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的诸侯王国（1/1）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封自己的侄子刘濞为吴王，让他统治三个郡共五十三个县。封王仪式结束后，刘邦召见刘濞，端详了他的相貌后，不禁微微吃惊：“你的样子有反相。”刘邦心中后悔，但不便收回成命，于是摸着刘濞的背说：“汉朝开国五十年后东南要是发生叛乱，难道会是你吗？但天下的同姓诸侯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造反呀！”刘濞叩着头说：“我不敢。”

半年后，刘邦就离开人间，但他的预感不幸成为事实。汉景帝三年（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了“七国之乱”。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刚登上帝位的刘邦剖符分封七位异姓功臣为诸侯王。所谓剖符，就是将一片刻着红字的铁片（丹书铁券）“符”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功臣各执一半，作为凭据。皇帝收执的一半郑重地保管在宗庙中的金匮石室。铁券上的誓词是：“使黄河如带，泰山如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国家像黄河、泰山一样永存，你们的爵位传给子子孙孙。）

与其说是分封，倒不如说是承认现状，因为在没有分封时，这些诸侯早已拥兵割据，或者就是刘邦所封。

最先被封的是韩信（与另一韩信同名，故史书上称为韩王信）。他是战国韩襄王的孙子，跟着刘邦进关中，入汉中，又劝刘邦率兵东归。刘邦返回关中后，就许诺他当韩王。汉二年（前205年），韩信夺取了韩地，被刘邦封为韩王。韩王信一直率军随刘邦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韩信像

另一位韩信是刘邦回师关中的主将，立下赫赫战功。汉四年他攻灭齐国，就以齐国反复无常，又紧靠着楚国，需要有一位王来统治为由，要求立他为“假王”（代理王）。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在荥阳，日夜在盼望韩信出兵解围，只得封他为真齐王。汉五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定在固陵（今河南太康县南）会师，结果他们都没有到达，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退回固守。刘邦只得采用张良的计策，答应韩信，破楚后，从陈（今河南淮阳县）以东直到海滨的土地都归齐王所有，才换来韩信出兵。但刘邦在垓下之战后，出其不意夺了他的兵权，并以他是楚人，熟悉楚地风俗为由，改封为楚王。

淮南王英布本是项羽封的九江王，是项羽的主要依靠力量。刘邦派随何说服他叛楚归汉，汉四年封他为淮南王，让他收复原来的封地，率领当地军队参加对项羽的最后一仗。

张耳是项羽所封常山王，被陈余驱逐后投奔刘邦。他与韩信一起攻下赵地，于汉四年被立为赵王。张耳之子敖娶刘邦长女。第二年张耳死，刘邦的女婿张敖即位。

群盗出身的彭越是一员勇将，早在入关前就帮助过刘邦。汉三年，彭越率三万人归汉，率兵略定梁地。在刘邦与项羽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彭越两次攻占梁地，还将缴获的十余万斛谷供应汉军。为了换取他出兵会师，刘邦答应灭楚后将睢阳（今河南商丘县西南）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县南）间的土地作为酬劳。五年正月，彭越被封为梁王。

燕王臧荼也是项羽所封，因原来占有燕的韩广不愿改当辽东王，臧荼杀了韩广，并了他的地方。他归汉后，刘邦鞭长莫及，继续封为燕王。

长沙王吴芮本是秦朝的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令，后率越人起兵反秦，从项羽入关，被封为衡山王。刘邦灭项羽后，他与其他诸侯一起拥戴刘邦登基，被改封为长沙王。

这七个异姓诸侯王的封地占当时汉朝疆域的一大半，太行山以东原六国旧地只有齐国（约相当今山东）的地方还属朝廷，其他最富庶的地方都在诸侯统治之下，汉朝的直辖区只有15个郡。加上有的诸侯重兵在握，不受朝廷约束，这些诸侯国的存在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分封异姓本来就非刘邦所愿，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第一个被开刀的是燕王臧荼。当年七月，臧荼反，刘邦亲自出师征讨，九月就俘虏了臧荼。考虑到北方边疆面临匈奴的侵扰，需要有大将驻守，刘邦破例封卢绾为燕王。卢绾与刘邦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俩的父亲就是好朋友，两人同日出生，从小亲密无间，卢绾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刘邦的反秦活动，在刘项之争中已被封为太尉，与刘邦的亲密程度远在萧何、曹参之上。功臣受封时，刘邦就想封卢绾为王。只是怕引起群臣心态的不平衡才封他为长安侯。一般侯的封地都在关东，至少不能在关中，卢绾的封地却在秦朝首都咸阳的郊外，不久建为新的首都。所以等臧荼被废，刘邦就迫不及待地将燕国封给卢绾。

史料中有关臧荼的记载非常简略，他的“反”是很令人怀疑的。在刘邦忙于与项羽争夺、胜负未卜时他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到了天下已定却匆匆造反，反了后又不堪一击，两三个月就让刘邦活捉。对比刘邦给其他异姓王一一套上的“谋反”证据，我们不难想象臧荼事件的真相。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有人告楚王韩信谋反。实际原因是韩信藏匿了遭到通缉的项羽旧将、自己的老朋友钟离昧。钟离昧是刘邦的仇人，听说他逃亡在楚国，刘邦下诏追捕，大概是为了保护钟离昧，韩信出行时都出动军队警卫，这成了“谋反”的口实。刘邦得报后，根据陈平的计策，通报各国诸侯，声称自己要南游云梦（在今湖北中部长江以北一带），命令他们到陈县（今河南淮阳县）会合。眼看刘邦快入楚境，韩信还是拿不定主意，要发兵造反吧，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又没有犯什么罪；要去见刘邦吧，怕当场被扣押。有人向他建议：“拿了钟离昧的头去见皇上，他一定欢喜，你也就没事了。”韩信便与钟离昧商量，钟知道韩信的打算，当他面自杀了。韩信到陈县向刘邦献上钟离昧的头，还是被当场逮捕。回到洛阳后，刘邦赦了韩信的罪，降为淮阴侯，楚国被取消。

