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与新疆和平解放（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与新疆和平解放

一、中央高度关注新疆

周恩来说：“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

毛泽说：“关于新疆和平解决的事情，希望你能帮帮我们啊。”

斯大林说：“不应当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毛泽东令王震做好进军新疆的两手准备

新疆和平解放之前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新疆各族人民不仅遭受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而且遭受了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不仅受汉族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而且受新疆本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

而新疆各族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一直都在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努力着。而毛泽东也时刻关注着新疆的解放事业。

1949年，是中国革命在全范围内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新疆各族人民渴盼解放，如大旱之望甘霖。毛泽东深切了解新疆各族人民的心愿，他运筹帷幄，英明决策，希望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

1949年3月，中央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驻地，召开了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在会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发出了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和统一全中国的伟大号召！

就在这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参加会议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要他马上去见毛泽东。

王震将军（1908～1993），瘦长挺拔，直鼻梁，厚嘴唇，大嘴巴。为人耿直，有着善良和淳朴的胸怀，怒时血气方刚，乐时如同孩子般天真，喜欢穿深灰色的中山装，是一位战功卓越的将领。

王震将军凡受领任务，必蓄须，不达之不净面。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戏呼其为“王胡子”。

这位在战场上威震敌胆的将军，急急忙忙的来到办公厅，他只见会议室内三位中央最高领导人早已等候着他了，王震感到一定有重要军事任务等着他了。

毛泽东笑着走上前去，紧紧握着王震将军的手说：“你好啊！王胡子——”。

“主席好！主席好！”王震不好意思地笑道。

王震将军又转向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连忙说到：“总司令、周副主席好！”

王震将军连忙给三位中央领导分别敬礼。

朱德总司令连忙说：“王胡子！不用了，不用了！咱们说正事吧！”

周恩来也说道：“来来来，快坐下，王震同志，还得辛苦你了。”说着起身给王震倒了一杯开水。整个屋子里变得热气腾腾的。

朱德总司令问：“王胡子，你知道我们请你来干什么吗？”

“报告总司令，还不知道！”王震起身连忙回答。多少年的战争岁月，他早已养成了风风火火的性格，他很想尽快知道有什么重要任务。往往他在接受重要任务时，他都显得非常激动与坚定，今天也不例外。

毛泽东吸着烟，显得胸有成足的样子，他挥手招呼王震坐下来，说道：“快说说你那支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呢？”

王震一听，他赶忙仔细地向中央三位领导汇报一兵团近来的各方面情况，并回答着周恩来和朱德的插话提问。周恩来在本上记录着，不时向王震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毛泽东和朱德的话都不多，只是不时微微地点着头。三位领导人显然听得很满意，不时相互会意地交换眼色。

“就这样吧！”周恩来听完王震的汇报，非常严肃地看了看王震，说道：“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你看如何呢？”

“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王震高兴地站起身来，习惯地敬了一个军礼，激动地说：“我们一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平静地说道：“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呀，新疆问题我们要力争做好两手准备，能和平解决最好，因此进军新疆是一个政治仗，只能打好。”

朱德站起来，就有关进军新疆的一些具体问题，向王震做了指示，并告诉王震，有关的行动计划要向一野司令员彭德怀请示，由彭德怀统一指挥进军大西北的战斗。当然，新疆的问题，还得由王震直接负责。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一定要继续发扬英勇奋战、不怕艰苦的革命精神，准备带领部队进军新疆，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

在临走前，周恩来又对王震嘱咐道：“希望你们在一兵团中开展进军新疆的宣传教育，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从思想上物质上各个方面做好进军新疆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旦中央命令下达，就立即行动。”

王震激动不已，他赶紧回到部队，立即在全军进行了宣传动员工作。广大指战员对进军新疆充满了信心，大家纷纷向一野首长、兵团首长请战表决心，随时准备奔赴新疆！

在中国的广漠大西北，一场伟大的军事行动，就要开始了。

周恩来叫屈武回新疆策动部队起义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火之苦，中共中央特别制订了对于解决新疆的政策，那就是“力争起义，和平解决”。

