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清朝（1/1）

第十五章清朝

清朝定都北京

清朝发源于东北地区的建州。十六世纪末，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四方征讨，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起后金汗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开始向明朝发起进攻，并在几年之内攻占了辽东的大部地区，迁都至沈阳。崇祯九年（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即皇帝位，继续攻击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夺得松山、锦州等地，明朝在关外仅存宁远一城，至此，清朝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入主中原的实力。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农民军李自成部进军北京，向明王朝发起总攻击。清朝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摄政王多尔衮感到时机成熟，遂于这年四月率大军西进，准备乘战乱伺机夺取明朝天下。此时李自成农民军已经攻克北京，明亡。原明平西王吴三桂据山海关降清。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和吴三桂军联兵在山海关内大败李自成农民军，农民军溃退回京。多尔衮于当日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统马步兵一万隶之。第二天即向北京进军。

清军及吴三桂部在西进京师的途中发布榜文告示，宣传“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多尔衮也极重视部队的政策与纪律，向诸将提出“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这种做法消除了许多汉族官僚地主的疑惧，因而在向北京进发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这样，清军兵不血刃，轻易地占领了北京这座故明都城。

入关后的清军把大顺农民军看作自己的主要敌人，进京后立即马不停蹄地继续深入攻击围剿。而对故明势力，清方则采取了安抚拉拢的政策。在清军的政策攻势下，直隶和山东、山西等地的大批官僚士绅归顺清朝，清朝在京畿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初步巩固。

摄政王多尔衮在占领北京后就以北京作为对关内军事、行政发号施令的指挥中心，常驻下来。

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北京行登基礼。宣布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初十，顺治帝于皇极门向全国颁即位诏书。诏书除宣布自己作为天下最高君主的毋庸置疑的合法性之外，还提出五十五款。其主要内容有：加封亲王宗室及满洲开国功臣；察叙满洲将领及入关后降顺之文武官绅；赦免十月初一日以前的罪犯；加恤出征兵丁；地亩钱粮俱照前朝原额，而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减免；大兵经过地方免征正粮一半，无大兵经过者免三分之一；各直省拖欠钱粮，自五月初一以前，凡未经征收者尽行减免；等等。

清朝迁都北京，顺治帝在北京行定鼎礼，标志着清朝政权在中原地区统治的初步确立。尽管清朝统治者又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真正统一了天下，但其新的统治中心北京地区却一直是相当巩固的。北京作为清朝的首都，也就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二百多年中始终没有改变地位。

剃发令

满族习俗，男子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一圈，只留顶心头发，编成发辫垂于背后，除家丧国丧要百日不剃外，四周头发不可蓄长。清太祖努尔哈赤立国后，要求投降或归附满洲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都必须剃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后，传令百姓，凡自行剃发者收养不杀，已经把剃发与否当作是不是投降的标志了。在辽东，这种强迫汉民剃发的做法曾经激起过汉民强烈的反抗。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大举入关，对于剃发问题仍然坚持传统做法。引起民众极大的不满。这种局面对于刚刚入关还立足未稳的清朝统治者显然是不利的。

在清军入关后不久，南京的故明官员建立起弘光南明政权。为了争取民心，一统天下，清廷接受吴三桂等人的建议，一度废除剃发之令。

但是，清军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的不断胜利刺激发展了满洲贵族的偏狭骄虚心理。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帝命礼部传谕京城内外，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各直省地方以部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法；有迟疑争辩者一律严惩不贷；各地方官中要严行核查，不许再以剃发事件上奏；剃发后衣帽装束也随之改易，悉从满洲制度。这就是所谓的“剃发令”。

剃发令下达之后，一些地方官吏又采取层层加码的方法，对于抗拒剃发令的民众，各地官吏和清军大都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杀戮政策，这种滥施刑罚引起各地人民极度不满，一些地区的人民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头可断，发决不可去”的口号。

清朝统治者在初入江南，统治完全没有巩固的情况下，强行推行毫无实际意义的剃发令，严重伤害了汉民的民族感情，实在是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剃发令颁布后，江南地区许多已经归顺或即将归顺的地方纷纷举行起义，江阴、嘉定、苏州等地人民武装抗清达数月之久。尽管各地起义最后都被残暴镇压，但抗清的风潮却由江南传播到全国各地。

剃发和着满洲衣冠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灭亡。这种制度虽然依靠暴力维持下来了，却一直作为民族压迫的象征，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清代的历次起义与反叛，差不多都要断辫恢复前明衣冠，以争取人心。

顺治帝亲政

清崇德八年（19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逝世于盛京（沈阳），死前没有对皇位继承问题做出任何安排。于是，清皇室内部为了争夺皇帝继承权，以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为一方，以皇太极的异母弟睿亲王多尔衮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后，为了保持清皇室内部的团结，斗争双方达成妥协，共同拥戴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而由济尔哈郎和多尔衮共同辅政。

八月二十五日，福临即位，改第三年年为顺治元年。不久，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称摄政王。多尔衮机智狡诈，富于政治斗争经验，在掌握摄政权力后积极排挤异己势力。

四月初九，多尔衮自任“奉命大将军”，统率满蒙八旗部队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向中原进军。清军在山海关战败李自成大顺军，于五月初二进入北京城。多尔衮因战功卓著，且为入关清军的最高统帅，其声誉和权力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关内迎降的明朝旧臣甚至有的只知有摄政王，而不知有顺治皇帝。这年九月，顺治帝自盛京迁移至北京，于十月一日行定鼎登基礼，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建碑记绩，而济尔哈朗仅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至此，多尔衮已经成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诸王已无力与他相抗衡。

顺治四年十一月，多尔衮受封为“皇父摄政王”，一切政务均出其手，而年幼的顺治帝只能“拱手以承祭祀”而已。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受了重伤，于十二月初九死于喀喇城。多尔衮死讯传至京城后，顺治帝诏臣民易服举丧。柩车至京，顺治帝率诸王百官孝服迎于城外。数日后，追尊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但与此同时，在多尔衮临终前曾与其密谋的英亲王阿济格回京后立即被囚禁，其亲信都被治罪。

次年正月十二日，未满13周岁的顺治帝在太和殿行亲政礼，诸王大臣上表行庆贺礼，同日颁诏大赦。此前，顺治帝传谕议政王大臣等：“朕年尚幼”，“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诸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理政三王指济尔哈朗和端重郡王博洛、敬瑾郡王尼堪，其中以济尔哈朗辈份最高，声望最重，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济尔哈朗对于顺治朝政治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济尔哈朗重新握有大权后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举动就是追论多尔衮之罪。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乾隆时代，多尔衮才得到昭雪，恢复了王爵，“世罔冈替”。

对于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皇室王公把持朝政，顺治帝非常不满。他一方面优待济尔哈朗，另一方面，抑制济尔哈朗之权。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顺治帝根据亲信大监吴良辅的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决定设置内十三衙门，部分地恢复了前明时代宦官在政治上的地位。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在顺治十年前后顺治帝已经基本上全面控制了国家权力。

顺治帝亲政后，清朝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形势都相当严峻。西南军事战线于顺治九年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国家财政危机，民饥饷绌；满汉官僚之间和他们内部派别林立，矛盾重重。顺治帝根据这种情况，整顿吏治，清除朋党，在军事上采取“剿”、“抚”相结合的政策，对百姓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方针。数年之后，清朝的政治、军事局面大为改观，为不久后“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

抗击沙俄入侵

顺治七年至十七年（1650年至1660年），沙皇俄国先后派遣哈巴罗夫和斯捷潘诺夫武装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当地清军和各族人民坚决抗击，重创沙俄侵略者，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早在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俄国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就曾派出以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远征军130余人，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进行烧杀抢掠，直到顺治三年（1646年），才取道鄂霍次克海返回雅库次克。俄国侵略者的暴行遭到当地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击，全队133人，只有53人生还俄国。

顺治七年（1650年）一月，叶罗菲·哈巴罗夫率领70名哥萨克人越过外兴安岭，侵入我国雅克萨以西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哈巴罗夫见当地人民已有准备，自己力量薄弱，乃放火烧毁村庄，撤回雅库次克。

第二年初，哈巴罗夫再次率领他新召募的一百余名侵略军侵入黑龙江流域。他们首先攻占了战略要地雅克萨城，又于同年六月向黑龙江中下游进犯。

十月到达乌扎拉村，并在此休整过冬。乌扎拉村是赫哲族人聚居地区。他们一面以简陋的武器对抗俄国侵略者，一面派人向驻守今吉林宁安的清军报警。顺治九年（1652年）春，清宁古塔章京海色率领600名清军前往乌扎拉村，同时赶来助战的还有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千余人，清朝军民英勇作战，冲入敌营，200余名沙俄侵略军被压缩成一团，但由于海色下令只准生俘，不能击杀，束缚了自身的手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致使战斗失利，清军被迫撤出乌扎拉村。尽管初战失利，仍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哈巴罗夫不敢继续深入，率部向黑龙江上游撤退。途中遭到清军及沿江各族人民的阻击。

哈巴罗夫回国后，沙皇改派斯捷潘诺夫前来中国，继续率军在黑龙江流域进行侵略。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任命沙尔虎达为第一任宁古塔昂邦章京，负责抗击沙俄侵略，保卫边境安宁。顺治十一年（1654年），沙尔虎达率满洲兵300、虎尔哈兵300、朝鲜兵100前往松花江口，抗击沙俄侵略军。当时斯捷潘诺夫率哥萨克370余名活动于该地。两军相遇，俄国侵略者倚仗船大枪多，向清军挑衅。清军占据有利地形，设置埋伏，诱敌登岸，伏兵四起，俄军大败，狼狈逃窜，许多哥萨克兵被打死打伤，士气大为低落。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清政府命尚书都统明安达礼自京师率军前往黑龙江征剿沙俄侵略军。其时斯捷潘诺夫及其部下正盘踞在呼玛尔城中。二十七日，明安达礼所部到达呼玛尔，向城内俄军发起进攻。俄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和精良的武器进行顽抗。双方激战十天，清军未能攻破呼玛尔城，反而由于劳师袭远，粮草不足，难以持久，遂班师还朝。

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斯捷潘诺夫又带领哥萨克侵略军五百余名窜到松花江流域进行骚扰。他们抢劫粮食、貂皮，杀人放火，给当地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破坏。七月十五日，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领清军分乘47只小船，在松花江与牡丹江会流处以逸待劳，设下伏兵，高丽国闻讯，也派兵前来助战。当斯捷潘诺夫率部到来后，清军在朝鲜兵的协助下，将俄国侵略者团团包围。面对清军强有力的攻势，俄军大乱，180多名哥萨克士兵脱离大队四处逃窜，斯捷潘诺夫等300余人被困核心，无法脱身。经过一场激战，清军大获全胜，打死、打伤及俘获俄军270余名，击毙敌酋斯捷潘诺夫，顺治十六年（1659年），沙尔虎达去逝，其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顺治十七年（1660年），巴海率领清军继续在黑龙江流域进行围剿，最终肃清了中下游地区的沙俄侵略者残部。

郑成功收复台湾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元代曾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明代治裘了这种做法。明末天启年间，大陆福建等地的移民大量移居到台湾，进一步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但是，自公元1604年起，荷兰殖民主义者多次对台湾进行侵扰。1624年，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西南部的海港鹿耳门，在沙洲上建立起一座城堡，命名为热兰遮。第二年，他们又用欺骗手段，以极低廉的价格（15匹粗布）购买下大片土地，后建立赤嵌城（地在今台南市）。1642年，荷兰人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夺得了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基本上控制了台湾岛的西部沿岸地区。荷兰殖民主义者以台湾的主宰自居，强迫当地居民和过往商客交纳高额税金，甚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当地人民的仇恨和反抗。

17世纪中叶，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残明势力和各地人民开展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原为南明隆武政权的御营中军都督，曾被隆武帝赐国姓。隆武政权失败后，郑成功拒不投降，招兵买马组织义军继续抗清。他以厦门和金门为根据地，多次向清军发动攻击，还接受了南明永历政权授予的延平郡王封号。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率军从海路进入长江，围攻南京，并攻克了江南大片地区，最后不幸兵败，只得又回到厦门。郑成功鉴于当时全国抗清形势已经进入低潮，其所部势单力孤，所占金门、厦门二岛近迫大陆，无险可踞，决定收复台湾，作为长期与清朝对峙的基地。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率师进攻，四月初一日拂晓，至台湾岛西南部的鹿耳门港。

荷兰殖民者在热兰遮一带只有一千多人，武装力量很弱。但对郑成功大军压境，他们还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粉碎了荷兰人在海上和陆上的进攻后，郑成功部再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登陆，并在沿岸扎营，将赤嵌的普罗文查要塞和热兰遮城分割包围起来。

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人民得知郑成功率部到达，都纷纷前来迎接。由于有台湾人民的支持与配合，郑成功所部迅速在台湾站稳了脚根，迫使荷兰殖民者只能蜷缩在普罗文查和热兰遮两处要塞中。

四月初四，荷兰殖民地当局的代表同郑成功进行谈判，提出愿向郑成功支付赔款为条件，要求郑军撤离台湾。郑成功对此严厉驳斥，申明台湾一向是属于中国的，要求坚守两处要塞的荷兰人立即投降。这次谈判破裂后，普罗文查要塞司令描难实丁被迫投降。而荷兰殖民地当局所驻的热兰遮城堡却升起了表示抵抗到底的血旗。郑成功立即指挥部队攻占了热兰遮城堡外的市区。但由于荷兰人的炮火猛烈，郑军数次进攻城堡都受到挫折。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迫其投降的政策。

在对热兰遮实行围困期间，郑成功抓紧在台湾进行政权建设。五月，改赤嵌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这是台湾岛设立府县政权的开始。郑成功还颁布八项条款，严纪律，定税收，保护民众，安顿眷属，开荒屯垦。这些措施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为后来郑氏在台湾建基立业创造了条件。

远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局得知郑成功围攻热兰遮的消息后，匆忙拼凑了一支700人的支援部队，任命考乌为总司令，分乘十艘战船，乘着南太平洋季风赶到台湾。这支援军于当年七月抵达鹿耳门海湾，但直到第二个月才全部登岸。由于有了新生力量，荷兰殖民者决定再对郑成功部队发动一次攻势。闰七月二十三日，荷兰军队从海陆两面发起进攻，妄图夺回热兰遮城堡外的市区。但这一行动遭到郑成功部队的坚决回击，荷兰军船只被击沉烧毁，士兵大量被击毙，残部再次逃回要塞。援军总司令考乌被这次失败震慑，不久就借故逃离了台湾。此后的热兰遮城堡只能是坐以待毙而已。

这年年末，郑成功围城已达九月，于是再度发动攻势。十二月初六日清晨，郑成功指挥部队用大炮猛烈轰击热兰遮城堡外围的防御工事，并攻占了城堡外的几个重要据点。在面临灭亡的情况下，荷兰在台湾的殖民地最高长官揆一决定向郑成功投降。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662年2月1日），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台湾全岛正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对投降者采取宽大政策，允许他们带走私有财产和途中必要的生活用品。

郑成功在平定台湾后，广招漳、泉、惠、潮等处士民，制法律、定官制，筚路蓝缕，规模初定。但几个月之后，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八，郑成功因病逝世，享年仅三十九岁。郑成功死后，其弟郑袭在台湾自行继位，而在厦门的郑成功长子郑经也由部下拥立为延平郡王。攻台以来一直在发展激化的台湾集团和金厦集团的矛盾终于爆发。十月，郑经率师进攻台湾，驻台诸将大多投降郑经。一场内乱平定之后，以郑经为首的台湾郑氏政权才真正巩固下来。

台湾此后一直在郑氏的统治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被清朝统一。

纳兰性德传

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也。

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圣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令赋乾清门应制诗、译御制《松赋》，皆称旨。俄疾作，上将出塞避暑，遣中官将御医视疾，命以疾增减告。遽卒，年止三十一。尝奉使塞外有所宣抚，卒后，受抚诸部款塞。上自行在遣中官祭告，其眷睐如是。

性德乡试出徐乾学门，与从研讨学术，尝裒刻宋、元人说经诸书，书为之序，以自撰《礼记陈氏集说补正》附焉，合为《通志堂经解》。

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像，仿其衣冠。坐客期许过当，弗应也。乾学谓之曰：“尔何似王逸少！”则大喜。好宾礼士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占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

魏源传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宣宗阅其试卷，挥翰褒赏，名藉甚。会试落第，房考刘逢禄赋《两生行》惜之。两生者，谓源及龚巩祚。两人皆负才自喜，名亦相埒。源入赀为中书，至二十四年成进士。以知州废江苏，权兴化。二十八年，大水，河帅将启闸。源力争汉有得，则亲击鼓制府，总督陆建瀛驰勘得免，士民德之。补高邮，坐迟误驿褫免。副都御史袁甲三奏复其官。咸丰六年，卒。

源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尝谓河宜改复北行故道，至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河果北流。又作《筹鹾篇》上总督陶澍，谓：“自古有缉场私之法，无缉邻私之法。邻私唯有减价敌之而已。非裁费曷以轻本减价？非变法曷以裁费？”顾承平久，桡之者众。迨汉口火灾后，陆建瀛始力主行之。

源以我朝幅员广，武功实迈前古，因借观史馆官书，参以士大夫私著，排比经纬，成《圣武记》四十余万言。晚曹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复据史志及林则徐所译西夷《四州志》等，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他所著有《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

严复传

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早慧，嗜为文。闽督沈葆桢初创船政，招试英俊，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葆桢奉命筹防，挈之东渡詷敌，勘测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每试辄最。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二十四年，诏求人才，复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越二年，避拳乱南归。

是时人士渐倾向西人学说。复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

复久以海军积劳叙副将，尽弃去，入赀为同知，累保道员。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寻赐文科进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以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

复殚心著述，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

其《天演论自序》有曰：“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为‘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二者即物穷理之要术也。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律，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凡复所译著，独得精微皆类此。

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文集》及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

三藩之乱

“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增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早在清早入关之前，耿精忠之祖耿仲明和尚之信之父尚可喜先后降清，受到重用；吴三桂则在山海关降清，为清朝定鼎中原立过汗马功劳。清廷入关后，吴三桂等人分别率军南下追剿农民军和南明势力。顺治末年，吴三桂受封于云南，尚可喜受封于广东，耿仲明之子耿继茂受封于福建，不但各自握有重兵，而且把持地方政务，截留地方税收，成了一方的霸主。康熙初年，平定国内反清势力的战争已经全部结束，而三藩仍据于南方各省，耗费巨大的国家财政开支，而且对清廷的中央集权构成极大威胁。康熙帝亲政后，以三藩隐患为关心的第一大事，决心伺机解决。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初，尚可喜上疏请求归老辽东，由其长子尚之信继承爵，在粤继续掌管藩中事务。康熙帝认为这正是分别削弱三藩实力的良机，不允许尚之信袭爵，而令平南全藩一起撤离广东。清廷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吴三桂和不久前才袭靖南王爵位的耿精忠的不安。为了窥测清廷意向，吴三桂和耿精忠于这年七月也分别疏请撤藩。清廷中一部分人不同意遽然撤藩，认为撤藩则吴三桂必反。康熙帝却看到，吴三桂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决计三藩同时裁撤，并派员前往滇、粤、闽三省料理搬迁事宜。