文人

韩王信的王都在颍川（今河南禹州市），封地处于中原要地，刘邦很不放心，将他改封到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山西中部、北部），让他防御匈奴。六年，韩信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被匈奴包围，投降匈奴，反而率军攻打太原。七年十月，刘邦亲征，韩信逃亡匈奴，而令部将曼丘臣、王黄立赵利为王，与匈奴军队联合抵抗汉军。刘邦进至平城，被匈奴大军包围，好不容易才脱险，大败而归。

刘邦归途中过赵国，赵王张敖对皇帝丈人毕恭毕敬，亲自日夜侍候，刘邦却动不动骂人，一点不给他面子。赵国的相贯高、赵午是张耳的旧属，六十多岁了，气得忍耐不住，向张敖建议杀了刘邦。张敖又惊又急，咬破手指，表达对刘邦的忠诚，要他们千万不能再讲这样的话。贯高和赵午等决定背着张敖行动，以便在失败时不连累他。八年冬，刘邦路过赵国的柏人县（今河北隆尧县西北），贯高等事先在宾馆的夹墙中埋伏了刺客。刘邦警觉，没有留宿就离开了。第二年，贯高的仇家向朝廷揭发，赵王、贯高等全部被捕。贯高等人不顾将被族诛的警告，以家奴的身份跟随张敖至长安。贯高被严刑拷打，体无完肤，始终坚持张敖没有参与他们的阴谋，并在得知张敖被无罪释放后自杀身亡。张敖因是刘邦女婿，释放后被封为宣平侯。

刘邦自平城归长安后，任命陈稀为代国的相，负责指挥代、赵二国的边防军。有人揭发，陈稀临行前曾与韩信密谋，陈稀在边境反，韩信为内应。赵国相周昌也求见刘邦，说陈稀拥兵在外，宾客众多，应谨防有变。十年秋，刘邦以“太上皇崩（刘邦父亲死）”为由召陈稀回京。陈稀知道回去决无善终，就称病不至，并与曼丘臣、王黄等公开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至邯郸部署讨伐，用“羽檄”（特急军令）征调彭越、英布等，彭越称病，只派部将；英布也没有应召。当时陈稀部将四出攻击，形势十分危急。刘邦只得用重金收买陈稀部将，引诱他们投降。汉军又分两路出击，太尉周勃从太原入代，叛乱才被平定，陈稀被周勃斩于灵丘（今河北蔚县）。

山水风景图

在刘邦出兵期间，韩信一位舍人的弟弟向吕后密告，韩信将假造诏书放出官奴刑徒，袭击吕后与太子。吕后与萧何策划，声称得到刘邦的消息，陈稀已死，于是列侯和群臣都进宫祝贺。萧何还带信给韩信：“你虽然有病，这样的大喜事也应该尽量到一下。”韩信进宫后，就被预伏的武士逮捕，在长乐宫的钟室被杀。韩信的尸体被剁成肉酱，遍赐群臣，三族全部被杀。

刘邦因彭越不应召去邯郸，派人去责问，彭越很恐慌，准备亲自去向刘邦谢罪。部将扈辄劝他：“你开始时没有去，受到责问后再去，到那里后一定会被捕，不如先发兵反了。”彭越不愿意，继续称病。一位得罪了彭越的太仆逃出梁国，上告彭越与扈辄谋反，刘邦派人秘密到达梁国都城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出其不意地逮捕了彭越，囚禁在洛阳。经过审讯，有关方面认定彭越已构成谋反罪，要求依法惩处。刘邦赦了彭越的罪，降为庶人，迁往蜀郡青衣县（今四川名山县北）。途中到达郑县（今陕西华县），正遇上由长安去洛阳的吕后，彭越向吕后哭诉自己无罪，希望能回故乡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吕后答应了，带他回到洛阳，却对刘邦说：“彭越是壮士，现在将他迁到蜀地去，是给自己留了后患，不如把他杀了。”于是吕后指使彭越的舍人揭发他继续谋反，刘邦批准廷尉（主管刑事的长官）的意见，将彭越和他的宗族全部处死。

淮南王英布见韩信被杀，害怕哪一天会轮到自己。彭越被杀后，刘邦也将他剁为肉酱，遍赐诸侯。那天英布正在打猎，见到送来的肉酱，更加惊恐，暗中调集军队，并加强了对邻郡的警戒。英布一位宠姬得病就医，医生家与中大夫贲赫家对门。贲赫以为是讨好英布的机会，向宠姬赠送厚礼，又参加了医生家的宴请。宠姬在英布前说起贲赫的好处，英布怀疑宠姬与贲赫有不正当关系，吓得贲赫称病不出。英布更生气，要逮捕贲赫，贲赫就向地方官表示要揭发谋反大罪，立即被用官方提供的交通工具送往长安，英布追赶不及。贲赫到长安后，说英布的叛乱已经开始实施，应该趁他尚未发动就镇压。萧何认为英布还不至于谋反，恐怕是仇人诬陷，建议将贲赫监禁，派人暗中去淮南调查。但英布得知贲赫揭发，已经怀疑他将自己私下的举措报告了刘邦，朝廷派来调查的人又抓到了一些把柄，就杀了贲赫全家，发兵反汉。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现在都已被杀，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有恃无恐。刘邦也知道诸将对付不了英布，只得抱病东征。