为了贯彻中央的方针，使新疆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在1949年4月16日凌晨4时，周恩来秘密接见了中共地下党员屈武。

屈武（1898～1992）字经文，陕西渭南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1927年毕业于前苏联中山大学，1930年毕业于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曾参加“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6年到前苏联学习。1938年后，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陆军大学教官，立法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

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周恩来亲切地招呼屈武坐下，并倒了一杯茶，于是他们马上就进入了话题。

屈武先向周恩来汇报了他所知道的情况，他说：“张治中昨天跟我说，国民政府恐怕很难批准那个和平协定。他觉得只有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打下去，才能早日实现和平解放。所以张治中让我回新疆转告陶峙岳，说蒋介石还想打下去，但新疆人民需要和平安定，新疆不能出现战火和枪声。”

听完了屈武的汇报，周恩来坐在那里显得面色凝重，他低头静静思考着。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旁边的屈武，态度坚定地说道：“是的，看来实现国内和平的希望变得渺茫了，如果谈判失败，你必须马上回新疆去，策动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尽量减少战争对新疆人民的伤害。”

周恩来又向屈武询问了新疆国民党部队一些将领的情况，包括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对他作了详细的了解，而且探寻了陶峙岳的政治态度。

屈武告诉周恩来，陶峙岳将军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并富有正义感，在国民党内部是一位进步的将领，如果对他多做些思想工作，使他接受和平解放建议，肯定十分有利于新疆问题的解决。

陶峙岳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参加过国民党的北伐战争，一直从团长、旅长、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升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和新疆警备总司令。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属的整编42师、78师、骑兵1师共7万余人。

屈武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都一一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很认真地听着，时不时地说出自己的建议和嘱咐，屈武都记在了心里。

当回答陶峙岳的政治态度时，屈武看上去很有把握地说道：“周副主席，您不用担心，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我相信，他一定能分清形势的，能够接受和平起义的建议！”

周恩来于是笑了笑，看来他很欣慰，然后自语道：“文白（即张治中）先生是有名的‘和平将军’嘛！”

之后，周恩来就新疆问题以及如何劝说陶峙岳等优秀爱国人士实行和平起义等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和部署，然后又和屈武讨论了很多细节上的问题。

带着周恩来的重要嘱托，屈武就火速赶回了新疆，准备秘密执行和平起义的艰巨任务。他想自己不会让周副主席失望的，一定要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自己的努力。

屈武回到新疆后，马上拜访了他的朋友、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屈武向刘孟纯详细介绍了北平和谈的经过，透露了周恩来、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起义的意见。

屈武说：“虽然全国范围很难实现和平解放，但新疆可以根据和平协定，争取实现局部的和平解决。”

听到屈武的介绍后，刘孟纯紧紧握住他的手，很有感触地说道：“我赞同你的看法，那我们就行动吧！但现在关键在陶峙岳，我们还是先找他谈谈，看看他的态度后再准备我们的行动。”

陶峙岳当时是国民党驻新疆的最高领导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张治中邀请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西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所以这个人很关键。

屈武、刘孟纯秘密约见了陶峙岳，向他转达了张治中的意见，又向他透露了两人对新疆和平解放的意愿。陶峙岳当时显得很平静，话语也不多，也没有作出表态，但在屈武、刘孟纯即将离开的时候，他忽然说道：“等等看，看发展。”

屈武、刘孟纯从陶峙岳这一“看”字中看到了希望，觉得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带着这种喜悦，他们告别了陶峙岳。

毛泽东请张治中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

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特别是解放军军已经在西北战场的长驱直入，大败了国民党军队，使10万解放军集结与酒泉，进而逼近新疆大门。

为了争取和平解决新疆问题，9月8日，在北平中南海，毛泽东约见了张治中将军，准备劝说他接受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当时张治中是同中共谈判的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所以毛泽东对他很尊重，总是以礼相待。

张治中是一位性格豪爽之人，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以诚待友不仅是他个人的高贵品质，而且也是他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道德。

