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共产党帮助整军（1/1）
永济战役结束后，三十八军赵寿山部重归孙蔚如三十一军团。
赵寿山和孙蔚如是孩提之交，中学的时候又义结金兰，后来又一同在杨虎城将军麾下并肩作战，可谓同窗浄友。杨虎城的部队中，战斗力最为强悍的是教导团， 孙蔚如和赵寿山都先后担任过教导团团长，赵寿山是孙蔚如的继任者。杨虎城的部队中，三十八军是绝对的主力，孙蔚如和赵寿山又先后担任过军长，赵寿山还是孙蔚如的继任者。
全面抗战开始，孙蔚如渡过黄河的时候，司令部驻扎在芮城县陌南镇六官村， 赵寿山就提出过异议。赵寿山结合中条山地形认为，司令部选择在六官村风险极大，没有回旋余地，此为败招。
中条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东头大，西头小，形同一个唢呐。而六官村就位于这个唢呐的吹口，南北纵深很短，日军只用半天时间就能够翻越中条山， 从山北走到山南。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日军攻占了永济城和韩阳镇，却无法攻占教导团坚守的辛庄时，就从山北翻越中条山，一下子就冲到了三十一军团司令部所在的六官村。
司令部放在六官村是一招臭棋。
然而，总部设立在唢呐的吹口位置，是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主意，他的意见是为了便于联系，孙蔚如不便反驳。结果，三十一军团司令部差点被日军剿灭。
我怀疑当年蒋鼎文坐在西安，吃着老马家的羊肉泡馍和老孙家的葫芦头，连中条山都没有去过，就纸上谈兵把三十一军团司令部设置在六官村，差点让孙蔚如蹈入死地。
庸将误人，更误国！
永济战役让中日两国的军队都见识到了陕西军的威武和陕西冷娃的凶悍，日军的战报中曾经这样写道：“杨虎城的这支军队作战顽强，不输于日本军队。”
蒋介石和卫立煌也极为看重这支军队，他们派遣这支军队守卫中条山的西段， 也就是从平陆到永济一线，也就是唢呐从吹口到中间的这一段。这一线是中条山纵深最短的地方，而且也是日军西渡黄河进入西安和南渡黄河进入洛阳的战略要地，是中日双方都极为看重，而且势在必争的地方。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来到中条山，都会知道日军要进攻中条山渡过黄河，肯定会选在这条线上，因为日军只消半天就能够越过中条山。而如果选择在中条山的东段，那么不仅山路崎岖难行，重武器无法搬运，耗费时日，而且还会陷入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中，难以脱身。
所以，从1938年到1941年，日军共对中条山进行了 13次大型进攻，而每次都选在中条山的西段。所以，驻守中条山的中国军队虽然很多，而与日军作战最激烈的，是防守中条山西段的孙蔚如的陕西军。长达三年的中条山保卫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陕西军与日军的作战。
《条西武装斗争简史》中这样写道：“在1938年到1940年，驻守中条山的国军有第三、九、十四、十五、十七、二十九、三十八、八十、九十三、九十六、 九十八等军，以及阎锡山第八集团军、新二师、八师、独立旅等部队，但是，除了赵寿山的三十八军、李兴中的九十六军和武士敏的九十八军等部队外，大多数部队都消极抗日，没有认真进行训练和防范。”
在长达三年的中条山保卫战中，东线的中国军队很少有作战的机会，而西线的赵寿山三十八军和李兴中的九十六军几乎每隔几个月就有一场大战，而小战更是无日不与。所以，当1941年陕西军被调离后，日军趁机大举进攻，疏于防范和没有多少抵抗能力的东线部队一败涂地，防守了三年的中条山终于被日军占领， 国民党军队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就这样丢失了。
陕西军被调离，缘于被“赤化”。当时有传言，陕西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而且各级军官的一半都是共产党员。
为了防止继续“赤化”，陕西军被调走，没想到刚刚调走了陕西军，中条山就丢失了。
陕西军“赤化”，不是空穴来风。当年共产党在黄河以北的军队叫八路军，而孙蔚如的这支陕西军被称为“七路半”距离八路只有半步。
我在采访孙蔚如的儿子孙存京的时候，他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
蒋介石给孙蔚如打电话训斥道：“你说赵寿山不是共产党员，孔从洲不是共产党员， 你还给他们担保，现在，赵寿山投了共产党，孔从洲也投了共产党，你的军队中还有多少共产党？ ”这是孙蔚如生前告诉儿子孙存京的一段话。
陕西军和共产党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
孙蔚如手下的四大虎将之一孔从洲曾经写过一篇《我随杨虎城将军到皖北》 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到了孙蔚如给共产党员巧妙地通风报信的故事。
孔从洲在17岁就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当年杨虎城兵败，蛰伏陕北，孔从洲参加了杨虎城的陕北培训班的学习，很快就成为了陕西军中的一员大将。
“二虎守长安”后，杨虎城带着陕西军誓师北伐，当年陕西军是唱着这样的歌曲离开陕西的：
三秦健儿出潼关，
不灭吴寇誓不还。
北伐胜利再凯旋，
长安古城更壮观。
吴寇，就是吴佩孕，当年军阀混战，杨虎城将军率领的陕西军，向军阀吴佩孚开战。可是，在商丘和砀山一带，陕西军陷入直鲁联军的重重包围，作战失利， 撤到皖北。这时候，孔从洲在炮兵连当连长。
孔从洲在商丘城里遇到了魏野畴，魏野畴是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在榆林中学当老师，也是陕西著名的教育家。杨虎城在陕北养精蓄锐的时候，与魏野畴相识，聘为军师。将士们都亲热地称呼他“魏先生”。
当时，商丘城里大水漫漫，身穿长袍布鞋的魏野畴无法走过，炮兵连的小战士余福生就将魏先生架在炮车上，让马拉着走。余福生是个孤儿，“二虎守长安” 的时候，加入了杨虎城的部队。
魏野畴坐在炮车上，和炮兵战士们谈笑风生，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还随口吟出一首诗歌：
六马拉一炮， 随处都可到。 谁要敢胡闹， 轰他几大炮。
他的风趣幽默带来一路的笑声，让大家忘记了失败的悲伤。
陕西军撤退到皖北后，炮兵连驻扎在太和城的文庙里。魏野畴一有时间，就来到炮兵连，和大家谈笑风生。他布衣长衫，留着胡须，学识渊博，谈锋很健， 满口浓重的陕西方言，给炮兵连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还教炮兵连里的战士学文化，给他们讲故事。但是，皖北人都吃米饭，而陕北出生的魏野畴喜欢吃饺子和面条，所以，他每次来，战士们都想方设法给他弄到饺子或者面条。
陕西军来到皖北不久，冯玉祥就派一个名叫杨政洲的人过来，劝杨虎城去开封驻扎。这时候，杨虎城名义上归属冯玉祥指挥。杨政洲是前清的举人，他和杨虎城交谈不久，就因为话不投机而离去。又过了几天，冯玉祥再派南汉宸过来， 力图拉杨虎城北上。南汉宸和杨虎城相识多年，私交甚好。可是，南汉裒不但没有拉杨虎城去开封，而且自己也留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南汉宸发现杨虎城部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而他自己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杨虎城的部队里，有一种回到家中的感觉。
南汉宸留下来后，杨虎城就举办了一所干部培训学校，由南汉宸任校长，魏野畴是政治处长，而陕西军中的共产党员骨干都做了教师。南汉宸和魏野畴也亲自授课，一时间，干部培训学校成为了共产党的军校。
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清党，一时风声鹤唳，气氛极为紧张。而这时候， 杨虎城又要去日本，干部培训学校面临危机。临行前，杨虎城将陕西军中的各项工作交给了孙蔚如，并叮咛说：干部培训班的这些人是我们请来的，在不得已的时候，要礼送他们出去，保证他们的安全，留个以后见面的机会。
杨虎城离开后不久，皖北的气氛突然变得非常紧张。一天，孔从洲遇到了同在陕北培训班上课的同学吴岱峰，吴岱峰行色匆匆，他问：“你干什么？ ”吴岱峰说： “孙师长让我送一封急信到郑州，要当面交给段象武。”孙师长，就是孙蔚如。
段象武当年是杨虎城军队的高级幕僚，当杨虎城带着陕西军转战皖北的时候， 段象武留在郑州负责陕西军的后勤供应和兵员补充。而吴岱峰，名义上是杨虎城陕西军中的军官，实际上是共产党在院北的负责人之一。此时，吴岱峰的身份已经暴露，孙蔚如赶紧将他送到郑州加以保护。
吴岱峰离开了这支陕西军后，来到郑州段象武处，郑州照样形势危急，段象武又送他离开了。后来，吴岱峰成为陕甘红军创始人之一，担任过红二十九军军长。 解放后，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吴岱峰走后不久，有一天，孙蔚如突然找到孔从洲，让他带一排人，护送干部培训学校的师生离开皖北。孔从洲判断可能出事了。
确实是出事了。当时，魏野畴成立了院北特委，决定发动武装暴动，不料事不周密，被侦知，陕西军中所有共产党员骨干的名单落到了孙蔚如手中，要求逮捕。 孙蔚如将这些党员集合起来，每个人发给路费，让他们赶快上路。孙蔚如本来打算派遣一个排的战士护送他们出境，可是又担心泄密，选来选去，选中了五名可靠的士兵，由孔从洲带着，趁夜离开皖北。
这批党员一共有110人。
孔从洲将他们送到了安徽界首，交给了驻守在界首的西北军将领萧之楚。萧之楚和孙蔚如私交非常好，他将这110名党员又安全地交给了郑州的段象武。
萧之楚，就是著名武侠家萧逸的父亲。萧逸，与金庸齐名。
孔从洲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这些同志一个也没有受到伤害，1930年，我们还见到了其中的一些人。”
孔从洲以后和毛泽东成为了儿女亲家。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嫁给了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他们在1959年结婚。
孔从洲在这篇文章中写道，1962年，炮兵出身的他担任炮兵工程学院院长， 毛泽东和他深谈，问他民国时候为什么会有两个西北军？冯玉祥、杨虎城都叫西北军，如何划分？孔从洲说，冯玉祥叫面t军是指行军路线而言，他被张作霖打败，从包头跑到五原，到苏联见到斯大林，苏联给了他枪炮，他组织起来，经宁夏入陕西，得到于右任的支持，解了西安之围。而杨虎城叫西北军，是就地域而言， 因为部下大都是陕甘人。
毛泽东又问，靖国军都投降了，杨虎城怎么没有投降？孔从洲说，杨虎城高举靖国军的旗I。只不倒，主要是受党的影响，他的部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在榆林时就认识魏野畴，他是陕西兴平人。
毛泽东说：“哦，陕西出人才，李自成是陕西人，司马迁是陕西人，魏野畴是陕西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有著作呢，他对西北军的影响不小。以后呢？”
孔从洲说，魏野畴以后去了皖北，颍州有次暴动是他领导的，牺牲了。
毛泽东深情地说，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点燃了皖北革命的烈火，胜利真是来之不易。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们家就牺牲了好几口！
吴岱峰也写有回忆文章，他在《忆太和军校中党的工作》中详细写到了孙蔚如保护他脱险的经历。
四一二事变后，吴岱峰从西安动身来到郑州，找到段象武。此年冬季，吴岱峰又来到了皖北太和，见到了魏野畴，魏野畴当年在杨虎城部担任政治部主任。 想想看，一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员，这支部队的共产党员还能少吗？
魏野畴让吴岱峰去军官培训学校去学习。
