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宋朝（1/1）
第十二章宋朝
黄袍加身
后周显德六年（959），周世宗病故，他年仅7岁的幼子即位，是为恭帝。这年的冬天，忽然从后周北部边境传来契丹兵和北汉兵合兵入侵的消息。转年正月，恭帝派赵匡胤率兵出征。
在赵匡胤的带领下，秩序井然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丝毫也没有兵变的迹象，当晚，军队在距开封四十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陈桥镇）宿营。
当天晚上，赵匡胤让人在将士中散布议论：“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道返回以后如何，不如先拥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被煽动起来。赵匡胤的亲信赵光义和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把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了刚刚睡醒的赵匡胤身上。接着众人一齐跪倒，高呼“万岁”。面对眼前的形势，赵匡胤定了定心神，他略一思索，朗声说道：“你们今日强立我为天子，大家都知道，这是要灭九族的事。不过，念在和诸位的交情上，我也只有勉为其难了。但是我有几句话要说，你们如果能听从，我纵然舍了性命，也心甘情愿！”众将士齐声回答：“愿听号令！”于是，赵匡胤带着将士们一起发誓，一定要善待少帝和太后，决不抢掠府库，劫夺路人。誓罢，大队人马向京城进发。
与此同时，朝廷那边也得到了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消息，他们想把赵匡胤的家人抓起来做人质，结果没有抓到，而此时赵匡胤派来的使者潘美已经到达了朝堂。朝中大臣大多心归赵匡胤，再加上五代时期天子更迭十分频繁，谁掌兵权，又得人心，就能做皇帝，大家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不过，朝廷中还是有一心忠于周朝的大臣，像范质、韩通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人又怎么能扭转局势呢？结果韩通被杀，范质也迫于将士的威胁，改变初衷。
赵匡胤进城后，在众人的簇拥下至崇光殿行代禅礼。赵匡胤坐上了皇帝宝座，封周恭帝为郑王，太后符氏为周太后，并迁往西京居住。因为赵匡胤以前是宋州节度使，所以定国号为宋。这一年是建隆元年，公元960年。
陈桥兵变以比较平稳的方式灭亡了后周，因此对老百姓来说并没有什么伤害。赵匡胤治军严整，军队进城时秋毫无犯，市民不惊。他即位后，又开仓放粮，以安民心。过了不久，镇州守将上疏，入侵的北汉兵也撤退了。说起来很奇怪，北汉兵并没有占领后周的土地，而且赵匡胤忙于登基，似乎早已忘记了北汉兵入侵这回事，而北汉兵竟然在无人攻打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退兵了。北汉兵入侵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后周灭亡，宋朝建立。因此也有史书认为，陈桥兵变是赵匡胤为篡权一手策划的，他假借镇、定二州守将之名，谎称契丹兵和北汉兵入侵，然后主动要求率兵御敌，以实现陈桥兵变的计划。不过，赵匡胤如何当上皇帝显然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赵匡胤称帝后，南征北剿，一统天下，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割据与混战的局面，使百姓脱离了战乱的苦海，得以安居乐业。宋朝的建立，使中国社会再次进入了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新时期。
杯酒释兵权
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割据现象日益严重，到了五代十国，政权的更迭更是如走马灯一般，重兵在握的大臣往往篡政夺权，赵匡胤本人也同样是通过兵变坐上皇帝宝座的。因此宋朝建国以后，赵匡胤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能使天下长治久安，如何能够避免大臣篡权的现象重演等问题。他曾问计于赵普，赵普遂提出了削夺节镇权力的主张。赵普认为，数十年来，天下纷争，战火不断，主要是因为节镇权力太重，如果削夺了他们的兵权，天下就会安定了。他的这一主张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促使赵匡胤下定了削夺节镇兵权的决心。
然而，那时赵匡胤刚即位，他要平定叛乱，还要统一中国，很多事情还都要由节度使去做，正是用人之际，怎可夺其兵权？所以赵匡胤明白，此事不可操之过急，需要等待时机。
赵匡胤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免除了慕容廷钊和韩令坤在禁军中的全部职务。在赵匡胤刚即位时，为了能得到这两员大将的支持曾将他们破格提升。特别是慕容廷钊还被授予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对这个职位是很敏感的，因为他就是从这个职位发动兵变做的皇帝，如今将此职位授予他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所以当建隆二年（961）李重进的叛乱被平定后，他就把这两个人改任他职了。从此，殿前都点检一职永不授人。
接下来，赵匡胤开始考虑他的两个亲信了。石守信和王审琦两人都是陈桥兵变的发动者，是他们拥立赵匡胤称帝的。也正因为如此，赵匡胤很信任他们，让他们执掌禁军兵权。赵匡胤最先对他们是非常信任的，但赵普却提醒赵匡胤说：“我也知道他们不会反，但是我觉得他们管理部下的能力都不强，一旦他们的部下逼迫他们叛乱，他们说不定就身不由己了。”这番话可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五代期间，这类事没少发生，后唐明宗李嗣源不就是被部下所追才造反做了皇帝的吗？而且远的不说，就是赵匡胤本人不也是被军士黄袍加身的吗？想到此，赵匡胤不再犹豫，决定首先收回禁军兵权。
七月的一天，晚朝散后，赵匡胤把石守信等人留下来宴饮，饮酒间，赵匡胤忽然停杯不饮，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石守信等人见状，忙问原因。赵匡胤长叹一声，说：“你们扶我做了皇帝，你们的好处，我是终生难忘的。但是做了皇帝也并不舒服，我经常是夜不能寐啊！”石守信等人忙问：“什么事这么让您忧心忡忡啊？”赵匡胤说：“在众人眼中做了皇帝多风光啊，有谁不惦记着这个宝座呀！一旦出现什么事情，只怕身家性命不保，我怎么能不担忧呢！”这话一出口，石守信等人可吓呆了，他们这才明白皇帝的真正意图，这要是被皇帝怀疑要造反，哪还有活路啊！于是，几个人一齐伏地磕头，连声说：“陛下即位是天命，谁敢违天命作孽啊！”赵匡胤一向标榜自己做皇帝是天命所归，所以石守信等人才这么说，但此时他却不想接这个茬，继续着他既定的话题：“我知道你们对我都是忠心耿耿的，但如果你们的部下将黄袍强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又能怎么办呢？”话说到这份上，石守信等人明白已很难再说什么，既然赵匡胤抛开“天命”不谈，必然已经打定主意。他们毕竟久为人臣，深知此时不宜争辩，于是再次磕头说道：“请陛下给我们指一条生路吧！”这才是赵匡胤真正想听的话，于是他不再拐弯抹角，索性直说了：“人生在世，不过是为了‘富贵’二字，你们不妨解除兵权，找一个富饶的地方，多置田产，再买些歌伎舞女，既可安度晚年，又可给子孙后代留下大笔财富，而且咱们还可以结成儿女亲家，从此以后君臣之间互不猜忌，这多好啊！”听了这番话，石守信等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不过，这些人都追随赵匡胤多年，知道他的话既出口，便是板上钉钉，不会再收回了。既然已经如此了，谁还敢逆风行船呢！于是大家一起拜谢说：“多谢陛下为我们想得如此周到，我们愿听陛下吩咐！”转天，石守信等人一个个称病辞职，赵匡胤当然恩准了，随即石守信等人均被改授他职，或只保留一个空名。总之，禁军的兵权自此收归中央。
赵匡胤于杯酒之间解决了宿将主兵的问题，剩下的就是等待时机解决节度使的问题了。
开宝二年（969）十月，宋太祖赵匡胤盛宴招待各藩镇守将。正当众人痛饮之时，赵匡胤从容说道：“你们都是国家的功臣，一生戎马奔波，出生入死，历尽多少艰辛，如今你们还为国家镇守大镇，实在是太辛苦了。我一直想厚待贤臣，但这一愿望始终无法实现，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在座的守将自然听出了赵匡胤的弦外之音，不过这些人可不像石守信他们那么了解赵匡胤。当然有的人很识趣，忙说：“我本来也没什么功劳，能够担任此重任，都是皇上您的恩宠，所以一直以来，我也是于心不安。如今我岁数也大了，求皇上您恩准我回家享几年清福吧！”可是，也有人偏不识趣，竟在那争相夸耀自己的功劳，结果被赵匡胤一句“都是前朝的事，有什么可说的”给挡了回去。尽管有些人极不情愿就这样交出兵权，但也无可奈何，连石守信那样的开国功臣都被解除了兵权，他们这些人又能怎么样呢？
转天，赵匡胤免去了众节镇原来的节度使职，全部留居京城，由此完成了他削夺节镇兵权的计划。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扼守边境的节度使，赵匡胤不仅没有削其兵权反而厚待他们，以保证边境无外患侵扰。
“杯酒释兵权”使中央集权更加巩固，但赵匡胤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作为让这些将军们交出兵权的条件，赵匡胤厚赠功臣，并允许他们多置田产，多买歌伎舞女，后来宋朝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不能说与此无关。同时，宋代后来的君主一直固守消除节镇兵权的先例，结果使军队中“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战斗力因此被大大削弱，所以后来宋朝在对辽、金、西夏的战役中，频频失利，这是赵匡胤所始料未及的。
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
杜太后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母亲，她生有五个儿子，其中两个早死，剩下的除赵匡胤外，还有赵光义和赵光美。在三个儿子中，杜太后最疼爱的是赵光义。杜太后临终之时，表示希望太祖百年之后由光义接替他做皇帝。经太祖同意，并由赵普署名藏之金匮。
杜太后撒手西去，而这份有赵普签名的誓书却被赵匡胤收藏了起来，他人也就无从得知了。不过几年后，赵普因有人告发他违法取利而被罢相。然而赵匡胤对赵光义却是不断地给他加官，当然加官是加官，但却不许他出外领兵作战，阻断了他与武将的联系，然而赵光义怎肯任其摆布，他还是想方设法结交将帅。
开宝九年（976）十月，赵匡胤病重。二十日夜，赵匡胤召见赵光义，在烛影下一夕长谈，而后赵匡胤又取下墙上挂着的柱斧，猛戳地面，咚咚作响。但二人究竟在说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就在赵光义离去不久，赵匡胤暴死，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不过，据史学家研究，赵匡胤很可能死于脑溢血。
赵匡胤一死，赵光义抢先即了皇帝位，是为太宗。从这时起，宋朝似乎要一改嫡长子继承制，而改为兄终弟及制。太宗即位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把他的弟弟光美封为开封府尹兼中书令，这个官职与太宗即位前的官职一模一样，这表明他将来也要传位于光美。同时，他又加封赵匡胤之子德昭、德芳，以官职暗示光美之后是德昭，德昭之后是德芳，以此消除朝中大臣对他非礼即位的不满。不过，太宗是否真的有诚意传位于光美就不得而知了。
无论怎么说，这三个继承人最终都与皇位无缘。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伐北汉，赵光美、赵德昭随驾前往。北汉平定后，太宗一意孤行，欲乘胜进攻幽州，结果大败而归。混乱中，众人不见了太宗，以为凶多吉少，这时竟有人提议立赵德昭为帝，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太宗乘坐一辆驴车逃了回来。虽然没有立赵德昭为帝，但太宗听说这件事后心里特别不痛快。恰在此时，赵德昭来催促太宗尽早给平定北汉的有功之士颁赏，太宗正在气头上，气哼哼地说：“你要奖赏他们是吧，等你自己做了天子，你随便赏去！”这句话给了赵德昭致命一击，他觉得太宗分明是在怀疑他图谋不轨，情急之下，竟自杀身亡了。两年后，年仅二十三岁的赵德芳也死了。这样一来，三个继承人中只剩下光美一个人了。
赵光美似乎已经预感到厄运将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不久朝中就有人告发赵光美将要作乱，当然，告发他的几个人都是太宗的心腹爪牙。既然有人告发，就得有人审理，才能定罪呀！此时，太宗竟然想到了赵普。当初太祖在位时，因赵普学识甚浅又结党营私，当然还因为他和皇位继承的事有牵连，所以把他贬出了京城。但太宗却看重赵普办事干练老辣，重新起用了他。赵普见到太宗后，密奏了当年杜太后让他记录的传位誓书的事。据说太宗找到了誓书，立刻觉得自己做皇帝理直气壮了，自然十分感激赵普，即刻重用赵普。当然这份誓书只是这几个相关的人知道，是否真的存在，已无从查考。
赵光美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几个月，但最终还是被莫名其妙地免去了开封府尹，改任西京留守。本来赵光美被赶出了京城，此事应该告一段落了，但已升任宰相的赵普因一直被宰相卢多逊压制，便想借赵光美案的机会挤垮卢多逊，一件本已平息的案件被他越搞越大。他抓住卢多逊与赵光美交往的事大做文章，审讯结论是赵光美与卢多逊诅咒皇帝，大逆不道，其结果可想而知。卢多逊及其家属被流放，由此案牵连的数人也是贬的贬，罚的罚，死的死。赵光美也从秦王降到涪陵县公，迁到偏远的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心惊胆战的赵光美到房州以后，一病不起，不久便死在了房州。至此，杜太后一手设计的皇位继承链条被彻底割断了。
此时，太宗只能传位与自己的儿子了，但太宗对此却十分谨慎。本来他是打算传位于长子元佐，但不料元佐疯了，他疯得最厉害时竟一把火烧了宫苑。于是他只得改立次子元僖。但太宗当时迟迟不敢立皇太子，只是任命元僖为开封府尹。这是个很敏感的官职，太宗、赵光美都曾是开封府尹，实际上朝臣也就明白了元僖即将是皇位继承人。谁知，元僖还没等被立为太子，忽然得暴病死了。元佐疯了、元僖死了，这一连串的事情引得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为平息流言，太宗终于下定决心立元侃为皇太子，并举行了盛大的立皇太子的仪式。至此，太宗总算完成了从兄终弟及到父死子继的王位继承制的转换。