吴三桂和耿精忠早怀异心，见到朝廷决然撤藩，分别积极准备反叛。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反叛，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立国号为周，令部属皆蓄发易衣冠。并命其部将马宝等率军由贵州进攻湖广，王屏藩等率军进攻四川以威协陕西。吴三桂还致书耿精忠和尚可喜以及各地旧部好友，约定共同起兵。清廷在一个月以后才得到吴三桂叛乱的消息，立即决定暂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并派兵分守荆州、常德、岳州、汉中、南昌等要地，同时还宣布削吴三桂爵，诏谕且下，“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表示了坚决镇压叛乱的决心。

吴三桂早有叛乱准备，兵精粮足，进展非常顺利。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叛军和清军几乎还没有正式对阵，就已经占据了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福建五省全部和广东、广西、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六省的一部，形势对清廷十分不利。

康熙十三年初，吴三桂亲统主力已经抵达长江南岸，设营于松滋。这时清廷仓促布防，各地的叛清之风涌起。吴三桂如果当机立断渡江北上或是顺流而下占领江南地区，都将给清廷以沉重打击。在吴军最初的攻势面前，一些满族大臣甚至有撤回关外的打算。但吴三桂贪恋云贵根据地，又想保存实力以待天下自乱，长期下不了这决心，因而在最初几个月的长足进展之后就止步不前了。吴三桂的这一重大战略失误使清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得以从容调兵遣将，安排布防。自康熙十二年底至十三年九月，康熙帝先后任命宗室贵族顺承郡主勒尔锦等六人为大将军，率八旗劲旅和大批绿营军奔赴前线，分别担任湖广、川陕、闽浙和两江方面的统帅。勒尔锦出兵最早，又直接面对吴三桂主力，是清军诸方面军中的核心力量。但勒尔锦是纨袴子弟，既无克敌的谋略，又无进攻的勇气。因此吴三桂主力与勒尔锦部在彝陵（今宜昌）至今岳阳一线的长江两岸长期对峙，却基本上没有战斗。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1674年至1676年）间，清军与叛军的战斗主要发生在东南、西北和两广战线。

耿精忠于康熙十三年三月叛乱于福州，囚禁福建总督范承谟，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分兵三路向浙江和江西进攻。清廷数次招抚不成，于四月削耿精忠之爵以示绝裂。

耿精忠叛乱之初，曾邀台湾郑经登陆支援。但郑经率军入闽后，与耿精忠不和。反而从背后攻袭耿部，连陷数府。耿精忠腹背受敌，耿精忠无力抵抗，先杀范承谟而后降，耿精忠降后，康熙帝命还其爵如故，但在三藩之乱平定后被凌迟处死。

在平定三藩之乱初期，清廷对绿营军很有疑虑，不肯重用，对出征的绿营在待遇方面也多有歧视。康熙十三年末，参加进剿四川的平凉提督王辅臣部因缺粮饷而发生兵变，西北战况对清廷的安危关系很大，康熙帝几欲御驾亲征。后调集甘肃绿营军张勇、王进宝、孙思克等部与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军夹击王辅臣，形势才得缓解。康熙十五年六月，王辅臣困于平凉，再度降清。吴三桂军也相继退入川中，双方在陕南一带再次陷于对峙状态，一直到最后清军全面反攻的时候。王辅臣后自杀。

两广方面最先叛应吴三桂的是孙延龄。由于他与三藩渊源甚深，清廷对他也非常不信任。康熙十三年二月，孙延龄诱杀都统王永年，自称安远大将军，配合吴三桂行动。不久，广西提督马雄亦叛，广西全陷，广东方面三面受敌，形势吃紧。平南王尚可喜始终忠于清廷，在吴三桂叛清后一直竭力支掌广东局面。但尚可喜老病，其长子尚之信昏暴狂妄，掌握着藩中实权。康熙十五年二月，吴三桂军在广东节节胜利，广东各路总兵纷纷反叛，尚之信遂降于广州，接受吴三桂封号为辅德亲王。尚可喜不能控制形势，郁愤而死。不久福建耿精忠部平定，清廷命莽依图为镇南将军入广东。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尚之信率官军剃发降清，康熙帝命其袭父王爵。在平定三藩大局初定后，尚之信于康熙十九年被处死。孙延龄则在此之前被吴三桂杀死。

康熙十六年以后，清军的作战对象主要是吴三桂军本部，战场主要在湖南和广西。驻荆州的勒尔锦和岳州外围的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仍然怯懦不敢出战，岳乐，喇布之军围攻长沙等地也没取得什么进展。但吴三桂早已成强弩之末，同样不能有所突破，双方再次陷入僵局。为了鼓舞士气，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在衡州（今衡阳）称帝，建元昭武。随后，吴军欲开辟向闽南的通道，与郑经相呼应，于是以大兵攻永兴。清军野战失利，都统宜理布等大将阵亡，永兴城被困，形势紧迫。但八月间，吴三桂病死，吴军阵营大乱。主攻永兴的马宝闻讯自焚其营垒撤军还衡州，各处吴军守将也人心瓦解，丧失斗志。

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清军向叛军发动总攻。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清三路大军相继入云南，吴军溃败不能成阵，三月，遂围昆明，吴三桂之孙吴世璠与大将郭壮图等固守孤城十余月，终因粮尽无援而生内变。吴世璠自杀，其所部开城迎降。三藩之乱平定。

清初学术思潮

明嘉靖、万历以来，长江流域一带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新的经济因素的增加，使人们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明亡后，一方面，朝廷为控制人心，积极提倡理学，使其盛极一时。另一方面，剧烈的时代动荡，更进一步要求一些思想家去思索社会问题。以致在学术上也形成了反对宋明理学的抽象纷争，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产生了一代新的治学风气。

较早开始这一新型研究的是桐城人（安徽）方以智，崇祯十四年（1641年）始，开始撰写《通雅》和《物理小识》。前书广泛记叙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涉猎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等，以“备物致用，采获省力”。后书解释事物的所以然，提出寓“通几”于“质测”的科学治学方法。顺治十年（1654年）年，方以智北归后居南京高座寺开始写作《药地炮庄》一书，是“以庄子之说为药而己解为药之炮”。在这些著作中，方以智尤为注重对自然现象的实证研究，并从中阐述他的哲学理解，认识到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相通性，并始而注意吸收新传入的西方科学成就。

衡阳人（湖南）王夫之在明亡之后先是在家乡附近的“续梦庵”居住，读书和注解《易经》，不久，投入抗清斗争，又因内部斗争而离去，流寓于零陵、常宁一带的荒山之中。顺治十二年（1655年）开始撰写《周易外传》、《老子衍》、《黄书》。《周易外传》借论述《周易》研讨哲理和抒发政治抱负，提出“天才惟器而已矣”，“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推故而别致其新”等命题，发展和总结了前人的知行观与易学辩证法。顺治十五年（1658年），颜元开始写《存治编》，提出了“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的致学思想。

余姚人（浙江）黄宗羲早期与两个兄弟一起组织抗清“世忠营”，又在清兵占领浙东后率五百残兵聚寨抵抗，败后曾避居山中。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成《明夷待访录》一书，该书建立在他对家国之变的切肤感受基础上，因而有感而发，大胆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及宦官、弄臣等，认为专制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女子，以博我一人之产业”，进而要求托古改制，希望设立一有“条具为治大法”的理想社会，主张授田于民，发展生产，君臣共治等。随后又著成《汰存编》、《思旧录》等书，并恢复了他老师刘宗周所创办、中断了二十多年的“证人书院”，开展讲学活动，主张实用，反对空谈，提倡功用。黄宗羲的讲学一时轰动大江南北，以致形成了著名的浙东学派。

昆山人（江苏）顾炎武也差不多与此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顾炎武早年与归庄等人一起参加抗清斗争，因“感四国之虞，耻经生之寡术”，他开始收集史书中有关地理沿革的记载，并参考各郡县志书和章奏文册，进行实地造访，结合当时社会经济变化，开始撰写《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顺治十九年（1662年），《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以实证的方法，将研究与国计民生结合一体，开辟了别具一格的治学方向。他撰写了《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充分运用实证方法加以研究的著述，这两本书所采用的治学方法曾给后来清代学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清康熙四年（1665年），王夫之于隐居中写成《读四书大全说》，对宣扬理学的《四书大全》逐条进行批判，论证了“致知格物亦有行”的论题，驳斥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强调“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

在这期间，黄宗羲仍致力于开办证人书院，并于康熙七年（1668年）在今奉化举办了“讲经会”，以扩大他的学术影响。为讲学的需要，也为给自己的理论提供系统的依据，他系统查阅了宋元迄明末六七百年间的学术文献。康熙十四年（1675年）编定了217卷的《明文集》。次年，又撰写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大规模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它第一次把一代思想家及主要代表作系统排比、分清流源、渊源，考订著作的性质、年代，“不拘定局”地写成首尾一贯、体例明晰、评说力求公允的学术思想史。黄宗羲的学术成就顿时震憾朝野，康熙十六年，学士叶方蔼以诗讽黄宗羲出山辅政，黄婉言拒绝，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完成了诸如《明史案》（此书失）、《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明文海》等书，自定编成《南雷文定》，写做了《宋元学案》的一部分。

这时，清初的几位大思想家有的进入暮年，有的已经谢世。王夫之虽年老身病，仍顽强投身学术研究。康熙十四年（1675年），他迁至“湘西草堂”之后，在石船山写作《读通鉴论》一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书成。该书以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所载史料为背景，上自秦始皇，下止五代，涉及宋元明，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问题做了广泛论述。批驳了“君权神授”的观点，提出“理在势中”、“势相激而理随以易”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清初学术的客观历史主义及批判论的精神。

此前，颜元因广泛的游历，见学者“人人禅子，家家虚文”，发现程朱之祸“甚于扬、墨，烈于嬴秦”，专门撰成《存学编》、《存性编》，批判程朱陆王等空泛之学。接着所写的《存人编》则肯定“情欲”是人的“真情至性”。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颜元开始撰写《四书正误》和《朱子语类评》，两书专门摘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和《朱子语类》中的语言逐条加以批判，语辞甚为激烈、大胆，主张结合实际的作法和风气。

与此相呼应，则又有朱之瑜、陈确、傅山、唐甄等也纷纷撰书讲学，终于开创了清始以来的一代新的学风，他们对封建制度、宋明理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学以致用、经世之学的学风的倡导，对后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留下大量丰富、厚实的学术成果。

清政府统一台湾

郑成功及其子郑经在收复台湾后，仍然用南明永历年号，以明朝遗臣的身份继续同清廷对抗。但是，清朝政府经过入关之后数十年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了其地位，国内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已趋于缓和，台湾郑氏实际上成为阻碍国家走向统一的一股割据势力。早在康熙初年，统一台湾的问题已经提到清朝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上来，只是由于掌握实际权力的鳌拜集团以为“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才被搁置下来。

“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乘机率军进攻福建等地，客观上起了侧应吴三桂叛军的作用，增加了清军平息叛乱的困难。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夏，郑经军连遭失败，才再度退归台湾。

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郑经病逝于台湾，其子郑克壤监国。郑经的亲信侍卫冯锡范等人为了争夺权力，诱杀了郑克壤，又奉郑经年幼次子郑克塽继位。此后台湾地方大权落入冯锡范与刘国轩二人手中。郑氏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岛上人心不稳。

这年六月，康熙帝在确知郑经已死和台湾统治集团内乱的消息后，即谕令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人乘机进兵台湾、澎湖。但由于当时进军准备尚不充分，水军提督万正色等人对进取台湾又存有疑义，这次军事行动没能立即实施。稍后由于内部长学士李光地的荐举，康熙帝决定任用熟悉海上情况，并曾为郑成功部将的施琅，于七月任命他为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太保，率军进攻台湾。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施琅至福建上任，即于厦门调集军队，修整船只，积极准备攻台。台湾方面得知情况，也加强了防备，以刘国轩统兵六千人镇守海上要冲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率军由铜山（今东山）出发，进军澎湖。这时澎湖的刘国轩部已增兵至二万，战船二百余艘，而且在岸上和外布列了大炮和炮船，防御体系相当坚固。十六日，清军发起进攻，刘国轩迎战，双方各有伤亡。施琅首战不胜，只得暂时退兵，集全军船队于八罩屿。二十二日，施琅再次发动进攻，派总后官陈蟒、董义等分别率船攻打牛心湾、基隆屿，作为偏师和疑兵，自己则率大船五十余艘居中直冲娘妈宫。刘国轩亲率船队迎战。双方自辰时开战，炮火交攻，极其激烈。至巳时，南风忽起，施琅命乘风放火，郑军于是大溃，战船大量被击沉焚毁，一些将士阵前投降，刘国轩仅率残余的31只大小船只自吼门逃走。澎湖36岛于是全部剃发归清。

澎湖的失陷引起台湾郑氏当局的极大恐慌。七月二十七日，郑克塽正式向清军递降表，台湾自此统一于清朝。

施琅在台湾也采取了安民措施。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来到台湾，颁布《谕台湾安民告示》，提出“土地既入版图，则人民皆属赤子，保义抚绥，倍常加意”。又严束部队，不许扰民。台湾全局于是安定如常。

在平定台湾郑氏之后，清廷内部对于如何处置台湾这个岛屿发生过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彻底放弃台湾，迁其人，弃其地，而以兵力驻防澎湖。施琅则力主坚守台湾。他的数次上疏陈述利害，建议留守台湾。

清廷最后做出决定，在台湾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清朝驻台湾的第一批文武官员全部就职。

康熙南巡

康熙帝即位后，经过二十余年的励精图治，创下了重大业绩，先后平定三藩之乱，击败沙俄侵略，收复台湾。国内形势得到了稳定。于是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起，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次下江南巡视，也成为他的重要业绩之一。

自从宋代以来，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汇合。明末清初，因战事频繁，黄河没有治理，因此水灾时有发生。顺治至康熙初年，即决堤八十余次。不仅淹没宿迁以东的今江苏淮安七州县，而且危及南北运输的命脉——运河，每年400万漕粮的北运，常因黄河水患而受阻。因此，康熙深知治河的重要性，早在平定三藩之前，就列入国家亟须解决的三件要务，书于宫中柱上。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他第一次南巡到山东泰山，再到宿迁，查访了黄河北堤岸180里。随后到宝应、高邮一带，再由扬州到京口，乘沙船西下，抵苏州而回。在南京，康熙帝亲自祭奠了明太祖陵墓，又赴高家堰检查堤岸工程，最后经泗水回曲阜，拜谒孔林后，由德州返回。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帝开始第二次南巡，于二月到达杭州，渡过钱塘江拜谒禹陵，三月由南京起程回北京。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康熙与皇太后一同举行第三次南巡，他“亲乘小舟，不避水险，各处周览，”还登上堤岸，用水平仪测量地势水位，命令河道总督于成龙绘出河图。经过实地勘测，康熙帝认识到造成水患的原因，是“黄河逼近清口，黄水倒灌，以致淤垫。”于是洪泽湖的水位低于黄河，下游山阳、高邮等七洲县尽被淹没。针对此弊，他提出要“深浚河身”，加高两岸堤坝，使河水湍急，带走泥沙入海。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第四次南巡中，又查看了高家堰、徐家湾、翟家坝等处堤岸工程。两年后，康熙帝南巡到济宁，看到黄河情况已与初次南巡泛滥横行时大不一样。初次所见，两岸人烟树木历历在目，船高地低十分明显。二次南巡时，则只见两旁堤岸。至四次南巡中，船已低于河岸不少。显然浚通河岸、加高堤坝已经收到了较大效果。此后，黄河水患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康熙帝的最后一次南巡是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他检查溜淮套后来到杭州，住至四月回京。他在谕旨中自称：“朕廑念河防，屡行亲阅，凡自昔河道之源流，治河之得失，按图考绩，靡不周知。”

康熙南巡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查访江南的吏治民情，笼络团结汉族士大夫。江南是明朝的心腹之地，物产丰富，人才荟萃。而自清兵入关以后，在江南扬州、嘉定等地进行了血腥镇压，引起汉族士大夫的普遍抵触情绪。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康熙在南巡途中广泛接见当地的名士闻人，屡加慰抚，这些都起到了笼络人心，消除对立情绪的作用。在南巡中，康熙还通过耳闻目睹的了解，对吏治进行考察，发现了一批人才。

康熙在六次南巡中，勤于公事，不讲排场，巡访所需费用及供应物品，大多数出自内务府开销。沿途所设行宫，也比较俭朴。尽管康熙帝的六次南巡不可能做到毫不扰民，在南京、杭州等地由李煦、曹寅安排的行宫也是相当豪华的，但与其前其后的各代皇帝相比，从他南巡的主要目的看，他的六次南巡还是应当作为正面业绩予以肯定。

雅克萨之战

顺治年间，中国军民击毙了沙俄侵略头子斯捷潘诺夫，将沙俄侵略者赶出了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但他们仍占据着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城（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等待时机，策划着新的侵略活动。康熙四年（1665年），俄军重占雅克萨城，并建堡筑寨，勒索财物，设置殖民农庄，奴役和镇压当地中国人民。康熙十五至二十一年（1676～1682年）沙俄又利用清廷全力镇压南方“三藩之乱”、无暇北顾之机，派出大量军队入侵黑龙江各支流，并调集大批枪炮、物资到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加强侵略力量。对此，清朝政府多次提出交涉、抗议，警告他们必须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沙俄侵略者不但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公然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据点，强征贡赋，开采银矿，烧杀抢掠。清政府忍无可忍，遂于“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立即集中力量，准备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

事先，康熙帝总结了三十多年来与沙俄斗争的经验，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清廷以萨布索为第一任黑龙江将军，着手扫除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设置的侵略据点。与此同时，当地各族人民也纷纷拿起武器，以各种形式打击沙俄侵略军。在各族人民的配合下，清军相继拔除了许多俄军据点。至该年年底，除尼布楚、雅克萨等少数地区外，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

在加紧军事布署的同时，清政府始终未放弃谋求政治解决的努力，曾通过各种途径表示，只要沙俄停止侵略活动，清朝愿与之保持和平。直到大兵进发雅克萨之前，康熙帝还写信给沙皇，劝其迅速撤回雅克萨之兵，“互相贸易遣使，和睦相处”。但是，沙俄政府将清方的和平努力看成是软弱可欺，不但不予接受，反而继续扩大侵略。他们调整了侵略黑龙江地区的军事指挥机构，任命熟悉当地情况且以骁勇著称的弗拉索夫和托尔布津分别担任尼布楚和雅克萨督军，又增调援军，贮存粮草，加固城防，还派普鲁士军官拜顿在托博尔斯克召募哥萨克来中国助战。至此，清政府已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武力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月，都统彭春、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分率满、蒙、汉等官兵三千余人自黑龙江城（今瑗珲）和卜魁城（今齐齐哈尔），水旱两路向雅克萨进发。五月二十二日，彭春率部抵达雅克萨城下，立即向俄方发出咨文，要求其撤出雅克萨，归还逃人，以雅库（今俄罗斯雅库次克）为界，遭到俄方拒绝。次日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城。二十五日，一队增援雅克萨的俄军自黑龙江顺流而下，被清军将领林兴珠率福建藤牌兵拦于江西。一场激战，毙伤俄军四十余人。随即，清军架设“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向雅克萨城猛烈轰击，同时水陆并进，四面围攻。经过一昼夜激战，俄军伤亡惨重，城内到处起火。二十六日，郎谈命积柴焚城。俄国雅克萨督军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只得出城投降，并发誓不再回雅克萨城。清军准其投降。派人将托尔布津及其手下官兵、眷属等七百余人送到额尔古纳河河口，收复了被俄军侵占达20年的雅克萨城。不久，清军撤回黑龙江城。

