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官渡斗法（1/1）

为争天下，反目成仇

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在群雄割据的东汉末年异军突起，占据了合法性的制高点。但是，有一个军阀不吃曹操这一套：你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令”得动别人，“令”不动我。究竟是哪一个军阀这么大牌呢？

袁绍。

《三国演义》把袁绍刻画成了一个废物，这是不符合史实的。东汉末年，有资格参与逐鹿中原的军阀有很多，经过非常残酷的拼杀，最后只有两个人胜出，就连刘备、孙权都没有资格跻身其中。刘备一直流窜各地，根本没有实力逐鹿中原，一直都在被别人追逐；孙权偏安江东，守着他的一亩三分地，没有参与逐鹿中原。所以逐鹿中原的军阀之中，真正胜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曹操，另一个就是袁绍。

公元190年，讨伐董卓失败以后，袁绍和曹操正式分手。他俩约好，袁绍向黄河以北发展，曹操在黄河以南发展。当时，幽州军阀公孙瓒、徐州军阀陶谦、淮南军阀袁术，为了共同压制袁、曹双雄，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袁绍、曹操背靠着背，凭着少年游侠时代的默契，将这些敌人一一击败。这段“蜜月期”长达十年。虽然在此期间，两个人也闹过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但是友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还是占据了主流。二人之间的最大裂痕，应当是从“挟天子”问题开始的。

长久以来，袁绍一直将曹操视为自己的小弟。无论游侠时代、大将军幕府时代还是反董联盟时代，袁绍都愿意带着这个机灵的小弟一起玩。虽然反董联盟破散之后，二人分道扬镳，但袁绍内心仍然觉得，曹操是自己统一天下的助手而非对手。曹操占据兖州，袁绍给予了相当的助力。吕布夺取兖州令曹操无家可归，袁绍也曾对曹操伸出橄榄枝，询问他是否愿意投靠自己、是否需要支援。直到这个昔日的小弟突然迎纳天子，占据了合法性的制高点，站到了比自己更高的位置，袁绍才明白：此人的志向绝不小，早晚有一天将成为我夺取天下的拦路石！

袁绍花了十年时间，消灭了当时北方最彪悍、最能打的军阀——人称“白马将军”的公孙瓒，坐拥青、幽、并、冀四个大州，带甲数十万，成了当时天下排名第一的大军阀。而曹操，也在这十年期间先后收拾掉了陶谦、吕布、袁术，拥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

到了公元200年，袁绍统一了黄河以北，曹操也基本上摆平了黄河以南。同床异梦的蜜月期结束，袁绍和曹操终于公开翻脸。这两个人终于由当年背靠背的盟友关系，转变为现在面对面的敌对关系。俗话说得好，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袁绍为了能够实现夺取天下的梦想，终于决定要向他昔日的盟友、今日的劲敌——曹操，下手了。

袁绍率领十万大军南下，正式向曹操宣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这一年，四十五岁的曹操面挟风霜之色，隔河望着屯驻黎阳的四十七岁的袁绍和他的军队，忍不住感慨万千。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就在十年之前，两个意气风发的男人，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解黎民于倒悬，毅然发起了讨伐董卓的壮举。十年之前，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十年之后，我们是对手，只能够决斗。

终于还是到了这一天啊。

官渡之战，从兵力对比来讲，袁绍一方有十万大军，曹操只有两万人左右，袁绍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一场战役的胜负，不是简单的算术题，不是人多就可以赢，双方还要斗智、斗勇、斗法。那么袁、曹双方是怎样进行斗法的呢？曹操是如何运用权谋弥补兵力的不足，最后实现大逆转的呢？

关羽叛逃事件

下面，我们就回到位于今天河南许昌北边的官渡古战场，通过三个案例，重新认识惊心动魄的官渡斗法。

案例一，关羽叛逃事件。

关羽是三国人物之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民间俗称关公、关二爷。在今天，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文化、关公崇拜。在古代，中国每个县都有一座文庙，祭祀文圣人孔子；而只要有井水的地方，就会有武庙，祭祀武圣人关公。

