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3000壮士跳黄河（1/1）
这是西北大学教授张恒所著的一部作品的名字。
张恒这些年来一直穿梭于中条山中，打捞这段几乎被人遗忘了的历史。他在山西省芮城县陌南镇坑南村寻访到一名当年九十六军—七七师老战士的儿子张铁铮，他的父亲叫张道生。
张道生少年时代，考上了冯玉祥开办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是李兴中。1933 年，张道生参加了冯玉祥和吉鸿昌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后来，同盟军被蒋介石收编，张道生不愿被人低眼下看，就离开了同盟军，回到河南老家务农。后来，因为家乡遭了水灾，又来到山西省芮城县陌南镇坑南村居住。
1938 年秋天，一七七师开到了中条山中。有一天，部队行军，经过坑南村，张道生当时正在地里干活，突然看到军队中有几个自己在军校的同学，异常高兴。大家正在交谈的时候，当年的军校校长，现在的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骑着马过来了。他看到张道生，就跳下马，对着他说：“国难当头，作为军校学生，不参加抗日，而留在家中，实在没出息，不应该。”李兴中说完后就离开了，而这句话却在张道生心中掀起了万丈狂澜。
张道生从同学口中了解到，他当年在军校的大队长贾振中，现在也在军中。贾振中当时担任一七七师—〇五八团团长。张道生一见到贾振中，就急切要求拿枪打仗。贾振中说：“现在不需要你打仗，部队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老乡不了解，你是本地人，又有文化基础，就在剧团里做宣传工作吧。”
那时候的剧团，其实就等于宣传队。人员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有的是从部队抽调的有特长的战士，有的是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每到一处，剧团就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主要形式有大合唱、快板、小相声、地方小调等，演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松花江上》等等，而快板、相声等节目，则是自编自演。那时候的农村没有娱乐活动，所以，剧团每到一处，都是人山人海，被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就趁机宣传抗日，号召青年当兵杀敌。
除了表演节目外，剧团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刷写标语。没有原料，他们就因陋就简，自己制作，用锅底烟灰加水制作成黑色颜料，用白灰加水制成白色颜料， 在土墙上刷写。当时的标语主要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民团结一条心；保卫黄河，保卫西安，中国抗日必胜；乡亲们，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关头；誓杀日寇， 还我河山……
1939年3月，一七七师开往平陆，张道生担任排长。进入5月，第一战区干部训练团在河南洛阳成立，轮流集训各部队营、连、排长，每期两个月。张道生作为第一期学员，参加了洛阳的培训。那时候，因为有中条山的屏障，洛阳暂未陷落。
在洛阳受训的时候，张道生听说了六六血战的情况，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在我受训期间，六月份日寇集结兵力分九路在中条山一带进行大规模扫荡，一七七师受损失很大。当时一〇五八团在平陆一带作战。传来消息，我在芮城县东部陌南镇一带一七七师部分官兵和工兵营1000 多名官兵没有突围出日军包围，与敌展开拼死激战，最后因弹尽粮绝，陷入绝境。除战死的官兵外，剩余的官兵无一人投降。跳崖、投河，壮烈殉国。当时黄河南岸的国军不但隔岸观火，不给支援，更可恶的是还开枪射杀黄河北岸投河的士兵……
7月3日，张道生回到了中条山中，听到战友们说起六六血战的情景，悲伤不能自已，他在晚年告诉儿子说：“没有当过兵和没有参加过战斗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份感情的。”六六血战中，跳河的有一部分是青年战士，更大一部分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兵。这种惨烈的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而自己却存活了下来，所以， 这种负疚感陪伴了张道生一生。
1939年9月，为了纪念在六六血战中壮烈殉国。勇跳黄河的死难壮士，芮城县东吕村群众自发组织1000余人，召开追悼大会，前清秀才冯钰老先生撰写了这样三副对联：
斯世半贪生，孰是陷阵冲锋，节烈美名彰百代；若人不惜命，真乃忠肝义胆，猖狂勇气冠三军。
籍歌舞，慰幽魂，慷慨激昂大为若人吐气；借管弦，档节义，翁声梨韵直与烈士争光。
人都惜生，生无可称，虽生若死；尔不畏死，死得其所，即死犹生。
1940-年春，张道生升为一七七师辎重营第二连连长。当年9月，第四集团军就被调往河南抗日。1941年，没有了“中条山的铁柱子”，日军再次集结重兵进犯， 中条山很快就沦陷了。1科4年春，张道生参加了虎牢关战役，腿脚负伤。后，孙蔚如和赵寿山先后被调离，陕西军又被缩编为三十八军，蒋介石任命自己的嫡系将领张耀明任军长。张道生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军队，在河南洛阳做生意。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中条山的家中。
小时候的张铁铮经常能够看到父亲张道生一个人坐在黄河边的码头崖，一坐就是很久，满脸忧伤。码头崖就是六六血战中，一-b七师部分官兵跳入黄河的地方。 每年的清明节和十月初一，张铁浄都会跟着父亲来到码头崖，跪在地上，看着父亲泪流满面，焚烧纸钱。张铁铮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父亲祭奠的是自己的战友。 父亲曾经给他说过，当年死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陕西士兵，人叫陕西娃，年龄都不大，离家很远。亲人们都不知道他们死在哪里，谁来祭奠，成了孤魂野鬼。在咱家门口，咱离得近，应尽点心，纪念他们是应该的。
张铁锋的记忆中，父亲张道生不喜欢喝酒，在村庄有了红白喜事的时候，他才会坐上酒桌。每次喝酒前，他都会端起一杯酒，倒在地上，说：“让我地底下的弟兄们喝吧。”他说的弟兄们，就是六六血战中牺牲的战友们。
1957年后，政治运动频繁，张道生不敢再去码头崖给牺牲的战友们烧纸钱了。 但是，每年的清明时节，和送“寒衣”的时节，张道生除了在祖坟上烧纸钱外， 到了晚上，还要在家门口画一个灰圈，开口朝东南方向，那是码头崖的方向，又烧很多纸钱。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去世。父亲去世后，儿子张铁铮每年清明和“寒衣”节，照样给烈士们烧纸钱。
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张道生告诉儿子张铁铮：“有朝一日国共再度合作，国家统一了，也重视了这段抗日历史，我可能就不在世了。但你们和后人不能忘了， 这里有很多抗日跳崖的烈士，当年抗战时这里跳黄河死的陕西兵太多了，他们都是从这一带跳下去的，都是二十左右和十六七的陕西娃……”
1988年农历二月十二，张道生去世了。他临终前还在说，他积累在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国家以后能够实现统一，消除偏见，正视历史事实，给当年十七路军一个正确的肯定，最好能够在这里给十七路军的抗日将士树碑立传，让后人把中华民族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难史和牺牲的抗日英雄永记在心，若有那么一天，子孙们就到坟前告诉一声。
20 年后的 2008 年 12 月，一天，张铁铮刚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突然听到儿子说。陕西省和芮城县人民政府，还有陌南镇政府，准备在黄河边的圣天湖建一个抗日烈士跳黄河纪念碑。张铁铮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连忙跑到陌南镇政府打听，镇党委书记姚康宁给了他一张名片，那是张恒的名片，上面印着“十七路军研究会”的字样。张铁铮看到名片，泪眼朦胧，他终于找到了父亲生前的部队了。
在镇政府，姚康宁还给了张铁铮一份《“圣天湖”建立跳黄河八百烈士纪念碑预案》和十七路军的一些材料。当天晚上，回到家中后，张铁铮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天亮后，他来到父亲坟前，读了《纪念碑预案》，流着眼泪说：“爹，您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2010 年清明节，《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终于在黄河岸边的圣天湖畔落成了，碑文这样写道：
中条苍苍，黄河汤汤。三秦将士，华夏儿郎。
誓死抗日，英勇悲壮。中华英魂，民族脊梁。
血荐轩辕，捐躯炎黄。精神永存，源远流长。
丰碑巍巍，慰我国殇。昭示后人，自立自强。
李采勤出生在山西省永济市西姚温村，就是陕西军第一次东渡黄河后，三十八军教导团第三营营长张希文牺牲的那个村庄。在那次战斗中，教导团三营与日军激战一夜，仅有两人得以生还。李采勤曾经是三十八军独立四十六旅战士，是当年跳黄河后，仅有的少数生还者之一。
永济战役前，三十八军警二旅在西姚温村召开会议，旅长孔从洲讲了话，主要内容是中华民族到了危亡时刻，热血青年应该踊跃参战，保家卫国。17 岁的李采勤听了孔从洲的讲话后，热血沸腾。几十年后，他回忆说：“旅长讲话句句在理，是给咱老百姓说的。”
警二旅驻扎在西姚温村，和全村人都很亲，帮助村民干活，大家相处得就像一家人。部队上的少年很多，李采勤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玩，成为了朋友。
日本鬼子进犯永济的时候，警二旅要开赴前线，军情十万火急，作战部队已经开拔了，而后勤军需处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人背，李采勤就帮忙背这些军需用品，跟着瞥二旅的后勤部队走了。后来，他领到了一身黄色军装，登记造册的时候，也第一次使用这个名字。一年后，警二旅的番号改为独立四十六旅，驻地改为平陆县。李采勤又跟着部队从永济来到了平陆。
六六血战开始的时候，李采勤所在的部队坚守在一个叫做太阳渡的地方。他说，日本人有大炮和机枪，还有飞机，但是四十六旅只有汉阳造，那种枪根本就不好使，轻机枪也是非常少。日本人穿的是黄呢子衣服，四十六旅穿的是布衣服。
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是先用飞机轰炸，然后大炮轰炸，四十六旅的炮本来就很少，更没有日本人的先进，被日本人压制着，使不上力。
李采勤看到远处一个叫做上梁村的地方，陕西军的一个营和日军打得非常激烈，隔着好远，都能听到密集的枪声和炮声，看到烟雾在很高的空中缭绕不散。后来，日军占领了上梁村，又向太阳渡进攻，李采勤所在的部队与日军一直打到了天黑。后来，没有了子弹，也没有援兵，他们只好向后退，这样，就一直退到了黄河岸边。苍茫的暮色中，黄河岸边聚集了很多人，都是军人，都没有了子弹，日军越逼越近。机枪声“嗒嗒”地响着，向黄河逼近。没有办法，有人就从高崖上跳进了黄河里。
和李采勤在一起的是军需处的一名副官，他们都不会游泳，慌乱中找到了一根檩条。他们先把檩条扔进黄河里，然后扑下去，抱住了檩条，向河中心划去。
刚开始，在岸边的时候，他们的四周都是人，叫喊声咒骂声响成一片。可是划着划着，四周就没有了声音，也看不到一个人影。黄河水流很大，浪花四溅，一下子就将他们冲散了。
李采勤说，因为天黑，看不到跳黄河的有多少人，但是从愈来愈近的枪声中判断，日军至少有 500 人。在那种情况下，只有跳河和投降两条路，但是战士们宁愿跳黄河，也不愿投降。