托尔布津等残兵败将回到尼布楚后，仍不死心。正项拜顿率领六百名哥萨克援兵也到达尼布楚，又探得清军全部撤退，并未留兵驻防的消息，遂率领五百余名俄军返回雅克萨，加筑工事，重新盘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萨布素、郎谈、班达尔沙等奉命率领清军2100余人会师于查克丹，再次进兵雅克萨。命俄俘鄂克索木果带信入城警告俄军，如不立即撤出，必将其全部歼灭。是时，盘踞城中的俄国侵略军共有800余人，他们凭借充足的火器装备、弹药粮草和坚固的城防工事负隅顽抗，并自城中频繁出击，不让清军炮位和攻城器械逼近城墙。萨布素率领清军将士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协助下，屡次击败出城挑战的俄军。六月初九日夜，萨布素下令向雅克萨城发起进攻。自夜到晨，重创俄军，数日之内毙敌100余人，托尔布津也中炮毙命，由拜顿继任其职。但是，由于清军除拥有少量大炮外，士兵作战主要依靠刀矛弓箭，杀伤力较小，对攻坚战尤为不利，故未能迅速拿下雅克萨城，战事一时陷入僵持状态。萨布素等为避免牺牲过大，停止强攻，于城外东、南、北三面挖掘长壕，修筑堡垒，又于城西江南布置水师，封锁来自尼布楚方向的援兵航道，对城中俄军进行长期围困。由于城中无井，通常依靠通向黑龙江的水道引来水源。清军经过四昼夜激战，切断了城中水源。数月之后，城中饮水、粮食、弹药皆已告罄，加之疾疫流行，800多名俄军只剩下66人，尼布楚方面也无力派来援军，困守雅克萨的俄国侵略者已经濒临绝境。

尽管清方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但为求得边界上持久的和平，仍然不断谋求与沙俄进行谈判。此时的俄国，正值彼得一世之姐索菲亚公主执政，统权极不稳固，不可能再派大批军队前来中国，眼看困在雅克萨的俄军将被全歼，遂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建议，派出以戈洛文为全权代表的谈判使团与清朝进行边界谈判。该年十月，俄国信使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等到达北京，呈递沙皇给康熙帝的书信，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萨，等待戈洛文一行到达后进行谈判。清政府以礼接待了俄国信使，并在雅克萨城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同意了俄国的请求，命令萨布素等撤雅克萨之围，又派太医赴雅克萨为患病俄军治疗，且发粮赈济，保住了坐困城中坐以待毙的俄国人性命。次年七月，清政府闻知戈洛文使团抵达边境，遂命萨布素等率部返回黑龙江、墨尔根（今嫩江）等地驻守。至此，历时两年之久的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正式结束。

《尼布楚条约》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后，沙俄见仅靠武装入侵难以实现其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目的，遂改变策略，企图以军事侵略和外交谈判交替使用，迫使清政府就范。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正月，沙皇政府任命戈洛文为对清谈判使团全权大使，率使团于正月十三日自莫斯科起程来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八月，戈洛文一行到达贝加尔湖东岸。

戈洛文一行在贝加尔湖东岸一带停留了两年时间。因此时清军已然撤消雅克萨之围，戈洛文就不急于与清方谈判。他一面窥探清政府的意图；一面竭力鼓动中国喀尔喀蒙古各部脱离清朝，臣服于俄国。遭到喀尔喀蒙古领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的坚决拒绝。戈洛文见挑拨离间难以奏效，又企图以武力逼蒙古各部屈服。是年冬，戈洛文诬陷蒙古人民偷盗俄军牛羊马匹，命俄军闯入蒙古牧区进行烧杀抢掠，俄国侵略者的暴行遭到喀尔喀蒙古人民的坚决反击。十二月，蒙古军民在楚库柏兴（今色楞格斯克）一带打败俄军，迫使戈洛文等躲在城中不敢出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六月，正当喀尔喀蒙古各部抗俄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之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以“为弟报仇”为借口大举入侵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各部相继战败，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等率数十万众南归，要求清政府予以保护。戈洛文见有机可乘，遂与噶尔丹相勾结，派俄军分路出击，逼迫喀尔喀各部归顺俄国。由于喀尔喀蒙古人民的坚决反对，戈洛文一伙的阴谋未能得逞。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清政府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组成谈判使团，取道蒙古前往楚库柏兴与俄使进行谈判。索额图等行至蒙古，正值噶尔丹大举入侵，道路受阻，不得不暂时返回北京。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索额图等再次启程，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梦（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六月，使团到达尼布楚。

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半月有余，仍不见戈洛文等前来，反受到俄国方面无理指责，说中国使团带军队前来违反国际法准则，又诬陷中国士兵途经雅克萨时杀死两名俄国人，还要求中国使团驻地不得离尼布楚城太近，应退往额尔古纳河口等等。对此，索额图等据理予以驳斥。

七月初五日，戈洛文使团到达尼布楚。初八日，双方进行第一轮会谈。谈判一开始，双方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戈洛文一口咬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俄国领土，却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指责中国“突然派兵侵犯”俄国领土，制造流血事件，引起战争，要求清政府赔偿俄国损失，惩办有关人员。索额图对戈洛文的无稽之谈逐条予以驳斥，以大量事实说明，鄂嫩、尼布楚等地皆为中国人民世代居住之地，当地人民一直向中国政府交税，其首领和子孙至今仍在，因俄国侵略而逃到内地。索额图在回顾了俄国侵略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以后指出，当地中国各族人民多年来遭到俄国侵略者的蹂躏，绝不是如戈洛文所言仅仅为“小小纷争”。对此，中国政府曾多次提出抗议、警告，但俄方始终置若罔闻，中国忍无可忍，只得以武力驱逐侵略者。因此，引起战争的正是俄国的侵略和屠杀，如果说要“惩凶”、“赔偿”的话，那么俄国首先应惩办侵略凶手，赔偿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最后，索额图表示，中国使团是为争取和平而来，故只谈边界划分，谋求达成协议，并不想要求俄方“惩凶”和“赔偿”。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戈洛文等理屈词穷，无话可说，在随后进行的划界谈判中，戈洛文首先提出以黑龙江为中俄两国边界的方案，遭到索额图等断然拒绝。清方提出以勒拿河与贝加尔湖划界，也未被俄方接受。第一天会谈没有结果。

次日举行第二次会谈。开始，戈洛文仍坚持以黑龙江划界，后见中国使团坚决反对，又提出以牛满河为界，仍将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划归俄国。时此，中国使团当然不会同意，但索额图等以为俄方已然让步，于是提出以尼布楚为界的新方案。由于中国使团缺乏外交谈判经验，一下子就将事先确定的最后方案拿了出来，因而上了戈洛文等人的当，将尼布楚轻易划给了俄国。戈洛文见清方肯让出尼布楚，不由喜出望外，但为了勒索更多的利益，故意与中国使团继续纠缠，拒绝了这一方案。第二天会谈仍无结果。

索额图等不知戈洛文的真正意途，以为最后方案遭到拒绝，谈判已经破裂，准备返回北京。戈洛文一见，急忙通过在中国使团中充当译员的两名传教士——法国人张诚和葡萄牙人徐日升，劝中国使团留下来继续谈判。七月初十至二十三日，张诚与徐日升频繁往来于中、俄使团驻地，进行会外活动。经过激烈的，中国使团又作出一系列重大让步，有些甚至超出了康熙帝允许的范围。戈洛文等见此行目的已基本达到，又赶上大批受俄军残害的中国各族人民听到中国使团到来的消息，纷纷突破俄军封锁，来到尼布楚附近，引起他们的恐慌，于是表示愿意接受中国使团的方案，同意撤出雅克萨。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两国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共六条，内容如下：一、以流入黑龙江的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直到海边为界，山南归中国，山北归俄罗斯。二、额尔古纳河以南属中国，以北属俄罗斯，其南岸眉勒尔客河口所有俄罗斯房舍均迁往北岸。三、将雅克萨地方俄罗斯所修之城尽行收图拆毁，雅克萨所居俄罗斯人民及诸物尽行撤往察汉汗之地。四、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有越界者即行擒拿，送各地方官惩处。从前一切旧事不议，中国所有俄罗斯之人或俄罗斯所有中国之人均不必遣返。五、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六、不得容留对方逃亡者，一经发现即行送还。另外，双方还商定将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正式文本为拉丁文本，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另有满文和俄文副本。《尼布楚条约》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其内容也未超出两国政府愿意接受的范围。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时，两国边境相对安定，人民往来和贸易关系皆有所发展。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淄川（今山东淄博）蒲家庄人。蒲松龄出身于“书香”门第，19岁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但此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才考得了一个岁贡。科举不得意，他便一生隐居，做私塾先生，生活相当清苦。正是因为科举的失意，使他从不满科举制度开始，逐渐看到现实中诸多的黑暗，而贫困的生活，又使他能够体恤农民的疾苦，以致其部分作品能够摆脱个人的积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矛盾，表达出人民的某些思想和愿望。

蒲松龄一生著述颇丰。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诗集六卷，文集四卷，通俗俚曲14种，以及长篇白话《醒世姻缘传》等。《聊斋》是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中绝大多数篇章记述了当时民间和下层文士间的故事传说。作者有意借用花妖狐魅的故事抒发自己的情感，寄托自己的悲愤，以避开当时严酷的文网。

《聊斋志异》的主要篇章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书中有部分作品对科举制度的腐败进行了猛烈抨击。蒲松龄一生深受科举之害，对其弊端感受尤深，因而这类作品入木三分，思想性特别突出。《聊斋》还以大量篇幅揭露了现实政治的腐败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迫害。《聊斋》的少数篇章还赞美了劳动者善良、纯朴、豪爽、机智的优秀品格。

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聊斋》最突出的艺术风格。在许多篇章中，妖魅和幽幽冥间都起着重要作用。作者有意将妖魅人格化、社会化，借助妖魅的超现实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物的刻划也很独特，生动是一方面，几笔就能传神，更重要的是作者表现人物不拘泥于现实，敢于突破生与死、人与妖的界限，因而给人一种亦真亦幻又鲜明可爱的感觉。情节的曲折也增加了作品的魅力。整体而言，《聊斋志异》是部针贬现实的好作品，但其中亦宣传了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宿命论的观念，这就导致了作品思想意义的复杂性。

《聊斋》问世之后风靡一时，形成我国文言短篇的一个高峰。《聊斋》之后，文坛上出现大量摹仿作品，《谐铎》、《夜谭随录》、《阅微草堂笔记》即此类作品。这些作品或仅搬用《聊斋》的形式，或思想趋于保守，离《聊斋》达到的艺术境界相去甚远。《聊斋》的精华所在，如现实精神、精湛的白描刻划与讽刺手法倒是被清代长篇中的优秀之作《儒林外史》等继承下来。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乾隆盛世”时，吴敬梓创作了杰出的讽刺《儒林外史》。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县人，清代著名文学家。出身于科甲鼎盛的缙绅世家，36岁时曾被荐应博学鸿词考试，即以病辞，54岁时（1754）穷愁潦倒死于扬州。《儒林外史》的社会批判锋芒所指，主要集中在封建科举制度对士人灵魂的腐蚀毒化方面。吴敬梓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俯视整个封建文化，深刻地剖析了儒林众生的种种心态和生态。《儒林外史》以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的基础。它对晚清谴责及现代讽刺文学都有深远影响。它与稍晚的《红楼梦》同样标志了中国长篇从内容到形式的成熟。

曹雪芹与《红楼梦》

曹雪芹（1715～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是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江宁织造，家世在祖父曹寅时达到鼎盛。由于雍正初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株连，曹雪芹之父曹頫被革职下狱，抄没家产，家道从此日渐衰微。曹雪芹经历了由锦衣玉食的宫廷贵族到“举家食粥”的贫民百姓的沧桑之变，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命运有切身感受，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

《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为经线，纵向剖析了造成悲剧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同时以贾府的兴衰为纬线，横向展示了由众多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由此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使读者看到封建制度行将崩溃的必然命运。《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是辉煌的。首先，曹雪芹以精雕细琢的功夫，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其次，以贾、林、薛的爱情婚姻纠葛为主线，把众多的人物、事件组织起来，情节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网状结构，既宏大又清晰，有条不紊地将错综复杂的内容表现出来。《红楼梦》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巨大创造和发展，成为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的高峰，给后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对《红楼梦》的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

改土归流

雍正年间，清政府在西南大部地区废止当地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实行的世袭土司制度，按内地制度重新建立行政区划，委派有任期的“流官”进行直接治理，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史称“改土归流”。

自元代以来，中央王朝一直在我国西南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地苗、瑶、壮、白、彝、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在实现了军事征服或政治征服之后，推行“羁縻”政策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统治制度，是与当地少数民族经济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相适应的。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土司制度又分为土司、土官两种。土司是指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组成世袭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镇抚司、长官司等，虽然接受中央王朝封赐的官爵名号，但因其治区的土地和人民均归其所有，故实际上属于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土官指按内地行政制度设立府、州、厅、县等地方机构，委派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头人等担任土知府、土知州等等，往往也是具土官之名，行土司之实。随着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的日益加强，土司制度越来越成为当地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更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自明代开始，中央政府即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规模很小，影响不大，未能造成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制度的重大变化。一些土司辖地数百里，拥兵以万计，对治区人民残酷压榨，疯狂掠夺，有些地区虽已实行了改土归流，但由于土司制度根深蒂固，仍是“土目盘踞，文武官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

明末清初以来，中原地区与边远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大批汉族人民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屯垦，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对当地落后的土司制度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脱离土司制度的束缚。但由于清初中央政府忙于国家的统一和抵抗沙俄入侵，一时无暇顾及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改革，使土司制度得以沿袭下来。雍正年间，清廷统治力量大为增强，初步解决了北方的民族叛乱和沙俄入侵问题，立刻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请求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就近划归云南，实行改土归流，随即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广大地区普通推行。由清朝政府分别设置府、厅、州、县等行政机构，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治理，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在推行改土归流过程中，主持其事的鄂尔泰等人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和平招抚和武力镇压两种手法。大致看来，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多以招抚为主，而在云南、贵州两省，则曾大规模武力镇压。

贵州为苗族聚居地区，清王朝统治较为薄弱。雍正四年（1726年），清军进攻广顺府长寨等地，镇压了当地苗民的反抗，强迫其剃发易服，并力行保甲，稽查户口，又乘胜招抚了广顺、今惠水、镇宁、今镇宁、永丰、安顺等地1000余处苗寨。随即，清军进兵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苗疆，相继占领古州（今榕江）、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都江、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等地，讨伐了不肯降服的苗寨，设官管辖，驻兵镇守，从而开辟了通向湖南、广东的水陆交通。但是，由于清廷派驻当地的文武官员肆意欺压苗民，敲榨勒索，引起广大苗族人民的强烈不满。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江、台拱地区苗民奋起反抗清王朝的残暴统治，攻陷凯里、黄平州，震动了整个苗疆。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率兵前往镇压。张照一向反对鄂尔泰等人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又不懂军事，以致旷日持久，师劳无功。刚刚即位不久的乾隆帝下令罢免张照，改派以前平苗有功的张广泗前往贵州负责苗疆事务。张广泗分兵三路，对各地生、熟苗民进行大肆屠戮，焚毁苗寨1200余处，擒斩苗民数万人，镇压了当地苗民的反抗斗争，并在贵州各地强行改土归流，加强了清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

云南是土司势力较强大的地区。一些顽固的土司、土官，为维护其传统的世袭统治地位和种种特权，极力反对清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叛乱。雍正八年（1730年），乌蒙（今云南昭通）土司禄鼎坤利用当地彝民对镇守乌蒙的清军总兵刘起元贪污暴戾、军纪败坏的不满情绪，率其族人禄鼎新、禄万福等发动叛乱，杀死刘起元，攻陷乌蒙，周围东川（今云南会泽）、镇雄、威宁等地大小土司、土目纷纷响应。叛乱者袭杀塘兵，劫夺粮运，拆毁桥梁，阻断要隘，给正在进行的改土归流造成极大破坏。鄂尔泰调集清军一万余人，分兵三路进行镇压：鄂尔泰亲自督阵，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将叛乱镇压下去，保证了当地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在滇南，清廷革除了镇沅、沾益州、赭乐、威远、广南等地的土司、土目，派同知刘洪度暂客镇沅府事务。土目刀如珍不肯交出所占民田，煽动当地彝民杀死刘洪度，发动叛乱。清廷派兵镇压，将已革土司、土目全部徙往外省安置，然后进军澜沧江下游，连破险隘，直抵孟养，除江外车里等地土司依然保留外，其余全部改流，升普洱为府，驻兵防守。

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推行的改土归流制度，限制和部队消除了各地土司的割据势力和特权，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特别是在平定土司叛乱过程中对各地人民的残酷屠戮，也给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军机处的设立

清初承明朝旧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至雍正年间，因与准噶尔部作战，往返战报频繁，而内阁距内廷过远，不能亲授机宜，为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始左隆宗门内设立“军需房”，亦称“军机房”。挑选内阁中谨慎可靠的官员办理机密事务。雍正七年（1729年），任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张廷玉办理事务。次年添设军机章京。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设“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军机处初设时所掌仅限军事，其后事权逐渐扩大，总职掌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具体职权则既重要，又广泛。其作为皇帝私人的工作班子，直接听命于皇帝，“常日值禁廷以待召见”，拟定皇帝发布的谕旨，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审办大狱案件，奏补文武官员，考查行军之山川道里与兵马钱粮，查考大典礼旧案与考证历史事件，等等。并兼管方略馆和内翻书房。所谓“军国大计，罔不总揽”。且在京各衙门，唯军机处不在十五道稽察之内。故此，军机处在清代国家机关中，虽居于内阁之下，其实权却已超越内阁。军机处的设立，实质在于分内阁之权，以利于皇帝集权独裁，是为统治者加强君权的一种措施。

军机处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产物，其特点为处理政务迅速而机密，但自身无独立性。军机处起草的谕旨，先下内阁，以次及于部院，层层下达者称“明发”；不经内阁，由军机处封缄严密，驿马传递，直达督抚者为“廷寄”，其主要传送重要机密事件，据缓急分为日行三、四、五、六百里或八百里。地方督抚的奏折亦直接送军机处直达皇帝。“廷寄”制度的建立，使皇帝的意志得以毫无阻碍直达地方，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军机处为办理机务，承写密旨之地，关防严密。军机处虽然地位显赫，但须绝对听命附属于皇帝，没有丝毫独立行动和决策的余地。军机处的组织形式也很特别，既无官署（仅有值房），又无专官（均为兼职），亦无属吏，为非独立、非正式的衙门。

军机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又称“枢臣”）、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又称“枢曹”），都是兼职。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院、寺等衙门堂官）中特选，或由军机章京升任，其权超越大学士。军机章京初无定额，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中传取任用。随军机处事权的扩大，成为“天下政务之总汇”，清统治者为避免“君权旁落”，采取了一些限制方法，以掣其权。如军机处印信收藏于“大内”，凡有应用印之官文书，须由值日章京亲到内奏事太监处“请印”，用毕即行送还。