其实，无论是兄终弟及制还是父死子继制，中国古代皇位的继承总是与血腥相伴。
忠义杨家将
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评书《杨家将》、戏曲中的杨家将戏，把杨氏一门的忠勇英烈演绎得淋漓尽致。当然，不少杨家将故事都是后人根据历史敷衍而来，而且其中不乏虚构的成分，不过杨家将的几个主要人物杨继业和他的几个儿子却是实有其人的。
《杨家将》中提到的杨令公杨继业，本名杨崇贵，他最先是北汉的将领。由于他从年少时就追随北汉的世祖刘崇，因此刘崇非常信任他，于是赐他刘姓，改名为刘继业。宋朝进攻北汉时，刘继业率兵抗宋，后来，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刘继业也随之降了宋。因宋太宗知其骁勇善战，便重用他，并恢复了他原来的姓氏，改名杨业。杨业降宋后，多次出征御敌，东挡西杀，敌将闻风丧胆，因此有“杨无敌”之美誉。
北宋建国后，契丹一直是北宋的心腹大患。太平兴国七年（982），12岁的辽圣宗即位，其母萧太后临朝称制，正是母寡子弱的时候，宋太宗便想趁此时机大举北伐。于是他派出了三路兵马，其中的西路便由潘美、杨业率领，潘美就是《杨家将》故事中的潘仁美。不过潘美可不像故事中说的是个大奸臣，而是宋初时的一位名将，为人平易近人，处事也十分谨慎。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唯独没有削夺潘美的兵权。这倒不是赵匡胤对他格外开恩，只是因为他每次赴镇，都把妻儿留在京城，太祖有人质在手，当然不怕他造反了，所以就可以保留兵权了。正因为潘美的谨慎，才使得他虽功高震主，却能长保平安。
这一次，潘美和杨业出兵北伐，他们出雁门，至寰州（今山西朔县东），与契丹兵一场恶战，迫使寰州刺史开城投降。接着，他们又攻下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应州（今山西应县）、云州（今山西大同），捷报频传。然而，不久就传来了宋朝东路军败退的消息，而中路军也已退回境内。西路军一时间成了契丹军集中兵力攻击的对象。而此时，宋太宗令潘美、杨业等护送云、朔、寰、应四州的百姓迁入宋朝境内。还没等他们行动，萧太后就亲率大军夺回了寰州。面对这种形势，杨业建议不要与契丹直接交锋，因为他们的任务只是迁移百姓，同时他详细地讲了如何使余下的三州百姓安然撤入宋朝境内的方法。但监军王侁对此却极力反对，主张直趋寰州与契丹军交战，但杨业认为这是必败之道，王侁一听，竟讥讽地说：“你不是号称杨无敌吗？怎么今天一反常态，不肯出战，是不是有别的打算啊？”杨业原本是北汉降将，王侁这番话分明是说他有二心。情急之下，杨业遂请求出战。临行前，杨业深知此一去凶多吉少，便对潘美倾诉自己对太宗的忠心，立誓要报答太宗的知遇之恩。接着他遥指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对潘美说：“这次出战，肯定是要失败的，你们可以在这里埋伏步兵，等我打到此处时，步兵齐出，说不定还有救。”潘美依计而行，和王侁率领士兵们在陈家谷口列阵以待。
辽军那边一听说是杨业出兵，哪敢轻敌，于是由耶律斜轸亲自迎敌，并把杨业引入了大将萧挞凛的埋伏圈。杨业再勇，毕竟寡不敌众，从天明战到了日落，只杀得人困马乏，血染征袍。忽然，他看到了陈家谷口，心中顿生希望。他知道那里有潘美的伏兵，于是有意放慢速度，诱敌进谷。耶律斜轸正想进谷，猛然醒悟，怀疑谷中有埋伏，但此时士兵们已如潮水般向谷内冲去，萧挞凛只得让耶律斜轸守住谷口，挡住后面的士兵，他自己率兵冲进了谷口。
满怀希望的杨业拍马进了谷，却发现谷内寂静无声，根本没有宋军的影子，心里凉了半截，杨业长叹一声，凄然地说：“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如此不讲信义，我杨业死不足惜，可这些将士难道也要白白地搭上性命吗？”于是他准备出谷后由自己引开敌人，让将士们抄小路去逃生，众人听了，十分伤感，忽然有一人问杨业：“元帅，您家里也有妻儿老小，有什么话要让我们带回去的吗？”杨业说：“我入宋以来，也没立什么功劳，哪能再以家人的事麻烦朝廷！儿孙自有儿孙福，我没什么可担忧的。只是请你们转告朝廷，说我杨业有负圣恩，不能再为朝廷出力了。”这番话令将士们热血奔涌，纷纷要求留下来与杨业同生共死，杨业再三相劝，众人却执意跟随。杨业深知契丹兵瞬息即至，于是他率众出谷，沿小路向南而去。不料行至狼牙村时，被辽军包围。杨业身边的百余名将士力战而死，杨业身负重伤，犹孤身奋战，最终被擒，绝食而死。
由此看来，杨业的死的确与潘美有关，但潘美也并不是存心要陷害杨业，只是因为他们在谷中埋伏了很久，不见杨业来，王侁以为杨业已击退辽兵，便急着去抢功。潘美虽是主帅，却也不敢得罪监军，只得撤出了谷。待听说杨业兵败，再返回去救援时，为时已晚。潘美因此被官降三级，王侁则被发配金州（今陕西安康）。
杨业共有七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儿子杨延玉与杨业一同战死。另外的六个儿子中，人们最熟悉的是杨延昭杨六郎，延昭本名延朗，据《宋史》记载，延昭实际上是杨业的长子，而并非行六。延昭智勇善战，驻守边防二十余年，治军严整，身先士卒，在士兵中颇有声望，契丹人亦闻名丧胆。延昭生有三子，其中文广颇有乃父之风，在边境屡立战功。杨业的其他几个儿子也都被朝廷录用为官。
早在南宋时，就有人把杨家将编成了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为这个故事增加了不少虚构的人物，增加了诸多鲜活的生动情节，使杨家将成为了忠义的化身。
澶渊之盟
五代时，石敬瑭为做皇帝，向契丹称儿割地，拱手相送了燕云十六州的土地，使中原失去了屏障，由此埋下了战争的祸端。
早在宋朝建立之前，契丹就已建国，国号辽。宋朝建国以后，每代皇帝都念念不忘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宋太宗就曾两次大举攻辽。而辽朝则因为五代时周世宗曾夺走十六州的瀛州（今河北河间）和莫州（今河北任丘），故而以收复失地为名，不断南下。就这样，数十年来，宋辽战争不断。随着辽朝国力的增强，辽圣宗统和十七年（999年）、十九年（1001）、二十年（1002）、二十一年（1003），辽军连续南下，宋军接连失败，令当时在位的宋真宗忧心忡忡。
就在真宗一筹莫展之际，他正确的用人策略使形势出现了转机。北宋景德元年（1004）七月，宰相李沆亡故，宰相位空缺，真宗选中了毕士安。按照宋制，宰相一般由三个人担任，至少也要由两个人担任。于是，真宗就让毕士安再推荐一个人，毕士安便向真宗推荐了年轻有为、慷慨忠义的寇准。他对真宗说：“如今边境多事，需要的就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敢想敢干的人。”其实真宗早就想用寇准，但又觉得他太年轻，所以想让毕士安这样年高有德之人扶持一把，如今毕士安一番话正合真宗的心意，于是毕士安和寇准被同时任命为宰相。
寇准十九岁中进士，早在宋太宗在位时就得到重用，可惜他嫉恶如仇过于刚直的性格终不为太宗所容，被贬为知州。这一次真宗重新起用他，可以说是找到了扭转宋军败势的良方。
当寇准听说北部边境常有小股辽国士兵出没，便断定辽军要大举进攻，于是他告诉真宗要加紧练兵。果然不出寇准所料，闰九月十三日，辽圣宗、萧太后率大军倾国出动，气势汹汹开进宋朝边境，直抵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威胁宋朝都城开封。急报飞来，朝廷上下一片恐慌，真宗也是惊慌失措，唯有寇准镇定自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寇准的镇定可不是装出来的，因为他很清楚，各要塞已有重兵把守，而辽军多年兴兵，国力已弱，此时又孤军深入，必败无疑。而参知政事王钦若则不同意他的观点，反驳说：“去年四月，辽军南下，我们的部署和现在相同，怎么就打败了呢？何况上次来的只是辽的大将，而这次辽圣宗、萧太后亲自率军，这怎么能取胜呢？”寇准不想与他争辩，只说了一句：“我自有我的主意。”真宗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寇准的妙计，当晚就把寇准召了来询问对策。寇准说：“以往我军失败，都是因为士气不足，此次，臣请陛下御驾亲征，将士们必然士气大增，还愁不胜吗？”这条妙计可是真宗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没有当即答应寇准，而是又召见了毕士安，问他寇准的想法是否可行。毕士安当然是举双手赞成，这促使真宗下定决心亲至澶州。
这时，辽军与宋军已经开战了，寇准一方面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另—方面为真宗御驾亲征积极做着准备。辽军不断攻城，宋军坚守城池，几次交锋，辽军没占到一点儿便宜，反而接连损兵折将。萧太后见到战事不顺十分烦恼。这时，有一人借机劝说萧太后与宋朝罢兵结好。萧太后身边怎么会有人劝她与宋朝结好呢？这人可不是辽人，而是宋朝的降将，名叫王继忠，他曾是高阳关副都部署，在一次与辽作战时，被辽将活捉。萧太后觉得他是个人才，便厚待于他，他也就成了萧太后的亲信。但王继忠毕竟是宋人，看到家乡父老惨遭屠杀，于心怎忍，于是便提出了议和的想法。此时的萧太后年事已高，连日鞍马劳顿，已令她心力交瘁，何况又难操胜券，还不如罢兵议和呢。所以，王继忠一提出议和，可谓正中下怀，萧太后即刻令他修书一封转呈真宗。
真宗收到信后，先是怀疑对方议和是真是假，而后又提出要辽朝先派使者来求和，以避免他们提出割地的条件。而辽朝那边则提出要宋朝先派使者，双方各执己见，谈判还没开始就告吹了。
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宋军捷报频传，萧太后再次提出议和。而此时的真宗却在宋军连胜之时决定由宋朝先派使者，拱手把主动权让给了辽朝。
这时，真宗也已起程，向澶州进发。一路上，真宗胆战心惊，越临近澶州，离辽军也就越近，真宗开始后悔此行，再加上一些主张南下金陵避难的人的挑唆，真宗动摇了，心生返程的念头。但寇准等人力主继续向北进发，尽快赶到澶州。真宗无奈，只得前行。这一天，真宗在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的胁迫下，终于登上了澶州北城门楼，天子的黄龙旗在城门上迎风飘扬，城下的将士们群情振奋，山呼万岁。辽军见了这阵势，士气大减，而且在此之前，辽军的一员猛将萧挞凛被宋军射死，更使其锐气大挫。此时真宗似乎应乘胜退敌，但他还是希望议和以求暂安。
真宗派出的使者曹利用几经周折终于到了辽军营寨，但双方各执一词，谈判无果。辽又派使者见真宗，真宗对于辽提出的归还二州的要求当然不答应。已经是宋朝的土地了，怎么可以再割让给辽朝？不过，对于给辽金帛，他倒是很慷慨，只要每年不超百万就行。但寇准却不这么想，本来他是主张一分也不给，一定要一举击败辽朝，以绝后患，但真宗却想尽快停战，哪怕是只换得数十年安宁，也心满意足。寇准虽然无法说服真宗，但他还是警告曹利用，岁币不许超过三十万。正是有了寇准这句话，曹利用到了辽营后，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先是坚决拒绝归还土地的要求，而后又紧守三十万大关，最终与辽达成了每年向辽纳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共计三十万两的协议。同时辽圣宗又提出与宋朝结为兄弟之国的建议，从此罢战息兵。随即，宋辽据此订立了盟约，这就是“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使宋辽之争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但岁币却如同一副枷锁，使宋朝一步步走向了被动，以至贻害无穷。但在澶渊之盟订立后的数十年间，宋辽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中原与北部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民族融合。
王安石变法
北宋仁宗时期，“三冗”现象已十分严重，即冗官、冗兵、冗费，官僚集团日益庞大，军队数量急剧增加，致使朝廷财政负担加重，而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又将财政危机转嫁给了百姓，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庆历三年（1043），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以整顿吏治为重点，但仅一年多就在保守势力的诋毁下夭折了。不过，此后部分地区的改革依然在不断地尝试着，众多的改革主张层出不穷，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也在逐渐成熟。
王安石自幼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在他少年时就已小有名气。22岁时他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他初为官是淮南判官，按照惯例，他在外做满一年官后，就可回京城考馆职，接下来就可以留在京城步步高升了。但王安石却不那么想，他觉得做几年地方官员，可以更好地了解民情，更多地积累从政经验，于是他放弃了考馆职的机会，被改任鄞县知县。
在王安石做知县期间，他开始把他的变法思想付诸实践。在青黄不接时，他把仓库的积谷贷给百姓，等到收获了以后连本带息一起偿还。这样一来，不仅使仓库中的存粮得以不断更新，而且也使百姓逃脱了高利贷的盘剥，于国于民都十分有利。王安石做地方官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措施，所以很受百姓的爱戴。同时他的淡泊名利的心态也很得一些高官的赞赏，文彦博、欧阳修等都曾多次向皇帝推荐他，但王安石都婉言拒绝了，依然做他的地方官。王安石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声望越来越高。王安石无意于升迁，而朝廷却不断地给他加官，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是一个掌管国家钱谷的官，这个官职令王安石踌躇满志，决心不负众望大干一场，于是他向仁宗上了一道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大意就是要依靠皇帝来实行由上而下的变法改制，只有富国强兵，才能扭转目前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可以说，万言书集中反映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然而遗憾的是，这份万言书并没有引起仁宗的重视。不过，王安石的主张却得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的赏识，他就是后来的神宗赵顼。当时，赵顼还没有即位，他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谈论王安石，尽管未见其人，却早已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了然于胸。
