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隋唐（1/1）
第十章隋唐
杨坚建隋
西魏大统七年（541），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出生。史书记载，杨坚出生于冯翊（治所在今陕西大荔）波若寺。传说，当时有一个尼姑从黄河以东来，对杨坚的母亲说：“你这个儿子生来怪异，不可放在俗人家里养育。”杨母就带着杨坚住在别馆里，亲自抚养。一日杨母抱着杨坚，忽然看到他头上长出角，遍体生鳞，失手把他掉在地下。尼姑大惊说：“此儿受此惊吓，致使他晚得天下。”杨坚的父亲杨忠曾是西魏、北周的开国功臣、官至柱国、大司空。基于这样的家庭背景，他从小便在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太学中读书。但成绩不好，被同窗讽刺为不学无术。杨坚也经常自嘲，谓己“不晓书语”。
杨坚在十四岁时便开始做功曹一类的佐吏。在北周宇文政权建立时，因为其父杨忠功劳卓著，杨坚被提升为骠骑大将军。周文帝宇文泰见到他后，慨叹说：“这孩子的外貌骨相，不是凡间之人。”周明帝宇文毓即位，曾派善于看相的人暗中观察杨竖，此人假装对周明帝说：“只不过会做个柱国。”事后私下对杨坚说：“你当为天下君主，必定是大肆诛杀而后定天下。”
杨忠死后，杨坚承袭隋国公爵位。周武帝宇文邕在为皇太子聘娶杨坚的长女为妃之后，对他特别礼重。齐王宇文宪对周武帝说：“看杨坚的相貌，恐怕不是人下之臣，请尽早除掉他。”周武帝听后也是将信将疑，再次派了一位会相面的官员给杨坚看相，然而命运又一次佑护了杨坚，这个官员仍旧对周武帝说了类似的话：“此人只可做个将领罢了。”方使杨坚化险为夷。此后他深居简出，凡事退让，尽量不露锋芒。
宣政元年（578）六月，周武帝病逝，太子宇文赟即位，他就是周宣帝。杨坚的女儿被立为皇后，杨坚也就成为当朝皇帝的岳父。故而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三次升官，离权力的中心已越来越近。当时周宣帝御制《刑经圣制》，其法制太过严厉，杨坚认为法令太繁，不是促进治政的途径，深加劝谏，周宣帝不听。杨坚的官位与威望日益升高，周宣帝也颇为猜忌。当时周宣帝宠爱的四个女人都称为皇后，互相争宠。周宣帝常对皇后说：“我一定要诛灭你家。”于是在召见杨坚之时，命令左右亲信说：“他一会在谈话中如果脸色有异，就杀掉他。”杨坚始终神情自若，因此免遭杀害。
杨坚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妙，便与他的朋友，也就是周宣帝的宠臣郑译相商，请他帮忙让自己调出京城，以避开权力斗争的中心。不过，还没等杨坚的计划实现，周宣帝突患重病口不能言。当时太子年幼，郑译和御正大夫刘昉就伪造诏书让杨坚进宫侍候宣帝疾病，以为下一步顺理成章地成为辅政大臣作铺垫。杨坚先是假意推托一番，但他心知机不可失，于是答应了。周宣帝驾崩，杨坚秘不发丧，待完全掌握中央禁军后，又担心地方的宗室王族和一些地方势力发生兵乱，便以公主出嫁为由招诸王入朝。在一切安排妥当以后，杨坚才宣布了周宣帝的死讯，并拥立太子即位，是为周静帝。
杨坚做了辅政大臣后，首先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吸收了一批有才干的人，以稳定政局。然后又向威胁他地位的宗室各王展开了攻势。北周元老重臣、周太祖的外甥尉迟迥是杨坚最放心不下的，于是便想以参加周宣帝葬礼为名招尉迟迥进京，进而解除其兵权。而此时尉迟迥也在谋划起兵讨伐杨坚。尉迟迥打出“忠于帝室，匡复国家”的旗号，因此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周围许多州县都随之起兵，一时间聚集了数十万人。不仅是河北、山东地区，四川、湖北的许多州也遥相呼应，尉迟迥还送儿子到南方的陈朝做人质，请求其作为后援。与此同时，京城中的宇文宗室诸王也在密谋暗杀杨坚。杨坚便用假诏书将他们召回到长安，然后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和印信。五个王见自己无法与杨坚抗衡，便秘密联络在外的另一个王起兵，但不久便被杨坚打败。五王只好寻机下手。一次他们设宴请杨坚，在卧室内埋伏了甲士，想趁机杀掉杨坚。幸亏杨坚的随从元胃有所察觉，设法帮他逃出。后来，杨坚便以谋反罪名杀掉了主谋的两个王，其他三个不久也被除掉，从而扫清了他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叛乱，杨坚调集精兵强将分三路攻击敌军，其中与尉迟迥的战斗进行得最为激烈。但杨坚以他的宽仁大度赢得了不少将领的心，各州总管纷纷归附，杨坚在半年之后，终于平定了这些地方的军事力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并由此彻底控制了北周的政权。
在内忧外患都平息以后，杨坚距离皇帝宝座仅有一步之遥了。不久，在文武百官的多次劝谏之下，周静帝被迫写好禅位诏书，然后送到杨坚的王府，至此，杨坚终于披上了最高权力象征的黄袍，登上心仪已久的帝位。当时杨坚四十岁。即位后，杨坚把国号改为隋，年号定为“开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此后杨坚为稳固他的江山，将连同周静帝在内的宇文宗室都斩杀殆尽。
杨坚代周建隋，对于宇文宗室无疑是一次血腥的屠杀，而对于广大黎民而言，则是幸运的。杨坚在中国历史上还算得上是一个有功绩的皇帝。因为周宣帝在位时间虽然很短，却施行严刑酷法，大肆征发徭役，令人民苦不堪言。杨坚辅政后，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并提拔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修改法律，删除严酷的律条，而且他以身作则，提倡节俭，严禁大兴土木，这些措施大大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他称帝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年间，天下安定，国库富足，几乎达到了后来盛唐的水平。因此，历史上也将隋文帝的统治称为“开皇之治”。
南北一战
杨坚代周建隋后，南方仍处于分裂状态。陈朝雄据东南半壁江山，后梁立国江陵独据一方、原梁朝高凉太守冯宝之妻洗夫人留守岭南。统一的大业落在了隋文帝杨坚的肩上。
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就试图统一南方，但那时内乱不断，突厥等外敌环绕，无暇顾及陈朝，隋文帝只得暂时与陈修好，不以兵戎相见，处处忍让。然而，隋文帝一刻也没有忘记吞并江南，他在耐心地等待着有利的灭陈时机。
隋文帝首先用拉拢与和亲的手段使后梁臣服，而后在他即将起兵灭陈之时，率先灭了后梁，为一举灭陈扫清了障碍。
在此期间，他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一是改革官制，规范了三省六部制；二是简化地方行政，形成州、郡、县三级政权；三是对官吏的选拔任用制度进行修正，杜绝腐败与徇私枉法；四是重新制定法律，《开皇律》的制定为减轻刑罚做出了努力；五是重新对军队进行编制，实现了兵农合一，也使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在同一兵役制下；六是招流民开垦荒地，对赋税进行调整，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七是整理户籍，避免了地方官员肆意贪污的可能；八是设置赈灾储备，在遭受水、旱等灾害时，平时积蓄的大量粮食可使受灾的饥民得到及时救助，使国家和地方的政权稳定：九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由于各地私自铸钱的事时有发生，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赋税、军队的费用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十是提倡俭朴的生活和朴实的文风，有效地杜绝了奢华浪费，扭转了六朝以来靡丽的文风。经过改革，隋朝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国库充实了，粮食充足了，兵源壮大了，此时已明显地呈现出北强南弱的局面，灭陈的时机渐趋成熟。
从开皇五年（585），隋文帝开始了灭陈的具体准备工作。首先是迷惑陈人，隋文帝不断示弱，以使陈人相信隋朝并不想与陈朝打仗。其次是求谋，隋文帝让大臣们当参谋，提出自己的灭陈方案，来制订战略计划。他用高颎之计，趁陈人将要收割之际，以小部队经常假装袭扰，使其无暇收割，忙于御敌，从而破坏陈朝粮食储备。同时连续几次的假袭击，如同“狼来了”的效果一样，使陈人疲敝，为将来出其不意的攻击做好了准备。刺史崔仲方更是提出了一整套伐陈的军事部署和具体步骤。另外，朝中的许多大臣也都提出了各自的平陈建议，隋文帝将众人之策汇总，推出了一套最佳的战略方案。
接下来就是伐陈的具体准备工作了。隋文帝命人一面在长江下游秘密营造战船，一面又在长江上游大张旗鼓地摆出欲进攻陈朝的姿态，弄得陈朝十分紧张，急忙准备发兵。结果发现只是隋兵在换防。虚惊一场之后，陈人对隋兵的喧闹渐渐习以为常，也就不再戒备了。
隋朝厉兵秣马，陈朝却是歌舞升平。当时陈朝的皇帝是陈后主，这是一个有名的荒淫皇帝。他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绮丽的亭台楼阁，其装饰之华丽无以伦比，并以植奇花异草等作为点缀，每当微风吹来，香飘数里。陈后主并不满足于这片不会说话的风景，他还要用绝色美人点缀他的园林楼阁。陈后主身边有众多的嫔妃，他最宠爱的是张丽华。她最初只是个侍女，天生丽质、气质超人的她令陈后主一见倾心，十分喜爱，封为贵妃。此后，她便与其他嫔妃一起终日与陈后主饮酒嬉戏。而陈后主也是一个风流君王，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但就是不精通治国，因此他更乐于与美人、大臣吟诗作对，谱曲编舞，《玉树后庭花》、《临春乐》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歌曲。陈后主渐渐荒于朝政，他讨厌听到不好的消息，凡是报喜不报忧的必得他宠信，致使后宫嫔妃不但参与朝政，而且还勾结宦官买官卖官祸乱国家。他们还借助陈后主排挤正直官员，加重赋税，盘剥百姓。同时，又夺去武将兵权，用文官统领军队，造成文武解体。而陈后主对此却不闻不问。
开皇八年（588），隋文帝以吊民伐罪的名义下诏伐陈。隋朝挥师南下，陈朝岌岌可危，而陈后主却镇静地说：“王气在我这里，当初齐国三次入侵，周两次入侵，都被摧毁了，这次隋军来了，也是必败无疑。”而且，他觉得有长江作为屏障，肯定是万无一失的。因此照样整日奏乐、纵酒、赋诗。而此时，隋将贺若弼从广陵渡江，韩擒虎自横江夜渡采石，东西两路合围到陈朝的都城建康城下。这时，陈后主才惊慌起来，但他生性懦弱，只知道整日啼哭。京城守军兵力本可与隋军一决高下，可不懂军法的他却不肯采用臣下正确的战策，致使陈军纷纷败退。面对隋军强大的攻势，士兵四散逃走，大臣各自逃命。陈后主无奈之下带着张贵妃、孔贵嫔逃到了井中，结果还是被隋军找到了。陈后主投降了隋文帝，被带回了长安。陈朝灭亡。
灭陈之后，隋文帝又派人安抚岭南，洗夫人也归顺了隋朝，南北终于再度统一。
赵州桥
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洨河之上，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8），是一位名叫李春的工匠建造的。隋朝建立后，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对峙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当时的赵县是南北往来必经之路，从这里北上可至重镇涿郡，南下可达京都洛阳，交通十分繁忙。可是这一交通要道却被城外的洨河所阻断，人们南来北往十分不便，特别是遇上洪水季节更是无法通行。于是，在洨河上建设一座大型石桥以使交通畅通便成为当务之急。李春受命负责设计和大桥的施工。他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前人的建桥经验，提出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方案。
李春等人在设计和施工中有着诸多创新。其一，赵州桥改变了我国大石桥多为半圆形拱的传统，采用圆弧拱形式，使拱的高度大大降低，实现了低桥面、大跨度，桥面过渡平稳，车辆行人非常方便，而且用料节省、施工简便：其二，改进拱肩，把以往桥梁建筑中采用的实肩拱改为敝肩拱，即在大拱两端各设两个小拱。这样，既可以增加泄洪能力，大大降低洪水对大桥的冲击，保证大桥的安全，又可节省大量材料，减轻桥身的自重，增加桥梁的稳固性。同时，优美的造型，也体现了建筑和艺术的完整统一。这种敝肩圆弧拱形式是世界造桥史的一个创造，西方在14世纪才出现敝肩圆弧石拱桥，比我国晚了六百多年。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26项从1世纪到18世纪先后由我国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科学技术成果，其中的第十八项就是弧形拱桥；其三，首创单孔长跨的形式，河心不立桥墩，使石拱跨径长达37米之多。这是我国桥梁史上的空前创举。
李春按照设计方案精心细致施工，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建桥任务。“坦途箭直千人过，驿使驰驱万国通”，赵州桥成为了南北交通的要冲，极大方便了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赵州桥的建成不仅为两岸人员的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把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在中国桥梁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赵州桥建成至今已历一千四百余年，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赵州桥都没有被破坏。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说：“先不管桥的内部结构，仅就它能够存在一千三百多年就说明了一切。”1991年9月，赵州桥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选定为第十二个“国际土木工程里程碑”，并在桥北端东侧建造了“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铜牌纪念碑。李春作为一代桥梁专家、赵州桥作为一座历史名桥都将永载史册。
文帝之死
杨坚与皇后独孤氏早年定亲，独孤氏的父亲独孤信曾向杨坚提出一个要求，不许他和别的女人生儿子，这个在当时看来极不合理的要求，然而杨坚竟然答应了。新婚之夜，他再次对独孤氏郑重承诺，绝不和别的女人生儿子。所以杨坚的五个儿子都是独孤氏所生。杨坚做皇帝后一直引以为豪，认为自己的五个儿子都是同一个母亲所生，是真正的亲兄弟，因此不会发生为争位而自相残杀的事情，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最先被立为太子的是他的长子杨勇，年轻有为的杨勇不仅协助文帝建立了隋朝，而且在政务方面也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在朝野中声望极高。本来文帝和独孤皇后都非常喜爱这个儿子，但杨勇奢侈的行为却令甚为节俭的文帝极为不满。同时他好色的毛病，又令反对男人多宠的独孤皇后非常厌恶。而最重要的是杨勇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人，这样一来，他所有的缺点就全暴露在父母眼前了，再加上杨勇在百宫中过高的威望也让文帝惴惴不安。渐渐地，杨勇失去了父母的宠爱。
而他的弟弟杨广，虽然也是奢侈好色，但他为人极为虚伪。在文帝面前他装出一副生活俭朴的样子；在皇后面前他只和妻子萧妃在一起，而把他那些漂亮的姬妾都藏了起来；在大臣们面前，他又极力做出礼貌、谦恭的姿态。他的这一招果然很灵验，很快他就博得了父母的钟爱，同时杨广又与杨素等大臣密谋，罗织杨勇的罪状，最终文帝把杨勇废为庶人，改立杨广为皇太子。
仁寿二年（602）八月，独孤皇后去世，文帝摆脱了皇后的约束，开始宠幸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由于过度放纵，文帝的身体每况愈下。此时的杨广也逐渐撕去了伪装，显露出他欲夺帝位的勃勃野心。
独孤皇后去世不到两年，文帝就感到自己的体力和精力都难以处理政务了。仁寿四年（604）正月，他决定离开京师到仁寿宫去休养一段时间。文帝本以为换换环境调养调养，身体就会好起来，哪知道到仁寿宫没多久竟一病不起。到了七月，文帝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招来太子杨广交代后事。
杨广来到文帝的病榻前，假惺惺地嘘寒问暖。他看到文帝确实已经病入膏肓，不由得心花怒放，他日夜盼望的那一天终于要来到了。杨广强抑内心的喜悦，退出文帝的寝室。然而转念之间，他忽然想到了杨勇。杨勇虽然已经被废很多年了，但他在大臣们中的威望尚在，如果有人利用这个机会拥戴杨勇怎么办呢？同时汉王杨谅在外握有兵权，他会不会起兵造反呢？杨广急忙给杨素写了一封信，问他皇上一旦归天后，如何应付这些突发事件。杨素见信后，立即给杨广回了信，告诉他可能发生的事情及应对措施，然后派人送了回来。可这封信不知怎么搞的，没有送到杨广手里，而是送到了文帝的手中。文帝看罢信，非常寒心，但却又感到十分的无奈。
如果说这封信只是令文帝对杨广的为人感到失望，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则使文帝彻底清醒了。
杨广一直垂涎于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此时文帝病危，宣华夫人近在咫尺，杨广已经急不可耐了。这天凌晨，天刚蒙蒙亮，在文帝寝殿伺候了一夜的宣华夫人回自己的寝殿更衣，杨广见只有宣华夫人一人，便溜进其寝殿，欲行非礼。宣华夫人拼死抗争，逃回文帝的寝殿告知其事。气得半死的文帝马上招来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让他们赶快去找来杨勇，并把他要废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的心意告诉了他们。二人遵圣命，起草好诏书，依照惯例交给杨素签字、执行。早已和杨广勾结在一起的杨素手拿诏书急急忙忙找来杨广，二人经过紧急密谋，决定马上采取行动。
他们先是假传圣旨，诬陷柳述和元岩谋反，将二人抓了起来。接着他又伪造文帝诏书，以保护文帝为名调来士兵围住仁寿宫，彻底断绝了仁寿宫与外界的联系。文帝的两个宠妃和宫女也被杨广赶到了其他房间，整个仁寿宫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当夜，文帝暴亡。
文帝一死，杨广旋即霸占了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而后，又谎称文帝遗诏，赐杨勇死。后来，杨勇的儿子也被全部杀死，柳述被流放，元岩被杀害。
文帝死后，杨广登基，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隋炀帝，此后，他把隋朝带入了一个动荡的年代。
两个大工程
隋炀帝登上皇帝的宝座后，一反往日之状，马上开始了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的腐化生活。为了加强对全国政治上的控制，并且使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更方便地运到北方来，同时也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他办了两件大事：一是营建东都洛阳，二是开凿京杭大运河。
大业元年（605）的春天，隋炀帝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京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处另建新城，称为东都。为了修建这座都城，每月征发丁夫两百万人，星夜赶修，仅用了十个月就建成了。
新营建的东都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洛水横贯城中。方圆有七十三里多。隋炀帝把旧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到那里居住，他自己也常住洛阳，洛阳便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
又在洛阳城西修建显仁宫和西苑，征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嘉木异草、珍禽奇兽，输送洛阳充实其中。显仁宫南接皂涧，跨洛滨，周围十余里。西苑周围两百里。苑内有称海的人工湖，海上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岛），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分布其间，掩映生姿，穷极华丽。隋炀帝最喜乘月夜携宫女数千，跨马来游，往往弦歌达旦。
洛阳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在洛阳建都客观上有利于巩固隋政权对全国的控制。但是也反映了炀帝的好大喜功，穷奢极欲。
隋炀帝兴建的又一巨大工程是大运河。这条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通济渠。大业元年（605），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谷、洛二水相汇处）引谷（涧水）、洛水入黄河，从板渚（今河南成皋东北）引黄河水入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引汴水以达淮河，至于山阳（今江苏淮安）。这段河道主要是就旧有的浪荡渠（又名鸿沟，在成皋附近）及其下游的汴河加以疏浚而成。
第二段是山阳渎。从山阳起，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故道，加以疏浚扩大，引淮水至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入长江，全渠广四十步，两旁均筑御道，种柳树。沿途多置离宫别馆，在扬州建有江都宫。
第三段是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又发河北军民一百余万人开挖永济渠，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通涿郡（治蓟，今北京西南郊）。
第四段是江南运河。大业六年（610），又开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入于钱塘江。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在短短的六年中，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至余杭，长达四千八百多里的大运河开通了。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客观地讲，营建东都和开凿运河都是于国家有利的事情，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更是遗惠千载。问题在于炀帝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毫无节制地使用民力，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为例，役使民工百余万，男丁不够用便将女人也纳入到开河大军之中。而那些唯恐不能完成使命祸及己身的各级大小官吏们动辄对开河民工进行毒打，使得“役丁死者什四五”，以至于负责挖掘工程的相关部门运送尸体的车辆“东到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不堪重负的人们纷纷奋起反抗，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这是隋朝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前人早有认识，唐代诗人皮日休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巡游无度
隋炀帝在历史上是一个以巡游无度著称的皇帝，那时，他实行东西两京制度，不过他在位十四年，居住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和东都洛阳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过五年，他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巡游上。炀帝在位十四年间，曾经七次出巡，其中三次北巡，一次西巡，三次南下江都。
大业三年（607）四月二日隋炀帝发布诏书要北巡。这次仍然从长安出发，向北到达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南）。他让随行各军武装部队耀武扬威而行，又营造大帐篷，帐内可容数千人，并宴请诸部落及其酋长，胡人无不惊骇，纷纷献上贡品。七月的一天，隋炀帝忽然起了要修长城的念头，而且他要求的工期竟然只有二十天，民工的苦可想而知了，一半以上的人都死在了长城脚下。随后隋炀帝又沿着金河前进，浩浩荡荡的队伍千里不绝，途中还建造了可移动的、由许多部分拼接的宫殿，一路上胡人远接高迎，十分恭敬。九月二十三日隋炀帝结束第一次北巡，回到东都。
刚刚歇了半年，隋炀帝又坐不住了。大业四年（608）三月二十日，隋炀帝游兴又起，开始了第二次北巡。这次出巡又翻新了车驾形制，不仅可供宿营，而且还能御敌，能自动发箭，还能报警，十分先进。隋炀帝从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出塞，巡视长城，期间又征发了二十余万人修造了自榆谷向东的长城。祭祀北岳恒山后，隋炀帝返回东都。