李采勤和那名副官抱着檩条，向黄河对岸划过去。划到水中央的时候，对岸的枪声响了，黄河南岸驻扎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二十四师，他们向着黄河里的陕西军开枪。陕西军九死一生，逃离了日本人的追杀，又被中央军射杀了。
黄河北岸是日本人的机枪，黄河南岸是中央军的机枪，陕西军漂浮在浊浪翻卷的黄河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绝大多数人不是死在日本人或者中央军的枪口下，就是被黄河汹涌的波浪卷走。
张恒向我讲起这段惨痛往事的时候，痛哭失声，说：“两边都是枪打哩，咱的人哪里还有活路？”
平陆和芮城的百姓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也都泣不成声。
李采勤看到黄河南岸机枪喷吐的火舌，就赶紧又向北岸划，浑浊的河水协裹着他，一寸寸离开了南岸。他听不到枪声，只看到岸边枪弹的亮光。他的满耳都是波浪翻卷的声音，冰冷的河水激溅在他的身上，让他一阵阵哆嗦。
这一天是1939年6月6日，李采勤在黄河中漂浮了整整一夜。
黎明时分，已经累得快要虚脱的李采勤终于划到了黄河北岸，幸好这时候日本人已经撤离了。后来李采勤才知道昨夜追赶他们的这股日军，在黎明时分开到了垣曲县，去与李家钰的川军四十七军作战。
李采勤上岸后，没有见到一个人，地面上到处都是丢弃的东西，一眼望不到边， 但是死尸并不多。可见昨天晚上，有很多人跳进了黄河里。然而，在那种情势下， 黄河北岸日军用机枪扫射，黄河南岸中央军也用机枪扫射，跳进黄河的陕西军能到哪里去？只会被河水冲走。然而，李采勤回头望去，凌晨的河面上，看不到一个人。
李采勤一直向北走，一路都看到死尸，死尸太多了，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尸体，看到人来了，一点也不害怕，只用血红的眼睛盯着他，连续几日吞吃人肉， 让野狗变得面目狰狞狗胆包天。乌鸦一群群地落下来停落在死尸上。
走出了几里地，就走进了平陆县城。县城里一个人也没有，一片萧条。战前， 老百姓都躲到了山里。日军将所有的房屋都烧毁了，街道边只剩了被烧黑的砖头瓦块。平陆县很穷，人们靠天吃饭，粮食产量很低，一户人家要盖一间房屋，不知道节省了多少年，受了多少苦，而现在被日本人把平陆县烧光了。李采勤说， 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是世界上最可恶的强盗。
天高地迥，号哭靡及，李采勤不知道部队开往了哪里？不知道该去哪里？
后来，他遇到了一名叫做屈怀赢的战友，还有另外一名被打散的战士，三个人站立在旷野中，不知何去何从。后来，他们就来到了陕西省泾阳县屈怀赢的家中。
几年后，屈怀赢去世了，李采勤不愿意再呆在陕西泾阳。刚好这时候，家里人来信，让他回家，他就回到了山西省永济市，一直生活到今天。
很早的时候，我听到过“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陕西军跳黄河的故事。
中条山保卫战老兵和老兵后代的讲述，让我知道了，抗战历史中，还有这样惨痛的一页。当年，他们弹尽粮绝，被日军的机枪逼到了黄河岸边，他们宁肯跳入黄河，也不愿投降日本鬼子。
跳入黄河的勇士，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十个八个，而是一大批。他们的年龄普遍都很小，大多数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是十多岁的少年。然而，战争将他们推倒了死亡边缘，他们不得不用孱弱的肩膀，扛住隆隆驶来的战争履带。
当年跳黄河中，有一名战士没有跳入黄河，他从高高的悬崖上跳下去，掉落在了岸边的杂草丛中，摔伤了，后被当地一名村民救起。这名战士叫陈志清，救人者叫杨继周。
1939年6月6日，陈志清所在的团伤亡大半，剩下的一部分战士，被日军逼到了黄河岸边。他们弹尽粮绝，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陈志清看到一老一少两个战士，手拉着手跪在地上，面朝陕西的方向，磕了几个头，然后就纵身跳进了黄河里。
那天，陈志清看到跳入黄河的，就有200多人。
日军的机枪声越来越近，陈志清也向黄河边跑去。地面上到处都是死尸，黏稠的血液流了一地，都没有地方插脚。
陈志清跑到黄河岸边的时候，也纵身跳了下去，他没有犹豫。和所有跳落黄河的战士一样，他宁肯选择死亡，也不愿被日本人俘虏。
从高高的悬崖上跳下去，陈志清没有掉落在黄河里，而是掉落在黄河岸边的湿地上。悬崖上方，不断有水珠滴落，把这块土壤泡得松软，松软的土壤上长着茂盛的青草，所以，陈志清摔下来后，摔得满脸都是鲜血，好在暂时没有生命之忧。
跳落悬崖后，担心日本鬼子会搜索，陈志清拔了身边的荒草，盖在自己身上。 他向上望去，看到悬崖上方的树身上，还悬挂着被日军击中的战士的遗体，鲜血一滴滴落下来，落在他的身边。
后来，山西省芮城县陌南镇大沟南村的村民杨继周来到黄河岸边割草，他翻开草丛一看，看到了满脸鲜血的陈志清。他的第一句话是：“啊呀，你还没死， 还活着……”然后，杨继周搀扶着陈志清来到黄河边，洗净了他脸上身上的血迹， 把自己身上的两个馍馍给了陈志清，把自己的衣服让陈志清换上，把陈志清的军装放在水中，让随河飘走。
杨继周只穿着一条大裤杈。他掖了掖裤腰，对陈志清说：“你赶紧走，不要到村子去，日本人都在村子里。”
两人交换了姓名等情况后，陈志清向杨继周磕了三个头，就分开了。
这一分别，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那天，陈志清沿着黄河岸边行走，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他跟着这支军队继续打鬼子。
那天，杨继周在草丛中一直躲到了夜晚，然后穿着裤衩回到村中。
抗战胜利后，陈志清回到了家乡陕西西安，他一直挂念着在黄河东岸救了他一命的杨继周，不知道他生活可好。杨继周也一直挂念着那名负伤的战士陈志清，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后来，一次次运动接踵而来，陈志清想去看望杨继周，可是他不敢，他担心会给杨继周带来灾难。这段往事他也没有告诉儿子陈忠岳。一直到他弥留之际， 他才把陈忠岳叫到跟前，向他详细说了自己在山西省芮城县经历的这件事情，还有两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和当时的情形。
这么多年过去了，陈忠岳也不知道父亲的救命恩人杨继周一家人生活怎么样， 他想去看望，却一直没有成行。
十七路军研究会成立的时候，陈忠岳找到研究会，把父亲的这段经历告诉了他们。
杨继周在中条山中默默地度过了一生，他常常会向女儿杨春生讲起当年陕西军抗日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六六血战的一天，杨继周和村人在土崖坡上躲避日军，突然看到远处跑来了三名中国军人，向着黄河的方向跑。那三名军人都负伤了，跑得很慢。几个村民看到来了自己军队的人，就跑出去想接他们过去躲藏， 但是这三个军人摇着手臂，不让他们过来，还大声喊：“不要来，不要来，日本人就在后面，危险！”他们不愿意连累村民，互相搀扶着向黄河边挪动。十几个日本人很快就追来了，他们包围了这三名中国军人，要抓活的，而这三名中国军人拉响了怀中的手植弹，和日本人同归于尽。
日本人退走后，村民含泪掩埋了这三名战士。后来，陕西军反攻，打了过来，杨继周和村子里很多人给陕西军抬担架。陕西军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甚至还跟着部队到了杨虎城的家乡陕西省蒲城县。
杨继周还给女儿讲起了当年在自己村中驻扎的那些士兵。他家住的是几个一七七师工兵营的战士，其中有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麦子成熟的时候，这些战士帮助他们收割麦子，但是不吃他们家的饭。杨继周的母亲过意不去，就炸了一些麻花，让杨继周给他们送去。那个少年兵很俏皮，他把麻花折成了三节，一起放进嘴巴里，向别人说：你看我一口能吃三根麻花，第二天，日本人来了双方在村外的岭头交战，少年兵牺牲了，一起牺牲的还有50多个人。掩埋这些战士的时候，杨继周突然看到了那名16岁的少年兵，他的身上有日本人打的枪伤。 昨天还在一起玩的少年，而今天就成了这个样子，再也不会说话了，杨继周和所有的人都哭了。
杨继周临终的时候，也对女儿杨春生说，他很想念十七路军的陈志清，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生活好不好？
2008年，十七路军研究会一行人开着面包车从陕西西安来到了中条山中，在当年陕西军战斗过的地方祭奠烈士，车上写着“十七路军”的字样。他们开着车子来到芮城县陌南镇大沟南村的时候，正好被杨春生看到了。杨春生看到“十七路军”这几个字感到特别亲切，那是父亲生前多次给他提起的一支部队。杨春生想送给他们礼物，但是又不知道该送什么。他家有苹果园，就急忙跑回家中，捡了几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给他们。他们拿着苹果疑惑不解，杨春生说：“我不是卖苹果的，这些苹果是送给你们吃的，我也是咱十七路军的人。”然后，讲起了杨继周救起陈志清的往事。
就这样，两家人终于相见了。杨春生说：“能够找到，真是天意。”
六六血战后，救护战士们的有很多乡亲。这些感人的事迹，至今还在中条山中流传。
平陆县沙口村的刘文英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他的父亲名叫刘克俭，是一名教书先生，当年也救过子弟兵。
刘克俭在世的时候，经常向女儿刘文英讲起六六血战的故事。
刘克俭小时候患过病，有点斑秃，所以他总是戴着帽子。六六血战的时候， 日本鬼子占领了沙口村，到处搜查抗日军人。刘克俭因为长期戴着帽子，额头上有帽檐压出的印痕，印痕上面的皮肤因为经常得不到太阳晒，是白色的。印痕下面的皮肤经常被太阳晒，是黑色的，鬼子就认为他是抗日军人，抓起来，带到了村口。村口还有一些人，都是被鬼子搜出来的抗日军人。鬼子用绳索反绑着他们， 赶往村外，进行屠杀。轮到刘克俭的时候，因为没有绳索，就将他和抗日军人推在了一起。
刘克俭背着双手，装着被绑住了，然后慢慢挪到了路边。路边，是一群鬼子抓来的村民，村民们赶着牲口，向前慢慢地走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抓来当民夫。 刘克俭慢慢地走到了一个老汉的跟前，老汉赶着大车，看到刘克俭，赶忙把牲口缰绳递给他，刘克俭一把抓住了，装成赶大车的人。
走不多远，日本鬼子就杀死了抓来的抗日军人。日本人是用刺刀把他们一个个挑死的，抗日军人们没有人求饶。按照《日内瓦公约》，这些抗日军人是俘虏， 俘虏是不能滥杀的，但是，日本鬼子却将他们残忍地杀害了。
杀害了抗日军人后，鬼子就用刺刀逼着刘克检，走向村庄的方向，寻找藏匿的抗日军人。村庄附近有几间破败的院子，院子里藏着很多弹尽粮绝的战士，他们有的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有的情急之中，找不到老百姓的衣服，只能穿着军装。 刘克俭知道这个院子，也知道这个院子里藏着上百名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的抗日军人，但是，他带着鬼子从这几座院子前走过，日军跟着他一直向前走。没有人会想到这几座长满荒草的废弃院子里，藏着上百名中国军人。
当时真是命悬一线，如果有一个鬼子出于好奇，向院子里走近一步，这上百名没有枪弹的抗日军人就会暴露，就会遭到杀戮。
这上百名军人都是被鬼子从北面的山上赶下来的。日军四面包围，坦克打头， 后面是小炮和机枪，而中国军队因为激战了好几天，已经弹尽援绝，只能不断后撤， 最后就来到了沙口村。沙口村少说也有几百名军人被包围在这里，日军的坦克和机枪架在村外，一家一家搜查中国军人，中国军人已经走投无路。
这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弟兵，村中人都把自己的衣服让军人换上，刘克俭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让给一名抗日军人。可是，那时候的人都很穷，各家各户都很少有多余的衣服，很多军人没有换上老乡的衣服，就被凶残的日军抓起来带到村外杀害了。
