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1/1）

东汉桓、灵之际，主荒政缪，宦官独揽朝政，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些正直的官僚和士人深感忧虑。为了自身的前途，也为了拯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们联合起来，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在官僚和士人中，反对宦官集团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了报复，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宦官诬称官僚与太学生的联合抗争为朋党）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禁锢终身，不许为官，历史上称这两次事件为“党锢之祸”。

在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之初，官僚中的有识之士为了稳定东汉政权，曾提出抑制外戚、打击宦官、权归皇帝的主张，并进行了一些活动。如顺帝时，李固在回答皇帝的策问时就提出：“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并针对宦官权势过重，封赏太厚，而且“子弟禄仕，曾无限极”的现实，建议“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后来朝廷派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所劾奏者多是宦官亲属，在朝宦官为之奔走，顺帝下令不再追究。李固与廷尉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顺帝乃下令罢免八使劾奏的刺史、二千石，因此与宦官结下仇怨。宦官与外戚、大权臣梁冀相勾结，共同诬陷李固“离间近戚。自隆支党……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请求诛杀李固。梁太后知李固忠直，没有采纳，李固幸免于罪。后来，梁冀竟借立嗣事，诬蔑李固与刘文等共为妖言，固被杀害。李固死后，随着宦官势力的日盛，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深为不满，于是出现以李膺、陈蕃为首，并有京师太学生和郡国学校生徒参加的反宦官斗争。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攻击。他们攻击宦官所采取的手段之一是上书苦谏，指责和揭露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都上书参奏。官僚集团中的首领如杨秉、陈蕃、李膺等曾多次引用“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但是，当时桓帝已为宦官所控制，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令李云上书桓帝谓：“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指诏策）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审谛之意）乎？”桓帝大怒，李云因获罪死于狱中。陈蕃、杨秉上疏申救，也被免归田里。当权官僚还运用手中职权纠举、惩办贪赃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贪残罪行，侯参于押赴来京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请免官送归本郡，桓帝被迫免去侯览中常侍的职务。同年，司隶校尉韩演参奏大宦官左倌、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的罪行，左倌、左称皆畏罪自杀。在打击宦官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延熹二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平素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甚至杀孕妇以取乐。他闻听李膺到任，畏罪逃还京师，隐匿其兄张让家中李膺侦知情况，亲率吏卒至张让家中将其搜捕，依法处死。此事震惊朝野，从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休假）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日：‘畏李校尉’。”

此外，官僚和儒生也对宦官展开舆论抨击和请愿运动。东汉末年，在官僚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皆以气节之士自命，互相标榜，激扬名声。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三万多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聂（hé核）公卿，裁量国政”，纵论时局，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官僚和士人的支持，官僚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太学生非常推崇正直的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于是发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字），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字），”以颂扬他们的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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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末年，太学生曾经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第一次是在永兴元年（153）七月，这一次是为了朱穆的案件。朱穆出任冀州刺史，下属县官闻知朱穆上任，解印绶逃走者四十余人。朱穆到职后，仍奏劾各郡贪官污吏，不少人畏罪自杀或关死狱中。时黄河泛滥，漂害人庶数十万户。而宦官赵忠丧父归葬，竟借用玉器，朱穆下令检查，吏发墓剖棺出之。桓帝闻讯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门前上书指出：当今中官近臣，窃持国柄，掌握赏罚大权，朱穆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说明他是忠心忧国深谋远虑的贤臣。太学生表示愿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桓帝被迫赦免了朱穆。第二次是在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倌向其求索贿赂未遂，因而诬陷以侵没军饷之罪，坐系廷尉，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与正直官僚共同到宫廷前上书，为他辩解，适逢大赦，皇甫规始得被释归家。