在隋炀帝即位初期，吐谷浑（鲜卑慕容氏一支）侵袭隋朝边境，虽然在隋文帝时曾打败过它，又以和亲保持友好关系，但因为隋朝商业扩张及扩张之后的垄断，损坏了吐谷浑等少数民族作为中间人的利益，所以吐谷浑联合党项羌多次对张掖这个西域与隋朝的贸易中心进行骚扰、抢劫。而朝廷中的大臣则反复向隋炀帝灌输西域的珠宝和丝绸贸易的重要性，西域各国朝贡所献上的物品，更增加了隋炀帝的贪欲。于是隋炀帝对西域的渴望越来越强，这种渴望促使他下定决心亲自西巡，消灭吐谷浑打通丝绸之路。大业五年（609）三月二日，隋炀帝离开长安开始西巡。对吐谷浑的战争最终以隋朝胜利结束。隋炀帝到达张掖后大事张扬，显示了隋朝的威仪，西域各国纷纷朝见，后又设四郡使青海大部分地区置于中央管辖范围内，扫清了中国与西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障碍。
如果说西巡和北巡除了炫耀以外，多少还带有巩固国防的意味，而巡游江都（今江苏扬州）则完全是为了游山玩水了。隋炀帝对江南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位时期曾三次出巡江都。隋炀帝登基前当了多年的扬州大总管，南朝的奢靡之风不断地熏染着他，这也正是隋朝在他手中走向衰败的根源所在。
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开始准备首次南巡。他征召民工修造了上万艘各类船只，规模之大、场面之豪华足以满足他的虚荣心。但隋炀帝的花招总是层出不穷，在江都住了半年，准备回洛阳了，可他又不想走水路，要改走陆路了。不过，这可不是他突发奇想，而是在来江都之前就决定了。他命人按照各朝的图书古籍，制造舆服羽仪。所谓羽仪，就是用大量的鸟兽骨角、羽毛制成的仪仗。为了这个仪仗，十万余人四处搜捕，水陆鸟兽捕杀殆尽，耗资竟以亿计。大业二年（606）三月十六日，隋炀帝随同这个长达二十余里的羽仪，离开江都，回转洛阳。
路途上的奢侈、豪华更激发了隋炀帝的享受欲望，他开始对江都的居住条件提出不满。大业五年（609）隋炀帝派江都丞王世充修建江都宫。一年后，江都宫建成，隋炀帝再巡江都。隋炀帝至扬子江垂钓，并宴请百官，后结束南巡，乘龙舟北上涿郡准备讨伐高丽。
大业七年至十五年，隋炀帝对高丽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大业十一年（615）五月，隋炀帝到距离长城不到百里的汾阳宫避暑，并向北巡视。那时隋朝与突厥的关系已极为紧张，但隋炀帝却一直以为自己以前的那次北巡已使突厥人慑服，所以这次又大摇大摆地来了，结果被突厥人包围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差点丢了性命。
征伐高丽和雁门之险使隋炀帝疲惫不堪，于是他又想起了江都美景，决定第三次去江都游玩。但那时隋朝政权已摇摇欲坠，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大臣们冒死进谏，阻止他巡游江都，西还长安，却都被斩首。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再造数千艘大船，奔江都去了。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一生迷恋的江都竟是他的葬身之地。两年后，他在江都被杀，隋朝灭亡。
隋炀帝数次巡游，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欲望，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他的每一次巡游都是踩在百姓的累累白骨上行进的。
三伐高丽
高丽原名叫高句丽，建都平壤，在东晋十六国时，辽东为高丽所侵占。杨坚建立隋王朝后，统一了全国。形势日趋稳定，国家日益富强。这样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王朝势必对高丽产生巨大的影响。高丽王已明显感觉到了来自隋的威胁，于是一方面仿照小国生存法则，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另—方面，积极扩军备战，派军队经常骚扰隋的边境，以试探隋的反应。隋开皇十八年（598），高丽王高元联合少数民族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见高丽如此猖獗，随即又派汉王杨谅统领30万大军，水陆并进，征伐高丽。但隋军行至辽水时，由于连降大雨，军中爆发疫病，士卒死者伤者无数，未及打仗已狼狈不堪。恰巧高元一见隋大军将至，吓得上表投降，隋文帝于是顺势退兵了。此后，高丽王每年都要向隋朝纳贡。
隋炀帝继位后，凭借国力的强盛，对于他来说，高丽必须像突厥、高昌、吐谷浑等部落一样臣服于隋并经常遣使入贡。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时，在突厥启民可汗帐内见到了高丽使者，这一见，不禁使他想起了当年文帝师出无功之事，所以当即要使者转告高丽王高元，要他亲自到都城来。而高元对此竟不予理睬，这可大大挫伤了隋炀帝的自尊心，为了杀一儆百，隋炀帝决定大举征伐高丽。
第一次讨伐高丽，隋炀帝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的。他首先吸取文帝伐高丽失败的教训，征民夫百万开挖了一条北至涿郡（今河北涿州市）的永济渠，并在黄河以北设置征兵站，为粮草、军械、战船、军队找到了囤积之所，正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开始赶造战船，工匠们没日没夜地站在水中，丝毫不敢停闲，从腰以下，被水泡得都生了蛆，近一半的人就这样死在了水中。这边在造船，河南、淮南、江南等地的百姓则在赶制军车五万辆，然后还要让百姓们自备车、船把军粮器械运到辽东前线。大业八年（612）正月，开始首次北伐。炀帝亲率大军113万，号称200万，浩浩荡荡开赴前线。军队前进到辽水，高丽军队退居城池内坚决抵抗。高丽在城内暗设伏兵后，假装战败引隋军入城，水路将领来护儿果然中计，被高丽军打得大败，所率四万精兵，只有几千人生还。在水军进攻失败后，隋炀帝并没有吸取教训，又派陆军宇文述、于仲文率领九路大军进攻平壤，在鸭绿江边高丽大臣乙支文德诈降，探看隋军虚实，并用拖延战术使隋军疲惫。隋军将领因不敢擅自行动，加上士兵疲惫，缺少粮草，不得已退兵。结果渡江时遭到高丽兵突袭，几乎全军覆没。退还鸭绿江时，宇文述、于仲文统领的三十余万官兵，只剩下不到三千人，兵器物资丧失殆尽。隋炀帝不得不退兵，第一次征伐高丽便以惨败告终。
隋炀帝不甘心失败，同年八月，他下令把全国四大粮仓的粮食调集到望海顿（今辽宁锦县东南），为第二次进攻高丽作准备。大业九年（613）正月，隋炀帝不听劝阻，发动第二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四月，隋炀帝渡过辽河，亲自到前线督战。在野战中数万高丽兵被一千隋军打败，高丽兵再度退入城内固守。就在辽东城马上就要攻破时，后方传来了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乱的消息。隋炀帝闻讯，不得不丢下全部的军械物资仓促从辽东撤军。由于撤退突然，造成全军混乱，高丽尾随截杀，隋军大败。第二次进攻高丽又告失败。
两次的征伐失败并没有使隋炀帝清醒，大业十年（614）二月，他又下令文武百官商议发动第三次征伐高丽的战争。群臣慑于皇帝的劝诫者杀，无人敢站出来告诉他当时的形势。那时隋朝遍地已是农民起义，加之多年用兵，黄河以北的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河北已失去昔日的繁荣景象，疾病饥饿已经成了人们最大的敌人。隋炀帝下令征召天下兵马、粮草，开赴辽东，但水陆两军被征士兵想尽办法逃脱兵役，隋炀帝虽然斩杀逃兵，却也不能抑制士兵逃亡，再加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也使正常的交通断绝，致使陆军没能如期会合，只能要求水军进攻。在取得卑奢城（今辽宁金县东）胜利后，隋炀帝准备继续向平壤进攻。而此时的高丽在隋炀帝“锲而不舍”的连续进攻下也已力不可支。高丽王看到兵祸连年，人民深受其害，遂遣使上表投降。隋炀帝高兴地认为征伐有了结果，便命令水军退兵，八月四日，隋炀帝从怀远镇回国，三伐高丽终告结束。
三伐高丽满足了隋炀帝好大喜功、扬威异域的欲望，却使隋初励精图治、休养生息的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隋国力大减，由鼎盛走向了衰落。
反隋义旗
隋炀帝不断地征兵扩张，无限制地征发徭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地起义烽起。
大业七年（611），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率先举起了反抗的大旗，揭开了反隋风暴的序幕。
王薄起义，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各地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了全国。其中著名的有三支队伍，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翟让和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是在河北各地起义军反隋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大业七年（611），窦建德领导农民在高鸡泊（今河北故城县西南）起义，树起反隋大旗，队伍迅速发展到一万余人。大业十二年（616）十二月，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守将郭洵率军进犯高鸡泊，窦建德率七千义军乘隋军不备，突然袭击，杀敌军数千，斩隋将郭洵，声威大振。大业十三年（617）正月，窦建德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夏王，国号五凤。他在聊城杀死宇文化及及其同党，接收了隋朝传国“玉玺”，并以皇帝自居。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窦建德与李世民因“玉玺”在虎牢关（今河南荥阳西北）交战，因轻敌冒进，被李世民俘获。
瓦岗军是三支农民起义军中最强的一支。大业七年（611），翟让聚众在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起义，举兵反隋。山东、河南两地农民纷纷参加，单雄信、徐世都率众投奔瓦岗寨，队伍迅速壮大。这时候一个使瓦岗义军迅速壮大而又最终导致起义失败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李密。李密出身大官僚贵族家庭，参加杨玄感兵变失败后，隐姓埋名，流浪在河北、河南之间。在观察各个义军之后，他选中了瓦岗军。在王伯当的引荐下，他加入了瓦岗军。李密凭借他游说的能力很快就把许多大大小小的义军召集到了瓦岗寨，使瓦岗军的队伍在短时间内得以壮大。翟让对李密的能力十分佩服，二人关系越发密切。大业十二年（616），李密向翟让建议：“我认为现在咱们应该先攻取荥阳，养精蓄锐，等兵强马壮了，再和他们争夺天下。”荥阳是隋朝重要的军事据点，翟让亲自率兵攻下了荥阳门户金堤关及周围属县、同年十月，隋炀帝派隋军主力前来镇压。瓦岗军采取诱敌深入、伏兵袭击的战术，把隋军全部歼灭。河南道“讨捕大使”张须陀突围不成也丧了命。瓦岗军取得了荥阳大捷，威震河南。大业十三年（617），瓦岗军攻下隋朝最大的粮仓——兴洛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的百姓，瓦岗军再扬声威。接着，瓦岗军又大败越王杨侗的军队，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中原地区起义队伍的中心。李密能谋善战，又善于笼络人心，秦琼、程咬金、魏征等一批文武人才都聚拢在他周围。于是，翟让主动让位，推李密为主，号魏公，建立了瓦岗军农民政权。不久，这支起义军又攻占了黎阳、回洛二仓，开仓济民，十天内得兵二十余万人。踌躇满志的李密发布讨隋檄文，声讨隋炀帝罪行。随后，瓦岗军向隋朝东都洛阳进军，隋炀帝十分恐慌，派王世充率精兵增援洛阳。瓦岗军和几十万隋军展开了激战。洛阳战役历时三个月，经过六十余次战斗，打得王世充全军溃败，所剩不过数千。瓦岗军围困东都，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区。
就在瓦岗军即将取得胜利之时，内部却发生了争乱。翟让手下部将对李密不满，劝翟让夺李密之权，李密得知后，遂萌生除掉翟让之心。这年十一月，李密以赐宴为名，诱杀了翟让等重要农民将领。此举使得瓦岗军人心瓦解，极大地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最终导致了瓦岗军的失败。武德元年（618），王世充击败李密，李密被迫投降唐高祖李渊，后因疑心李渊杀他，遂起兵反唐，兵败被杀。李密虽然断送了这支农民起义军，但是瓦岗军的许多文臣武将都投降了唐，成为推翻隋朝、建立唐朝的主力军。
杜伏威为人聪慧、勇敢，有奇策。他与挚友辅公祏（shí）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是南方一支重要的反隋力量。大业九年（613），杜伏威、辅公祏在山东齐郡组织起义，随后率军南下，到淮河以南广大地区发展力量。杜伏威汇集了其他义军，力量不断壮大。大业十二年（616）七月，起义军进逼江都（今江苏扬州），隋将陈稜（léng）率兵救援，与江淮起义军遭遇。陈稜因惧怕起义军不敢交战，杜伏威遂送去一套妇人衣服，称他为“陈姥”，以激怒敌军。陈稜果然中计，恼羞成怒带兵出战。杜伏威率兵强攻隋军，战斗中被敌箭射中前额。他带箭冲入敌阵，杀得隋军人仰马翻，大获全胜。此后，起义军攻下高邮（今江苏高邮北）、历阳（今安徽和县），建立革命政权，杜伏威任总管，辅公祏任长史。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唐秦王李世民讨伐王世充，遗使招安于他。转年七月，杜伏威分析了天下的局势后，投降了唐朝，官居太子太保。辅公祏后因起兵反唐，兵败被杀。
隋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隋王朝的统治，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好头颈，谁当斫之
大业十二年（616）四月，隋炀帝在三次征伐高丽失败后，心情十分压抑。再加上洛阳以北地区义军四起，弄得隋炀帝整日心神不安，此时此刻，江都的美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第三次踏上了前往江都之路。
隋炀帝离开洛阳，躲入了江都这个温柔乡。但天下的形势却不会因为隋炀帝的不闻不问而安定。此时，不仅河北地区义军迭起，江淮义军也直逼江都。同时，李渊等勋贵大臣也趁机起兵，攻占了都城长安，并迎立杨广的孙子十三岁的杨侑（yòu）为皇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
身在江都的隋炀帝整日陶醉于美女烈酒之中，他命令江都通守王世充在江淮地区挑选美女送到宫中，终日与嫔妃们饮酒作乐，荒淫日甚。在内心深处，隋炀帝也预料到天下纷乱无法收拾，他早已无心北归，只希望能在这种醉生梦死中度过余年。然而，靠这样过日子毕竟是掩耳盗铃，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豪强起兵愈演愈烈，隋炀帝怎么会不知道，对于自己的命运，其实他十分清醒。一天，他边照镜子，边对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意思是说，这样一颗漂亮的脑袋、会是谁来砍它呢？皇后闻言大惊，问他为什么会忽然说出这样的话。炀帝苦笑着说：“贵贱苦乐，都是互相更迭的，就算有那么一天，也无所谓的。”他还预备了毒药带在身边，准备在危急时服用。
朝中有个叫宇文述的，很善于察言观色，迎合拍马。在跟随出巡时，经常用奇珍异宝讨炀帝的欢心，这样，自己的官位、富贵也就安枕无忧了。宇文述有两个儿子，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这两个人都是狂妄不法之徒，他们见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便与禁卫军首领司马德戡密议废掉隋炀帝。
由于江都周围已经动荡不已，粮食渐渐吃完，从行的禁卫军多是关中人，因久住他乡，人人思归，而隋炀帝又有意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更是绝了士兵的还家之望，这样不时有兵将逃亡，斩杀多人也止不住。于是司马德戡等人便借机散布谣言，说炀帝准备用毒酒尽杀关中人，只留南人在身边。禁卫军闻之大为惊骇，互相转告。司马德戡趁机召集众人，兵士惊惧惶恐之下都愿听从号令。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十日的晚上，司马德戡率禁卫军数万人发动兵变。睡梦中的炀帝惊觉有变，慌忙召集卫士、却无一人应答，他只好脱下黄袍换上一般官服逃入西阁。结果还是被一个美人出卖，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入，炀帝隔着窗子问：“你想杀我吗？”行达说：“臣不敢，只是将士思归，我是来请您和我们一起回长安的。”炀帝这才战战兢兢地走出了西阁。兵士逼迫炀帝乘马入朝堂慰劳百官，兵士挟刃牵缰而出。反叛兵士见到皇帝已在掌握之中，立时欢呼雀跃。原本胆战心惊的宇文化及见此场面，顿时精神振奋，提高嗓门说道：“你们让他出来干什么，杀掉算了！”于是炀帝又被带回了寝殿。
此时的隋炀帝仍然执迷不悟，竟反问道：“我有什么罪，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一个叫马文举的人说：“陛下抛弃宗庙，巡游无度，对外不断征讨，对内极尽奢淫，重用奸臣，远贤拒谏，致使多少壮士死在战场，多少妇孺冻饿而亡，百姓流离，盗贼遍地，怎能说无罪呢？”这时，炀帝十二岁的儿子杨杲（gǎo）吓得大哭，被叛兵一刀杀死。炀帝自知难免一死，便欲服毒自尽。但此时事起仓促，左右四处逃散，炀帝一时间也无法找到毒药。马文举等人又不肯给他毒酒，炀帝想自己去取，却被令狐行达强行按在了椅子上。炀帝只得解下了自己的腰带交给行达，行达随即用腰带勒死了炀帝。萧皇后与宫人拆掉床板，制成棺材，把杨广、杨杲父子两人的尸体埋于西院流珠堂。
隋朝历经两代帝王即宣告灭亡，有趣的是隋文帝杨坚当初夺取的是北周宇文氏的帝位，诸杀了其皇室一族，最后自己的儿子又被宇文氏的人所杀，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小圆圈。不过帝位没有再传回去，而是到了李姓那一边，历史由此推进到了唐朝。
隋文帝改制
隋文帝在开始掌握北周政权的时候，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在这样励精图治的情况下，为了整顿制度，开创规模，存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巩固和发展新建立的隋政权。
首先改革行政制度，以加强朝廷的权力。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废除了北周时代从《周官》抄袭来的那一套古老的制度，命苏威等综合汉魏以来历朝的官制，制定新的制度。在朝廷分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光禄、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左右卫、左右领军等十二府。朝廷的五省中，秘书省职掌较闲，内侍省全是宦官，并不重要。政权所寄，全在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尚书省事无不总领，是一个执行各种政令的机构。置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统领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六部。六部各设尚书一人，分统三十六侍郎，执行部务。门下省置纳言二人。内史省置内史令二人。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三省六部制度便从此确立起来了。
在地方，隋初沿袭前代的州、郡、县三级制。但当时南北各地均置侨州、郡、县，“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因而造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形。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杨尚希等的建议，废除郡级机构，并省州县，裁减冗官。不仅节省了国家开支，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对于地方各级官吏，统由尚书省的吏部负责选任，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这样就使“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在整顿吏治方面，隋文帝“妙简良能，出为牧宰”。擢“仁明著称”的广汉太守柳俭为蓬州刺史，以“奉国尽心”的驾部侍郎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擢“治术尤异”的临颍令刘旷为莒州剌史，“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任“达于从政”的房恭懿为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文帝还经常遣使考察地方官吏，褒奖良能，惩处贪污。治书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贪污不称职的长吏二百余人。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对官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检举了一千多人、隋文帝都把他们发配到岭南去了。文帝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下令“诸州县佐史（《高祖纪》作‘吏’）三年一代，继任者不得重居之”。这些措施对澄清吏治，减轻人民痛苦，起了一定的作用。
开皇初年、隋文帝力矫北周末年“用法深重”、“诛杀无度”的弊政，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修订刑律。裴政为主要修订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讨论折衷，制定新律。废除了前代的枭首、裂及鞭刑，还废除了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杖桄等讯囚酷法。民有枉屈，县若不理，可以逐级上诉至朝廷，凡属死罪，都应上报朝廷，“三奏而后决”，以昭慎重。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刑部的奏报，认为犯罪人数还很多，乃囚刑律太严。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徙杖等罪一千多条，从此“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当然，隋律的职能仍旧是镇压劳动人民，而且相当残酷；但它终究废除了前代许多“苛惨之法”，而且标榜“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立法原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魏、周以来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因为“府兵制初建立时，在主观上是要以军民分治的形式维持种族矛盾，以部曲制度的形式维持部落组织”，所以起初兵士都是鲜卑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制度也就逐渐发生变化。北周武帝时，“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开始打破了兵制上的民族界限，但仍然“兵农各籍”。开皇十年，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于是府兵“始一寓之于农”。这不仅使府兵制的民族意义完全消失，并使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对选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岁时，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而在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隋文帝的新政富有开创性，经唐朝发扬光大后，融入了中国封建政治的血脉之中。尤其是科举制度，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变迁发展，一直延续到清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个层面。这也成为隋文帝新政中最大的闪光点。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选举制度，它创立于隋，完备于唐，是继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选举制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门阀世族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这一矛盾使之围绕选举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庶族地主为了加强中央对于选官的控制权力，冲破门阀世族的垄断，踏上仕途，在曹丕称帝以后，由吏部尚书陈群主持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即九品宫人法，作为新的选举制度。在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对门阀世族的确有一定的限制。但在曹魏后期，特别是西晋以后，九品中正制逐渐被门阀世族所把持。到了东晋，门阀制度发展到高峰，门阀世族世代为宫，几乎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几乎都由他们占据，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到东晋后期，世族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对门阀世族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多寒士掌机要；梁朝时发生的侯景之乱；北朝末年相继爆发的边地六镇、关陇、河北等地的抗暴斗争，都沉重打击了门阀世族势力。在这种形势下，北朝开始了对选举制度的改革。西魏、北周时，中央朝廷掌握的选举权力日益增大，这对于吸收有才干的人才到封建政权中来，从而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它为科举制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隋朝统一全国后，继承和发展了西魏、北周的政策，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举官吏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的吏部。隋炀帝时创置了进士科，由此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