仁宗时，王安石抱负无法施展，以母丧为由离职而去。英宗即位后，再招王安石复职，被王安石拒绝。英宗病逝后，20岁的赵顼即位，立刻起用他为江宁知府，几月后又升为翰林学士。神宗迫不及待地召见了王安石，与他一起议论治国之道，王安石再度提出了变法主张。
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间，有关理财、整军及对科举、学校制度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同时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作了修改，并对学校的教材、管理等作了新规定。
新法推行了十几年，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应该说实现了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初衷。特别是许多新法的颁行抑制了高官的某些特权和豪强的兼并，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但也正因为如此，变法触及了高官、豪强的根本利益，因此从变法之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就在不断地阻挠新法的推行，特别是对王安石的攻击更是如潮水般涌来。
神宗是新法的积极倡导者与支持者，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许多反对新法的人都被赶出了朝廷。但是，既然是新法，就总会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缺陷终于让保守势力抓到了把柄。他们获悉青苗法在河北地区执行时强迫百姓借贷，于是便想从此打开缺口，击倒新法。但这一次新旧势力的对垒，最终还是在神宗的维护下，保住了新法。旧派人物罢官的罢官，辞职的辞职，司马光也被贬出了京城，旧派势力大减，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接下来，神宗下诏对奉行新法不力的官员或贬或撤，保证了新法的顺利执行。
神宗的支持，加速了新法的推行，也使新派势力骤然大增，其间鱼龙混杂，各色人物纷纷倒向新派，这为后来新派内部的纷争埋下了隐患。
不过，旧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这一年，天久旱不雨，四方饥民，都来到京城谋生。有一人把饥民的惨象画了一幅图呈给了神宗，强烈要求神宗废除新法，而且他竟然拿自己的脑袋作赌注，声称：“废除新法后，如果十天之内还不下雨，就请斩了我的头！”在天灾面前，在流民图面前，神宗动摇了。转天他开仓放赈，并下令暂停或废除了诸多新法，说来也怪，那天竟然天降大雨。形势的突变，使王安石成了众矢之的，尽管神宗随后在新派诸臣的劝说下又一一恢复新法，但在矛盾漩涡中挣扎的王安石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辞职，并推荐他最信任的吕惠卿为执政，以继续推行新法。吕惠卿曾经是王安石非常倚重的人，但他没有想到，吕惠卿一旦大权在握，便得意忘形，肆意妄为，改变新法，最后竟然想彻底扳倒王安石。神宗识破了他的险恶用心，立即召王安石复职，罢免了吕惠卿。王安石虽然重新复职，但此时新派内部已分崩离析，心灰意冷的他二次罢相。神宗死后，新法归于失败。
晚年的王安石隐居江宁不再过问政事，但他心中的隐痛却终究无法抹去。
从元祐更化到绍圣绍述
神宗在位期间，任用王安石变法改制，国家状况有所好转。王安石隐退后，神宗继续对职官制度进行改革，史称“元丰改制”。神宗在位18年，一直努力地推行新法，因此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均被赶出了朝廷。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他年仅10岁的儿子即位，是为哲宗。由于哲宗尚未成年，因此便由英宗的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神宗时，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一些执行的官员刻剥百姓，以至于怨声载道，因此废除新法的呼声越来越高。高氏本人一直是主张废除新法的，因此她首先重新起用年事已高的司马光，任命为执政，由他主持废除新法，恢复仁宗时旧制，史称“元祐更化”。接着，司马光升为宰相，当初的保守派纷纷被重新重用，而新法的拥护者章悖、吕惠卿等人相继遭贬，被一一赶出朝廷。同时为防止被贬的新党骨干批评朝政，太皇太后兴起文字狱，以诗文、语言无端猜忌大臣，有的人因此被发配岭南。至此，朝政大权已完全掌握在了保守派手中。然而此时，保守派内部也是四分五裂，像苏轼等人虽反对新法，但并不是全盘否定新法，而是主张保留一部分对国家、对百姓有利的新法，可司马光固执己见，至死不忘把新法全部取缔。保守派内部相互攻击，政局一片混乱，朝廷不得已频频换将，而此时渐渐长大的哲宗开始对太皇太后的做法颇为不满。
元祐八年（1093）九月，哲宗亲政，立志变更元祐制度，恢复新法，他改元绍圣，表示出继承新法的决心。这次对新法的恢复，史称“绍圣绍述”。为恢复新法，哲宗重新起用了被贬的变法派章惇为相，随后在太皇太后垂帘期间被贬的新派官员又都重新回到了朝廷，而以文彦博为首的保守派官员则相继遭贬或流放岭南，就连已死的司马光也遭到追贬，朝中的大臣又被轮番地换了一遍。
由于执政者的好恶，朝臣随之起落也属正常，但某些被贬的官员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想方设法把战火引向了后宫。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太皇太后高氏。她垂帘期间，对政敌大加裁减、放逐，激化了新旧两派大臣的矛盾，以致积怨过多。但是太皇太后却从不为高氏家族谋私利，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哲宗，尽心尽力地处理朝廷政事。然而在她死后，恨她的人罗织罪状，诬陷太皇太后曾经想废掉哲宗，改立自己的侄子。不知真假的哲宗险些因此将太皇太后废为庶人，亏得皇太后向氏为太皇太后作证，指出废立的话全是诬陷，并告诉哲宗，太皇太后当初是如何欣赏他、赞扬他，哲宗即位时已有10岁，已经记事了，经向太后提醒，顿觉往事历历在目，这才使诬陷太皇太后的人没能得逞。
哲宗皇后孟氏的命运沉浮同样是由党派之争造成的。孟氏是太皇太后亲自为哲宗挑选的皇后，无论门第、性情、人品都颇得太皇太后欢心，可哲宗却对这门包办婚姻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刘婕妤。太皇太后一死，哲宗对孟后就更冷淡了，尽管刘婕妤恃宠骄纵，在哲宗面前不断说皇后的坏话，但孟后为人贤淑，也不和她计较。即使如此，孟后还是难逃厄运。
历代宫中都是禁止用巫术害人的，因此在宫中使用巫术就难免招惹嫌疑，但孟后却犯了忌讳。一次是由于孟后的女儿生病，久治无效，结果孟后的姐姐情急之下要设坛作法，用道士用的符水给小公主治病，被孟后制止。哲宗虽然知道此事，但也没追究。可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孟后的养母见孟后失宠，便请了个尼姑在宫里为孟后祈祷，这一来马上就有人报告哲宗，孟后用巫术害人。哲宗本来就不喜欢孟后，自然是毫不客气地逮捕了与此事相关联的人。审问时，这些人受尽酷刑，只得招认，哲宗派来复审的人也在刘婕妤亲信内监郝随的威逼下，一起制造了这起冤案。其实这桩冤案的幕后策划者是宰相章惇，一方面他有意诬陷太皇太后有废立之心，而孟后一直是太皇太后的最喜欢的人，所以要拿孟后开刀；另一方面，他看到哲宗宠爱刘婕妤，有心依附于她，于是宫内宫外一勾结，冤案就铸成了。而当时的朝臣都慑于刘婕妤、章惇的权势，自然是万马齐喑了。
孟后既废，哲宗便想立刘婕妤为后。但在古代历来有个规矩，妾是不可以为妻的，所以大臣们极力反对。可这刘婕妤偏偏生了个儿子，这可是哲宗唯一的儿子，借此机会，哲宗不顾大臣的反对，立刘婕妤为皇后。
孟后被废，又立刘后，本来这个故事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可命运好像真的在作弄孟后，随着徽宗的即位，事情又起了变化。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因他唯一的儿子也已夭折，只得立他的弟弟赵佶为帝，是为徽宗。徽宗即位后，章惇因为当初反对立徽宗为帝，其结果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哲宗在位时他一直独断专行，朝臣们对他也十分不满，因此徽宗一即位，很快就有人上疏历数他的罪状，章惇只得辞职。章惇一倒台，大臣们又开始为孟后喊冤，结果徽宗便下诏恢复了孟后的皇后名位，把孟后迎回了宫。徽宗当政时，宰相蔡京独揽大权，他打着维护神宗的幌子，全盘否定了元祐年间的政策，而废掉孟后竟然也成为他否定元祜政策的一个方面。最终，竟以一朝不能同时有两个皇后为理由，再度废掉了孟后，这时距孟后恢复皇后名位不过两年多的时间。随着孟后再度被废，当初力主恢复孟后名位的大臣以及反对哲宗立刘后的大臣全部被流放了。孟后再废，刘后的地位更加巩固，被尊为皇太后。只可惜徽宗觉得这位太后总有垂帘听政的想法，便有心废了她的太后名号，结果刘后只得自杀了。
居住在宫外的孟氏倒是因祸得福，金人入侵，掠走了皇室中的人，唯独孟氏幸免。后来伪帝张邦昌请出孟氏主持大局，孟氏召回康王赵构回京即皇帝位，是为高宗，孟氏也因此被封为太后。
其实，孟氏的废复都与她本人的功过并无多大关系，完全是朝廷中党派斗争发展的结果。从元祐到绍圣，朝廷不断走马换将，一批朝臣落马，一批朝臣又起，反反复复，不断更迭，以致皇帝的亲戚都难保全。这些都表明朝廷政治已日趋腐败，北宋王朝已走向衰落。
童蔡专权
宋徽宗统治期间，统治集团更加荒淫贪婪，阶级矛盾不断地被激化，那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这“筒”和“菜”指的就是徽宗政府把持朝政的童贯和蔡京。
童贯是个宦官，在苏杭创建应奉局、花石纲等机构的就是他。什么是花石纲呢？这要从徽宗的嗜好说起。宋徽宗是一个很有艺术细胞的皇帝，诗词、书画、戏曲，样样精通，他尤其喜欢收藏。收藏什么？可不是小东西，而是奇花异石，草木禽兽。皇帝有这样的爱好，一些奸佞小人自然要投其所好，争先恐后地献宝。从徽宗即位的第三年开始，童贯就接受圣命，在江南的苏州和杭州创建了造作局、应奉局等。一方面把工匠中的高手集中起来，专门为宫中制造各种器物；另一方面在江南搜罗奇花异石、珍稀树木。不过，所谓的“搜罗”简直与抢劫无异，哪家要是有奇异的石头、珍贵的大树，士兵进屋就贴上黄封，这东西就不再属于你的了。等到运输时，小的石头还好办，遇上大树大石可就麻烦了。不过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拆房推墙，把人家院墙全拆了，东西不就出来了吗？如果这花石长在高山深谷中，百姓就更遭殃了。为了拿到这些花石，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去劈山凿石，而且还要限期完成，结果弄得中等人家都不免遭遇破产的命运，那穷苦人家的境况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卖儿卖女已别无他法。
花石采集到了，如何从江南运到京城开封呢？当时只能走水运，这样一来，有船的人家就难逃此劫了。官船、民船全被征用，就连运粮船、商船也是照抢不误。运输时，众多的船只首尾相接，络绎不绝，这些船只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奇花异石运到京城后，为徽宗在京城北门外重建延福宫，结果竟建成了五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被称做“延福五位”，并由此形成一座拥有奇花异木、珍禽异兽的皇家名园。此后，又在宫城东北角兴建万岁山，后改名为“艮岳”，历经八年始建成。其实，用来供徽宗享乐的四方珍奇也不过是其中的十分之一，绝大部分都进入了蔡京等人的私囊。
徽宗整日陶醉于美轮美奂的建筑中，却不想如此浩大的工程，是怎样的劳民伤财！东南地区人民为花石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少人力竭饿死，多少人家破人亡，而且如此大兴土木，国库也被消耗殆尽，社会走向了全面的衰败。
同时，北宋的衰亡，与徽宗重用奸臣蔡京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神宗时，蔡京就已经是地方官，后来升为了开封府尹。哲宗刚即位时，司马光废除新法，恢复旧法，限期五日把免役法改回差役法，官员们都认为时间太短，无法实施，唯有蔡京竟然在他管辖的州县中五日内全部改行了差役法。虽然当时司马光对其大加赞赏，但通过这件事却足以暴露出蔡京为媚上而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的丑恶嘴脸。哲宗亲政后，重新恢复新法。宰相章惇设立专门机构让大家来研讨新旧法的利弊，面对众人的各种意见，章惇不知该如何是好，而此时蔡京对章惇说：“现在是恢复先皇旧制，又不是另立一个新法，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研讨。”一经提醒，章惇恍然大悟，马上恢复了免役法。令司马光和章惇都束手无策的事，对蔡京来说却是易如反掌，这不能不说蔡京确有才干，但他在这两件截然相反的事件中的表现，把他的奸邪之心也暴露无遗。
徽宗即位后，蔡京结识了童贯，善画丹青的他不断把自己画的屏障、扇面等送给童贯，徽宗见到这些东西，对蔡京颇有好感。当时朝中的宰相是韩忠彦和曾布，二人一向不和，曾布便在徽宗面前力荐蔡京。想让蔡京来对付韩忠彦。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韩忠彦、曾布相继被罢相，而蔡京则出任宰相，独揽大权了。
蔡京上台，打着恢复新法的幌子，全盘否定了元祐年间的政策，并对元祐大臣及其子弟进行大清洗，数百人被贬官。他还在端礼门外树了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程颐等一百二十名被他划为“奸党”的名字刻在了上面。除此之外，凡是和他不和的，他都不会放过，朝廷中的言官也全部遭贬。同时，蔡京还全面禁止元祐学术，也就是周敦颐、二程等人的理学，他大兴文禁，致使人们只要一说话就会犯忌，尤其是文人更是动辄犯忌，惹祸上身。此时的北宋朝廷已是暗无天日了。蔡京对官员的任免更是任意而行，他曾经一次就让四十多人一起升官，当然他也能让上百人一起遭贬。