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力主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基础。因此，在他与中国共产党交往过程中，无论政治形势多么险恶，他都能一如既往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和职权内，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和平的好事，在客观上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诚意自然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许。

而新疆要和平解放，关键人物是陶峙岳，他是张治中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在胡宗南手下多年，根深蒂固。

在新疆驻军中，除了马步芳一个军的骑兵部队和盛世才属下的两个旅外，名义上都归陶峙岳领导。陶峙岳本人一直受蒋介石嫡系所排挤，张治中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兼新疆省主席后，把陶峙岳调入新疆，成为张治中的最信赖的部下，为张治中稳定新疆复杂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由张治中出面与他沟通，是再合适不过了，事情的成功率自然会大大提高。

张治中来到后，毛泽东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像见了老朋友一样同张治中亲切地握手问候，令张治中很感动。

在一阵寒暄之后，他们坐下来，毛泽东对张治中笑着说道：“大家都知道，将军曾经在国民党中担任过西北行营主任和新疆省主席，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且很多人都是你的老部下，所以关于新疆和平解决的事情，希望你能帮帮我们啊，我党和全国人民会感谢你的！”

看到中共和毛泽东主席这么信任自己，令张治中感激不尽，并在他的心里流淌着一股暖流。其实，张治中很愿意为全国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诚恳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请求。

带着对国家和平的期盼以及对中共的感激，张治中态度坚定地说道：“请问主席需要我做什么，如果是我能够做到的，我很愿意去帮助你们。”

毛泽东吸了口烟，热切地看着张治中，说：“我党想让将军能以个人的名义，给新疆军政当局发一份电报，希望以你在西北和新疆多年的威望，劝说他们接受和平解放的主张，实行和平起义。”

毛泽东说完自己的建议后，张治中显得有些兴奋，他说：“主席，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了，只是我现在已经和陶峙岳、包尔汉失去了联系，我无法在收到他们的电报，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毛泽东笑着说道：“将军请放心！我军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可以把电报先发到伊宁再转到陶峙岳、包尔汉的手中，我党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会帮助你送达的。”

“太好了，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的，也请你放心！”张治中诚恳地说。

于是张治中就回去督办这件事了，首先给陶峙岳、包尔汉发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劝说他们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之后又做了其他对新疆解放有利的事情，张治中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其实早在1948年秋，陶峙岳在赴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时，就曾专门绕道兰州拜会西北军政厅宫公署长官张治中。

当时在张治中的私宅里，他跟陶峙岳促膝长谈，并出示自己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函件和谈话记录。

张治中给陶峙岳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张治中说：新疆局势稳定的关键，在于取得前苏联的理解与合作，尤其要注重疏通前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这不仅在政治上十分有利于我们，而且还可以扩大新疆对前苏联的贸易。

当时，解放军的红旗已经飘遍了神州大地，胜利的歌声响彻全国，国民党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

新疆位于我国的西北边陲，早晚要面临或战或和的抉择。张治中和陶峙岳审时度势，都认为新疆人民需要和平安定，新疆不能出现战火和枪声，不然局面就会变得很乱。

在这次交谈中，张治中和陶峙岳都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两人像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样，肝胆相照，对以后新疆的和平起义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那以后，陶峙岳的脑子里总是萦绕着和平的念头。他在“看”中观察着形势的发展。

在4月2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宣告。

1949年5月，张治中在北平给陶峙岳发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张治中希望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一定要维护新疆的稳定局面，根据形势变化确定对策，争取和平起义，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战争。

看道电报后，令对陶峙岳很兴奋，仿佛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且他很赞同张治中的建议。陶峙岳对包尔汉激动地说：“看来张治中的电报是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打来的，这中共对我们的劝告和信任啊，更是是中共方面对我们的期待，我们一定要以新疆的大局和稳定为重！”

不过兴奋之后，陶峙岳又开始犹豫了，带着某种遗憾说道：“但马、胡控制的部队，特别是那几个掌有实权的军官是新疆和平起义的主要障碍。这些人是很难同意和平起义的，终为和平之患。可现在又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有军权的人，还是看看国内的形势，再做决定吧。”