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举制度。
考生的来源有两种：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生徒是指朝廷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其中国子学收高级官员（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员（七品以上）之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律学、书学、算学，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中央六学统属于国子监。朝廷设的学校还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和东宫的崇文馆，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员之子。在地方上，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生徒的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就是要求生徒熟记经文，考帖经；讲，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口试，要求生徒通经义，教师问其若干条经义，生徒则按条答复。学生考试合格后，便可以参加朝廷由尚书省的吏部（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举行的科举考试。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也就是那些没有上过学，通过自学成才的人，他们可以向所在州县报考，经考试及格，由乡贡到尚书省，参加吏部考试。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而且在不同的时期，科目的设置也不尽相同。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予、道举、制举、武举等。科举经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最初以秀才科为最高，但由于很快即被废止，所以在当时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许多名臣多是这两科出身。而在这两科中，又以进士科最为人推崇，而且也最难考，百人中仅取一二人，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后代沿袭科举制，实际上沿袭的就是进士科。唐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改易变动非常的频繁，其基本的规律是从较为简单到复杂严密，由不断变动到渐趋稳定，从不完善到日趋完善，逐渐形成为一种固定的且行之有效的选举制度。
唐代国家一级的科举考试称为省试，起初由尚书省的吏部掌管。唐高祖武德年间，由吏部的考功司长官考功郎中具体主持，唐太宗时改由其副长官考功员外郎主持，唐玄宗开元年间改由礼部主持。武则天还开创了殿试的先例，但与后世省试之外皇帝另行殿试的做法仍有区别，而且唐朝的殿试并不常有，到后代才真正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
省试的时候，考生们需自带水、炭、脂炬、餐具等，等候胥吏点名，方可依次进入贡院。考场内部都用荆席围隔，考生坐在廊下答题。试卷一般不糊名，日暮后烧尽两三支木烛，考生就必须要交卷了。考生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不会的题目，就在考卷上写“对未审”三字。考官批阅试卷时，对于回答正确的就批写一个“通”字，对于答错或未回答的问题，就批写一个“不”字。
唐代被举送参加省试的人，可称为“举人”，而应进士科考试的人，可以泛称“秀才”，这些称呼后世仍然沿用，但意义却同唐朝完全不同了。凡省试落第的考生，可以入国子监学习，准备再考。省试被录取称“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宫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这些得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去举行宴会，称为“探花宴”，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在其登第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进士们还要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称“题名会”，又大宴于曲江亭上，谓之“曲江会”。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仪式活动，以显示其荣宠。
至此，科举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考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官，合格后才能授予官职。
唐代的科举制在隋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充实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科举制度，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建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一直被后世所沿袭，直到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才被正式废除，其间共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中，共计约产生了七百多名状元、近十一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者极少。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玄武门之变
隋末，太原留守李渊父子借助农民起义的声势，在晋阳起兵（今山西太原），不久即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了唐政权。在助父起兵及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建立了功业。他曾先后打败了薛举、薛仁杲父子，及刘武周、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在唐朝建国与统一的过程中功绩虽然超过其兄建成与其弟元吉，但身为次子，是不能继承皇位的。李渊即位后，立建成为太子，并且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李世民建功立业之后，意在登上权力的顶峰，并不能满足于秦王的地位。建成也知道世民肯定不肯甘居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建成、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殊死斗争。武德七年（624年）以后，这场斗争日益激化，双方都在培植羽翼，荐树盟友，结党营私，为发动政变夺权进行准备，双方也都在伺机谋害对方。太子建成曾勾结妃嫔，在太祖李渊的面前进谗言以诋毁世民。太子中允王硅、洗马魏征等也以“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为由劝太子早除世民。秦王曾在校猎中，乘建成马而被踬，又曾在一次与建成夜饮之后，“暴心痛，吐血数升”，怀疑被建成下毒所害，故彼此仇恨更深了。秦王府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纷纷为世民出谋划策，以为嫌隙既成，恐祸机立至，都劝世民诛建成、元吉，“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这期间，李渊曾打算让世民仍领陕东道大行台，分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并“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但被世民以“不忍远离膝下”为由而拒绝。建成、元吉也认为秦王如果去洛阳，有了土地甲兵，就更不好控制，不如留在长安，取之容易；故私下加以阻挠，事遂得以中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李渊虽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在这场斗争中，还是比较明显地站到了建成和元吉一边。对于世民，“每有冠盗，则令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故使得这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以世民先发制人、喋血宫门的武装政变而告终。
事变的导火索便是突厥的进扰。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突厥数万骑入塞围攻鸟城（属盐州五原县，今内蒙古五原南）。在建成的建议下，李渊派元吉代替世民督军北征。元吉乘机请令秦王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与秦叔宝等同行，并简阅秦王府帐下精锐之士以补充元吉的军队，其意是在调出秦王府的主要兵力。建成、元吉还计划借出兵饯别之机，将世民杀害于城外的昆明池。不料事机不密，由太子率更丞王晊向世民告发。于是在秦王府属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鼓动和策划下，李世民决定一方面以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罪名上表参劾，一方面伏袭玄武门，举行政变。
玄武门是长安皇宫的北门。由于唐代皇帝居住的宫廷在皇宫的北部，故玄武门紧连大内，是担负守护之责的北军的所在地，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形势要地。李世民事先已收买了任屯守之职的常何、敬居弘、吕世衡等人。六月四日深夜，他借常何领兵戍守之机，预先部署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率兵先埋伏于玄武门内。清晨，建成、元吉早朝，行到临湖殿，发觉情况有异，立即转辔打算东归宫府。世民从后面呼唤二人，元吉返身张弓即射，但在惊慌中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所发的箭不能达到射程。这时世民却已射杀建成。尉迟敬德等率七十骑人马赶来，将元吉射落马下，但伤并不重。世民的坐骑逸入林中，为树枝所挂，也将世民摔坠下马。元吉赶来，夺世民的弓欲将其加害，并适逢尉迟敬德跃马而至，遂追射元吉，并将其杀死。敌将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率东宫、齐府精兵趋玄武门，张公谨刚闭门而拒，遂不得入。薛万彻鼓噪欲攻秦府，世民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的首级出示，宫府兵才得溃散。世民遂遣敬德入宫宿卫，“抔甲持矛”，到李渊处强迫他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李渊不得已而从之，事乱才得以平息。建成之子安陆王承道等五人、元吉子梁郡王承业等五人均因此而坐诛。李渊遂立世民为太子，并在两个月之后，被迫让位于世民，自称太上皇。世民称帝，是为唐太宗，次年（627年）正月，改元贞观。
贞观之治
主要是指唐王朝初期贞观年间（627—649年）的清明政治。唐灭隋以后，唐高祖李渊诸子便开始为争夺太子之位明争暗斗。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次子秦王李世民于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随后又迫使高祖李渊退位，自己即位，是为唐太宗，并改元贞观。贞观年间，唐太宗以隋亡为戒，率领朝臣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使隋末唐初的破败经济局面得以扭转，动荡的政局也从此稳定。国势昌盛，人口增加，史家因此称之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原因和内容在唐人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中有较为完备的记录。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在朝官员则敢于为国事犯颜直谏，大臣各司其职。唐太宗认为，君主要避免失误，只有借助于忠臣的直谏。他十分赞同魏征的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在与诸臣论治国之道时，唐太宗每每鼓励大臣直言君主的过错。由于唐太宗的鼓励，直言进谏成为贞观年间的风尚。通过群臣的进谏，太宗可以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得知下情，并择善而从之。李百药谏止裂土分封，魏征谏止封禅，戴胃建议设立义仓等，都被太宗所接纳，避免了决策中的失误及过分地役使百姓。在谏臣中，魏征是最著名的，其先后数次上疏，以隋亡的教训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忧怜下民。由于君主的纳谏及大臣的直谏，贞观时下情上达，君臣一心，形成了贤人进、佞臣退的良好局面。除纳谏外，唐太宗格外重视人才的选用，太宗朝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太宗认为，君主治国应“至公无私”，“择贤才而用之”。首先，太宗坚持量才器使，用人所长。贞观期间，太宗打破了统治阶级各集团所持有的政治偏见，竭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兼用关陇、关东与江南地区的贵族与士族，甚至任用曾经与自己为敌的人。这种以才取人的作法逐渐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稳定了局势。其次，太宗尤其注意从普通地主和平民中选拔人才。唐太宗的大臣中有出身于农民起义的将领，如徐世、秦叔宝等。有原隋王朝的将领，如屈突通等。也有出身寒素的刘洎、马周、张亮等。由于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致使贞观朝中人才济济，如著名的贤相房玄龄、杜如晦等对贞观之治的形成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太宗十分重视地方官的委派，他认为“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因此将各地刺史之名录于屏障上，将所听察到的刺史善恶之事注于各自名下，作为废置赏罚的根据。又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举任县令，使官得其人。由于太宗知人善任，贞观年间能人尽其才，官吏能很好的各守其职，为各项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贞观时期创立、延续、完善一系列的制度，如从北魏以来就推行的均田制在贞观时更加完善。由于亲历隋末农民大起义，使太宗体察到民间的疾苦，同时也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太宗认为，只有使人民安心生产，生活稳定，统治者才能“长守富贵”，国家才能昌盛，政权才能稳定。因此，他要求统治者“去奢省兵，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并身体力行，克制私欲。贞观年间基本上没有进行大的土木工程，这样就相对减少了对百姓的骚扰，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也节省了国家开支。为减轻百姓的负担，唐太宗还将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二千多人精简到六百余人，且合并了许多州县。由于均田制度的继续推行及统治者不兴土木不夺农时，贞观期间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史载“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贞观四年，天下断死刑者仅29人。可见当时阶级矛盾的缓和与社会的安定。由于政治的稳固，官吏的廉洁，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抗灾能力也大大提高。贞观元年至贞观三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虫灾、水灾，太宗命灾区开仓赈济，百姓就食他乡。在连年的灾害面前，百姓都未有怨言，而协力抗灾，贞观四年，天下农业大丰收，就食他乡的百姓都回到故乡，“米斗不过三四钱”。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的稳定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除均田制以外，政治、科举、军事等各项制度在贞观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贯彻。唐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都各有职守。唐太宗还特置了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职务。使资历浅、品位低却有真才实学的人以此名义而行宰相之权。三省的分工是：中书省掌管军国大事的审议和决定；门下省掌管审查中书省的决议，不同意的可以驳回重议；尚书省则具体执行通过了的各项决议和政策。与以往大有不同的是，唐太宗极少干涉三省如何行使职权，而是创造条件，使各部门恪守职责。他告诫门下、中书官员若看到皇帝诏敕有不便于时的，要大胆地驳回，决不可唯唯苛过，阿旨顺情。在皇帝诏敕与制度相矛盾时，太宗每每“忍小忿而存大信”。克已从公。使得完善的制度得以顺利地贯彻。在法律上，贞观时颁布了《贞观律》，被后世立法者奉为圭臬，也为当时东亚各国所效法。《贞观律》改重从轻，内容完备，条文扼要，为执法者依法办案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太宗格外强调上下守法，对于贪赃枉法的人，不论其职位身份，一定要依律严惩。太宗还强调官吏的断狱，须有律、令、格、式为据，不得随意出入人罪。在太宗的努力下，《贞观律》基本得到实施，形成上下守法的良好局面。在军事方面，太宗继续实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形成军事布局“内重外轻”的形势，使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贞观时，府兵制较以往更加完备，“兵农合一”的趋势也更加明显。兵士被征调服役时，本人免去租调，但需自备武器、行装和粮食。除了服役以外，兵士和农民一样要从事农业劳动。“兵农合一”既减少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均田制下的农民可以安心生产。在文化教育方面，唐太宗提倡儒学，开办并设置文学馆及史馆。并召天下名儒入仕作官。太宗常常亲自至国子监听学、讲学。太宗还令宰相监修前代和本朝的历史，贞观时编纂的正史主要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弘补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给史学带来的空白。在重视文化教育的同时，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将选拔人才的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科举制度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打开了参与政权的方便之门。自贞观时起，进士之科大兴，因进士科考试内容以策试为主，也便于考生发表政治见解。考取进士由此而成为士人入仕的捷径。太宗曾亲至考场，见新考中的进士从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欣喜言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进士科的兴起，有利于将优秀人材选拔到各级的政权中，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力量。
由于各项制度的完备及顺利执行，贞观时逐渐扭转了隋末唐初的混乱局面，百废俱兴，各行各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贞观年间，国家政局稳定，国防日益强盛，唐与周围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也日益和睦。唐初，周围少数民族，尤其是东突厥不断犯境。唐太宗即位后，发展经济，推行府兵制，并亲自在殿廷上教练卫士，唐国防强大起来。贞观二年，太宗命李靖、徐世率兵十余万，分道出击东突厥。次年，李靖等大破之，俘虏了颉利可汗，稳定了北方的边境。贞观九年春，又派李靖、侯君集等率兵大举进攻吐谷浑（青海高原和新疆东南部一带），唐军深入吐谷浑的腹地，突袭了吐谷浑王伏允的牙帐。伏允兵溃自杀，其子慕容顺降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派侯君集率兵攻打西域高昌国，高昌王惊恐而死，其子降唐，唐朝势力由此已伸入西域。太宗以高昌为唐在西域的根据地，与西突厥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斗争。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在天山以北的地区设置了庭州（今吉木萨尔），在天山以南的南昌设立了西州。天山南北的小国也纷纷摆脱西突厥的控制，与唐朝结好。唐西北边疆得到了稳定。唐控制西域，恢复了中西商路，密切了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唐在经营西域的同时，还与吐蕃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遣使来唐，唐太宗用隆重的仪式接待他们并与吐蕃结成了进攻吐谷浑的军事同盟。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与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成婚。从此以后，双方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吐蕃，唐西部边境日益巩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东北部少数民族奚和契丹归降，唐太宗于奚地置饶乐府，于契丹地置松漠府，受到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都督府的节制。在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努力下，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为中国历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贞观后期，唐太宗的纳谏与用人都较贞观前期逊色许多。兢兢业业的朝风也有所懈怠。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647年，648年），唐出兵东犯高丽，西打龟兹，扑灭薛延陀，又动用民力，营缮宫殿，赋税与徭役都有所增加。太宗晚年，雅州（今四川雅安一带）、邛州（今四川邛崃、大邑二县）、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县）等地相继发生了局部地区农民起义，表现了人民对增加剥削的不满。
科举制度的完备