即使穿着老乡的衣服，也很难逃脱日本人的迫害。日本人把所有男人集合起来，一个个检查他们的手掌。手掌没有老茧的，就被抓走。村中很多老人和妇女舍命拦住，说这是自己家的人。当时，有一个抗日战士要被日本人带走，刘文英的舅奶就踮着小脚，跑到这名战士的跟前，跪在地上，抱着这名战士的腿说：“这是我大娃，这是我大娃。”
尽管这样，还是有很多抗日战士被日本人带走了。
但是，由于刘克俭的保护，藏在村庄附近那几座破院子里的抗日军人，一直没有被日本人发现。
刘克检领着鬼子走过了藏匿着抗日军人的院子，一直走到了一个叫做后涧的村庄，指着远处茂密的树林。日本人看到天色已晚，担心会中埋伏，就架起机枪和小炮对着树林乱打一气。
趁着日本人朝着树林射击的机会，刘克俭一路飞奔，回到了那几座破院子里。 他对战士们说：这里不能呆了，赶紧跑：他担心日本人又会回来搜查。
担心战士们不熟悉路径，刘克俭带着这100多名战士，趁着浓黑的夜色，先向西走，走到一处山口，又带着他们向北走，一直走出了几十里地。这里已经属于张店镇，是日军的后方，估计没有危险了，刘克检和战士们告别，又趁夜色走回了村庄。
刘克俭上世纪80年代去世，享年69岁。
刘铁柱也是平陆县沙口村人，六六血战的那一年，他13岁。
日本人进攻沙口村的时候，刘铁柱看到有一个排的中国军人，蹲守在一座壤沟里阻击日本人。他们架着一挺机枪，机枪两边是几十杆步枪。很多日本人被打死在了阵地前面，攻不上来。后来，一部分日本人迂回包抄，从后面占据了壕沟的上方，向着壕沟疯狂扫射。这一排战士只有两名负伤逃走外，其余的都牺牲了。
后来，越来越多的日军包抄过来，抗日军人有一部分节节抵抗，跑到了黄河岸边，一部分被日军包围在了村庄里。
当时，刘铁柱在黄河河堤上，亲眼看到很多战士先把枪扔下黄河，然后就一个拉着一个的手，纵身跳下去。跳下去后，没有摔死的，就继续拉着手向黄河里走。 他们走着走着，河水就淹没了他们。他们被冲散了，水面上只剩下胡乱拍打的手臂， 后来就彻底被水淹没了，再没有漂浮上来。这些战士应该是都不会游泳的，他们幻想着手拉手能够抵御汹涌的河水。其实，黄河水很深很深，想要走到黄河对面是不可能的。
那天，跳黄河的人非常多，一片又一片，一波接一波。有的人会游泳，可是快要游到对岸的时候，对岸的中国军队向他们开枪，他们用尽了力气，总以为游到黄河对岸就安全了，没想到却被自己人打死了。黄河这边，日本人也架着机枪， 向河中扫射。两边的枪都在打，河里的人怎么会逃生？
到了后来，一名军官骑着马跳进了黄河里，他把马的肚带绳松开，这样马在水中游走的时候，呼吸就会顺畅些。这名军官快到黄河对岸的时候，举起手臂呼喊。 他上岸后，不知道怎么交涉的，黄河对岸军队的枪声才稀疏下来。
刘铁柱说，那天，除这个军官，他看到的再只有五个人活了下来。当时，日本人追赶很紧，有人赤手空拳跳进河中，有人抱着木椽跳进河中，可是因为木椽太细，人一抱着就沉了下去。有五个人拉来村中贾京运家的耕牛，他们骑着耕牛， 拉着耕牛的尾巴游过了黄河。陕西缺水，陕西军人中会游泳的很少，如果不依靠大型牲畜，是无法游过黄河的。
几天后，贾京运去到黄河岸边，把他家的耕牛又牵了回来。
那天，刘铁柱还看到日军骑着大洋马在河滩上追赶中国军人。6月份，天气已经很热了，日本骑兵担心太阳晒着大洋马，就找来两个草帽，中间挖个窟窿， 套在大洋马的耳朵上，给马遮阴。日本人虽然爱惜他的马，但是却对中国人很残忍， 他们一追上中国军人，就用马刀砍。
一直到了后半晌，日本人从黄河边离开了，刘铁柱的父亲才带着他回家。父亲拉着他的手，让他闭上眼睛不要看。他出于好奇，睁开眼睛，突然看到黄河河滩上到处都是死尸，有的肚子被日本人的刺刀挑开，肠子流了一地，有的浑身都是鲜血，缺胳膊少腿。那天看到的情景，让刘铁柱一辈子也不能忘记，一辈子都感到痛不可挡。
日军回到村庄后，把中国军人遗弃的步枪和衣服架起来焚烧。日本人看不上中国军队手中老掉牙的汉阳造，焚烧的时候，听不到爆炸声，说明这些步枪里已经没有了一颗子弹。然后，日本人又把他们的死尸集中在一起，从村民家中拆来门板和窗扇，架起来焚烧村庄里飘散的都是臭味。
然后，日本人把所有的中国男人都赶在一起，逼迫他们跪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手掌，看到手掌没有老茧的，就抓起来，用他们的绑腿绑起来。尽管很多中国军人穿着村民的衣服，但还是被日本人认出来了。除了军人外，日本人还抓了一些年轻的村民，也把他们当成了军人，这些人被日本人赶到了黄河滩上，一起杀害了。其中被日本人杀害的村民就有明杰、小勇、银禄、梁权等，这些人都是刘铁柱的左邻右舍，他认识他们。
沙口村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刘铁柱忘记了他的名字。这名男子当时在村外，看到日本人追过来，抗日军人在前面跑，他赶紧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让抗日军人穿上，然后自己光着身子回到村庄。那时候，中国乡下人很穷，很少有人穿内裤。
这名男子来到村庄后，因为全身赤裸，就躲在了一棵树后，向一眼窑洞里的人喊话。窑洞里是一个老大娘，老大娘让他赶紧进窑洞躲日本人，他说他没有穿裤子，把裤子给了抗日军人。老大娘二话不说，就把自己身上穿的裤子脱下来， 扔给他。就这样，他才走进窑洞躲避。
刘铁柱说，那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在帮抗日军人，因为抗日军人都是自己人。 刘铁柱的父亲，当时就把身上正穿的衣服，脱下来给了一名战士。
村庄里有一个人叫刘东芳，刘东芳的爷爷叫刘宗仁。刘宗仁在清理院子的时候，突然看到草丛里露出了一只脚，他惊呼道这里还有一个被日本人杀死的。” 正要拽他的脚时，草丛里的人说：“我还活着呢，还没死。”全家人赶紧把他拽出来， 一看，是一个抗日战士。
当天晚上，全家人给他做了饭，送他去北方寻找部队。
还有一名战士叫生贵，刘铁柱忘记了他的姓氏，也忘记了他是陕西哪里人。 当时日本人来到村庄的时候，生贵负伤了，躲在地窖里，幸亏没有被日本人发现。 日本人走后，生贵就在和刘铁柱隔两家的刘子健家住着养伤。刘子健家土地比较多，生贵身体恢复后，就在刘子健家扛长工。那时候的长工，也不像书籍中所说的《收租院》那样的没有人身自由的长工，刘子健也不是刘文彩、周扒皮那样的东家。生贵和刘子健相处很好，他主要在地里干活。刘子健家虽然富裕点，但是也仅能维持温饱罢了，不像电视剧所演的恶霸地主，鱼肉百姓，敲骨吸髓。
生贵个子很高，力气很大，枪法很准。有一次和人打赌，打远处的一个小东西， 一击就中。生贵和全村人都相处很好，村里人知道他是抗日军人也都很尊敬他。 他还曾经逗年幼的刘铁柱玩过。
后来，生贵打听到了自己部队的下落，就投奔部队去了。
刘铁柱还说起了刘克俭的事情，他说刘克俭是一名教书先生，他带着一些抗日军人趁着夜晚逃离虎口。那些军人有多少？刘铁柱说足有200人。
刘铁柱家前面不远有一处壕沟。那天日本人进村的时候，有十几个战士躲在了壕沟里，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后来，他们问村民：“日本人走了没有？ ”村里人说：“走了。”他们从壕沟里爬上来，去寻找自己的部队。
刘铁柱家门前的壕沟，现在还在。
在中条山中，我听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名妇女为了救护抗日战士，而牺牲了自己的丈夫。
这一切是过去的黑白抗日电影中才会有的情节，但是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在茅津渡，日军包围了村庄，将村庄所有的男子集合起来，检查抗日战士，将所有疑似抗日的战士都用机枪打死了。剩下的男人，让村中的人们认领，有一名妇女， 领走了在自己家中驻扎过的一名抗日战士，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日本人带走了。
日本人带着这些无人认领的男子，让他们拉大炮，搬运物资。后来，这个男人再没有回来，不知道是被日本人打死了，还是失踪了。而那名女人，后来也变疯了。
这家人没有留下后代。
抗日战争中，最惨烈的，不是远征军松山战役，而是中条山六六血战。
抗日战争中，最悲壮的，不是远征军穿越野人山，而是中条山3000壮士跳黄河。
惨烈的六六血战终于结束了。
医药调剂师魏志鹏历尽磨难，死里逃生。当他听说一七七师就在十七师的附近后，就决定了去找一七七师。这次，他把那两个药袋子留给了十七师。
魏志鹏沿着黄河岸边，走向一^b七师的方向。他看到大战过后，黄河岸边漂满了死尸，那都是跳黄河的战士。魏志鹏看着这些战士，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很多年过去了，魏志鹏说起这一段，依然泣不成声。
黄河里有多少死尸？没有人数过，也数不清。但是，当地的老百姓说，最少也有1500具。
这些年来，张恒沿着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一个村庄一个村庄调查走访， 统计六六血战时期跳入黄河的陕西军人数，最后得出结论：当年不愿投降，跳入黄河的有3000人。
张恒说，他采访到的每一个见证了当年历史的老人，说起跳黄河这段往事， 都泣不成声。
那天中午，张恒向我谈论陕西军跳黄河的情景时，我们哭了很久。
陕西军在中条山抗战中跳黄河的往事，一直不为外界知道。
最早向外界披露这件事情的，是当年的三十八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车国光。车国光是山西省垣曲县谢村人，改革开放后是垣曲县政协委员，每逢政协开会的时候，车国光就给另一名政协委员王华兴谈起当年在中条山中打鬼子的事情，
王华兴还是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车国光当年向王华兴谈起陕西军跳黄河的时候，很激动，他说：“这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情可能会震动世人的。”车国光让王华兴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留给后人，盼望着多年后这段被淹没被忽视的历史能够重见天日。王华兴也想到， 以后可能会有人找他了解这段历史。
王华兴写好了车国光的口述史以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2009年7月，张恒来到垣曲县，找到已经退休了的王华兴。这一年，王华兴已经79岁，而车国光已经去世好几年了。王华光一见到张恒，就激动地说：“没想到我们两个人的希望和我的预料，今天，在我晚年的时候看到了。”
车国光第一次向外界披露陕西军跳黄河的历史，是在1986年5月，他的回忆文章收入了当月印刷的《垣曲文史资料》。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记载，当年从芮城县陌南镇跳入黄河的有1500人，这些士兵都是一七七师的。后来，张恒走访了平陆县的茅津渡、太阳渡、沙口、张峪等地，了解到当年独立四十六旅和独立四十七旅在这里跳入黄河的也有1500人。所以，六六血战的那几天，陕西军跳入黄河的共计有3000人。
事实上，当年的六六血战，战线沿着黄河岸边铺开了几十里，战争也进行了好多天，宁愿跳入黄河，也不愿投降日军的壮士，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跳入了黄河。
车国光当年告诉王华兴说，在陌南镇跳入黄河的，大多数都是从西安来的进步学生，他们不属于部队的编制，而是部队力量的补充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属于一七七师的二线部队，当一七七师伤亡过大后，他们就补充进来。他们还不会打仗，甚至还没有学会打枪，很多人连武器都没有。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就被日本人分割包围了。他们赤手空拳，无法突围，就被逼跳入了黄河里。
车国光预言说，当有一天，这段历史被披露后，一定会震惊世人。
与此相类似的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我们耳熟能详，妇孺皆知，而3000 壮士跳黄河，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更应该引起世人的关注。
八年抗战中，还有比3000壮士宁死不降勇跳黄河更悲壮的事件吗？
没有了。
六六血战的时候，王华兴才九岁，他清楚地记得当年跳黄河的事情。王华兴家就在黄河岸边，他看到黄河上尸体漂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是比较集中的时间段，而在此前此后，还有尸体不断地从上游漂下来。