然而，徽宗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任蔡京胡行。为造成国库富足的假象，蔡京滥印大面额的货币，造成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宋朝的经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蔡京引诱徽宗挥霍享乐，搜奇石，造艮岳，致使东南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从而导致了方腊起义，人心思乱。朝中的大臣们痛恨蔡京的恶行，不断地寻找机会扳倒蔡京，但奇怪的是蔡京三度被罢相，而又三度重新为相，徽宗每一次下决心罢免了蔡京后，时隔不久，都会重新再起用他，这使得蔡京的气焰更为嚣张，他最后一次做宰相时已经78岁了。也许蔡京没有想到，他最终毁在了自己儿子的手里。由于蔡攸嫉妒他的弟弟蔡涤专权，便出面揭发了蔡涤的恶行，致使蔡涤一夜之间变成了平民百姓。徽宗顾及蔡京的面子，便让他自己辞职，在童贯的再三催逼下，蔡京才无可奈何地呈上了辞职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宰相的宝座。后来，金人南下，钦宗迫于朝野压力，对蔡京一贬再贬，最后蔡京病死于赴贬所途中。
蔡京独揽朝纲二十余年，恶迹累累，祸国殃民，致使忠臣离朝，奸佞当道，经济衰败，民心涣散，从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揭竿而起
《水浒传》中描写了以晁盖、宋江为首的一百单八将聚义梁山泊，树起反抗的大旗，一次次向北宋官府发动猛烈的攻击。这部正是北宋末年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真实缩影。
徽宗统治时期，蔡京等人的专权把百姓逼上了绝路。先是在京东地区发生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宣和元年（1119），宋江在山东一带率众起兵，从山东一直打到了江苏，然而遗憾的是这支起义军坚持了三年，最终兵败后却以被朝廷招安结束了此次起义，接着竟和官兵一起南下剿灭方腊。当方腊起义被镇压之后，宋江终于看清了官府的残暴，再度起兵，但终因势单力薄归于失败。
在宋江起义的第二年，也就是宣和二年（1120），方腊在东南一带揭竿而起。那时在东南一带设立了造作局、应奉局、花石纲，官府借此盘剥勒索百姓，致使民怨沸腾。方腊是浙江一个普通农民，他和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受尽了徽宗暴政的克剥，于是他便利用流传于当地的摩尼教聚起了万余名百姓。方腊形象地用家事来比喻国事，把皇帝比喻为父兄，把百姓比喻为子弟，他对百姓们说：“如果有这样一个家庭，子弟终年耕作，只能得到一点儿粮食，而父兄不劳动，却可以任意挥霍，还要去送给仇人，使仇人越来越富裕，反过来还要侵扰子弟。父兄又不去御敌，而让子弟去御敌，倘若子弟打不过敌人，父兄就要责罚子弟。子弟为父兄做了这么多事，结果却时常遭受虐待。你们能忍受这样的父兄吗？”众人齐声说：“不能！”方腊接着说：“如今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我们老百姓终年劳苦，却遭受官府的克剥，难得温饱，而官府不仅自己挥霍，还要向西北二国送去数以百万计的银绢，这可都是我们东南百姓的血汗钱呢！西北二国有了这些银绢，更加富足，年年兴兵犯境，朝廷反倒对他们十分恭顺。而我们百姓呢，终年劳作，却落得冻饿而死，你们难道就愿意这样下去吗？”百姓们本来就对官府不满，方腊的这番话更使众人义愤填膺，接着方腊又向众人讲了他的宏伟计划，也就是先打下江南的一片江山，建立自己的政府，划江而守，而后轻徭薄赋，以吸引四方百姓。照此下去，十年之内，必能统一中国。众人被方腊描绘的这个宏伟蓝图鼓舞，一起跟着方腊斩木揭竿，挑起了起义的大旗。四方百姓闻风响应，十数日间竟有数万人加入到了起义的队伍。方腊组建了自己的政府，自称“圣公”。在起义后的三个月间，起义军势如破竹，攻陷了六州六十多个县。
这一边起义军轰轰烈烈地攻城杀官，而朝廷那边还在歌舞升平，宰相王黼始终没有上报方腊起义的事，使得起义军势力越发强大，直到起义军占领杭州后，他才慌慌张张地向徽宗报告。徽宗在震惊之余，听从朝臣建议，急忙调动京城中准备联金攻辽的十五万西北劲兵，由童贯率领讨伐方腊。
方腊在攻占杭州后，在战略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曾有人建议方腊应直捣金陵（今江苏南京）。遗憾的是，方腊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方腊从起义一开始，就认定宋军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集结起大规模的兵力。那么，在这半年时间里，足够他对付东南这些武器装备薄弱的郡县了。他的战略是要逐个占领东南的郡县，与宋政府隔江对峙。因此他放弃了抢占金陵这个战略要地的方案，而是沿着杭州向北依次夺取郡县。当然，方腊对宋政府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假如真的给他半年的时间，他的逐个击破的计划估计也能实现。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朝廷那边正有现成的十五万精兵，这支军队迅速南下，打了个方腊措手不及。
宣和三年（1121），童贯领兵南下，他一方面大幅度地提高捕获起义军将领的赏格，另一方面下令关闭应奉局、造作局等，并禁止再收买花石，这一举动解救了东南数百万百姓，赢得了人心。接着，童贯兵分两路进攻起义军，童贯率领的军队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装备又好，而单凭英勇无畏的起义军岂是这种正规军的对手，三个多月的时间，起义军占领的郡县又接连陷落，主力退回了起义的出发点——清溪（今浙江省淳安西北）西北的帮源洞。童贯等人包围了帮源洞，起义军二十余万人拒险固守，与官军血战一日，终因腹背受敌，伤亡惨重。方腊被俘后遭杀害。
虽然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之火只经过半年时间便被扑灭了，但这场使东南震动的起义却足应使宋朝廷有所改观，遗憾的是宋朝廷的腐败却依然故我，童贯因在平方腊时下令停止了花石纲，而被强迫退了休。此后应奉局等又全面恢复，百姓的苦难更为深重。
方腊、宋江起义失败后，河北、京东也屡屡爆发农民起义，他们占州县，杀官僚，北宋王朝已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
靖康之变
靖康元年（1126）八月，金人兴兵南下，直逼开封。转年四月，金人掳走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说起金兵南下，追根溯源，其实是宋廷自己引狼入室。那时宋徽宗看到金朝兵力强大，便想联金灭辽，以夺回燕云之地，宣和二年（1120），宋、金订立了“海上之盟”。双方约定，攻下辽后，宋只要燕云之地，宋原来给辽的岁币全部给金。就这样，金开始攻辽，而宋直到剿灭方腊后才转而攻辽，并且频频失利，童贯为免皇帝责罚，竟请求金军帮忙攻打本该宋攻打的辽的南京（今北京西南）。然而金军攻陷南京后，背弃前约，把燕云之地占为己有。经几番交涉，才给了宋六州，但却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每年还要另外给金“燕京代税钱”一百万贯。对这种无礼的条件，宋竟然全部答应了。在这个过程中，宋朝廷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金朝遂生南下之心。
宣和七年（1125），金以宋收留了一名辽的降将为借口，分两路大举兴兵南下。西路军行至太原城下，守将王禀率领太原军民奋勇抵抗，使金军受阻；而东路军的形势却截然相反，燕京守将郭药师不仅投降了金军，而且还领着金军长驱南下，直逼开封。
金兵气势汹汹地过了黄河，徽宗惊慌之余，先是下了一道罪己诏，诚恳地列出了自己的十条罪状，接着便传位给太子赵桓，这就是钦宗，徽宗做了太上皇。钦宗即位后，在朝臣们的强烈要求下，铲除了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miǎn）六贼。然而，钦宗一面起用主战派李纲组织军民抵御金军，一面又急切向金军求和，最后自然又是割地赔款。不过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当初澶渊之盟，宋给辽的不过是银10万两，绢20万匹，而这次金竟提出黄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100万匹，牛马骡各1万头的苛刻条件，还要割让三镇，可钦宗竟然也答应了。此时开封军民在李纲的指挥下一次次地大败金军，但钦宗眼看着对宋军有利的形势却仍在一味求和，而金军则是见好就收，一见目前形势对自己不利，未及宋廷凑足金银就匆匆撤回去了。
经历了这一场变故，钦宗仍不吸取教训，整顿边防，加强防御，而是又开始了他歌舞升平的日子，并且罢免了李纲等主战派官员。此时太原仍被围困，而朝廷对此却置之不理，终使太原因粮草断绝而陷落，致使金军二次南侵。这一次，两路金军都到了开封城下，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入了开封。钦宗亲自到金营求和，又答应了一大堆苛刻的条件，结果上至诸王、宫妃，下至平民百姓，全都被搜刮一空，也没凑够金人要的金银数，最后金人竟连演百戏用的服装道具也抢走了。钦宗以为用金银、骡马就可以换取他的安全了，但金人出兵岂止为了这些，他们扣留了钦宗，接着太上皇和太后也自己送上门去，被金人扣留。随即，金人废徽、钦二帝，并拿着花名册把宫中的妃嫔、公主、皇子、皇孙、驸马、国舅全都逮到了金营里。不过，金人知道以自己的能力难以统治中原，于是就立了个傀儡皇帝，试图通过他来控制中原。金人在宋朝大臣中选中了张邦昌，把他立为了皇帝，建立了“大楚”伪政权。至此，北宋灭亡。随后，金人带着徽、钦二帝及皇室诸人、大臣等三千余人，当然还有他们掠夺的大量的金银珠宝、图书典籍等，满载而去。
《清明上河图》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幅北宋画家张择端的精品画作，这就是《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早年曾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宋徽宗时期，他进入翰林图画院供职，做了画师。他的画自成一家，特别擅长画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清明上河图》便是他的一幅力作。这幅画高24.8厘米，长528厘米，画有五百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整幅画卷，成为北宋开封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状况的写照。这幅画，让后人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开封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商业贸易中心、水陆交通的会合点。从真宗到神宗，城市人口已达百万。城内四河流贯，街市作坊遍布，店铺林立，特别是商业区热闹非凡，有酒楼、饭店、茶馆、鱼市、肉市、鲜果行、商号、金银器铺、珠玉铺、药铺等。除每日的夜市、早市外，还有五月初的鼓扇百索市、六月的巷陌杂市、七月的乞巧市。此外，相国寺每月还要举行五次庙会。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开封水陆运输和城区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再现了开封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和自然风光。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开封郊外的景物。远远望去，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农民在田里耕作，路上，走来了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的人们。画面上一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子，轿中坐着一位妇人，后面跟着骑马的、挑担的，还有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着炭的毛驴，正匆匆进城。
接下来是画的中段，也就是画的中心部分，描绘了汴河码头的繁忙景象。汴河上横跨一座状如彩虹的拱桥，桥上行人熙熙攘攘，摩肩擦踵，桥下船只来来往往，有的船满载货物，正在行进；有的船已经靠岸，忙着卸货。还有一只大船正要从桥洞通过，船夫们有的忙着落下风帆，有的用长篙使劲撑，有的用长竿顶住桥洞的洞顶，有的用麻绳挽住船，以便使船安全通过。邻船的人在一旁呐喊助威，桥上的人也不禁驻足观看。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汴河两岸也是人烟稠密，有卖刀、剪、杂货的摊贩，有卖茶水的，有卖扫墓祭品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进饭铺吃饭的，还有站在汴河边欣赏河中景色的。
画面的后段则描绘了热闹的市区街景。画的中心是一座高大的城楼，两边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等。街中商店林立，有卖绫罗绸缎的，有卖珠宝香料的，有卖香火纸马的，还有看病的、做美容的、修车的、看相算命的，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有坐轿的女人，有商人、士绅、官吏、小贩，有行脚僧人，外乡游客。街巷小儿在聚精会神地听书，豪门子弟在酒楼中饮酒作乐。城边还有正在行乞的残疾老人。画面上的人物大的不足3厘米，小的如同豆粒，但却个个形神毕备，极富情趣。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现实主义的长卷风俗画，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它内容之丰富、人物之众多、规模之宏大，都是空前的。同时，这幅画还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丰富的形象资料，因此，它不仅是一幅绘画艺术珍品，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不愧为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
张择端完成这幅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给了宋徽宗。徽宗因此成为这幅画的第一位收藏者。精通书画的徽宗对该画颇为赞赏，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后来，《清明上河图》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它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如今《清明上河图》被收藏在了故宫博物院中，在这幅画上共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钤章96方。足见历代帝王和收藏家对《清明上河图》的青睐。