军机处在其沿革中曾有反复。雍正十三年（1735年），弘历帝即位，于当年十月废军机处，改设“总理事务处”。原办理军机事务的大臣，有的改“协办总理事务”，有的回本任。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弘历又谕令大学士鄂尔泰等仍办理国机事务。军机处停两年后至此恢复，总理事务处废除。嘉庆年间，军机处更加巩固，职权日益发展，以至修会典时，将其列为正式机关。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另设督办政务处，略分军机处之职。到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改设责任内阁，执政一百八十余年的军机处始告废止。

清王朝的中枢机构，由最初的议政大臣会议为最高中枢机构，到顺治年间设立内阁，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削弱王公贵族权力，再到康熙时设立南书房，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拟写谕旨，发布政令。压抑阁权，直至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掌握军国大政。内阁宰辅，名存实无；以及雍正元年（1723年）将掌勘察官府公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隶属于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取消六科奏事中负责封驳皇帝诏旨的职权，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二十二道）合称“科道”，分别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使自唐朝以来封国家监察机关“台”、“涑”并列局面合而为一，专制皇权不断得到加强，将以皇权为核心的清代封建专制主义推上了历史的最高峰。

《四库全书》

清代统治者自入关后很重视搜集和编纂古代典籍，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编修书籍甚多，其中如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荟萃群书，融贯古今，有一万卷之巨。到乾隆年间，清朝进入鼎盛阶段，国家富足，社会也较为安定，为更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提供了条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帝谕令全国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和本朝人的著作。谕令说：“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以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谕令下达后，安徽学政朱筠于十一月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一是抓紧搜集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二是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公布内廷藏书目录，并组织人员从内廷收藏的残本《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三是著录与校勘并重；四是对于金石、图谱，也要留心搜集。朱筠的建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交军机大臣讨论后决定：选派翰林官员开馆编辑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与各省采进的书籍，成书后总名《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开馆，馆址设在北京东安门外的翰林院。四库全书馆设有正、副总裁，总纂官、总阅官、总校官、纂修官，以及提调官、监督官、监造官等。在前后九年时间里，正式任命的纂修官员先后共计360人，此外还征用了大量的抄写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库全书馆里聚集了全国最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纪昀、戴震等人。

纪昀是直隶献县人，才思敏捷，学问渊通，自开馆即充任总纂官，与修书活动相始终，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出力最多。全书的体例、分类和各种类中书籍的排列次序等都是由纪昀一手确定。他把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编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成为目录学史上总结性的著作。由于他在编纂《四库全书》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表现出的卓越才华，纪昀被人称作“一代文宗”。

充任纂修官的戴震是极负盛名的汉学大师，皖派领袖，以举人身份而蒙特召入馆，负责辑校《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和校勘古籍。他的学问根基深厚，馆中其他人遇有疑难，经常向他求教，戴震在馆数年，晨夕披检，靡间寒暑，辑出久已亡佚不传的《算经五书》，并且校订整理了《水经注》、《仪礼集释》等大量古籍，为《四库全书》的修纂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积劳成疾，戴震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于馆中逝世。

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清廷进行了大规模的征集图书的工作。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1772年至1778年），乾隆帝多次下诏访求图书，自各地征集到的图书总数达13000多种，其中有许多是举世罕见的珍本秘籍。这些书籍大部分征自文化特别发达的浙江地区，当地的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扬州马裕、宁波范懋柱等人，进献图书都在六百种以上。这样一次规模空前的征集图书活动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材料。

在征集到的大量图书中，包括一部分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一些野史稗乘，颇多“违碍悖逆”之词。乾隆帝征集图书，修纂《四库全书》，目的在于巩固其统治，对这些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因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就谕令四库馆和各省官员，一定要趁此征书之机，大力查禁一切违碍图书，尽数销毁。其时文字狱正盛，各处官员对禁书之令不敢怠慢，于是在征书的同时，又大肆收缴禁书，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而且查禁的范围不但包括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还包括许多学士文人的文集、笔记、奏疏以及剧作曲本，甚至一些宋、元时代有关抗击辽、金、元兵的作品也遭到毁禁。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对许多古籍中一些“违碍”的章节、段落和字句进行了削删窜改，使得一些珍贵典籍面目全非。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第一份《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正式修成。这部巨大的丛书集古今图书3500多种，共计79000余卷，内容包罗万象。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类，共四十四类，其中十五类下又分为六十五属。其基本分类为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共十类；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共十五类；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共十四类；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共五类。所收书籍不但包括一般著述，还包括一部分丛书以及如《册府元龟》和《佩文韵府》这类的巨型类书和工具书。《四库全书》“以万千之遗书而汇为一团，以多数之简册而勒成一部，不唯齐整，易于保存，且完备，易于寻觅。吾国先人之宝籍得赖以不坠者，亦斯役之力也”。

在编纂过程中，《四库全书》的编者为收入全书和未收而存目的书籍共10200余种撰写了提要。每篇提要都开列书名、卷数、采进来历，考证作者名号经历，介绍书籍的性质与内容大要，评论其得失利弊，说明其流播与影响。这些提要由纪昀编排统稿，按《四库全书》的部类次序编辑成书，即所谓《四库全书总目》。由于各书提要均出自渊深学者之手，概括明晰又常有独到见解，再配合以《四库全书》严密精致的分类框架，所收书目又数量宏大，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因而成为我国目录学中最高成就之作，对后世的学术影响巨大。《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最初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内廷刊刻，后来民间依殿本翻刻，得在全国广泛流传。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没有刊印本，编成后仅抄写了七份，各装订成三万六千多册，分别贮于北京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抄成后又多次重校、补校。后来由于战乱，文源阁本、文汇阁本和文宗阁本都荡然无存；文澜阁本毁损过半后补抄完整，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栈、文溯阁本现在分别珍藏在杭州、台北、北京和甘肃兰州。

天下第一贪官

和珅姓钮祜禄氏，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少时家贫，以官学生充銮仪卫校尉。因其机灵善辩，仪表堂堂，一次偶然机会，得到乾隆帝赏识，遂步步高升，以侍卫擢副都统，迁侍郎，入军机，授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晋封一等忠襄公，赏戴双眼花翎，在乾隆后期任军机大臣达二十四年之久，成为乾隆朝最受宠信的权臣。其子丰绅殷德因尚公主，其弟和琳曾任四川总督，一门豪贵，势焰熏天，朝中文武争相奔走其门。

和珅本无才学，品行也不端正，唯靠善伺乾隆帝之喜怒以得宠，在其把持朝政的20多年中，公然卖官鬻爵，招权纳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凡不附己者，辄借机在乾隆帝面前进行陷害，必欲去之而后快。朝廷内外，自督抚至于府县，皆以贿赂和珅为巩固自己地位和升官发财的途径。致使一生聚敛了惊人的财富，成为清代最大的贪污犯。不仅如此，和坤还依恃乾隆帝的宠爱，出入宫廷，凡遇喜爱之物，则径自占为己有；四方进贡之奇珍异宝，往往也是上好者落入和珅之手，次一等的方才献入宫中。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将皇位传给太子颙琰，改元嘉庆，自为太上皇，仍对和珅宠信有加。嘉庆帝虽心中对和坤极为厌恶，但碍于父亲，仍不得不勉强容忍，竭力周旋，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病逝，和珅失去靠山，嘉庆帝立即指使给事中广泰、王念孙，御史广兴、郑葆鸿等参劾和坤种种专权不法。初八日将和珅革职下狱，户部尚书福长安等也被指为和坤党附而革职拿问。十五日，嘉庆帝颁发诏书，宣布和珅20条大罪，命王公大臣会审，和珅一一招供不讳。十八日，令和珅于狱中自尽。福长安以党附和珅，命其至和珅狱中跪视和珅自尽后，押回本狱，定斩监候，秋后处决；和珅已死，削去公爵，撤出太庙，并毁专祠；丰绅殷德因尚公主，留袭伯爵，余皆斥革；和珅亲信苏凌附、吴省兰、李潢、李光云等皆降革有差；其余为和珅荐举或曾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

嘉庆帝治和珅罪，派人查抄其家产，其家产登记者共109号，已估价者26号，值银202000千多万两。当时清廷每年财政收入为4000余万两，而和坤家财仅已估价者即相当清朝全国五年的财政收入。所有抄没的财产，入国库者为数甚微，赏给臣下者亦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皆入于宫禁，故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

鸦片战争

十八世纪末，英国开始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同时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道光十八年（1838年），鸦片输入量已达四万余箱。烟毒在中国泛滥，民气不振，官府腐败，军队失去斗志，白银大量外流。这年十二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次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商议对策，一面整顿海防，缉拿烟贩；一面通知外国烟贩在三天内将所存烟全部交出，并要求他们出具甘结，保证以后永不携带鸦片来华。否则一经查出，货即没收，人即正法。林则徐还严正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迫于形势，英、美烟贩被迫陆续交出所存鸦片两万余箱，共计237万多斤。六月三日至二十五日，林则徐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八月，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政府上下哗然，十月，正式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次年二月，正式任命乔治·懿律为东方远征军总司令，兼谈判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为副代表。是年六月，英军战船18艘抵达广东海面，并在美、法两国支持下，挑起战端，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军首先进犯广州海口，这时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他制定了以守为战的积极防御战略，认真备战。他相信民心可用，于是招募但户、渔民五六千人编为水勇，并告示民众：英军兵船一进内河，人人可持刀痛杀。英军见广州防备森严，不便进攻，就北犯厦门。这时已调任为闽浙总督邓廷桢督师迎战，击退英军。于是英军又继续北上，攻陷定海，八月，到达天津大沽口，向清政府递交了英外交大臣巴麦写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及向清政府提出赔款、割地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则“必相战不息”，以武力威胁清政府。这时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等为首的驰禁派，借机向道光皇帝进谗言。道光皇帝看到英军来势凶猛，于是发生动摇，指责林则徐禁烟措施失当，并派琦善到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琦善一再妥协，并散布英军船坚炮利，难以取胜的谣言，并说即便今年能把英军击退，明年它们依旧还会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与此同时还向英人表示，一定替英国惩办林则徐、邓廷桢，只要英军退回广东，一切问题都可在广州谈判解决。在琦善的允诺下，英军同意退回南方交涉。九月，道光皇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广州继续与英军议和。不久，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之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十一月二十九日，琦善到达广州，首先查办了“林则徐禁烟案”，并自动撤防，解散水勇，摆出与英人议和的态势。道光二十一年（1811年）一月七日，英军乘琦善解除战备之时，派军舰突然袭击沙角、大角炮台。清军不敌，副将陈连升及其子举鹏、守台张清龄均战死，沙角、大角两座炮台相继陷落。此时，广东巡抚怡良、将军阿精阿、副都统英隆等人都主张立即增兵反击，均遭琦善拒绝。一月二十五日，琦善乘船亲自前往狮子洋面与义律会晤于莲花山，全部接受了义律提出的《穿鼻草约》，允割香港，赔烟价60万元，开放广州等。

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皇帝对《穿鼻草约》所提条件不予批准，感到有损尊严，因此又倾向主战。当得知沙角、大角炮台被占的消息后，于一月底决定对英宣战，并派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到广东主持战事。英军闻讯后，在奕山还未到达广州时，就派兵进攻虎门炮台，守将提督关天培率兵坚守，终因寡不敌众，与将士数百人全部殉国，虎门炮台陷落。三月，英军继续发动进攻，占领了离广州城30里的二沙尾炮台，后又攻陷海珠等炮台，此时广州城完全陷于英军的威胁之中。四月，奕山率大军17000人齐集广州，于五月二十一目怀着侥幸心理派军队夜袭英舰，初获小胜。第二天，英军开始反扑，经过五天激战，城外炮台尽失。二十七日，奕山竖白旗向英军乞和，并签订了《广州和约》，答应缴赎城费六千万元，一周内交付，清军退出广州城六十英里。道光皇帝听到消息后，借口“准令通商”，批准了《广州和约》。五月底，广州城郊三元里等地民众数万，奋起抗英，迫使英军退回军舰。

这年四月，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穿鼻草约》，认为所得利益太少，不予批准，并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扩大对华战争。临行前，英国首相训令璞鼎查，让他到中国后，再占舟山，恫吓清政府。英外交大臣给璞鼎查的训令中指示，只有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英国提出的全部要求，签订一个有广泛特权的条约，才能停止军事行动。八月，璞鼎查抵达中国。这时，清政府对英国调兵遣将扩大战争毫无准备，沿海各省还在继续裁兵撤勇。八月初，两江总督裕谦获知英军准备再度进犯浙江的消息后，奏请朝廷暂缓撤退江、浙两省调防官兵，可是道光皇帝却批驳说：“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这样当战争爆发后，清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八月二十六日英军首先攻陷厦门。后又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5000守军奋战六昼夜，最后全部牺牲，定海再次失陷。接着，英军进攻镇海，裕谦率军队浴血奋战，终因力战不支，镇海城陷，裕谦投水自尽。不久之后，宁波也失陷，英军在进获浙江的同时，先后两次进攻台湾，遭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英军被歼俘数百人，只好退却。

在浙江连失三城，清军相继失利的情况下，清政府又急忙派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率兵救援浙江，并从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调集军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奕经及各省军队陆续到达绍兴前线。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奕经命令部队从绍兴分兵三路，冒雨向宁波、镇海、定海出发，希望同时收复三城。因事机不密，英军早有准备，清军大败，奕经撤到广州，从此畏战议和，不敢再战。道光皇帝闻知奕经惨败，从此便停止调兵，一意求和，并派盛京将军耆英带同伊里布到浙江与英军议和，要他们千万不能失去议和的良机。然而，英军对耆英等人的求和活动不予理睬，进一步对清军进行攻击，要彻底压服清政府，不许清政府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五月，英军又攻占了江、浙海防重镇乍浦。六月，英国又从印度派来援兵，进攻长江口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奋起抗击，力竭牺牲，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而后，英军又进犯镇江，副都统海龄率领军民殊死奋战，重伤英军，最后镇江失守。八月初，英军到达南京江面。二十九日，耆英与璞鼎查在南京江面英舰皋华号上，按照英国提出的全部条款，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虎门销烟

十九世纪开始，鸦片大量涌入中国。面对着烟毒泛滥带来的种种危害，清廷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形成驰禁派和严禁派之争。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折，提出放弃禁烟政策。驰禁派的主张受到一部分开明官员的反对。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痛陈鸦片的种种危害，提出严禁的主张。提出以“重治吸食”的办法，抵制鸦片的输入。道光皇帝把他的奏折发给各省将军及督抚大军复议。七月，林则徐遵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六条，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同时在两湖地区切实执行禁烟措施，成绩显著。九月，他又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一折，进一步指出鸦片的祸害。面对鸦片造成的“兵弱银涸”的严重形势，道光皇帝倾向了严禁派的主张，决定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三月十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经过调查，确定禁烟应先断绝鸦片的来源，所以一面与邓廷祯和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加紧整顿海防，一面严拿烟贩，并缉拿颠地，惩处受贿买放的水师官弁，并调查了解鸦片屯户、小贩的活动以及贩卖内幕。十八日，林则徐召集行商，宣布禁烟政策，传令烟贩三日内从速将存放的鸦片尽数缴出，造具清册，经点检后毁掉。并要他们保证以后永远不再带鸦片，如有重犯，一经查出，全部没收，人即正法。林则徐还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日。”表示了禁绝鸦片的决心。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接到通知后，便想方设法抗拒禁烟，唆使英商拒交鸦片。英国方面还用威胁手段相对抗，令珠江口外英船开到香港，悬挂英国国旗，由英军舰调度，作出战斗态势；又抗议中国在广州设防，准备迫令英国侨民撤离广州。二十四日，义律经澳门潜入广州洋馆，指使烟贩颠地乘夜逃走。为此，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封锁洋馆，撤出仆役，断绝了广州与澳门的交通。义律得知这些情况后，觉得无法用直接抵抗办法来保护鸦片贸易，便想利用缴烟一事引起中英两国的直接冲突，以此来破坏林则徐的禁烟。于是他命令英商交出鸦片，并保证其所受损失由英政府赔偿，同时为联合美国共同侵华，也让美商交出鸦片，损失将来也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英美烟贩在得到义律的保证后，陆续交出鸦片两万多箱，合计2376000余斤。义律交出烟后，林则徐立即下令恢复中英贸易。

六月三日至二十五日，林则徐率领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所缴获的鸦片当众销毁。海滩高处用树栅围起，开池漫卤，然后投进石灰，倾刻间池内沸腾。最后打开池前涵洞，被烧毁的鸦片，随潮冲入大海。整个销烟过程，准许外国人观看。前去现场观看的中国百姓熙熙攘攘，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虎门销烟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一项重大胜利。

东南沿海人民抗英

鸦片战争期间，在广州，城外有名的十三行被英军洗劫一空；在乍浦，平民百姓惨遭杀害；在镇江，房屋被毁，盐艘巨舶焚烧一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英军占据广州城外炮台后，经常到附近村落奸淫掳掠，甚至盗掘坟墓，窃取祭物，从而激起民愤。五月二十九日，三元里附近各乡农民、丝织工人和打石工人等方面的代表在牛栏冈举行会议，决定联合起来，抗敌自卫，“每乡设大旗一面，上书乡名，大锣数面，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就在这一天，一小股英军闯到三元里抢劫行凶，调戏妇女，村民奋起搏斗，菜农韦绍光等当场打死英兵八人，其余英兵狼狈逃走。事后三元里村民料定英军不会甘心，齐集村北三元古庙，决心保卫村庄，相约以庙内的三星旗做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后又联络附近一百零三乡人民，共商对敌之策。这支队伍中有贫苦农民，有纺织、打石和烧炭工人，有渔民、有秘密会党成员，也有爱国土绅。

三十日清晨，5000义勇逼近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四方炮台。英军司令卧乌古派布尔利少将带兵留守炮台，自己率领千余名官兵出来迎战。义勇按照事先商定的战术，且战且退。临近十二时，英军被诱至丘岭起伏的牛栏冈，手持刀矛锄耙的万余名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把英军团团围住，进行肉搏。下午一时，天空下起大雨，英军火药受潮，枪炮失灵，不敢恋战，便开始撤退。群众奋起追击，一部分英军又陷重围。三元里数万群众又将英军分割包围，进行肉搏战，打死英军少校毕霞。直到深夜援军到达，被围的英军才撤回四方炮台。这一仗，伤毙英军近五十名，还缴获许多战利品。第二天三元里群众再次出动，围困四方炮台，番禺（今广州市附近）、南海（今广州市附近）、佛山、增城（今广东增城县）、花县（今广东等县）等地义勇也赶来支援。英军躲在炮台里，束手无策。后派出汉奸混出重围。英国全权代表义律闻讯后，向广东官府告急，并威胁说：“再有义勇相扰，则将打破议和，大举进攻”。奕山即令广州知府余保纯等出城，“步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术。”由于余保纯的欺骗、威胁诱降，一部分土绅动摇后，又帮助余保纯诱骗群众撤离四方炮台，才使英军逃脱重围。六月七日，义律贴出告示进行恫吓。广州人民针锋相对加以批驳，并宣布“不用官用，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报我各乡惨毒之害也”。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面旗帜。