而能够亲眼看到上游尸体漂浮下来的，还有当年15岁的赵长贵。赵长贵家在垣曲县古城镇赵家岭，六六血战前夕，因为听说日本人要打过来，赵长贵就赶着牛来到黄河岸边半山腰的洞穴里躲避。他站在洞穴里，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脚下的黄河。
翻开山西地图就能看到，黄河在中条山之南，自西向东流淌，而中条山南麓的县域，自西向东为芮城、平陆、垣曲，所以，生活在垣曲县黄河岸边的王华兴和赵长贵，都能够看到黄河上游漂浮而来的死尸。
那天，赵长贵在洞穴里枯坐着，突然看到黄河上游漂来了很多死尸，他感到万分惊惧，黄河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死尸啊？ 一会儿漂过来一个，一会儿漂过来一个，他无所事事，就开始数那些死尸，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呀五个了…… 他非常纳闷，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死尸？数到了三百多个后，天黑了，赵长贵就回到村庄。那时候，日本人不会在夜晚进攻，因为到了夜晚，他们的飞机、大炮、 坦克等重武器就不能发挥作用。所以，日本人就在夜晚睡觉。夜晚，赵长贵也能回到村庄了。
第二天早晨，赵长贵又来到了昨天那个洞穴里躲避日本人的飞机和炮弹，为了打发时间，他又开始数黄河里从上游飘来的死尸。他就这样数着，数了三天， 每天至少有300具死尸从他的眼前飘过。
第四天，赵长贵回到了村庄，不再躲避日本人了。但是，那些死尸从上游还漂来了好几天。
后来，赵长贵听到村里人说，这些死尸都是抗日官兵的。他们在上游被日本人包围了，被逼跳进黄河，有的人拿着木板和木头向河里面跳，有的人没有找到木板和木头，就手拉着手向黄河里跳。一到黄河里，木板和木头就被河水打翻了， 而波浪也把手拉着手的战士冲开了。很多人还没有到河中心，就被水冲走了。少数人饶幸快到了黄河对岸，却遭到岸上中央军的射杀，就这样，淹死在了黄河里， 随着水流漂走。
赵长贵的老伴车素梅当年只有八岁，她家在垣曲县上云岭，六六血战的时候， 她被父母带着，逃到河南济源一座叫做十八沟的地方躲避战火。六六血战结束， 日本人被赶走了，车素梅跟着父母来到黄河北岸，当时黄河水面也下降了。她看到黄河边的泥地上全是死尸，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铺了几十里长。少数穿着军装，绝大多数死尸都没有穿衣服，他们身上的军装都被波浪打开后又卷走了。 河水把这些尸体泡得鼓鼓胀胀，远离岸边的尸体都发臭了。
抗战老兵胥继武也向我讲起过跳黄河的往事。
前几年，有一本书籍记载了当年跳黄河的有800人，我就这件事情询问胥继武，他说，800的数字明显太少了，当时仅仅部队打捞上的尸体就有上千。
六六血战的时候，胥继武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连连长，负责司令部的安全。他说从陕西军东征打的第一次战役——永济保卫战开始，到六六血战前夕， 第四集团军和日军还打过很多次战斗，但是规模都不大，到六六血战的时候，日军一下子就集中了三万人，不但人数比中国军人多，而且武器还先进得多，日军有飞机坦克，中国军人没有，即使就步枪来说，中国的军队手中的汉阳造，也无法与日军手中的三八大盖相比。日军的后勤供应畅通，汽车拉着猪肉大米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而中国军人饿着肚子打仗。这样对比起来，六六血战前期，中国军队的失败在所难免，而后期的中国军人绝地反击，反败为胜，就实在是一个奇迹和神话了。
那些天，胥继武带着特务连严阵以待，保卫司令部。他们把机枪架在山峁上， 趴在壕沟里，密切注视着张茅大道的情况。张茅大道，那是日军大部队和重装备能够进入中条山南麓的唯一通道。他们看到了那里的硝烟像蘑菇云一样升起来了， 听到了阵阵的炮声接踵而至，还看到了阳光下无数跳跃的碎片，那是双方的军队在白刃战，是刺刀和刀片上面的闪光。
六六血战结束后，胥继武才听说当时有很多战士跳入了黄河，他非常悲伤， 就和特务连的战士们跑到了黄河边的“三门峡”。三门峡是“神门、鬼门、人门” 的通称，是黄河边的一个地方，当时是一个大漩涡，不是今天的三门峡市，今天的三门峡市那时候叫会兴镇。过去的“三门峡”在黄河北岸，现在的三门峡市在黄河南岸。
在“三门峡”，胥继武看到黄河边的尸体一大片一大片，非常多，有男的，也有少量女子，绝大多数人的衣服都因为河水冲刷而剥离。战士们含着眼泪把这些尸体打捞上来，不知道他们的部队番号，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家庭地址。 打捞上来的尸体，足有上千具。
这仅仅是被黄河水冲刷到三门峡的尸骨，而被黄河水冲没的，被冲过三门峡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战士们把尸体捞上来后，埋在了旁边的深沟里，深沟都被填满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家人也许一直在寻找他们的踪迹，他们的妻子也许一直在等待着他们回家，他们的孩子也许一直在盼望着能够见到爸爸。可是，他们会不会想到，他们盼望了几十年，寻找了几十年的那个亲人，在1939年6月6日跳入了黄河，被黄河带走了，他的所有痕迹，也都被黄河水淹没了。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自从知道了当年3000壮士跳黄河后，我的心就沉甸甸的。很多次在梦中，我梦见黄河铺天而来，它流的不是浑浊的河水，而是滚滚的鲜血。每次采访或者回家， 坐车经过黄河，看着河水，我都会浑身颤抖。我看到从远处的河面上，流来了无数的躯体，他们穿着黄色的军装，圆睁着双眼，大张着嘴巴，无数的躯体铺展在河面上，遮没了河水，向着我滚滚而来
李武是陕西省礼泉县人。这些年来，他和母亲一直在寻找张怀德的遗骨。张怀德是李武母亲的叔叔，牺牲在中条山中。准确地说，是牺牲在中条山的六六血战中。
张怀德的部队番号是独立四十六旅七三六团七连，他任连长。张怀德生自小就没有了父亲被送了人家，但是养父对他很不好。
后来，张怀德参加了杨虎城的军队。军队先后驻扎在三原、泾阳、汉中等地。 张怀德在部队结婚了，妻子有文化，可能是部队驻地有新思想的女学生或者女教师，他们生过一个女儿，但是妻子和女儿都没有回过礼泉县老家。
抗战开始后，张怀德离开妻女，奔赴抗日前线。在永济保卫战中，张怀德所部伤亡惨重。永济保卫战后，他回到陕西省礼泉县老家接了一批新兵，然后又匆匆奔赴抗日前线，此后再没有回来过。他牺牲在了中条山战场上。
后来，李武的母亲，也就是张怀德的侄女，听说张怀德牺牲在山西省平陆县的东祈村，遗体先放在东祈村的一座寺庙里，后来不知道安葬在哪里。而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都没有消息。
这几十年来，寻找张怀德的遗骸，一直是李武母亲的一个心愿。可是因为贫穷， 这个心愿一直到2009年6月5日才实现。
2009年6月5日这天，李武陪着母亲从陕西省礼泉县来到了山西省平陆县部官乡西祈村。西祈村就和东祈村紧挨着。西祈村有一个周仓庙，里面供奉的是给关公扛大刀的勇士周仓，香火很旺。在这里，李武认识了一名姓姚的老人，他叫老人姚爷爷。
姚爷爷快90岁了，他告诉李武说，他当年看到了在这里打鬼子的陕西军队。
日本人来到中条山南麓的平陆时，他仅有十几岁，父亲被日本人杀害了，而他被逼迫着和村中几个少年给日本人打柴。后来，村庄里来了一队中国军人，赶跑了日本人。
这支军队里人人都说着陕西话，他们对老百姓很好，帮助老百姓干活，老百姓也把做好的饭菜送给他们吃，大家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小时候的姚爷爷就曾经给他们送过饭。
这支部队里为首的是一个连长，有三十多岁，身材魁梧。他们是和部队失散了， 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后，来到了这里，当时已经弹尽粮绝，没有给养。每个人的衣服都破破烂烂，还有很多人的身上带着伤。
这一连人住在周仓庙里，那时候周仓庙有一个大院子。
每当到了夜晚，这些军人就出去了，因为没有了子弹，他们一人扛着一把大刀， 去偷袭附近的小股日军。天亮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了，人困马乏，背上扛着抢来的日军枪支。
后来，又有更多的陕西军队来到了东祈村和西祈村，这支部队终于找到了大部队。当时所有人都非常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大批的日军就来进犯，飞机整天在头上盘旋，炮弹就在村庄周围炸响，大部队要转移，留下这一连人阻击日军。
这一连人阻击日军长达一天，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按照时间推算，这场战役就是1939年6月的“六六血战”。
日本人离开后，村庄里的人就收殓勇士们的遗骸。他们在村外挖了很多大坑， 一个坑里掩埋几名战士。那名连长也牺牲了，有一个老人把给自己准备的棺材抬出来，装殓了连长。人们把盛着连长遗体的棺材放在周仓庙里，等着家人来搬走灵柩。可是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只好掩埋在了村西边，并在坟头上栽种了一棵柳树，树立了一块木牌。每年清明节，村民们都自发来到坟茔前烧香上坟。解放后，这座坟墓被铲平了，墓碑也不见了。
尽管姚爷爷忘记了这名连长的姓名，但是李武断定这名连长可能就是自己的姥爷张怀德。
姚爷爷还带着李武找到周仓庙的管理员老杨，老杨的姑妈是这支部队一位排长的遗孀。排长牺牲在这里后，他年轻的妻子就从陕西来到这里居住，一生都陪伴着丈夫。后来，老杨也从陕西迁来了这里，照看姑妈。
老杨的姑妈已经很老了，耳聋眼花，当年的很多事情已经忘记了，但是她还记得丈夫所在的那支部队的连长姓张。
李武更坚定了那名牺牲的连长就是姥爷张怀德。
李武让姚爷爷带着，穿过村庄，来到了当年掩埋那一连战士和连长的地方。 他们看到眼前平畴漠漠，麦浪翻卷，当年的坟地，现在是一片杨树林，已经无法判定坟地在哪里。姚爷爷说，这周围一片，都是掩埋那一连战士和连长的地方。
李武和母亲跪在地上，母亲只说了一句：“叔叔，我看你来了。”就泣不成声， 悲痛欲绝。李武也哭倒在地，几欲昏厥。他们寻找了 70年，终于找到了亲人骨骸的下落。他们等待了 70年，终于能够给亲人烧一把纸钱。
临走的时候，母亲从地上抓起一把土，小心地用塑料袋包裹着，带回了陕西。
70年过去了，不知道张怀德的妻子是否还在人世，他的女儿是否还在人世？ 如果她们或者她们的后代能够看到我的这段文字，请与我联系，你远在陕西省礼泉县的亲人，一直在寻找你们。
石东学是陕西省澄城县城关镇长城头人。这些年来他一直寻找他的叔父。
石东学的叔父叫石积堂，当兵前在澄城县保安队供职，结婚有一年时间，当年26岁。
陕西军在中条山与日军交战，伤亡惨重，急需补充兵员，石积堂就报名去山西打鬼子。临出家门前，他告诉妻子说：“你在家等着我，等我赶走了日本人，就回来。”此后，妻子就在家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当时，和石积堂一起去当兵的，还有20多个人，他们要先到与澄城县比邻的蒲城县，周围几个县的新兵都在蒲城县集中，然后一起开往临潼，再从临潼开往山西中条山。蒲城县是渭北高原上最大的县，也是杨虎城将军的家乡。
澄城县城关镇长城头村有一个人叫庞发弟，他是和石积堂一起玩大的，比石积堂小几岁。石积堂他们去蒲城县集中的时候，是庞发弟赶着马车送去的。当时， 这20多名新兵先在县城北部的城隍庙集合组织他们的，是澄城县兵役局的人。
蒲城县距离澄城县有五六十里路程，再加上那时候路面很不好，全是乡间土路，所以，庞发弟要把他们从澄城县送到蒲城县，需要大半天的时间。送到蒲城县的时候，就天黑了。当天晚上，石积堂和庞发弟住在一起，说了大半夜的话。 天亮后，石积堂和几百名新兵排着队向南面的临潼走，庞发弟赶着马车向北面的澄城县走。
临潼县，在西安的旁边，全省的新兵要在这里集合，然后再步行去潼关，东渡黄河，开往中条山。
从澄城到蒲城，再从蒲城到临潼，又从临潼到撞关，然后再到中条山，这一路至少也要走五六百里路。