鉴于往事，以资治道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得他自小便对历史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年仅7岁的他，就能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司马光做官后，仍然没有丢弃读书的习惯，特别是对历代史书更是潜心钻研。在查阅史籍的过程中，他发现浩翰的史籍，查找起来非常不方便，于是他便萌生了编写一本通史的想法，这样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皆能尽收眼底。
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私下开始了《通鉴》的编写工作。这本书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雏形。《通鉴》共八卷，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把他写好的《通鉴》呈给了英宗皇帝，立时博得了英宗的赞赏，下诏要司马光设置书局，增加人员，专门从事史书的编纂工作。由此，《通鉴》的编写从地下转为了公开。有了皇上的支持，司马光精神抖擞，马上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由刘颁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览，并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神宗即位后，对司马光和他主持编写的《通鉴》更是格外赞赏，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同时，神宗还为司马光提供了查阅资料的便利条件，不仅允许他借阅“集贤”、“昭文”、“史馆”三大书库的所有书籍，而且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及秘阁”的藏书。更为难得的是，神宗还将自己私藏的二千四百余卷书献了出来，供司马光参考。司马光如获至宝，反复参阅这些珍贵的藏书，除此之外，司马光还浏览了大量的野史、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等资料，共222种，计三千多万字。
神宗的直接参与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司马光不负众望，以严谨的学风主持编写着这部煌煌巨著。为了保证编纂的进度，司马光为自己规定，每三天修改一卷。那时候，一卷史稿约有四丈长，也就是说，平均一天就要修改一丈多。如果因为有事耽误了，事后也一定要补上。司马光白天抓紧一切时间工作，晚上也很少休息。每天晚上司马光总是让老仆人先睡，自己则点上蜡烛工作到深夜，小睡一会儿，天一蒙蒙亮就又起身继续工作。
司马光在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他修改过的书稿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据说，书法家黄庭坚曾看过其中的几百卷，惊讶地发现这些书稿竟然全部是用工笔楷书写成的，其中一个草字也没有。司马光的治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19年的岁月悄然流过，三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终于脱稿修成。此时的司马光也已是66岁的老人了。19年间，长期过度地伏案工作，使他心血耗尽，视力衰退，牙齿脱落，面容憔悴，过早地衰老了。更为遗憾的是，司马光未及等到《资治通鉴》出版，便与世长辞了。司马光死后，哲宗下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在他的家乡为他立了一块高达9米的巨大墓碑。碑额刻有哲宗的亲笔题写的“忠清粹德之碑”字样，大文学家苏东坡为其撰写了碑文。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末年（公元959年），共记载了12代，贯穿了1362年治乱兴衰的历史。司马光把这1362年的史实，按照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依次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全书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同时还涉及到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其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来警示后人。特别是对君主如何为仁、作了具体的解说。故而，《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都争相。《资治通鉴》与司马迁著的《史记》共同成为两部辉煌的历史巨著。
南宋建立
在靖康之变这一场浩劫中，北宋皇室的人只有两个幸免于难，一个是被废的哲宗皇帝的皇后元祐皇后，一个就是康王赵构。赵构是徽宗的第九个儿子，本来赵构是作为议和使去真定（今河北正定），结果行至中途被百姓们挡驾，留在了相州（今河南安阳）。开封被金兵围困时，赵构奉诏率众起兵，渡过黄河后，各地勤王部队也纷纷赶来与赵构会合。而此时徽、钦二帝已被金人掳走，金人北撤。伪帝张邦昌知道自己不受拥戴，于是他把元祐皇后接进宫垂帘听政，自己当了宰相，仅存三十二天的伪楚政权就这样结束了。接着元祐皇后派人请赵构继位。于是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当皇帝，是为高宗。一个宋朝新政府重新建立了起来，史称南宋。
然而，高宗和他的父兄一样苟且求安，他刚即位时，虽起用李纲、宗泽等主战派，却无心抗金，在一些求和派的怂恿下，执政仅75天的李纲就被罢相，随后主战将领纷纷遭贬。南宋建炎元年（1127）十月，金军又一次南侵，高宗仓皇逃往扬州，这一南撤的举动，把中原地区拱手送给了金人。虽有宗泽苦守开封，红巾军、五马山寨等人民自发组织的抗金义军，但由于南宋朝廷的一再求和，而对抗金斗争毫不支持，致使宗泽抱憾而终，各地起义归于失败，淮河以北几乎全线崩溃。转年，金军攻占了扬州，高宗逃往杭州，此时，他还不忘去向金人求和，甚至表示要去掉“尊号”。高宗一味地屈辱求和，反倒使金人气焰更盛，大有不灭南宋誓不归之势。金将兀术率军渡江，高宗被迫一路出逃，最后竟被逼到了温州的沿海，在海上漂泊了三四个月才逃过此劫。与此同时，南方军民奋起抗金。韩世忠、梁红玉夫妇对金军围追堵截，岳飞领兵收复了建康，长江沿岸人民也不断袭击金军，迫使金军撤回了江北。
正是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把金军拦截在了长江以北，保住了江南的半壁江山。高宗也终于结束了逃来逃去的日子，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从此苟安于江南。
宗泽三呼“过河”
宗泽生来性格豪爽，志向远大，做地方官时就颇有政绩。北宋末年，金军南侵，宗泽被钦宗派到黄河以北的磁州任知州。这是一个经常被金兵侵扰的地方，很多官员都不愿到这种地方上任。而宗泽却说：“吃国家俸禄怎么可以避难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到了抗金前线。高宗即位后，宗泽向高宗力陈兴国大计，并表示要亲自冲锋陷阵，不惜捐躯报国。主战派李纲担任宰相后，力荐宗泽为开封府尹，以匡复旧都。于是，宗泽被任命为开封知府兼东京留守。
开封是北宋的都城，这里曾是一个繁华富饶的城市，但当宗泽进入开封城时，却是满目凄凉。城内建筑被毁，街道狼藉，士卒与百姓杂居在一起，混乱不堪。特别是盗贼猖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宗泽到任后，杀盗贼，安民心，整顿京城。当时，宗泽所在的地方与金军只隔了一条黄河，金兵常常过河骚扰，宗泽一次次出兵击退了金兵。很快，在宗泽的治理下，开封的社会秩序又走上了正轨。这时，宗泽上疏高宗，恳请高宗还都开封。然而高宗那时正处于举棋不定之时，朝中主战派力主高宗还都开封，而主和派则怂恿高宗偏安江南，高宗不知如何是好。宗泽见高宗对他的提议不理会，又继续不断地上表，希望高宗能够顺应民心，不要到江南去，而置两河于度外。他甚至上疏大声疾呼：“祖宗创下的二百年基业，陛下为什么要留给敌人呢？如果陛下回到京城，国家一定能中兴，请您不要听信一两个大臣的意见，问问左右将士吧，否则那将是天下的不幸！”宗泽连番上疏，始终得不到回应，他可能没有想到，他的奏折都被高宗的宠臣黄潜善、汪伯彦扣留了，在他们看来，宗泽简直就是一个狂人。
宗泽不仅紧守开封，而且他还渡过黄河，联络黄河以北的宋将，以图收复失地。他造战车，修筑防御工事，以加强防守的力量，同时，他又开五丈河，疏通濑河，保证运输畅通。最重要的是，宗泽以他的威望，把陕西、京东、京西的人马都团结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抗金队伍。那时，宰相李纲力主抗战，与宗泽遥相呼应。
假如高宗能够推行李纲的政策，假如高宗能够依宗泽所请还都开封，或许真的会收复失地，使国家中兴。然而，历史没有假如，执政仅77天的李纲被罢相，主和派再度控制了朝政。此时的高宗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逃往江南，不要说还都开封了，连宗泽的抗战请求都无人理睬了。
面对不利的形势，宗泽毫不气馁，仍然不断地上疏高宗。高宗无奈，只得安慰他说：“等到四方稍稍安定一些，我就回开封。”忠厚的宗泽相信了高宗的话，更加积极地加紧备战，他期待着高宗来到开封，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从而收复失地，迎回徽、钦二帝。可他哪里知道贪生怕死的高宗根本没有北归之意，而是不断地向南逃，最后竟然都逃到海上去了。
金军并不甘心久居黄河以北，他们此来是要灭掉南宋的。开封便是金军首先要攻克的地方。于是金派出了统帅兀术出兵，但由于宗泽防守严密，兀术无功而返。第二年，兀术又从郑州出发，屯兵在离开封几十里的白沙镇。一时间，开封城内人心惶惶，唯有宗泽在悠闲地下棋，他的镇定自若令部下们十分不解，部下们只得各自分头去作防御准备。士兵们披挂整齐，在城墙上走来走去，这一来使本就紧张的气氛更加紧张了，百姓们愈加惊恐不安。宗泽听说后，立刻命令士兵们回营，使城中恢复平时的样子。宗泽胸有成竹地说：“有刘衍等人在外，一定能够阻止敌军的，你们不用担心！”随后宗泽又派了数千精兵，悄悄地绕到了敌军的后面，这样一来，他们和刘衍的兵将前后夹击，金军焉能不败！宗泽一次次打败来犯的金军，令金人闻风丧胆，使得金军再不敢进犯开封。
宗泽治军严整，赏罚分明，在他看来，将士战败情有可原，但逃跑、叛变决不可恕。对于逃兵、叛徒，他毫不手软，一律斩首。而他对待活捉来的敌将，特别是降金的辽将，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归附宋朝。宗泽对待四方招抚来的义士，包括曾经的盗贼，都能以诚相待，毫不猜疑，使这些燕赵豪杰都死心踏地为其效力。宗泽在黄河两岸的声威日隆，各地义军纷纷向京城聚拢，不到一年的时间已拥兵百余万，粮草也已储备充足，在此期间，宗泽仍不断地上疏高宗，希望他早还京城，但仍然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宗泽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在开封整顿防务，积极备战，联合各路抗金义军，一次一次击退了金军的进攻。他曾二十余次上疏高宗，恳请还都开封，但终究未被高宗采纳，后来，黄潜善等人又怀疑宗泽要发动政变，遂派人监视他。南宋建炎二年（1128）七月，宗泽忧愤成疾，抱憾而逝，临终前那三声“过河”，喊出了他一生的遗憾。
宗泽终究没能打过黄河，收复失地，而随着他的逝去，他苦心经营的恢复大业也终成泡影。他死后，各地抗金义军纷纷离去，金人再度大举进攻，开封最终落入了金人之手，中原沦陷。
梁红玉擂鼓战金山
在苏州灵岩山有一座“宋韩蕲王墓”，在墓的不远处有一高约二丈五尺的神道碑，碑额刻有宋孝宗手书的“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字样，碑上还刻有一万余字的碑文。这座墓的主人就是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与夫人梁红玉。
故事要从北宋说起。一天，童贯率领众军平定方腊后，班师回朝，走到京口时，召来营伎，也就是军中的艺人，喝酒取乐。一时间，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子走了出来，其中的一个女子飒爽英姿，卓然不群，她就是梁红玉。梁红玉以舞剑、弹唱吸引了众多将领，但梁红玉始终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在席上将领们争相吹嘘自己的经历，只有健壮、老实的韩世忠默默不语。梁红玉上下打量着韩世忠，只见他身材魁伟，虎背熊腰，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男子汉的味道，尤其是他不喜张扬的性格更使梁红玉佩服之至。而梁红玉不为权贵所动的态度也深深地吸引了韩世忠。二人惺惺相惜，英雄美人终成眷属。
此后梁红玉随同韩世忠转战各地。靖康之变后，康王赵构在江南建立南宋，定都临安。金兵不断入侵，韩世忠带兵出征。由于韩世忠手握兵权，为不使朝廷见疑，梁红玉主动留在了临安。建炎三年（1129），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高宗退位，另立幼主为帝。前方的将士听到京城发生变故的消息，纷纷要求回兵，大元帅张浚派韩世忠回京平叛。而苗刘二人一听说韩世忠前来讨伐，便要梁红玉去秀州劝说韩世忠，不要向京城进兵，与此同时，他们将韩世忠的儿子韩亮扣押起来做了人质。梁红玉快马赶到秀州与韩世忠会合。此时，梁红玉处在了两难之中。作为一个母亲，怎能不顾念扣押在叛军手中的儿子，而作为一个将领，又怎能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呢？梁红玉在痛苦中作出了抉择。夫妇二人调动兵马，里应外合，一举平定了苗、刘叛乱，维护了高宗的统治。
内乱刚平，外患又生，金军主帅兀术率领金兵再度南侵，直指南宋都城临安。高宗慌忙出逃，避难海上。金军一路穷追不舍，攻城陷州。此时，屯兵在长江沿线的韩世忠听到消息后急忙整顿兵马，沿运河水陆两岸齐头并进，抢先占领金山（在镇江西北）、焦山（在镇江东北），以截断金兀术的归路。果然不出所料，金兀术害怕在南方深入太久，于己不利，决定率兵北撤。行至金山，与韩世忠的军队遭遇。金兀术遥望江面，看见战船上的士兵阵容严整、士气高涨、旌旗飞扬，与别的军队大不相同，知道是个劲敌。又望见对方坐船上面，树着一面大旗，上绣一硕大的“韩”字，金兀术点了点头，对部下说：“原来是韩世忠！此人可是个劲敌！”金兀术给韩世忠下了战书，约定第二天开战。