为什么中国人会去崇拜东汉末年的一个失败的、被斩首的武将？这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不拟多说，这里仅从关羽自身找找原因。

关羽在同时代人眼中，最大的特点是武勇。魏、吴两国的谋臣武将，异口同声用“万人敌”“勇冠三军”“熊虎之将”这样的词语形容他。不过，武勇不足以令关羽名垂后世。吕布也很勇猛，却声名狼藉。

清人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曾点评：《三国演义》中有三位塑造最鲜明的人物，号称“三绝”，分别是智绝诸葛亮、奸绝曹操、义绝关羽。最令人感慨欣羡的，是与刘备之间的感情。他们之间的感情，不同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而是超越了君臣的情义。《三国演义》说：关羽是刘备的结拜兄弟，曾经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从历史上来看，关羽和刘备不一定真的举行过结拜仪式，但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关羽传》），的确是情同手足，非同一般。

人与人的感情，不仅要经受日常琐碎的消磨，还要经受重大危机的考验，才足以见其贞固。关羽的忠义，是在所谓“千里走单骑”的历史故事中充分展现出来的。

前文说过，汉献帝发布衣带诏，号召大家推翻曹操，刘备就是秘密参与者之一。后来计划败露，刘备逃出许县，占领徐州，反对曹操。但是刘备的兵力实在是太弱了，和曹操一打就输。刘备虽然不擅长打仗，但是擅长逃跑。他发扬一贯的风格，把老婆、孩子、兄弟一股脑儿全抛下，自个儿逃跑了。跑去哪儿呢？当今天下能够和曹操抗衡的，只有袁绍。所以刘备就投靠了袁绍。

而被刘备抛弃的老婆、孩子以及关羽，当然全都被曹操俘虏。但是曹操可没有把关羽当俘虏看待，他十分敬重关羽的武勇和威名。《三国志·关羽传》说：曹操借天子之命，越级提拔，拜关羽为偏将军，且“礼之甚厚”，不仅在精神上非常尊重关羽，而且物质上的待遇也非常优厚。具体怎么个优厚法，史书没有记载。借《三国演义》的描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隔三岔五地请关羽吃饭，动不动就送他金银珠宝，试图以此来感化关羽，让他对自己死心塌地。

关羽以前跟着刘备混的时候，成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命，除了替大哥挡子弹，就是替大哥的老婆、孩子挡子弹，过的是非常艰辛的苦日子。现在得到这样的待遇，换成一般人，很可能感激不尽，从此忘记老大哥刘备，跟定新主公曹操吃香的喝辣的。曹操曾用这样的手段，收服了许多降将，可以说屡试不爽。没想到，这一招到了关羽这里，不灵了。

关羽吃着曹操的饭，领着曹操的恩赏，却对旧主刘备念念不忘，没事掏出刘备的画像来瞅两眼，泪流满面，仰天长叹。曹操觉得很奇怪，找来手下将领张辽。张辽与关羽私交很好。曹操对张辽说：“卿试以情问之。”他吃着我曹操的，喝着我曹操的，心里却老想着刘备，我觉得挺别扭。你帮我探探关羽的口风，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张辽登门拜访之时，关羽正好在思念刘备。张辽问道：“夜深了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你不如死心塌地跟着我们曹操大人得了。”关羽叹了一口气，回答：“我知道曹公对我好，但是我和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我们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所以我不可能背叛他。此地终非久留之地，我一旦得到大哥刘备的消息，早晚是要追随而去的。但是也请你放心，我关羽也不是吃白饭的，我一定会报答了曹公的大恩大德再走。”

张辽从关羽处出来，也很为难。曹操让我来探关羽的口风，我现在探到了。可是这话，要不要老老实实告诉曹操呢？告诉了曹操，曹操可能会杀了关羽，我这是坑了朋友；隐瞒不报，关羽倒是可以活命，但我这是对主公不忠。千思万想，终于决定：必须告诉曹操。曹操，乃是我的主公；关羽，乃是我的兄弟。以人伦而言，主公高于兄弟。