吴岱峰以前就跟随杨虎城，他的才华深受杨虎城器重。吴岱峰直接找到杨虎城，杨虎城让参谋写了一封信，吴岱峰拿着这封推荐信来到了军官培训学校，被任命为第三大队中队长。
不久，有40多名共产党员离开了军事培训学校，吴岱峰所在的大队里还有 30多名。一天，一名党内同志告诉吴?峰说，军委要党员名单。当时军委的负责人就是魏野畴。吴岱峰将剩下的30多名党员名单交给了来人。随后，就听说，魏野畴要这些名单，是准备举行武装暴动。吴岱峰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他们就在军校里积极准备着，随时开赴战场。
过了几天，孙蔚如派警卫把吴岱峰叫到了办公室，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吴岱峰矢口否认。孙蔚如问：“你当队长不是共产党员？ ”吴岱峰说，他只负责上操， 不是共产党员。
过了一天，孙蔚如又派警卫把吴岱峰叫到办公室，劈头就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吴岱峰依然说不是。孙蔚如发了脾气，他把一份名单放在了桌子上，让吴岱峰看。吴岱峰依然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孙蔚如转换语气说：“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现在不行，在皖北这个平原站不住脚，南方江西红军是在山地， 你们这些娃娃胡闹！”
吴岱峰还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孙蔚如从抽兜里拿出一封信，声色俱厉地对吴岱峰说：“给郑州办事处送信去，快走！”
吴岱峰匆匆走出了军部大门，看到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上面来人已经开始捉拿共产党。吴岱峰走到无人处，拆开书信，看到上面写着：“吴振东从军多年，念其旧好，发给路费，着回原籍。”他明白出事了。
吴岱峰，名振东，字岱峰。
吴岱峰回到军校，见到司务长，司务长说：“军部叫你快点走。”一名青年参谋拿了一张通行证递给吴岱峰，催促脑快上路。
时天已黄昏，吴岱峰跑到大街上，雇了一辆洋车，出了太和城，一路不敢停歇。第二天到了漯河，然后换乘火车来到郑州。段象武一见到他，就训斥道：“你们这些娃娃干的啥事，你不能在这里待了，快走，你回家去吧。”吴岱峰又拿着段象武开具的护照，离开了郑州。
离开郑州，无处可去，吴岱峰又来到了河南省南部的驻马店，当时驻扎在驻马店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名叫杨实初，以前也在杨虎城的部队当教官，还是共产党员，陕西渭南人。吴岱峰投奔了杨实初。
杨实初说，他离开了皖北太和后，魏野畴就去了阜阳，决定发动暴动，军委书记由一个姓宋的担任。没想到姓宋的叛变了，把全军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单都交给了孙蔚如。孙蔚如看到自己军中居然有100多名共产党员，立即命令把这些共产党员集合起来，每个人都发了路费和通行证由炮兵连长孔从洲护送出境。
杨实初说，目前，他已经和党组织联系上了，劝吴岱峰留下来从事农运工作。 吴岱峰与一名小学教师建立联系，他是驻马店党的负责人，安排了吴岱峰的工作。
孙蔚如明白自己的军队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他总是在竭力保护。孙蔚如的儿子孙存京说，父亲孙蔚如曾经告诉他，陕西军中大家都是兄弟朋友，尽管信仰不同， 但是情同手足，那种出卖朋友兄弟的事情，陕西人干不出来！
靖仁秋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谈孙蔚如先生与共产党的一段联系》。1932 年，靖仁秋在孙蔚如的部队中任中校参谋，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天，孙蔚如的秘书张退庵悄悄来到他家，一直走进了卧室，拿出一封密电说：“蔚帅让你看看， 让你赶快离开西安。”这封密电是从鄂豫皖剿共剿出了一份共产党文件，文件中有靖仁秋的名字，要孙蔚如立即逮捕靖仁秋，并限制十日内就地处决，还要呈复。
因为有孙蔚如的保护，靖仁秋躲过了追杀。
后来，靖仁秋在宝鸡又见到了孙蔚如，再次加入孙蔚如的军队。
当蒋介石派遣孙蔚如的军队进攻驻扎通江、南江、巴中的红四方面军时，孙蔚如找到靖仁秋，让他去打通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双方互不侵犯。靖仁秋派遣武志平完成了这一任务。
孙蔚如这边是武志平，而红四方面军那边进行联系的则是徐以新。
1933年5月，武志平从汉中出发，来到了川北，和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傅钟、曾中生建立了联系，其间还见到了张国焘。
武志平的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三十八师的少校参谋，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 武志平这次带来了四川的军用地图，这对偏居一隅的红军来说，相当珍贵和重要，
武志平离开川北时，徐以新陪同他来到了三十八军驻守的汉中，见到了孙蔚如。徐以新写道：“总的来看，孙蔚如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他主要是希望我们不要向陕西方向发展，同时能把胡宗南赶出西北地区。在这个原则下，他同意双方建立一条可以经常来往的交通线，并愿对我们提供物资。他们还把胡宗南的一些调动情况告诉了我，给了我一部分军用地图。”
当年6月下旬，徐以新第二次来到了孙蔚如驻守的汉中，这次，双方商定： 互不侵犯，配合打胡宗南，建立交通线，给红军提供物资。
徐以新还与孙蔚如中的地下党员见面开会，他们一致反映，这支部队广大官兵很同情红军，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
徐以新写道：“从战略意义上来讲，由于有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使川陕根据地不会受到腹背攻击，巴山后方减少了后顾之忧，我们便可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
当时，孙蔚如担任三十八军军长。
三十八军给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共产党也没有忘记这支倾向于红军的部队。
1984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了 1984 年第31号文件，文件名为《关于确定原杨虎城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通知》中说：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虽然形式上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际上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是按照我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同日、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这份文件对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工作的时间做了具体的规定，时间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而杨虎城部的另一支军队九十六军，也参照这份文件的规定。
这就等于是，“七路半”的十七路军，终于在晚年享受到了和八路军同等的待遇。
和孙蔚如一样，赵寿山同样和共产党军队渊源很深，他的军队很早就与共产党有联系。
1938年8月，经历了永济血战的三十一军团伤亡惨重，而补充兵员，也多是从黄河西岸的陕西补充。这一点，和桂军很相似。我在采访桂军老兵的时候，他们说，那时候，不论部队伤亡有多大，都要从广西补充兵员，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往往一个连排里，都是同一个村庄的战士，所以打仗的时候众志成城， 作风强悍。陕西军也是这样。
补充的新兵需要培训，需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有人就给孙蔚如建议，让八路军进入三十一军团当老师，八路军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连战连捷，战术得法， 如果三十一军团能够学到八路军的战法，得到政治思想工作的真传，部队的战斗力将会大大提高。
孙蔚如欣然同意。
孙蔚如同意的原因是，早在一年前，八路军就帮助赵寿山的十七师整军，让十七师的面貌焕然一新。孙蔚如相信，八路军也会把三十一军团锤炼成一支钢铁之师。
全面抗战刚刚开始，赵寿山就带着十七师奔赴了抗日前线，在河北战场和山西战场与日军艰苦鏖战，他们连续作战数月，兵员大为减少，又得不到补充，最后一战中，因为没有弹药，部队用石头与冲上阵地的日军拼杀。十七师刚刚开赴战场时，是满员的万人，而经过多月激战，仅剩2700人。
即使这样，十七师仍然没有乱，交替掩护向后撤退。在从保定到太原的撤退中，国民党军队22个师都是一败涂地，唯有赵寿山的第十七师成建制撤离。1940 年，在重庆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总参谋长何应钦听说了当年山西战场的情景， 就问赵寿山为什么十七师败而不乱，赵寿山回答说：“进攻的时候，我冲在最前面， 撤退的时候，我走在最后面。”何应钦大为感动，对身边人说：“我军所有师长都能这样做，何愁日军不能歼灭！”
山西战场上的战事告一段落后，十七师补充新兵，战斗力大打折扣，赵寿山秘密派参谋来到太原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十七师留在敌后打游击，壮大力量。于是，赵寿山带着十七师来到了八路军防区的离石县碛口镇进行整训。
当时的十七师装备极差，缺衣少食，八路军战士从自己身上脱下了 500套棉衣， 送给十七师，当地群众带上布鞋、食品慰问十七师官兵，党中央还先后派遣南汉宸、 程子华、续范亭前来看望，让十七师深受感动。
十七师的地下党组织，结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了 “三大禁令四大口号”。三大禁令是：禁吸大烟、禁止赌博、禁止嫖娼，四大口号是： 自觉纪律、自我教育、经济公开、人事公开。
民国时代，抽大烟是一些部队的必修课，比如黔军，当年对黔军的称呼是双枪将，是说他们上阵的时候，一定会带着两杆枪，一杆是步枪，另一杆是烟枪。 抽着大烟的部队，能有多大的战斗力？桂军禁烟，禁出了中国数一数二的钢军， 黔军不禁烟，战斗力就处于全军末流。当时有顺口溜这样说：“黔军滇军两只羊， 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旧军阀的军队里，除了抽大烟，赌博和玩女人也是主要内容。在很多历史资料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是依靠高压和棍棒来维系的。孙蔚如东渡黄河的前夕，在陕西省朝邑县的黄河渡口就看到下级军官在用皮带打两个逃兵。孙蔚如厉声制止，让他们拿起枪支，走上了抗日战场。结果，他们英勇杀敌，壮烈殉国。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杨圣清也曾经说过，他小时候，在他的家乡，山西省中条山夏县的一个村庄里，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长官用棍棒殴打两个逃兵，把棍棒都打断了，两个逃兵被打死，埋在了村外的土坑里。第二天，杨圣清再经过土坑的时候， 看到两个逃兵的尸体已经被野狗刨出来吃掉了。