到了6月下旬，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西安及关中广大地区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于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两兵团一起继续前进，继而逼近新疆……

当时，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住陶晋初向陶峙岳呈上了一份《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而陶晋初就是陶峙岳的堂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与周恩来身边的乔冠华结识，并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

在新疆如果解放的问题上，陶晋初坚决走和平之路，并同中共地下党员屈武、刘盈纯等人展开了合作，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6月26日，张治中以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他向大家宣布：将与国民党政府脱离一切关系，投向人民民主阵营和国家的解放事业。

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陶峙岳等国民党人士开始慎重对待新疆未来的命运。后来，印度新德里《美国之音》广播了湖南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的消息，一时人心浮动。

屈武、刘孟纯秘密约见了陶峙岳后，陶峙岳在那一“看中”，对和平起义的态度渐渐明朗起来，他的转变也大大触动了包尔汉。包尔汉当时是新疆省政府主席，和陶峙岳交情很深，而且对局势的看法也很一致，两人一起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努力着。

所以，包尔汉于7月间曾邀屈武、刘孟纯、陶晋初等人，也邀了前苏联友人士在南山住了几天，进行了秘密的交谈，就新疆未来的命运谈了各自的看法。随后陶、刘等又邀包主席、前苏联友人去郊外湖边住了几天，继续进行交谈，虽然没有谈及具体问题，但也心知肚明了，对新疆战和不战有了一致的看法。

在这样的前提下，陶峙岳的信心坚定了，于是开始了他的秘密的行动，为将来的和平起义积极准备。

不过，在陶峙岳的心里还有另一个顾虑，就是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陶峙岳一直在琢磨这个人，新疆和平起义，如果遭到他的反对，可能一切计划行动都要面临破产，所以争取赵锡光的支持对和平起义很关键。

为了打探赵锡光的政治态度，并劝说他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8月19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的名义，在焉耆和赵锡光进行秘密会晤，而且军需供应局长郝家骏，当地驻军旅长钟祖荫也和陶峙岳一起去了焉耆，但谈话的时候只有陶、赵二人，郝、钟却不在座。

陶峙岳经过耐心地劝说赵锡光，两人逐步达成了一致看法，并秘密进讨论了和平起义的具体时宜，还对可能出现的变故商定相应的对策。

他们最后一致决定：起义的一切行动，陶峙岳负责北疆，赵锡光负责南疆，并达成了两点协议：一、待与解放军部队靠近时才接头，陶、赵两人站开，将部队交出来；二、部队由解放军无条件改编。

为了新疆人们的安危和国民党驻军的命运，陶峙岳等人的政治态度发生着转变，并了新疆的和平解放积极努力着。相信在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的劝导下，国民党军队会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并会取得成功，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吧！

刘少奇访苏，斯大林建议提前解放新疆

1949年，胜利的号声已经在全国吹响，各族人们都沉寂在新中国解放的兴奋之中。新疆人民也渴盼解放，如同饥渴的禾苗需要雨水的滋润一样急切。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新疆的苦难的人民，并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努力着。他和中共中央运筹帷幄，精密部署，为取得新疆和平解放积极行动。

但是要和平解放新疆问题，还需要前苏联的帮助和支持，因为在1933年，前苏联与新疆的地方实力派盛世才结盟，盛世才建立了亲苏政权。在前苏联的帮助下，1937年，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而且前苏联和新疆的三区的民族军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若是没有苏方的帮助，解放新疆就会困难重重。

鉴于此，在1949年7月初，刘少奇秘密访苏，就新中国成立以及新疆和平解放等问题同斯大林进行商谈，并希望苏方对新疆问题上给予支持。

在会谈中，斯大林正襟危坐，显得很严肃的样子，看来他对解放邻近前苏联的新疆十分关切，他用一种似乎很坚定的语气对刘少奇说道：“不应当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斯大林继续说道：“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会谈中，苏方还认为，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美国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惧了，正在准备策划自己的阴谋，即鼓动西北五马军阀（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呈祥）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国”，与中共和前苏联对抗。