石积堂在中条山作战期间，曾经给家中写了三封信，收信人写的是“石积堂家中收”，落款处写的是一串数字，都不是第四集团军的编号。战争期间，部队编号是不能随便公布的，免得被日军侦知。信封的背面写着“飞机，阳历2月27 号”。但没有写哪一年，按照时间推算，这封信所写的不是1939年，就是1940年。 信中还有一张照片，五位中国军人，前三个坐着，后两个站着，都着军装，光头，器宇轩昂，英姿勃发。有一封信中还有一张委任状，委任状上写着“委任石积堂为机枪连连长”，委任状上有师长的姓名和私章。
这张委任状，是石东学1972年在伯父家中看到的，可惜没有记住师长的名字。 第四集团军下辖两个军，而每个军仅有一个师，所以，石积堂如果在三十八军， 师长不是赵寿山就是耿志介；如果在九十六军，师长不是李兴中就是陈硕儒。当年， 赵寿山和李兴中都当过军长兼师长。1978年，伯父去世了，儿媳打扫房子时，把这张委任状和很多旧物烧掉了。目前，石东学手中仅有的能够证明叔父石积堂当年身份的，仅有这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石积堂在中条山作战时，石东学的姐姐，也就是石积堂的侄女曾经做了一双布鞋，给他邮寄过。当年抗战时，中国军人的鞋子还需要家人提供，可见当年战争有多艰苦。我曾经听过好多老兵说，他们行军时，只要坐下来休息，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编织草鞋，用能够随手找到的破布和稻草。编草鞋是南方士兵的专长，可是因为没有布鞋穿，很多北方士兵也学会了编织草鞋。而同时期的日军呢？ 他们脚上穿的都是皮鞋，不是牛皮鞋，就是猪皮鞋。
家中那时候仅收到叔父石积堂的三封书信，就再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他是活着，还是战死了，家里人都不知道。
石积堂的妻子一直在家中等着丈夫回来，抗战胜利了，丈夫没有回来；解放战争开始了，丈夫没有回来；解放战争结束了，丈夫没有回来；抗美援朝开始了，
丈夫没有回来，抗美援朝结束了，丈夫依然没有回来……
妻子等待了十多年，一直等得鬓角有了白发，等得额头爬满皱纹，还是没有等到丈夫的消息。
如果有人看到了我这段文字，知道石积堂的下落，也请和我联系。
牺牲在中条山的老兵，这70年来，他们的家人一直在寻找。而流落在中条山中的老兵，也一直在寻找家人。
张恒还寻找到一名参加过六六血战的老战士的故事，这名老战士叫曹根成。
曹根成出生在陕西省商南县，在三十八军孔从洲的独立四十六旅当兵。当兵不久，有一次去夜袭日军，孔从洲在很多口棺材前做动员报告，他问战士们：“你们当兵要打日本，害怕不害怕死？ ”大家都不敢说话，曹根成走上前去，他指着一口大红棺材说：“打日本我不怕，死了这口棺材就是我的。”孔从洲赞赏地说：“好样的。”将曹根成编入了敢死队。
后来，每逢战事不利，敢死队就轮着大刀冲上去，扭转战局。曹根成就在这支敢死队中，他多次受到孔从洲夸奖。
李红伟曾经担任过村庄的支部书记，他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曹根成说过的战争场景，“他和多个日本人拼刺刀，日本人把他的肚子戳了一个洞，肠子都流了出来，他用手把肠子塞进肚子里，再用腰带堵住伤口继续和日本人拼刺刀”。
六六血战后，曹根成身负重伤，无法突围，他只能在部队驻地的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寒窑村藏起来，躲过了日军的搜查和追杀。
伤好后，为了生活，曹根成做了上门女婿。后来，陕西军被调到了黄河以南， 曹根成找不到部队，就参加了平陆县吴仲六的抗日游击队。吴仲六是共产党员， 曾和三十八军一起打鬼子。因为曹根成作战勇敢，经验丰富，受到了吴仲六的重用。 1943年，曹根成曾经私自带着一支部队下山，伏击了几十个日军，缴获了大量枪弹和被服、粮食。尽管取胜了，但是他仍然受到批评。1941年，游击队并入了太岳军区的八路军部队后，曹根成做地下党交通站的情报工作。1948年，他回乡务农。
村民薛晋增说，曹根成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人特别忠厚老实，因为战争中受过伤，所以身体不好。薛晋增见过曹根成脊椎骨下一处伤疤，是被日军的炮弹弹片击中的，一到天阴下雨，就疼得受不了。有人建议说，按照国家政策，他可以有工作和待遇。可是他不识字，不知道怎么找，也没有去找，所以，他晚年就靠着一亩薄地和捡破烂生活，生活很苦。
曹根成结婚后，生过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几岁的时候因为破伤风死了， 后来没有再生。曹根成是军人脾气，很倔，离婚了。一直到晚年，他都是一个人生活，住在土改的时候分给他的破窑洞里，十几年前就死在这眼破窑洞里。
曹根成去世前的十几年里，一直让薛晋增给他的老家陕西商南县写信。薛晋增现在还记得地址是：陕西省商南县王家店夜黄沟，曹三成收。曹三成是他的三哥，他家弟兄四个，曹根成是最小的。每到逢年过节，孤身一人的曹根成就拿来邮票和信封，让薛晋增给他写信，信中的内容都是对家中的思念，对父母的问候。 可是，十多年来，这些信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一封回信。没有回信他依然在写， 盼望着家人能够收到他的来信，他能够收到家人的回信。
现在，曹根成老家的地址是：陕西省商南县白浪镇汪家店夜黄沟。
曹根成非常思念家乡，非常思念家人，可是他没有钱回家，也因为不识字， 不知道路怎么走。后来，年龄大了，身体状况更差了，他更没有能力回家。
薛晋增说，上世纪80年代初，商南老家的人突然跑到平陆，找到曹根成，来的是曹根成的侄子和侄媳。直到这时候，村里人才知道曹根成的老家陕西商南也很穷，这次来平陆，侄儿还是向别人借的路费。曹根成的三嫂是逃荒要饭，来到了商南，被曹根成的三哥用一捆芝麻叶子换来的，后来生下了侄儿。侄儿来的时候， 曹根成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侄儿侄媳在平陆住了一段时间，曹根成家实在穷得没东西吃，侄儿侄媳就又回去了。.曹根成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孤苦凄凉中。
曹根成生前最大的愿望是：死后能够埋在父母的坟边。生前为了国家出外打仗，无法照顾父母《死后能够埋在父母身边，照顾父母。
1994年3月25日，曹根成去世了，死后埋在中条山中，他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他最终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陕西省商南县。
其实，山西平陆距离陕西商南并不远，车票不足100元。可是，就是这100元， 三十八军敢死队员曹根成也拿不出来，他只能带着一生的遗憾，含恨去世。
六六血战前，陕西军有一个营在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附近与日军打过一仗， 牺牲28人。战士们和村民们将这些战士掩埋后，树立了一块碑。后来，六六血战的时候，这个营开往了西郑村东面的杜马村，与日军交战，形势不利，向南撤退。最后，日军将他们围在了沙口村，他们中有的牺牲了，有的跳河了。村民们说， 这个营的营长叫张玉亭，这块碑叫后死碑。
我在《原十七路军序列沿革》中查找到，这个营的番号是一七七师一〇五九团第三营，师长是陈硕儒，团长是孙洁生，营长是张玉亭。
柴作宾是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人，当年张玉亭带着一七七师一〇五九团第三营来到村庄的时候，他20岁。
当时，柴作宾家住着一个班，班长姓李，有二十多岁。李班长很快就和柴作宾成为了朋友，两人无话不谈，李班长向柴作宾讲起了陕西的风土人情，陕西的粮食作物，他说他以前是学生，为了打日本鬼子才当兵来到山西。李班长经常向柴作宾讲起抗日救国的道理，有一次问他：“打日本需要全国人民一起打，你打不打日本？ ”柴作宾说：“我打，你发给我枪我就打。”李班长笑着说：“我知道你爸你妈舍不得你。”
这一班战士住在柴作宾家，和他家共用一个灶膛和铁锅。他们每人有一个搪瓷缸子，吃饭的时候，他们蹲在地上，端着搪瓷缸子吃。他们每天只吃两顿饭， 早晨九时一次，下午四时一次。他们做完饭后，柴作宾家才开始做。
战士们做饭的时候，从来不用柴作宾家的柴禾，他们做饭用的柴禾都是自己去村外捡拾。下雨天，柴禾潮湿，他们就把湿柴禾放在做完后的灶膛里烘干，就是这样也不拿柴作宾家的一根柴禾。有时候，他们没面吃了，就用钱向村子里买， 从来不会少给钱。自从家中住进了战士后，家里的所有活都被他们承包了，担水劈柴，打扫院子， 包括地里的庄稼活，却不要他们一分钱。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每户人家的活都让这些战士干了，村民们过意不去，夜晚就熬点稀饭让他们喝。那时候的人都很穷，也没有更好的东西。
每天黄昏时节，这些战士让柴作宾的父亲坐在院子中间的圈椅上，他们在圈椅前蹲成半圆，陪着父亲说话。有一次，李班长对父亲说：“你们山西平陆这地方不美，等把日本赶出去，打完仗了，你们家就搬到我们陕西，到我们村子住下， 先住到我家，我们那里地势平，吃的粮食也好。不过我们那里没有你们这里这么多的‘料浆石’，这种东西在陕西要用钱买。”不美是陕西方言，就是不好的意思。 料浆石，是一种石头，可以当建筑材料。
这一班战士和柴作宾家相处一直很融洽。其实，全营战士都和全村人相处和谐。他们穿着灰色军装，每个人臂膊上戴着徽章，上面写着一七七师，衣服胸口上还有胸章。战士们经常在村口练兵，走步，瞄准，劈杀，格斗，还唱歌曲，柴作宾至今还能记得他们唱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和《义勇军进行曲》。
这个营还有一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经常放在村子里的戏台上，让村民听。 全村人都跑过来看，跑过来听，他们很好奇，这个四四方方的匣子里怎么会有人说话，还有人唱歌，而且还说的是陕西话。每天，这架收音机旁都围着七八十个人在听。
解放后，柴作宾看到电影上演的八路军和百姓亲如一家，他给村子的人说： “我们村子里住的，肯定就是八路军。”而且直到现在，柴作宾都认为住在他家的李班长，肯定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人实在太好了。
西郑村的人都能记得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一名连副和村子里一名老人发生了口仗，还互相推推搡搡。张玉亭营长听说了这件事，就罚这名连副在村口站岗， 狠狠地批评他，说到气愤处，就顺手捡起一根细木条，抽打了连副几下。连副站完岗后，张营长又让他去那名老人家里，登门道歉。老人很受感动，连声说这样的军队，世上少有。
村民们都说，张玉亭营长个子很高，他带着两个卫兵，两个卫兵的个子也很高， 他们腰间别着20响盒子枪，看起来威风凛凛，其实是菩萨心肠，对老百姓非常好。
突然有一天，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是从芮城县两座山的峪口过来的，这条路能够行走汽车和坦克，这个地方就叫做二十里岭。按照时间推算，这应该是六六血战的前哨战。
柴作宾记得很清楚，那天，家里驻扎的那一班战士正在吃饭，村中吹起了集合号，这一班战士放下还没有吃完的饭碗，就背着枪跑出去了。后来，他们再没有回到家中。
一营人马集合好以后，张玉亭带着他们跑向村西。这个营有两门炮，村民套好牲口，把这两门炮向高地上拉。可是山路狭窄陡峭，异常难行，战士们就在后面推，大家喊着号子，终于把大炮推上了高地。高地上有一座土地庙，两门大炮就布置在土地庙边。
那次作战，柴作宾亲眼目睹了，他跟在战士们身后，跑进了一个壕沟里藏身。 战斗开始的时候，子弹落在他的身边，噗噗作响，他非常好奇，一直想抬起头来， 一直被战士按住了头顶。他从枪声中判断出那天来了很多日本人。
战斗结束后，这一营人牺牲了 28人，战士们用绳子捆着他们的上半身，再用绳子捆着他们的脚腕，抬到了村口的关帝庙外。北方农村人都很迷信，不让死在外面的人进村子，说这样会给村庄带来霉运，张玉亭营长也知道这个风俗，他就把28名牺牲的战士放在了村外。
村庄有很多人来看望牺牲的战士，柴作宾的父亲也来了，他家住的那一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他们当时布置在阵地的最前沿。柴作宾的父亲一看到这些战士， 眼泪就流了下来，他说：“刚才吃饭的时节都好好的，咋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