唐代科举制在隋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制举主要是试策，由皇帝临时定下名目考选。制举的名目繁多，有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这是一种网罗非常人才的考试，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考中者，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未入仕的则由吏部授予官职。唐文宗以后，制举被停废。常举每年举行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唐太宗以后，士人趋向开始转向明经和进士二科，尤以进士科为最重。在贞观二十三年中，进士共205人，在高宗、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据不完全统计，进士有1000余人，平均每年录取的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玄宗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更加突出，官僚虽位极人臣，但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的，“终不为美”。
各科考试内容也不同。明经主要试贴经，即选择考生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一行，用纸帖遮盖部分字句，测试其背诵经书的能力。这种是考试比较容易的。进士科在隋代仅试策，唐太宗时曾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又加试诗赋杂文。天宝年间转为专试诗赋。考试成绩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中等为及第，下等即落第。每年应考者或八九百人或一二千人不等，能及第者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由于考生多而录取名额少，所以考中进士一定非常不易的。一旦及第便名闻士林，号称“登龙门”。明法科考试律令，明算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三种科目是为选择专门人才而设立的，考生被录取之后只能在和其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秀才科仅试策，取消了隋代加试杂文。由于录取标准异常严格，及第者屈指可数。此科渐渐成为一种虚悬的科目。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又创立武举科。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年被推举至兵部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考试通过的，兵部即除官给禄。唐代武举亦属常举，但不十分重要。
参加科考者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由学馆荐举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另一种是不在学馆，直接来自州县的，这种被称为乡贡。他们首先自己在州县报名，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经州县考试合格以后，再举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科考允许考生自由报考，这是唐代科举制较之隋代更加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
考官在不同时期也是有变化的。唐初由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科考，贞观以后，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认为员外郎位望较轻，遂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后成为定制。开元中，礼部考试通过后送中书、门下详覆。宰相如不同意的，可以改动。详覆之制屡兴屡废。礼部考试主要是取得出身资格的考试，考中的，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资格，尚不能正式做官，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的主要标准是身、言、书、判。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辨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
唐穆宗、敬宗都曾下令科考及第的免除徭役，唐武宗明确规定进士科出身的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特权。
礼部考试一般是正月时，二月发榜。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时及第者称“同年”。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唐初，由此二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得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吏才占了多数。科举制成为向地主政权输送官吏的主要渠道。这就是选官制度的一个进步，在削弱门阀士族等级特权、扩大唐政权的社会基础，好提高官吏文化水平等诸方面，科举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以后，历经宋元至明清，虽考试内容、方法有所改变，但科举制度本身一直相沿不替。
科举制在实行中也存在着某些弊端，曾出现冒名顶替、漏泄考题等舞弊现象。尤为严重的是座主、门生、同年结为朋党，相互援引，宦风由此败坏。牛李竞争中，牛党领袖李宗闵和牛僧孺就是同年进士，牛党骨干令孤楚、萧俛与皇甫镈亦有同年之谊。他们主张选用官吏以词彩居先，其党人经常“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他们通过进士科举结成势力雄厚的私党，往往一门父子兄弟都从进士起家，住居显要，成为新兴的进士贵族。由此可见，科举制也为中小地主广开仕途的作用也大大降低。这些弊端到宋代因糊名、誊录的新规定的实施而得到克服。
均田制与租调制
唐初，在多年战乱之后，社会经济破坏十分严重，人民流离失所，政府财政困难。整顿田制和赋税制度，成为安辑流亡，恢复经济、保证财政收入，巩固政权的当务之急。
唐高祖在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下令实行给内外官职分田的制度：京官一品12顷，二品10顷，三品9顷，四品7顷，六品4顷，七品3顷50亩，八品2顷50亩，九品2顷；雍州牧及外州官二品20顷，三品10顷，四品8顷，五品5顷，七品4顷，八品3顷，九品2顷50亩。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十四日，高祖下令开始征收租税：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
武德七年（624年），三月二十九日，唐政府首次颁行均田及赋税的制度，其内容是：“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40亩，寡妻妾30亩（若为户者20亩）。”老男亦给田40亩。所授的田以20亩为永业田，其余为口分田。受田的人亡故，他名下的永业田则转授给他的承户人，而口分田则由官府收回另行授给他人。这就是均田之制。赋税制度是：“每丁岁八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不过50日。若夷獠之户皆从半税。凡水旱虫伤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武德田令和赋役令基本上继承了隋大业时的制度，并明确了不把一般妇女和奴婢、耕牛作为授田及课役的对象。武德田令中根本没有一般妇女受田的内容，这在现存可见的均田制资料中是最早的。
武德七年（624年）田令还包括给官永业田和给道士田的内容。受官永业田的限额主要是：亲王百顷，职事官一品60亩，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50顷，国公及职事官正二品40亩，郡公及职事官从二品35顷，县公及职事官正三品25顷，职事官从三品20顷，侯及职事官正四品12顷，伯及职事官从四品10顷，子及职事官正五品8顷，男及积事官从五品5顷，职事官六品七品2顷50亩，八品九品2顷；勋官上柱国30顷，柱国25顷，上护军20顷，护军15顷，上轻骑都尉10顷，轻骑都尉7顷，上骑都尉6顷，骑都尉4顷，骁骑尉飞骑尉80亩，云骑尉武骑尉60亩；散官五品以上受田限额与职事官相同。五品以上各类官须在宽乡受官永业田，六品以下的则在本乡受之。道士给田30亩，女官、僧尼可能与之相同。
武德田令把本地耕地可以满足给田定额的地方作为宽乡，反之则为狭乡。在宽乡可以按照全额受田，在狭乡要减半。同时，对于耕种一年休耕一年的瘠薄耕地要加倍给授，对于宽乡的耕种一年休耕二年的耕地则要再加一倍给授。
均田制是唐朝前期的基本土地制度，而与之伴行的是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该期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的目的则是要向得受田者收取赋税劳役。从武德时起的百余年中，唐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是来自租庸调制的。
唐政府曾在永徽二年（651年）、太级元年（712年）、开元七年（719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多次修令，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变动。而职分田和官永业田则有过多次变更。
唐初，大量的土地荒芜，封建国家有大批土地可以用于给授各类的应受田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编户的增加，均田制的实施主要体现在永业田的继承、口分田的退还与给授上，而不是按限额给授，即所谓“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唐代欠田簿、退田簿、给田簿，以及敦煌文书中的唐代户籍簿等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料记载了封建国家依均田制的规定及进行耕地使用权管理的情况，这些都充分地证明了均田制在唐玄宗朝及以前的唐代前、中期确实是实施了的。封建国家尽量收回老、死、逃、绝户的口分田、永业田，将其重新分配给具备受田条件的人使用，以便把更多的小自耕农束缚在土地上，使自己有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和力役、兵役来源。但是，封建国家更要维护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上层的特权，其中包括占有大量土地的特权。在唐代均田制之下，官吏占有大额的官永业田、职田，皇帝还不时地把巨额田产赏赐给勋戚大臣。地主阶级用种种手段侵吞兼并田产，逾限占田，政府却很少去认真追究。这样，土地逐渐向地主集中，政府能用于给授的耕地也越来越少，根本不可能按额授田。受田定额只能是占田的最高限额，已受田数量与应受田额度之间却无必然联系，均陆田农民自己买的田地也被纳入其已受田数额之中，成为唐代均田制实施中的显著特点。
尽管如此，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适应唐前期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等状况的，因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直到均田制末期的天宝年间（八世纪中期），租庸调的收入仍然占唐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对巩固中央集权国家的作用巨大。
随着地主经济的逐渐成熟和唐朝统治集团的不断腐败，土地兼并也日益加剧了。到了开元初年（8世纪20年代），土地兼并使大量的均田农民破产逃亡，唐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实行括户以防止租庸调收入过快地下滑，另一方面则反复强调官僚贵族的占田限额以减缓土地兼并的速度。但这些都不是治本之计。从高宗朝起，政府就日益重视户税和地税，使之由补充租庸调发展到与之并行。天宝年间，均田制迅速弛坏，租庸调制也随之下落。安史之乱及随后的河北藩镇割据终于使实行了三百多年的均田制、租调制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给租佃制和以户税地税为先导的、按财产田亩计征的两税法。
唐玄宗与杨贵妃
唐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杨汪四代孙。她家移居蒲州（今陕西蒲城），于是成为永乐人。她年幼时父母去世，在叔父家长大。起初当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去世，后宫中找不到皇帝中意的人。有人说杨妃的容貌禀性天生出众，应该充任妃嫔，于是玄宗就把她召入宫中，见过面后，玄宗认为杨妃不同寻常，就让她当自己的妃嫔。而杨氏见不合自己的心意，便请求担任宫中女官，并为她取号太真，另替寿王娶韦昭训的女儿为妻。太真入宫后就得到天子的宠幸。她能歌善舞，深通音律，而且智能超群，揣摩他人心意总能猜中。皇帝非常高兴，于是单只让她一人待寝侍宴，宫中称她为娘子，待她的礼仪规格和皇后一样。
天宝初年，玄宗册封太真为贵妃。追赠她的父亲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提拔她的叔父杨玄珪任光禄卿，族兄杨铦任鸿胪卿，杨锜任侍御史，还让杨锜娶太华公主为妻。太华公主是武惠妃生的，最受玄宗宠爱优待。而杨钊的地位也逐渐显赫起来。杨钊就是杨国忠。贵妃的三个姊姊都长得漂亮，玄宗喊她们姨，封她们为韩国、虢国、秦国夫人，她们出入宫廷，蒙受恩宠，声威气焰震动天下。每次宫外有封号的妇女入宫晋见，按规定的位次排列，玄宗的妹妹持盈公主等都谦让杨氏诸姨，不敢就位。中央官署和州县的官吏接受杨家人的私下嘱托，立即奔走办理自定期限，比办玄宗下令要办的事还卖力。四方都有人送礼物与他们结交，杨家的门庭若市。玄宗的女儿建平、信成二公主因与贵妃家人不和，玄宗甚至把宫中分赐给她们的东西追回，信成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独孤明还因此而丢官。
有一天，贵妃因受到玄宗的责备被送回杨锜家中，等到过了中午，玄宗还不进食，抽打在身边侍候的人，对他们大发脾气。高力士想试探一下玄宗的心意，于是报告玄宗，请求把宫中张设的帷帐、司农寺供给的酒和食品等一百多车东西送到杨宅，玄宗不但同意，还当即把自己的御膳分赐给贵妃。力士明白玄宗的旨意，这一天晚上，就请求把贵妃召回宫中，于是打开安兴坊坊门，贵妃的车马经那里驰入皇宫。贵妃见到玄宗，伏地谢罪，玄宗非常高兴，很好地抚慰了她一番。第二天，杨家诸姨往宫里进献美食，宴会的音乐一演奏起来，玄宗就猛给他身边的人赏赐东西，其数量多得无法计算。从此贵妃更加受到玄宗的宠爱。玄宗赐给杨家诸姨每人每年钱一百万，作为她们的脂粉费。杨铦以正二品勋官上柱国的身份，立戟于住宅门前，同杨锜、杨国忠、杨家诸姨等五家宅第相连，都仿效皇宫的建筑，大概建一个厅堂要费钱一千万。杨家人见别人的宅第有胜过自己的，就拆掉重盖，务以宅第的瑰伟奢丽相夸耀，大兴土木，没有停止的时候。玄宗得到的奇珍异物及四方贡品都分赐给他们，宫中派出的送物使者接连不断，赐给五家的礼物都要一样。
贵妃常跟随玄宗出外游乐，贵妃骑马，高力士就亲自给她递缰绳、马鞭。总计宫中在负责织锦刺绣以及负责铸造、雕刻金玉器物的部门工作的工匠，大致有1000人，他们接受贵妃的索取，各种稀奇的服饰、珍玩都能制作，变化如神。四方争相制作奇珍异物进献给贵妃，东西的奇特精巧，每每骇人耳目。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由于进献的东西没人能比得上，天子晋升张九章为从三品散官银青光禄大夫，提拔王翼为户部侍郎，天下人于是无不追随这股风。贵妃嗜食荔枝，一定要得到新鲜的，于是特设驿骑传送，跑数千里地，荔枝的味道还没有变化已送到了京师。
天宝九载，贵妃又受到玄宗的责备，被送回宫外的住宅，杨国忠跑去找吉温商议，吉温于是晋见玄宗说：“妇女过分不顺从应当处死，但陛下为什么爱惜宫中可用来处斩的一张席子大的地方，却让她到外面去丢脸呢？”玄宗的感情被触动，停止进食，命令宦官张韬光把自己的食物赐给贵妃。贵妃依靠张韬光传话，与玄宗告别道：“妾有罪应当被处死一万次，但除身体头发外，妾的所有东西都是皇上所赐，现在妾将死去，没有可用来报答皇上的东西。”随即拿刀割下一束头发进献给玄宗，说道：“留下这东西与陛下诀别。”玄宗见到她的头发后，既吃惊又叹惜，急忙召她入宫，还像从前那样对她以礼相待。接着天子又亲临秦国夫人和杨国忠的府第，赐给这两家无数财物。
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以后，每年十月，玄宗到华清官，杨氏五家的人马都随从，每家单独排成一队，每队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一会儿五家的队伍合在一起，灿烂犹如万花竞放，川谷化为锦绣，杨国忠还用剑南节度使的旌旗作为队伍的前导。队伍所经之地，遗落的首饰，扔下的鞋子，还有琴瑟、珠串，乱七八糟地在路上扔着，香气传到数十里外。天宝十载正月十五晚上，贵妃家人与玄宗的女儿广宁公主的随从争过市门，杨氏家奴挥鞭打人，双方喧闹争吵，公主跌下马来，只得躲开。公主找玄宗哭诉，于是玄宗下令杀掉杨氏家奴，但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程昌裔也被贬官。国忠当宰相，他的儿子杨昢娶玄宗的女儿万春公主为妻，杨昢娶延和郡主为妻；他的弟弟杨鉴娶承荣郡主为妻。玄宗又下令为贵妃的父亲杨玄琰立家庙，玄宗亲自书写家庙的碑文。杨铦、秦国夫人早死，所以韩国、虢国夫人和杨国忠显达的时间最长。虢国夫人向来和杨国忠淫乱，颇为外人所知，而不以为耻。每次入宫谒见天子，两人在道上并驾齐驱，随从的宦官、侍婢有一百多，都骑在马上，蜡烛照耀得如同白昼，妆饰艳丽的妇女充满街巷，虢国夫人连障帘都不用，当时人说这是齐襄公的淫妹行径。诸王的子孙凡有婚嫁之事，一定要先通过韩国、虢国夫人，然后向天子报告，这样做便都能如愿，诸王至于用数百金或上千金来感谢她们。
起初，安禄山有边功，玄宗宠信他，命他与杨家诸姨结为兄弟，而禄山则拜贵妃为母，禄山每次来京朝见天子，杨家人必定设宴招待，同他建立友好关系。后来安禄山造反，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而且公开指出贵妃及杨家诸姨的罪恶。玄宗想让皇太子统率军队，并把帝位禅让给他，杨家诸人极为恐惧，聚在庭院里痛哭。杨国忠入宫禀告贵妃，贵妃口衔土块请求天子将自己处死，玄宗心情沮丧，于是便没有那样做。等到潼关失守，玄宗西行到了马嵬驿，陈玄礼等就为天下人考虑而杀掉杨国忠，但杨国忠已死，军队将士仍不散去。玄宗派高力士询问原因，将士们说：“祸乱的根子还在！”玄宗不得已，与贵妃诀别，让人把她带走，勒死在路旁的祠庙里，用紫色褥子裹尸，埋在大路边，这时贵妃38岁。
后来玄宗自蜀郡回长安，路经马嵬驿，派人祭奠贵妃，且下令改葬。礼部侍郎李揆说：“龙武军将士因为杨国忠有负于皇上，招致祸乱，替天下人杀掉杨国忠。现在改葬贵妃，恐怕将士们会疑虑不安。”玄宗于是没有正式改葬贵妃。他秘密派遣宦官备好棺椁把贵妃的遗体迁移到别的地方安葬。挖开埋贵妃的地方，贵妃原先佩带的香囊还在，宦官把它献给玄宗，玄宗看到香囊后，伤感落泪，于是就命画工在偏殿里画贵妃的像，早晚前去看望，一定要哽咽抽泣。
马嵬驿事变发生的时候，虢国夫人和杨国忠的妻子裴柔等逃往陈仓，她们猜想是逆贼作乱，便扔下马跑进树林里。虢国夫人先杀掉她的两个孩子，裴柔说：“请让我死！”虢国夫人马上把她和她的女儿一起刺死，然后自己抹脖子，但还没有断气，官吏就把她驮在马上送进监狱，虢国夫人问道：“是国家要杀我们？还是逆贼作乱？”县吏回答说：“都是。”于是死去，被埋在陈仓东城外。
酷吏索元礼
索元礼，胡族人。武则天光宅初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以恢复唐朝为号召，武则天大怒，又怕人心动摇，想用威势来控制天下。索元礼猜测到武则天的心思就去告发别人，武则天召见他，升任他为游击将军，命令他在洛州牧官署审讯案犯。索元礼性情残忍，审问一人，就叫犯人牵引几十几百人，士大夫们十分害怕他，比虎狼还利害。武则天多次召见并赏赐索元礼，扩大他的权势，他一共杀了几千人。于是周兴、来俊臣之辈，纷纷起而效法他。当时各州告密的人，都坐公家车辆，由州县护送到朝廷，在宾馆中供养他们，他们告密的话稍稍符合武则天的意见，一定用官爵赏赐来诱导，使他们高贵以取威于远近地方。索元礼不久因为残酷毒害更厉害，武则天因为要笼络人心而杀了他。天下的人称之为“来、索”，说他们残酷毒虐，又首先去审问诏书决定的狱案之故。
武后载初元年十月，左台御史周矩上疏谏武则天说：“近来小人告发别人，习以为常，内外各官吏，人人都想幸免，因此姑息属吏，接待强横的人，这不是他们本想如此，只是想避免被诬构罪名。又讯案的官吏，都以深追刻削为能事，想尽办法逞能，以残虐相夸耀。他们用铁笼紧束着囚犯的头，在铁笼中又打入楔子，打断犯人的肋部，用签扎进指甲，把头发吊在梁上，用火炙烤耳朵，让犯人睡在污秽之地旁边，使他们活不下去，称作‘狱持’。有的几天减少犯人的食物，连着逼问犯人，白天黑夜摇撼犯人的身体，使他们不得睡眠，称作‘宿囚’。这些犯人既非木石，只图救目前的灾难，苟求不要马上处死。臣下听到舆论，都说如今天下太平，何苦要造反。难道被告发的人都是英雄，想当帝王吗？人是受不了杖打之苦自诬招供而已。怎样来复核呢？陛下试着所告的状子斟酌其真假，交给审讯者审问，稍加讯问他们的用意，他们一下使用种种手段作假，以此来趋附皇上的意愿。愿陛下明察。现在满朝官员都侧目屏息心中不安，都认为陛下早上对他亲密，晚上就和他成为仇敌，不可长保安宁。他们听到有追究之事，就和老婆孩子作临死的决别。所以治国的人要以仁爱为本，以刑罚为辅助，周朝实行仁道而兴盛，秦朝倚仗刑法而灭亡，就是这道理。愿陛下宽和刑罚使用仁道，天下百姓就幸运了。”武则天听了他的意见，以此下制书审办的案件稍稍减少。
唐代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从中国西北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古代陆路交通线，由于中国古代以丝和丝织品为主要商品，因此这条贸易通道被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由于张骞的“凿空”之功，丝绸之路从此更为畅通，东西文化的交流不断加强，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就有三条道路，据《隋书·裴矩传》记载，这三条路为：一、北道，从今哈密穿越天山北达巴里坤，然后由此向西经吉木萨尔、乌鲁木齐、通过伊犁盆地，从锡尔河附近前往东罗马帝国。二、中道：沿天山南侧经哈密、吐鲁番盆地、焉耆、库车、喀什，然后越过帕米尔经贯尔干纳、索格底亚那（即撒马尔罕、布哈拉等）进入伊朗的波斯帝国。三、南道：沿罗布泊沙漠南边西行到达于阗，然后从哈尔喝里克、塔什库尔干，翻越帕米尔，通达瓦罕溪谷到达阿姆河河畔，再由此通往印度北部。
唐代的丝绸之路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唐政府一直致力于西北地区的开发。唐朝初期，西域虽大都在西突厥控制之下，但西域各国国王都曾派人或亲自到长安，表示归附，因此唐初很快恢复了丝路交通。武德年间，高昌国进献的“拂菻狗”，引起了唐朝对拂菻的兴趣。贞观四年（630年），伊吉城主归附于唐，唐在这里设置伊州，控制了西域北道。这时，在西域地区拥有较强政权的高昌为了垄断丝绸贸易，高昌曲文泰封闭了西域南部进入中原的道路，商贾都要经过高昌，并需交纳商税，贞观六年（632年）大碛路恢复开通后，高昌王与西突厥联合，阻拦、抢掠西域其他地区商贾使者，阻止他们进入中原，同时还发兵攻打伊吾、焉耆，掠夺其他域镇。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政府派侯君集带兵平定了高昌，在高昌设西州，置西州刺史，西州的户口计帐等申报，完全和中原地区相同。不久，又在这里设安西都护府，屯驻军队，镇守整个西域地区。在平定高昌的同一年，驻守于可汗浮图域（今吉木萨尔以北）的西突厥叶护归唐，唐政府在这里设庭州，置庭州刺史，唐又将伊州、西州、庭州划入陇右道，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
随着唐政府对丝路的开发，唐与中亚诸国的联系不断增强。贞观十四年（640年）粟特人将制造葡萄酒的技术传入中国，大批犹太商人涌入中国，丝路上的通使及商业往来活跃起来。贞观十五年（641年），摩伽陀国（即摩揭陀国，俭于印度恒河以南的一个大国）的使者，商人来到长安。在他们返回时，唐太宗派云骑尉梁怀璥随同前往，受到摩揭陀国的热烈欢迎。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叙利亚或拜占庭）王波多力派遣使节进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赐了大量的绫绮等丝织品。至于其它国家的商人往来，更是数不胜数。
贞观十九年（645年），44岁的玄奘结束了他的春秋寒暑十七年、历经艰难曲折的数万里跋涉，将西行所得经像送入长安弘福寺。玄奘沿途经历了130多个城邦，由玄奘口述，门徒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翔实地记载了玄奘西行的经历、见闻，成为一部闻名世界的历史地理名著，也成为一部丝绸之路上中西交流的历史见证。玄奘珲将印度的因明学传入中国，推动了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并启迪了日本法相宗的传承。继玄奘之后，咸亨四年（673年）义净又赴印度求法取经。玄奘、义净的不懈努力，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兴盛。