晚上，韩世忠与梁红玉相商破敌之策，梁红玉对韩世忠说：“目前的状况是敌众我寡，如果与他们正面战斗是难以取胜的。不过，他们是北方人，不熟悉水性，这是他们的弱点。明天交战时我们分为两队，一对用弓箭、火炮狙击他，另一队设下埋伏从两翼杀敌，重点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中路由我统领，用枪炮矢石射住他，不让他前进得太快，并且战且退，引他入黄天荡（今江苏南京市东北）。黄天荡看上去十分开阔，却是一条死港，金兀术必定带他的部队向左右冲击，谋求脱身。这时你就带军马，看我中军的旗号行事，我坐在船楼上面，击鼓挥旗，鼓起则进，鼓住则守。我以举旗为号，旗往东，你就往东杀，旗往西，你就向西杀。如果能杀了金兀术，那就是特大的胜利；如果杀不了他，也可挫其锐气。”韩世忠十分赞同夫人的计策，二人遂分头去作准备。
第二天早晨，梁红玉全副武装坐在中军的楼船上面。敌军见一女子出战，顿生轻敌之心。不料却被梁红玉专门训练出的女兵队伍打得丢盔卸甲，宋军将士士气高昂。战场上战旗猎猎，鼓声震天，韩世忠率军与金兵在宽阔的长江江面上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金兵虽然高大蛮勇，但不识水性，更不习惯于水战，他们在小船上东摇西晃，战斗力因此而大大减少。而宋军士兵个个水生水长，身体灵巧，打得金兵心惊胆战。又有一些力大无穷的勇士把铁链大钩飞抛到金兵的小船上，然后用力一拽，船就翻了。一只只船接连被拽翻，金兵纷纷落水，无力抵抗。梁红玉擂动战鼓，宋兵听到急急如雨的鼓点，士气更加高涨，越战越勇。金兀术眼见得兵败如山倒，急忙收拾残兵败将向黄天荡逃去，可他哪里知道，黄天荡是个死港，有进无出。当他发现前面没有出路时，已经后退无门了。金兀术返身向来路攻击试图打开缺口，但他来到荡口时，只见韩世忠的战船一字排列在荡口，他数次欲冲出重围，却一次次被击退，致使损兵折将，而韩世忠把守荡口岿然不动。金兀术只得又退入黄天荡内，此时他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粮草几乎用尽，很多士兵又因水土不服，接连死亡，战斗力直线下降。金兀术思来想去，只得以重赏寻找出路，他派出侦察兵，到各处侦察地形。而此时韩世忠却认为金兵粮草已断，只要再围困一些日子，金兵不投降，也得饿死，所以便停止了进攻。梁红玉虽屡劝韩世忠加紧进攻，一举消灭金兵，免得节外生枝。但韩世忠却不以为然。果不出梁红玉所料，韩世忠的懈怠，恰恰给了金兀术喘息的机会。在被围困48天后，金兀术在夜间用金蝉脱壳的计策指挥军队偷偷地挖开日久淤塞、早已废弃的老鹳河故道，溜出了韩世忠的包围圈。随后金兀术又在牛头山遇到援军“岳家军”，遭到岳飞的伏击。次日，韩世忠率船队追来，金兀术采用火攻，突袭宋军的战船，宋军败退，金兀术带着数骑兵马趁机渡江返回了江北。
黄天荡一仗，金兀术大兵有十万之多，而韩世忠、梁红玉的兵马只有八千人，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谋，以少于敌军十分之一的兵力包围敌军达四十八天之久，令金军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轻易过长江南侵。
韩世忠、梁红玉功不可没，朝廷也给予他们极高的封赏。但梁红玉却亲自上疏弹劾韩世忠失职，致使金兵突破江防逃脱，请求给予处罚。宋高宗看了梁红玉的奏章后，当廷宣读，君臣都为梁红玉的举动所震惊。高宗也深为梁红玉的举动所感动，不仅没有追究韩世忠在此战中应负的责任，而且此后还不断地重用和提拔韩世忠。韩世忠的低调做人和梁红玉的聪明睿智，使得他们巧妙地避开了高宗的猜忌和秦桧的陷害，得以终老天年。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在他19岁那年，投军从戎，随军伐辽。4年后，也就是金兵大举入侵北宋那年，康王赵构建立大元帅府，岳飞加入了抗金的队伍，在军中当了一个小军官。赵构即位后，岳飞力主抗金，不断上书斥责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议和行为。岳飞在长期的战争中，建立起了一支训练有素、作战骁勇、纪律严明的岳家军，这支军队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著称。岳飞率领岳家军取得了新乡之捷、太行山之捷、黑龙潭之捷、汜水关之捷以及牛头山大捷等，使高宗得以定都临安，保住了半壁江山。
岳飞由于屡立战功，被升为了制置使，率兵进攻伪齐。所谓“伪齐”，又是金朝的一个傀儡政权。建炎四年（1130）九月，南宋叛臣刘豫被金朝册立为帝，国号大齐。金朝这一举动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以此来蚕食和颠覆南宋政权。岳飞奉命从鄂州（今湖北武昌）出发，仅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收复了六州，岳飞也因此被晋升为清远军节度使，又被封为武昌开国侯，与韩世忠、张俊并称为南宋初年的三大名将。这一年岳飞只有32岁。那时高宗对岳飞十分信任，甚至对他说：“中兴大业，我就全都托付给你了！”高宗对岳飞的信任，使岳飞更加放开手脚御兵迎敌，一次又一次击退了金和伪齐的联军。岳飞再度升迁。从军只有15年的他，已从一个普通士兵升到了官位显赫的太尉。
身居高位的岳飞并不知高处不胜寒。他的快速升迁引起了大将张俊的不满，而他又不懂要低调做人，促使二人的矛盾逐渐加深。同时，他的愚忠使得他不自觉地犯了皇家的大忌，竟然去向高宗建议立皇子的事。虽说他是为社稷着想，但他却忘了自己是手握重兵的一员大将，这分明是有拥兵废立的嫌疑吗？高宗自然是很不高兴了。接着岳飞又犯了一个为将者的大忌。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引咎辞职后，淮西军无人统领，岳飞觉得淮西军中的旧将都没有能力统领淮西军，因而主动要求由他兼领淮西兵。高宗当然不能同意，而且宰相张浚也坚决反对。为此，岳飞和张浚翻了脸，一怒之下，岳飞竟以与宰相政见不和为理由，提出解除兵权。当时正值他的母亲去世，岳飞也没等朝廷批复，就挂印回乡了。岳飞的擅自离职惹恼了高宗，亏着他身边的大臣为岳飞说好话，替岳飞暂管军队的人也夸赞岳飞军中的将士个个心怀忠孝，高宗这才平息了怒气，让岳飞复职。而岳飞呢，竟然坚决不肯复职，他的部下以死相请，僵持数日，岳飞才又重新领兵。
岳飞又开始厉兵秣马准备北伐，但此时金人内部起了变化，伪齐王刘豫被废。岳飞感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欲兴兵北上。而此时恰恰金人遣使和谈，答应归还徽宗的灵柩，并放回高宗生母。这诱惑可太大了，高宗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岳飞的请战当然不会有结果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高宗沉浸在和谈的美梦中。岳飞则在积极备战，他根本不相信金人会真心议和。而此时秦桧升为宰相，他的投降举动迎合了高宗议和的心理，投降派势力在朝廷中占据了上风。然而，高宗的美梦很快就被打破了，金人内部再起争端，主和派被杀，金兀术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大举南侵。
当时，经主战派数年经营，南宋的兵力已十分强大了，这四路金兵纷纷受阻。岳飞率军在郾城（今河南郾城）与兀术展开决战，岳飞之子岳云挥舞双锤一马当先，猛将杨再兴单人独骑直奔兀术，金军大败。转天，兀术使出了他的杀手锏“拐子马”。所谓“拐子马”就是每三匹马用绳索连成一排，数十排一起前进。拐子马厉害之处在于士兵和马都身穿铁甲，刀箭无法伤害到他们。兀术面对岳家军这样的强敌，竟然派出了一万五千骑拐子马。但他没想到，岳飞更是棋高一着，他让步兵手持长把的大砍刀专砍马腿，只要砍倒一匹，其余的两匹也就无法移动了，而那些穿着笨重的士兵更是寸步难行，结果拐子马全部被斩杀。接着，岳飞又率兵偷袭敌营，金军惨败，岳家军声威大振。
兀术接连败在岳飞手下，只得退回开封。此时，金兵只要一见岳家军大旗，便吓得士气全无，不少金将也准备投降岳家军，兀术不由得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一边岳飞豪情满怀，欲直捣金人都城黄龙府；那一边兀术灰心丧志，欲放弃开封，撤回黄河以北。就在此时，形势出现了逆转。
秦桧害怕岳飞北伐成功，使他的投降计划落空，便唆使高宗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岳飞无奈撤兵，他仰天长叹：“十年心血，一日之间，全部落空。”将士们浴血奋战夺来的大片江山再度落入了金人之手。岳飞回朝后，即被解除了兵权。接着秦桧又与他的同伙万俟离及贪功嫉贤的张俊谋划，伪造口供，给岳飞定了个谋反的罪名，但最终难寻证据，竟以“莫须有”定了罪，也就是“说不定有”的意思。岳飞被关进了大牢，虽有众多的人为岳飞诉冤，但秦桧终不肯放过岳飞，将岳飞杀死在狱中，时年39岁。年仅23岁的岳云也被斩首。
卖国求荣的秦桧
当人们提起民族英雄岳飞时，马上就会想到杀害岳飞的元凶大奸臣秦桧，数百年来，秦桧一直为历朝历代的人民所唾骂，所不齿。的确，秦桧不仅是杀害岳飞的凶手，而且也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卖国贼。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徽、钦二帝等三千多人被金人掳走，秦桧作为北宋的大臣也在其中。不过，秦桧一到金朝，很快就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摇身一变成了金太宗的弟弟挞懒的亲信。
建炎四年（1130），金军大举兴兵攻南宋，这一年的十月，秦桧携妻子王氏回到了南宋。秦桧声称自己是杀掉了监视他的金人后逃回来的。朝中大臣对他这种说法纷纷提出质疑，唯独高宗对此丝毫不想深究。因为秦桧的到来使他忽然觉得与金议和的可能性加大了。高宗一直主张议和，实际上是担心国土一旦收复，钦宗被迎回，他将置于何地，因此对于抗金他总不能全力支持。秦桧一眼就看破了高宗的心思，呈上了他事先写好的《与挞懒求和书》，并担保此书一送，定能议和成功。当时，高宗一直在战与和之间徘徊，秦桧的到来令高宗如遇知音，下定决心与金议和。
有了高宗的宠信，秦桧步步高升，很快就升为了宰相，但他秉承金朝之意给高宗出的安邦之策，却令高宗十分不快。秦桧说：“要想停止战争，就要把河北人还给金朝，中原人还给刘豫。”这秦桧实在是太急于为金朝立功了，竟然忘了高宗也是北方人，难道要把高宗也交给金朝吗？朝中反对议和的大臣本来就对秦桧不满，于是便借此机会弹劾他。高宗这会儿也正对秦桧没好感，遂罢免了秦桧，甚至还在朝堂张榜，表示永不复用。
不过一心想要议和的高宗离不了秦桧，特别是挞懒掌握金朝大权后，更是不断给高宗施加压力，让他重新起用秦桧。于是高宗改变了主意，再次起用了秦桧，而且很快又升为了宰相。挞懒是金朝中的主和派，金朝废了伪齐王刘豫后，挞懒提出了把伪齐所辖的河南、陕西地区还给南宋，同时归还已死在金朝的徽宗的灵柩和高宗的生母，条件是南宋要向金朝称臣，当然还有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高宗闻讯，自是欣喜若狂，而群臣则对这种屈辱的条约强烈反对。秦桧担心群臣从中阻拦，遂对高宗说：“臣僚们难成大事，议和的事只要陛下和我一人商议就行了，其他人就不要让他们干预了！”高宗十分赞成秦桧的观点，结果朝中反对议和的大臣都被罢免了。在外统兵的韩世忠等将帅也纷纷上疏反对议和，但大都被秦桧扣押，即使高宗看到了对此也毫不理睬。
高宗在朝臣、百姓的反对声中迎来了金使，但傲慢的金使竟要求高宗跪拜接受诏书，令高宗十分为难。倒是秦桧善解人意，说高宗正在居丧守灵，不能行礼，于是便由他代高宗行了跪拜礼，接受了诏书。
军民反对议和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高宗和秦桧则沉浸在了议和成功的喜悦之中。可惜，他们的好梦很快就变成了噩梦，还未等金朝兑现承诺，金廷就发生了政变。挞懒被杀，兀术掌权，他撕毁和约，对南宋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岳飞率领岳家军重创金军，使兀术一度想撤回黄河以北。就在岳家军节节胜利之时，秦桧却在想方设法地阻挠岳飞等人继续北伐。他怂恿高宗乘胜议和，以12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岳飞的主战严重影响了高宗、秦桧的议和活动，最终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扫除了议和的障碍。
与此同时，高宗、秦桧仍在积极地争取议和，此时兀术兵败，遂主动提出议和，高宗、秦桧自然是求之不得。就这样，宋金签定了“绍兴和议”。约定：南宋向金称臣，每年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两国以东起淮河中游，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的一半给金。南宋在军事上连连取得胜利之时，竟然称臣、割地、赔款，正是“得益于”高宗的贪生怕死和秦桧的卖国求荣。
此后，秦桧掌握国家大权长达15年，他不断陷害主战的朝臣，又在高宗面前粉饰太平，使高宗沉浸在虚幻的太平盛世中，对军事不再过问。
秦桧虽有高宗做靠山，但仍然有一些正直侠义之人欲刺杀他。尽管没有成功，然而秦桧却是整日胆战心惊，重兵把守府门，轻易不敢走出家门。即使出门，也要带上一大堆全副武装的亲兵前呼后拥地保护他。不过，秦桧直到死也没有放弃对反对议和的旧臣的迫害，他临死前还制造了一个牵连53人的所谓谋反冤狱。
秦桧病死后，南宋的议和活动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尽管孝宗即位后力主抗金，但迫于已成为太上皇的高宗的压力，又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和议中改金宋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银、绢都减为了20万两、匹。后来，宁宗在位时，又与金签订了“嘉定和议”，金宋两国关系又被改为伯侄，银、绢又都被增为了30万两、匹。此后，金朝政权逐渐衰落，已无力南侵，由秦桧引发的议和活动终于告一段落。但南宋也已经走向了全面衰败。
秦桧卖国求荣的行径把南宋一步步推向了衰亡，然而宋高宗的贪生怕死为秦桧提供了卖国的可能，如果高宗不是一心求和，秦桧的伎俩岂能得逞。如果高宗能够重用主战派，对秦桧真的永不复用，秦桧或许也就成不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高宗同样难辞其咎。
直把杭州作汴州
南宋末年，昏庸荒淫的理宗重用奸臣，甚至把朝中大权全部都转移到了权臣之手，他在位40年，持续不断地重用奸佞之臣，祸乱国家。先是史弥远，继而是郑清之、史嵩之，随后便是“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这四人全无治国之策，但却是无恶不作，朝野人人愤慨。在这种情况下，贾贵妃的弟弟贾似道趁机接掌了大权，此后，贾似道执政达16年之久。