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等地人民，都对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福建，英军攻占厦门后，到附近各乡抢劫，遭到乡民抵抗。击毙英军数百名，打伤上千名。迫使英军不敢久驻厦门，退守鼓浪屿。晋江（今泉州附近）、惠安（今福建惠安县）、南安（今福建南安）、厦门（今厦门）各厅县群众纷纷“自相团练，各保乡村”。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十月间，英国军舰曾两次进犯台湾。在兵备道姚莹、总兵达洪阿的“自己乡邦”号召和支持下，成立自卫团体，民众达万多人。他们守本庄并听官调遣，配合清军两次击退英军进犯。

在浙江、定海三十六岙群众齐集神庙，订立盟誓，相约同心杀敌。发布《告白》，表示与守军“逢人即杀，见船无备遂烧。……一次不成，二次再举。水战不胜，陆战再图。明不得手，暗可施谋。或放虫下毒，或挟刀行刺，使彼防有所不及，备有不能行”，直到把侵略者连船带人一起消灭。他们协助守军作战，捉汉奸，破坏英军食物、淡水供应，不断袭击零星外出滋扰的英军。

镇海乡民伏击英军侦察队，俘获英军官兵。宁波人民的自卫武装组织——黑水党，广泛采用游击战术，在城内外埋伏，截杀小股英军。鄞县（今浙江奉北附近）、慈溪（今浙江宁波市慈溪镇）等县也组成团练乡勇数万，还击侵略军进犯。

在江苏，英军闯入长江以后，沿江农民、渔民、盐民和船夫等，到处奋起还击。崇明（今江东崇明）武装民众事先设下埋伏，派人诱敌上岛入埋伏圈，然后打击。太仓（今江苏太仓）、江阴农民以竿木、锄头袭击英军。妇女儿童加入战斗行列，用石块奋击。靖江（今江苏靖江）人民阻止英军抢劫，一童子从城上投砖石，击毙英军一人。英舰三艘再次来犯，靖江知县杨凤，率军千余人防守江堤，击伤敌舰一艘。

在广东，林则徐主持战争期间，人民纷纷参加他所招募的水勇和士绅组织的团练，支持配合清军作战。

东南沿海人民的抗英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打响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枪。

中英《南京条约》

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二月，英国政府派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并以东印度公司前驻广州大班的德庇时、罗宾臣为第二三商务监督，试图通过地方当局和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达到增加口岸、扩大中英贸易的目的。临行前，英国外相巴麦尊曾给律劳卑训令，要他来华后必须开辟商埠、推销鸦片、获得海军据点，以便适当时机进行武装侵略。

次年七月，律劳卑到达澳门，随即要求清政府与他进行直接联系，为此遭到两广总督卢坤的抵制。九月，律劳卑令两只英国兵船，强行驶入珠江口，轰击虎门炮台，并煽动在广州的英商支持他的行动。在此形势下卢坤下令中止中英贸易。从而使64家英商经济利益受到威胁。

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巴麦尊将原来驻华的三个商务监督，改为一个，并任命义律担任此职，决心用武力支持在华的商务谈判。这时，在鸦片问题上，清朝政府内驰禁派与严禁派斗争激烈。广东邓廷祯坚持禁烟主张，并在广州查禁鸦片，使义律在广州的活动受阻。于是，义律要求英国政府使用武力，得到英国政府同意。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率领舰船到广州示威。

次年三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这时，在华的鸦片贩子以英商名义上书巴麦尊，要求英政府过问，采取重大措施，把对华贸易放在“安全和坚固的基础上”。英国国内伦敦等很多地方商会也一致主张对中国使用武力，迫使中国开放口岸、协定关税、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等，此为日后南京条约的雏形。

九月，巴麦尊接到义律关于中国禁烟情况的正式报告，当即表示动用武力对付中国。十月，密函通知义律，英国政府决定派海军“远征”中国，届时封锁广州、白河，占领舟山，拘捕中国船只。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月，英王维多利亚在议会上发表演说，预示英国政府发动对华战争决心。二月，巴麦尊等任命懿律、义律为对华交涉的全权代表，并具体部署对华作战步骤。同时照会清政府，要求赔偿烟款、割岛屿、偿还商欠等，并声明英国远征军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在给义律训令中详细规定，凡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开放五口岸等项，一概包括在内。

三四月，英国议院通过对华侵略政策。六月，鸦片战争爆发。次年一月，中英签订了《穿鼻草约》，英国政府对此《草约》并不满意，认为勒索鸦片赔款太少，《草约》中对军费、商欠又一字未提，又要过早撤出舟山。于是解除了义律在华职务，以璞鼎查来代替，要以扩大战争来攫取远比《穿鼻草约》更多的利益。在璞鼎查启程来华前，巴麦尊给以详细的训令，规定抵华后的步骤，要求必须使中国全权代表无条件地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全部要求，英国才停止军事活动。

八月，璞鼎查到达澳门，立即向广东当局递交了一份议和纲要。声明如果中国不派全权代表接受纲要上所列举的全部条款，就要北上进攻中国，并拒绝以广东地方官为谈判对手。接着，便进军北上，攻占了宁波，并声称将中国沿海区域并入英国版图。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道光决意妥协，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会和。但英国为迫使清政府接受全部条款，决定不到南京不进行谈判。于是六月进犯长江。八月，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牛鉴出面乞降，璞鼎查以其“无权作主”不答应议和。随后英舰佯装进攻，伊里布、牛鉴等连夜派人到英舰，表示钦差大臣耆英即日到省，并出示道光“永定和”谕旨。次日，耆英、伊里布赶到南京。耆英给道光皇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以传闻，今既亲自上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制伏。”就这样，在炮口的威逼下，接受了璞鼎查提出议和的全部条款。八月二十九日，耆英、伊里布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完全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南京条约》（又称《江南条约》）。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有：

（1）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携带家眷寄居、贸易通商。英国可以在上述口岸设领事，管理商事；

（2）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常远据守主掌，任其立法治理；

（3）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银元；

（4）英国商人在粤贸易，原归商行办理，现规定英国人在通商口岸，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中国赔英商欠款300万银元；

（5）中国赔偿英国军费1200万银元；

（6）以上三条计赔英款2100万银元，广州赎城费在外。分期交清，按期未交足数，以每年百元加息五银元：

（7）英国商人在通商各口应纳进出口货税，均宜秉公议定细则；

（8）中国六百万银元鸦片赔款交足，英军退出南京、白河口等，并不再阻拦中国各省商贾贸易，退出镇江。但舟山、鼓浪屿两岛英军待赔款全部交清，各通商口岸开辟，方撤出；

（9）为英国效劳的奸细全然免罪，被监禁起来的要加恩释放。

《南京条约》签订后，为了议定关税税率及其他有关问题，中英又在广州继续谈判。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十月，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

英国又从这两个条约中取得了如下特权：

（1）领事裁判权。据五口通商章程，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

（2）据五口通商章程，英商大部分主要进口货物按时价的百分之五交税；

（3）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据虎门条约，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时，英国人可一律均沾；

（4）英国可派军舰常驻中国各通商口岸；

（5）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

《海关税则》是璞鼎查委派英国怡和洋行职员罗伯聃拟定的。分为出口和进口两大类，前者包括六十一种货物；后者包括四十八种货物。绝大部分出口货和进口货的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降低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甚至降低百分之九十。这个税则的签订，使中国海关失去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开始一步步地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太平天国起义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吸取了《劝世良言》中所宣传的创造天地万物人的“神天上帝”，是唯一真神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最早接受洪秀全拜上帝思想的是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第二年，洪秀全与冯云山一起到广西贵县一带进行“拜上帝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不久，洪秀全又回到广东花县家乡进行理论创作。洪秀全先后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三篇著作。《原道救世歌》宣传宇宙间唯一主宰，拯救万物的真神是上帝，“开辟真神唯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传”。又说，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这就否定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原道醒世训》中说，天下男人都是兄弟之辈，天下女子都是姊妹之群，不应存在此疆彼界之私，更不应存在你吞我并之念，同时还宣传了经济上的平等思想。《原道觉世训》中明确地把皇帝指作“阎罗妖”，把贪官污吏指作“妖卒鬼徒”，蔑视皇权，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消灭“阎罗妖”。在同一时间里，冯云山在紫荆山区进行“拜上帝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半年，“拜上帝会”会员已达二千多人。是年八月，洪秀全再次到广西，在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共同制定“拜上帝会”的各种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并派人四处发展会员，其会员主要是贫苦农民。第二年七月，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和洪秀全、冯云山结成异姓兄弟，“拜上帝会”从此有了领导核心。

“拜上帝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同封建势力的斗争逐渐公开化，会员开始捣毁甘王庙及紫荆山区的神庙社坛，与地主团练也展开了斗争。道光三十年（1850年）广西群众的反抗斗争继续增多。同年七月，洪秀全发布“团营”总动员令，各地会员纷纷变卖田产房屋，向“拜上帝会”总机关所在地金田村进发。十一月，各路会员均汇集在金田村，约二万人。在“团营”过程中制备器械，编制营伍，一同拜上帝，广大分散的农民组织成一个严密的武装团体。

道光三十年（1851年1月11日）十二月十日，“拜上帝会”会员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随即东进，占领交通要道江口镇。“天地会”罗大纲、苏三娘（女）等率众几千人也投入太平军，声势更加壮大。三月，太平军转而西进，入武宣县境。洪秀全在武宣东乡即位称大王，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此后半年，太平军转战武宣、象州和紫荆山区，设法打破清军的包围堵截。九月，太平军乘胜攻克永安州城（今蒙山县），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池。洪秀全在这里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又封秦日纲、胡以晃为丞相，罗大纲为总制。其余有功将士，均分别擢拔任职。洪秀全又针对农民起义队伍在战斗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发布许多诏令：严禁兵将私藏在战斗中缴获的各种财物。巩固圣库制度，告诫全军恪守天条天令，严守纪律，警惕敌人的诱惑；勉励将士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同时，清除了暗藏的奸细。《太平诏书》、《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天父下凡诏书》等一批重大文献也先后刊刻公布。这就是著名的“永安建制”。“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从此初具规模。次年四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攻桂林不下，进占全州（今广西金州），入湖南。在全州战斗中，南王冯云山负重伤身亡。入湖南后，太平军连克道州（今湖南道县）、江华、永明、嘉禾、蓝山（今湖南蓝山）、桂阳（今湖南桂阳）、郴州（今湖南柳州）等地。这一带的“天地会”群众争相参加太平军，多达五六万人。九月，太平军猛攻长沙不克，西王京朝贵中炮牺牲。十一月，撤围长沙，转经益阳（今湖南洛阳）、岳州（今湖南岳阳），向湖北挺进。太平军在岳州建成水营，战斗力继续加强。咸丰二年（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进城后，太平军宣布：“官兵不留，百姓勿伤”，群众积极参军，队伍猛增至50万人。随后顺江东下，水陆并进，旌旗蔽日，连克九江（今江西九江）、安庆（今安徽安庆）、芜湖（今安徽芜湖），于同年三月十九日占领江南第一重镇南京，随后以南京为都，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不久，又攻下镇江和扬州。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太平军约二万人在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领下从扬州出发，出师北伐。历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六省，转战数千里，深入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震撼京津。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北伐军林凤祥部营地被清军攻破，全军将士，宁死不屈。林凤祥被俘遇害。五月，李开芳部也失败。与北伐同时，太平军又在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统率下沿长江西进，进行西征，相继占领安庆、九江、武昌等重镇。到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江西八府五十多个州县均归太平军势力之统治。第二年四月和六月，秦日纲率冬宫正丞相陈玉成和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分别攻破江北和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肘腋之患。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咸丰三年（1853年）冬颁布了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即把全部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的广大农民；还规定了“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总目标是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推动了全国各地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天地会、小刀会、捻党等在各地纷纷发动武装起义，响应并配合太平军作战，有力地推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顺利发展。

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杨、韦事件；次年，石达开又分军出走，太平天国的力量受到了削弱。接着，武汉、镇江、九江又相继失守，天京被围。洪秀全遂于咸丰八年（1858年）恢复五军主将制度，任命蒙德恩为中军主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洪秀全自己总掌军权，取得浦口和三河镇大捷。次年四月，洪仁玕到达天京，洪秀全封其为军师干，主持朝政。几个月后，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资政新篇》，内容共四部分：一、用人察失，禁止朋党；二、革除腐朽生活方式，移风易俗；三、实行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四、采用新的刑法制度。第三部分是全篇的中心。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消灭攻破了江南大营，天京解围。太平军乘胜连克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太平天国的力量再度崛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美、俄等国支持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也确定了“借师助剿”的方针。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在上海和宁波与英、法、美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苏州、杭州相继失守。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继位。七月十九日，天京被湘军攻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余部又继续战斗多天。

太平天国起义坚持了14年之久，其势力发展到了18省，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打击了外国侵略者。

曾国藩组建湘军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调动了全国的绿营主力对太平军围追堵截，然而屡遭失败。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以绿营组成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据守在南京旁边，几年内对太平军无可奈何，任其来往出入。这时，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再指望绿营来战胜太平军，便开始动员各地团练地主武装。为适应这种形势，曾国藩积极活动，在地主团练的基础上开始组建湘军。

曾国藩，字伯涵，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后升任到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因为母亲病故返回老家湖南湘乡。第二年，奉朝廷之命在湖南帮办团练。曾国藩苦思冥想，最后采取了与其它团练大臣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把团与练分开，团的招募方法是将居民编成保甲，委派当地豪绅主持；练，是在城乡集中训练乡兵。曾国藩让各地普遍办团，但不许地方绅士办练，而是自己亲自在省城集中募勇办练。不久之后，他乘罗泽南、王鑫等湘勇一千多人调省城防守之机，把他们改组、扩编，开始编练湘军。为了加强控制，曾国藩大量任用其亲朋密友、门生故旧担任各级将领。士兵全部来自湖南，其中以湘乡人为多。实行勇丁由将官亲自招募制度，各军各营彼此独立，互不统属，全军皆归曾国藩统帅。经过一番精心周密的经营，湘军已经成为曾国藩的私人军队。

咸丰三年（1853年）初，湘军组成。次年二月，曾国藩亲自率领湘军，自衡州（今湖南衡阳）起程，会师湘潭（今湖南湘潭）。随后他用自己的名义发布《讨粤檄文》，开始与太平军作战。靖巷一战，湘军水师被全部歼灭，曾国藩痛不欲生，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四月，岳州一战，湘军又遭受败绩。曾国藩率部与太平军又会战湘潭，双方激战数日，伤亡都很大。十月，湘军和湖北清军相互配合，攻陷武昌、汉阳。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激战，湘军乘天京变乱之机对太平军进行反攻。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又攻占了曾被太平军夺去的武汉。两年以后，湘军又进入江西，与太平军争夺九江，激战一年多，终于在咸丰八年（1858年）攻克九江。

湘军在湖南、湖北战场虽然屡遭挫折，但毕竟取得了几场像样的胜利，扼制住太平军西征计划的实施。清政府获悉消息后，不得不承认湘军的战斗力已超过原有的绿营。然而，随着与太平军的战斗不断进行，湘军的势力也随之越来越大，湘军将领的声望也越来越高，这就引起了清廷的疑虑。早在湘军最初组建之时，军机大臣祁巂藻就向皇帝说过：“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正因为如此，清廷对湘军总是放心不下，对湘军将领很少提拔重用。最初几年里，湘军中只有胡林翼当上了湖北巡抚，而曾国藩自己长期以来只是以侍郎的空衔统领湘军，没有任何地方实权。这样，各省总督、巡抚常常在兵饷和后勤方面与曾国藩的湘军为难，致使曾国藩心绪一直不好，多次向皇帝上书大发牢骚，甚至产生不想再干下去的念头。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曾明确提出了权位的要求，但清廷依旧没有给予满足。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军彻底摧毁了清军的江南大营，绿营军几乎全部崩溃。与此同时，英、法军队北上的危机又迫在眉睫，清廷为了拢络曾国藩和湘军，便任命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同年六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

次年四月，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展开激战，经过五个月的战斗，湘军以地雷轰塌城墙之法攻入城内。接着曾国藩又命兵分二路攻击太平军。次年，湘军主力由曾国荃率领，由皖北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次年，左宗棠率领另一支湘军，由江西进攻浙江；李鸿章率淮军进攻上海附近一带。曾国藩自己则坐阵安庆指挥全局。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失败。八月，曾国藩裁撤兵勇25000人。留下一万人镇守南京，又派15000人为皖南、皖北游击之师。后继续在皖、鄂、豫、鲁等地进攻捻军，又分兵进攻陕甘回民军和贵州苗民军。

在与太平军作战后期，随着曾国藩实权的骤增，其湘军系统的将领多有升迁。其弟曾国荃被赏头品顶戴，任浙江按察使。由曾国藩举荐的李续宜、沈葆桢、李鸿章、左宗棠分任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巡抚。此外广西巡抚刘长佑、河南巡抚严树森、贵州巡抚江忠义，也都属湘军系统的人。湘军成为清政府中一支重要武装，也是一个占据重要位置的政治集团。

八国联军侵华

清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899——1900年），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波及全国，西方列强见清政府镇压无效，极其恐慌，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开始，用各种手段不断恐吓清政府，一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各国外交使团先是警告清政府，必须明令禁止义和团的活动，否则各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手段”保护外侨生命财产。随后，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又照会总署，要求清政府两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出兵“代剿”。随后，英、美、德、意、法、俄军舰在大沽口外举行联合示威。五月二十一日，外交团照会总署，勒令清廷将参加习拳，传布揭贴恐吓外人者，一律查办；将拳众聚会之住处屋主，一并收监；将查办拳众不利之员一律惩办；将为首焚杀之拳众，一并正法；将纵拳助拳之人尽行诛戮；直隶与邻省有拳团之处，地方官出示严禁。否则各国将自行调兵办理。二十八日，公使团议定调兵来京，武装干涉义和团运动。三十一日，美、英、法、意、日、俄六国公使借口“保卫使馆”，调兵三百多人侵入北京。随后，德、奥又派军队八十名侵入北京，进驻东交民巷各使馆，建筑工事，枪击义和团民。俄、英、德、日、美、法、意兵船二十四艘停在渤海湾和大沽口外示威，并派一部分军队在大沽口强行登陆，并且进驻天津租界。