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同时，中亚僧人也不断前往中国，将本国的宗教在中国弘扬。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延（古波斯语“知教义者”）持《二宗经》来到中国，摩尼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天宝三年（744年），大秦国僧佶和不远万里，东来中土，促进了已在中土流传的景教向最盛时期的发展。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的传播，正是依赖了丝绸之路，这些宗教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丝绸之路，成为联系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
天宝十年（751年），中国与阿拉伯发生了怛罗斯之战，阿拉伯抓获一些中国的造纸和丝绸工人，中国的造纸术开始传至西方，同时，中国的植物品种、漆器、冶铁、水利灌溉技术、火药等也随着传入西方，再加上商人的频繁往来，丝路上的商品交流非常活跃，丝绸之路成为举世闻名的商路。
独树一帜唐三彩
唐三彩陶器是唐代陶瓷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以丰富多彩的釉色和美妙高超的造型驰名于世。唐代陶瓷艺人对多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有了进一步认识，在原有的铅釉陶中加入铁、铜、钴、锰等不同金属氧化物，烧制出集黄、赭、绿、白、蓝等色中的一色或诸色于一器的彩陶，这就是唐三彩。由于铅釉极易流动，烧制时施釉用量不同，一种色釉也能产生出浓淡、长短自然变化的奇妙效果，用多种色釉互相浸润，更是参差变幻，斑驳离奇。唐三彩正是利用釉色的特点，在交相辉映中显示出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
唐三彩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主要用于生活用具，包括瓶、罐、钵、盘、碗、杯、砚、炉、枕等。俑主要用作装饰，有贵妇、侍俑、文官、武士、乐人等人物形象，也有马、骆驼、驴、牛、狮、虎、鸡、鸭、鸳鸯等飞禽走兽。唐代出土的三彩容器，器形饱满浑厚，线条圆润，器身外部色彩斑驳灿烂。唐三彩中最有吸引力的当属骆驼和马。三彩马体态健美、强壮有力，或站或奔，姿态无不惟妙惟肖，西安唐墓出土的两种骆驼载乐俑，则是三彩骆驼中的代表作，其中一件驼背驮平台，载有六个手持乐器盘腿而坐的乐俑，一女俑立于中央翩翩起舞，七乐俑都着汉服。唐三彩的烧制始于初唐，盛唐时达到顶峰，安史之乱后，随着国力的衰退逐渐式微。从出土情况来看，目前出土多集中于唐代两都西安和洛阳，扬州也有少量出土，但唐三彩窑址只有河南巩县窑一处。唐三彩对中国乃至东方的陶瓷发展影响很大，中国的辽三彩、宋三彩、明三彩、清三彩以及外国的波斯三彩、伊斯兰三彩、新罗三彩、奈良三彩等，都深受其风格影响。
唐诗的鼎盛
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登基时，唐朝的经济、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突出表现在户口增加、物价降低和商业发达。唐太宗贞观初年全国户口不满300万，到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据户部奏，有76009565户，一百年间增加一倍还多。粮食便宜到“东都洛阳斗米十五钱”，青、齐等州郡才三钱，一匹绢200钱。此时海内富足，“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杜甫《忆昔》其二，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唐代的商业经济也相当活跃，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益州、敦煌等都是国内外著名的贸易都市。长安的王元宝、郭万金、杨崇义是当时的商业巨子，他们以财富为基础，企图参予政权，“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期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使皇帝不得不下诏禁止官吏与商人来往。加上唐高祖、太宗以至武则天的开边活动，到开元时代，唐朝疆域十分广大，东、南到海，西到咸海，北到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东北到外兴安岭以北和鄂霍茨克海，西南到云南、广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最先进的国家是亚洲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中心。南有波斯、大食、天竺开来的商船，东有日本派遣的僧俗使节和留学生，中亚细亚的乐工、艺人也从丝绸之路涌向中国。处于这种环境，仕宦人家和普通平民接受新事物比过去丰富，眼光和胸襟更为扩大，他们不满于既成的现实而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追求新事物，渴望干更大的事业。一般人家从很小就培养子弟，让他们积累知识以求上进。王维9岁就会写文章，15岁就留下《题友人云母障子》和《过秦皇墓》。李白5岁通六甲，10岁观百家，15岁学剑，19岁就带着作品在半路上拜谒益州大都督府史苏颋。苏颋是当时散文名家，他见了李白诗文，大加赞赏，对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要与相如比肩也。”杜甫7岁开始作诗，9岁已写满一大口袋书法大字。而且他们的作品也已超出了初唐“四杰”的清新，情感跃跃欲试的境界，呈示出盛唐独有的庞大气象，如王维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以及杜甫的《雕赋》、《天狗赋》等作品都有一种恢宏浩壮的气魄。
唐中叶时道教和佛教兴盛，庄园制进一步发展，为游侠、游仙、隐逸和山水田园诗提供了条件。唐朝皇帝认定老子是始祖，提倡道教。高宗时就追尊他为玄元皇帝。玄宗更好道教，登基不久就下诏让东、西二京及各州必置玄元皇帝庙，把《道德经》和《庄子》同儒家经典一起列为士子必读之书。天宝三年（744）又将天下林立的玄元庙改为紫极宫。他的两个妹妹（西宁和玉真公主）和宰相李林甫的女儿，都以贵族身份出家当道士。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高如贵等著名道士都受到皇帝的优待。这样，不仅使许多官僚士大夫崇道并与教徒关系密切，而且许多人干脆出家修道。佛教到唐朝也深入士庶人家。唐中宗曾“令普寂（大照禅师）代神秀（禅宗北宗首领）统其法众”。王维的家庭佛教气氛非常浓厚。他母亲是普寂的弟子，“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三十余年不懈怠。王维自幼受佛教思想熏陶。他名维，字摩诘，合起来就是佛经中一位有名居士的名字。随着唐朝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土地兼并慢慢发展，逐渐促成庄园制盛行。唐代庄园有官庄、皇庄、官僚、地主庄园和道观、佛寺庄园。庄园除庄宅及田地以外，还有果园、菜园、碾硙、车坊等，另有佃客和手工业者为庄园主生产生活必需品，一个庄园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庄园制的发展，使政治上没有找到出路，或厌倦于官场的知识分子过隐居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他们住在庄园里待价而沽，政治行情看好就出仕，否则就高卧，以创造更大的名声。一次，司马承祯被召至皇宫，返回山寺时，卢藏用手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祯不紧不慢地说：“以我之见，仕宦之捷径耳。”点破了许多文人隐居的真实意图。卢藏用召拜左拾遗，郑普思征为秘书监，叶静能成为国子祭酒，都是以隐居取得的。精神上的好道好佛以及庄园制的物质保障，使盛唐时代的山水田园诗极为繁胜。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崛起并形成繁荣局面，成为唐诗鼎盛的一个方面。李白的许多游仙诗、游侠诗，也是这样产生的。好道、好佛不仅使人向往山水、田园，而且还可以使他们暂时解下人格面具，放浪形骸，抚慰官场失意所带来的痛苦。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被称为“饮中八仙”，都是在这种风气下大胆地以酒浇愁，并写下作品的，甚至连杜甫这样每饭不忘君的人，也敢于吟出“儒冠多误身”的诗句。
开边政策与国内战争，激发了文人名士的报国热情，也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内蕴，雄豪阔大的边塞诗和触目惊心的战争诗，成为盛唐诗歌中另一股滚滚洪涛。唐玄宗利用多年积赞下的财富“大攘四夷”，战争烽火随时高举。文人名士有的投入疆场效力，有的对战争大加评论，使边塞诗和战争诗百花齐放。直接投入疆场效力的有岑参、高适等人。天宝八年（749年）岑参被高仙芝推荐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安西节度幕府掌书记。他从长安向西，过金城（半州）入河西走廊，越燕支山，经凉、甘、肃、瓜诸州，抵敦煌，再西出阳关，经罗布泊北行到达西州吐鲁番，又经过银山碛、铁门关、抵安西都护治所龟兹（库车）。他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丈夫三十不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军队中，他留下许多诗作。他的《白雪歌》、《走马川行》、《轮台歌》成为盛唐边塞诗的绝唱。高适则随哥舒翰在陇右节度使府服务，又随其收复黄河九曲地区。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他还协同哥舒翰守卫过潼关。高适也有许多慷慨激昂的边塞诗。虽然没有打过仗但对战争横加评论的有李白、王维、杜甫等人。仅以天宝年间为叙述：天宝六年（747年）玄宗命高仙芝率万人越葱岭至特勒满川击吐蕃，命王忠嗣以数万人强攻石堡城。李白写下《战城南》，痛斥朝廷穷兵黩武，把士卒当蝼蚁的行为。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以63000人死亡的代价，攻下仅有数百人守卫的石堡城，被封为御史大夫，李白又愤恨地谴责他“西屠古堡取紫袍”。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南诏，大败，死六万人；高仙芝征大食，大败，三万人全部死亡；安禄山征契丹，大败，六万人全军覆没。天宝十一年（752）朝廷又征大兵北击契丹、南攻南诏，但“人闻云南多瘴，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便派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子。对此，李白写下《古风》之三十四，杜甫写下《兵车行》以谴责，高适却以《李云南征蛮诗》对这场战争大加赞美，歌颂备至。天宝十二年（753年）五月，哥舒翰大败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是时中国强励，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垒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被李白批评过的哥舒翰在这又受到高适和王维的表扬。高适写下《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王维写下《送高判官赴河西序》，把哥舒翰描写得雄姿武威，独步当时。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叛军半年内就攻进首都长安，玄宗连给百官的招呼都来不及打，就匆匆逃到四川。在此次战乱中，杜甫又完成了《悲青坂》、《悲陈陶》、《三吏》、《三别》等一系列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上述边塞诗和战争评论诗，有的苍凉悲壮，有的雄豪奔放，有的满含怨气，有的暗隐心事，它们组成威武的军事进行曲，给鼎盛的唐诗注入强烈的阳刚之气，使盛唐诗坛呈现为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
“诗仙”李白
李白，字太白。他的祖先于隋朝末年因罪被流放到西域。神龙（705—707）初年，他的父亲从西域逃回来，客居于巴西（在今四川江油）。
相传李白诞生的时候，他母亲梦见太白星，因而取其字为太白。10岁时就通读诗书，及至长大成人，隐居于岷山。当时所在州郡以有道科举荐他，他没有应举。苏颋为益州（治今四川成都）长史时，见到李白，感到惊异，说：“这个青年天才英特，如果再少加努力，增加点学问，便可以同汉代的司马相如相比。”然而李白喜欢纵横家的那一套术数，学击剑，想当个游侠之士，轻财好施。
后来，李白又客居任城（今山东济宁），和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于徂来山，成日酣饮沉醉，当时号称“竹溪六逸”。
玄宗天宝初年，李白南游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和吴筠友善。吴筠被召入京，所以李白也到了长安。
李白在长安，去拜见贺知章；贺知章见到他的诗文，感叹地说：“您是个天上贬下人间的仙人啊。”并在玄宗面前说起，玄宗于是在金銮殿召见李白，论当代的大事，献上一篇赋颂。玄宗皇帝赐李白吃的东西，并亲自为他调羹，下诏命他为翰林供奉。李白和酒徒还在街市中醉酒，玄宗皇帝坐在沉香子亭，忽然意有所感，想要听演奏歌唱李白的歌词，于是召李白入宫，而李白已经醉倒，左右侍从用水洗他的面，酒醉稍醒，拿笔给他，他提起笔一挥而就，下笔成文，词章婉转华丽，意精旨切，一气呵成，不留余思。玄宗皇帝爱他的才华，几次召见宴请。李白曾经陪玄宗皇帝饮酒，醉了，让高力士为他脱鞋。高力士平素为朝中显贵，当替李白脱鞋，深以为耻，于是挑剔他诗中的毛病，并加以附会，以激怒杨贵妃。玄宗皇帝想让李白当官，杨贵妃总是从中作梗加以阻止。
李白自己知道不被玄宗的亲近所容忍，愈加桀骜不群，放荡不羁，和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为“酒中八仙人”。李白恳求引退还山，玄宗皇帝也就赐给他金帛，让他回去。
李白浮游漂泊于四方，曾经于夜间借着月色，和崔宗之乘船从采石矶至金陵（今江苏南京），身上穿着皇帝所赐宫锦袍，坐在船中，旁若无人。
安禄山起兵造反，天下大乱，李白辗转于宿松（今属安徽）和匡庐（今江西庐山）之间。永王李璘聘请他到幕下当僚佐，及至永王起兵，心怀不轨，他即逃回彭泽（今属江西）；永王失败了，李白论罪当斩。其初，李白游并州（今山西太原）曾见郭子仪，暗暗称奇。当时郭子仪曾犯法，应受处罚，李白救了他，他才免受处罚。及至李白论罪当诛的时候，郭子仪愿解除官职以赎李白之罪，于是他得免于一死，朝廷下诏，把他长期流放夜郎。正好碰上大赦，又回浔阳（今江西九江），因事获罪下狱。那时宋若思率领吴地之兵三千人将赴河南（今河南洛阳），道经浔阳，将李白释放了，并聘请他为行军参谋，没多久，又辞去参谋之职。李阳冰任当涂（令属安徽）县令，李白去投奔他。代宗即帝位后，召李白任左拾遗之职，而这时李白已经逝世了，终年60余岁。
李白晚年颇好黄老之学，经牛渚矶来到姑孰（今安徽当涂），喜欢谢脁终老的青山，他也想在此地终老。等他死了，先葬在龙山东麓。元和末年，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到姑孰祭奠他的墓，并下令禁止在李白坟墓周围采樵和放牧。范传正访问李白的后裔，只有嫁给平民为妻的两个孙女，行为举止仍然保持着斯文世家的风范。她们见了范传正，哭泣地说：“先祖志在青山，临时葬在龙山东麓，不是他的本意。”于是改葬于青山，并立了两通石碑。他还告诉李白的两位孙女，要将她们改嫁给士族为妻；两位孙女辞谢说孤独穷苦而失身于平民，是命该如此，不愿再嫁。范传正嘉奖感叹不已，免除其夫的徭役。
唐文宗时，下诏以李白的歌诗，斐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合称为“三绝”。
宦官高力士
高力士是冯盎的曾孙。圣历初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献上两个阉过的小孩，一名金刚，一名力士，由于他们非常颖悟，武后命令留在身边供职。力士因受到牵连，被赶出宫，宦官高延福收养为子，所以改姓高。高力士与武三思关系很好，一年多后，再次得以进入皇宫，由司宫台供给衣食。长大后，他身高六尺五寸，办事谨慎周密，善于传达诏令，当了宫闱丞。
玄宗在王府时，高力士一心依附。平定韦氏后，他陈请归属内坊，被提升为内给事。先天年间，由于诛灭萧至忠，岑羲等人的功劳，他担任右监门卫将军，主持内侍省事务。于是各地的奏疏请示先由他过目，然后才进献上去，小事就由他独自决定，即使沐浴，也从不出宫，每天就在殿内的帷帐里就寝歇息，侥幸求利之徒希望见他一面，就像去见天上之人。玄宗说：“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稳。”当此时，虽然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凭着才能和受宠才得到进用，但是都与高力士深深结纳，所以才能很快官至将相，其余承其风旨、顺从依附的人不可胜计，都达到了目的。宦官如黎敬仁、林昭隐、尹凤翔、韩庄、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朱光辉、郭全、边令诚等人，都在内廷供职，或者出任节度使的监军。修功德，购鸟兽，都要让这些人担任使者，使者回来后搜刮到的财物动不动就数以万计。京城的上等宅第、池塘园林、良田美产，被他们占了十分之六，受到的宠爱大致与高力士相等，但他们全靠高力士把握轻重，才能如此。肃宗在东宫时，把高力士当作老兄，其他诸王公主称他为高翁，皇戚各家尊称他为阿偺，玄宗有时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将军。
高力士幼年与母亲麦氏失散，后来岭南节度使在泷州找到她。迎接回来后，高力士记不住也认不出母亲。母亲说：“你胸上是不是有七个黑点？”高力士袒胸一看，一如所言。母亲拿出金环，说“这是我儿佩带的”，便相抱放声痛哭。玄宗封他母亲为越国夫人，追赠他父亲为广州大都督。高延福和妻子在高力士显贵时仍然活着，受到的奉养与麦氏相同。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与高力士结为兄弟，后来麦氏亡故，程伯献身穿孝服，接受吊唁。河间男子吕玄晤在京城担任吏职，儿女有国色，高力士娶了她，吕玄晤由刀笔吏被提升到少卿，子弟都官为王傅。程玄晤的妻子去世，朝廷内外赠送助丧的财物，为她送葬，从住处到墓地，车马人力前后相望，络绎不绝。
起初，李林甫、牛仙客知道玄宗怕因前往东都致使京城漕运供给不足，便采用征粮的办法佐助漕运。及至采用和籴法，几年后国家用度逐渐充实。玄宗在大同殿斋戒，高力士身边侍候。玄宗说：“我将近十年没离开长安，天下太平无事，朕准备吐纳导引，把天下事务交给李林甫，你看怎样？”高力士回答：“天子顺时而动，是古代的遗制。税收有常法，人民就不会诉说劳苦。现在征粮充实漕运，我担心会使国家连十天一月的积蓄都没有了。不停止和籴，私人的储存就会耗尽，追逐末业的人就会为数众多。而且天下大权不能交给别人，威势和权力把握好了，谁敢妄加评议！”玄宗不悦，高力士伏地叩头，说自己“精神失常，说的不对，该当死罪”。玄宗设宴相待，侍臣高呼万岁。从此，高力士回到内廷的住处，不再办事。高力士历经升迁，成了骠骑大将军，封为渤海郡公。他在来廷坊修建寺院，在兴宁坊设立道观，用珍宝装饰楼阁屋宇，连国家也拿不出这么多资财。钟铸成了，高力士宴请公卿，敲一下钟，要交十万贺礼钱。有些谄媚讨好的人敲钟多达20下，敲得少的，也不少于10下。他还在京城北面的沣水上筑堰，设下五盘水磨，每天的租价为粮食300斛。
有个叫袁思艺的，也深受玄宗的宠爱。然而，他非常傲慢，士大夫都怕他，疏远他。而高力士阴柔机巧，受人称誉。起初，玄宗设置内侍省监两员，职位三品，让高力士和袁思艺充任。玄宗逃往蜀地时，袁思艺向叛军称臣，而高力士跟随玄宗，进升为齐国公。玄宗得知肃宗即位，高兴地说：“我儿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改年号为至德，不忘孝顺，我还有什么可愁的！”高力士说：“东西两京失守，百姓流散逃亡，黄河以南、汉水以北地区成为战场，天下人为之痛心，陛下却认为无可忧虑，臣不敢苟同。”随太上皇返回京城后，进升为开府仪同三司，实封五百户。
太上皇搬到太极宫，才过了十天，受李辅国的诬陷，高力士被削除名籍，远远流放到巫州。高力士正在功臣阁下发疟疾，李辅国以诏书来召高力士，高力士快步来到阁外，李辅国打发内宫杂职人员把贬逐制书交给他，他便说：“我早该死了，只是天子可怜我到今天。希望见陛下一面，死不遗憾。”李辅国没有允许。
宝应元年，高力士遇赦回京，见到玄宗、肃宗的遣诏，面向北方，哭得吐了血。他说：“皇上去世，我不能摸一摸棺木，死有遗恨。”便痛哭而死，当时79岁。由于他护卫先帝的劳绩，代宗为他官复原位，追赠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起初，太子李瑛被废，武惠妃正受宠爱，李林甫等人都属意寿王，玄宗因肃宗年长，没拿定主意，平时意绪惆怅，不思进食。高力士说：“陛下不吃饭，是由于没有美食吗？”玄宗说：“你是我家的老人了，猜我为什么这样？”高力士说：“是嗣君没有决定吧，推举长子，立为嗣君，谁敢争议！”玄宗说：“你说得对。”于是决定了谁当太子。
天宝年间，边防将领争着立功，玄宗有一次说：“朕年纪大了，朝廷小事交给宰相去办，异邦外族不恭交给诸将去管，难道不清闲吗！”高力士回答：“我近来前往门，看见奏事人说云南屡次损兵折将，加之北方军队骠悍强盛，陛下拿什么去控制他们？我怕祸患酿成，难以制止。”他的意思大概说的是安禄山。玄宗说：“你别说了，朕将计议此事。”天宝十三载秋天，天降大雨，玄宗见身边没人，就说：“现在正在大雨成灾，你应该说说看法。”高力士说：“自从陛下把权力交给宰相后，法令不行，阴阳失调，天下的事情怎会重归安宁？我闭口不言，是时代的原因。”玄宗没有答话，第二年安禄山反叛。
高力士善于揣测时运，事奉权势，观察朝廷上下的态度。即使是自己亲昵的人，到他垮台时，也不肯出力搭救，所以一生没有明显的重大过失。议事者深惜宇文融以来权利倾轧，成为天下大祸的根由，而高力士虽有补益，却没有将他除去。
忠臣郭子仪
郭子仪，字子仪，华州郑（今陕西华县）人。身高七尺二寸。因武举优等补官左卫长史，不断加官升为单于副都护、振远军使。天宝八年，木剌山开始设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诏命他到该军任军使。不久苦于该地太偏而且土地不宜耕种，徙到永清筑城，称为天德军，又以天德军使兼任九原太守。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叛，朝廷下诏任郭子仪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又充任朔方节度使，率领本军向东讨伐安禄山。郭子仪收复静边军，斩贼将周万顷，在河曲出击高秀岩，打败了他，于是收复云中、马邑，开东陉关。加官御史大夫。贼军攻陷常山，河北地区的郡县都被贼军占领。刚好李光弼进攻常山，收复了它，郭子仪就带领军队出井陉，与李光弼军队会合，打败贼军史思明的部队数万人，收复藁城。向南进攻赵郡，活捉贼军四千人，都释放了，斩伪太守郭献璆，回到常山。史思明收散兵数万人跟在唐军之后，到了行唐，郭子仪选了五百骑兵向贼军挑战。三天后，贼军退去，郭子仪乘机进攻，又在沙河打败了他们，于是进到常阳据守。安禄山派出精兵来帮助史思明。郭子仪说：“他们倚仗增加兵力，必然轻视我们；轻视我们，战斗的决心就不大，战争必然能胜利。”在与贼军战斗中胜负未决，郭子仪处斩了一个步将，于是士兵们都拼死战斗，大败了敌军，斩首两千级，俘获五百人，俘获的马匹也是这个数目。接着白天在敌阵前摆开军队，作进攻的态势，夜晚就偷袭敌军的营垒，贼军昼夜不得休息，十分疲倦。郭子仪就与李光弼、仆固怀恩、浑释之、陈回光等在嘉山出击贼军，斩首四万级，俘获人口、马匹上万数。史思明逃奔到博陵。在河北的十余郡都杀贼军守将，迎接唐王朝的军队。正当要向北进攻范阳，碰到哥舒翰作战失败，唐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朝廷下诏班师。郭子仪就与李光弼率领五万余步兵和骑兵赶往灵武皇帝所在地。当时肃宗刚即位，朝廷许多事情刚刚草创，人也不多，军容不严整，郭李大部队来到后，国威大振。朝廷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总节度。肃宗检阅六军，鼓行向南，到了彭原。宰相房琯上疏请求自己率兵讨伐贼军，军队到了陈涛，与敌作战，失败，士兵死伤得差不多快完了，故而肃宗只能依靠朔方的军队作为基本力量。
贼将阿史那从礼用少数族同罗、仆骨的五千骑兵，又诱说河曲九府、六胡州各胡人部落数万人进迫皇帝所在地方。郭子仪用回纥首领葛逻支的军队攻击他们，俘虏数万人，牛羊多得无法计算，河曲平定了。
至德二年，在潼关进攻贼军崔乾祐，崔乾祐战败，退保蒲津。刚好永乐尉赵复、河东司户参军韩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锋在城中，他们作为内应，郭子仪攻蒲津，赵复等人斩杀城上的敌兵，打击所有城内的敌军。崔乾祐逃到安邑，安邑人假装投降接纳他，军队进入一半，县门的士兵出击了他们，崔乾祐发觉就脱身逃走。贼军安守忠率军筑营垒于永丰仓，郭子仪派儿子郭旰出击，杀敌多达万余人，但郭旰阵亡。郭子仪进攻和收复了永丰仓，于是潼关、陕郡道路开始畅通。朝廷下诏命郭子仪回凤翔，进位司空，充任关内、河东副元帅。率领军队进发到长安，停驻潏水上。贼安守忠等军队在清渠东边。双方发生大战，唐军失败，抛弃了武器等奔逃而回。郭子仪收集溃散的士兵退守武功，等待朝廷的处罚，但朝廷仍授他为尚书左仆射。不久随从元帅广平王李叔率领蕃、汉兵共十五万去收复长安。李嗣业为前军，元帅为中军，郭子仪为中军之副职，王思礼为后军，布阵于长安西香积寺的北面，在沣水东、面临沈水、交水等大河，连在一起。贼将李归仁率领强劲骑兵出来挑战，官军惊乱，李嗣业提着长刀冲出来，杀贼军数十骑兵，官军阵地才稍隐定。回纥用奇兵绕到贼军背后，与大军前后夹击，斩首六万级，活捉二万人，贼军统帅张通儒夜晚逃陕郡。第二天，官军进入长安，男女老少夹道欢呼，说：“想不到今天能再见到官军！”李叔命士兵休整三天，接着向东进军。
安庆绪听说官军来到，派严庄率全部军队共十万人屯驻陕郡，以协助张通儒，战旗和钲鼓的声音四周达百余里。官军到达新店，贼军已摆好阵势，派出轻装骑兵作战，郭子仪派两队士兵攻击他，后来他们又来，郭子仪派加倍的士兵去作战，但都不到贼军营垒就立即返回。最后，贼军用两百骑兵来突然袭击，没有战斗又回去了，郭子仪派全军追击，横穿过其营垒，贼军从两翼包抄攻击，官军退却。李嗣业率领回纥军从贼军背后出击，在黄土尘埃中发飞矢射击贼军，贼军惊呼说：“回纥到了。”于是大败，尸体布满了道路。严庄等向洛阳逃跑，又拥戴着安庆绪渡过黄河逃奔相州，官军收复了东都洛阳。接着河东、河西、河南的州县都平定了。郭子仪因功加官司徒，封代国公，食邑一千户。入朝进见，皇帝派遣仪仗队在灞上迎接，慰劳他说：“国家再生，是卿的功劳呀。”郭子仪叩头谢恩。诏书命郭子仪回到东都，再研究向北讨伐贼军事宜。