在那时候的国民党军队里，惩罚士兵的方式很多，主要有关禁闭、殴打、羞辱， 甚至杀头。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上级为所欲为，下级噤若寒蝉，上级是奴隶主， 下级就是奴隶，上级对下级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下级在上级面前毫无人格可言。十七师提出了“自我教育”，废除打骂制度，就调动了所有人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提高了士兵的地位，官兵平等，如果违反纪律，则一视同仁。
“自我教育”，则更是一个突破，让将士们认识到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的问题。官兵们有了民族荣誉感和保家卫国的观念，部队的战斗力自然也就提高了。
在旧军队里，吃空饷和克扣粮饷是家常便饭，士兵们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当官的在银行存着巨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不公开。在旧军队里，拉帮结派非常严重，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事不公开。十七师要求“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成立了 “士兵经济委员会”，监督伙食粮饱，当日公布，当月结算，超支下月弥补，结余大家平分。而在选拔人事方面，大家评选，论功奖赏。正因为十七师参照八路军的经验，进行了这一系列改革，所以纪律严明，情绪高涨，精神振奋，团结一致， 成为了像八路军那样的一支极富战斗力的部队。
后来“三大纪律四大口号”又改成了 “不嫖、不吸、不赌”和“不扣饷、不压级、 不扰民、不遭民”，增加了如何和老百姓相处。
十七师隶属于三十八军，三十八军的前身是十七路军。十七路军的创始人杨虎城，出身于农民家庭，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杨虎城做了西安行营主任后， 将家从陕西蒲城搬到了陕西三原。我在三原东里堡采访的时候，听到很多老人说， 当年杨虎城回家中距离很远就下车，步行进村，见到村中所有长辈都笑脸问候， 返回西安的时候，也是步行出村，在距离村庄很远的地方才上车。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杨虎城将军对老百姓的尊重。
中条山中的百姓则说，十七路军驻守中条山的时候，他们经常利用战斗间歇给老百姓干农活，播种收割，挑水扫院，而且救济抉困，举办识字夜校，兴办学堂，教唱抗战歌曲。那时候，十七路军的防区里能够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解放后，当地人看到电影中放映的八路军帮助百姓劳动的时候，他们说：“十七路军也是这样。”
中条山中的老百姓，至今还把陕西军叫做十七路军。其实，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后，番号就被取消，先后改为了三十八军、三十一军团、第四集团军。
那时候，中条山中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贫穷，尤其是到了三四月份，更是青黄不接。每年这时候，赵寿山让每位士兵从自己的口粮中，每天省下一两粮，周济百姓。我在中条山采访的时候，很多老人流着眼泪说：“这样好的军队，打着灯笼都难找。”
还有一些老人，至今还把十七路军当成了八路军。
其实，赵寿山的十七师，很早就与八路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37年1月，赵寿山担任了十七师师长，就派人到上海找到党组织，要求派干部到十七师协助工作。1938年春，赵寿山在山西前线，秘密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也当面要求毛泽东派干部来十七师改造部队。
与此同时，共产党选派了一批得力干将到十七师，帮助赵寿山锤炼这支队伍。 这些人分别是：山西省委潘自力介绍的申敬之，北方局安子文介绍的杨晓初和孔祥祯，北方局南汉宸介绍的崔仲远和庞志杰、杨明轩等，他们都分别在十七师担任要职。
有这样一批重要的共产党员在赵寿山身边工作，形成了一个浓厚的联共抗日的氛围，这些人向十七师官兵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讲解游击战术，有的甚至直接指挥作战，他们是赵寿山可靠得力的军事骨干和高级幕僚，保证了十七师严明的纪律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1938年冬季，永济战役结束后，赵寿山接受了这批地下党员的建议，在平陆县圣人涧镇的茅津渡举办了干部培训班。茅津渡是一处黄河渡口，它和黄河的另一处渡口风陵渡同样有名。风陵渡是山西通往陕西的渡口，黄河对岸就是陕西潼关；茅津渡是山西通往河南的渡口，黄河对岸就是河南三门峡。
这时候，赵寿山是三十八军军长，他亲自兼任干部培训班主任，而孔从洲担任副主任，共产党员孔祥祯担任教育主任。
永济战役后，孔从洲的警备第二旅改编为独立四卜六旅，划归赵寿山指挥。
干部培训班，设有军官班，轮流培训三十八军现任军官，学生队又叫教导队， 培训新干部；军士班轮训班长。另外，还有军需队、军医队、通信队，专门培养各种技术人才。每期两个月。
干训班的课程内容，除了军事知识外，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军侵华史》 《国际国内形势》《三大禁令四大口号》等，而教官则包括上面所写到的共产党员。
后来，据统计，在抗战中，赵寿山的干部培训班培养出了 1500名高素质的干部， 其中有共产党员500名，这些人成为了三十八军的中坚力量和军事骨干。
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这样记述赵寿山：他自从茅津渡训练班开学后，即由军部搬到了茅津渡干训班，几乎所有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课程，他都亲自参加，还对每个学员进行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家庭、身世和思想状况。对300名教导队的新生，他都能随口叫出姓名，更何况军官班的学生。
当年的《扫荡报》也对赵寿山的生活作风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赵军长提出了三大禁令、四大口号，他自己首先极为严格地执行着。
他在生活中严格与士兵同甘苦，吃一样的糠菜馒头，穿一样的灰布军装。
而那时候，能够位居军长的，都是呢子将军服，饮食也有特殊供应。但是， 贵为军长的赵寿山，和士兵同甘共苦，而且每逢冲锋，都冲在前面，每逢撤退， 都走在后面，跟着这样的军长干，士兵们能不卖命吗？
《平陆文史资料》中写道：
上中条山后，赵寿山不但要求士兵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而且要部队关心群众生活，为百姓解决困难。有时候，日军把山口封锁了，他就组织部队去山外购回粮食，帮助群众渡过难关。他还让部队帮助群众恢复了因为战火而停办的72所学校，让孩子们能够上学……
毛泽东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正因为赵寿山的部队能够在中条山中，和百姓打成一片，团结一致，才使得日军一次次进攻和扫荡都以失败而告终。
茅津渡培训班中，有一门课程是关于游击战的，而这门功课的老师，则是邀请的八路军。八路军指战员用他的切身经历，讲述了如何开展游击战，如何能够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有效地打击和消灭敌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游击战的国家，遍及亚洲和欧洲30多个国家，但是，运用最成功的是中国的八路军。那些国家只是把游击战当成了小的战术在战场上使用，比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阻击队，南斯拉夫丛林中的游击队员，然而，只有中国才把游击战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让敌后战场变成了汪洋大海，让日军陷入广泛的游击战中难以自拔。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人类战争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敌后战场广泛的游击战和正面战场的阵地战相结合，才取得了中国战场的胜利。
《孔从洲回忆录》也详细写到了当年和八路军合作的事情。
十七师自从进入晋东南以后，就在第二战区东路军朱德、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开展游击战争，整训部队。那时候，朱德是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
时任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的孔从洲写道：在独立四十六旅常唱的革命歌曲中， 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游击队歌》《黄河谣》等之外，我还让我的秘书共产党员何寓础编写了两首歌曲：《爱老百姓歌》和《独立第四十六旅旅歌》。 《爱老百姓歌》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爱百姓，不能去打骂。
他们的东西，丝毫不许拿。
只有那爱惜，没有糟蹋。
要借先交涉，用毕就还，坏了赔偿。
哎，爱百姓就是爱自己。
《独立第四十六旅旅歌》中有这样的歌词：
生为中华，死为中华，
拿起革命的武器，
誓与日寇战斗到底。
我们不杀侵略强盗，
就会死在强盗手里。
杀敌！杀敌！
血战永济八昼夜，
杀得敌人心胆寒。
中条山上烽烟飘，
抗日军人逞英豪。
时至今日，我们这些言简意赅而意蕴深远的歌词，还有一种温暖和激昂并存的感觉。
孔从洲写道：“通过以八路军为榜样进行的新式训军，让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全旅官兵的面貌焕然一新，很多官兵思想进步，苗壮成长，连队里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到处可以听到抗战的歌声，军民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我在中条山采访的时候，还听到一位老人唱《三十八军军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三十八军，三十八军，
我们是铁的三十八军。
我们在雪花山上，
血花染红了我们的刀枪；
我们在乏驴岭上，
日军的尸体塞满了战场。
井陉车站夺火炮，
高平关外截车辆；
磧口整军振旗鼓，
茅津千训威名扬。
这是神圣的战争，光荣的战争，
最后定把日寇彻底埋葬。
老人们说，这首歌曲那时候经常能够听到，士兵们出操、吃饭、行军的时候， 总会唱起，时间长了，小孩子们也学会了唱。后来，三十八军调到了河南，他们有事没事还会在一起唱这首歌。
这首歌，写尽了三十八军的光荣和辉煌，每次唱起来，都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这段时间，日军没有大的行动，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军队都在加紧练兵，严阵以待。谁都知道，这是大战前的寂静。
1938年11月，孙蔚如的三十一军团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所辖部队，除了以前赵寿山的三十八军和李兴中的九十六军外，还增加了李家钰的四十七军。总司令为孙蔚如，副司令为李家钰。
李家钰，川军名将，是从班排长一步步升为军长的农家子弟。全面抗战爆发， 川军开赴前线，临出川时，李家钰作诗一首明志：
男儿仗剑出四川，
不灭倭寇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都处是青山。