六月十日，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组成八国联军2100百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为阻挡八国联军进犯，义和团和清军拆毁了通往北京的铁轨，沿途阻击敌人，使联军三天才走了130里。在落垡和廊坊，义和团在董福祥的甘军配合下给八国联军以重创，联军“进京之路，水陆俱穷”。迫使联军逃往杨村，又向天津方向节节败退。沿途又遭到团民袭击，在西沽武库又被清军和义和团层层包围。直到二十六日，才在大队援兵解围之下回到天津租界。在西摩尔联军进犯期间，北京的联军经常开枪射杀义和团民和普通群众。六月十四日下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带领一排德国兵外出，命令士兵开枪，打死正在练武的团民约20人。当西摩尔联军在廊坊车站受阻时，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与各国海军头目合谋夺取大沽炮台，作为大举进攻中国的滩头阵地。十六日下午八时，联军向大沽炮台守将提督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于十七日午夜二时前交出炮台，被罗荣光断然拒绝。于是，联军先于通牒限定时间轰击大沽炮台，正式挑起了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战争。罗荣光率领将士与敌激战六小时，毙伤敌军130余人，击伤敌舰六艘。但是罗荣光孤军无援、腹背受敌，导致大沽口三个炮台失守。随后，联军从大沽登陆，强占了塘沽等地。经过三天的烧杀，塘沽变成一片废墟。清政府于六月二十一日颁布谕旨向联军宣战。大沽失守后，义和团和清军开始了天津保卫战，在老龙头火车站、紫竹林租界地等处与联军展开浴血奋战。六月三十日从大沽登陆的联军增至18000多人，其中日、俄军队最多。七月九日，联军在天津城南发起总攻。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部4000多人，在城南八里台与敌遭遇。聂士成冒着枪林弹雨一马当先迎战来犯之敌，聂士成中炮，腹裂肠出，壮烈牺牲。七月十四日天津失陷。八国联军在天津城内抢劫、纵火与屠杀，致使天津“积尸数里，高数丈”，河上浮尸“阻塞河流”。官署、钱庄、商店、工厂、仓库、民宅均被抢劫一空。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强主持的天津都统衙门成立，对天津、静海、宁河等地实行殖民统治。沙俄率先在占领区成立俄租界，各国纷起效仿，已占有租界的英、法、日、德则扩大地盘；未占有租界的意、比、奥也各占一块，形成列强分割天津的局面。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兵力增至二万人，八月四日自天津沿运河两岸分兵两路向北京大举进攻。两天后，直隶提督裕禄在杨村兵败自杀。清政府不但不全力抵抗，反而于七日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乞求停战，但联军对此置之不理。八日李东衡率领的“勤王军”，在京津之间的河西务一触即溃，退走通州张家湾，李服毒自杀。十三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次日，英国攻破广渠门，北京陷落了。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和皇室成员仓皇出京，逃往西安。途中派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联军乞和。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部分爱国清军和义和团同联军展开了激烈巷战。在北京保卫战中毙伤侵略军400余人，清军也有640多人战死。八国联军在北京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繁华的街市成为废墟，成群的居民被集体射杀。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万不止”。联军占领北京后，将全城分为英、日、俄、美、法、意等几个占领区。为镇压当地居民反抗，美占区成立了“协巡公所”；日占区设立“安民公所”；英占区设立“保卫公所”；德占区设立“华捕局”等等。八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率两万名德军来华，九月瓦德西任联军统帅，十月二十五日瓦德西到京，八国联军增至十万人。十二月十日，联军设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对北京实行殖民统治。联军还四处攻掠，北犯张家口、东占山海关，南侵保定、正定，俄国在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京、津的同时，还单独出兵，占领了东北三省。

在八国联军的一再逼迫下，清政府不得不派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国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以屈辱、赔款等条件与联军议和。

列强开辟租界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英国人可以携带家属到此居住。次年十月，又签订了《虎门条约》（原称《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副件，规定“中方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等。英国人不仅获得在五口租地建房，永久居住的权利，而且还得到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上海，和该地道台宫慕久交涉，租下城外黄浦江边的130亩荒地作为领事馆区域。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宫慕久用告示的形式，公布了与巴富尔协议的《上海租地章程》（又称土地章程）。根据这个章程，中国方面“决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一作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筑房舍及居留之用”。东侧以黄浦江为界，西边于次年九月议定以边路为界、全面积约830亩。并且作出洋商租地建屋后，即可停租也可转租他人，但“业主不得任意停租”；“租地租屋洋商应会商修建术石桥梁，保持道路清洁，树立路灯、设立灭火机，植树护路、控沟排水、雇用更夫。领事馆经各租主请求，召集会议，共同商议，摊派以上各项所需经费”；“他国商人愿在划归英商承租之洋泾浜界址内租地建房或赁屋居住、存货者，应先向英国领事馆申请、藉悉能否允准、以免误会”等项规定，这为上海的“租界”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英国领事召集租地的外国商人按年开会，推选最初只有三个人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办理道路和码头事宜。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英国第二任领事阿礼国又以所谓的“青浦事件”为借口，强迫新任的上海道台麟桂答应扩充英租界的要求，使之向西伸展到泥城浜（今西藏路），向北开拓到苏州河边，整个租界面积扩大到二千八百二十亩。同年一月，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到任，即与早已到达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商议，并通过法籍主教赵方济在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的地段内租赁房屋，设立领事馆。“青浦事件”后，上海道台吴健彰又屈服法领事的压力，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发布公告，规定以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城河）与英租界（南界的洋泾浜）之间，总面积约980亩作为法租界区域。并规定：“各国人如愿在租界内租地建屋者，应向法国领事商明办理”。除此，还迫使上海道台宣布，法租界“偌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随至随议。”在此之前，美国第一任驻沪代理领事吴利国就任，设领事馆于英租界内。后来，另一美国领事祁理蕴到任，两人均升起美国国旗，这一举动都曾引起英领事的一再抗议。如今，当法租界划定后，美领事立即向上海道台抗议，竭力反对其他各国人士必须取得法领事同意后才能在法租界租地的规定。英领事则从自身利益出发，与美领事采取了相同的态度。与此同时上海道台同意以文惠廉主教为首的美国圣公会教士，利用虹口地区（英租界北面）建造教堂，并把这一带划为美国租界。咸丰三年（1853年），金能亨任美国驻上海代理领事、英国正式同意美国人在英租界内租地可以不经过英国领事，从而放弃了土地章程中所给予英领事的专管特权，悬旗问题也随之解决。至于法领事所取得的对法租界的专管权，由于英美两国的共同抗议终未严格实行。同治二年（1863年），上海道台又被迫划定苏州河北岸，面积约7856亩的区域为美国租界。同年，美国租界和英国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领域扩展到八万亩。自从英国在上海建立第一个租界以来，其他西方国家援引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纷纷在中国商埠划地立界。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英、美、法、俄、德、日、意、比、奥等国在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长沙等十六个城市，强占租界三十多处。

上海租界建立初期，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还有干预权。《上海租地章程》规定，租界内土地为永租而绝非卖绝，即留有领土主权。但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扩大和加深，无论单一国家管理的租界，还是几个国家共同管理的“公共租界”，它们所建立的殖民地制度都在不断加强，而中国在租界中所留下的权利渐渐被侵犯以至完全被排斥。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英、美、法三国公使趁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擅自制定“管理章程”，在租界攫取了一系列特权，主要有：片面修改租地章程，规定外国可以在租界内设立警察和收税；②成立工部局，由金能亨等七人任董事，下没若干委员会。其中“防卫委员会”由英、法、美在上海的海军为其主要支柱，并设立警察、税务、财务、学务等办事机构。工部局实际是一个市政机关；③攫取警察权、调香港巡捕房高级职员充任上海第一捕房总巡；巡捕可以拘捕罪犯，搜查军火，解除中国人武装以及协助收税等；④夺取征税权，工部局以巡捕捐的名义，按房租的百分之八向中国人抽税，后来又以其他名目增添许多新税；⑤工部局成立后，由其董事充当法官，轮流审讯，擅自审理租界内中国人的民刑案件，拒绝中国政府在租界内直接行使司法权。此外，以“领事代征制”控制上海海关行政权。成立英、美、法三国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拒不缴还欠税，其中仅借口清政府没有尽到保护上海英商的责任，就一笔勾销英国欠税四十多万两。在建立租界初期，是不准中国人到那里居住的。当修改上海租地章程时，外国的领事改变了这一做法。西方列强在华开辟的租界实际上是一个“国中之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公使包令曲解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12年后“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的内容，援引所谓“一体均沾”的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约的要求。随后，法国、美国公使也援例向清政府提出相似的修约要求。他们还以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为诱饵，以换取权益的扩大。清廷为维持“大国体面”，决定采取“坚守成约”的方针，拒绝了“修约”的要求。英法美未达到目的，便威胁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因国内局势不稳，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

两年后，美国驻华公使巴驾联合英法驻华公使，再次提出“修约”要求，但清廷仍坚持原订条件，拒绝全面“修约”。英法美由于外交讹诈失败，决心用武力达到其目的。这时克里米亚战争以英法获胜而结束，于是便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为了诉诸武力，强迫清政府就范，英国蓄意制造了一起所谓“亚罗号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在海军头目西马糜各厘指挥下英国军舰向广州进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攻占了珠江沿岸的一系列炮台，并一度攻入广州城。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放火烧毁了城郊十三洋行商馆，迫使英军退出广州，全部逃回船上。

次年，英国政府派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英军到中国进行战争讹诈，并且照会法美俄等国，约其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法国欣然接受其约，并以所谓“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法国远征军，继英军之后来华。美、俄也分别派遣公使列卫廉和普提雅廷到中国，与英法策划“联合行动”。

英军在入侵广州失败后，于第二年底又联合法军再犯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在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指导下，既不做应敌的准备，也不准广州军民抵抗。结果英法联军只用两天，就占领了广州。叶名琛被俘，押往印度加尔各达，次年在囚禁中毙命。面对联军进攻，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竖起白旗投降。联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并组成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管制”。柏贵等在英法联军的监督下继续“任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于三月底以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否则即向白河口进发。其要求又遭到清廷拒绝，四国公使便决计率领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俄舰一艘，分批北上。

四月二十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会集白河口外，几天后，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限令六日内答复，否则即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劝告清政府尽快会谈。与此同时，联军舰队陆续驶抵大沽口，做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

清廷接到四国照会后，咸丰帝令谭廷襄与其谈判，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广东，听候黄宗汉办理，俄公使则仍到黑龙江等处会办。英法借口谭廷襄非全权大臣，拒绝谈判。美俄公使则假充“调停人”单独和谭廷襄周旋，麻痹清政府。英法联军在美俄掩护下，做好一切战争准备，并于五月二十日对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袭击。驻守炮台的官兵奋起抵抗，由于直隶总督谭廷襄等文武官员带头逃跑，使得大沽炮台很快失陷。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直犯天津，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惊慌失措，急忙派全权大臣桂良和花沙纳赶赴天津议和。桂良等与四国代表进行了多次交涉。在英法代表蛮横要挟下，桂良等被迫接受了全部要求，分别于六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今营口）、登州（今烟台）、台湾（今台南）、淡水、潮州（今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修改税则等等。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换批准书。

当桂良等与英法代表谈判时，美俄公使假演“调停者”的角色，玩弄阴谋诡计，竟抢在英法之前，诱逼清廷分别于六月十三日和十八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半个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与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沙俄侵吞了中国黑龙江北岸、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年十一月，桂良、花沙纳又在上海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及《海关税则》，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

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换约代表不得携带武器，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陆。而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蓄意利用换约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索取更多的权益。二十五日，英法兵舰突然炮轰大沽炮台，守军奋起迎击获胜，英舰司令贺布受伤，击沉击伤联军兵舰十余艘，伤毙敌兵四百多人，英法舰队在美舰支援下撤走。不久之后，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以陆军中将格兰特和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组织一支新的联军约两万余人，于咸丰十年（1850年）春开始第三次北犯。先后占领了舟山、大连湾、烟台。七月联军再次闯入大沽口。由于北塘守军毫无戒备，联军顺利登陆北塘。而后，清军又在新河、军粮城、唐儿沽（今塘沽）节节败退，大沽炮台失陷，联军长驱直入占领天津。

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咸丰帝极度惊恐，急派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向英法联军乞和，因联军索需苛重，天津、通州谈判相继破裂。于是联军又进攻通向北京的要隘张家湾、八里桥，清军先后败绩。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极为震惊，咸丰帝命其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却于九月二十二日带着皇妃等逃奔热河。

十月五日，北京附近海淀失陷。英法联军将圆明园内的宝藏洗劫一空，最后又纵火焚烧。火势延续三昼夜，罕世名园成了一片焦土。

十月十三日，北京被联军占领。奕?按着咸丰皇帝“委曲将就，以其保全大局”的谕旨，屈膝求和，于十月下旬，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全部接受了《天津条约》的侵略要求，而且还订立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还增加了几项内容：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割九龙司给英国；将以前被充公的天主教产发还；准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把《天津条约》中规定的对英法的赔款各增加为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沙俄借口“调停”有功，要求订立新约。同年十一月，清政府又被迫订立了中俄《北京条约》，沙俄再次割去中国大片领土和攫取更多特权。美国虽未与清政府签订新约，但根据“一体均沾”的条款，同样可以享受英法俄所攫取的特权。同月，侵略军陆续撤离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洋务运动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政府在太平天国和捻军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打败。面对这种形势，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在中央官吏中以总理衙门大臣奕?、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官吏中以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后起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代表，他们感受到外国的“船坚炮利”，从而意识到无论拯救民族危亡，还是维护自身统治，都不能再固守陈腐的“祖宗之法”，唯一的办法是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他们还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就形成了以拯救清王朝封建统治、御侮自强为目的，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主要内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史称“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意即同治、光绪年间举办的“新政”，又称“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初期，是在“自强”的口号下筹建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平实”，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起点。同治三年（1864年）安庆内军械所随军迁到南京。安庆内军械所虽然是以手工业制造为主，但却是当时清军的一大武器供应中心。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苏州洋炮局的物力、人力和技术经验的基础上，收买了美国人在上海虹口地区创办的旗记铁厂一座，又将容闳从美国购买的“制器之器”一并归入，正式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上海制造局”、“沪局”。该局由原旗记工厂主科尔任制造技术指导，其一切事宜最初由上海海关道日昌督察筹划，后又任命湖北补用道沈保靖督办。创办经费约用银二十余万两。同治六年（1867年）江南制造局因厂地狭窄，由虹口移至上海城南高昌庙镇，进行扩建，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共建成工厂15个，增设方言馆、炮队营、工程处、翻译馆各一个及各种附设机构十多个。建置经费先后用银200万两。江南制造局从事军火生产、轮船修造、机器制造、科技书籍的翻译和培养外语人才。所制造的枪炮、弹药，供应南北驻军，“遍及全国，共达七八十个单位”（主要是湘、淮军）。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将由马格里主办的苏州洋炮局移设南京雨花台，扩建为金陵制造局，简称“宁局”，主要生产枪、炮、子弹和军用物资。到80年代上半期，已有工厂十余座，用银约五十余万两，所造之枪炮弹药主要供应南北洋驻军。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船政局，后由沈葆桢接办。船政局由铁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初由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任正副监督，雇用工人1700至2000人。原计划五年内造船16艘，创办经费约40余万两银，每月造船经费53两银。同治八年（1869年）开始生产，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共造船15艘，这时船政局共有工厂16座，船台3座，先后用银达135万两。光绪元年（1875年）船政局由艺局学生主持接办，开始仿造旧式木船。从光绪二年（1876年）起，造七百五十匹马力的新式机器铁胁轮船，光绪七年（1881年）为南洋水师造三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为2200吨的巡洋快船。同治六年（1867年），恭辛王奕?奏准，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办“天津军火机器局”，同治九年（1870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改称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津局”。不久，李鸿章将洋总办密妥士免职，另委沈保靖为总办。天津机器局主要生产火药、枪炮、子弹，供应淮军和直隶用练军。到80年代上半期，先后共用银110余万两。

在同一时期内，各地还设立许多军火工厂，“唯一省仿造，究不能敷各省之用”，到光绪十年（1884年）为止，清政府先后设厂局20所，除江南制造局停办外，其余19所分布在全国十二个省区。从六十到九十年代的30多年中，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共用银4500万两，均由国库支出；所有局厂一律归官办；生产的枪炮弹药和轮船均由清政府调拨发给湘、淮军和沿海各省使用；每个厂局均有成群的官吏，机构庞大，洋务派创办洋务首先聘请洋员。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也筹建新式海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恭亲王奕?请英人“协助购买欧洲造战舰”。同治元年（1862年），两广总督苏崇光与英人议定，向英国购买兵船。同治二年（1863年），一支包括大小船只八艘的舰队，由英国海军军官率领到达上海，由于英国人强夺中国海军的指挥权，清政府拒绝接受，这支舰队被遣散。清政府先后用银160余万两的筹建海军活动失败。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批准了左宗棠的“设局监造轮船”的建议，决定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各以造船为重点，仿照西方，制造兵船，以装备海军。同治十年（1871年），两厂分别造出“惠吉”、“测海”、“操江”、“万年青”、“福星”等兵船数艘。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日昌提议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光绪元年（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准，拨银四百万两，作为筹办海军军费，准备在十年内建成南、北、粤洋三支海军，后由于财力有限，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沈葆桢死后，海军大权集于李鸿章一身，他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办理海军事务；又于光绪六年（1880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训练北洋系海军军官。同时又用银300万两，从德国购买“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派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光绪十年（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南洋海军约有军舰19艘、北洋海军约有军舰15艘、福建海军约有军舰11艘。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中法战争爆发，八月，法国远东舰队击毁了福建海军全部舰船，并摧毁福州船政局，南洋海军也受到损失，只有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保存了实力。李鸿章又向英国订购了“致远”、“靖远”和从德国购进“经远”、“来远”等舰，北洋海军实力增强。在这前后，李鸿章又修建了大沽、旅顺船坞，为修理铁甲舰之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丁汝昌任海军提督，拥有军舰22艘。军事训练由英、德国人操纵。光绪二十年（1894年），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结束了北洋海军的历史。

洋务派在开办军事工业的活动中，需要巨额经费，使他们感到“百方罗掘，仍不足用”，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因此，洋务派仿照西方，开展了建立民用工业的“求富”活动，借以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的目的。

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创办民用工业，包括采矿、冶炼、纺织、交通运输等等，到90年代中期，共办几十个企业。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派漕运委员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开端。轮船招商局共招商股73万多两银，海关拨官款190多万两银，官督商办。总局设在上海，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码头，代政府运漕米等。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派唐廷枢筹办开平矿务局，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在开平正式创立，招商股80多万两银，官督商办。光绪三年（1878年）开井。次年使用外国机器，按新式方法开采。光绪七年（1881年），开平矿务局每日出煤“五六百吨之多”。十余年后，开采量增加，每日“可出煤一二千吨”，且“煤质极佳，甲于地处”。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和北塘海口炮台试架设电报到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电报线由天津沿运河南下至上海等地，以后又架设了上海至南京及南京至汉口的线路，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商股80万元。光绪十年（1884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并在各地设电报分局。光绪十六年（1890年），即电报总局成立十周年时，电报线已遍布全国各地。光绪七年（1881年）成立黑龙江漠河金矿，商股7万两银，官款13万两银，官督商办，李鸿章派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办理。光绪十五年（1889年），用新式机器开采，这一年产金18961两。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办汉阳铁厂，由清政府拨款200万两银作资金。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1893年）完工，共建十厂。官办无款可等，后由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商办。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开始议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五年（1879年）派郑观应筹办，光绪八年（1882年）成立。招商股银达50万两，采取官商合办形式。该局享有十年专利，不许民间仿办。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工，营业兴隆。光绪十九年（1893年）失火、损失约70多万两银。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设华盛纺织总厂，下设十个分厂。光绪十六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将原设广东织布局移至武昌，创建湖北织布局。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底，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期内奏准在广东设织布局，后张奉调湖广总督，织布局随之迁往湖北，由于筹办资金困难，张之洞先后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16万两银，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始建造厂房，光绪十八年（1892年）底才正式开工，尚有盈余。