倘若美国政府企图达到目的，那么新疆问题就有可能成为国际问题，到时候就很难和平解放了，因此，苏方建议中共提前解放新疆。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非常重视。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请示后，立即要求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在苏方的帮助下尽快进军新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方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要刘少奇向斯大林建议“将苏联空军进行援助和空投部队的问题具体化”。

毛泽东在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因此他建议彭德怀说：“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

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

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刘少奇和王稼祥：“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这样一来，进军新疆的任务就迅速提前了。

经过商定，斯大林答应了中方的请求，具体办法是：部队先向酒泉进发，同时由中方出钱租用前苏联航空公司飞机45架飞往酒泉机场，实行空运。前苏联派来的飞机是里-2型，这种活塞式运输机可载重7.65吨，载客20至30人，很实用。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向西北的进军，前苏联建议中共主动联络新疆三区临时政府，进而牵制国民党的势力，有利于减少新疆解放的阻力。

面对日益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大势所趋，所以愿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新疆问题，并积极进行活动，策划和平起义。

陶峙岳等国民党人士的态度转变对新疆的和平解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让新疆老百姓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为了更好地促进陶峙岳、鲍尔汉和平起义，毛泽东针对新疆的情况作出几项重大决策，在新疆内部展开了一系列行动，而西北战场也开始了军事行动，并请求张治中继续劝说陶峙岳等人尽快实行和平起义。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周折，前苏联驻伊宁总领事阿里斯托夫对陶峙岳放走马呈祥、伊敏等国民党顽固分子一事表示不满，希望中共命令陶峙岳扣押马呈祥等人。

到底该如何处理此事，毛泽东陷入了顾虑之中，他坐在椅子上，他大口地抽着烟，烟雾缭绕在自己的周围。他尊重陶峙岳的决定，但不想伤了与前苏联的和气，新疆的和平解放需要苏方的支持和帮助。不过最后，他还是决定应该尊重陶峙岳的决定。

于是，在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致电邓力群指出：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及其顽固坏分子，只要有可能，应让他们乘飞机逃走，逃得多愈有利。

但不管怎么样，在前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新疆的和平解放行动朝好的方面发展，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前苏联在这次行动中做处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刘少奇在和前苏联会谈中取得的积极成果。

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进军新疆的计划

在1949年4～5月间，毛泽东即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的可能性。

7月6日，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致电彭德怀，表明了他对新疆问题的高度关注，并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电文如下：

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放，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作为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毛泽东的电报为和平解放新疆问题指明了方向，令彭德怀等人深受鼓舞，增强了他们对解放新疆的信心。彭德怀用他浓重的湖南话对大家感慨地说道：主席真实英明果断啊，我们一定要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使受苦受难的新疆人民早日获得和平的解放！

于是，彭德怀等人就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解放新疆的伟大行动。8月1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武威）后，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某一部或大部放下武器和平改编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的。

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具体计划。准备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分驻于南疆和北疆。

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今伊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近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兰州解放后，为迅速追歼残敌，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命令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于9月4日沿兰新公路向河西走廊挺进。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9月21日，跨越祁连山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河西地区之敌在野战军威逼下，在兰新公路截断后，纷纷起义和投降。

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九十一军、第一二0军等残部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第一野战军第三军一个快速部队抢占和保护了玉门油矿。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西等地，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而当新中国的成立的声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欢呼雀跃，期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的钢铁之军，正行进在中南、西南、西北北的广阔战线上。他们带着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兴奋，变得更加勇往直前，要坚决完成解放新疆的任务。

由贺龙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力部队为基础组建的第一研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英明领导下，声东击西，战果显著。他们也得到了习仲勋和西北局其负责人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解放军战士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历经两年的艰苦战斗和风风雨雨，他们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歼灭了国民党和西北的主力部队，迅速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这时，我先头部队第一兵团挺进到甘肃酒泉，解放军的钢铁之军已经逼近了新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