之后，李家枉率四十七军18000人，草鞋单衣，步枪大刀，步行4000公里， 抵达晋东南抗日前线，与日寇殊死拼杀。当时，因为四十七军与八路军防线交叉， 李家钰也曾邀请刘伯承给四十七军讲述游击战战术，还派遣多人去八路军中学习游击战。
李家链在第四集团军中担任副司令仅有一年左右，便升为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面对日军进攻，李家钰主动殿后，掩护友军撤退，不幸牺牲。
二战时期，中国有两个集团军司令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一个是张自忠，一个是李家钰。
这段时期里，陕西军不但和日本鬼子打过仗还和二鬼子打过仗。
二鬼子，就是指不是日本国籍，但是替日本人打仗卖命、充当炮灰的人。
当时的二鬼子，除了朝鲜人，还有蒙古人。
I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进入了日本，把—封美国总统写的书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日本开放口岸，进行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这一事件，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日本大门，也惊醒了日本千年来的混沌迷梦，很多人意识到，要改变当时日本落后世界很多的境况，必须富国强兵。于是日本人开始努力学习西方，很快就国力强势。
强盛了的日本开始扩张侵略，将被侵略的痛苦转嫁在了别的国家和民族身上。
I875年，日本用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大门，丨876年2月，在朝鲜西海岸的江华岛签订了《江华条约》，朝鲜逐步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I89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软弱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其中有一条就是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并很快占领东北三省； 1932年3月1日，日本一手策划了“满洲国”,1933年3月，日本又占领热河省全境， 那时候的热河省包括现在的辽宁、内蒙古、河北各一部分。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国内的兵力严重不足，就从沦陷区里和占领区里大量征兵，给他们的侵略战争充当炮灰。这些人，就被我们称为“二鬼子”。
听一些老人回忆说，二鬼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朝鲜鬼子他们和日本鬼子一样坏。
但是，二鬼子的战斗力和日本鬼子是不在一个档次上的。
永济战役结束后，袁启亚升为了十七师的上尉连长。
一次战斗结束后，战士们伏击了日军一辆卡车，这次战斗也是采用八路军教给的伏击战，集中优势兵力，一战就奏效，全歼日军。
战士们攀爬上日军的汽车车厢后，突然全都傻眼了，接着就齐声高呼。那一卡车的车厢里，居然装的全是羊肉。
当时大家等候日本汽车经过，等了好几天，风吹雨淋，早就饿得饥肠漉糖， 日本鬼子突然送上来这么多的羊肉，怎么能不欢欣鼓舞！
战士们一人扛着一扇羊肉，来到一个叫做沟口的村子。汽车没有人会开，就把能拆下来的零件全部拆下来，拆不下来的就用两颗手榴弹炸了，不能留给日本人。沟口村里没有人。因为日军经常骚扰，村子里的百姓都躲在了山里。战士们找到一口大铁锅，倒上水，放进去两扇羊肉，加上火，流着口水等待吃羊肉。
水“咕咕”地冒着气泡，香味开始散发出来，可是没有盐巴，没有调料，怎么办？ 有人看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有一颗花椒树，就连枝带叶地折下几根，丢在铁锅里。
羊肉才有八成熟，大伙就忍耐不住了，捞出来，你一块我一块撕扯着狼吞虎咽。 一锅羊肉不够吃，又煮第二锅，最后，把那颗花椒树折光了。
吃完羊肉，打着饱嗝，战士们扛着剩下的羊肉，兴高采烈地回到介部。很多人说：“还是八路军的办法好，守着鬼子的交通线，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连羊肉都给送上门来了。”
第二天中午，全营开会，朱营长站在村外草坪边的一块断墙上，给袁启亚这个连训话。营长说：你们连这几天饿着肚子伏击日军，取得胜利，我很高兴，团长也很高兴。但是，你们在沟口村的时候，折老乡家的花椒树，违反了纪律，就差没有点火烧房了！这些天来，你们天天说学习八路军，学习八路军，学成了这个茄子样？这次将功补过，以后谁再敢违反纪律，该杀头就杀头。
袁启亚带领连队的这次伏击战，彻底改善了全营的生活。团长听说缴获了日军一车羊肉，没有盐巴煮，就派人送来了盐巴。
八路军的纪律很严厉，陕西军跟着八路军学习，纪律也相当严格。至今，在 7戈济县韩阳镇六官村，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孙蔚如的司令部驻扎在六官村，村民姚之田家那时候是财东家，房子多， 孙蔚如就住在姚之田家，他的卧室对面是机要室和马房。那时候姚之田很小，孙蔚如很喜欢他，就认他做干儿子。给孙蔚如喂马的马夫叫李茂绪，对战马非常喜爱。
有一天下午，李茂绪在村道上遛马，突然迎面跑来了一头公驴，公驴对着母马咆哮起来，不愿离去。李茂绪情急之下，顺手拿起铁锨，想赶走公驴，没想到下手太重，公驴受伤了，当天晚上，血流不止，公驴死了。
孙蔚如听说了这件事情后，就要按照军法处置李茂绪。那时候，一头毛驴就是一户农家最主要的财产，按律当斩。全村人都向孙蔚如求情，包括毛驴的主人， 然而，孙蔚如还是下了命令。
六官村的人说：“一头毛驴比一个士兵的命还值钱，这是老百姓的部队啊。”
那时候，吃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晋南有一座盐池，东西长四十里，南北宽五六里，在夏县境内，安邑东南， 张店正西。这座盐池日产食盐上万斤，历朝历代都供应华北各省。日军没有占领夏县前，盐池边有两座盐山，积年累月，盐山上的尘土足有一尺厚，旁边的树木有一搂粗；日军占领了同蒲路后，也知道此处盐池对华北各地，尤其是中条山民众的重要性，派遣重兵把守，将树木伐尽，担心会隐藏中国军队。
盐池落入了日本人手中，中国军队和当地民众吃盐成了大问题。这时候，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就命令赵寿山的三十八师，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将盐池抢回。
赵寿山把侦察的任务交给了袁启亚。袁启亚带着便衣队化装成老百姓，混进了村庄里。侦察后得知，先前看守盐池的日军一个中队刚刚调走，驻防盐池的是一群二鬼子，他们偷偷地收钱卖盐，价格奇高。
二鬼子，那是些什么人？ 一群死狗烂猫，二流子加狗腿子，他们就是陕西军案板上的鱼，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当天晚上，袁启亚那个营就奉命攻打盐池。一阵乱枪响过，二鬼子们就仓皇逃走，走的时候为了逃跑方便，连枪支都丢了。周围村庄的村民看到中国军队顺利占领了盐池，立即奔走相告，抢运食盐，所有能用上的牲畜都用上了，所有能用上的搬运工具也都用上了，马、骡、驴、牛，大车、小车、推车、背包，通往盐池的道路上，昼夜奔走着兴高采烈而又脚步匆匆的人群。不但村民们搬运，战士们也在搬运，没有工具，就把裤子脱下来，两个裤腿装满了盐，然后一前一后放在肩膀上。
袁启亚担任警戒任务，他看到有人从盐洞里拖出了死尸，全身乌黑，皮肤却没有一点腐烂。村民们解释说，人埋在盐中，就如同腌肉—样，肉体不会腐烂变质。
他还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明嘉靖年号，说明这个盐池早在明代就被开发。
三天后，日军集中重兵，想要占领盐池，他们没有想到二鬼子太不中用了， 一击即溃，连给他们集结的时间也没有留下。盐池丢失后，日军只能翻山越岭， 长途奔袭，就这样耽搁了三天时间。
然而，已经晚了，盐池不但被当地百姓和中国士兵抢运一空，而且劳师远征的日军还中了埋伏，损兵折将，丢下几十具尸体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一位前清秀才看着山谷中来不及运走的日军尸体，文绉绉地吟诵道：“可怜华夏土上骨，尤为瀛妇梦里人。”
此后，日军再不敢打盐池的主意。
时隔不久，袁启亚又与二鬼子打了一仗。
这年4月，麦收在望，袁启亚带着连队保护百姓收割麦子。而日军也在抢夺麦子。去年的这个时候，呼营长就是因为保护老乡收割麦子，而在日军的炮弹下牺牲的。
还是和去年一样，全连以班为单位，分成九个小组，分别保护九处的老乡。
袁启亚本来想着会有一场大战，没想到遇到的又是二鬼子。
那时候，收割庄稼都是在夜晚，因为白天视线好，目标大，日军的飞机和大炮会来轰炸。而到了夜晚，老乡手挥镰刀，脚不沾地地向前收割，战士们埋伏在田埂边事先挖好的战壕里，等着冤家上门报到。战斗，肯定是会有的，只是迟早的问题。
那天快要黎明的时候，雾霭散尽，袁启亚的视线里出现了一群肤色励黑的二鬼子，身材高大，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战士们惊问袁启亚，这是些什么人？袁启亚也不知道，他只能让战士们沉住气。那些身材高大的家伙似乎还没有学会怎么作战，他们端着枪，直挺挺地走过来，丝毫也没有戒备。
二鬼子们走到距离战壕仅有三四十米的时候，袁启亚才喊打，一阵排枪过后， 他们就倒下了一片，手榴弹扔出去，又倒下了一片。二鬼子们突遭袭击连还击都没有，就仓皇逃走，地上丢下了一大堆尸体。
整个战斗只有几分钟。
二鬼子逃走后，袁启亚带着战士们查看情况，看到这些二鬼子都是彪形大汉， 满脸都是胡茬子，像狗熊一样笨重。
战场还没有打扫结束，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日本飞机。袁启亚命令所有人半跪在地，一起举起步枪，当飞机飞到头顶上的时候，战士们手中的步枪一起响起， 飞机吓了一跳，左右摇晃着，飞到了山峰背后。
战士们都没有想到，这群二鬼子居然这么好打，他们连怎么冲锋都没有学会， 就被日本鬼子赶上了战场。这样又笨又蠢的家伙冲上来，战士们举起步枪，几乎不需要瞄准，一枪就可以撂倒一个。
袁启亚说，按照惯例，日军的飞机侦察后，肯定很快就有一场战斗。那架飞机没有投弹，没有扫射，在他们上空转了一圈后，就仓皇逃遁，肯定是侦察机。
当时，已到午后，想向几十里外的营部申请援兵和弹药补充，已不可能。所以， 战士们只能依靠手中不多的弹药，展开一场无法预测结果的阻击战。
袁启亚将全连集中在了一处最险要的地方，阻敌来犯。
太阳落山了，天色昏暗，倦鸟归巢，中条山中显得异常静谧。暮色中，鬼子果然又出现了。由于距离很远，无法断定是日本鬼子，还是二鬼子。
和早晨的进攻不一样，这次他们改变了进攻方案。当鬼子走到距离阵地还有二三百米的时候，突然止步不走了，他们抬来了十几架迫击炮，对着中国军队的阵地轰击。袁启亚让战士们藏身在战壕中，一动不动，等到迫击炮声停止，才站起身来，准备出击。
暮色愈来愈浓，脚步声愈来愈近，袁启亚看到眼前是一个个巨大的黑影，他们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果然又是二鬼子。袁启亚喊声“打”，身边的两挺机枪就一起喷吐火舌。那些傻大个们啊呀呀叫着，像一群受惊的耕牛，扭头向后跑去。跑得慢的，就被子弹追上了，咬住了屁股，一头摔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战士们哈哈大笑。打这样的二鬼子太轻松了，只用抽一袋烟的功夫，就能打退一次攻击。
此后，一直到半夜时分，二鬼子们都没有再进攻。
就在战士们以为二鬼子们早就逃跑了的时候，夜风中突然送来了浓郁的煤油味，接着，就看到了冲天的火光。二鬼子们抢不到成熟的庄稼，就把煤油泼在还没有成熟的庄稼上，点燃了，不让百姓收割。可是，愚蠢的二鬼子们忘记了，夜晚放火，火焰照耀如同白昼，他们原形毕露，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了中国军队的视线里。袁启亚身边的两挺机枪欢叫着，这些二鬼子像醉汉一样东倒西歪， 瘫在了地上。
二鬼子的愚蠢，超出了阻击军队的想象空间。
直到天亮，二鬼子都没有再敢发动进攻。
