为内阁大学士，秉国之钧，事业有成，一直顺利得志，难免有自满之气。正德初年，虽然连续受到挫折打击，仍然不屈不挠。他的弟弟兵部主事谢迪、儿子翰林院编修谢丕，都因受株连而被中旨革官，贬斥为民。谢迁并未颓丧，只是勉励弟弟和儿子，切勿恋栈官职，不能当好官，宁可当好民，兄弟父子相偕回余姚故乡，共守田园。
他回到故乡家居，仍然未断交游，经常与故乡的缙绅名士诗酒唱酬，遨游山水，好像并没有将刘瑾等“八虎”的毒焰，焦芳、刘宇、张彩等的小人得志，以及迫近身边的危险放在心上。
余姚县属于浙江绍兴府，是人文荟萃、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余姚不但高中科举的人数众多，退休回籍的缙绅人数众多，而且读书做学问有成的人数也众多。加以士人喜好结社讲学，关心政事，学风切近经世实用。正统朝反对宦官王振，成化朝声讨宦官汪直，都有余姚籍贯的官员参加，以气节互相勉励。前年抗章严劾刘瑾，几被置于死地的王守仁也是余姚人。守仁受杖后，在余姚被引为乡里的光荣。谢迁被贬回家，故乡的多数旧友和士众，仍与他往来无间，谢迁亦不韬晦，颇以徜徉在姚江岸畔，得享读书渔樵生活为乐。
情况被密报到北京，引起了刘瑾和焦芳极大的顾虑和恼怒。
刘瑾对焦芳意味深长地说：“谢迁此人以在野负罪之身，居乡依然广泛交结招摇，全不以皇诏为重。加以他年未满六十，又以干才见称，一旦风吹草动，此人势必乘风再起，号召倒算，实是俺等心腹之患。还必须注意到，他在位时徇私援引余姚籍的同乡进士周礼、徐子元、许龙等人，显然是为安排羽翼树立私党。这些人一直紧跟谢迁，现在仍给他报信息，通声气，正形成潜在的势力，实在令人忧虑。”
一次奉廷议增加内阁成员时，谢迁力举王鏊，明确反对焦芳，焦芳因此怀恨入骨，进一步怂恿说：“千岁爷必须看到，余姚向为失意文士会聚之地，其实是不逞之徒群相聚集，讥讽朝政、鼓吹逆反之地。谢迁、王守仁不过是其中的首恶而已。在职的京官当中，出身余姚的为全国各州县之冠，怕将来会酿成大患。”
刘瑾击案点头说：“焦先生所言甚是，必须立刻将由谢迁推荐的余姚籍京官周礼等人一律革职追究，该下狱的下狱，该戍边的戍边，绝不能留下隐患。我还要即拟中旨，自今之后，不得再委任余姚人士在中枢部门任职，不得再选为京官。”
“限制某一县的人不得当选为京官，是《大明会典》未载的，合适吗？”对这样自明朝建立以来百余年从未有过的极端举措，连焦芳也有点胆怯。
刘瑾冷笑：“什么《大明会典》？《大明会典》不也是由人编撰制定的吗？《大明会典》得按俺的意见来修订，俺说的话就是《大明会典》！懂吗？”
一天，谢迁正和两位友人饮酒下棋，忽有传报：有浙江省和绍兴府的地方官派人前来公干。
原来这些官员是专门为传交《奸臣榜》的副本而来，并转告要追缴历年由先皇赐给的玉带袍服，说明今后停止每年派来服役的人夫，等等。
谢迁头也不抬，对地方官淡淡地说：“榜文我知道了。玉带袍服等早就封箱贮藏，随时可以抬走。前奉皇上恩赐每年拨派给人夫代役，我也从未使用过，今后停派，再合适不过。请代为上报吧！”
地方官辞出，在座的友人很为谢迁的处境危惧，但谢迁本人却镇定自若，吩咐仆人添酒，亲手在三个酒盅内斟满当地名酒姚江春，自己带头先干一盅，指着桌上的棋盘，招呼两位客人：“不要忘了，还有一盘残局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