因为战事紧急，张玉亭营长把这28名战士暂时埋在了关帝庙外的土坑里，埋得很浅，还在掩埋每个人的地方插块木板，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张玉亭营长还在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和掩埋的地点，目的在于以后搬运尸体再次掩埋的时候，能够辨认。
做完这一切后，张玉亭就带着一营人离开了西郑村。
张玉亭离开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经常有野狗在村庄外出没，但是都没有刨挖关帝庙外的这块土地，村民们感到很惊异，纷纷传说：连野狗都知道那块地下埋的是烈士。
一个月后，张玉亭带着队伍回到了西郑村，他买了一些杨木板和杂木板，找来木匠订做了 28 口棺材，将牺牲了的28位战友重新起土刨出，装在了棺材里。
张玉亭还找来一个姓张的石匠，让张石匠给这些战友刻一块碑。张石匠说， 他知道北面的深沟里有一块大石头，可以刻碑子。然后，就和战士们从深沟里抬上了那块石头，放在了关帝庙里。到了夜晚，张玉亭叫来柴作宾，让他帮忙照看这块石头，别被不知道的人毁坏了。
第二天，张玉亭派人把那块石头抬到了豆腐坊，请全村人吃了一顿豆腐。那时候的农村很穷，能够吃上豆腐对于农民来说，都是一件很奢侈的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那天大家吃着豆腐，却很痛苦。在北方农村，结婚的时候，亲人们吃肉片； 丧葬的时候，亲人们吃豆腐。张玉亭营长请全村人吃豆腐，等于是给这28名战士举行葬礼，他把那28名战士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把全村人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很多人吃着豆腐，眼泪就落了下来。
张石匠把那块石头开成了石碑的形状，然后在正面刻上了 28人的姓名、籍贯等内容，在石碑北面刻上了碑文。
安葬的时候，张玉亭给每口棺材里放了一块砖，上面用刺刀刻着阵亡者的姓名。村里人都说，张营长很细心，这是为了以后陕西的家人搬运尸骨的时候，易于辨认。
除了这28人外，战士们还从附近的山上抬下了三具尸骨，是一七七师一〇六〇团的战士，他们遭受日军的炮击身亡，因为这三名战士的姓名没人知道，石碑上就没有刻。
墓坑挖好了，31 口棺材徐徐放下去，张营长带着全营战士，肃立在墓坑旁， 举起枪支，一齐鸣响，以示哀悼。当时，全村人都哭了。
安葬了战友后，全营官兵就开出了村庄。在村口，柴作宾找到张营长，让发给他一杆枪，他跟着队伍去打鬼子。张营长说：“我下次回来，就把你带上。”
张玉亭带着这一营战士奔赴沙口战场，与日军激战，后来，全营几乎伤亡殆尽。 柴作宾一直等着张营长他们回来，可是一直也没有等到。
掩埋31名战士的第二年，这座坟堆上就长了一棵柏树，刚好就在坟堆的正中间，村里人都说，这是烈士们的灵魂。
村民们年年清明节，就会来到这座坟堆前，给战士们烧纸钱（每年十冬腊月， 给战士们送寒衣，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墓碑没有人敢管，倒在了沟沿上，但是没有人砸毁，人人都知道这块碑石是给牺牲的战士们树立的。“文革”结束后，墓碑被重新竖起来，也重新恢复了烧纸钱的习俗。
这31名战士中，墓碑上刻写了28名。这28人中，有24名是陕西人，其余四名分别是河北、山东、山西、甘肃人。
但是，掩埋在西郑村的这些战士，他们有家人吗？他们的家人是否一直在寻找他们？知道他们掩埋在这里吗？西郑村的人都不了解。
时间进入了 2005年，有一天，平陆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富平宁走访中条山各个战场旧址，来到了西郑村，看到了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抗战工事，而在工事的旁边，有一个抗日殉国烈士纪念碑。石碑上一些文字湮没不清，但是能够看到石碑的顶端刻着“后死碑”三个大字，“后死碑”三个字让富平宁怦然心惊，这是何等样的冲天豪气啊。
碑文，富平宁看到上面刻着28位烈士的姓名和籍贯，他走访西郑村民， 了解到了 66年前的那场战斗，和当初掩埋烈士的情景，心中深有感触。可是，这 66年来，从来就没有一个陕西人来到西郑村祭奠牺牲的烈士。这些烈士有后代吗？有亲人吗？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和亲人的事迹吗？知道他们牺牲后掩埋在这里吗？
2009年，张恒来到中条山挖掘十七路军抗战史料，见到了富平宁，立即决定秦晋联合，共同寻找“后死碑”上这些烈士的后代。
然而，70年过去了，要寻找这些烈士的家人和后代，实在太难了。民国时候的户籍实行保甲制，地址是几保几甲，而解放后户籍实行公社大队制，地址是什么公社什么大队，又加上“文革”期间喜欢一些带有时代色彩的名字，所以，这 70年来，地名早就几经变易，如何才能查找到呢？
张恒和富平宁踏上了艰辛的寻亲之旅。
寻找每一个烈士亲人的下落，都是一段曲折的催人泪下的故事。
“后死碑”上刻着这样一个名字：一等兵汪家强年19岁陕西柞水凤翔河村二保。
2009年5月11日，张恒和富平宁来到了陕西秦岭深处的柞水县，从《柞水县志》 中查找到“柞水凤翔河村二保”，是今天的柞水县丰北河乡北河村三组。他们驱车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村，找到了村中67岁的汪祥才。汪祥才说，听说过他有一个叔叔叫汪家强，汪家强弟兄三人，老大叫汪家强，老二叫汪家胜，老三叫汪家和。 而他的父亲叫汪家印，和汪家强是叔伯弟兄。父亲汪家印已经去世了，但是生前曾经给他说过，大叔汪家强当兵的时候只有十五六岁，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音信，一家人很想他，但没法去找。
汪家强家亲弟兄三人，目前只有老三汪家和一个人在世，但是，他几年前已经搬到了泾阳县居住。
张恒和富平宁立即开车200多公里，来到了泾阳县云阳镇张群村四组，敲来了汪家和的房门。当时汪家和正在吃馒头，一听到张恒他们的来意，连馒头也不吃了，就招呼他们进屋坐。
汪家和已经79岁了，但是他能够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往事，他的大哥汪家强是 1938年被抓走当了壮丁。而现在，70年过去了，终于得到了大哥的音信。
汪家和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家里很穷。父亲离世很早，母亲和三子一女相依为命。有一家，一场大火又烧毁了家中的房屋，这一家人的生活更没有着落。 无奈之下，母亲让老大汪家强和老二汪家胜给财东家放牛，管吃饭，年底还能给点工钱。让老三汪家和与姐姐去讨饭。
1938年，惨烈的战争波及到了这座偏远的小乡村，由于前线伤亡惨重，急需补充兵员，各地就开始抓壮丁。有一天，老大汪家强刚刚回到家中，突然听到了剧烈的敲门声，情急之下，汪家强躲进了柜子里。保长带着人走进房间后，就四处搜寻，在柜子里找到了汪家强，用绳子捆走了。
母亲在家中安慰好受惊的孩子后，就去寻找大儿子汪家强。可是，汪家强已经连夜被送走了，送往山西前线。
此后，母亲就开始等待儿子回来，她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就总是念叨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他在哪里，而儿子离开后，连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母亲就开始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儿子能够平安回家。一直到临终的时候，她还在念叨着大儿子汪家强，不知道他在哪里。
上世纪90年代，也即是母亲去世不久，小山村里突然来了几个湖北人。他们自称是汪家强的儿子，当年汪家强从部队上回来后，落户在湖北，开了一家茶楼， 他们此次来到秦岭山中，是寻亲的。这伙人好吃好喝之后，还拿了汪家和100多元钱。当汪家和要跟着他们去湖北寻找哥哥时，他们拒绝了。
汪家和虽然隐隐约约感到这是一个骗局，但还是幻想这是真的。
而现在，见到了张恒和富平宁后，汪家和才知道了哥哥的下落，他流着眼泪说： 大哥是一个抗日英雄。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后死碑上有一名战士叫孙志成，碑文中记载他家在陕西安康一x中保，中间有一个字无法辨认。后来终于查找到，孙志成的家在安康市大同镇新丰村，孙志成当年被抓壮丁的时候，刚刚结婚，此后，丈夫走上中条山战场，夫妻两个就阴阳两隔。八年后，妻子遵循乡中习俗，和丈夫的哥哥结了婚。1965年，第二个丈夫去世后，她就一直守寡。而相隔70年后，她才终于知道了当年第一个丈夫牺牲在了中条山战场。
六六血战中，有多少人战死了，有多少人跳黄河了，有多少人失踪了，永远都是一个谜。
同样是二战，美国能够把每次战役的阵亡人数精确到个位数字，而我们这里还模糊在千位数字，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六六血战后不久，李家钰的四十七军脱离第四集团军编制，升格为第三十六集团军，与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并列。第三十六集团军开赴太行山南麓作战。
第四集团军的人员减少了，但是防区没有变。
这时候，守卫在中条山的中国军队接到了蒋介石关于鼓励伪军反正参加抗战的规定：凡伪军反正参加抗战者，一军仍编为一军，一师仍编为一师，颁发正式番号和经费。这个决定对于伪军的吸引力应该是很大的，与其给日本人当狗，不如挺起胸膛做人，职位不变，还有钱发。更重要的是，老百姓不会再骂了。我曾经采访过很多与伪军打过仗的抗战老兵，他们说，伪军前身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杂牌军，因为待遇不好，受到歧视，没有粮饱，才去当伪军苟安。伪军的战斗力很差，根本就不愿意打仗，所以，日军将伪军放在敌后战场维持治安，不敢放在正面战场作战，因为弄不好伪军会临阵倒戈。
第四集团军参谋长陈子坚在《第四集团军抗战纪实》中这样记载：孙蔚如对我说：“咱们的军队蒋介石只会借机裁减番号，决不会增加番号，这个规定倒是咱们增加番号和经费的办法。”
孙蔚如让陈子坚从直属部队中，挑选了 40多名有文化的、勇敢机智的士兵， 开办了瓦解伪军训练班，教授如何搜集伪军情报，如何瓦解伪军。这个训练班开办了三周后，学员们就分别被派到晋南各地去工作。
这些学员，其实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说客。
说客的工作，很快就收到成效。当时的晋南皇协军司令戚文平同意投诚，孙蔚如也向蒋介石申请了新编第三十五师的番号，任命戚文平为师长。晋南皇协军司令，听起来牌子很大，其实也就只有几千人马，一个师的人数。
反正的那天，日军知晓了消息，就派兵拦截。戚文平没有过来，只有副司令白云飞带着2000人来到了中条山，因为人数不足，就将这些反正的伪军与独立。
四十六旅合并为新编三十五师，孔从洲任师长，仍属三十八军编制。
李家钰率四十七军离开后，尽管又加入了 2000个反正的伪军。但是六六血战后九十六军和三十八军都伤亡惨重，兵力明显严重不足，而防线又过长，孙蔚如便将此前的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张茅大道以西，纵深太浅，难以回旋，在武器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面前，难以有胜算，所以，只将独立四十七旅放置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支千人游击大队，这个大队全是由本地人组成，熟悉地理环境，善于机动作战，队长名叫杨振邦，也归属第四集团军作战。孙蔚如为了发挥他们的特长，也将这支大队放在了张茅大道以西。
而张茅大道以东，层密叠嶂，峰险沟深，利于迂回穿插而不利于携带重武器作战。所以，孙蔚如将三十八军全部和九十六军主力放在了此处，构筑工事，坚壁高垒，等待日军来犯。
1940年4月中旬，驻扎在山西运城的牛岛师团又来犯，第四集团军驻扎在中条山的这两年，主要对手就是牛岛师团，双方多次激战，牛岛师团始终无法占到便宜，无法渡过黄河.