太阳升起来了，千沟万塾沐浴在一道灿烂的霞光中，停歇了一夜的鸟雀又唧唧咋咋飞出来了，飞翔在中条山明净的天空中，鸟雀们不知道这里正在发生激战。
随着太阳在战士们视线里升起的，还有一队鬼子骑兵。骑兵看起来训练有素， 他们吆吆喝喝地叫喊着，呈着一条直线冲过来，冲到了距离阵地百米的距离，突然一齐散开，像一片乌云一样席卷而来。他们俯身在马的脖子下，从前面望去， 只能看到奔跑的马匹，看不到马上的人。袁启亚高喊：“打马前胸，快打。” 一阵排枪过后，冲在前面的马倒了下去，有几匹马依靠惯性一直冲进了战壕里，轰隆隆地倒了下去。
前面的马倒下去了，后面的害怕了，他们拨转马头，继续吆吆喝喝地叫喊着， 一溜烟地逃跑了。
倒进战壕里的“骑士”站起身来，一个个络腮胡须，肤色黝黑，果然是二鬼子。 他们张牙舞爪，伸出蒲扇大的手掌，想抓住战士们摔跤。战士们才不会像他们那么傻，面对着摇晃着膀子冲过来的二鬼子，一刺刀就将他们捅了一个透心凉。
骑术高超的二鬼子的骑兵部队被打垮后，朱营长率领的两个连赶到了，半夜时分的枪声惊扰了驻扎在几十里外的另外两个连队，他们知道这里有战事，而且战事发生在夜晚，就一定是成规模的战斗，他们连夜赶来增援。
援兵一到，二鬼子就竞相逃命，将一场战斗变成了长跑比赛。
一夜战斗过后，清理战场，发现缴获二鬼子战马七匹，步枪百余支，子弹无数， 打死近百人，而我方仅有23人受伤，且还是被鬼子迫击炮弹炸伤。
麦收季节，天气异常炎热，鬼子暴尸荒野，很快就臭不可闻。那种浓烈的尸臭钻进了战士们的鼻孔中，挥散不去。无奈之下，战士们只好挖个大坑，把这些鬼子的尸体掩埋了。
可是，尸臭的气味异常顽强，那种臭味钻入鼻孔，沁入骨髓，让人无法忍受， 无论是在吃饭睡觉，还是在行军打仗，那种强烈的气味都会让人心烦意乱，痛不欲生。
鬼子们的尸臭，让战士们无法忍受。
后来，有人说，多闻大便的气味，就能够抵抗尸臭，这叫以毒攻毒。
袁启亚说，这个办法果然疗效显著，闻几次大便，就忘记了尸臭。每次吃饭前， 战士们先争着抢着闻大便，自己没有大便的，就排着长队闻别人的大便。那段时间里大便是最受欢迎的。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再没有人说尸臭了。
在永济血战到后来的六六血战这一年里，袁启亚所在的部队一直在中条山中的芮城县陌南镇附近打游击，陌南镇距离黄河仅有几千米，黄河那边，就是河南省灵宝市的函谷关镇和崤山。函谷关和崤山在历史上非常有名，《过秦论》这样说：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崤函之固，就是说的崤山和函谷关。崤山是秦岭东段余脉，隔河与中条山对峙。函谷关是古代最有名的关口之一，“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历史上的老子过关、鸡鸣狗盗典故，都与函谷关有关。
日军如果占领了中条山，进而渡过黄河，就能够占领崤山和函谷关，然后向西， 直抵陕西。函谷关以西，是关中平原，是八百里秦川，无险可守，日军如果进入关中， 西安就会很快丢失。西安如果丢失，日军向北进入陕北，那里有毛泽东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向南进入汉中，然后顺着秦蜀古道南进，重庆指日可下，重庆有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
陌南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在这一年里，袁启亚走遍了陌南镇及其周边的所有村庄，也走遍了每一道沟壑每一条山岭，他们常常牵着鬼子的鼻子行走，然后在将鬼子拖垮拖累后，突然神兵天降，予以歼灭。他们已经变成了一名穿着国民党军队衣服的“八路军”。
袁启亚他们不但学到了八路军的游击战，还学到了八路军“放手发动群众”、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精髓。他们一方面向群众宣讲战争形势，调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一方面争取汉奸伪军，将他们发展成为暗探，让他们提供情报。
此前，我在采访八路军老兵的时候，他们都说起过当年打鬼子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老兵们说，那时候，一到夜晚，八路军就带着大喇叭出发了，趁着夜色摸到了日军炮楼下面，对着炮楼喊话，给炮楼里的人上课。有时候上政治课，讲讲国际国内形势，小鬼子日子长不了，赶快弃暗投明?有时候上教育课，指名道姓说炮楼里的谁最近表现不好，武工队准备收拾你。炮楼里的伪军吓坏了，噤若寒蝉， 不敢不听。炮楼里的鬼子也在听，但是他们听不懂。个别顽固分子从炮楼露出头来， 想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射击，八路军的神枪手在黑暗中早就一枪飞过去，结果了他。 所以这样的课程，你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听得多了，伪军汉奸就不敢胡作非为就将鬼子的一举一动提前报告给八路军，八路军一伏击一个准。
针对汉奸，八路军也有的是办法，找到汉奸的家人，让给汉奸做工作，如果铁定心做汉奸，结果肯定很不妙。自己的家人都被八路军找到了，汉奸能没有后顾之忧？能踏实做汉奸吗？就这样，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汉奸，都做了八路军的暗探。鬼子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通知八路军。
八路军就是孙悟空，日军就是铁扇公主。铁扇公主法力再大，但是对钻进自己肚子里的孙悟空无可奈何。
在敌后战场作战，来无影、去无踪的八路军的战法是最管用的，八路军的思想教育工作也是最管用的。
那时候，学习八路军战法的，不仅仅是当地民众口中的杨虎城十七路军，也就是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还有坚守中条山敌后战场的其他军队，比如武士敏的九十八军和高桂滋的十七军。
武士敏和高桂滋都是抗日名将，他们同杨虎城都有极深的渊源。
武士敏是河北省怀安人，出生于富商之家，很早就考上了天津北洋法政学院， 成为了那时候极为罕见的大学生。
当时，中国大地上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激战正酣，武士敏和晋陕两地的革命党人续范亭、弓富魁、南汉宸结为患难之交，同赴国难，扫除帝制。武士敏的三个拜把子兄弟中，续范亭和弓富魁都曾经在华山之巅与杨虎城结拜为兄弟，而南汉裒又是杨虎城聘为高级军师的早期共产党员。
孙中山号召北伐时，武士敏变卖袓产，支持北伐。而袁世凯死后，他又看淡名利，拒绝了河南省警察厅长的职务。
武士敏文武双全，精通骑术。当年，有一支塞外骑兵，以骑术精湛而自负， 不愿归顺，武士敏苦练数月，终于练出一身好骑术，马上射击，弹无虚发。塞外骑兵心悦诚服，同意归顺。
1927年，杨虎城在军阀混战中，兵败退入皖北，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同时， 广泛邀请各方豪杰，听闻高级军师南汉宸谈起武士敏，立即延请武士敏任所部第—师第一旅旅长。
当年皖北有两股大的土匪势力，欺压良善，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杨虎城派遣武士敏和赵寿山各率一部，很快剿灭了这两股土匪。
之后，武士敏一直在杨虎城帐下任职，参与杨虎城部大小战役上百次，每战必胜，深得杨虎城器重。
1936年秋，武士敏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随后，西安事变爆发，因为武士敏是杨虎城所部高级军官，遭逮捕后经于右任先生极力说情，才被释放。
西安事变后，武士敏和赵寿山、孔从洲一样，参加了庐山干部培训班的学习。 正在这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武士敏和赵寿山一样，立即开赴华北前线。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手下有两大干将，一个是孙蔚如，一个是冯钦哉，他们是杨虎城的左臂右膀。西安事变时，冯钦哉离开了杨虎城，跟随南京政府，被任命为二十七路军总指挥。二十七路军也是冯钦哉以前的部下，此后这支部队不再属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不再属于人们口头所说的陕西军。而留下的部队，被改编为十七路军，孙蔚如任总指挥。
二十七路军和十七路军一样，说是“路军”，其实只有一个军，二十七路军只有一个第七军，十七路军只有一个三十八军。冯钦哉任二十七路军总指挥兼第九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八军军长。
二十七路军，也就是第九十八军，下辖三个师，武士敏任第一六九师师长。
武土敏和赵寿山、孔从洲一样，在庐山军官培训班尚未结业，就返回部队。 当年，一六九师驻守在陕西省大荔县，武士敏刚刚回到大荔，就连夜带领部队步行穿过洛河与渭河，行走一天一夜，来到潼关，在潼关才有火车可以坐。
就这样，武士敏带领一六九师开赴华北前线，来到了河北省平山县。
在平山县，武士敏初战告捷，然而很快就遭到日军优势兵力攻击。武士敏与日军血战三天，掩护友邻部队撤退，等到娘子关友军布防完毕后，才交替撤退到了井陉关。
此时，日军骑兵部队已经穿插到了一六九师的前面，而一六九师全靠双脚在崎岖的山间行走。
在井陉关附近，一六九师特务连意外发现一处河滩上有上百匹日军战马，全部红色，身躯高大，正在饮水。那时候，日军的战马都是用军舰从日本运到中国的， 所以对每匹战马都极为珍视。
当时，一个日军正在山坡上插太阳旗，特务连士兵看到后，扔过一颗手榴弹， 将这个日军炸死。然后，全连所有的机枪扫向日军战马，一百匹战马和看守的日军大半被打死，人血、马血染红了河面。
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激烈的枪声惊醒了宿营的日军，他们立即组织力量反扑。 可是，于事无补。特务连是什么？是一个师师部的警卫部队，是全师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也是装备最好的部队，每一个战士都是身经百战，骁勇异常。日军的骑兵，
当然会是骑术高超，在马上挥刀弄棒可能有两下子，但是没有了马，就像没有了腿一样，又怎么会是占据险要地段的一六九师特务连的对手？
一个特务连，已让上百个日军苦不堪言。而听闻枪声后，师部机枪连也赶来增援，前后夹击，枪弹如雨，这群骄横无比的日军先锋骑兵部队，很快就报销了。
那时候的日军骑兵，都是所谓的精英。武士敏一战，就歼灭了日军上百个骑兵。 如果按照编制人数来算，这应该是一支骑兵大队。
进入1938年，武士敏的一六九师划归第十八集团军，当时的赵寿山十七师也划归第十八集团军。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是朱德，副总指挥是彭德怀，当然还包括林彪的一一五师、贺龙的一二〇师、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另外还有李家钰的四十七军、曾万钟的第三军、高桂滋的十七军、朱怀冰的九十七军等部队。十八集团军的防守阵地是晋东南。
1938年3月24日，十八集团军在山西沁县小东岭召开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小东岭会议。朱德在会上说，抗战初期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发动群众，单纯依靠军队抵抗，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朱德的讲话，让武士敏感触很深。
这次会议结束后，与会的各位将官直接来到前线阵地，观摩八路军的响堂铺伏击战。
八路军怎么说打就打？八路军怎么能够知道在响堂铺就有仗打？就算有仗打，要是打不赢，这不是在所有国共两党的高级将官面前丢脸吗？
八路军神机妙算，早就算准了响堂铺有仗打，而且算准了能够打赢。
响堂铺是从河北邯郸到山西长治的公路上的一个小村镇，是翻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响堂铺两边都是高山，只有一条小道从山的夹缝中穿过。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伏击的好地方。