乾元元年，在黄河边击败贼军，俘获安守忠献给朝廷，于是郭子仪到京师入朝。朝廷下诏命百官在长乐驿迎接，皇帝到望春楼等待他。进位为中书令。皇帝当即下诏命令九个节度师大举讨伐安庆绪，因为郭子仪、李光弼都有头等功劳，难以相互统率，故不设置元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统驭诸将。
郭子仪的军队从杏园渡过清河，包围卫州。安庆绪把他的士兵分为三军。在即将开战前，郭子仪选了射箭好的3000士兵伏在垒垣之内，对他们下命令说：“等我退却，贼军必然追到我营垒前来，你们就登垒，大声喊杀和向他们射箭。”接着与安庆绪军作战，假装失败而退兵，贼军逼近营垒，伏兵万箭齐发，矢如雨下。贼军震惊害怕，官军士气更加高涨，大败贼军，斩首四万级，获得铠甲数十万套，活捉安庆和，收复了卫州。安庆绪逃向邺，郭子仪追到那里，在邺城西愁思冈又发生战斗，大败安庆绪。安庆绪入邺城固守，郭子仪与其他军队联营包围相州的邺城，用漳水灌城中，自冬到春，水弥漫了二季，没有破城。城中粮食吃完，出现人吃人。安庆绪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从魏州引兵来救，在邺城南，与李光弼、王恩礼、许叔冀、鲁炅的前军相遇而发生战斗，双方伤亡相当，鲁炅中了流箭。郭子仪在后督军，来不及布阵。碰到大风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人们近在咫尺也不能相辨认，于是官军溃败向南退却，贼军向北退却，军用物资和武器丢得满山遍野。各节度使引军退还。郭子仪以朔方兵保河阳，为此切断航桥。这次战争是因为官军人数虽多而无统一指挥，大家想保存实力互相观望，责任不明确，因此造成失败。诏书命郭子仪留守东都，不久改任东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
鱼朝恩素来妬忌郭子仪的功劳，因战争失败就嫁祸于他，在天子面前讲他的坏话，故而天子召郭子仪回来，重新任命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又任李光弼为副元帅，以取代郭子仪领朔方节度使的兵。郭子仪虽然失去军权，没有失望，仍然心向朝廷。史思明再次攻陷河南、洛阳，西戎等羌族逼近和扰乱长安三辅地区，天子顾不上用餐，就急忙授官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仍留在京师。有议论说郭子仪对国家有功劳，而贼寇道鼠两端，天下未平，把他放在闲散的地位，不太相宜。天子也有所觉悟。
上元年间初年，诏命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以管崇嗣为副职，率领英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镇兵，由邠宁、朔方、大同、横野军向范阳进发。诏书下达不几天，被鱼朝恩所阻挠，这件事没有实行。次年，李光弼军在邙山战败，失去河阳。再下一年，即宝应元年，河中乱，绛州兵杀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太原兵杀河东节度使邓景山。朝廷担心这两支军队与贼军相结合，而年轻的新将领因威望不够而不可用，于是又任命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进封为汾阳郡王，进驻绛州。当时肃宗已病危，群臣没有人能见到他，郭子仪请求说：“老臣受命，将要死于外地，不见陛下，我死不瞑目。”天子在卧室接见他，对他说：“河东的事完全委托你了。”郭子仪呜咽哭泣，流下了泪水。天子常赐给他御马、银器、杂色丝织品，另外赐绢四万匹、布五万端共为九万。郭子仪到军营，斩了杀李国贞的首恶王元振等数十人，太原的辛云京也惩治害邓景山的人，这样一来，其他诸镇都比较安定了。
代宗即位，程元振自以为对天子有功，忌讳宿将难以控制，就千方百计挑拨离间。因此罢去郭子仪副元帅，加封户七百户，任肃宗山陵使。郭子仪怕别人在天子面前的挑拨离间将会得逞，于是就聚集了代宗为广平王时所赐的往来手札千余篇送给天子，并自表忠心。天子下诏说：“朕德行不高，使大臣担忧，朕很惭愧，从今以后公不必有所怀疑。”早先，代宗与郭子仪一起收复两京，共同为天下的事担忧，到这时天子悔悟，对郭子仪更加礼敬和眷念。
当时史朝义还占领着洛阳，代宗想使郭子仪为雍王李适副职，率军队向东讨伐史朝义，结果被鱼朝恩、程元振交相诋毁，就没有任命。遇上梁崇义占据襄州反叛，仆固怀恩屯兵汾州，暗中召回纥、吐蕃进攻河西，残害泾州，侵犯奉天、武功，京师震动，天子立即下诏拜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敌人。起初，郭子仪从相州罢官回到京师，部队离散，到下达诏书时，部下只有数十骑兵，于是召募民马补充到行队中。到了咸阳，少数族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等军队已经渡过渭水，并沿南山向东，天子逃到陕州。郭子仪听说后，流下了眼泪，督部队从咸阳回到京师长安。遇上射生将王献忠带领用弓弩的骑兵反叛，并劫持诸王想西投吐蕃，郭子仪叱责他，用兵送诸王到天子所在处。接着率领骑士到南部商州收集逃散士兵，又得到武关防守士兵及逃亡士兵数千人，军势稍振。遇上六军将张知节在洛南迎接郭子仪，于是大规模检阅士兵，屯军在商州，威震关中。郭子仪派张知节率领乌崇福、羽林将长孙全绪为前锋，到韩公堆筑营垒，白天击鼓声震山谷，多树旗帜，夜晚则到处点燃火炬，用来疑惑吐蕃。先前，光禄卿殷仲卿在蓝田召募一些士兵，这时他率领强劲的骑兵在官军之前作为游军渡过了滻河，老百姓又欺骗贼军说：“郭令公要率大军来了。”吐蕃十分害怕。刚好射生将王甫到长安城中暗中聚集勇敢少年，晚上在朱雀街上一边击鼓一边大呼“王师来了！”吐蕃更加恐惧，全部逃离而去了。于是派大将李忠义驻屯在禁苑中，渭北节度使王仲升守卫朝堂，郭子仪的中军在后进入长安。射生将王抚自命为京兆尹，在京城作乱，郭子仪把他处斩。天子见到了破贼的文书，任命郭子仪为京城留守。
自从在仓卒之中发生事变，依赖郭子仪才得重新安定，所以天下人都归咎于程元振，群臣多次上奏论说。程元振惧怕，劝天子把都城迁到洛阳，天子同意他的意见。郭子仪上奏说：
雍州古代称天府，西面是陇、蜀，东面是崤关、函谷关，前面凭借终南山、华山的险要地形，背部有清的渭水和浊的黄河可作阻挡，地万数千里，披甲的士卒十余万，兵强而勇，真是用武的地区，这是秦、汉所以能够建国和成就帝王事业的原因。后来或者处于这地区而兴盛、离开这地区而亡国的不止一姓，所以唐高祖先入关中而定天下，太宗以来居于洛阳的也很少。先帝兴朔方兵，诛杀安庆绪，陛下席卷西土，杀戮史朝义，虽然这是上天帮助正义的一方，也是由于地势有利起了作用。这是近来吐蕃有依恃而侵犯，我们不能抗击的原因，臣能讲述它的大概。首先是六军都是市井无赖，为的是捞一个虚名，逃避实在的赋税，一旦要他们作战，有一百人会逃去而没有一个人向前；其次宦官掌权，政治昏暗，于是使陛下彷徨犹豫，最后到了陕州。这实在是用人的过失，哪里是秦的地势不优越！现在道路上的人都在流传，不知是否可信，都说将要迁都洛阳。洛阳自从安史之乱大破坏以来，焚烧得已差不多了，百官衙门荆棘丛生，整个地区不满千户，村落已成废墟，豺狼出没嗥叫；东靠近郑州、汴州，南到徐州，北直到怀州、卫州和相州，千里萧条，亭舍都不冒烟，如何来供应天子这么多马匹的饲料，供给百官的住房？而且这里地方狭小，周围才数百里，是平原地区无险可守，反而正好作为战场。陛下迁都的意思不就是因为畿地区新遭吐蕃蹂躏，国家需要的东西不足吗？想春秋时卫国被狄人所攻灭，卫文公住在曹国，穿大布的衣服，戴大帛做的帽子，终于恢复旧邦，何况赫赫的天子，如果亲自带头节俭，还能在一个诸侯之下吗？臣但愿陛下能退掉只会吃饭而不能干事的多余的人，抑制宦官的权力，任用忠直的大臣，轻徭薄赋，抚恤老弱孤独的人，委任宰相选拔贤能的人才，交给我训练士兵抵御外敌的任务，那么唐朝的中兴，就指日可待。虽然时间已过了多天还是应该立即回去，见宗庙，谒园陵，使唐王室再生，那么天下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天子看到这个奏疏，流泪对左右侍臣说：“郭子仪真是国家的忠臣呀，我决心向西回长安。”天子回到长安，郭子仪叩头谢罪，天子慰劳他说：“用你迟了，故而到这地步。”赐给铁券，把他的像画在凌烟阁。
仆固怀恩放纵士兵掠夺并州、汾州所属的县城，天子很忧患，任命郭子仪为兼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镇守河中。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玚屯兵在榆次，被部下张惟岳杀死，首级传到长安，张惟岳带着他的部下投奔郭子仪。仆固怀恩害怕，抛下他的母亲向北逃到灵州。广德二年，郭子仪进而被任为太尉，兼领北道邠宁、泾原、河西以来通和吐蕃使及朔方招抚观察使。郭子仪辞去了太尉的职务。仆固怀恩招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人进犯，朝廷大震，诏命郭子仪率领诸将出镇京兆奉天县。天子召他问有何计谋，郭子仪说：“他是不会有所作为的。仆固怀恩本来是臣的偏将，虽然剽悍果断，但一向失去士兵的心，现在能和他一起作乱的人，都是一些想回老家的人，而且是威胁而来，他们又都是臣的老部下，我们之间有恩情，他们能忍心拿刀来砍我们吗？”天子说：“好。”贼军进犯邠州，其前锋到奉天，各位将领请求出击。郭子仪说：“敌人深入我处，速战对我们有利。他们的部下一向感我恩德，我等待一下，他们就会分化。”于是下命令：“敢再讲出战的人斩首！”坚守营垒严阵以待，贼军果然逃走了。
郭子仪从泾阳到长安，多次受到恩赐，进而拜官为尚书令，他恳切辞退，天子不准。诏命他赶快到尚书省办公，百官都向他庆贺，天子命射生将五百骑兵拿着戟护卫他。郭子仪坚决推辞，他说：“太宗曾经担任过此官，所以以后几个皇帝都空着这个位置，皇太子为雍王时，平定关东，才得以授此官，怎么可以为了照顾老臣，而改变国家的制度？而且自从用兵以来，我受到的不该有的赏赐很多，以至身兼数官，我感到冒进而惭愧，现在凶恶的敌人略有平定，是应该加强法典审核官吏的时候，这应该从老臣开始。”天子不得已，准许了他，并把这事前后经过嘱史官记下。赐给美人六名，随从自备，车子服装帐幕等都具备。
永泰元年，诏命郭子仪为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再次镇守河中。仆固怀恩诱说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剌等共30万部众入侵，掠夺泾、邠两州，蹂躏凤翔，进入醴泉、奉天、京师长安大震。于是代宗命李忠臣驻屯渭桥，李光进驻云阳、马璘、郝廷玉驻屯便桥，骆奉先、李日越驻屯盩厔，李抱玉驻屯凤翔，周智光驻屯同州，杜冕驻屯坊州，天子自率六军在禁苑中。又急忙召命郭子仪驻屯泾阳，他的军队才一万人。刚到，少数民族的骑兵已经完成了包围圈，郭子仪命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各当一面，自己率领穿铠甲的骑兵2000人战斗出入于敌阵之中。回纥人奇怪地问：“这人是谁？”回报说：“郭令公。”回纥首领吃惊地说：“令公还活着吗？仆固怀恩说唐天子已弃天下而死，令公也已去世，中国无主，故而我随从他而来。公现在还活着，唐天子还活着吗？”回答说：“唐天子万寿。”回纥将领有所觉悟，说：“他欺骗了我们！”郭子仪派人告谕回纥将领说：“过去回纥远涉万里，讨伐安史元凶大恶，帮助恢复长安和洛阳两京，我们和你们休戚与共。今日你们抛弃旧的好朋友，帮助叛臣，是何等愚蠢！仆固怀恩背叛天子抛弃亲人，与你们回纥有何好处？”回纥的将领说：“本来以为令公已亡，不然的话，我们何至于到此地步。现在令公既然还活着，我可见他吗？”郭子仪准备出去见他们，左右部下进谏说：“戎狄之人有野心，不可相信。”郭子仪说：“少数族士兵比我们多十倍，现在我们论实力是敌不过他们的，我只能向他们表示我最诚恳的心。”左右请郭子仪带500骑兵随同前去，又不同意，于是立即传呼说：“郭令公来了！”少数族士兵都拉满了弓严阵以待。郭子仪带了数十人骑马而出，不穿盔甲，见了回纥的大酋长说：“各位大人和我们同患难已经很长久了，为什么忽然抛弃忠信友谊而到这般地步呢？”回纥首领当即离开卫兵上前下马拜谢，说：“果然是我们的长者呀。”郭子仪当即召他们来一起饮酒，送给他们锦彩等丝织品，双方谈得十分高兴，发誓要友好得与以前一样。郭子仪乘机说：“吐蕃本来与我们国家结为甥舅，现在他们背叛负心而来，是抛弃了亲人。他们的马牛弥漫数百里，你们如果能倒戈一击，乘机进攻他们取其牛马就像弯腰拾芥菜一般容易，这是天赐良机，不可失去。而且打败吐蕃得到了利益，又与我们继续和好，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刚好仆固怀恩突然死去，许多少数民族军队没有了统一的领导，于是回纥就答应了。吐蕃有了怀疑，夜里就逃离而去。郭子仪派将领白元光联合回纥军队在后面追击，大军紧随追去，在灵台西原大败了十万吐蕃兵，斩首五万级，俘获万人，全部获得吐蕃所掠的百姓牛羊马骆驼等不可胜数。于是郭子仪从泾阳回京师朝见天子，加封邑二百户，后又回到河中。
大历元年，华州节度使周智光叛变，天子命人从偏僻小道用蜡裹的诏书赐郭子仪，命令他率领全军去讨伐。同州、华州的将吏听说军队出发，杀了周智光，把他的首级传送到朝廷。二年，吐蕃进犯泾州，诏命郭子仪移军到泾阳。在灵州与吐蕃发生战斗，打败了它，斩首两万余级。下一年，回到河中。吐蕃再次进犯灵武，诏命郭子仪率领五万军队驻屯奉天。白元光在灵武打败了吐蕃。有人议论吐蕃屡次进犯，马璘孤军在邠州不能支持，于是朝廷任命郭子仪兼邠、宁、庆三州节度使，驻屯邠州，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回纥赤心请唐朝买万匹马，有关衙门以经费缺乏的理由，只同意买千匹。郭子仪说：“回纥有功劳，应该同意他们的要求，中原也需要马，臣请求交出一年的俸禄，来增加买马的经费。”朝廷下诏不同意，但人们都赞扬他的忠心。
大历九年，郭子仪到京师入朝，在延英殿，天子与他谈到了吐蕃的强盛，很激动，以至流下了眼泪。退下后，郭子仪上书说：
朔方，是国家北边的门户，西边防御犬戎，北边警戒猃狁，五座城相距三千里。开元、天宝年间，有战士十万，马三万匹，仅支撑这一边区。自从先帝在灵武即位，战士们随从陛下出征讨伐没有过上安宁的日子。近来因仆固怀恩之乱，由于伤亡消耗，人少了三分之二，比起天宝年间中期只有十分之一。现今吐蕃兼有河西、甘肃一带土地，杂有党项、吐谷浑的部众，每年深入到京师附近，势力强大十倍，与他们战斗取胜，岂是容易的事？近时少数族来，称四个节度，每将分别有万人，每人有数匹马，臣所统率的士兵不及贼军的四分之一，马不及贼军的百分之二，内外都畏惧，将怎么安心呢？臣思陛下要战胜，力并非不足，但挑选好的士兵没有来到，进退无统一计划，军队滞留久而疲劳，地区太广力量分散。请求在各道发精兵共计五万人，分别驻屯在北边，则制胜敌人是必然的。窃以为河南、河北、江淮大镇数万，小镇数千，尽少粮食供给，未必先去聚集选择。臣请追赶到关中，挑选步兵队伍，教给他们作战进退的军纪，那样就进攻必能破敌，防守必能保全，是长治久安的计策。
又陈说自己已经衰老，请求退休回老家。天子下诏说：“朕始终要依赖你，不可以离开职位。”没有准许。
德宗即位，诏命郭子仪还朝，任代理冢宰，充任山陵使，赐号为“尚父”。进一步升为太尉、中书令，增加食邑封户连同以前的共为二千户，给1500人的粮食，200匹马的草料，全部罢去所任的“使”和“帅”的职位。建中二年，郭子仪患病，皇帝派舒王李元名到他家中传达诏命问候，郭子仪已不能起来，叩头谢恩。这一年他去世，年龄85岁。德宗哀悼痛哭，停止上朝五天。诏命群臣往他家吊唁，凡丧事所需的一切都由官家供给，赠官太师，陪葬在建陵。在下葬那天，德宗到安福门，哭得比他死的那天还厉害，百官都在一旁陪着哭。赐谥号为“忠武”。在代宗庙廷里附祭。按照令文，一品官坟高一丈八尺，诏命他的坟再增加一丈，用以表彰他的首功。
郭子仪侍奉天子忠诚，对待下级宽恕，赏罚分明。虽然遭到幸臣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的诋毁，又遇国家多事，他掌握大军在外，但诏书一到，他就当日上路回京，没有丝毫犹豫顾望，所以别人讲的坏话和挑拨离间都不能得逞。在灵州破吐蕃，而鱼朝恩派人发掘他父亲的坟墓，没有得到什么东西。郭子仪从泾阳来朝见天子，内外怕有变动，等到进见，天子对此事表示慰问，郭子仪痛哭说：“臣做军队统帅很久，不能够禁止士兵发掘别人的坟墓，有人现在发掘臣父的墓，这是上天的谴责，不是人事呀。”鱼朝恩又曾约郭子仪游他建造的章敬寺，瞻仰佛容，元载派人告诉他观军容使鱼朝恩将做不利于他的事。其部下请在衣中穿上铠甲一起去，郭子仪不同意，只带十几个家僮前往。鱼朝恩说：“为什么车马随从那么少？”郭子仪告诉了他所听到的一切。鱼朝恩哭着说：“公如果不是个有修养的长者，能够不怀疑吗？”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傲慢跋扈，郭子仪曾派使者到魏博，田承嗣向西下拜，指着膝盖对使者说：“这个膝盖不对人弯曲已经很久了，今天为郭公下拜。”李灵曜占据汴州作乱，公私财赋过汴州都要留下，郭子仪封存的钱币和帛过他的境，则不敢扣留，还派士兵护送出境。部下中有几十个老将，都已封王封侯地位很高，郭子仪可以不开口用动作指挥他们进退，像对部队士兵一样。幕府中有六十多人，后来都做了将相等显赫官职，他的善于选拔人才就是这样。与李光弼的名气一样大，但比李光弼宽厚得人心。郭子仪每年官俸收入大致有24万缗。住宅占亲仁里的四分之一，中间可通宫中的长巷，家人有3000人进出，不知他们住在何处。前后受到赏赐的良田、美器、有名园林、上等住房不可胜数。代宗不叫他的名字，而叫大臣。唐代的安危与他个人有密切联系的时间达20年，校中书令等官共考了24次。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在朝廷中地位显赫。孙子有几十人，不能都认识，到请安时，只能点头表示。一生富贵寿终，有哀有荣，为臣下应该做的一切他确是十分完备的。
“诗圣”杜甫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后来迁徙河南巩县（今属河南）。曾祖父杜依艺，官位最终为巩县令。祖父杜审言，官终膳部员外郎。他在本书中自立传。父亲杜闲，官终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
杜甫天宝初年参加进士第考试，没考上。天宝末年，杜甫向朝廷献上《三大礼赋》，玄宗皇帝觉得这篇赋很新奇，便召他入朝考作文，授给他京兆府兵曹参军。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京师，肃宗在灵武征集兵力抗击叛军。杜甫夜里逃出京师长安，奔赴河西，在彭原郡拜谒肃宗，任右拾遗之职。房琯没当官以前和杜甫交朋友，这时房琯已官至宰相，请亲自为帅，率军讨伐叛军，肃宗皇帝准许他。当年十月，房琯的军队在陈涛斜战败；第二年春天，房琯被免去宰相职务。杜甫上疏说房琯有才华，不宜罢官。肃宗大怒，贬房琯为刺史，让杜甫离开京城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任司功参军。那时关中京畿遭到战乱，人民流离，粮食奇贵，杜甫西行，寓居成州同谷县（今甘肃成县），亲自到山中去背柴火，采橡粟，儿女被饿死的好几个。过了很久，朝廷召杜甫补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761）冬天，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出镇成都，上奏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严武和杜甫其父辈就有交谊，是世交。所以给杜甫的待遇很优厚。杜甫的个性褊促躁急，器量狭小，依恃严武之恩，放浪恣肆，曾乘醉登上严武所坐的床，盯住严武看，说：“严挺之竟有这样的儿子！”严武虽然也褊急暴躁，但并不认为杜甫这样做是忤逆的举动。杜甫在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在江边结庐而居，成天饮酒，长啸吟诗，和乡下野老农父相戏谑，毫无拘检。严武去看望他，他有时不戴冠就和严武相见，他就是这样倨傲怪诞。
永泰元年（765）夏天，严武死了，杜甫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的。直到郭英义取代严武来镇成都，英义是位粗暴的武人，不受杜甫的干谒，杜甫只好游东蜀去依靠高适。待他到了东蜀，而高适也已经死了。这一年，崔宁杀死郭英义，杨子琳攻打西川，蜀中军阀混战，乱成一团。杜甫携家出川，避乱到荆楚之地。所乘的船还没在三峡外的江陵靠牢，江陵也已动乱，于是溯流湘江，往游衡山，寓居耒阳。杜甫曾游南岳庙，被暴涨的江水所阻，十天吃不到食物。耒阳聂县令得知这个消息，便亲自驾船将杜甫迎接回来。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吃牛肉喝白酒，有一个晚上，死在耒阳，死时59岁。
杜甫的儿子杜宗武，流落湖湘之间，死在那里。元和（公元806—820年）中，宗武之子嗣业，将杜甫的灵柩自耒阳迁葬于偃师县（今属河南）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年的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而李白自负其文风狂放旷达，讥诮杜甫诗局促，因而有《饭颗山》诗的嘲讽。元和中，诗人元稹论李白、杜甫的优劣，说：
我读诗读了杜子美的诗，才知道诗之小者大者都能集其精华。早先唐尧虞舜之时，君主和臣下以古歌互相唱和，此后诗人继起，历夏、商、周经过千余年，孔子辑集选取，录其有关教化的好诗三百篇，余者无所见闻。骚人作《离骚》而抒写怨恨愤怒的形态也就多了，然而离《国风》、《小雅》和《大雅》的旨意还比较近，尚可以相比并。自秦朝和汉朝以来，采诗的官署既已废掉，天下的妖谣民歌、赞美之颂讽谕之赋，以及配曲娱乐的词，也随时偶有所作。至汉武帝作《柏梁》体的诗，七言诗体才具备。苏武、李陵之辈，尤其善于作五言诗。虽然断句格律各不相同，雅歌和淫词之音也相互间杂，而词意简练深远，叙事抒情，假如不是有所为而为之，则诗文不妄作。建安以后，天下的士人遭遇兵燹之祸，曹氏父子在战争鞍马间作文，常常横槊作诗，所以其诗风格劲健抑扬、哀冤伤离的作品，尤其近于古人所作。晋代诗文的风概，还稍存于世。南朝宋代、齐代之间，教化失其根本，士人以怠慢亲近舒缓相推崇，文章则以风貌色泽放旷清新为高等，吟咏抒写性灵、留连光景的诗文，意义骨力却无足取。衰落至梁朝、陈朝，淫靡艳丽雕刻藻饰小巧琐碎之词更厉害，比起宋代、齐代，更不可取。
唐朝兴起，官设之学大振，历代各种文体，能写的人不断涌现。而沈佺期、宋之问之流，研讨练习，既精又切，稳贴地顺着四声体势，所作诗称为“律诗”。从此以后，诗体的演变已到了极限了。然而时尚莫不是好尚古的而遗弃近的，务于华丽的丢掉质实的，仿效齐代、梁代的，不及于魏代、晋代，工于作乐府的，就极力压低五言诗，诗律切当则骨格难于保存，诗意闲暇则纤繁不能备举。至于杜甫，可以说上逼近《国风》、《离骚》，下包括沈佺期、宋之问，其词语可胜苏武、李陵，其气概可压倒曹植、刘桢，超颜延之、谢灵运之孤高，杂徐陵、庾信之流丽，括尽古今诗歌的体势，而兼取历代诗人们所擅长，倘若让孔子来考核推敲其诗的要旨，恐怕也不知贵其多呀。如果以为能其所不能，无可无不可，那么自有诗人以来，还没有像杜甫能做到这一点的。
其时有山东人李白，也以诗文奇巧著称，世人称为“李杜”。我看李白的诗，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描写物象，以及乐府歌诗，的确可与杜甫比肩并列。至于铺陈排比，讲究声韵，长篇达千言，稍次也有数百言，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对仗工整，而脱弃凡俗，则李白尚且不能到达其藩篱，何况登堂入室！
我曾想分析杜甫的诗，按诗体分别归类，留给后人作为标准范式，只因有偷懒的毛病，所以没有完成。
自此以后，撰写诗文的人，都认定元稹所论是正确的。杜甫有文集六十卷。
田园大诗人王维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他父亲王处谦，死于汾州司马任上，于是迁居于蒲永济，王维也就成了河东人了。
王维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进士考试及第。他奉侍母亲崔氏，很守孝道，远近闻名。和弟弟王缙二人，都具有俊拔之才，而且博学多艺，并有声名，闺门的妇女，友悌的兄弟，以及众多的士子，都很推崇他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母亲死了，王维守丧，哀毁骨立，瘦得像干柴，不胜悲哀。守丧期满，他又被任命为吏部郎中。天宝末年，官任给事中。
安禄山叛唐起兵，攻陷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唐玄宗出奔成都，王维没来得及跟去，结果为叛军所擒。王维自己偷吃药，弄出个痢疾来，并且假装成哑巴。安禄山平素颇爱他，于是派人把他从长安迎接到洛阳安置，软禁在普施寺中，胁迫他在安禄山伪政权当中任职。安禄山大宴他的手下部将于凝碧宫，在那里演奏音乐的，都是从长安调来的唐朝梨园子弟和教坊中的乐工。王维听到这种音乐，不胜悲哀，偷偷写了一首诗，诗是这样说的：
千门万户的人们啊都十分伤心，因为见到荒野战尘和烽烟，大唐朝廷的群僚百官啊，不知何时才能再拜皇上而朝天？秋风无情地吹着那宫中的槐树，槐花纷纷落下满地堆积，可就在这令人肝肠寸断的时候，叛贼们却在凝碧池奏管弦！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凡是为叛军所俘并且在伪政权当中做过官的，分三个等级定罪。王维因为这首《凝碧诗》传到肃宗所住的地方，很为肃宗所赞美和嘉奖，又有他弟弟王缙申请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官职，来赎哥哥王维的罪责，所以特别赦免他的陷贼之罪，经批评后授予太子中允之职。乾元（公元758-760年）中，王维又被升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再拜官给事中，升为尚书右丞。
王维的诗名盛传于开元天宝年间，他和王缙兄弟二人在洛阳、长安东西两都游宦做官，凡皇室诸王、驸马以及豪强权贵之门，无不扫径拂席欢迎他们，特别是宁王和薛王，更是待之如同老师和朋友。王维尤其擅长五言诗。书法和绘画，他也能极尽其妙，运笔构思，都能师法造化，而富于创造性的构图，即便有所欠缺，但如山水平远之境界，云峰石色之独到，可谓天然绝妙，非一般画师所能企及的。有人藏得一幅《奏乐图》，不知演奏的是什么曲名，王维看了看，说：“画的是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之徒召集乐工演奏这支曲子，按之三叠一拍，无一差错，都佩服王维对于音乐和绘画的精思。
王维、王缙兄弟都尊奉佛教，平素居家常吃素食，不吃荤腥，晚年更是长斋，不穿带文彩的衣服。买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别墅就在辋川口，辋水环绕屋舍之下，另在辋水中浮出竹洲和花坞，经常和道友裴迪乘船往来于洲渚之间，弹琴咏诗，或终日长啸，曾经把他咏田园山水所作的诗集中起来编成诗集，名曰《辋川集》。