田园山水画

出发前，刘邦听说有位楚国前任令尹薛公很有主见，就去听取他的意见。薛公认为英布有三种选择：上计是东取吴国，西取楚国，北取齐、鲁，争取燕、赵的支持，然后固守，那么山东就不属于汉朝了。中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北取韩、魏，占据敖仓的粮食储备，控制成皋的通道，胜败难以预料。下计是东取吴。西取下蔡（今安徽凤台县），以越地为基础，自己去据守长沙，那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汉朝不会有危险。刘邦问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薛公说可以按下计部署。刘邦问为什么，薛公说：“英布是骊山的刑徒出身，凭自己的本领当了万乘之主，都是为了自己，不会考虑到百姓和长远利益的，所以必定会用下计。”

英布果然先攻破吴、楚，然后率军西进，在蕲（今安徽宿州市东南）以西与汉军遭遇，英布的军队虽然精锐，但还是被刘邦亲自指挥的汉军击溃。退至淮南后，英布又打了几次败仗，只带了百余人逃往江南。英布是长沙王吴芮的女婿，想投奔长沙国。吴芮的儿子派人将他诱至番阳，当地人将他杀死。

刘邦征讨陈稀时，卢绾曾攻击陈稀东北加以配合。陈稀派人向匈奴求援，卢绾也派张胜去匈奴，说明陈稀已经兵败，劝匈奴不要支持他。但张胜在匈奴见到臧荼的儿子臧衍，臧衍对他说：“你在燕王身边受到重用，是因为你熟悉匈奴的情况；而燕王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诸侯相继反叛，战事不断。如今你要为燕国加紧消灭陈稀等人，到他们被灭了，就该轮到燕国，你们这些人就快当俘虏了。你何不让燕缓解对陈稀的进攻，而与匈奴讲和呢？形势缓和了，可以长期当燕王，要是汉朝采取军事行动，也可以使燕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张胜觉得很有道理，就私下请匈奴帮助陈稀进攻燕军。卢绾怀疑张胜勾结匈奴谋反。上书刘邦要求将他合族处死。张胜回来后，将这样做的理由详细报告，卢绾醒悟过来，就找了一个人冒充张胜杀了，又释放了他的家属，让他当与匈奴的联络人，又秘密派遣范齐驻在陈稀的总部，让陈稀一直逃亡在外，使战事延续。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陈稀的裨将降汉，交代了卢绾派范齐与陈稀秘密联络的事。刘邦派人召见卢绾，他称病不去。刘邦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去请他，并向他左右查问，他更加害怕，躲了起来。卢绾对左右说：“现在不是刘氏当王的，只剩下我与长沙王了。去年春杀韩信一家，夏天杀彭越一家，都是吕后的主意。眼下皇上病了，把权交给吕后，她是妇道人家，一心要杀异姓王和大功臣。”卢绾始终称病不出，连左右也躲藏起来，这些话传出来，审食其回去做了详细报告，刘邦更加愤怒。匈奴的降人又说，张胜逃亡在匈奴，充当卢绾的代表，于是刘邦断定卢绾果然造反了，派樊哙出兵燕国。卢绾将家属宫人和数千骑兵转移到长城边，一边打听情况，希望等刘邦病好后亲自去向他解释。四月，刘邦去世，卢绾就带着部众逃入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卢绾在匈奴处境困难，经常想回汉朝，一年多后死去。

到刘邦死时，异姓王中只剩下一个长沙国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沙国处在边远地区，人口稀少，全国只有两万多户，又与南越交界；另一方面长沙王吴芮及其后人小心谨慎，绝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英布谋反败走时，长沙王吴芮还大义灭亲，将他诱杀。所以长沙国延续到了文帝初年，才因吴氏无人继承而取消。但长沙国是刘邦留下的唯一例外，所以他明确规定，今后不许再封异姓诸侯：“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不是姓刘的人当了王，天下人应该共同消灭他。）

宫殿内

平心而论，被刘邦消灭的七个异姓王（臧荼加六国）中，除了韩王信以外，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动谋反的。尽管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都是经过汉朝史臣裁剪过的史料，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韩信、彭越明显是被栽赃，卢绾只是处置不当，张敖更是冤哉枉也。英布原来只是防止被刘邦偷袭。从刘邦的用意看，韩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会有善终。

这些异姓王都曾重兵在握，有过辉煌的战绩，在楚汉之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出于自身的目的，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兵力或战略地位与刘邦讨价还价，索取王位或土地，或者在关键时刻不服从刘邦的调度，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国事之前，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背叛刘邦，或者自己夺取天下。倒不是他们毫无野心，而是由于刘邦的豁达大度和明智举措，赢得了他们的效忠；刘项之争中刘邦的发展趋势，使他们越来越相信他是天命所在，不敢再轻举妄动。

韩信是最典型的例子。还在韩信刚当齐王时，项羽就派武涉做说客，劝韩信在楚汉之争中保持中立，三分天下。武涉的话说得很明白：

虽然足下自以为与汉王的交情很深，为他尽力用兵，但最终还是会败在他手里。足下之所以能存在至今，是由于项王还在。现在项王与汉王的命运就操在足下手中，你向右转就汉王胜。你向左转就项王胜。不过项王今天亡，下一个就轮到足下了。足下与项王是老朋友，何不反汉而与楚结盟，三分天下，自己做王？错过了这样的时机，一定要为汉王灭楚，难道是聪明人的做法吗？

韩信的答复很实在：

我在项王手下时，官不过郎中，干的事不过是执戟（身边的警卫），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才叛楚归汉。汉王授予我上将军印，给我带数万兵，将自己的衣服给我穿，将自己的饭给我吃，言听计从，我才能有今天的地位。人家对我如此信用，我要背叛他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死也不会改变。谢谢项王的好意。