张辽把关羽的话转达给曹操。曹操听了，既敬佩又怅恨，心情非常复杂，最后感慨道：“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关羽这个人不忘本，不会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是天下难得一见的义士。曹操发完感慨以后，很关注一个现实问题：“关羽什么时候离开我，有没有说啊？”张辽答道：“人家说了，报答了你就走。”

就在这个时候，袁绍给关羽送机会来了。

官渡之战爆发，袁绍派他帐下的大将颜良率领一支先遣队，对曹操发动进攻。曹操派关羽、张辽二人前去抵抗。古代军队出征，主将的身旁要立一杆帅旗，头顶要撑一顶伞盖，这叫“麾盖”。关羽远远望见颜良的麾盖，明确了主帅的位置。他又见颜良的军队刚刚集结，组织松散，警惕性不强，遂产生了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三国志·关羽传》记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关羽扬鞭策马，风驰电掣杀入敌阵，突然之间来到颜良面前，利用速度与体重形成的巨大冲击力，当场击杀颜良，从容地割下颜良的脑袋，带了回来。颜良的军队这才从惊愕之中反应过来，哄然而散。关羽单枪匹马斩颜良，是汉末三国最精彩的格斗战。

关羽斩杀颜良，算是报答了曹操。他回来以后，就把曹操以前送给他的各种金银财宝都归置归置，原模原样放好，封存起来。最后，关羽给曹操留了一封告别信，表示：曹公的收留之恩、知遇之情，我都已经报答过了；现在，我要履行承诺，追随刘备而去。将一切都光明磊落地处置妥当，关羽这才保护着刘备的妻儿，离开曹操的阵营，追寻刘备而去。关羽已经打探清楚，自己的大哥刘备就在袁绍军中。他毫不在乎自己刚刚斩杀了袁军大将，也浑不在意曹操与袁绍正处于敌对状态。在关羽看来，世间一切复杂的纷扰，都不过是阻碍兄弟会面的烟云而已。透过轻烟浮云，关羽眼中仅仅望见了刘备。他护送车马，直直望着刘备所在的方向而去。

关羽的艺高人胆大、光明磊落、我行我素、直来直往，令官渡之战中一切奇谋妙计、一切鏖战纷争，都显得猥琐而乏味。这就是关羽的魅力所在。千年之下，读史至此，诸君手头若有酒，当为如此壮举浮一大白！

《三国演义》说：曹操表面同意关羽离开，暗中却耍了一个小心机。曹操知道，关羽从曹营到袁营，一路要经过许多关卡。按照当时的制度，每过一个关卡，都需要官府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拿不出来，就无法通行。以关羽的性格，如果遭到阻挠，一定动武。关羽虽然武力惊人，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曹操故意不给关羽通行证，他的想法是：一方面，我任你离开，显示我的宽容大度；另一方面，我也怕放虎归山，关羽武力如此高强，将来帮助刘备，必将是我的一大劲敌，倒不如借守关将领之手，将他除掉！没想到关羽武力实在是太高了，吕布死了以后，天底下哪还有关羽的对手？他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最后投奔了刘备，兄弟重逢。

以上曹操的小心机，只是家的虚构，是为了塑造出“奸绝”的形象。历史上，“千里走单骑”这一段佳话，台面上的明星是关羽，幕后的功臣却是曹操。

当时曹操和袁绍正在打仗，属于敌对双方。关羽和刘备，分别寄居在敌对双方的手下。关羽现在想要离开曹操，前往投奔刘备，实际上也就是投奔袁绍。这从当时的法律来看，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

从汉律来讲，犯了叛逃罪的，本人腰斩，家属连坐。汉武帝时期，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与匈奴人作战，弹尽粮绝不幸被俘，迫不得已，只好投降了。汉武帝得知此事，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要以叛逃罪治李陵的罪。李陵本人远在匈奴，按理应该抓回来腰斩，现在抓不到怎么办呢？家属连坐，把老李家满门抄斩，这是处置叛逃罪的一个典型案例。