洋务派在七十年代后的二十几年里，先后创办了41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尚存30个，共计资本约计3900万元。这是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

此外，洋务派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先后设立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等二十多所近代学校，培养外语和近代科技人才。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政府还向欧美国家派遣近200名留学生。

随着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覆灭，洋务运动也宣告破产。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咸丰十年（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负责对外事务。次年，咸丰皇帝总理衙门大臣奕?的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作为附属于总理衙门的一所外国语学校，培养对外人员。是年五月，京师同文馆在北京正式开办，设英文、法文、俄文三馆，规定招收学生十人，最多不超过24人。只招收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由总理衙门考查录取，依次传补。第二年，变通章程，改为每馆招收十人。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又奏请皇帝，要增设天文、算学科目，聘请洋人来教习，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器，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于是陆续增设了算学（包括天文）、化学、格致（包括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医学四馆。录取学生的方法也相应变动。规定由京内外各衙门保举三十岁以下的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或举人、贡士等未仕人员，最后由总理衙门考查录取入学。同时规定“三年考列到高等者，按升阶优保班次，以示鼓励。”学生的生活待遇从优，先是每月每人给膏火银3两，后改为每人每月薪水银10两，并供给饭食。

同文馆设立之初遭到清政府内极端守旧派人士的反对。

监察御史张盛藻认为强盛中国的办法依旧是尧舜之道，只有通过精读孔孟之书，明体达用，才能使国家规模宏大，所以他极力反对向洋人学习制造轮船、洋枪技术，主张朝廷命官一定要任用科甲正途者。接着，大学士倭仁也不断提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从此，守旧派与洋务派在同文馆的设立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倭仁声望在当时学界很高，是理学权威，他一出来反对，响应者颇多，这样，京师同文馆虽然设立了讲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科目，但投考的人却寥寥无几。

同治十三年（1874年），总理衙门提出六条“紧急机宜”，发给各省总督、巡抚筹议。以李鸿章为首的实力派大肆倡导，办洋务已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同文馆也随之逐步兴盛起来。在此之前曾增设了德文馆，随后又增设了东文馆。光绪十三年（1887年）规定学生增加到120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改学制三年为八年，分前馆五年，后馆三年。课程包括汉文、外文、天文、算学、物理、化学、世界史地和万国公法等科目。此外设有为教学服务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和博物馆、天文台等。在此之前，还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设立了印书处，有中体和罗马体活字四套，手摇机七部，承印同文馆和总理衙门所翻译的数、理、化、医学历史等书籍和文件。

同文馆设管理大臣，由总理大臣委派，初由一人担任，以后时有由二人担任，负责主持管理同文馆事务。其下设提调工人，帮助调二人，负责安排课程及督察学生勤惰之事。同文馆的教课人员有总教习一人，洋教习若干人，还有汉教习和汉文教习三人。总教习多由外国人担任。同文馆的经费、人事等方面多为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控制。同文馆先后聘请了外国传教士包尔腾、傅兰雅、丁韪良等担任教习或总教习，其中由赫德提名的总教习美国传士丁韪良总管校务近30年。按规定，同文馆不允许传播西方宗教，但实际上洋教习们总是借机进行传播。

光绪二十七年底（1902年）初，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内设英、俄、法、德、日五国语文科目。

中日《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中日战争正式开始。九月下旬以后，随着清军的不断失利，清朝廷中的主和派便开始乞求外国调停，由于列强各国或认为时机未到，或态度冷漠，也由于日本确定的媾和条件太苛刻，同时清朝廷中的主战派还拥有一定实力，因此，主和派的几次乞求外国调停活动都未成功。次年二月，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湘、淮等军在辽东战场相继失败，这使朝廷中的主战派大为泄气，一时间感到束手无策。二月十八日，清政府通知日本，将按照日本的要求派出全权代表，准备接受包括割地在内的屈辱条件。几天后，清政府又进一步明确向日本宣布，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日方提出的割地、赔款、订约等谈判内容，李均能全权处理。至此，日本同意议和。二十日，李鸿章应召到京，他考虑到日本提出的条件，深感此次议和责任重大，于是就先同军机处商议。翁同和希望能做到不割地，而其余大臣则担心不割地就不能议和。李鸿章又先后同美英公使进行商量，但都不得要领。三月二日，恭亲王奕?向李鸿章传达光绪面谕，授予李以商让土地之权。同日，李鸿章上摺陈述其对议和的看法，认为割地之事，古今中外皆有，“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只是地有多寡要次之分，须力与争辩，谈判定有一番周折，朝廷必须密为筹备，防止日军直犯京畿等等。

三月十四日，李鸿章率参议李经方，参赞马建忠、伍廷芳、罗丰禄、美国顾问科士达等随员一百多人，前往日本马关议和。二十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开始谈判，双方交换全权证书，李鸿章劝日本不要“寻仇不已”，要求先议停战协定。第二天，双方举行第二次谈判，商议停战之事。伊藤提出停战条件：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解除上述各地清军武装，日军管理天津至三海关铁路，清政府负担停战期内日本军费。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被迫要求先不谈停战，只议和条款。对此伊藤限定李鸿章于三日内答复停战要求。二十四日，李鸿章正式备文拒绝日本提出的停战条件，要求先谈议和条款。伊藤允许第二天提出议和条件。当李鸿章在返回寓所的途中，被一早已隐伏的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用枪击中左颊、血流不止，顿时晕倒。小山是日本自由党方面的打手，他们认为议和时机未到，不占领北京是日本的耻辱，所以有意来破坏议和，以此扩大对华战争。李鸿章被刺后，伊藤、陆奥感到人心已变，不能再战，如果此时谈判破裂，对日极为不利，同时，也担心因此招致列强干涉。于是在二十八日，陆奥与李鸿章在病榻前议定无条件停战。三十日，中日签订为期二十一天的停战条约，但范围不包括澎湖和台湾。但是，两天后日本首次公布议和条件，提出和约底稿，条件苛刻，并限四日内答复。李鸿章为此进行了多次争辩。先后两次向日本送说帖。逐条请求减让。四月九日，李鸿章提出体面修正案，允割辽南、安东、宽甸、凤凰、岫岩四地与澎湖列岛，赔款一亿两，新订商约“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次日，李鸿章与伊藤举行第四次谈判，日本提出修改稿，将辽东割地由北纬41°以南缩至营口、海城、凤凰城、安平河以南，将赔款由三万万两减为二万万两，商埠由七处减为四处，声称此为尽头条款，中国只有答应或不答应而已，不能减少。同时又威吓：如果谈判破裂，中国全权大臣一旦离去此地，是否再能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不以保证。李鸿章急忙请旨应付。清廷闻讯后，答应割台湾一半，但是，一定要争回牛庄、营口。日方得到李鸿章的答复后，继续进行恫吓，并运兵至大连湾加以威胁。四月二十日，清政府致电李鸿章：倘无可再商，即与订约。李鸿章连续发回三封电文，催促清政府照日方改款定约。十四日，清廷批准李鸿章“遵前旨与之下约”。第二天，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次谈判，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议定《中日马关新约》（即中日《马关条约》），共十一款，附有《另约》，《议订专条》。

《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分八次交完，三年之内全数清还。（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订立两国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以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产品远销中国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还规定日本在条约批准后三个月内撤退，但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在另约中又规定：第一，所有暂行驻守威海卫的日本军队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第二，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四十里以内地方，为日本国军队伍驻守之区。无论何处中国军队不宜逼近或驻扎，以杜生衅之端。第三，日本军队所驻地方，“治理之务仍归中国官员管理；但遇有日本国军队司令官为军队卫养安宁军纪及分布管理等事必须施行之处，一经出示颁行，则于中国官员亦当责守”。

四月二十二日，光绪皇帝看到李鸿章派专人送来的条约之本，鉴于割地一事太苛刻，曾拒绝批准，但他毫无实力，顶不住内外压力，延至五月二日，不得不批准《马关条约》。第二天任命伍廷芳、联芳为换约大臣。五月八日，伍廷芳、联芳与日本伊东美久治在烟台换约，《马关条约》开始生效。

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迅速发展，从而酝酿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乡试，在京期间，他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批准，实行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这一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主张。由于当政大臣的阻挠，此书没有送到皇帝手中。两年后，康有为回到广州，开始招收学生讲学，后来正式设立“万木草堂”学馆，宣传变法维新的道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思想体系趋于成熟。在这里听讲的有他的弟子梁启超、徐勤等人。在讲学的同时，康有为先后撰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康有为和梁启超联络十八省在京应试的1300多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于五月二日齐集都察院门前，请愿上书，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提出“拒绝议和，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主张，史称此举为“公车上书”。上书虽未到达光绪皇帝之手，却引起朝野各界巨大震惊，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的起点。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是年六月，他又第三次上书光绪皇帝，得到光绪帝的赞同；七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日印1000份，一个月后，增至日印3000份，这是改良派在维新运动中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同年八月，康、梁又联合帝党官员侍读学士文廷式，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推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又得到帝党官员翁同和等人的支持，发展很快。同年十月，康有为又到上海组织强学会，吸收了章炳麟等人入会，并出版《强学报》。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声势愈大，愈加引起顽固派的憎恨。次年，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维亲派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写的《变法通义》，在该报上连载。阐述了中国需要变法的必要性。上海的《时务报》和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居于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严复并译述《天演论》，介绍西方进化论学说，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时务报》在几个月之内，发行额达到一万多份，风靡全国。第二年十月，湖南成立“时务学堂”，培养变法人才，梁启超应聘任中学总教习，谭嗣同也经常在学堂讲学，并发表《仁学》一书，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主张冲破封建主义的一切罗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谭嗣同等人又在长沙创同学会，湖南成为不断推动变法运动走向高潮的又一个中心。从此维新派在全国许多省的活动迅速发展。

维新运动的迅猛高涨，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同统治阶层发生尖锐矛盾，在清政府中掌握实权的顽固派，形成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对变法维新思想和活动，发动还击。改良派与顽固派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了论战：一是要不要变法、要不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二是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三是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要不要提倡新学、提倡西学的问题。这场论战，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向前发展。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俄国派舰队占领旅顺、大连。改良派抓住这个时机，把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同年十二月，康有为从上海到北京，向光绪皇帝第五次上书，提出若不及时变法，将会面临外国侵略者的“瓜分豆剖”，人民也会“揭竿斩木”起来反抗，并提出了救亡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即全面实行变法；中策是精选有才能的官员，听他们关于变法的意见，谋议既定，决策施行；下策是朝廷通令各省督抚，根据各省的不同情况，实行变法。康有为认为：三策中间，能行上策，可以自强；能行中策，也可以保持一个弱国的地位；仅行下策，或者不至于全部沦亡。这次上书虽未及时送到光绪皇帝面前，却在全国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于是光绪皇帝命李鸿章、翁同和、荣禄等五人召见康有为问话，康有为陈述了变法的意见，并批驳了荣禄的“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思想和李鸿章的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随后，康有为又呈递了上清帝的第六书，也就是《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全面变法的三条根本办法。即第一条“大誓群臣惟革命旧维新”；第二条“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重新商定”；第三条在午门设立“待治所”，派御使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康有为向皇帝呈进第七次上书《俄大彼得变政记》，并附一奏折，再次要求实行变法。光绪皇帝看到康有为的这些奏折，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越来越加以重视，维新运动开始与光绪皇帝结合起来。

与康有为连续上书的同时，改良派和各省在京的人士纷纷组织学会，号召推行新政。同年四月，康有为等人在各学会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保国会”，会章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并规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总会，各省各县设立分会。“保国会”实际上是一个维新派的具有全国性的政党的刍型。不久，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又相继成立。

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下诏变法。光绪皇帝在宣布变法后的第五天，召见康有为，授予他“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允其专折奏事；七月三日，光绪帝又破例召见只有举人身份的梁启超，赏他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九月五日又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等四人为军机处章京，赏四品衔，参与新政。改良派同光绪帝进一步接近，纷纷上奏折，递条陈，提出许多新政建议。光绪皇帝把其中认为可以采纳的作为诏书，谕令颁布。在103天变法维新时间内，共颁布诏令一百多种，其中重要的有：一，振兴农工商业，设立工商局，设立路矿总局，办邮政，改划财政，编制国家预算；二，裁汰冗员，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许自谋生计；三，裁汰绿营，训练陆海军，各省军队均改用洋枪、洋操，许私人办兵工厂；四，废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广设新学堂，提倡西学，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许民间创办报馆等。然而顽固派却用各种方式阻挠新政的推行。后党和帝党的斗争日益激化。在《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不久，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连续采取措施，恐吓和防范光绪和维新派。先是突然免去翁同和一切职务，勒令回藉：然后令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到慈禧面前谢恩；继而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帝党和后党维新和守旧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又亟谋对策。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宣布自己重新“亲政”，软禁光绪，除京师大学堂外，百日维新期间的所有新政全部废除，并下令速扑、杀害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往香港和日本。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畅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害，时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运动失败。

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标志了百日维新的开始，也预示着帝党和后党之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光绪帝的这一举动，慈禧极为重视，六月十五日，迫使光绪帝连下三道上谕：一、免除支持变法的翁同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职务，逐回江苏原籍；二、命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陛见，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又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办理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节制直隶境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及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三、嗣后在廷臣工如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折诣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督抚、都统、提督等官亦同。接着，慈禧又分别命崇礼、怀塔布和刚毅控制守卫京都与颐和园的卫戍部队，命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内廷布满亲信太监，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活动。这样，光绪变法从一开始，后党势力就抓到了军政实权，以北京西郊颐和园、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为据点，部署力量，作好了政变准备。

光绪帝不顾后党的严重威胁，继续推行变法维新。七月八日，后党御使文悌因参奏康有为“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而被革职：九月四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六人阻挠主事王照条陈事务而被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并四品京堂候补；随后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等、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清代官名，满语“管事”之意）上行走，参预新政；九月七日，从总理衙门中赶走对抗变法的李鸿章和敬信。这一系列措施使新政改革走上轨道，同时也使帝党同后党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庆亲王奕劻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和属僚数十人以及太监李莲英，看到形势危机，竟跪在慈禧面前失声痛哭，控告光绪帝，恳请皇太后临朝“训政”。

是年九月，后党加快了政变步伐。怀塔布、杨崇伊衔慈禧之命赴天津与荣禄密谋，预定十月底慈禧、光绪同赴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捕杀维新派人士。风声日紧，形势十分危急，康有为急向光绪帝进策：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部，收回军权，皇帝自为海陆军大元帅；二、改元为维新元年，断发易服，以示变法决心；三、迁都上海，摆脱后党圈禁。同时又深感武装的重要，便把希望寄托于拥有7000人重兵并曾加入强学会的袁世凯身上。康有为先派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探察，获息袁世凯表示拥帝，致使康有为、谭嗣同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于是就密奏光绪帮结袁以备不测。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破格赏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面谕袁“与荣禄各干各事”使其不受掣肘。然而，袁世凯在光绪帝召见之后，便立即去辞谒军机大臣裕禄、刚毅、王文韶，乞求宽谅。九月中旬，光绪帝已感大祸临头，先于十三日向康有为等下密诏，称“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等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由于杨锐带此密诏不敢传出，光绪帝不见康有为等回音，就于十七日又密谕康有为出逃，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第二天，康有为从林旭处得两密诏后，立即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世昌等在南海会馆共商对策，大家见面后抱头痛哭，一筹莫展，最后决定孤注一掷，由谭嗣同携密诏去劝说袁世凯举兵勤王。当日深夜，谭嗣同赴袁世凯寓所法华寺，请袁起兵杀荣禄、围慈禧太后所居颐和园，实行兵谏，以此来保卫光绪帝执政。袁世凯佯作许诺，正色厉声表示竭死力救“圣主”，“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九月二十日，袁世凯请训回天津，光绪帝赐密诏，命其保护新政。袁世凯再表“忠心”，但是当他回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表示要为“缉捕奸谋，效忠太后”尽力。

当袁世凯应召从津赴京陛见时，后党就立即调聂士成5000人兵力开赴天津陈家沟一带布防，切断了北京与小站间通道。九月十八日，董福祥甘军开进北京城，扬言京师有大变。九月十九日，慈禧太后自颐和园赶回紫禁城。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并用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再三吁恳慈恩训政”，宣布慈禧重新“垂帘听政”，下令废除变法法令。九月二十二日，荣禄派兵3000人在京城搜捕维新派和帝党人士。政变前后，维新派曾议定由李提摩太（英传教士）、容闳、梁启超分别去见英、美、日三国公使，求其设法救助光绪帝和维新派，结果都落空。康有为得到英国保护，逃奔香港，后去日本；梁启超得到日本保护，逃至日本横滨。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同时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临刑前悲愤喊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被革职或流放；除京师大学堂外，新政全部废止。戊戌变法失败。

创立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十二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光绪帝，提出应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惟益加专精。对此光绪帝谕旨：此事由总理衙门妥议。七月，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奉旨召集有关官员商议办学堂事，强调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并决定于北京西城原同文馆附近买地筹金扩建学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十五日，御史王鹏运上奏光绪帝再次提出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下渝：“妥速办理”。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随后，命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妥议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决定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各国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分八章五十二条。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学、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同时提出“宽筹经费”、“宏建学舍”、“慎选管学大臣”、“简派总教习”等建议。七月三日，朝廷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随后委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任命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后又由黄绍箕、余诚格分别继任）。任命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为教习。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同时决定将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九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学员不足百人，多为世家官宦子弟及少数各省中学堂选送的高才生。十二月三十日，又设立师范斋，规定于前三级学生中选其高才生为师范生，专讲教学之法，为以后派往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之用。次年九月，又设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学堂。改派许景澄为管学大臣，黄绍箕为总办，刘可毅、骆成骧仍为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津一带兴起，京师大学堂内师生对此议论纷纷。管学大臣许景澄与京官袁昶等力主镇压。不久许以“极谏”围攻使馆和排外宣战的罪名而被清廷杀戮，教习刘可毅也被杀害。消息传来京师大学堂学生四散离去，校舍封闭，藏书损失殆尽。九月，慈禧太后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七日，慈禧太后从西安返京筹办“新政”。十日，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命其修改办学章程，扩大京师大学堂的规模。京师大学堂重新恢复。二月十三日，张百熙奏陈筹备情况：一、准备设预科，预科分政科和艺科两门；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二、添建讲舍，在原有一百四十余间的基础上添盖一百二十余间。购西城瓦窑地方土地一千三百亩盖房。落成后除预备、速成两科外，新奏旨送大学堂仕学馆学习肄业的进士，附设医学馆的学生一并迁入。三、附设译局，译局由官书局筹办。四、经费：由华俄银行拨发百万，大省每年拨二万；中省一万；小省五千。又决定任命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张鹤龄为副总教习，于式枚为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对以上提议慈禧太后加以批准。十月十四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速成科学生考试科目有史论、舆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学策、物理策及外国文论七门。师范馆由各省选送学生若干，考试科目有：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代数、物理化学、浅近英文、日文等。仕学馆由各省推荐，不参加考试。结果共录取学生92名。后来又扩招九十名。十二月十七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又增设了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一个月之后北京掀起了拒俄运动，四月三十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学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发起声讨沙俄罪行大会，会后起草《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当晚，部分学生退学参加了抗俄义勇军。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京师大学堂又增设满蒙文学，七月，附设博物品实习科。次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清政府将热河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拨给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宣统二年（1910年）改设分科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一年（1912年）五月三日，袁世凯批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义和团运动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兴起于长江以北各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和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被清廷镇压后，白莲教的各个支系继续斗争，北方几省相继出现了八卦教、红阳教、荣华教等组织，秘密从事反清斗争，其中八卦教影响最大。朝廷规定，传习八卦教者要查拿缉捕，为首者处以死刑，于是八卦教徒便以传习拳术来隐蔽自己。义和团运动便由此萌芽而来。