齐人蒯通深知韩信的重要性，想方设法要说动他。蒯通先替韩信看相，说：“相你的面，不过封侯，而且又有风险；相你的背，却贵不可言。”韩信问是怎么回事，蒯通把他的策划和盘托出：

现在楚汉纷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的尸骨同时抛在荒野的不计其数。三年下来，楚汉双方都智勇俱困，无法取胜，战斗的锐气受挫，粮食消耗殆尽，百姓疲于奔命，怨声载道。在这样的形势下，不是天下的圣贤肯定无法消除天下的大祸。当今二主的命运就取决于足下，你为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我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只恐怕足下不能用。如真能听我的计策，不如让楚汉并存，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这样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以足下的圣贤，有这么多军队，占据着强大的齐国，联合燕、赵，控制后方，根据百姓的愿望，请汉王停止战争，为百姓请命，天下都会迅速响应，汉王怎么敢不听！到时再调整诸侯国的疆界，诸侯建立，天下就都会感谢齐国，服从齐国。齐国本来就有充足的土地，再善待诸侯，谦虚谨慎，天下的君王就都会来齐国朝拜。上天给予而不接受，会受到指责；时机成熟了不行动，必定会遭殃。愿足下深思熟虑。

韩信还是这几句话：

汉王待我那么好，让我乘他的车，与他穿一样的衣，与他吃同样的饭。我听说，乘了人家的车就该分担他的患难，穿了人家的衣就得与他共享忧乐，吃了人家的饭就得为他而死，我岂能为了个人的利益就违背道义！

蒯通不以为然，举了张耳、陈余从布衣时结下刎颈之交，最后相争相杀的例子，还以文种、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称霸而不得善终为例，说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他说：

我听说一个人的勇略能使主子震惊，自己就危险了。功盖天下，君王就无法行赏了。足下渡黄河西进，俘虏魏王，活捉夏说；引兵下井陉口，杀成安君（陈余）；夺取赵国，威胁燕国，平定齐国，向南击败楚军二十万，东征杀了龙且。这就是所谓天下独一无二的功绩、世上不再有的伟略。现在足下拥有震主之威，立了无法行赏的大功，要归楚，楚人不会信任；要归汉，汉人感到震恐。足下该怎么办？处在臣子的位置上而拥有震主的威望，名高天下，我真为足下担心呀！

吕后像

这一番话真使韩信受到了震动，他表示要考虑一下。几天后，蒯通又力劝韩信当机立断，但韩信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汉王，又认为自己功劳大，汉王肯定不会夺走他齐王的位置，最后回绝了蒯通。

此后，刘邦果然在消灭项羽后就剥夺了韩信的兵权，登上帝位后就改变了他的封地，但韩信都服从了。以韩信的智谋，不是不知道刘邦“南游云梦”的骗局，但他还是以老朋友钟离昧的人头为代价，委曲求全。被降为淮阴侯后，至多也只是称病不朝，发发牢骚而已。史书上说他与陈稀策划里应外合，显然是吕后一伙捏造的。陈稀其人来历不明，直到刘邦从平城归来才以郎中的身份被封为列侯，担任赵相国，与韩并无深交。韩信真要造反，以往不知有多少机会；要寻求同谋者，忠诚得力的部下肯定不少。何至于在落到闲居长安的地步时再与陈稀合作谋反呢？从刘邦得知韩信的死讯后“且喜且怜”的记载看，刘邦心里也是一清二楚的。

就是最终发动叛乱，并与刘邦对阵的英布，也是到最后一刻才下决心的。他被封为淮南王后，连续三年朝见，没有任何想谋反的迹象，就是在见到彭越的肉酱后，也只是采取防御措施。即使有了贲赫的揭发，连萧何也不相信英布会造反。要是刘邦稍作一些抚慰，或者不是故意激化矛盾，英布绝不会铤而走险。

毫无疑问，刘邦、吕后早就下了彻底消灭异姓王的决心，所以要千方百计制造借口，激化矛盾，必欲除之而后快。明知彭越、韩信并非蓄意谋反，却要斩草除根，满门杀尽。根据当时的法律，对彭越、韩信这样犯“谋反大逆”罪的人要用“五刑”，即先在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掉两脚的脚趾，用板子活活打死，然后割下头颅，再将尸体剁成肉酱。而对他们还加上了一条：将肉酱遍赐诸侯群臣，作为警戒他们的反面教材。异姓王已如惊弓之鸟，就连刘邦最亲密的伙伴卢绾，也只能违心地投降匈奴，魂断异域。

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这就提醒我们，这一段血腥的历史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首先，大部分异姓王的存在既无必要，也非刘邦所愿。韩信之封齐王，彭越之封梁王，都是拥兵要挟的结果。韩王信是刘邦有言在先，不得不履约，但将天下之中的冲要之地给他当封地实在不合适。英布封王也是刘邦不得不做的交换。臧荼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可封，只是鞭长莫及，暂时维持原状。既然这些王位是靠武力、靠刘邦一时之需换来的，一旦武力被解除或刘邦不再有需要，它们就不会再有存在的理由。可惜韩信等一味贪恋王位，迷信“丹书铁券”，没有人谦让，更没有人主动辞位，这就为自己留下了祸根。

其次，作为君主的刘邦不得不考虑汉朝的长远利益。刘邦死时已有五六十岁，在当时已不算寿短。他深知太子刘盈懦弱无能，但与吕后是患难夫妻，太子又没有什么过错，加上吕后通过张良等的帮助，一次次巩固了太子的地位，使刘邦一度想立戚夫人之子的打算无法实现。在继承人远不如自己的情况下，要保证他能够驾驭群臣，唯一的办法就是铲除其中的强者、不顺从者，首选的目标当然是那几位拥有大片封地和人口的异姓王了。彭越、英布不响应紧急征召既给了刘邦口实，也给刘邦敲起了警钟——若是现在不消灭他们，自己死后还有谁能对付他们？