所以，关羽离开曹操，前往袁营投靠刘备之时，曹操手下一致要求追杀关羽，将他绳之以法，治他的死罪。曹操却摇了摇头，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关羽也是为了他的主人，所以不要追杀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南朝裴松之注释《三国志》这一段时，特地写了一段评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曹操明知道关羽不肯留下，却不仅不生气，反而能欣赏关羽的志向；关羽真正离去之时，又不派人追杀，以此成全了关羽的忠义之名。如果没有王霸的度量，哪能做到曹操这样呢？这真是曹操的一桩美事啊！

确实，如何处理忠于旧主的敌人，如何对待背叛旧主的降将，这是当国者深感棘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值准则。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武王是正义之师，纣王是独夫民贼。伯夷、叔齐二人拦住武王的车马，极力劝阻。武王不听，迈过伯夷、叔齐，杀死了纣王，消灭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齐隐居于首阳山，坚决不肯吃周朝的粮食，最终双双饿死。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伯夷、叔齐岂非愚忠？岂非万恶旧时代的殉葬品，不值得同情，饿死活该？这正是现代人观念的偏狭之处。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不仅赞扬周武王吊民伐罪、替天行道，也讴歌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没有周武王这样的勇于反抗者，天下百姓还将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伯夷、叔齐这样的“不识时务”者，举国都将成为权力的媚附之徒、阿谀之辈，毫无风骨可言。这样的价值，自周朝直到清朝，仍是如此。明清易鼎之际，有不少明臣投降清朝，协助满人剿杀汉人。以明朝的立场看，这些人当然是奸臣。有趣的是，清朝官方组织编写《明史》，也将这些降臣写入《贰臣传》，以表贬斥，以彰忠义。

曹操生活在汉末，能够以王霸的度量成全关羽的忠义，不得不说，既具有相当的策略——借此案例，表彰忠义精神，教育自己手下的将领，又体现出高尚的美德。

这就是曹操对待关羽叛逃事件的策略和态度。那么袁绍又是怎么对待叛逃事件的呢？袁绍既没有明察是非的能力，又缺乏对部下的基本信任。没人叛逃，袁绍却创造条件，逼部下叛逃。

这就是第二个案例——许攸叛逃事件。

官渡之战的“鬼手”

用出其不意的一招，起到扭转全局的作用，这在围棋术语中，叫作“鬼手”。袁绍和曹操在官渡僵持，曹军出现了粮食危机，客观的形势已经不容许他再打持久战了，必须速战速决。那么曹操破局的机会何在？他又是如何下出扭转战局的“鬼手”的呢？这要从曹操早年的好友——许攸说起。

许攸，早年间是袁绍洛阳游侠集团的重要成员，与袁绍、曹操都有过命的交情。许攸一直追随袁绍，成为他帐下一名非常重要的谋士。

许攸此人有两大特点。

第一，聪明，给袁绍出了很多很好的计谋。官渡之战时，许攸献了一个计策。他说：“不要与曹操打持久战。我们兵力多，不妨派一半军队吸引曹军主力，派另一半军队绕道偷袭后方，突击许县，把天子抢过来。”袁绍笑道：“《孙子兵法》有云：如果兵力是敌军的十倍，那就围困对方。我们兵力这么多，不必用什么阴谋诡计。只要团团围困曹操，慢慢打消耗战，就一定能赢。”计谋不被采纳，许攸很不满意。

第二，贪财，经济作风有问题。许攸的贪财，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袁绍的弟弟袁术就曾评价许攸“性行不纯”，道德品质有问题。许攸在袁绍手下，既贡献了不少奇谋妙计，立下创业之功，也利用身居要职的机会，贪污了不少钱。