这次，牛岛师团尚未来犯，孙蔚如已经知道了消息，他和参谋长陈子坚、秘书长李百川和赵寿山、李兴中等将领磋商后，决定诱敌深入，牵着日军的鼻子， 将日军诱至平陆东部的望原一带，予以歼灭。
第四集团军开始紧密部署，准备痛击来敌，全军上下，士气高涨，决心回报六六战役的血海深仇。日军龟缩在运城里，缺乏重武器的第四集团军，想打他很难， 而现在日军出来了，刚好狠狠地揍他，这样的机会怎么能放过？
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桥突然从河南洛阳打来电话，要孙蔚如接听，孙蔚如担心上峰干扰自己的歼敌计划，因为此前已有过类似先例，永济保卫战的时候，教导团在韩阳镇阻击日军，让日军寸步难行。之后，日军包抄教导团，孙蔚如让教导团赶快撤入东面山中，然而上峰瞎指挥，不让撤退，结果让教导团付出了惨重代价。现在，上峰又来了电话，孙蔚如就摆手让话务员说自己不在。 郭寄桥无奈，又打电话给前线阵地的赵寿山说：“望原你们是守不住的，你们应当带部队绕到敌后，在同蒲线上作战。”
赵寿山捧着电话，斩钉截铁地说：“望原是中条山的心脏，望原若失，敌人就会举兵过黄河。”
郭寄桥问：“3卩你要是守不住怎么办？”
赵寿山说：“你给卫长官说，守不住望原，砍下我赵寿山的头扔进黄河。” 郭寄桥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挂断电话。
赵寿山将郭寄桥的电话内容报告孙蔚如，孙蔚如说：“望原要是丢失了，第一个扔进黄河的，不是你的人头，而是我的人头。”
孙蔚如将第四集团军最精悍的装备最好的教导团布置在望原坚守，他对团长李振西说：“望原要是丢了，你就拿着长竿到黄河里打捞两颗人头，一颗是我的， 一颗是军长赵寿山的。”
李振西“啪”地立正，神情严肃地说：“要真是那样，我的人头也在黄河里。” 这一仗，从司令到团长，第四集团军都抱着必死的决心。
张玉亭在六六血战后，因为作战勇敢，屡建奇功，由营长升为了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五二九旅一〇五七团团长。在这次战役中，他率领全团坚守平陆计固王村，这是张茅大道通往望原的必经之路。
张玉亭团坚守的阵地有三公里，而日军在这里投放的兵力有两个联队竹田联队和松井联队。按照中日军队的编制对照，日军一个联队相当于中国一个师， 那么就是说，张玉亭团所对峙的日军，是两个师的兵力。
4月14日，与日军最先接战的是一〇五七团二营。二营在遭受了日军飞机轰炸后，又与蜂拥而上的日军短兵相接。从午后激战至黄昏，张玉亭命令二营以班组为单位阻击敌人，主力向后撤退。
第二天，战况更加激烈，日军为了攻取计固王村，竟然一次性出动了 12架飞机， 还有20门大炮，对着计固王村狂轰滥炸。全团战士依托着两面山崖，阻击日军。 因为日军要从这里通过，必须走沟底的道路。
很多年后，张玉亭还感觉到“那天的战斗令人心寒胆惊，敌人的口令，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口令，敌人肯定也能听到”。那天，战士们还打下了一架日军飞机，日军飞机冒着黑烟，摇摇晃晃地碰在了山峁上，激溅起冲天的大火， 日军的攻击才停止了。
第三天，仍旧是旷日持久的血战。一〇五七团尽管伤亡惨重，然而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居然无法越过小小的计固王村。
4月17日，也就是激战的第四天，五二九旅旅长孙杰生带着一〇五八团大部赶来了，旅长在计固王村的团指挥部对张玉亭说：“师部、军部和医院、伤员、 辎重均已安全向东转移，你团已完成战斗任务，这几天打得很好，为了免受损失起见，应立即向后转移，如敌人援兵到来，定有一场恶仗，且有不堪设想的危险。”
张玉亭汇报了这几天的战斗情况后，提议说：“我团阵地还坚固，士气旺盛， 战斗力足可应敌，而敌人遭这几天的沉重打击，士气低沉，敌如无援军增加，就现时状况来说，敌人是无所作为的，况且白天移动，目标暴露，损失在所难免， 你和旅部可暂留计固王村，该村有我第二营在那里守备，我现时还有独立作战的能力，请旅长不要担心。如你离开计固王村时，不要带走我二营部队，仍令该营守备原地，你在走时一定要通知我，等到黄昏时，我以情况相机转移。”
这是当时张玉亭的原话。
苦战三天，让撤出阵地，还要再战，足见张玉亭当年的壮志豪情，有这样的团长，怎么能带不出一支钢铁团队？张玉亭，就是上面“后死碑”写到的那个含泪掩埋了 28位战士的三营营长。
下午，日军援兵果然到来，向计固王村阵地倾力一击。
布置在计固王村阵地最前面的是三营，与日军激战三个小时，日军无法跨前一步。
入夜，月色朦脆，日军组织敢死队，向三营八连坚守的磨盘山摸近，采用搭人梯和各种攀登工具，悄悄摸上了磨盘山。哨兵看到后，紧急鸣枪示警，刚刚躺下的战士们，持枪冲出，与敌展开白刃战。三营营长李少棠听到磨盘山传来喊杀声，立即带领援兵冲过来，力口入了巷战。一时间，枪声、喊声、呻吟声、咒骂声、 刺刀捅入身体的声音、刀片砍裂骨骼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黑暗中，鲜血在飞溅， 汗珠在飞溅。李少棠的头部被日军刺刀捅伤，顾不上包扎，仍旧大呼酣斗，指挥杀敌。最后，爬上了磨盘山的日军大部被砍杀，少数几个连滚带爬跌落到了悬崖下面。
与此同时，一营坚守的阵地也遭到日军偷袭，战况同样极为激烈。
午夜过后，虽然张玉亭还想再战，但因为考虑到上级命令，不能与日军再战， 只能忍痛转移。
可能，当年身为团长的张玉亭，不知道集团军的部署，不知道这次的战略是将日军引诱到望原一带，再予以痛歼。由于战略部署属于高级军事机密，也许当初只有第四集团军少数高级将领知道。
和战斗进行到了第四天，旅长才来通知团长张玉亭转移。我采访上高会战老兵的时候，感觉到这场战役和望原之战如出一辙，它们都是将日军引诱到一个可以设伏的地方，然后痛击。参加上高会战的是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内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首的第七十四军。第七十四军据守上高，等敌来犯，而别的部队在一路阻击，然后让开大道，占领两厢，让日军通过，当日军来到上高城，与第七十四军接战，别的部队再从四面包围，歼灭日军。此战，日军大贺茂第三十四师团几乎被全歼。而当初在上高会战中担任阻击任务的团营长们，也一直不知道第十九集团军的战略意图。
日军一步步地向望原靠近，他们不知道，第四集团军已经张开口袋，就等着他们钻进来。
望原其实是两个山头，中间是一道深沟，深沟里有一条道路，可行车辆，还有一条名叫洗耳河的河流，宽约30米，可浮舟楫。
在望原山头上等候的，是第四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是李振西。在永济保卫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团强悍的战斗力。
教导团严阵以待，等着冤家上门报到。
4月19日凌晨，中条山下突然涌来了一股巨大的寒流，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倒春寒。一时间狂风呼啸，雨雪交加，碗口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道路泥泞，行走困难。在这样的天气里，日军固守不出，依靠空中的飞机投送给养，坐在火堆边取暖，而中国军队却冒着严寒，踏着满地泥泞，向望原集结。
就是错过了这一天时间，日军遭受了覆灭。而中国军队利用了这一天时间， 对日军的包围形成了。
美国将军史迪威说：中国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也许只有世界上最为吃苦耐劳的中国军人才会在大风雪中艰苦跋涉，完成战术行动。
4月21日，在激战了多天后，日军鼻青脸肿，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望原。他们自以为胜利在望，自以为多日的激战终于看到了曙光，没想到，他们跌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中。
在望原，李振西将炮兵营部署在半山腰，每门大炮上都掩盖着树枝和荒草， 日军的飞机即使低空飞行，也难以发现。炮兵营的两边，是五个步兵营，五个步兵营都藏在窑洞一样的掩体里，日军的飞机飞到上空，还是不会发现。
望原就是日军的坟墓，而日军就是这样洋洋得意地走进了坟墓。
日军一进入火力圈，大炮上的伪装才被搬走了，战士们才从窑洞样的掩体里冲出来。日军指挥官从望远镜里看到眼前的景象时，彻底惊呆了。这支中国军队装备异常精良，大炮也有十门。炮口像嗜血的嘴巴一样，对准了他们，大炮的两边， 每隔几米远就有一架重机枪，密密麻麻的重机枪，一眼望不到边。机枪手托着枪把和子弹袋，路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日军没有想到阻击他们的这支中国军队，装备会这么好。
事实上，教导团是第四集团军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也是装备最好的部队。日军碰上教导队这样的硬茬子，不被打死也要被打残。
日军指挥官脸上的惊愕表情还没有消退，十门大炮就一齐吼响，炮弹带着尖厉的啸声，炸得日军的残肢断体和湿润的泥土一齐飞溅。
教导团在望原与日军血战三日，日军虽然全线压上，并派飞机轰炸，但是无法突破教导团防线。
据老兵胥继武说，这三天教导团击退了日军几十次进攻。
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日军像疯狗一样蜂拥而上。李振西对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殷义盛说：“日本人来势汹汹，你马上给我抽出100名不怕死的精干小伙子， 每人发一箱手榴弹，冲下山去，炸了狗日的。我这边用炮火掩护。”
殷义盛对着好多天没有洗脸的战士问：“我要下山打狗日的，谁愿去？”
战士们扬起一张张黝黑的脸，争着要去。殷义盛挑选了最前面的100个人， 每人扛上一箱手榴弹，准备出击。
半山腰的炮火响了，激起漫天的烟雾和尘灰。殷义盛一摆手，就带着100名敢死队员出发了。陕西和山西一样，都属于黄土高原，沟壑纵横，这些敢死队员从小就在这样的山沟里割草、放牛、玩耍，所以，每人扛着一箱沉重的手榴弹， 仍然健步如飞，行动敏捷。
硝烟散后，敢死队员就来到了山脚下的埝畔上。日军刚刚发现近在咫尺的敢死队员，还没有反应过来，埝畔上的手榴弹就铺天盖地砸下来，砸在他们戴着帽子的脑壳上和同样几天没洗脸的臭气熏天的脸上。手榴弹的爆炸声炸成了一片，
爆炸声中还夹杂着敢死队员陕西味十足的骂声：“狗日的……驴日的……”
一箱手榴弹30枚，100名敢死队员每人一箱，100箱手榴弹就是3000枚。啊呀，3000枚手榴弹，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爆炸，那会有多壮观，日本人怎么能受得了？ 就算十颗手榴弹炸死一个日军，日军也要付出300条性命。望原山下，道路狭窄， 300条性命报销了，等于日军的先锋敢死队全死了。
手榴弹投掷完后，殷义盛就带着敢死队员涉过齐腰深的冰冷的洗耳河，向日军发起反冲锋。一番激烈的白刃战后，日军溃退了，清点人数，100名敢死队员伤亡大半。
中国的敢死队打败了日本的敢死队。