当时东汉的一些中下级官吏，也对宦官政治表示不满。当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和学生抗愤的现实，也敢于挺身而出，站在自己的岗位，行使自己的职权。如刘祐为河东太守，其属县令长多系宦官子弟，百姓深受其苦。刘祐到任，罢黜其罪恶昭彰者，为百姓平理冤狱。延熹四年（161），刘祐任大司农，当时宦官苏康、管霸专权宫中，侵夺全国各地大量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使得百姓穷困，州郡萧条。刘祐移书各州郡，依照国家律令予以没收。宦官向桓帝谮诉，桓帝竟将刘祐论输左校。魏朗为彭城令，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魏朗屡次上奏弹劾。南阳太守成瑁与其功曹岑睚，决心褒善纠违，肃清郡府。当时南阳有一富贾张沉，平时与宦官相勾结，横行不法。成瑶与岑睚将其捕杀，并收审其宗族宾客，杀死其有罪恶者二百余人。大宦官侯览唆使张沉之妻上书讼冤。桓帝竟下令逮捕成璟，死于狱中。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

官僚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政治浪潮日益高涨，当权的宦官集团的反攻也一天天凶猛。于是以张成事件为导火线的“党锢事件”发生了。

第一次“党锢”事件，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当时，宦官党羽张成，善于占卜之术。他预卜将有大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派人收捕张成之子。不久果然政府下令大赦，眼看罪犯即将逢宥获免。李膺更加愤恨，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于是，宦官侯览等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惑乱也）风俗”。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诏令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于是逮捕李膺等，牵连陈寔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同时，还派使者四出追捕在逃的“党人”，皆悬赏购募。一时之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未捕一人。使者责问说：“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史弼说：“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史弼自称）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使者大怒，向皇帝举奏史弼，恰值党禁中解，史弼以俸金赎罪得免，以此全活平原“党人”千余人。

这样大案，要经过府（三公府）考实，太尉陈蕃不肯连署，他说：“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同时上疏桓帝极谏，疏中有云：“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桓帝忌其言词切直，假托陈蕃辟召非人，将其策免。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牵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惧受牵连，亦不敢再坚持；加以外戚窦武及尚书霍谓均上疏为“党人”讼冤。于是遂于次年（永康元年）大赦天下，李膺及“党人”二百余人，皆免归乡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史称：“海内希风（仰慕风尚）之流，遂共相标榜（称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他们把敢于同宦官斗争的知名人物。分别冠以各种美称，加以表彰。如陈蕃、窦武、刘淑（桓帝时任侍中，主张罢除宦官）三人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宗也）；李膺、王畅等八人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刘表等八人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宗仰者也）。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他们互相激励，清议的浪潮更加高涨。范滂出狱归家，家乡汝南和南阳士大夫前来迎接的车子多至数千辆。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杰，以未能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为耻，乃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朝廷虽未降罪，但当时人们都赞扬他的风节。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一直延续了十多年，规模之大，株连之广，都超过了前一次。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年仅十二，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共同辅政，重新起用被废黜的李膺、杜密等“党人”首脑人物入朝为官，并上疏太后谋诛宦官。不料事机不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太后交出玺绶，矫诏发北军五营士攻窦武，窦武众溃自杀，陈蕃等亦遇害。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对党人的镇压变本加厉。先是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东部督邮（郡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张俭以宦官侯览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两次上书举奏侯览家族罪恶，请诛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但是，上报奏疏却被侯览扣压，他对张俭十分怨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借题发挥，示意有司奏：“诸钩党（钩，谓相牵引也）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苟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当时，汉灵帝年方十四，他问曹节等人：“何以为钩党？”对日：“钩党者，即党人也。”灵帝又问：“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日：“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灵帝问：“不轨欲如何？”对日：“欲图社稷。”无知的灵帝因而批准了宦官的请求，于是，李膺等百余人，俱被逮捕，死于狱中。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宦官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得到很多人的掩护和一资助，最后被迫逃往塞外才得幸免。官府搜查张俭所经之处，因受牵连而死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宫门上张贴反宦官标语，揭露宦官统治的黑暗。于是宦官再次矫诏收捕“党人”，又有“党人”及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捕。熹平五年（176），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书中说：“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困境）。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桓帝览奏大怒，除将曹鸾掠死于狱外，又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服以内的亲属。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有气节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是东汉士大夫和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它反映东汉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接着而来的是公元184年的黄巾大暴动。东汉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宣布大赦“党人”，但是为时已晚，等待它的只是这个王朝的最后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