对许攸的贪污腐败问题，袁绍是早不查晚不查，偏偏在官渡之战爆发的节骨眼上，突然心血来潮，开始立案调查。一查之下了不得，不光是许攸本人有问题，他的老婆、孩子都是从犯，都有问题。所以袁绍就先把许攸的妻儿家小都给抓起来了。许攸一看，袁绍这儿待不住了，下一步就要抓我了，赶紧趁着夜色的掩护，直奔曹营而去。

当时天已经很晚了，曹操都上床睡觉了，一听说许攸来投降，一个鲤鱼打挺立刻翻身下床，兴奋得连鞋都来不及穿，一路光着脚丫子就跑出来迎接。曹操边跑边拍着手哈哈大笑：“子远，卿来，吾事济矣！”许攸啊，你来了，我就赢定了！

为什么曹操这么兴奋呢？因为他知道，许攸乃是袁军的高级谋士，肯定掌握了很多袁军的重要机密。现在他来投降，对曹军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两个人回到帐中坐下，曹操也穿上了鞋，两个人就开始聊天。

许攸首先问曹操：“孟德，你们曹军现在还有多少粮食啊？”

曹操一听，非常警惕：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我要从你的嘴里套你们袁军的机密，但我也要防止你从我嘴里套我们曹军的机密。所以曹操就撒谎：“还挺多的，吃个一年不成问题。”

许攸对曹操太了解了，一听就知道他在胡说八道，非常干脆地说：“你撒谎，重说。”

曹操被当场揭穿，面不改色心不跳，继续撒谎：“其实还能吃半年。”

许攸一听，还在说谎，就问曹操：“你还想不想打败袁绍了？想，你就说实话，你到底还剩多少粮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到这个时候，曹操才终于把家底亮出来：“刚才逗你玩儿呢。说老实话，其实我们的粮食只够吃一个月了。你看这怎么办？”

许攸这才给曹操献上了一条妙计：“你军粮食既然已经不足了，那就必须速战速决，绝对不能再拖了，耗不起。袁绍家大业大，他耗得起。袁军现在粮食非常充足，但是都囤积在一个叫作乌巢的地方。偏偏乌巢守备非常薄弱、非常松懈，你只要派一支精锐骑兵，出其不意偷袭乌巢，放把火把他的粮食全都烧光。袁绍十万大军，只要三天没有粮食吃，立马就要全盘崩溃。到时候，你趁机掩杀过去，必能大获全胜。”

曹操当机立断，采纳了许攸的建议。他亲自率领五千精锐部队，都打着袁军的旗号，悄悄上路，远程偷袭乌巢。镇守乌巢的将领，名叫淳于琼，是汉灵帝时代与袁绍、曹操并列的“西园八校尉”之一，也是一名老资格的战将。曹操突袭乌巢，遭到淳于琼的拼死抵抗，一时半会儿居然拿不下来。曹操也是心急如焚，心知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成败在此一举，身先士卒拼命进攻。

就在这时，袁绍得到乌巢被突袭的消息，火速派遣援军抵达。左右急报：“袁绍的援军来了！请主公分一部分人去抵御援军！”曹操心知一旦分兵，乌巢难以拿下，反会遭到两面夹击，遂一声怒喝：“等他们到了我背后，你再来汇报！”左右受到这种必死决心的鼓舞，个个抖擞精神，一鼓作气攻入乌巢，四处放火。

谷物燃烧，噼啪作响，冲天火光映照着曹操疲惫而亢奋的面容。官渡之战，在“突袭乌巢”的鬼手之后，战局发生了全盘扭转。曾经四世三公、不可一世的袁绍，兵败如山倒。

“人治”与“法治”之间

袁绍虽然战败，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还有没有可能重新翻盘？只要考察一下第三个案例就知道了。

第三个案例：田丰之死。

田丰也是袁绍手下一名非常重要的谋士，而且论智力水准，还在许攸之上。但是这次官渡之战，袁绍却没有把田丰带到军中来，而是在开战之前就将他关进了大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官渡开战之前，田丰曾经劝说袁绍：“主公，这一仗现在不能打，条件还不成熟。虽然从物资储备来讲，我军比曹操要富强得多，但是我们现在还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点，内部不够稳固。如果现在贸然发动战争，很有可能会被曹操打败，所以眼前这仗还不能打，应该从长计议。”