再者，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欲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尽管异姓王当时不想谋反，但不能保证他们今后不会谋反，更不能杜绝有人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像蒯通、武涉、扈辄这样的说客、辩士，劝主子反叛的大有人在，荣华富贵和绝对权力的巨大诱惑随时都会驱使一些人不惜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即使是异姓王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也足以构成对国家的威胁。如卢绾听了张胜的劝告后，实际上已与匈奴和叛臣陈稀结盟，尽管他本人并不想反叛，但发展下去，局势就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

可以设想，如果韩信听从了蒯通的劝告，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鹿死谁手的确难以预料。但不管谁是胜利者，统一的进程必定会延长，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损失会更大。同样，如果彭越采纳了扈辄的意见，起兵反叛。虽然他不可能推翻汉朝，但一场恶战不可避免。要是彭越迁至蜀地，或许会不安分地制造事端，或许会被其他反对派所利用，吕后的手段虽然毒辣，却消除了这些风险。如果从这一角度考虑，尽管刘邦、吕后对异姓王的手段是过度的、不道德的，但却没有更好的、更可靠的选择。一些异姓王的死是无辜的，尤其是他们数以百计的家属纯粹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避免了更多生命的牺牲和财产的损失，避免了社会的动乱和经济文化的破坏。

汉朝以后，几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会杀功臣，像宋太祖赵匡胤这样不开杀戒的几乎绝无仅有，但前提是他的“杯酒释兵权”等政策没有受到抵制，其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得以顺利执行。所以，杀功臣一类事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品质，而应该看成为专制集权制度的必然产物。

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的同时，却在“众建诸侯”，大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王，同姓王国不断增加。

高祖六年（前201年），刘邦就封了第一批同姓诸侯国。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后，齐国旧地未设诸侯国，当年正月刘邦立子肥为齐王，辖7郡73县，规定凡是百姓说齐方言的地区都划归齐国。韩信的楚国被废后，刘邦将其一分为二，以淮河东南的52县立同宗兄刘贾为荆王，以淮河西北的36县立弟刘交为楚王。又以云中、雁门、代郡53县立兄刘喜（仲）为代王，但这些地方大多为匈奴所占，只是名义上拥有。九年，刘邦废了赵王张敖，立子如意为赵王。十一年，立子恒（以后的文帝）为代王。梁王彭越被杀后，立子恢为梁王，将东郡划给梁国。又立子友为淮阳王，辖陈郡和颍川郡。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立子长为淮南王。十二年二月，燕王卢绾反，立子建为燕王。当年十月，因荆王刘贾被英布军杀死，无人继承，改荆国为吴国，立兄刘仲之子濞为吴王。到刘邦死时，已有9个同姓诸侯国，加上吴氏长沙国，所占面积仍超过全国疆域的一半，直属朝廷的郡仍然只有15个，甚至比刘邦初年还小。

刘邦大封同姓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人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灭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传之千秋，自己的家属又人数有限，所以凡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姓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

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受其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在这些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命郡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徭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已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刘邦大概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些子弟竟也会像异姓王一样谋反叛乱。或许他已经想到了，但为时已晚，或者没有更好的选择。刘邦的大哥已死，二哥刘喜（仲）封了代王，奉命为刘氏镇守北边。可是这位被他父亲称赞为会治产业的老兄实在胆小，匈奴人进攻代国时非但不能坚守，而且吓得偷偷地逃到了洛阳。按法律应该杀，但看在兄弟份上，刘邦把他降为列侯。刘邦的异母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他喜欢读书，找了一帮著名学者研读《诗经》。刘邦做了一年多皇帝，大哥的儿子刘信还没有获得封赏，太上皇替孙子说话，刘邦说倒不是忘记了这位侄子，而是因为他妈的行为太不厚道了。刘邦始终没有忘记大嫂故意括锅底，不让他朋友吃羹的往事，所以封刘信为羹颉侯。刘贾是刘邦的同宗，因有战功也封了荆王，可惜无后，战死后王位就无人继承了。当时刘邦自己的儿子年纪太小，子侄中找不出一位年轻力壮的人来统治吴、会稽（今江苏大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一带。而刘喜之子濞，年方20岁，有勇力，参加过平定英布之战，所以才选择了他为吴王。封王仪式一结束，刘邦就预感到自己的子孙将来可能控制不了这位“壮王”，于是告诫他侄子：“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千万不要造反）！”

以开国皇帝的绝对权威，加上年龄、辈分、能力、经验各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刘邦对付这些子弟王绰绰有余。但到了他的儿子文帝、孙子景帝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最突出的是吴王刘濞，刘邦和楚元王死后，他就成了最年长的同姓王，是文帝的堂兄、景帝的堂叔。文帝时，吴国的太子进京，侍候皇太子下棋。吴太子平时骄横惯了，师傅们又没有教好他规矩。对皇太子就像小兄弟一样，下棋时居然与太子吵了起来。皇太子一生气，抓起棋盘就往他头上砸去，不料把他砸死了。吴太子的棺木运回吴国后，吴王极其怨恨，说：“既然天下是一家人，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吧，何必还葬回来呢。”下令将棺木运回长安，并从此称病不朝。拖了几年，文帝难以对付，只得赐吴王“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因年老而不必朝见。