开庆元年（1259），蒙古军攻宋，兵围鄂州（今湖北武昌），贾似道领兵救援。其实贾似道对军事一窍不通，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兵，惊慌失措的他竟偷偷地与忽必烈达成了南宋向蒙古称臣纳币的议和密约。忽必烈因此退兵，而贾似道则恬不知耻地上表称，在他的指挥下大败蒙古军，使国家转危为安。这一来，贾似道反倒对社稷有了“再造之功”，从此权倾天下。
贾似道大肆排除异己，无论对方官位高低，也不管是忠是奸，反正不听他命令的，一律铲除，有的被免职，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害死。左丞相吴潜曾出于战略防御的需要调贾似道防守黄州（今湖北黄州），但贾似道却以为吴潜是有意要置他于死地，于是怀恨在心，寻机报复。正巧理宗要立忠王为皇太子，而吴潜不同意，贾似道便抓住了这个机会大做文章，致使吴潜被罢相。按理说，贾似道取代吴潜为相应该心满意足了，可他竟仍不肯放过吴潜，一定要置吴潜于死地，最终还是派人毒死了吴潜。
贾似道铲除了一切令他不满的人，在朝廷内外独揽大权，接下来他又把心思转向疯狂聚敛天下财富。贾似道制定了“公田法”，即按官品高低规定占田限额，实际上就是以官方名义对土地进行掠夺。结果高官地主田连阡陌，而贫苦农民却落得家破人亡。公田法已使天怒人怨，而贾似道又大量印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更把百姓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贾似道执政仅一年多，便激起了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的强烈不满、唯独理宗对他宠信有加，致使贾似道变本加厉。理宗死后，太子即位，是为度宗，贾似道因有拥立之功，被度宗授为太师，朝臣都称其为“周公”。贾似道虽然一如既往地得到了皇上的重用，但他却并不知足，他要完全控制度宗，于是便玩起了假辞官的把戏。他一面装模作样地弃官而去，一面派人假报蒙古兵入侵，朝中一片恐慌。度宗几番恳请贾似道入朝，贾似道这才答应，而他—入朝，入侵的蒙古兵自然也悄无踪影了。这种假辞官的把戏贾似道一连玩了好几次，什么回家养老啊，什么病退啊，反正不断地变换名目，弄得度宗无计可施，除了哀求，就是不断地封官赐地，有一次度宗急得差点儿给贾似道下跪。贾似道就这样把度宗玩于股掌之中，一时间，朝廷内外只知有贾似道，却不知有度宗。
有一次度宗出宫后遇雨，贾似道让度宗等雨停了再坐车回宫，可雨非但不停，反而越下越大。胡贵嫔的哥哥胡显祖一见，便请度宗坐逍遥辇回宫。度宗虽想回宫，但害怕贾似道不允许，胡显祖只得骗度宗说贾似道已经答应了，度宗这才起程回宫。贾似道得知后，立时大怒，气势汹汹地对度宗说：“陛下的行动不让我知道，我还干什么呢！”说完扬长而去，吓得度宗只得又低声下气地挽留一番。
此时的贾似道已无所顾忌，任意妄为，过着十分奢靡的生活。他在西湖边建起了精美的“半闲堂”，造起了珍奇的“多宝阁”。搜罗天下美女尽收堂内，无论青楼舞女、庵院女尼，只要有几分姿色的，没有能逃脱魔掌的，就连宫女他也敢藏匿。天下的奇珍异宝也是他囊中之物，为了得到一条玉带，他竟派人挖坟掘墓。正当贾似道悠悠然享受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之时，元军一路破关斩将直逼都城临安。35岁的度宗亡故，贾似道立了一个只有4岁的小皇帝，是为恭帝。此时的贾似道还妄想着与元军和谈，但忽必烈哪里肯应。在众人的谴责下，贾似道不得已发兵抵抗元军，结果连遭惨败，虽有文天祥等将领拼死抵抗，但终究回天无力。元军来势汹汹，朝廷人心惶惶。众人连上本奏，请求太皇太后诛杀贾似道，继而又有人上疏论贾似道十大罪状，太皇太后担心众怒难犯，迫不得已对贾似道一贬再贬，最后将他革职流放循州，在流放途中，恶贯满盈的贾似道被众人杀死。
贾似道横行了三朝，他虽然死了，但南宋王朝也已经被他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元军攻入临安，宋帝、太后等人被掳往上都。就在此时，南方的一些宋臣又先后奉度宗的长子赵昰和三子赵昺为帝，转战岭海，希图宋室复兴，但贾似道等人误国至此，宋室亡局已定。颠沛流离中，11岁的赵昰夭亡，年仅9岁的赵昺也在元军的猛烈攻击下，被大臣陆秀夫背起，跳海殉国，随着赵昺沉入海中，南宋王朝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历时320年的宋王朝最终被元朝所取代。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1236—1283），出生在江西庐陵的一个乡村。他从小就爱读历史上忠臣烈士的传记，他的书斋中贴满了格言警句，终日与弟弟一起诵读、写作、谈古论今。20岁那年，文天祥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提出了革新方案，表达了他的政治抱负，受到主考官的赏识，由理宗钦定为状元。然而不幸的是，刚刚状元及第，父亲就病故了，于是文天祥归家守丧三年。
1256年，蒙古军两路攻宋。宦官董宋臣提出放弃临安，迁都四明（今宁波），这样，一旦蒙古军攻来，理宗便可以随时往海上逃。文天祥以进士身份马上上了一道奏章，劝理宗守住国土，护卫百姓，并强烈要求杀掉董宋臣，免得动摇民心。但他的奏章却无人理睬。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做了一些地方官，但任职时间都非常短暂，不过一年半载而已。后来终因为得罪了贾似道而被罢官。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于南宋咸淳十年（1274）发兵直逼都城临安。而此时南宋政权却处在一片混乱之中，35岁的度宗亡故，仅四岁的恭帝即位，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文天祥闻讯，把家里的财产全部变卖，用来招兵买马，组织起了三万义军准备赶往临安。有人劝他说：“元兵入侵如狼似虎，您带着这些临时招募起来的人马去抵抗，如同羊群和虎斗，肯定是要失败的！”文天祥回答说：“这个道理我很清楚。但是如今国家危急，却没有一兵一卒肯效命，岂不叫人痛心啊！我知道自己势单力薄，但我宁愿以死殉国。但愿天下忠义的人，能够闻风而起，国家才有保全的希望啊！”文天祥心怀报国之志，排除种种阻挠，带兵到了临安。
文天祥奉命到平江（今江苏苏州）防守，后来又被派去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但他刚离开平江，平江城就被元军占领了。文天祥只得急返临安，准备与元军决一死战，但不料满朝文武不仅无一人响应，而且纷纷弃官而逃。惊惶失措的谢太后决定投降。可没想到，投降也不那么容易，元将伯颜要求必须由丞相出面谈判，而丞相陈宜中竟吓得连夜逃跑了。无奈，谢太后便任命文天祥为丞相前去议和。文天祥到了元营，根本就不是去投降的，他痛斥伯颜，表示一定要和元军打到底，拼一死也要报效国家。伯颜一怒之下扣留了文天祥，文天祥以绝食抗议，但他毕竟无力回天，谢太后执意投降，帝、后都成了俘虏，和文天祥一起被押往元的都城大都。行至镇江虎口时，文天祥侥幸逃脱。但由于元军谎称文天祥已降元，使得他屡屡遭人猜疑，几番辗转，难寻容身之处。
这时，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赵昰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得知后，心中又萌发了复兴的希望，他来到福州，在这个南宋小朝廷里当了枢密使，他派人到各地招兵买马，准备反攻。转年，文天祥挺进江西，在各地起义军的配合下，大败元军，攻占了兴国，收复了两州十四县。然而文天祥毕竟寡不敌众，元军集中主力攻打文天祥兴国大营，致使宋军损失惨重，文天祥的妻子儿女也被元军掳走。不久，赵昰病死，陆秀夫等又拥立年幼的赵昺为帝。文天祥驻守潮州，遭到元军突袭，在海丰北五坡岭兵败被俘。随之南宋小朝廷也灭亡了。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今北京）。
到大都后，文天祥被带到了一个很高级的处所，这里是元朝专为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美酒佳肴摆好后，劝降的人就接二连三地来了。有南宋当年的丞相、如今元朝的礼部尚书留梦炎，还有南宋的亡国之君恭帝，文天祥全然不为所动。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元朝专横跋扈的宰相阿合马厉声喝问文天祥：“见了宰相为什么还不跪下？”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我凭什么要跪？”阿合马无言以对，恨恨地说；“这个人生死由我……”还没等他说完，文天祥立即打断他的话，高叫道：“亡国之人，要杀就杀，说什么由不由你！”文天祥一心求死，阿合马也是无可奈何。而后，文天祥又被带到枢密院审问，依然毫不屈服，元人只得把他关押了起来。
文天祥被关的那间土牢，又矮又窄，阴暗潮湿。到了夏天，更是闷热难耐，臭气熏天。文天祥在这间黑牢中，度过了长达3年的岁月。在此期间，他已降元的弟弟曾来狱中探望，带来了他妻女的信。文天祥得知妻女被俘后都在元宫中当了女仆，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不禁心如刀割，但他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就在这间牢房里，文天祥忍受着恶劣的环境对他身体的折磨，忍受着骨肉亲情尽被割舍的痛楚，怀着爱国爱民族的浩然正气，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正气歌》。
一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但文天祥却回答说：“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元世祖又问：“那你到底愿意怎么样？”文天祥泰然回答：“除了一死，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元世祖知道劝降已没有希望，下令处死文天祥。
元至元二十年（1283）一月，这位年仅47岁的民族英雄从容就义，他的一身浩然正气将永存人间。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理学是产生于宋代的一种哲学思潮，又称为“道学”，它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它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兼容佛、道思想，形成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新儒学。人们经常提到的程朱理学就是指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
理学的开山祖是周敦颐，他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这就是“无极而太极”的学说，他用“太极”的动静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解释宇宙的本源和万物的生成。周敦颐性情朴实，为官清廉，而又乐善好施。他尤其酷爱清幽玉洁的莲花，他曾经挖池种莲，并取名为“爱莲池”。著名的《爱莲说》便是他有感于池中的莲花所作。“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正是周敦颐为人的真实写照。周敦颐生前的学术地位并不是很高，直到理宗时，周敦颐在理学上的开山地位才正式被确定。
周敦颐首创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而理学的另一位创始人张载则提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张载的父亲是做官的，不过，在张载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张载一家就侨居在现在的陕西省眉县横渠乡。张载后来也因此被称为“横渠先生”。
张载的哲学思想是气学，也就是“气”本体论，这是与佛教、道教的唯心论相对立的一个学派。他认为，世界中无论有形的万物，还是虚无的太虚，都是“气”。在他看来，理是从属于气的，同时气还是运动变化的。实际上，他提出的正是哲学中关于世界是物质性的观点，并指出了物质与运动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张载开辟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张载的哲学体系为宋明理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倡导文人士大夫要入世、经世，肩负起自己的道德使命和振兴文化、造福后代的历史责任，他的这种积极入世、乐观向上的精神境界，成为宋代以后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目标。
张载长期在关中地区讲学，因此他创立的学派也被称做“关学”。与张载的“气一元论”相对立的是提倡“理一元论”的洛学学派。洛学学派的创立者是稍晚于张载的程颢、程颐兄弟。他二人因是洛阳人，故而其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洛学”。
程颢、程颐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在周敦颐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他们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因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都应该遵循“理”的规范，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只要修身养性，就能使人性存善去恶。
关学与洛学尽管在自然观上是对立的，但在伦理学说方面则基本是一致的。这两大学派都成为了朱熹思想的先驱。
南宋时期，朱熹接过了理学的大旗。
朱熹出生在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19岁时考中了进士，做了九年的地方官，他在任期间，曾在推行教化、整顿吏治、兴利除弊等方面政绩显著。他也曾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然而南宋王朝政治腐败，官场堕落，性格刚直的朱熹在仕途上一再受挫，促使他绝意于官场，潜心学术，把平生精力用来著书立说、创办书院、讲学传道，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曾建立白鹿洞书院，修复岳麓书院，讲学授徒。在白鹿洞书院时，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教育经验，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教规》，确立了“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和“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这个教规是一套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它不仅成为此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瞩目。