这条长途小道运输繁忙，日军为了保证晋南的战争机器运转，每天都派遣大量汽车把战争物资从邯郸运到长治。日军为了避免被中国军队伏击，每次车辆出行，都集中在百辆以上，每辆车上都架有机枪，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修筑有据点， 如果情况紧急，附近据点的日军就会立即出动增援。
所以，要在响堂铺找日军打仗，肯定有仗打。如果方法得当，也一定能够打赢。
此前，一直蛰伏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八路军，很少见过汽车，也很少打过汽车。
响堂铺伏击战前，参战的八路军部队向战士们讲解汽车的性能和特点，讲解如何伏击，如何破坏。
参加这次伏击战的，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个主力团，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
1938年3月30日午夜，参战的八路军部队秘密进入了伏击圈，做好战斗准备。 上午八时，日军汽车队如期来到，共有180辆汽车。九时左右，日军完全进入了伏击圈，八路军一齐开火，先将最前面和最后面的汽车打坏，这样，日军所有的车队就会被困在山沟中。然后，所有的枪弹都向包围圈中的日军倾泻。
日军到了响堂铺，就是王八掉进锅里头——跳也跳不出，爬也爬不出。
响堂铺的枪声惊动了驻扎在附近碉堡的日军，他们立即纠集了 300个步兵和 100个骑兵，向响堂铺冲来，没想到遭到另一路八路军的迎头痛击。
枪声也引来了日军的飞机，飞机从太原飞来增援的时候，飞行员看到漫山遍野都是日军的尸体和冒烟起火的汽车，枪支弹药和一切有用的东西，都被八路军拿走了。八路军在哪里？在日军飞行员看不到的地方，在山洞里，在掩体里。
响堂铺伏击战异常漂亮，此战毙伤日军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击毁汽车 180辆，缴获迫击炮四门，步枪130支，其余战利品无数。
直到解放后，人们还能在山谷间看到当年伏击战中日军汽车的残骸。
响堂铺伏击战让所有观战的国民党将军心服口服，钦佩不已。
当时武士敏和彭德怀彻夜长谈，相见恨晚。以后，两人经常来往。
在响堂铺伏击战前，八路军又接连打了长生口伏击战和神头岭伏击战。这样， 八路军三战三捷，每战都取得完胜，不但让坚守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佩服，而且让日军胆寒。
此年4月，日军开始进行报复性的九路围攻，妄图全歼第十八集团军。进攻的日军多达四万。
武士敏带领一六九师也参加了这次战役阻击敌人。
八路军太行山纪念馆馆长魏国英的文章《论朱德在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役中的战略决策和指挥艺术》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日军一〇九师团和酒井兵团步兵联队，从西北方太谷、祁县出发，
经子洪口向南进犯，10日到东西团城铺时，被一六九师武士敏部包围迎击，尽管日军火力异常凶猛，但一六九师打得异常顽强，始终没有退却……后，收复子洪口，毙敌联队长和中队长各一名，歼敌近千名。
子洪口也是一处战略要地，山西境内山脉众多，沟壑纵横，太行八径险要无比， 吕梁山脉四通八达，中条山脉横贯东西，类似响堂铺和子洪口这样的战略要地很多。然而，如此险境，也被武士敏部夺占，可见武士敏部队的战斗力有多强悍。
著名的长乐村伏击战，也发生在这次反九路围困战中，这是决定此次战役的关键所在。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取得长乐村大捷后，日军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退出了晋东南。
响堂铺伏击战和长乐村伏击战，都给武士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伏击战， 是以弱胜强的法宝，也是武器装备远远不如日军的中国军队战胜日军的法宝。
八路军的学生武士敏，很快就在战场上熟练使用伏击战战法。
1939年6月，日军为了报复，集结一〇九师团和独立第九旅团主力，从东、西、 南三面包围了一六九师，武士敏留下一部吸引日军，其余部队跳出包围圈，秘密埋伏在沁源县天神山上。
关于这场战斗，薄一波在《缅怀先烈武士敏将军》中是这样写的：
1939年7月，敌人再次集结一〇九师团独立第九旅团主力，向驻防太岳区的武士敏一六九师合击。武士敏将军机动灵活，于；源天神山设伏，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突然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与敌血战数日， 终将敌人击溃。战斗结束后，武士敏将军遂由一六九师师长晋升为第九十八军军长。以后，武部驻防于中条山沁水县端氏、东峪、西峪一带。
沁水县，位于中条山的东段。武士敏在这里一直坚守到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
武士敏在中条山冗、水县布防的时候，另一名深受八路军战术影响的抗日名将高桂滋率部布防在绛县和闻喜县交界处的横岭关。
高桂滋，我在很早以前就听到过他的名字，也听到了关于他的很多事迹。因为高桂滋公馆坐落在陕西省作协大院里，而那时候我是文学青年，是作协大院的常客，作协大院于我，就像圣殿一样。高桂滋公馆很古朴，苍青色的瓦楞间落满了岁月的尘埃和沧桑。
高桂滋是陕北定边人，读过四年私塾，便因家贫而辍学，在挂面坊做学徒， 后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考入陕西讲武堂，毕业后在定边县任保安队队长， 又因为与上司井岳秀闹翻而远走甘肃避难。
军阀会战时期，高桂滋从甘肃进入中原，历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随后，北伐失败，高桂滋率残部来到皖北，与在此休整的杨虎城部联手，恢复元气。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犯热河，长城抗战开始，身为八十四师师长的高桂滋坚守冷口与喜峰口结合部，高桂滋率部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时上下齐心，斗志高昂， 自昼达夜，浴血杀敌。日军虽武器精良，但仍旧无法攻破阵地。
高桂滋也是一名陕西冷娃。
日军无法攻占高桂滋部阵地，转而攻向喜峰口赵登禹阵地，同样遭受重创。 尔后，日军不断增兵，迂回包抄，冷口与喜峰口后方阵地失守，再坚守失去意义， 并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高桂滋和赵登禹开始撤退。毛泽东曾称赞高桂滋说：“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
这事实上已经是高桂滋与日军的第二次交手了，早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中， 高桂滋就与日军交手过，日军同样没有占到便宜。
高桂滋与日军第三次交手，到了全面抗战时期。
全面抗战前，高桂滋率军驻守陕北绥德。抗战开始后的第三天，1937年7月 9日，高桂滋就主动请缪，并率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山西大同，高桂滋被任命为十七军军长，赴南口一带阻击日军。不久，又移防察哈尔省张北一带。
在察哈尔和河北省，高桂滋都有上佳表现。
然后，高桂滋席不暇暖，衣不解带，又参加了平型关战役。
在平型关战役中，高桂滋孤军坚守团城口，战至弹尽粮绝，援兵无望，所有人都持枪上战场，甚至连骑兵也当成了步兵使用，最后因为伤亡太大，不得不撤离战场。一位当年受伤的营长，后来回忆说，战到最后，阵地上再没有能够站起来的人，全营战士非死即伤。
在接下来的忻口会战中，高桂滋又担任正面防守。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高桂滋率众在战壕里高举手榴弹一齐掷出，才将日军击退。坚守平遥古城，又予敌重创。
后来，高桂滋改属第十八集团军指挥。
和赵寿山、武士敏一样，八路军的游击战让高桂滋大开眼界，他抽调了数十名优秀军官去八路军那里学习游击战。在抗战前夕，八路军的前身，也就是红军， 打了十年游击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让每一名参加学习的国民党军队将官都震撼不已。“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短短的十六个字写尽了游击战的精髓，然而，八路军精妙的游击战术又是这十六个字无法包括的。高桂滋也常常邀请八路军指战员来到十七军中讲课，这其中就包括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左权，他是红军时代林彪的参谋长，八路军中有着黄埔军校和苏联伏龙芝军校两个文凭的著名将军，他精通阵地战，而游击战更为擅长。
高桂滋驻扎在霍县的时候，有一次侦察到日军矢野旅团长的哥哥要出城活动， 那时候，城墙之内是日军占领区，而城墙之外的广阔地区是中国军队的天下。中国军队在城墙之外，如鱼入大海，日军在城墙之内，捉襟见肘。尽管当时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那只是理论上占领，占领的是中国的城市，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广阔的农村在某种意义上说，才代表真正的中国，所以，兵力稀少的日军， 并没有占领中国，他们所占领的大城市，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包揪，甩掉吧，又不甘心；不甩掉吧，又背不动。“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是中国战场的硬道理。
高桂滋得悉矢野旅团长的哥哥只带着四名警卫出城，立即设伏，将五个鬼子全部活捉。日酋矢野惊恐不已，派飞机拿着大喇叭在高桂滋驻地上空喊话，说他的哥哥不是参战人员，只是一名地质学家，请示释放，并答应用十万元酬谢。高桂滋置之不理，将俘虏押解到第一战区长官部。
精习游击战的高桂滋率众奔袭在晋南山区，游刃有余，长袖善舞，他们“两次烧敌营房，三打张兰镇，五次攻打马壁村，七次袭击霍县城”。与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相互配合，破坏同蒲铁路，使这条日军的运输线不能通车长达21天，并截击日寇火车20多辆，让日寇苦不堪言。霍县日酋来信说：“贵军与皇军作战， 应正大光明，约定时间、地点，以决雌雄，才是大国军队风度，而偷偷摸摸之袭击， 虽然取胜，何以服人？以后贵军作战，应先期示之，我皇军决不爽约。”
日酋的来信实在可笑，这是20世纪的现代化战争，不是欧洲中世纪的决斗， 这个日酋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战争艺术，日军派来的军官都是这样的饭桶，难怪在敌后战场上，他们总是被中国军队捉弄得团团转。
由当年的十七军军官齐天然口述，苗滋庶整理的《回忆太岳山区抗日游击队》 十万男儿血中条山保卫战（1938-1941） 中，形象地描述了当年十七军游击战的情形。除了游击战外，高桂滋领导的十七军还敢硬碰硬与日军厮杀。这篇文章中写道：
1939年1月至3月底，我军除了多次出动小部队游击于敌人后方， 牵制敌军外，还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运动战。1月28日，霍县敌矢野旅团长指挥日军2000余人，附山炮四门，向东犯我沙窝里防地，经我502团艾捷三团长和501团岳英贤团长带兵合击，大战3日，最终溃败。
2月1日，敌谷口师团长亲来霍县坐镇，再次集兵2800多人。附山炮八门，野炮两门，分四路向我杨家庄根据地进攻……并有敌机助战，
曾两次使用毒气。我军节节抵抗，并派出小部队和便衣队潜入敌后隙扰乱和迷惑敌人。经过7天激战，卒将强敌赶出我杨家庄根据地。两大战役共10天，毙敌铃木大队长，打死打伤敌500余人，击毁敌炮两门，俘获敌战马、状骤20多匹。我有少数官兵中毒，伤亡10多人。