刘邦率师见项羽

诸侯国与代表中央集权的朝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西汉初最大的诸侯国有七个郡，小的也有三四郡。由于王国的赋税收入归国王所有，又不必负担中央政府的开支，与直属朝廷的郡相比，财政负担较轻。国民在本国就近服役，不像其他郡那样，得千里迢迢去长安或边疆服役，也得到百姓的拥护。王国还垄断了国内的资源，如果盐、铜、铁等资源丰富，还能减免百姓的赋税。所以王国对郡县的百姓有很大的吸引力，诸侯也利用这一点与朝廷争夺民户，诸侯王公然接受其他郡的逃亡者，甚至庇护朝廷通缉的逃犯。他们还利用手中的财富供养大批宾客，集中了一批文武人才，其中不乏失意文人、辩士说客、流氓恶棍。他们翻云覆雨，拨弄是非，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给主子出各种坏主意，唯恐天下不乱。

吕后执政时，为了用吕氏取代刘氏，曾对刘氏诸侯王予以打击，废梁、赵，割齐、楚，分封了吕氏8个王国。吕后死后，同姓王联合朝廷大臣诛灭诸吕，恢复刘氏政权，立了大功，似乎更证明了汉高祖“众建诸侯”的正确性。汉文帝是以外藩即位的，原来在朝廷毫无基础，被拥立的条件只是年长和母亲薄氏家是“君子长者”，登基后只能先恢复齐、楚、赵诸国故地，并分封有功宗室作为酬答，对同姓王也优礼有加。同姓王国的势力更为膨胀，居功自傲，目无朝廷，以致谋反作乱的事也随之发生。

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今山东西北部）王兴居趁文帝去太原之机，准备发兵西袭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随即兵败自杀。他谋反的原因是自以为诛诸吕有功，文帝封他的济北国地方太小，心怀不满。

同年，淮南王长入朝，他自以为是皇帝的弟弟，关系最亲，平时不守法度，文帝一次次予以宽恕，他却更加肆无忌惮。在与文帝去打猎时，他公然坐上皇帝的车子，不时称文帝为“大兄”。刘长身强力壮，能把鼎举起。他身带一把铜锥去见辟阳侯审食其，见面后就一锥砸去，令随从将他杀了。原来20年前刘邦路过赵国时，赵王派一位美人侍候。刘邦走后，赵王发现美人已怀孕，就将她送到宫外。不久刘邦下令逮捕赵王全家，美人亦未幸免，被拘留在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南）狱中。美人的弟弟赵兼通过审食其报告吕后，吕后因忌妒不愿告诉刘邦，审食其不敢坚持。美人生下刘长后，见仍未得到承认。忿恨自杀。刘长认为审食其没有尽职力争，对其母的死负有责任，就擅自杀了他。当朝大臣在光天化日下被亲王所杀，引起朝野震惊，但刘长声称是“为天下诛贼，报母之仇”，文帝只得免予处罚。当时，上至薄太后，下至太子、大臣都害怕刘长，他归国后更加骄横不法，甚至不用汉朝法令，不顾规定的礼仪。文帝亲自下诏责备，仍然无效，就让自己的舅父、将军薄昭以长辈的身份给他写了一封措词严厉而恳切的信，劝他改过自新。刘长接信后很不愉快，在文帝六年与人密谋策划，准备用40辆车装载武器，在长安西北的谷口作乱，还派人与匈奴、闽越联系。阴谋败露后，刘长的王位被废，遣送蜀郡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刘长在车中绝食自杀，沿途接送的官员一直不敢打开车门，直到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才被发现。

针对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形势，提出了一些对策。他指出：在对付异姓王时朝廷幸而获得胜利，但朝廷与诸侯王矛盾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同姓诸侯王与朝廷的对抗已见征兆，发展下去必然会是同样结果。但是到目前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原因在于大国的王大多还没有成年，朝廷为他们配备的傅（国王的老师）、相（王国的行政长官）能够掌权。几年以后，诸侯王都成年了，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傅、相都到了退休年龄，王国在丞、尉（县一级行政官员）以上都用上自己的人，那时与济北王、淮南王还会有什么不同？同姓王势力膨胀，朝廷难以控制，“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小腿粗得像腰，手指大得像大腿），平时就无法屈伸，再有这样一二个指头乱动就更受不了了。今天再不治疗，就会成为不治之症，到时纵然有扁鹊再世，也会无能为力。从异姓王的情况分析，“大抵强者先反”，而长沙王“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功劳最小而存在时间最长，关系最疏远却对朝廷最忠诚），这并不仅仅是他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主要是形势所造成的。所以要使诸侯忠诚，必须造成像长沙王那样的形势。他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多设置诸侯国来减弱他们的实力），实力弱了就容易使他们遵守法制，国小了就没有邪心。这样就能使全国的形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运动手指一样，没有不服从的。诸侯们不敢有异心，争着朝见听命于天子。

汉景帝

贾谊的建议在生前尚未付诸实现。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死，无子，文帝追思贾谊的意见，乘机将齐国一分为六，分封为齐、济北、淄川、胶东、胶西、济南六国，将剩下的琅琊郡收归朝廷；又将淮南王喜改封为城阳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立刘长三子为淮南、衡山、庐江王。原来两国分成了九国，辖境自然缩小，力量也必定分散。从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成为汉朝处置诸侯的一项基本政策。

但这个方法也有局限，分诸侯国得有借口，如果诸侯王健在就难以实施，特别是对诸侯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威胁最大的吴王奈何不得。所以，太子家令（太子的总管兼生活秘书）晁错几次上书，建议应对吴国削地，这无疑会激化朝廷与吴国的矛盾，所以文帝没有采纳。