王维在京师长安居住的时候，每日要请十几位和尚吃饭，而后谈玄说佛，以此为乐。他的斋中几乎没什么东西，只有煮茶的茶铛，捣药的药臼，诵经的经案，坐卧的绳床而已。他退朝下班之后，回到斋中，经常焚香独自一人坐着，以诵禅念经为日常活动。他妻子死了，也不再娶，三十年孤身一人独居一室，隔绝世俗器尘的拖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死。他临死的时候，因弟弟王缙在风翔（今属陕西），忽然索取毛笔，给王缙写诀别的书信，又写了几封和亲朋故旧诀别的书信。这些信大都劝勉朋友奉佛终心。写完信，放下笔，他就告别人世了。
唐代宗时，他弟弟王缙当了宰相。代宗喜爱文章，常常对王缙说：“你哥哥王维，在天宝年间，诗名冠于当代，朕曾经在诸王座中，听到他的歌词。今乃兄有多少文集，你可进献来。”王缙说：“臣之哥哥，在开元中有诗百千余篇，天宝安史之乱以后，十篇没留下一篇。最近在内外亲戚朋友中间，共同搜集编辑，共计收得四百多篇。”第二天，王缙将王维的诗献给代宗，代宗下诏书加以表扬。
古文运动的领导人韩愈
韩愈，字退之，昌黎（今属河北）人。父亲韩仲卿，没有名望地位。韩愈才三岁，便成为孤儿，寄养在堂兄家中。韩愈自知是孤儿，所以从小就刻苦学习儒家经典，不待奖励，便自觉学习。大历（766—779）、贞元（785—805）之间，为文多数祟尚古学，仿效杨雄、董仲舒的著作，而独孤及和梁肃学得最深奥，文人们多推崇他们。韩愈跟他们这一帮人交游，积极钻研，想自己振作奋斗，对当代有所影响。及至参加进士考试，在公卿中间投文干谒，原宰相郑余庆积极为他宣传表扬，从此名振于当世。
不久，韩愈考上进士第，宰相董晋出为大梁（今河南开封）长官，招韩愈为巡官。解大梁巡官后，徐州（今属江苏）张建封又请他为宾佐。韩愈说话真率，无所畏惧，也无所回避，品行正直，不巧于世务。后调入京，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唐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也不专于政务机要，宫廷贱买民物的“宫市”之祸害十分严重，谏官提出意见，皇上都不听。韩愈曾写了数千言的奏章严厉批评，皇上也不听，并大怒，贬韩愈为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令，不久移为江陵府（今属湖北）掾曹。元和（806—820）初年，召为国子博士，升都官员外郎。其时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闫济美因为公事停华阴（今属陕西）令柳涧县务，让杜甫代理掾曹之职。任职数月，闫济美罢华州刺史之职，出住公家馆舍，柳涧便乘机劝百姓拦路索取前年军役的劳务费。后任刺史赵昌检查此案，得知柳涧之罪状，上报朝廷，贬为房州（今湖北行山）司马。韩愈因公务出差，路过华州，得知柳涧的事，认为是刺史结党相包庇，上疏治柳涧，被朝廷搁置一边。命监察御史李宗奭下去复核，得知柳涧贪脏罪状，再贬他为封溪（今越南北境）县尉。朝廷认为韩愈上疏论柳涧是“妄论”，所以复任国子博士。韩愈自负才高，而屡遭排斥，于是作《进学解》以自况，文曰：
国子监先生早晨入太学，召集众儒生在学馆下面站立着，教导他们说：“学业要精，在于勤奋；学业之荒废，在于玩乐。行为之成在于思考；行为之坏在于轻率。当今之世，圣主贤臣相逢，治国之法律纲纪普遍确立，除去凶险邪恶之人，提拔重视优秀人才。具有小的好处一般都加以录取，以一技之长著称的人无不被任用。对于人才，要搜罗选拔，要训练造就。其有幸者而被录选，谁说太多而不加以表彰呢？众儒生只担忧学业不能精进，而不担心主管的官吏之不能明察；行为只担忧不端正，而不担心主管官吏之不能公平。”
国子监先生话没说完，有在儒生行列中窃笑的，说：“先生欺骗我呀！学生我奉事先生，至今已有些年了。先生您嘴里不停地朗诵“六经”之文，手里不停地批翻百家之书。记事之类的书，必定提取其纲要；辑言之类的书，必定探求其玄妙。贪多务得，无论小的大的都不舍弃。晚上点上油灯，接续日光，日夜刻苦读书，常终年地勤勉不懈地用功。先生之对于学业，真可以说够勤的了。抵制排斥不合儒道的异端邪说，排挤责斥佛教和道教，填补空缺，发扬儒家学说的深奥玄理。寻求将要断绝的茫茫然的儒学道统，独自从各方面搜求并远继孔孟事业；阻拦百川之横流，使之东流入海，扭转处于压倒优势的汹涌狂澜。先生之对于儒学，真可以说很有劳绩的了。沉醉于古人的妙文之中，品味其精华，撰写文章，著书立说，家里堆满了书。上可以说取法于虞舜夏禹的典籍之风格之浑厚深广，周之文诰、殷王盘庚之布告之曲折拗口，《春秋》经文文理之周密严谨，《春秋左氏传》传文文辞之铺张夸大，《周易》阐说事理之奇妙而有法则，《诗经》内容之正大和文辞之华美，下至《庄子》、《离骚》，太史公司马迁所录之《史记》，杨雄、司马相如二人所作的赋之异曲同工。先生之作文，其可以说文旨宏大而文辞恣肆。少时开始学习，勇而敢作敢为；长大通达道理，左右皆适宜。先生之修身为人，真可以说是成熟完美了。然而你却于公不被人家所信任，于私不为朋友所帮助，进退两难，到处碰壁，一有举动便获罪。当了短暂的监察御史，很快就被贬斥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三次当国子博士，所任闲职，表现不出治绩。命运有意与之为仇，不知要倒霉到什么时候。冬天温暖，而儿女还叫冷，年景丰收，而妻室还啼饥。头发掉了，牙齿脱落，直到老死，又有什么补益？不知道考虑这些情况，反倒教训起别人来了！”
国子监先生说：“喂，您到前面来。大的木头作屋梁，小的木头作椽子，斗拱短柱，柩臼门橛门闩楔木，都适当地利用各种木材，用以盖成房子，这是工匠们的工巧。玉屑、朱砂、天麻、龙芝，车前草、马屁茵、破烂的鼓皮，都一并收藏起来，等彼派用场，这是医师的良术。光明正大公平合理地选拔人才，巧的拙的掺合着予以录用，深思稳重的含有内美，超群出众的表现杰出，比较其优劣，按其材器加以适当安排，这是宰相治国的妙法。从前孟轲喜好辩论，孔子的学说因而更加彰明，车轮之迹遍天下，以奔波而终于老死。荀况恪守孔子的正道，儒家宏论才得到发扬，逃避谗毁，跑到楚国，为兰陵令，后被废官，死于兰陵。这两位儒家继承人，说出来的言论就是经典，他们的行动成了行为的准则，超越同辈，以儒学之优进入圣人之门，然而他们在世俗中的遭遇如何呢？今天国子监先生虽然学习勤奋，但却未能遵循儒家的道统；言论虽然颇多，但却不能归结到儒家的中庸之道；文章虽然新奇，但却无益于实用；品行虽然有修养，但却未能显扬于众人之中。尚且月月花费薪金，年年耗损禄米，儿子不知耕种，老婆不会织布，骑着马还有仆从跟随，安稳地坐着吃饭，小心谨慎地跟随世俗之道，偷看古人著作并加以剽窃抄袭。然而圣明的君主并不加以责罚，宰相也不予以罢职，这哪里不是他的幸运呢！一有举动就被毁谤，而狂名却也随之显扬。安置在闲散的职位上，当然是分内应得的。至于计较财物的有或无，论其地位的高或低，忘记自己分量是否符合标准，却指摘前人的缺点，这就是质问工匠不用小木桩代替柱子，责怪医师用菖蒲之药去延年益寿，要他进用泻药猪苓。”
掌权的大官读了韩愈这篇文章而怜惜他，认为他具有治史之才，改任他为比部郎中之职、史馆修撰之任。超过一年，又转为考功郎中，知制法，拜中书舍人。
不久，有不喜欢韩愈的，收集他过去的材料，说他以前贬为江陵（今属湖北）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给他很优厚的待遇。裴均的儿子裴锷凡庸鄙俗，最近裴锷回来探望父亲，韩愈作序文饯送裴锷，仍称其字。这事议论纷纷，闹到朝臣当中，因为这件事，韩愈被改官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八月，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韩愈为行军司马，仍旧赐金鱼袋和紫衣。淮西、蔡州之乱平定以后，韩愈于十二月随裴度回朝，因有功授官刑部侍郎，下诏让他撰写《平淮西碑》，碑文多叙写裴度的事迹。其时先入蔡州擒捉吴元济的，李愬的功劳应推第一，所以李愬对韩愈所撰碑文深感不满。李愬的妻子出入宫中，四处诉说碑文失实，于是朝廷下诏磨去韩愈所撰碑文。唐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碑文并刻于石碑上。
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手指骨一节，按佛书所传之法，三十年开示一次，开示则岁得丰收人氏平安康泰。元和十四年（819）正月，皇上令宦官杜英奇率领宫人30人，手拿香花，到临皋驿迎接佛骨。迎佛骨的队伍迎来的佛骨，自光顺门迎入皇宫，留在宫中三日，才送到各寺院。王公贵族，乃至士人百姓，奔走迎送，竞相施舍，唯恐落后。百姓有废掉产业的，有烧灼头颅和臂膀的，都想求供养佛骨。韩愈平素不喜欢事佛，上疏进谏说：
臣以为所谓佛，是夷狄的一法而已。自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在上古从未有过。从前黄帝在位100年，岁数110岁；少昊帝在位80年，岁数100岁；颛顼在位79年，岁数98岁；帝喾在位70年，岁数105岁；帝尧在位98年，岁数118岁；舜帝和夏禹岁数都上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而且长寿，然而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佛呢。后来商汤岁数也有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75年，武丁在位50年，历史书籍不说他们的寿命，大概也都不在百岁之内。周文王97岁，武王93岁，穆王在位100年。那时佛法也未传至中国，并不是因为奉侍佛节才有这样的长寿啊。
汉明帝时才有佛法，明帝在位才18年。后来不是动乱就是亡国，相继而至，国祚并不长久。南朝宋代、齐代、梁代、陈代、元魏以下，奉事佛法渐渐谨诚，然而国运愈是短促。唯有梁武帝在位48年，前后三次舍身施佛，祭祀宗庙，不用三牲，白天每天只吃一顿，只吃蔬菜和水果；后来竟然为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不久也就灭亡了。侍佛以求福，却反而得祸。从这些史实看来，所谓佛，实在不能相信，也就可以明白了。
大唐高祖皇帝刚受隋朝之禅让，就商议废除佛法。当时群臣见识短浅，不能深深追溯古圣先王之道，推究阐发圣明之德，以补救佛法之弊端，废佛之事遂搁置一边。臣对此曾感遗憾呀！皇帝陛下，您神圣英武，几千百年来无与伦比。陛下即位初时，就不许剃度人为僧人尼姑和道士，又不允许另立寺院道观。臣当时以为高祖的宏愿，必定实行于陛下的手中。今日纵然尚未能立即实行，岂可以恣意奉佛使之变得更加盛行啊。
今听说陛下命令众僧人迎佛骨于凤翔，登楼观看，将佛骨抬入宫廷，还传令各寺院递相迎接供养佛骨。臣虽然非常愚蠢，也知道陛下不至为佛所迷惑，做出这样推崇奉侍佛法以求得福祥的傻事来。只是因为丰收年景人民安乐，顺着民心，为京都的士人百姓设些怪异的观赏和玩耍游戏的名堂而已。哪有如此圣明而肯相信这等荒诞之事呢？但是百姓们很愚蠢又顽固，容易受迷惑却难以晓以道理，如果看到陛下这样的举动，将会以为陛下真心相信佛法。都说天子大圣人，尚且一心敬佛信佛，百姓既微且贱，对佛哪能爱惜身躯和性命。所以灼炙头顶焚烧手指，或百或十，成群结队，解衣服散钱财，从早到晚，互相仿效，唯恐落在他人之后。老人和小孩也到处奔走，都丢弃各自的活计。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再经历几座寺院，必定有砍断臂膀切割身躯去供养佛骨的。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这不是小事情啊。
佛本来是夷狄之人，和中国语言并不相通，衣服也不一样。佛口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不穿先王的法服，也不知君君臣臣之义和父父子子之情。假如佛身尚存，奉其国君之命，来到京师朝见陛下，陛下容纳并加以接待，也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设迎宾礼一次，赐衣服一件，护卫并送他出于国境，不会让他来迷惑众百姓的。何况其身死去已经很久了，枯朽的骨头，是凶事秽物的剩余，岂宜于引入宫廷之中啊！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古代诸侯，到卫国行吊丧之礼，尚且要让巫祝先用桃枝编的苕帚，扫除不祥，然后再进去行吊。今天无故取这腐朽污秽之物，亲自登楼观看，巫祝不先行，桃枝苕帚也不用，群臣不说那是不对的，御史也不举报这样做的过失，臣实在感到耻辱。乞请将这佛骨丢到水里或用火烧掉，永远绝掉它的根本，断掉天下人的迷信，消除后代的疑惑。使天下之民，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超出于平常人不是万万所能计算的，那岂不是一大盛举！那岂不快哉！佛如果真的有灵，能致祸作祟，所有灾殃大祸，宜加在臣身上。上天鉴察作证，臣不怨恨也不反悔。
奏疏交上去，宪宗非常愤怒。隔一天，宪宗拿出韩愈的奏疏让宰相看，打算加以极刑。裴度、崔群上奏说：“韩愈上疏忤逆皇上尊听，确实宜加罪，然而不是内心怀有忠恳之情，不回避被责斥或贬逐，哪能做到这个样子？尚乞稍赐宽容，以便招后来之进谏者。”宪宗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分，我还可以宽容他。至于说东汉奉佛以后，帝王都招致夭死，这话多么乖逆刺激啊？韩愈作为臣子，竟敢如此狂妄，所以不能赦免。”于是民情惊恐惋叹，乃至国戚权贵也以为对韩愈的判罪太重，借故劝说宪宗，于是贬韩愈为潮州（今属广东）刺史。
韩愈到了潮阳，上表说：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之职，即日启程，奔驰驿路。经过跋涉，来到岭南，计水陆之程，约有万里。臣所管辖的潮州，在广府最东边，距广府虽说二千里，然而一个来回，动即超过一个月。经过海口，下恶水，急流涛波壮阔猛烈，难以计算日期和路程，飓风和鳄鱼，有不测之祸患。州南近处边界，南海之水连接蓝天，毒雾瘴气，日夜发作。臣从小多病，年纪才五十，头发已花白，牙齿也开始脱落，理应不能活得长久。加以所犯之罪极重，所处之地又极远极险恶，忧惊愧怕，不日死亡。孤独一身，朝中无亲无党，谪居这蛮夷之地，和鬼怪为群。假如不是陛下哀怜顾念，有谁为臣说句好话。
臣禀性愚蠢丑陋，人事关系多不通达，只酷爱学问和文章，不曾一日废弃停辍，实是为同时一辈人所称许。臣对于当世之文，也没有超人之处，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和《诗经》、《尚书》相呼应，写作诗歌，荐送于郊庙，纪封泰山，镂刻白玉牒，铺陈张扬齐天的大美德，表扬激励空前的大功绩，编入《诗经》、《尚书》这类典籍而无愧色，措置于天地之间而无亏损。即使古人再生，臣也不肯谦让。大唐受天命而拥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是臣民与侍妾，东南西北，其疆域各有万里之遥。自从天宝以后，政治稍为松懈，文臣不能优化，武官也难以约束。孽臣奸佞，表面顺从而内怀叛逆，父亲死了，儿子袭承其职权，或以祖传之于孙，类似古代诸侯，自擅其权，自辖其地，不入朝，不进贡，已经六七十年。四位圣君传位，以至于陛下，亲自临朝听政决断，干戈所指，无不听从。宜当制定乐章，以昭告神明，东行巡视封于泰山，向皇天奏功，使长久万年，顺从我大唐功业。当此之际，是所谓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臣戴罪之人，自拘宁于海岛，唉声叹气，日日接近死亡，而不曾献上薄劣的技艺于官隶之间，用尽精力，费尽心思，以赎取以前的罪过。内心怀痛，忧思极天，死不瞑目。瞻望京中皇宫，神魂已随着飞去。希望陛下，如同天地父母，哀而怜我。
宪宗对宰相说：“昨天我收到韩愈到潮州上的表，因而想起他谏迎佛骨的事，确实是很爱我的，我哪里不知？但是韩愈作为人臣，不应当说皇帝奉佛才短命。我所以讨厌他的轻率。”皇上想再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韩愈，看看宰相对这事有什么看法。而皇甫镈讨厌韩愈的狂直，恐怕宪宗再起用韩愈，就带头说：“韩愈实在太疏放狂妄，可以移近京畿一郡任职。”于是授予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初时，韩愈到潮阳，开始办公，问及官吏百姓的疾苦，都说：“郡西潭水里有鳄鱼，下蛋孵化出来的，约有几丈长，吃老百姓的牲畜，快被吃完了，所以百姓贫穷。”住了几天，韩愈去视察一番，让判官秦济烤一猪一羊，投到潭水里，为文咒鳄鱼说：
前代薄德的君主，放弃楚、越之地，那样，鳄鱼游泳生存于这里是可以的。但如今天子神明圣贤，四海之外，也安抚而拥有。何况扬州（潮州古属扬州）之境，刺史和县令所治理的范围，缴纳赋税贡品以供皇帝祭祀宗庙鬼神，鳄鱼岂可以和刺史混居这里呢？刺史受皇上之命，镇守此地，而鳄鱼悍然不安居于溪潭，而吃百姓所养熊、鹿、獐、猪等牲畜，以肥其身，以产卵繁殖，和刺史争长称雄。刺史虽然笨而且弱，但哪里肯向鳄鱼低头而甘拜下风呢？今潮州大海在它的南边，鲸鱼鹏鸟这样的大物，虾和螃蟹这样的小物，无不能容纳，鳄鱼早上离开这里，晚上就到大海中去了。今天和鳄鱼约定，三日至七日，如顽固不愿迁徒，等待害物，那么刺史就选强壮又有技艺的勇士，拿着强弓毒箭，和鳄鱼决一胜负。
咒鳄鱼的那天晚上，有狂风惊雷从潭中发出来。几天工夫，潭水尽干枯，鳄鱼即迁徙到离郡西六十里的旧潭里，自此潮州之民再没有鳄鱼的祸患了。
袁州的风俗，男的女的如果卖身作奴隶，超过预约期限无钱赎身的，就归于出钱的人家。韩愈来了，设法赎回被藉没的男女，还给他们的父母。仍旧废去其俗之法，不许卖身作奴隶。
元和十五年（820），韩愈被召为国子祭酒，转为兵部侍郎。正遇镇州（今河北正定）杀了田弘正，立王廷凑，命令韩愈到镇州宣布解说。韩愈到了镇州，召集军民，晓以顺逆的道理，说话言辞和情感都很真切，王廷凑敬畏而且重视他。又改任吏部侍郎，转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因为不参谒台臣，被御史中丞李绅所弹劾。韩愈不服气，说有敕令准予御史大夫不必参谒台臣。李绅和韩愈为人性情都褊僻，名刺送来送去，纷纷然没完没了，于是让李绅出为浙西观察使，韩愈也罢去京兆尹之职，为兵部侍郎。及至李绅临行赴镇，向唐穆宗当面辞行，哭泣着叙说情况的经过，穆宗可怜他，于是追下诏令，以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仍旧任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十二月，韩愈死，享年57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曰“文”。
韩愈性情弘大通达，和人交往，不管是显荣还是倒霉，交情都不改变。少年时和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好。这二位朋友声名地位还没显露时，韩愈不避寒冷酷热，在公卿中间活动，竭力加以举荐。而张籍终于科举及第，当官显贵。后来虽然荣贵一时，但每当公余空闲之时，就相聚饮宴谈天，论文赋诗，和以前一个样。而看待那些权贵豪门，却如同走仆奴隶，睁着眼睛也不看一下。同时颇能诱导勉励后进之士，收入馆中的有十六七人，即使早饭吃不上，也怡然自得，从不介意。他一生大抵以振兴名教发扬仁义为己任，全家内外亲戚和朋友中的孤女只十人。
韩愈常认为自魏、晋以来，作文的人多拘泥于对仗，而在文经、诰的要旨，司马迁、扬雄文章的气格，却不复加以继承和发扬了。所以韩愈所写的文章，务求反对近体，抒意立言，都自成一家。后学士人，都师其文，取为法则。当时写文章的人很多，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世称“韩文”。然而他有时恃才自傲，肆意而行，也有背离孔子、孟子之旨的地方。譬如南方人妄传柳宗元为罗池神，而韩愈写碑文却加以证实；李贺父亲名晋，不应参加进士考试，而韩愈却为李贺写《讳辨》，要他参加进士考试；又作《毛颖传》，讥刺戏谑也不近人情：这些都是文章中很谬误的。时人说韩愈有史笔，及至撰写《顺宗实录》，繁简失当，叙事也不善于取舍，颇为当时所非议。唐穆宗、文宗曾下诏让史臣加以添改，那时韩愈的女婿李汉、蒋係正处于显荣的地位，诸公颇为难。而韦处厚竟另外撰写《顺宗实录》三卷。韩愈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作序。
元和中兴
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央权力日益衰落，形成藩镇与中央抗衡的局面，一些强大的藩镇拥有重兵，自任将吏，不纳贡赋。肃、代两朝的姑息，造成严重的后果，德宗时的四王二帝之乱，充分显示了藩镇的跋扈，顺宗时曾利用王叔文等人锐意改革，以图振作，也未取得成功。宪宗即位之初，面临的是各种矛盾交错发展的，危机严重的局面，宪宗注意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抓住有利条件，立志削藩，于是出现了一段中兴局面。
元和元年（806年），针对方镇帅守除授不由中央及不入谢、不朝觐的现象重申法令，令诸镇入阁拜谢。与此同时，乘机更换方镇帅守，以防帅守久居一地，发展地方势力，当时被更换的帅守三十镇，不仅有东、西南地区的帅守，也有西北及中原的方镇，从而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朝廷的易镇措施遭到了一些方镇的抵制，西川刘辟拒不受征入朝，并出兵侵扰它镇。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后，其甥杨惠琳自为帅守，拒绝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入境。浙西的李锜起初佯求入朝，既而又拒绝入觐。在方镇帅守纷纷入朝易镇的形势下，昭义的卢从史、忠武的刘昌裔、宣武的弘等中原方镇却保持静默观望态度，而河南、河北的强藩更倚仗地理、军事和财政的优势，维持割据状态，不为朝廷法令所动。所以中央要想重振朝廷威望，必须改变贞元以来害怕藩镇生事而一味姑息的态度，实行武力削藩。宪宗根据各方镇与中央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以及势力对比优劣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西川节帅韦皋死，留后刘辟让诸将上表请求继任，朝廷不许，派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辟为给事中，刘辟拒不受征；阻兵自守，朝廷不得已，想用妥协的办法换取暂时的安定，遂以刘辟为西川节度使，知节度事。刘辟并不满足，在要求兼领三川遭到拒绝以后，发兵围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企图以武力达到割据三川的目的。在宰相杜黄裳的坚持和策划下，宪宗下诏讨辟，以崇宗文领兵。伐蜀战争进行了八个月，刘辟兵败被俘。在刘辟发动叛乱的时候，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以出征无功、骄蹇不逊被责令入朝，以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据城对抗，请继其舅全义为节度使。朝廷诏发河东、天德兵平定叛乱，不久，杨惠琳为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所杀。
西川、夏绥两镇是关系边镇安危，以至长安安危的重要军事重地，西川一向担负着“抚蛮夷”、“殿邦国”的重任，是“宰相回翔之地”，夏绥也是防范西北边镇的要镇。在贞元朝的姑息下，西北边镇兵士动乱擅自废立节帅的事多有发生，说明对西北控制的松弛。宪宗首先对西川、夏绥用兵，正是考虑到两镇的军事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考虑到西北边镇上有神策军监制，西川也非反侧之地，对两镇反叛的兵力中央有胜利的把握，所以，首战两镇并大告成功。
朝廷平定夏、蜀之后，藩镇气焰开始收敛，纷纷要求入朝。元和二年（807年），镇海节帅李锜也感到不安，迫于形势要求入朝，但并无诚意，不久阴谋败露，遂发生叛乱。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锷为诸道行营兵以招讨处置使统领淮南、宣歙等道之兵进讨。李锜以宣州富饶，想首先攻取，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三千袭击。三人与牙将裴行立同谋倒戈，李锜被械送长安处死。李锜的平定，使东南财赋重地获得安定，中央的财赋来源得到了保证，在以后平定淮西的战争中，浙西殷富的财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淮西是浙西平定后的下一个讨伐目标，虽然有一些方镇入朝，受制于中央，但河南、河北诸镇以及宣武、昭义、忠武等少数帅守仍保持独立的状态，削藩如不指向这些强藩，势必无法解除朝廷的腹心之疾。为了对付强藩，宪宗决意讨伐淮西。淮西与中央的对抗在李希烈时已经开始，李希烈参与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镇叛乱，自称禁帝。李希烈死后，吴少诚继为节度使，派兵袭击唐州、许州，德宗合兵进讨，屡次战败。元和四年（809年）吴少诚死，吴少阳自为留后，后受命为节度使。九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己封为总兵，把朝庭所派敕使排斥在外，发兵四出侵掠。朝廷以淮西擅自继袭，肆行寇掠之故下令征讨。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讨。平淮西是元和中兴大业中关键性的一战，从元和九年到十二年，战争进行了四年，中央调动了全部人力和物力，战争比以往艰巨得多，淮西经过李希烈以后三十几年的经营，形成了—个拥有相当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吴元济的叛乱，得到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支持，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南北呼应，极力破坏并阻止朝廷的平乱。李师道在元和元年为节度使以后，表面归顺唐王朝，暗中却和河北诸镇相勾结，和王承宗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以后，就发兵遣将，以助官军讨吴为名，派人在各地进行扰乱破坏活动，以行援助吴元济之实，如焚河阳转运院仓库，入京刺宰相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南主战派。宪宗支持以裴度、武元衡主持讨伐事宜。元和十二年（817年）夏，裴度自请督师，时值淮西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军心动摇，降唐者多为唐军效力。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在降将李祐的引导下，雪夜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李愬将9000士兵分为在队，以训练有素的士兵3000为前锋，以3000人殿后，急行军130里，到达州城，大破吴元济，元济被俘获，淮西安定。对淮西用兵的胜利提高了唐廷的威望，淄青李师道、横海程权、成德王承宗、幽州刘总相继归服，李师道也被部下所杀。至此，长期割据的藩镇表示服从中央，使自广德以来60年间藩镇跋扈30余州的局面有了很大的转变。