一年后，局桂滋驻守中条山。
武士敏和高桂滋，不愧为抗日名将，在中条山战役前，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突出， 在中条山战役时，在友军一击即溃的困境中，他们的表现照样可圈可点。
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很快就在中条山各路守军中广泛使用。
1939年，日军已经来到了长江以南，在广阔的长江流域与中国军队作战。而黄河岸边的中条山，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也是在长江以北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中条山战场，是敌后战场，而要在敌后作战，游击战是最有效的战术。
那时候，日军驻扎在中条山最大的城市运城，中国军队驻扎在山区。日军飞机经常从运城起飞，空袭陇海铁路沿线的火车站，而以陈海线一河之隔的平陆县百姓，也常常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当时的中国军队，防空能力极为薄弱，只能被动挨打。
当年驻扎在平陆县城的中国部队是陕西军孔从洲的独立四十六旅，也就是刚刚入晋作战的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孔从洲决定用低劣装备，教训日军飞机。
一天中午，日军又有三架飞机从运城方向飞往陇海线，路过平陆县，顺路丢几颗炸弹，孔从洲命令驻军一面赶快疏散百姓，一面组织人员对空射击。那时候陕西军机枪也极缺，抗战老兵宁必成曾经说过，一个连当时也难有一挺机枪。那怎么打飞机呢？组织步枪打飞机，几十个上百人单膝跪在地上，面朝天空，举起步枪，飞机飞近后，突然一齐射出。步枪的射程很有限，又考虑到地球引力，所以是不适宜打飞机的。然而，日军飞机那时候非常猖獗，动不动就贴着树梢飞， 炫耀他们的技艺，这就给中国军队用步枪打飞机创造了机会，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不现实变成了现实。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就有过多次用步枪打下飞机的记载。其中，一个名叫宋岭春的八路军战士最为人所熟知。宋岭春是神枪手，多次用一发子弹就击中日军哨兵。有一天，日军四架飞机袭击，飞得极低，宋岭春藏身草丛中，看到其中一架飞机中的日军飞行员，举起缴获的三八大盖，一枪命中，飞行员死亡，飞机坠毁。 宋岭春解放后担任过南宁汽车总站副经理。
我在寻访抗战老兵时，听桂军四十六军一七〇师炮兵排长桂调元说过，他亲眼看到有人用枪支打下过飞机。有一次，日军来轰炸，四十六军军部警卫营一名副班长抄起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哒哒哒”，连续三发子弹，日军飞机就摇摇晃晃坠落了。后来一看，是机枪子弹打到了飞行员头上。后来，这名副排长连升三级， 并得到了 3000元奖励。
用枪支打飞机，尽管有可能，但是概率极低。
日军轰炸平陆县的这天，很多百姓不但没有躲藏，反而站在城墙上土堆上观看中国军队打飞机。他们亲眼看到有一架飞机被步枪齐射击中了，摇摇晃晃地向县城东门外的令狐家滩坠落。另外两架飞机见状，惊惶万状，急忙飞向高处，逃回运城。
日本飞机被击落，大家欢呼雀跃，一齐涌向飞机坠落的方向。
就在快要到达飞机坠落地点时，空中又飞来了一架救援的飞机，在坠落地点徘徊，想救走日军飞行员。中国军队又步枪齐射，日军飞机看到援救无望，而自己还有可能被击中，只好无奈而匆忙地离开了。
人们赶到飞机坠落地点时，看到飞机已经着火，烈焰熊熊，飞行员不见了。 大家立即分成两拨，一拨灭火，一拨搜寻日军飞行员。然而，遍寻不着，中条山山大沟深，随便往哪个黑窟窿一猫，半天也找不着。
平陆县警备队有一个人，叫王保安，胆子很大。这天，王保安看到日军飞机来了，就绰把枪支跑出去。后来，看到日军一架飞机坠毁，就赶到坠落地点。
王保安刚刚来到坠毁地点附近，日军的救援飞机就来了。为了躲避日军飞机扫射，王保安把枪背在身后，跑向一眼废弃的窑洞，没想到，在这里与跑出窑洞准备奔向救援飞机的两个鬼子撞个正着。
王保安看到鬼子，下意识的动作就是与鬼子厮打，把开枪都忘记了。日军两个飞行员也与王保安厮打，将夺枪忘记了。或者，当时的情形，完全就来不及把枪支从背上取下来。
两个鬼子飞行员将王保安的头打破后，就夺路而出，奔向飞机。王保安在后紧紧追赶，追出了几十米后，王保安才想到背上还有枪，他抽枪下肩，一枪就将跑在后面的大森青艾打倒在地，然后又举枪瞄准跑在前面的山田青。山田青听到枪响，不敢跑了，跪在地上举起双手。
接着，四面八方的人们奔来了日军飞机看到救援无望，只好又垂头丧气地飞回运城。
大森青艾没有死，他腿部受伤了。两个日本战俘被押解到四十六旅旅部的时候，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挥拳振臂，要揍这两个鬼子飞行员。在天空中骄横地飞来飞去的日军飞行员，这会儿像落架的母鸡一样，浑身瑟缩成一团。我们以前的电影中描述日军战俘的时候，都是拒不投降，顽固不化。其实，这是美化了鬼子，鬼子也是肉体凡胎，在被俘后也会惶惶不可终日。很多抗战老兵都向我讲起过日军战俘的情况，求饶者有之，下跪者有之，满嘴“爸爸”“爷爷”乱叫者也有之。多名参加缅甸战役的老兵都说，日军在中国远征军的包围圈中，失去了抵抗能力，就跪在地上举起双手，用含混不清的中国话叫喊：“中国爸爸，中国爸爸。”
当天晚上，独立四十六旅与当地民众在县城城隍庙前的广场上召开大会，因为是夜晚，日军飞机也不敢来偷袭。会上，没有受伤的山田青痛哭流涕，而受伤的大森青艾则没有参加。
这两个日军飞行员后来被送到了军部，不知所终。
在孔从洲的回忆录中，这一天是1939年1月23日。
孔从洲的记述与我上面所引用的《平陆文史资料》中的记述略有出入。孔从洲的记述是，两个日军飞行员落地后，持枪顽抗，我战地事务员的同志用日语喊话，日军飞行员仍在顽抗，疯狂叫嚣。独立四十六旅副官程英杰是一名武术高手， 带了几名身高力大的战士，徒手与持枪的日军对打，将两个日军活捉。
但无论哪种记述，活捉两个日军飞行员都是不争的事实。
三个月后，陕西军三十八军一〇二团三营和一〇一团三营七连联合起来，也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运城市上郭村是一个大的村庄，这里驻扎着一〇二团三营和一〇一团三营七连的几百名战士，他们在周围的万泉、闻喜、安邑一带出没无常，运用游击战消灭日军，让日军防不胜防，切齿痛恨。
1939年4月14日午夜，日军联队长藤田茂带着几百人的一支轻骑兵，突然像贼一样出现在了上郭村北面，然后像撒开的渔网一样包围了上郭村。他们气势汹汹地冲进村庄，却听到月光下的村庄一片寂静，没有出现臆想中的鸡飞狗跳娃娃跑。
早在藤田茂奔袭在上郭村的路上时，八路军和村庄的百姓已经悄悄隐藏在了附近的山中，八路军完全可以在村庄进行阻击，日军的骑兵适宜在平原上作战， 却不适宜在巷道上拼杀。然而，八路军不愿意把战火燃烧在朝夕相处的上郭村。
哪里才是消灭日军轻骑兵的战场？战士们选择在一座人烟稀少而地势险要的村庄南陈村。
日军在上郭村扑空后，听说中国军队逃向了西南方向的上段村，又向上段村奔袭。天亮后，日军追到了上段村，看到一群村民在田地里干活，日军派汉奸和颜悦色地询问这些农民，是否见到了中国军队。这些农民都说，黎明时分，有一支中国军队狼狈不堪地跑向了南陈村。
藤田茂立即命令日军全速追击，将中国军队消灭在南陈村或者通往南陈村的路上。
藤田茂不知道，那些在田地里干活的，不是农民，而是乔装打扮了的中国军人。
藤田茂带着骑兵部队一路直追，快要追到南陈村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中国军队，他们果真狼狈不堪，惊恐不安，他们奔跑的姿势也是歪歪斜斜，似乎随时就会摔倒。藤田茂一声令下，日军的骑兵部队像打了鸡血一样充奋，他们一直将那些逃跑的中国军人追到了村口。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出乎了藤田茂和日军的预料。中国军人逃进了村庄后，村口的断墙后和屋顶上，突然出现了中国士兵的身影，他们一阵排枪， 就结结实实打翻了冲在前面的骑兵，后面的日军慌忙组织抵抗，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
藤田茂一面交战，一面向运城的日军发报。运城的日军大部队气喘吁吁地跑来时，藤田茂的骑兵部队几乎被全歼。日军大部队向南陈村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节节抵抗。最后，在南陈村最高处的“过风楼”上，仅有五名中国军人在防守， 日军来得匆忙，没有携带重武器。结果，五名中国军人与日军鏖战到了中午时分， 最后弹尽援绝，全部牺牲。
此战，中国军人被俘12人，伤亡数十人。而日军的伤亡更为惨重，据当地百姓讲述，日军用战马驮着死尸，有的战马上驮着两具，有的驮着好几具，都用白布包裹着，不能一一数清楚，但是死亡的日军肯定在百人以上。
日军搜查那12名中国战俘的衣袋，搜出了 14张路条，上面盖着上段村的印戳。
日军伤亡惨重，便迁怒于上段村。他们从南陈村冲向上段村，兽性大发，不论男女老少，一见到便用刺刀捅死。后来，又将这些死尸全部扔进水井里，扔进几颗手榴弹轰炸。
村庄里有一个青年名叫贾小磨，身高力壮。日军来到他家准备抓他时，他一拳就将最前面一个鬼子打倒，后面两个鬼子拉着他向井边走，他奋力反抗，与日军厮打，日军打不过他，就用刺刀将他捅得浑身滴血。来到井沿，他抱紧一个鬼子的腿，要把鬼子拖下去。最后，他被鬼子捅死后，投进井中。
此次，日军在上段村杀害了 12名中国士兵和119名村民。还将村中水井炸塌， 房屋焚烧，让富裕的上段村变成了人间地狱。
藤田茂，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老鬼子，也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鬼子首领。
藤田茂在1938年来到山西战场，任二十师团骑兵二十九联队联队长，1944 年到河南，任第十二军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1945年到山东，任五十九师团师团长。 抗战胜利后，藤田茂遭受审判，被判18年，1963年被提前释放回国，后积极促进日中友好，1980年去世。
当年审判藤田茂的时候，审判书长达几十页。藤田茂在中国战场时，曾给部下下达命令：杀死俘虏，计入战果。而且为了训练新兵的胆量，藤田茂还指导新兵以活人作为靶子。
这些事实，藤田茂在他的自供状中也写到了。
当年的判决书中，对藤田茂犯下的“上段惨案”也有记述：
1939年4月，他以联队长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到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进行“扫荡”，用刺刀刺死和推入井内淹死我和平居民贾养玉、段彩桂、贾登科、贾路娃等119人，其中陈满城、董冯庚等6户全家被杀绝，还杀害我被俘人员12人，烧毁民房100余间，造成了 “上段村惨案”。
藤田茂在晚年曾深深忏悔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他在认罪书中写道：对中国人民，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犯下了重大的罪行。我毫无理由地杀害无辜的人民，破坏和平的家庭，放火烧毁几代人居住的房屋， 掠夺农民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使良田变成荒地，使村庄变成废墟，还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毒瓦斯，发射细菌烊……今后，我一定进一步提高认识，不仅自己彻底认罪，也要检举他人的罪行，总之是要向全世界人民暴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这样做，也是对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人民运动的支持，也是对日本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援。