4月25日，第四集团军各路部队完成了对日军的全面包围，并发起了攻击， 日军无法招架，仓皇逃遁。日军企图越过中条山渡过黄河的阴谋，又一次破碎了。
根据张玉亭的回忆，望原战役中，第四集团军打死打伤日军1500多人，击落飞机一架，缴获轻重机枪、掷弹筒、枪榴弹20个，我军伤亡421人。敌我伤亡比接近4:1，这样的伤亡比例，在抗战中是很少见的。
在我军伤亡的421人中，有一名战士叫马勤动，他的父亲叫马吉甫，陕西省朝邑县（现为大惹县）人。
马勤动父子都是教师，在朝邑县的小学任教。马勤动很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8年，赵寿山率领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在晋西北离石县碛口镇驻扎时，整训军队，还渡过黄河来到延安，拜见了毛泽东，请求毛泽东给十七师派一批骨干分子。 毛泽东当即指示中共陕西省委玉成此事。陕西省委就从地下党员中抽调了 100余名骨干，在陕西三原县成立了十七师教导大队，进行培训，为十七师输入干部。 马勤动当时就在教导大队中。这年，他只有20岁。
培训三个月后，教导大队东渡黄河，来到中条山中，与三十八军会合。
在中条山，马勤动参加了永济保卫战和六六血战，依靠战功升为排长。
1939年中秋节前，马勤动从中条山中回到家乡朝邑县，拜见父亲，娶妻结婚。 中秋节刚过，马吉甫就教育儿子马勤动：大丈夫应立志报国，不能留恋儿女情长。 马勤动又匆匆返回中条山前线。
在望原血战中，马勤动所在部队奉命在平陆县窑斗村堵击日军，阻止日军逃跑。当时，日军被李振西的教导团阻击后，前进不得，只能狼狈返回，没想到又掉入了包围圈。日军为了逃命，拼死向北进攻，企图打通回到运城的通道。在窑斗村，马勤动率领全排战士英勇拼杀，竭力阻击，激战昼夜，全排全部壮烈牺牲。
时隔不久，远在陕西朝邑的马吉甫听到了儿子阵亡的消息，家人悲痛欲绝， 而马吉甫饮酒大笑，然后，他给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写了这样一封信：
“将军率三秦健儿在晋屡挫敌锋，使倭寇不敢越雷池一步，捷报传来，不胜钦佩。小儿勤动，自追随将军帐下，常以效命疆场，为国牺牲等语，时加谆告。 六月初旬，传言小儿已于四月十四日阵亡，最后从章庄马宝嘉家中见将军复该马连附一函，始知勤动于四月二十五日窑头之役为国捐躯。当时人皆以为忧，我独以为喜，我喜其死得其所。现在该地点是否属我方占据，我意欲前来搬骨，以安伊母之愿，乞掷一音，鹄候不等，肃此辞退，顺颂勋安！”
这封书信极为感人，儿子战死疆场，父亲不忧反喜，认为儿子死得其所。而父亲唯一的愿望是，想来战场搬走儿子的尸骨，让儿子的母亲感到慰藉。
赵寿山军长给马吉甫回复了一封信，信中说：要来搬尸，已不可能，因为交战惨烈，尸体已无法辨认，当日只能分别予以掩埋，不能一一标志。赵寿山让马吉甫达观处之。
从赵寿山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年的战斗情形，全排战士不但全部壮烈殉国， 而且死无全尸，面容已无法辨认。
马吉甫的来信当年刊登在三十八军半月刊《新军人》杂志上，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马吉甫为了寄托对儿子的思念，写过很多诗歌，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伊母焦思梦不成，镇日占卜问神明；
我来且向西窗下，无聊写诗泪已盈。
整装两次已登程，烽火连天未到平；
待看贼平胜利日，好收尔骨付先茔。
抗战本身最光荣，为报国仇不苟生；
人生自古谁无死，你今死比泰山重。
1992年11月7日，距离马勤动牺牲已经42年了，年已八旬的马吉甫为了了解儿子马勤动当年牺牲的情景，从陕西省大荔县来到了陕西省军区干休所，见到了儿子生前的战友姚杰。老人对姚杰说：“请你告诉我，勤动牺牲在什么地方？ 哪个山梁上？我要到那里去，在他牺牲的地方抓一把土回来也甘心。”一句话说得姚杰泪流满面，他不由自主地讲起了马勤动牺牲的情景。不料，老人听着听着， 激动不已，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1988年8月30日，姚杰带着从马勤动牺牲的地方一一窑斗村抓来的一包土， 来到陕西省大荔县步昌乡伏坡村马家庄，把这包土撒在了马吉甫老人的坟头。
望原战役是陕西军击退的日军对中条山的第11次成规模的进攻，也是陕西军对日军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作战。很多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都认为，在1938年至 1941年的三年间，日军共对中条山发起了 13次成规模的进攻，其中有11次是针对陕西军坚守的中条山西段，因为这里纵深很浅，日军很容易翻越中条山来到黄河渡口。
1941年5月，日军发动第13次进攻，一举攻占了 17万中国军队坚守了三年的中条山。这时候，陕西军，也就是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因为与八路军走得太近， 被调到了黄河南岸，离开了中条山。没有了铁柱子，中条山轻易就被攻破。
毋庸置疑，在当时中条山各路中国军队中，由陕西冷娃组成的第四集团军是战斗力最强的，是他们撑起了中条山的大半个天空，粉碎了日军一次次渡过黄河的企图。
陕西人的性格决定了这支军队的勇猛。
中国有四个对后代影响极为深远的朝代：周秦汉唐。这四个朝代无不是崛起于陕西的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周武王开疆拓土，一统天下，将中华民族带入了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秦始皇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焊将精兵一直打到了东部海滨，要不是茫茫大海阻挡了百万铁骑的脚步，他们会征服世界；汉武帝北征匈奴， 南伐夷越，把以剽悍著称的游牧民族赶到了欧罗巴洲；唐太宗四海宾服，八方来朝， 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周秦汉唐之所以强盛，与它们有一支剽焊无畏的战无不胜的军队是分不开的，而这样的一支军队，当初都是发源于陕西，是陕西人组成了这样一支军队。
陕西地处西北方，天高地阔，大地苍茫，风劲雨急，山险沟深，气候寒冷， 生活苦焦，恶劣的气候环境锻造了陕西人顽强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吃苦耐劳， 信念坚定，极重义气，一诺千金。而自古以来在这片土地上传唱的秦腔剧目，又都在宣扬着一种忠肝沥胆、舍生取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所以，对国家的忠诚贯穿在每一代人的言传身教中，流淌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
爱国家，不怕死，能吃苦，这就是一个优秀士兵最基本的素质。
我采访参加过中条山战役的陕西老兵时，他们说：我们不是给蒋介石打仗， 也不是给国民党打仗，我们是给国家打仗，给中华民族打仗。所以，尽管他们一再受到上峰的刁难和排挤，他们遭遇到种种不公和不平，但是依旧勇往直前，蹈死不顾。
1940年8月，彭德怀将军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在华北战场发起了百团大战。
八路军在山西河北的战场上，同时袭击日军。与此同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电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也派主力部队，策应百团大战I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也致电孙蔚如，予以配合作战。
孙蔚如立即命令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认真执行，陕西军进入中条山区各县， 爆破、伏击、强攻、偷袭，让日军不能派出兵力增援，减轻了八路军战场的压力。 与八路军同时作战的，除了第一战区，还有第二战区。在山西和河北，中国各路军队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惶惶不可终日。
三十八军与八路军渊源很深。
1939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大肆抓捕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平陆县的共产党员也面临危险。腊月二十三，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从内部知道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平陆县境内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即将被抓捕，他想营救，又因为身份的特殊，不便营救，便打电话给三十八军九十七团团长张复振说：“我得到可靠情报，平陆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正向你防地逃窜，你们要务必缉拿，一网打尽。” 张复振是共产党员，他接听了赵寿山的电话后，就明白了这是军长在给他报信， 要他保护这些共产党员。九十七团里，三个营长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十八团中，三个营长全是共产党员。
张复振接到赵寿山的电话后，立即与活跃在平陆县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队长吴仲六联系，将身份暴露了的共产党员秘密送到了太行山区，将身份还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安排在三十八军，穿着三十八军的衣服，国民党特务无法分辨。
这些被保护的地下党员中，很多人解放后都担任了省地一级的官员。
这些年来，我先后采访了很多名参加过中条山保卫战的抗战老兵，老兵们都说，陕西军在抗战中，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即使当年少不更事的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上千名童子军，在面临日军合围时，宁肯跳进浊浪翻滚的黄河中，也不愿做俘虏， 更何况陕西军中的成年人。
为什么会这样？
陈忠实的解释是，陕西人老老少少都喜欢秦腔，秦腔中的大忠大奸大爱大恨贯穿在每部戏剧中，每部戏剧都反映了忠肝义胆、保家卫国的主题，所以，忠勇刚烈的性格流淌在陕西人的血液里，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种特点在陕西人中非常普遍。陕西人把拥有这种性格的人叫做冷娃，不怕死， 不怕苦，一条路走到黑，撞倒南墙不回头，这就是陕西冷娃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