景帝初，吴王更加飞扬跋扈，已担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向景帝提议实行削藩，因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曾经误杀吴太子的景帝自然明白，在他当皇帝后，这位吴王伯父必定会越来越难对付。因而在三年（前154年）冬削了楚王的东海郡、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则削了六个县。下面自然要轮到吴国了，吴王濞联合楚、胶西等国准备采取行动。正在此时，朝廷削吴国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书到达，吴王就宣布起兵，杀掉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六国一齐响应，发兵西进。赵王还秘密派遣使者，联络匈奴出兵。齐王本来已参加谋反，因后悔而退出，在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西北）固守。济北王也是同谋，但损坏的城墙来不及修好，被手下的一位郎中令挟持，不许他发兵。吴王下令全国总动员：“寡人已经六十二岁了，亲自指挥。我小儿子十六岁，带头当兵。国内年龄在六十二岁与十六岁之间的全部征召入伍。”征集到二十余万人，东越和闽越也发兵随从。

正月甲子（当时以十月为岁首，正月为每年第四个月），吴军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西渡淮河，与楚军会合。吴王向诸侯发布文告，号召各国一起举兵诛“贼臣晁错”，并公然声称：“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还定下赏格，各国凡能斩捕汉朝大小武将文官，都可按规定级别领赏。“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不必都回吴国拿），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吴、楚合兵进攻忠于朝廷的梁国（景帝之弟），攻破棘壁（在今河南拓城县西北），杀数万人。

消息传到长安，朝廷震动。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36将东进迎战吴军，郦寄击赵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策应前方。景帝一时乱了方寸，原吴王相袁盎献计，说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吴楚起兵的目的只是为了杀晁错，恢复削地。现在只要杀晁错，派使者赦免七国，恢复它们的旧地，就可兵不血刃，结束事变。景帝同意，封他为太常（主管宗庙祭祀的官员），派他秘密出使吴国。十几天后，丞相青翟等就照事先安排弹劾晁错，称他大逆不道，要求处以腰斩，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处死。晁错还蒙在鼓里，被召来后立即被押赴东市，穿着朝服就被斩了。其实晁错不是不知道上“削藩策”将付出的代价，听到他向景帝建议削藩的消息后，他父亲就从故乡颍川赶来，对他说明利害关系。晁错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这样做。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亲说：“刘氏安了，而晁氏危了。我不忍心受到牵连，先走一步了。”就喝毒药自杀了。晁错没有动摇，不过他绝不会想到，景帝会如此轻易地将他抛弃。

袁盎到达吴国时，吴楚联军已进攻梁国的防御工事。听说袁盎要让他拜受诏书，刘濞笑道：“我已经当了东帝，还拜谁？”将他扣在军中，根本不见，继续进攻。

校尉邓公从前线回长安，向景帝汇报军事。景帝问道：“听到晁错被杀，吴楚收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几十年了，因为削地而发怒，以杀晁错为名，目的并不在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紧嘴巴不再说话了。”景帝问是何原因，邓公说：“晁错怕诸侯强大不可制服，所以建议削地，以巩固朝廷，是万世之利。计划刚实行，自己就被杀了，对内使忠臣不敢再说话，对外正好为诸侯报了仇。我以为陛下不该如此。”景帝追悔莫及。

周亚夫日夜兼程赶往荥阳，到达洛阳时，见到了名声很大的游侠剧孟，周亚夫顿时信心倍增：“七国反后我飞速赶来，想不到洛阳还能保全。我以为诸侯已经请到了剧孟，他竟还在这里。我只要能守住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周亚夫听从父亲周勃的旧部邓都尉的建议，东北进至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坚壁固守，不与吴楚军交锋。让梁国吸引吴楚主力，自己只派轻兵控制淮泗口（淮水与泗水相交处，在今洪泽湖中），切断了吴国的粮食供应线。梁国受到吴楚军的正面攻击，不断向周亚夫求援。他坚守不动，不派援兵。梁王上书景帝，让景帝多次下诏令周亚夫救梁，周亚夫以他的部署事先得到景帝特许为由，拒不奉诏。梁王只得全力防守，并派韩安国等出战，吴军始终无法西进。吴军转攻昌邑，几次挑战，周亚夫也坚守不出。吴军远离后方，得不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饥疲不堪，叛逃不断，开始退却。此时，养精蓄锐的汉军全线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只带着数千壮士逃往丹徒（今江苏丹徒县），准备退保东越（今浙江南部）。汉军乘胜追上，吴军全部被俘，吴王濞却不知去向。汉军悬赏千金，一个多月后，东越人送来了刘濞的头。楚王戊也兵败自杀，其余各王或自杀，或被杀，无一幸免。

古代瓷器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景帝之弟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少子，一向极受宠爱，封地有四十余县，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加上太后、皇帝不断大量赏赐，梁国的珠玉宝器比皇宫还多。梁王建造了规模空前的宫殿和东苑，广招四方豪杰，名流枚乘、严忌、司马相如等都曾是梁王座上客。景帝初，尚未立太子，曾表示死后将传位于他，梁王好不得意。吴楚之乱中梁王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因而更加骄纵，在国内都用天子仪仗，到长安与景帝同车出入。景帝废了太子后，窦太后要景帝立梁王为继承人，被袁盎等劝阻。梁王得知后，竟派出十几批刺客，将袁盎和其他十几位官员暗杀。景帝查明真相后，虽因窦太后的庇护，无法处置，但从此疏远了梁王。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梁孝王死，景帝立其五子为王，梁国一分为五。加上景帝先后封自己十三子为王，王国数量达到25个，创西汉一代最高纪录。但此时的王国已非昔日可比，除了江都国外，都只有一郡之地，所以王国的总面积反而缩小了。