绛县位于中条山的北麓，在这里，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和国民党军队也运动游击战，给予了日军惨重打击。
1938年7月，日军占领了绛县后，在南乔野村修建了一座据点。南乔野村位于绛县城西北部，地势险要，居高临下，距离日军司令部驻扎的县城仅有两公里。 南乔野村里驻扎有127个日军，分别住在12座院子里，村东头是深沟，深沟上架设铁丝网，另外三面布置有岗哨。
要攻打南乔野村，风险极大，一是进攻部队必须仰攻，处于不利地势，二是此处距离日军司令部极近，一有风吹草动，司令部就会增兵。
所以，只能智取。
自从日军进驻南乔野村后，村民们就遭殃了，日军把所有男人集合起来，一个一个检查，凡是右手食指处有老茧的，就认为是士兵，一律捅死。村中多名女性，也惨遭日军蹂跪。日军把全村的家畜集中起来，供他们食用。门窗房梁，也被日军拆除下来，当柴禾烧。除此之外，日军还给老百姓家中的锅里和面盆里拉大便……各种令人发指和令人恶心的行径，无所不用其极。
一天，村民李荣昌、李振海、李华英、李存信借助出村的机会，聚集在一起， 偷偷找到当时的地下县委书记杨蔚屏，还有牺盟会成员陈伏生，报告了日军在南乔野村的情况。牺盟会决心消灭这股敌人，但是力量薄弱，便邀请当时驻扎在中条山中的国民党十五军一九三团攻打。一九三团团长张奇慨然允诺。
然而，攻打南乔野村，兵力太多了，也不行，只能派一支小分队进去。于是， 张奇团长就派遣陈兴昌副营长先去侦察一番。
陈兴昌副营长打扮一新，布鞋礼帽，长袍短褂，看起来就是一副走亲戚的模样。那时候的人普遍很穷，只要走亲戚，一定会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裳和最好的衣裳。陈兴昌在南乔野村待了一天，在村民的陪同下，走遍了村庄的角角落落， 摸清了日军的布置情况。
要进攻村庄，只能将村东作为突破口奇袭。
攻打南乔野村的战前会议在盖家沟一个叫做三盘磨的自然村召开，那时候的村庄，家家户户都有石磨，用来磨面。三盘磨，就说明这个村庄只有三户人家， 在日军的控制范围之外。在会议上，张奇团长决定采用里应外合的方式，端掉日军。 外面，用全团精选出的100名棒小伙子组成突击队攻打；里面，由村庄的红枪会成员制造混乱。红枪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当时主要是防备土匪的。
这次会议还决定，将两箱手榴弹调拨给村庄里的红枪会使用。突击队由陈兴昌副营长负责，分为15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由两名村民带领，对付一处鬼子。 突击队顺利进村，发起攻击，就打红色信号弹，攻击结束，打绿色信号弹，攻击受阻， 打白色信号弹，外围的张奇团长就率队强攻，救援突击队。
为了利于辨认，突击队和参加作战的村民，每人脖子上系一条白围巾，当晚的袭击口令是三八七。之所以用三八七作为口令，是因为一九三团以前的番号是三八七团。突击队员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知道自己队伍以前的番号；南乔野村的百姓也知道这个番号，因为这个团刚刚来到绛县一带的时候，就是这个番号， 这种情况，只有鬼子不知道。所以，今晚，突击队要大开杀戒，脖子上没有白毛巾的，见了齐杀，口令答不对的，见了齐杀。
这场战斗发生在1938年12月26日。午夜时分，大雪飞扬，寒风凛冽，滴水成冰， 旷野风雪载途，杳无人迹。突击队先剪断了南乔野村通往外界的电话线，又踩云梯登上了村东头的悬崖，剪开了悬崖上的铁丝网，鱼贯而入，进入了村庄，兵分 15路，潜藏在屋檐下，树丛中。而此时，村庄另外三面的岗哨上，日军的哨兵因为难耐寒冷，正坐在房间里，围着篝火取暖。
凌晨二时，一颗红色信号弹升空，15路战士在村民的带领下，分别扑向日军的三处岗哨和宿营地，岗哨里正在烤火的鬼子，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看到从屋外扔进来几颗手榴弹，将篝火和他们都炸得四散纷飞。鬼子居住的地方都院墙高耸，院门紧闭，突击队员们隔着高墙丢进手榴弹，听到院子里鬼哭狼嚎，惨叫不已。没有炸死的日军，打开院门，勇敢地冲出来，却被守候在院门外的突击队员一阵排枪撂倒了。战士们冲进院子，看到日军几门小钢炮，整整齐齐摆放在一起，
因为驮运不便，也被炸毁了。
战斗出乎异常地顺利，仅仅一个小时，南乔野村就听不到了枪声，大院里的土炕上、院子里、屋檐下，到处是鬼子横七竖八的尸体，突击队此役歼敌上百， 而自己仅有两个牺牲，还有一名带路的村民也献出了生命。
黎明时分，绛县日军听闻南乔野村被袭，连忙派出援兵救援。可是来到南乔野村，看到的只是满地的日军尸体，突击队和村民早就转移了。日军为了泄愤， 将全村的房屋烧毁了，然后拖着尸体回去了。
此战曾登载在当时的《晋中日报》上，国民政府还授予南乔野村“忠勇村” 的称号。
当年，像南乔野村一样，运用游击战袭击日军的战例，实在太多了。我在中条山中寻访的时候，几乎每个村庄的老人都能讲上一段这样的往事。那时候，中条山中的日军，如同一头大犍牛，掉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再怎么扑腾也到不了岸边。
如果要问抗战时期，哪个地区的日军日子最不好过，那无疑是山西的日军。 山西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南有中条山，三座连绵的山脉中，都有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无法剿灭，而且自己的生命还随时都受到威胁。 他们名义上占领了山西，而事实上一出门就会遇到游击战的袭击。他们在山西生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惶惶如惊弓之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丢掉性命，他们的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剑尖就对准着他们的天灵盖。他们有精良的武器，有飞机大炮和坦克，但是中国人不和他们真刀真枪地干，中国人依靠熟悉的地形和他们捉迷藏，在他们晕头转向的时候，就突然袭击，他们魂飞天外， 殒命异乡。
如果要问中国军队是侵华日军的数倍，为什么还是无法迅速战胜日军？这是由于中国积弱积贫的国力和军力决定的。1奶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日本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日本的钢铁年产量是中国的145倍，石油年产量是中国的128倍。日本这一年生产飞机1580架，生产大口径火炮748门，生产坦克 330辆，生产汽车3万辆，生产舰艇52422吨，而中国，却没有生产能力。
1937年，中国海军舰艇的总吨位，还不及日本海军的4%。当日军已经有了多艘航空母舰的时候，而中国最好最大的舰艇都在超期服役，最陈旧的舰艇还是甲午海战中侥幸逃生的破烂货。而且，中国最大最好的四艘舰艇，总吨位还不及日本一艘普通的巡洋舰。想要购买，没钱。当时的很多抗战士兵们，上战场的时候， 每人配不上一杆最简陋的汉阳造，每杆汉阳造只能配四发子弹。我们这样贫穷的国家，又哪里有钱去购置舰艇。
日本很早就实行了兵役制，每个士兵都训练有素，身体强壮，很多老人都说， 日本兵的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两个士兵背靠背，七八个中国军人也无可奈何。 日军几乎每个人都是神枪手，房顶上的鸟雀，抬枪就打，不需要瞄准。而那时候的中国军人，三丁抽一，五丁抽二，部队伤亡太大，无法补充，就去抓壮丁。很多南方士兵来到北方，冬天作战还穿着草鞋单衣，没有被日军打死，而是被冻死。 上战场的时候，没有枪支，还扛着大刀长矛。因为营养不良，很多士兵患上夜盲症， 一到夜晚就看不清楚东西，又怎么能够作战。很多老兵都说，那时候国家非常贫穷， 一天只能供应一斤粮食。一斤粮食，即使一名少年也吃不饱，更何况这些奔袭作战的军人。缺衣少食，武器低劣。所以，中国军队能够坚持抗日八年，而没有亡国， 已经创造了奇迹。
如果要问中国军队中，伤亡最大的是哪些人？那无疑是下级军官。很多老兵都说，他们当兵的时候，连怎么打枪都不会，就被推上了战场。因为没有训练的时间，他们是边打仗边训练，两仗打下来，就成了老兵。为什么？老兵几乎都死光了，他们这些新兵就成了老兵。因为不会打枪，不会冲锋，不掌握军事要领， 排长班长就要起示范带头作用。所以，每次发起攻击的时候，排长班长冲在最前面， 身先士卒，士兵们跟在后面，所以排长班长死亡率非常高。
抗日战争，日本人打的是钢铁机器，我们中国人拼的是血肉之躯。
绛县南乔野村围歼日军的这一天，百里外的闻喜县上庄村也取得一场胜利。
这一天，中国军队的三十四军在闻喜县的围坑村打败了进犯的日军，有17个败退日军灰头土脸地来到了中条山下的上庄村。上庄村的保长一面将这些日军安排在小学校里，一面偷偷派人给附近的中国军队送信。
上庄村附近的瓦渣沟里，驻扎着一支几十人的小部队，他们一听说有17个日本溃兵来到了上庄村，立即赶来。
上庄村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村庄，村庄只有一条村道。中国军队来到后，立即就将村庄包围起来。
当时，日军正准备吃饭，他们奔跑了大半天，饥肠辘辘，这时候刚刚拿起饭勺， 端起饭碗，突然就听到村外传来的枪声。日军顾不得吃饭，就操起枪支跑向村南。
刚刚出了村口，就遭到机枪扫射，打死了两个，日军扭头向村北奔跑，可是刚刚出了村庄，又被机枪扫回，丢下了两具尸体。现在，日军只剩下了 13个。
I3个日军走投无路，就在村民家乱窜，其中有三个鬼子窜进了一户农民家的牛圈里，关上圈门，负隅顽抗。这三个鬼子实在是慌不择路，他们逃进了牛圈里， 外面追击的人进不去，而他们自己也逃不出来，只要他们的头从圈门里探出来， 就会成为活靶子。
山西和陕西都属于黄土高原，人们都凿窑洞居住，牛也住在窑洞里。有人建议从窑后挖一个洞，把手榴弹丢进去，炸死这三个鬼子。村民们立即响应，拿来了锄头铁锨，不大一会儿，就挖出了一个小洞，扔进去两颗手榴弹，炸死两个， 第三个吓坏了，打开窑门突围，被活捉了。
另外10个日军被追兵撵到了村东头，也是一头钻进了土窑里，把机枪架在窗台上。追兵追到了院子里，日军机枪扫射，有几名战士倒在了地上。
双方陷入了僵持。中国军队无法冲进窑洞，日军也不敢贸然冲出来。
当时，中国军队如果有一门大炮，架起来平射，就会将日军全部活埋在窑洞里。 可是没有。窑洞前是一片开阔地，视线很好，日军站在窗口一目了然，中国军队无法接近，也无法把手榴弹准确掷进去。
怎么办？
就在这时候，村中的地下党员扬联臣说：“用烟火阵，堵住窑门熏。”
村中几十名青年欢呼雀跃，他们手持铁锨，站在窑顶上，把窑顶上的土一锨一锨丢在了窗口前，很快就堵住了窗口和窑门。鬼子站在窑洞里向上方打枪，枪子钻进土层一尺远，就再也拱不动了。
现在，十个鬼子彻底被封锁在了窑洞里。
然而，如果置之不理，日军用刺刀很快就会刨开窗口的积土，逃出去。
窑洞门窗被封堵后，村民们又在窑洞上挖了一个窟窿，然后把点燃的柴草和棉絮丢进去。后来，又把辣椒面撒进去，窟窿处浓烟滚滚，气味辛辣，让人难以忍受。站在窑洞上的村民，先是听见声嘶力竭的咳嗽声，接着是长声哀号，声音极为凄厉。大约一个小时后，窑洞里没有了动静，人们扒开窑门进去，看到十个日军全身赤裸，身上被抓得血肉模糊，面孔扭曲，涂满了鼻涕眼泪。其中有两个鬼子跪在地上，脸埋在土里，围绕头颅的周围是一圈土。可以想到，这些鬼子临死前忍受了多大的痛苦，
夜晚，人们把这17具日军的尸体扔进枯井里，而那个俘虏，则被中国军队带走。
在中条山中，每一场战斗都充满了民间智慧，都回肠荡气，都让人浮想联翩， 心驰神往。
绛县南乔野村和闻喜县上庄村的战斗结束后不久，中条山中最为悲壮最为激烈的“六六血战”就开始了。
接下来，我又要写到陕西军了。我之所以一再写到陕西军，并不是我特别偏爱陕西军，而是因为在长达三年的中条山保卫战中，日军一共对中条山进行了 13 次进攻，而其中的11次都是针对陕西军的。中条山保卫战中，有三次重大战役： 永济保卫战、六六血战、望原战役，都是陕西军与日军的战役。陕西军被称为“中条山的铁柱子”，是因为陕西军阻挡了日军进攻的脚步，擎起了晋南战场的天空。 而英勇的陕西军的事迹之所以少为人知，是因为这是一支参加了西安事变的部队， 是不被当时的正史所记载的部队。
日军第13次进攻中条山的时候，陕西军被调往了河南，失去了陕西军的中条山，很快就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