为了武力削藩，保证军费开支的供给，宪宗着手在财政上进行一些改革。首先是改革了榷盐法。元和初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将隶属于浙西观察使的堰埭收归盐铁转运使，罢除江淮因循权置的公私堰埭，这是维护国家专利的重要措施。此外，以实估计算盐利，并进而强调除盐本外所得之利都归度支，将东南盐铁财赋计入国家税收，统一支配。李巽又整顿了漕运，以便将所征财赋顺利运往中央。为了改变方镇利用实估、虚估的差价进行盘剥、聚敛，以至对所属州税外加征的现象，宪宗采纳了裴垍的建议，对现行的赋税政策进行改革。元和三年（808年）宣布：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按省估折纳赋税，不能随意征纳现钱和贱价折纳匹段。其次，规定节度使、观察地所治州征税，不足时方可征所属的其余州。为了贯彻改革税法的方案，中央派两税使到江淮以南财赋之地监督执行。又采纳李绛等人建议，在振武军、天德军开营田，以资军费。出宫人，绝地奉，禁南方掠卖奴婢，以及并省内外官，节省开支，等等。宪宗在政治、经济几方面的改革，使唐后期形成的藩镇跋扈，全国分裂，中央政权衰微的政治局面出现了转机，元和朝统治出现的新局面，被史家誉为“元和中兴”。
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出身魏晋以来崇尚家门礼法的士族和非士族以进士出身崇尚文词诗赋的朝廷大臣间不同社会层次之间因政见不同引起的派系斗争。牛党的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是进士科出身的代表，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士族的代表，自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前后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历史上称为牛李党争。
唐元和三年（808年）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顾忌，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请求重用。宰相李吉甫大为不满，泣诉于宪宗，于是主考官遭贬，牛僧孺等长期充当藩镇幕僚，久不调用。这场科案揭开了牛李两党斗争的序幕。
元和一朝，两党的斗争围绕对藩镇叛乱所持的态度问题展开。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主张武力平叛，另一派以李逢吉为代表，抱着息事宁人的安抚妥协态度。宪宗倚重主战派，所以，李吉甫等人成为扫平节镇的股肱之臣。元和初年，剑南刘辟反，宪宗主张平叛，计未决时，李吉甫密赞其谋并为之献策。吉甫料到镇海节度使李锜必反，向宪宗提议讨伐。平定李锜后，吉甫因功先后被封为赞皇县侯和赵国公。在他为相之时，一年多的时间内将四十八个方镇中的三十六镇调换了藩帅，有效地抑制了藩镇力量的扩展。元和七年（812年）魏博田季安卒，夫人元氏擅立怀谏为节度副大使。淮西节帅吴少阳死后，其子元济请袭父职，对两镇的镇帅自立，李吉甫都坚决反对。与李党对强藩镇所采取的无情打击的明朗态度相反，当裴度讨伐吴元济时，李逢吉就虑其成功而加以阻止，但元和一朝对藩镇的一系列胜利无疑决定了李吉甫，裴度等人的当权。
元和一朝还只是两派斗争的酝酿时期，派系间私利的性质尚不明显，后来成为两党代表人物的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都还在朝外为官，对朝政影响不大。
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缺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等及第。段文昌向穆宗上奏言礼部贡举不公，依“关节”录取，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亦称段文昌所言属实。穆宗遣人复试，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为此，钱徽、李宗闵、杨汝士均被贬官，李、杨等大为忿恨。从此，德裕与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交替进退。
对藩镇态度的不同，依然是两党的分歧所在。大和五年（831年）幽州军逐帅李载义，文宗问计，牛僧孺当时为宰相，认为不足为虑，只须安抚，不主张征讨。而李德裕则在会昌年间协助武宗平定了泽潞刘稹，其间审时度势，选用将帅、军中书诏等都取决于他一人。
在对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的问题上，李党力主收复失地，李德裕当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吐蕃的维州副使悉怛谋于大和五年（831年）率众来降，李德裕收复了维州城。牛僧孺身为宰相，出于意气之争，反对收复，德裕被迫放弃维州，悉怛谋等被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
在对待科举取士的态度上，李党针对“关节”、“温卷”、“呈榜”等流弊提出一些改革科举制的主张。文宗时，李德裕建议，进士应测试论议，不测试诗赋。传说他得到白居易的诗文后都置之不理，家中不存致《文选》，认为是崇尚浮华、不实际，那些善于吟风弄月的人并不一定就有济世之才，而从论议中才能发现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和才能。出身士族的郑覃拥护李德裕的主张，他最崇尚儒经，《开成石经》就是经他建议刻成的。李德裕还反对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而自谓“门生”，聚集参谒，以及曲江之宴等。会昌时期，进士及第后的仪注曾一度被李德裕废止，至大中时才恢复。与此相反，牛党则重视科举到把持科举，利用科举进行营私舞弊。杨虞卿把持权柄时，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缺，升沉取舍，出其唇吻。
在吏员设置上，李党主张精减机构，载汰冗官。李吉甫针以元朝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的现象提出“吏员可省者省之”的建议，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省内外官共计八百余人，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李德裕也使武宗在会昌四年（844年）裁汰了数以千计的官吏，减少了不必要的俸禄开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牛党则主张广辟仕途，扩充吏员。在对佛教的态度上，李德裕主张反对佛教和寺院经济，在他秉政时期，促成了武宗的会昌灭佛、牛党的主张则恰好相反。
牛党在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宣宗即位以后进入了全盛时期，大中元年（847年）宣布恢复进士的放榜后的宴集，一反会昌之政。在会昌五年所废的佛寺如僧者能营葺者，任其发展，官府不得禁止。从此，僧尼之弊，又恢复了以前的面貌。李党的人员纷纷遭到斥逐，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后死于贬所。牛党的令狐绹、崔铉相继做宰相，牛僧孺、李宗闵被召还朝，朝廷上形成了牛党专权的形势。至此，牛李两党的斗争才告结束。
新乐府运动
乐府本是西汉朝廷采诗配乐的机构，后把能入乐的诗歌都叫乐府。有些作家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便谱新曲或摆脱音乐束缚从事创作，于是有新题乐府出现。早期，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变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为新题乐府之一变；初唐谢偃、长孙无忌的《新曲》，盛唐李白的《塞上》、《塞下》，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因事立题”，是新题乐府的三变。
在中唐，新题乐府又面临一场变革。元和四年（809年）李绅回到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创作了《乐府新题》二十首。不久，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序里介绍了李绅乐府诗的产生经过：“予友李公垂，贶予新题乐府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说：“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接着，元稹自己也创有《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使》、《骠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十二首，采用的便都是李绅用过的诗题。元稹在有的诗题下，还抄录了李绅为每首诗写的小传。《阴山道》题下注说：“李传云：元和二年有诏，悉以金银酬回鹘马价”。说明李绅的乐府新题不是无病呻吟，而是针对某些事实所发的。同年二月，元稹做监察御史，三月一日充任剑南东川详复使，离开长安入川，故知和李绅乐府在本年三月以前。李绅的原诗已经遗失，从元稹的和诗仅能知道十二首题目。
几乎同时，白居易也写下了《新乐府五十首》。在此之前，元和三年（808年）五月，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当时他36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上任不到十天，就给皇帝上奏疏说：“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粉身之所耳。”不久就连上谏章，先奏请免除江淮赋税以拯救灾民；又请求多出宫人，减少宫中费用，消除孤居妇女的痛苦；反对宦官任“诸军招讨处置使”和王承宗作战；请求停止用兵河北等等，甚至当面指陈皇帝犯了错误，差点受到处分。他经常面对案前盈箱的谏纸，思考自己的责任，觉得愧对俸禄。同时他开始创作讽谕诗，以委婉的方式劝谏皇帝。元和四年，诗成，集为《新乐府》。在本组诗的序中他说明了目的和要求：“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而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则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五十首用歌行，每篇下面标明题旨，如《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海漫漫》“戒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等。它体大思精，题材广泛，从反对横征暴敛到反对宫市，从讥刺边功到谴责广蓄宫女，从民间到朝廷再深入宫内，凡是他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全都作了批判。《新乐府》上承《秦中吟》的传统，成为白居易讽喻诗中的佼佼者。《秦中吟》写贞元至元和之际的事，其小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它主要揭露和斥责“羡余”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富女易嫁的陋习，官僚脑满肠肥，不顾江南干旱的食人惨景等等。《新乐府》反映的时代更为广阔，它写的是从高祖李渊武德（618—626年）到元和四年的事，揭示的问题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
之后，元稹、张籍（766—830）、王建等开始通过倡和，而进一步扩大新乐府的阵地。元稹作新乐府诗。善于模仿，既学李绅，也学白居易，他的这部分诗反映社会面也极为广泛，故称“元白”。如他的《田家词》、《织妇词》、《连昌宫词》、《估客乐》等，也都是新乐府中的名篇，但他对于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不像白居易那样大胆、深刻和旗帜鲜明。张籍的乐府诗有七八十首，其中约一半都用的是古题，但内容却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他的《野老歌》、《山头鹿》、《别离曲》、《征妇怨》等都是千古佳作，其中尤以反映农民生活最为突出。王建与张籍齐名，人称“张王乐府”。在古题和新题互相参用上，两人也极为近似。王建乐府诗有不少新题材，如《水夫谣》写纤夫，《送衣曲》写妻子给丈夫送征衣，《簇蚕词》写蚕农，《织锦曲》写织女们的辛勤劳动，往往利用人物自白，或仅摆一摆事实便戛然而止，主观议论少，十分引人注目。张王二人乐府喜在结尾用重笔，并适当换韵来突出主题，语言通俗却凝炼精悍。白居易和他们相互赠答，共同切磋，影响了一代作家，创作新乐府成为浪潮和风气，进而成为中唐与古文运动并驾齐驱的文学革新运动。
新乐府运动影响很大，在各位作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成为时代风尚。长安少年都仿效元、白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白体诗。一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元稹本人曾在浙江绍兴山市看到乡村学童学诗，便问他们学的什么，学生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白居易也看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着他的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他的诗句。新乐府运动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成功。甚至，在嵯峨天皇时代，白居易的诗已东渡日本，成为士庶模仿和追随的典范。
唐武宗灭佛
佛教在隋唐时期非常盛行。隋文帝“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于是“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百倍。”武则天出于政治需要，修佛寺，造大像，所费巨亿。中宗时，韦后、安乐公主及朝廷贵戚也竞相崇饰寺观，奏度人为僧。玄宗时虽一度淘汰僧尼，整顿寺院，但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更大力提倡佛教。肃宗、代宗均在宫中设置道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宰相元载、王缙、杜鸿逐渐都喜好佛法，他们不仅造寺无穷，还为皇帝言因果报应，甚至上朝也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弄得政治刑罚日益紊乱。有唐一代还多次为迎送佛骨兴师动众，大事铺张。宪宗时为去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迎佛骨，搞得长安举城若狂，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佞佛的情形在唐后期也一直有增无减。武宗时祠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当时全国有寺院4600所，兰若（小寺院）四万所，僧尼260500人。遍设各地的寺院不仅占据了大量的良田美地，而且了利用它们的免税特权，包庇了众多的人口。当时除了富户多丁，削法避役，将寺院当成最好的庇护所外，许多贫苦百姓为不纳赋税，也投靠依附寺院，成为寺院的寺户或佃户，他们耕种寺院的土地，为寺院提供无偿的劳动，使得寺院经济大为发展，而封建政府的纳税人户却日渐减少。此外，天下佛寺大量销铜铸造佛像，使得市场上铜钱大为减少，加重了唐后期钱重货轻的矛盾。
武宗即位以后，深感佛寺和僧尼众多“耗蠹天下”，对国家财政也影响极大。会昌三年（843年）唐朝廷对泽璐用兵，军费不足，而关中、河东等地，又连年发生蝗灾。在这种情况下，冲击佛教寺宇，没收僧尼财富，就成为可行的一途。武宗本人原来就倾向道教，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武宗决心灭佛。他首先下敕没收僧尼的私人钱物田庄，减少僧尼所畜奴婢的数量。会昌三年，长安左顺两街勒令还俗的僧人共3400余人，同年三月下敕，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并不许置供及巡礼者”，犯者即受春杖处置。由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灭佛之举在会昌五年达到高潮。其年八月。下敕省并天下佛寺。规定长安、洛阳两街仅各留二寺，诸道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等州各留一寺，并将寺院分为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10人，下等5人。其余26万余僧尼笄冠勒令还俗充两税户，还有寺院的十五万奴婢，以及人数超过僧尼笄冠—倍，投附寺院充使令的良人（即寺户百姓等）也同时放为两税户。除上述应留寺院之外，44600余所小寺院均限期毁撤，并遣御史分道督察。寺院的财产也没收充官。其时共收良田数千万顷。拆下的佛寺木材用以修葺官府和驿舍。中书又上奏将废寺的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也销付国库。而且限令衣冠士庶之家所藏金、银铜像也必须如期纳官，否则就按禁铜法处理。在此之后，管理僧尼的部门也从祠部改为主客（祠部、主客为尚书省礼部所隶二司，但祠部主祭祀，主客掌接待外国宾客），以明其为外国之教。与此同时，武宗还在八月的制书中，明确指斥佛教“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并指出其僧尼“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其寺宇招提“皆云枸藻饰，僭拟宫居”，是造成民间物力凋耗、风俗浇诈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还将这次废佛称作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的一件大事，进一步表明了他灭佛的决心。武宗灭佛之举取得很大成功，大批寺院迅速被毁废。唐朝廷也在这次灭佛中获得不少财政收入，并借助它消灾了企图割据泽潞的刘稹。此外，这次运动波及江南、岭南，影响很大，武宗李炎也因此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字文邕以及五代周世宗柴荣并称为历史上主持灭佛的“三武一宗”。
武宗灭佛后不久就死去，宣宗即位，修复废寺，“度僧几复其旧”，重新恢复了对于佛教的崇奉和寺院的物权。懿宗、僖宗时也都进行大规模迎送佛骨的活动。这些佞佛的举动，使佛教得以再度繁荣。
唐代的传奇
唐传奇是在六朝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和进化而来的。六朝即“志怪”，内容主要是“列异”和“搜神”。中国人一直有信巫的习俗，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演愈烈，后遇小乘佛教传入中土，才开始流传，它们都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因而自晋至隋，鬼神志怪的书很丰富。六朝也有专写人事的作品如《世说新语》等，或采拾旧闻，或记述近事，但当时的作者和读者，大都从“史”的角度来要求这种摹写人间情事的丛残小语的。当时，文人裴启作了一部《语林》，在民间和士大夫间颇为流行，但由于其中有关谢安的某些言语记载不实，谢安就极力诋毁它，遂使此书废绝。唐传奇与此不同，它从内容上摆脱了专记神仙鬼怪的束缚，从形式上则有意识地从事虚构和艺术创造。往往于小小情事中，见凄婉欲绝之情致，因而是与诗歌同类的靠想象、联想、虚构等形象思维方式写成的文学作品。
唐传奇的创制首先是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壮大。围绕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而遍全国的大小商业城市的崛起，使官僚地主、文人、士子、豪侠、商贾、手工业者，以及僧、道、歌妓等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人物，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关系不仅是产生奇闻逸事的场所，也是需要大量新鲜刺激的地方。六朝志怪篇幅短小，缺乏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强烈刺激，显然满足不了整个市民阶层的需要。唐传奇便在此基础产生并发展。它还与唐时科举制度的“温卷”风气有关。唐代科举考试有“行卷”、“温卷”的风气，应试文人为了让考官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能力，往往在考前送上自己的文章，第一次送的叫行卷，后来陆续送的叫温卷。而传奇文既可叙事，又可抒情，还可议讼，从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史才、想象和说理能力，因而多被文人名士所采用。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称为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当时兴起的古文运动为唐传奇的兴盛开辟了道路。传奇最初不受朝廷重视，也不受文人重视，古文运动以后才成为潮流的。韩愈自己写过《毛颖传》，沈既济受古文家萧颖士的影响，沈亚之又是韩愈的门徒，其他如元稹、陈鸿、白行简、李公佐等人，也都与古文运动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过联系。唐传奇本来是古文运动的副产品，后来却蔚为大观，从元、明、清的戏剧、的发展来看，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反而比古文更为重大。唐传奇开始创制时，并不被朝廷重视，文人名士亦不屑为之，“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
初唐时期（618年—712年），传奇开始由志怪到传奇的过渡，还没有完全脱离“怪”的范围，但是篇幅已经很完整，描写也渐趋细致，情节也多变化和曲折。其代表人物是王度、无名氏和张。王度（585年—625年）是文中子王通之弟，诗人王绩之兄，他的《古镜记》以一面古镜为线索，按时间顺序，把十二段故事贯串成章，为唐传奇的结构创制了新形式，成为公认的唐传奇的开山之祖。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写人、猿相交，生子如猿，情节虽未尽脱搜奇猎异之牢笼，但其着重人物活动，情节更为曲折，环境描写也极为出色，为唐传奇的兴盛提供了表现手法。张的《游仙窟》唐时已流传到日本，自叙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交接的故事。张对于创制唐传奇的贡献是基本上脱离志怪而转向对于人间现实生活的描写。开元、天宝以后，特别是大历（766年）至大中、咸通（873年）年间，是唐传奇最兴盛的时期。安史之乱后，土地大量兼并，贫富日益悬殊，封建伦理道德日趋动摇，许多社会问题出现，给传奇提供了很好的题材。同时，教坊、妓院为异事奇情的交叉地和集中点，文人名士交相出入，他们便可能从这取之不尽的材料库中撷取丰富的营养，繁荣创作。这一时期，也是唐传奇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沈既济的《枕中记》、《任氏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记》，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许多流传千古，成为后世、戏剧取材源泉的作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主要地位，而且即使是谈神说鬼，也具备丰富深刻的社会人生的内涵。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写作方法灵活多样。特别在一些爱情传奇中，以“郎才女貌”的爱情取代了“门当户对”的婚姻标准，人的价值观发生重大改变。晚唐的乾符（874年）到天佑（907年）时期，唐传奇的创制以大批专集形式出现，例如牛僧孺有《玄怪录》，李复言有《续玄怪录》，牛肃有《纪闻》，薜用弱有《集异记》，袁郊有《甘泽谣》，裴铏有《传记》，皇甫枚有《三水小牍》等，表现了晚唐文人名士对传奇这种文学形式的重视。这一时期，是战乱四起，社会极度不安时期，人人自危，个个恐怕大难临头，无意识中希望有“神出鬼没”的豪侠出现来除暴安良，拯救被压迫被欺凌者。这种无意识在晚唐传奇中有突出的表现，《红线》、《聂隐娘》、《虬髯客》、《郭元振》等都属这一类。
唐传奇的创制，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大推动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它为后世文学提供了现成的材料库房，而且，连“传奇”这个名称亦被后代笼统接受而将它命名为新起的文学样式，例如宋人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以杂剧为传奇，明朝人又以南方戏曲之长者为传奇，以区别于四折的北方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