袁绍一听，火冒三丈：这仗还没打呢，你就跟我这儿兜头泼冷水，说这些丧气话，动摇我的军心！袁绍一怒之下，下令把田丰关进大牢，并且吩咐：“这种不吉利的家伙不要带在军中，等我回来再收拾他！”所以官渡前线打得热火朝天之际，田丰一直坐在后方的大牢之中。

现在，官渡之战果然如田丰所料，袁绍被曹操打得惨败而归。看守监狱的狱卒获知前线战报，第一时间来给田丰道喜。他说：“田先生，可喜可贺啊！袁大人在前线，果然被曹操打败了。他现在一定非常欣赏你的先见之明，回来以后肯定要放你出来，重用你！”

田丰一听，心知自己的死期已到，苦笑着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袁绍这个人，表面宽和大度，其实内心狭隘猜忌。如果他打了胜仗回来，一高兴，说不定奚落我两句，就把我给放了。如今他打了败仗回来，脸上挂不住，肯定没脸来见我，要把我给杀了。我命休矣！”

事实再一次如田丰所料。袁绍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牢房之中，杀死了田丰。

再看曹操。曹操赢了官渡之战，清理战利品的时候，从袁绍的大营之中发现了一大包书信。这些书信无一例外，都是曹操的手下写给袁绍的通敌之信。

原来，官渡之战期间，胜负难料。当时曹操过于弱小，袁绍太强大了。所以曹操的很多手下感到非常的悲观、绝望，觉得这仗根本不可能赢，就事先给自己找后路，纷纷给袁绍写信，在袁军之中预约一个位置。

世事难料，曹操赢了。这个时候，司法官就拿着这一大包书信请示曹操：“主公，咱们现在既然缴获了这堆书信，那就应该一封一封地拆开，查看落款，核对笔迹，看看到底是哪些人里通袁绍，是我军的内奸。在下请求把这些内奸全都抓出来，绳之以法。”曹操摆摆手，笑道：“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官渡之战的时候，确实是袁军太强，我军太弱。连我自己都觉得悲观，都觉得不可能打赢，我都恨不得干脆去投降袁绍算了，何况其他人呢？不必苛责。于是下令，把所有的书信一把火给烧了，既往不咎。

这两件事情一对比，可以发现：曹操的部下里通袁绍犯了罪，曹操却大度地宽恕，陈年往事一笔勾销；而袁绍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杀死了有功无过的田丰。所以官渡之战以后，袁绍一蹶不振，曹操乘胜追击，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最后统一了北方。一胜一败，绝非偶然。

官渡之战结束了，问题也就出来了，考验脑子的时候到了。

关羽叛逃，本是死罪，却被曹操轻易放过；部下通敌，本应受到法律的惩处，但也得到了曹操的宽恕。而袁绍对贪污腐败的许攸和动摇军心的田丰，依法处置，却招致了失败。为什么随心所欲、以“人治”代替“法治”的曹操，却能战胜依法办事的袁绍？曹操战胜袁绍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玩转法律的玄机

现在，就来总结一下上面的几个案例。

关羽犯了叛逃罪，按照法律应该处罚，曹操的部下暗通袁绍，按照法律也应该处罚，结果曹操都没有追究；许攸犯了贪污罪，袁绍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田丰扰乱军心，袁绍把他关进大牢，说好了打完仗回来处罚，战后说到做到处死了田丰。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袁绍按照法律办事，结果输了；曹操把法律抛在一边，用“人治”取代“法治”，结果赢了。这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

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从来都不认为严格遵守法律是一种美德，也就是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文化；同时，也从来不提倡完全把法律抛在一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就是说，同样没有西方意义上一人之治的“人治”。法有法的好处，可以保证整齐划一的社会基本秩序；人也有人的好处，可以灵活变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到底是要“法治”，还是要“人治”，而在于怎么调整“法”和“人”两者的比例，在制度上寻求“法”与“人”两大资源有效结合。