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子，在他31岁时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建立了一个精致的、富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达到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最高水平，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理学分为哲学义理和伦理道德两部分。朱熹和二程一样，也是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无所不在的“理”，朱熹又称理为太极，他认为太极包括万物之理，万物可体现整个太极。故而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熹还提出了仅次于理的“气”。他认为理和气同存于天地之间，但理生气，气则依理而存在，所以，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这是朱熹提出的理气论。
朱熹发展了程颢、程颐“无独必有对”的矛盾观。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都存在着两两相对的矛盾。比如“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动便有静”。而且对立事物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对立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克服和斗争的关系，它们可以向着相反的方向渐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了极限，就相互转化了。这表现了朱熹思想中的辩证法观点。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提出了格物致知论，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从知识来源上说，应知先行后；从社会效果上看，则应行重知轻。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继承了北宋张载的元气本体说和程颢、程颐的思想，提出了人性二元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之理，也就是说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的，这就是“天命之性”。而由于每个人禀受的气不同，所以就有了善恶、贤愚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这就是“气质之性”。由此，朱熹又探讨了天理人欲的问题，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不过朱熹并不是倡导无欲，对于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他还是认可的。
同时，程朱理学之所以能被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关键在于朱熹把“理”运用到了封建伦理道德之中。具体的体现便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要为臣、子、妻做出表率。这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在封建社会纲常伦理被奉为永存的最高道德标准。所以，理学思潮的兴起，从政治上说，是为适应宋王朝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朱熹提出的人性说对维护封建统治、强化封建礼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学术思想，在南宋，乃至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当然，他对“三纲五常”的强化，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其消极作用也越来越显露出来。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佛学、道教，乃至自然科学，都有所研究。他的著作颇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其中《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朱熹的哲学观点不仅影响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而且迄今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辉煌的科技
提起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它们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不过，有一点你可能不清楚，在这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发明都产生于宋代或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古代的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磁石引铁的性质和磁石的指向性逐步认识和了解，进而发明了指南针。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到军事、生产、日常生活、地形测量等方面，特别是航海上。北宋时，指南针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了，人们掌握了利用天然磁体进行人工磁化的技术。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记录了制作和使用指南鱼的方法：用薄铁叶剪成长二寸、宽五分的鱼型，放在炭火中烧至通红，然后用铁钳夹出鱼头，把鱼尾对准子位，留在水盆中，用容器密封好。用的时候，把一个水碗平放在没有风的地方，让鱼在水面漂浮，鱼头对着的就是午位了。这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是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的。此方法的发明，不仅在磁学和地磁学的发展史上是一大贡献，而且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提到了另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即技术人员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从而使针带上磁性。这种摩擦法比地磁法更为简单、实用。另外，《梦溪笔谈》中还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四种装置磁针的方法以及使用指南针的经验。南宋时，海外贸易空前发达，为保证航船安全，早在北宋末年指南针就已在航海上应用了，行船的人在白天无太阳、夜晚无星月的时候，则凭借指南针正确航行。
火药是由硫磺、硝石、木炭混合而成的。火药的研究开始于古代的炼丹术，秦汉以后，炼丹家在用硫磺、硝石、木炭等物炼丹制药的过程中，无意间找到了火药的配方。那时他们发现这种药容易爆炸、着火，因此将其称做“着火的药”，这就是火药名称的由来。不过火药在炼丹家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到了军事家手里就成了一种进攻的武器了。唐朝末年，火药开始应用到军事上，发明了最原始的火炮。到了宋代，与辽、夏、金战争的频繁，促进了火药、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宋代成为兵器大改革的重要时期。那时，在开封有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当时研究出来的火药配方已经和后世的黑火药配方相当接近。北宋时制造的火器，主要是利用火药燃烧性能。在箭杆前端绑上火药筒，点燃后利用火药燃烧向后喷出的气体的反作用力使箭射出，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接着，人们又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发明了“霹雳炮”、“震天雷”。这类火器主要是用于攻坚或者守城。靖康元年（1126），李纲守开封时，就是用霹雳炮这种杀伤力较大的火炮击退了金兵的围攻。《金史》对震天雷有这样的描述：“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并无迹，甲铁皆透。”由此可见，火药威力是何等的强大。到了南宋，又出现了管状火器。绍兴二年（1132），军事技术专家陈规守德安时发明了火枪，把火药装在竹筒里，火药背后扎有细小的“定向棒”，点燃火管上的火硝，筒里的火药便会迅速燃烧，产生一股向前的推力，使其飞向敌阵爆炸，这是射击管状火器的鼻祖。后来，人们又发明了“突火枪”，这种火器很像现代的步枪。管状火器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兵器史上的一大转折，使当时的作战方法逐渐从冷兵器阶段发展到了火器时代。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一版就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至宋代，雕版印刷术已趋于鼎盛，但雕版印刷的缺陷也越发显露出来，刻板费时费工，版片太大不好存放，而且如有错别字，想修改就需整块版重新雕刻。就在此时，一个叫毕昇的人使印刷技术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毕昇是宋仁宗时期的一个平民，他创造了活字印刷术。所谓活字印刷术，其实很像现代的铅字排版方法，就是把整块版变成了一个个字。毕昇用一种细胶泥刻成单个繁体字，每一块泥上刻一个字，然后把泥放入火中烧硬。接下来取一块铁板，在上面涂一层松脂、黄蜡和纸灰等混合制成的胶，再将一个铁框放在铁板上，按照要印的文字把胶泥活字排列在铁框中，制成一版，放到火上烘烤，等胶稍稍熔化，就用另一块很平的铁板把字面压平，冷却后，泥活字就粘在一起成为活字版了，然后就可以上墨印刷了。印完之后，再经烘烤，活字还能够取下来，以备再用。活字制版正好弥补了雕版的不足，只要预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便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提高了印刷的效率。而且活字版印完后，还可以拆版，因此储存也十分方便。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不仅是我国印刷技术上的一次飞跃，而且也是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马克思曾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称为“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毋庸置疑，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
宋代是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中医学、数学、天文学、农学、地学、纺织等领域都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博学著称的科学家沈括和他那本包罗万象的《梦溪笔谈》。
北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沈括出生在钱塘（今浙江杭州）一个官宦家庭中。幼年的他便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时便读完了家中的藏书。此后他又跟随父亲游历福建、江苏、四川等地，使其眼界大开。24岁的沈括，开始踏上仕途，做了近十年的县令后，他考中了进士，一步步接近了京师。他负责过研究天文历算、观测天象、推算历书，还有机会读到了更多的皇家藏书。他还曾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又曾出使辽国去谈判。他的官宦生涯几起几落，晚年定居润州（今江苏省镇江东郊）梦溪园，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梦溪笔谈》便是他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17个门类共600余条。记载了他一生的所见所闻以及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比如，《梦溪笔谈》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科技成就，如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炼铜、炼钢、石油等。特别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载。欧洲直到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美洲的时候才发现了地磁偏角，比沈括的发现晚了四百年。《梦溪笔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不仅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