梁孝王的情况说明，只要诸侯王存在，一旦势力膨胀，或凭借某些特殊因素，就可能形成对朝廷的威胁。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武帝时继续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并采纳主父偃提出的“推恩”办法，找到了使王国不断自行缩小的途径。

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扩散）到自己的子孙，提名封他们为列侯，但所需封邑（侯国）得从自己王国的疆士划出。由于置为侯国后，这块地方就不再属王国所有，而要划归相邻的汉郡管辖，所以侯国置得越多，王国留下的面积就越小。诸侯王一般都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原来只有太子、太孙才能即位，现在其他子孙都能封侯，自然拒绝不了，子孙越多，恩推得越广，王国缩小得越快。到西汉末年，不少王国只剩下三四个县，分封出去的侯国一般也不过数百户，甚至不满百户。推恩法的实行犹如釜底抽薪，使王国再也不能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从发展趋势看，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日益巩固，诸侯国地位的下降已成定局，但推恩法的实施无疑使这一过程大大加速，并且不再出现反复，朝廷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也没有产生什么后遗症。可见一项创造性的政策，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武帝期间，还将从西汉初就存在的侯国大幅度削减，增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

西汉初，刘邦封萧何、曹参等一百多位功臣为列侯，他们的封邑称为侯国，小的数百户，大的有万余户。侯也是以自己侯国中各户上交的租税作为俸禄的，侯国的行政则由朝廷派侯相治理。侯的地位相当于县，也属郡管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但在经济上减少了朝廷的收入。由于西汉前期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到武帝初，多数侯国的户数有大幅度增加，大的侯国多达三四万户。武帝用各种借口废除侯国，如无后、犯罪或有过失、改封等。他嫌这样的做法速度太慢，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就利用“酎金律”对列侯大规模开刀。原来汉文帝时规定，诸侯王和列侯每年都要按本国人口数量献黄金助祭宗庙，具体标准为每千口4两，余数超过500的再加4两。如重量或成色不足，王要削县，侯要免国。武帝就以列侯所献酎金重量或成色不足为由，一下子免除了106名列侯。到武帝后期，汉初的功臣侯国基本除尽，以后新封或恢复的侯国，一般只有千余户，小的才二三百户。武帝能够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体制已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开国功臣早已死亡，继承的列侯大多不担任官职，不会有任何阻力。当初功臣受封时也都得到过汉高祖颁发的“丹书铁券”，从道义上说，武帝的做法有违刘邦立下的誓言。但将一大批靠祖宗余荫不劳而获的列侯撤销，无疑增加了朝廷的财源。

西汉最终能消灭异姓、同姓诸侯的分裂割据威胁，还大大得益于从刘邦就开始执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强干弱支（或称为强本弱末）。在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迁都关中后不久，又接受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将关东原六国君主和贵族的后裔、豪强大族和“乱众之民”（有反抗倾向的人或潜在的反对势力）十多万人迁到关中。刘邦死后，他的陵墓——长陵所在地设立了长陵县，关东移民成为该县的基本居民。从此形成了一项制度：新皇帝的陵墓附近设立一个以该陵命名的县，称为陵县；居民主要从关东迁入，称为徙陵县或迁陵县。迁移的对象也扩大到汉初功臣的后裔、一定级别的官员（如二千石以上）、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富户（如五百万以上）等。到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决定不再设置陵县为止，累计迁入人口超过60万，到西汉末年，移民后裔已达120余万，占首都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关东移民及其后裔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更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所占的比例，“关东出相”，朝廷文职高官几乎都是关东人；关中资产最多，在商业上占有垄断地位的又非关东移民莫属。在关中（代表着朝廷、中央）与关东（代表着诸侯、地方）这架天平上，这批移民无疑是一个分量极大的砝码，所幸从刘邦开始就将它牢牢地置于关中一边了。

古代山水画

一项新制度的推行和最终确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郡县制从它的雏形出现，到由秦始皇推向全国，经历了数百年时间，但与它对立的分封制却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并在西汉初年一度占有半壁江山。不过分封制毕竟已经不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经过数十年的较量，最终被淘汰出局。从汉武帝以后，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王国及王位绵绵不绝，直到清朝末年还保留着王，但除了某些短时期真正具有分封意义，其他阶段的王都只是“衣食租税”，或者只是一种荣誉和级别。从这一意义上说，到汉武帝时分封制已经寿终正寝。

在很多朝代，宗室王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反而是重点防范的对象，被软禁在“王国”中如同高级囚犯。但是在这些朝代，宗室亲王绝不会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专制社会，这种看似不人道的措施，倒是杜绝皇族宗室觊觎皇位的唯一有效办法。宗室的俸禄曾经是明朝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数万皇族人口每年吞噬着国家的巨额财富，但他们在政治上毫无特权，甚至没有择业的自由，然而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亲王武装叛乱——宁王宸濠之叛不到两个月就平息了，影响不出一省。饱食终日的皇室成员中还出现了一流的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和学者。而西晋初年大封宗室诸王，还给他们配备军队，让他们回封地任掌握军政大权的都督，终于酿成八王之乱。

由于中央集权制固有的弊病，在废除分封制的同时，不可能保留在分封情况下存在的合理因素和王国原来合理的政策。如原来王国的百姓可以就近服役，直属中央后就得由中央政府征调，一般都要从关东、江南远赴关中、西北边疆，负担大大加重。又如，原来王国可以自行决定赋税额度和征收赋税，在本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就可以减免赋税，也能量入为出，合理安排财政收支，百姓的负担较轻。王国取消后，作为郡的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自主权。地方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或者成为皇帝的私产，造成极大的浪费。当然，这些并不是分封制的优越性，只是由于分封制的存在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实施。在专制时代，要做到既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自主，顾及百姓的实际利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这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