《晋书·刑法志》记载，当时人们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三层次的解决机制。

第一层次：主者守文。

司法官员必须严格守法，没有通融的余地。比如关羽叛逃事件，关羽要去投靠刘备，途径之处，五关六将必须要查他有没有通行证。关羽如果拿不出来，守关将领就必须拦截他；关羽硬闯，守关将领就必须杀死他。这是守关将领的基本职责。守关将领没有资格学曹操，说：“这是天下义士，放了他吧。”如果司法官员都不按照法律来，任心裁判，用道德替代法律，社会就要乱套。这叫“主者守文，死生以之”。文，就是法律条款。司法官员要严格遵守法律条款，既不能够胡乱解释，也不能够抛开法律，而要用生命去捍卫法律的尊严。

第二层次：大臣释滞。

滞，是指疑难案件。有的时候碰到一些疑难案件，基层的司法官员觉得很难处理；有的时候，法律空白，没有明确规定；有的时候，法律虽有明确规定，但如果在具体的个案之中严格执行法律，反而会出现不合情理的结果，为社会舆论所不容。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司法官员无权自由裁量，无权解释法律，而应该将案件上报中央，交到君主手中。君主当然没有能力裁决复杂的法律案件。中国古代儒家理想的君主，应当是一个法盲，不具备明察的性格与丰富的法律知识。这样的君主，只能任用贤臣。君主召开一个会议，召集大臣研究讨论这起案件如何判决。与会人员，一般包括级别较高的大臣、具有专业法律素养的司法官员、著名的法学专家（律学家）、知名的学者（经学家）等等。由这群大臣进行法理层面的探讨。这些大臣研究讨论之时，可以以法律为依据，也可以以判例、儒家经典、法理为依据。这就从彻底的“法治”，走向一个“法”和“人”相结合的制度了。

第三层次：人主权断。

经过了前面两个层次，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问题，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必须由君主权衡利弊，进行最后的裁断。

“人主权断”的“权”，不是权力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之中，最高价值是“道”。但“道”是无形的、变动不居的，具体到法律而言，就是个案个裁，本质而言是反法律的。所以“道”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无法直接用以治国。中国古人就将“道”的一般表现形态，也就是常态，归纳出来，用以治国。这个常态，就叫“经”。经，是“经常”的意思。比如不能闯红灯，就是“经”。但有的时候，严格恪守“经”，非但无法实现“道”，反而是对“道”的一种背离，那就需要“权”出场了。“权”的本义，是砝码、秤砣，可以精确地衡量出一个具体事物的重量，这就叫“权衡”。“权”的引申义，古人的定义是“反常而合于道”，虽然不符合常态，但反而符合了道的内在精神，这就叫“权”。“经”是“道”的常态，“权”是“道”的变态。

比如关羽叛逃事件，如果严格遵守法律，那就要把关羽给杀了，这是“经”。但这样操作，虽然在个案中遵守了法律，却以一个判例的形式，在全社会否定了忠义的精神，背离了“道”，未免得不偿失。所以曹操才反其道而行之，宁可放关羽走，宁可在这个具体个案中牺牲法律，也要树立一个忠义的榜样，弘扬一种忠义的精神。这就叫“人主权断”。

按照古人的惯例，“人主权断”的案例，是不能够作为判例应用的，不允许推广适用，只能个别地针对具体的案件，个案个判。

这就是当时人的立法智慧。曹操正是娴熟地运用了这种立法智慧，灵活操控“法”和“人”两大因素，没有拘泥于刻板的法律。在曹操的心目中，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必须要为一些更加上层的价值来服务。而反观袁绍，正是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官渡斗法之中败下阵来。

仔细品味官渡斗法，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法文化的体会，领悟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处理“法”和“人”两种因素的法律智慧。“法”和“人”，不是哪个好哪个坏，取一舍一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如何调控两者的比例，才是立法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官渡之战中的曹操，做得比袁绍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