甲午战争期间，山东沿海民众遭受日军侵略之苦，战争结束后，日军占领了威海卫。三年后，日军撤离，此地又立即被英军强占。不久，德国又占据了胶州湾，并强行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强行租借威海卫，随之外国教会也随之大批进入山东各地，修建大小教堂1100多座，传教士和教徒发展到八万多人。许多加入教会的地主豪绅，仰仗教会势力，乘多年荒灾之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居众苦不堪言，对之切齿痛恨，多次与教会发生冲突。

当年十月，山东冠义县义和拳在闫书勤带领下，聚众数千人，树起“助清灭洋”的旗帜，占领了梨园屯。第二年，平原县义和拳组织和教会发生冲突，地方官吏派兵镇压，逮捕了数名义和拳成员，于是他们向荏平县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求救。朱红灯率领几百人的义和拳武装成员赶到平原，与当地义和拳群众会合，使官府十分恐慌。济南知府带兵在平原县与恩县交界的森罗殿与朱红灯的队伍发生争斗。此时，荏平、恩县、长清、高唐等地义和拳纷纷响应，不久，东昌、武定、泰安、济南等地的群众也闻风而动。面对义和拳运动的蓬勃兴起，清朝官吏内大体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主张立即用武力消灭，一种则主张安抚、收编。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要求采取安抚、收编政策，主张“化私会为公奉，改拳勇为民团”，把拳民编到诸乡团之内。次年二月，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出告示改“拳”为“团”，把参加义和拳的群众称之为“拳民”，允许他们设厂习拳，同时把武装反抗教会的人称为“匪徒”，缉拿惩处，借以安抚义和拳。由此一来，义和拳反倒取得半合法的地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官方默许的公开团体，“义和团”的名称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开始逐渐地广为流传起来。

山东义和团的迅猛发展，引起在华各国势力的恐慌。驻扎胶州湾的德国军队出兵到胶州、高密、日照等地，焚毁村庄、抢劫城镇抢杀居民。英、美、意等国驻华公使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廷下令取缔义和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美国公使唐格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撤换毓贤的要求，清廷迫于压力，申斥毓贤对义和团镇压不力，将之调任山西巡抚，由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立即发布了《禁示义和拳匪告示》，不承认义和团具有合法性，规定：不仅练拳，就是赞成义和拳的，都要被杀。随后依仗他统带的武卫右军和扩编的武卫军先锋队马步炮队共二十营兵力，对活动于山东黄河北岸的义和团发起进攻。先后斩杀了王玉振、王文玉、孙洛泉等义和团首领，消灭十多部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运动告以平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移到了直隶省。

早在两年前，直录南部威县，曲周、景州、阜城义和拳就已经开始活动，许多村庄建立拳厂、练习拳术，并逐渐向北发展。与教会和官兵多次发生冲突。此时，直隶总督裕禄根据上谕发布《严禁义和团》的告示，宣布“招引徒众，私立会合，演习拳棒，均属违禁犯法”，“再有设厂练习拳棒，射利惑民悖事，即由地方官会营捕拿，从严惩办”。此时总理衙门也对此忧心忡忡，电令裕禄，“此事关系紧要，务须赶紧严密查办，免滋事端”。于是裕禄派出官兵，分路对义和团进行镇压。然而，义和团运动不仅没被镇压下去，反而愈演愈烈，势力扩展到直隶全省，直逼京城附近地区，甚至在京城内和直隶总督所在地天津，也已经有自称义和团的人开始活动，沿街练拳，招收徒弟。

消息传到清廷，有官员主张对义和团用兵讨伐极其危险，应采取安抚政策。是年四月初，监察御史郑炳麟上奏，主张在直隶、山东派道府大员当“团练局总办”，选择乡绅做“团总”，收编义和团，把义团改造为官办的团练。这个建议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反对。一时间清廷陷入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的两难境地。

四月初，涞水、定义、新城、涿州、易县等地的义和团同教会势力发生冲突，焚烧了当地的教堂，随后裕禄派军队前往镇压，遭到义和团的顽强抵抗，淮军副将杨福同被打死。裕禄随即又派提督聂士成所部的武卫前军赶去镇压，又遭到义和团的抵抗。义和团以“反洋”的名义破坏了芦保铁路，阻止前来镇压的清军。继而相继焚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的火车站，京津铁路上的丰台站和机器制造局也被捣毁。五月初，义和团拥进涿州城。

慈禧太后见形势十分紧迫，就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到涿州方向去进行招抚，向义和团宣布朝廷的“德意”。刚毅等人到涿州一带后，感到义和团势力极大，不能进行剿杀，于是向朝廷报告，主张撤回聂士成的部队，采用劝导、晓喻的办法解散或收编义和团。

正当刚毅等人在涿州一带活动时，京城内的义和团活动越来越频繁，声势也越来越大。小股外县拳民陆续涌人北京城，城内居民也纷纷加入义和团，出现了以义和团名义出现的反对洋人的揭帖，公开设立坛棚，焚烧外国人的教会房屋，并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朝廷屡次下令解散、严禁、缉拿，均无济于事，到了不能控制的局面。与此同时，天津城内义和团活动也十分频繁，烧毁教堂，进攻紫竹林租界，捣毁监狱，释放犯人。这时裕禄不得不改变手段，由高压转为安抚，以总督名义邀请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并用轿将他抬到总督衙门。

这年四月，英、美、德、意已派兵船驶入大沽口，随后，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向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迅速剿灭义和团。不久，十一国公使又以外交使团名义照会清政府，要求严禁团民练拳设堂，传布揭帖，并命令各国的大沽口的海军准备登陆。五月二十八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立即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来北平，并将此决定通报给总理衙门。经过一番交涉后清政府退步了，经慈禧太后批准，总理衙门同意各国立即派兵入京，要求兵数少一些，随后又通知裕禄，为从塘沽登陆经津入京的外国军队准备火车。几天后，英、俄、德、法、日、美、意、奥等国海军陆战队四百五十人，分两批到达北京，另一支外国联军六百多人，由塘沽登陆开进天津。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二千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发。裕禄虽想阻止他们，但联军仍然取得了所需的机车和车厢，开始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路上，联军遭到义和团的反抗。义和团拆毁铁路，致使联军四天里才走了一半路。抵达廊坊。一天早晨，义和团在廊坊车站袭击联军，几天后又再次袭击。此时去往北京的铁路已被破坏，联军只好退回天津。

六月十六日起，慈禧太后召集大臣，连续四天举行御前会议，主剿主抚两派争执不下。权衡利弊，慈禧太后决定宣战，“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是，“宣战上谕”内容极其含糊，令有些属下不知所措。同时，慈禧又面谕李鸿章，让他去向各国保证对义和团要“设法相机自惩办。”由此，义和团受到内外夹困。

正在朝廷举行御前会议期间，联军以朝廷当局“并不倾力剿办”义和团为借口，炮轰大沽口炮台，并迅速将其占领。随后又水陆并进，进逼天津，义和团与之顽强作战，双方激战一个月之久，此时聂士成的部队加入了反抗联军的战斗。义和团曾一度占领了紫竹林租界。在激战中，联军投入上万人的兵力，而清军主力却按兵不动，致使义和团力单难支。七月十四日，天津被联军攻破。与此同时，北京义和团向东交民巷使馆发起进攻，相继烧毁了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四国公使馆，连续围困各使馆五十六天。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于八月初向北京进攻，遭到义和团的阻击，但清军却节节败退，致使联军前进速度很快。八月十四日，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率王公大臣仓皇出逃，义和团被迫退出北京，在八国联军的镇压下，义和团运动终遭失败。

《辛丑条约》的签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占据北京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形成英、俄两国争霸中国的局面。沙俄为求得清政府对它独占东北的承认，首先表示“认皇太后为合例”政府，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主张各国军队撤出北京，开始议和。沙俄独占东北的阴谋，遭到各国的反对。英国不承认李鸿章为议和代表，反对联军从北京撤退，声称要等“中国立有合例政府才可开议”。德国在联军占据北京后继续调兵，企图以武力攻占烟台，进而抢占山东全省，并提出惩办西太后，用以恫吓清政府，以攫取更大的利益。日本是后起的强国，侵略中国时派兵最多，他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有矛盾，所以支持英国的主张。法国企图吞并云南，对英国在两广的扩张极为不满，所以支持俄国以抑制英国。美国为防止别国趁机强占中国更多的地盘，对自己不利，又第二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维持现在的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实际上是要求对中国建立列强共管的局面。这样，经过长期反复斗争、妥协、协商，最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逐渐被各国所接受。

十月四日，法国提出谈判的六项条件：（一）惩办各国公使提出的罪魁祸首；（二）禁止运入军火；（三）给予各个国家、社团和个人的公平的赔偿；（四）各国在驻北京使馆设立永久性的卫队；（五）拆毁大沽口炮台；（六）在北京至大沽口的道路线上选择两三处据点，实行军事占领。十月十五日议和谈判开始后，奕劻和李鸿章向各国代表发出一份同文照会，提出了一个“我们建议的初步和约”草案五款：第一，中国承认围攻使馆是违反国际公法，它已经认罪，并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第二，中国承担对各国偿付赔款的责任。第三，中国同意根据各国的要求，重新订立通商条约。第四，联军交还总理衙门机关和中国档案。第五，和议开始后应立即宣布停战。各国公使对中国的议和草案断然拒绝，并蛮横地斥之为“狂妄”，表示在列强之间达成协议之前，不能和中国代表进行谈判。

各国代表在法国提出的六项谈判条件基础上，反复磋商，最后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此大纲基本上包括了后来正式和约的内容。十二月二十四日，外交团以照会形式，将“议和大纲”十二条交给清政府议和代表奕劻、李鸿章，转达西安，并声称：所列全部条款，都是“无可更改”的。李鸿章为了保全西太后的地位，在谈判过程中，奔走于列强公使间，特别请沙俄从中斡旋。他和俄国公使格尔思签订了《天津俄租界议定书》，承认俄国强占租界合法，甚至准备以东北主权作交易。在沙俄坚持下，列强终于同意用苛刻的条件换取对西太后的谅解。逃到西安的西太后惧列强以首祸议己，常惊惶不安。当她接阅“议和大纲”之后，如得免罪赦书，说：“今兹议约，不侵我权，不割我土地”，立即以“警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屈求全”为词，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电复奕劻、李鸿章：“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此后，各国在强迫清政府惩办祸首和勒索最大限度赔款及保证上，又展开了长达九个月的争论，直至和约内容已经基本确定之后，列强才开始同中国全权代表商谈余下的一些细节问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七日，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国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即《辛丑议定书》或《辛丑各国和约》十二款，附件十九件。

主要内容是：

一、派头等专使到德国谢罪，在德国公使被杀的地方树立纪念碑。

二、惩办支持或协助过义和团运动的官吏，凡义和团战斗过的城镇和农村，一律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以后凡民间产生反帝斗争组织，地方官吏必须严加惩办。对镇压不力的官吏要“一概革职，永不叙用。”

三、派官员为专使到日本谢罪。

四、外国人的坟墓被挖掘及损坏的地方，要立“涤垢雪侮”之碑。

五、两年内禁止军火及为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材进口。

六、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此款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英规定以关余、盐余（即每年关税、盐税在分别归还外债后的剩余部分）和常关（即清政府在水陆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设立的税关）三项收入，作为担保。

七、划定外国使馆区，各国可以在使馆区内驻兵。

八、削平大沽炮台及大沽到北京沿线的所有炮台。

九、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由外国人驻兵驻守。

十、不准中国人民建立反对外国列强的组织，违者处斩，各地官员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如发现有“伤害”外国人的事件发生，必须立即镇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十一、修改过去所订的各国认为需要修改的条约。

十二、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

《辛丑条约》的签订，将外国列强与清政府的关系完全确定下来，公使团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同盟会成立

二十世纪初，各种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纷纷建立起来。这些革命小团体，大多都互不联合，各自为政，缺乏明确而完备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为了便于“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完成革命任务，革命党人已经意识到必须将这些分散的、带有地方性的革命力量尽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前往日本。这时的日本东京，已成为中国留日学生从事反清斗争的活动中心，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一些领导和骨干分子，如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也先后来到这里。

七月十九日，孙中山到达日本后，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认识了华兴会领袖黄兴。孙中山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革命，对此黄兴欣然应允。孙中山又约华兴会的重要骨干宋教仁、陈天华在《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面。会见时，孙中山着重强调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重要性，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而不相联络，各自起事，单独行动，“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

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他所提出的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设想，得到了在日本的各革命小团体中大多数人的同意。

三十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有志革命的留日学生，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的住宅，召开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筹备会。到会的有孙中山、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居正、胡毅生、曹亚伯、朱执信、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七十余人，包括除甘肃在外的国内十七个省的留学生。会上，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并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演讲革命的道理、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方法。接着黄兴等也相继发表演说，说明革命后如何普及教育，如何振兴实业，如何整理内政，如何修睦外交。他们的演讲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统一后的革命组织的名称时，孙中山提议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则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对此孙中山做了阐述，他认为革命的目的并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还有人建议，这是个秘密组织，不应明用“革命”二字。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讨论宗旨时，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但有人对“平均地权”表示疑议，要求取消。孙中山当即例举世界革命发展的趋势和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说明平均地权就是解决社会民生的第一步方法，并指出，作为世界最新的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仅仅只去解决种族、政治这两大问题，还应将最大困难的社会问题，一起连带解决，才可建设一个世界上最良最善的富强国家。孙中山解释完，众人鼓掌，表示赞同。于是同盟会宗旨获会议通过。接着，黄兴提议，与会者签订盟书。于是，每人抄写一份，由孙中山带着大家举右手宣誓。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宣誓后，孙中山又到隔壁一屋，分别传授同志相见的握手暗语和三种秘密口号。随后，孙中山与各会员一一握手，并祝贺说：“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最后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经过二十天的筹备后，八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阪本金弥住宅内举行了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出席会员有一百多人。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了同盟会章程草案三十条。这个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设本部在东京。本部机构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权力最重，由总理直接领导，内分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议、调查六科。在这六科中，又以庶务科最为重要，如总理不在本部，“庶务”可代行总理职权。另外在评议部里，设有评议长和评议员；在司法部里，设有判事长、判事和检事长。同盟会章程还规定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接受东京本部的领导。国内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支部、美洲支部、欧洲支部、檀岛支部。支部之下还设立各省区的分会。这个章程草案经过讨论修改，被大会通过。接着，在黄兴的倡议下，选举了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会上又根据会章选举了同盟会各部职员，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处理本部工作；汪精卫被推选为评议长，邓家彦为判事长，宋教仁为检事长。最后，黄兴提议把《20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家一致鼓掌通过。整个会议过程十分热烈。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基本上结束了各革命小团体分散斗争的局面，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将推翻帝制的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预备立宪

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形势不断蓬勃发展起来，使清政府大为震惊，若干朝廷重臣、地方督抚，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并且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势，要求“变更体制”，“实行立宪”。日俄战争之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趁机以“俄以专制败，日以立法胜”为由，提出立宪的要求，以便使自己能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清廷发出谕旨，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及绍英五大臣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九月二十四日，五大臣带领大批随员，乘火车离京。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乔装成皂隶，从容步入站台，登上五大臣专车，准备炸死五大臣，但由于车身震动，触发炸弹，吴樾死难，载泽、绍英二人负伤，出洋考察只得暂缓。十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又改派李盛铎、尚其亨顶替徐世昌、绍英、凑足五人再次分途出路考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他们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他们看到，天下人心思变，如果拒不实行任何改革，就不能安定人心；而人心不安，革命党就容易“煽动”群众，革命的“祸乱”就难以避免。只要先定下立宪的“国是”，就能安抚立宪派，稳定大局。如果继续狐疑，就会使希望立宪的人们感到失望，甚至“激成异端邪说，紊乱法纪”。总之，正如载泽向慈禧太后密奏立宪有三大好处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并提醒她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慈禧太后反复考虑他们的建议，尔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一日颁布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这道上谕承认，“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而中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所以“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不可。尽管清廷宣称要“仿行宪政”，但又声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同时又借口“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将“祝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使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看到有了参政的希望，他们的代表人物立刻积极活动起来。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与蒋智由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政闻社”。此外，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丘逢甲在广东成立“自治会”。

同年十一月，清政府首先宣布改革中央官制，行政中枢仍为军机处，把部的数目增为十一个，有些部的名称有所更改。这次改革标榜不分满、汉，但是各部长官中，满洲贵族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一些重要的部如陆军、度支、外务等，长官都是满洲贵族。第二年，宣布改革地方官制，把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分别收归中央陆军部和度支部。立宪派见清政府并无立宪的实际行动，便采取联名上书进行请愿的办法，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预备立宪公会联络宪政公会、宪政筹备会、自治会等立宪团体，邀集各省立宪派的代表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愿。一些地方督抚也电请早日召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九年为立宪的预备期限。《钦定宪法大纲》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君上大权”，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召集或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总揽司法等权，实际上与专制君主并无多少区别。

宪法大纲颁布后不久，同年十一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不及三岁的溥仪继承帝位，由其生父载沣以摄政王执政，改元宣统。

载沣执政后，宣布要继续推行立宪；同时进一步加强皇室贵族集权。他以“足疾”为名，罢斥了权势显赫的袁世凯，令其回籍“养病”，自己以监国摄政国代理大元帅，亲自统率禁卫军。命其弟载洵和载涛分别担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荫昌担任陆军大臣，由皇室来把持兵权。

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诏令各省成立谘议局。各省谘议局基本上为立宪派所控制。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如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薄殿俊等，分别担任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省谘议局的议长。

江苏省谘议局成立后，议长张謇向各省呼吁，主张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十二月，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集会，决议到北京向都察院请愿上书。第二年一月，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在北京联名上书。清政府坚持九年预备立宪的期限，拒绝速开国会。第一次请愿失败。六月，立宪派又组织了十个请愿团，赴都察院上书，仍遭拒绝。第二次请愿也失败。十月，清政府的中央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开会。这时，各省立宪派联名举行第三次请愿，立宪派组成的国会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逞递了请愿书，资政院的多数议员支持立宪派的活动，资政院上达了请愿书，并且通过“陈请速开国会”的奏折和设立责任内阁的议案。各省督抚也发来电报，呈请清政府设立内阁、召开国会。迫于这种形势，清政府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在国会召开前两年，先成立内阁。另一方面又利用立宪派的分化对他们采取强硬态度，下令押解东三省的请愿代表返回原籍，宣布禁止请愿活动。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清政府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为协理大臣。在十三名内阁员中，汉族仅四人，满族有九人，其中皇族占七人，被称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成立，彻底暴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就是原来赞成民国二年（1913年）召开国会的那部分立宪派也大失所望。各省谘议局议长，再次在北京召开联合会推举谭延闿为主席，向清政府上书，要求另组内阁。他们的请求，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至此立宪运动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