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且看大唐“元宝”究竟是何物（1/1）

隋朝末年竟然糊纸壳当钱

假如我要问你，中国历史上最狠心的皇帝是谁？你大概要说是秦始皇。

秦始皇固然狠辣，但是他还不至于对亲戚下黑手。

告诉你，这方面做得最绝的，是开了历史新篇的隋朝第一个皇帝——隋文帝杨坚。

起初，杨坚是以外戚身份任宰相，又进封为隋王的。他的皇帝女婿死后，他的小外孙把皇位“禅让”给了他。这个禅让，说起来好听，骨子里……嘿嘿，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

他心里毕竟发虚，坐稳帝位后，竟然把自己女婿的家族、也就是北周皇室统统杀了个干净。

这样的老岳父，也着实可怕！

不过作为新的一朝开国皇帝，他的功劳就太大了。

他于开皇九年（589）灭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仅这一条，“杨坚”这两个字就该在史书上大写。

他上台的路子，相信大伙都看得很清楚，走的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的路子。尤其和王莽一模一样，以外戚身份掌兵权，趁着皇帝年幼，改旗易帜。正因为如此，他深怕后世留下骂名，皇帝当得相当勤勉。

他不仅自己节俭，不乱花公费，对百姓也能“薄赋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少收税费，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

开皇十四年（594），关中闹饥荒，他赶忙派人去了解百姓吃的是什么。得知灾民吃的是豆粉拌糠时，他坐不住了。

上朝时，隋文帝把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看，流着眼泪责备自己无能，下令撤消了自己日常的高级膳食，不饮酒，不吃肉。

最令人惊讶的，他还以皇帝之尊，亲自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在迁移的途中，他命令侍卫不准威吓老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他就打马让路，善言抚慰。遇到路难走的地方，他就命令左右侍从，帮助挑担的灾民通过。

这样的皇帝，与我们头脑中长期以来的“地主阶级头子”的概念，相距太远了！

史书记载，隋文帝执政24年，百姓安然，物产丰富，四夷宾服，朝野欢娱（《隋书》）。

——这就是古代的和谐景象。好皇帝呀！

至于他生了个不肖之子杨广，后来断送了他的江山，那就不是他能左右得了的了。

隋文帝还非常重视整顿纪律。一上台，就开始着手货币的规范化，由国家统一铸钱。

他铸的钱，还是五铢钱，不过比过去的五铢钱要重得多，因为隋朝的重量单位，是古制的3倍还多。

新币发行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因为隋朝的境内，用了这种足值而又分量超重的好钱，所以过去散失在境外的旧五铢钱，有时就会倒流回来，掺合在新钱里面用。

为了防止这种取巧，隋文帝就下令在全国各个关口都放上100枚新铸钱，作为样板。凡是入关者，都要把随身带的钱拿来检验，不合规格的就没收，熔化了铸新钱。

以后，他又连续下诏，禁旧钱、恶钱和私铸。在各州的商店里，都贴了官府通告，并且摆放了新钱的样品。

可是这样的禁令，并没生效，私铸还是屡禁不止。隋文帝火气大了，我的话起码一句能顶一句，现在怎么说了跟没说一样。他命令各州县派人直接到店铺里去查，只要不是官铸的钱，就一律没收销毁。

得了圣旨，各州县行动果然厉害，一阵清查过后，私铸钱终于绝迹。

对比前一个统一大帝国晋朝的嬉皮爷们儿，杨坚的确是个干事的人。这种做什么事都脚踏实地的风范，才是大国风范。

他登基后下令修建的西京，就是后来大唐的长安城，是那时候的“世界第一城”。西京的设计思路和布局模式，不仅影响到当时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甚至一直影响到后世。

可惜，他的接班人问题没解决好，晚年被自己的次子杨广谋杀，死得比王莽还不值！

隋文帝为人俭朴，但有个毛病，就是太宠儿子，国家统一铸币，他也不忘让儿子沾利，给杨广等几位皇子都赐了铸钱炉，让他们也玩玩钱币制造。

这一宠，就出了大问题。

二儿子杨广一受宠，野心就大了，伪装忠厚老成，阴谋夺取了他哥哥杨勇的太子位。隋文帝病重之后，据说杨广也装得不耐烦了，趁着照顾老爹之机，想非礼隋文帝宠爱的宣华夫人。

这宣华夫人不是别人，就是亡国之君陈后主的妹妹！

陈夫人当然不从，挣脱出来，跑去向隋文帝哭诉。隋文帝气得直拍床，叫人去传大儿子杨勇，要立刻废了杨广的太子身份。

杨广慌了神，连忙勾结权臣杨素，发动了宫廷政变，用自己的卫兵调换了隋文帝的侍卫，把隋文帝的身边的嫔妃全部关进了小黑屋。当天，隋文帝就蹊跷地死了，外界都怀疑是杨广下的毒手。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性骚扰事件。

这位阴谋夺得帝位的好色之徒，就是著名的隋炀帝。此人志大才疏，搞大工程可以，搞扎实的行政工作就不行。他上台以后，吏治大坏，钱币私铸死灰复燃，且偷工减料很厉害。不用说，这又是一轮通货膨胀，谷米涨到了每石三万钱。

隋朝的物价指数，涨得老百姓吐血都跟不上，货币哪里能够用？到后来，堂堂大隋朝，人们竟然剪铁皮、裁皮革、糊纸壳（硬纸板）当钱！

纸壳子当钱，全世界仅有一例吧。

败家子啊，杨广！

他上台后，声色无度，到处游玩（巡幸），三次征高丽，也跟秦始皇似的，把帝国的油门给踩到了极限。

执政第8年时，山东大旱加上大疫，他却密诏江淮地方官给他物色民间女童。

他驱使男女民工百万人开凿大运河，又三次坐龙舟到扬州去玩耍。据《隋书》等史籍的记载，南下扬州的船队绵延有200里，船只5000艘，两岸有骑兵护卫，还要500里内的州县为这支队伍“献食”，一个州就要运送美食100车。

不过专家指出，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奢华，这是后世之人恨他，做了夸张，但他每次南行都带上满朝文武却是事实。

即便如此，隋炀帝的南巡，也是7世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豪华之旅。

横征暴敛，再加上刑法严苛，这简直就是要逼草民造反了。

到他执政13年时，果然就爆发了烈火燎原似的民变。闹了两年，直闹得遍地义军、群雄蜂起，在扬州游玩的隋炀帝被困住了，最终被部下所杀。

玩吧，把脑袋玩丢了，就痛快了！

已打好百年大业基础的大隋，也是命太不好，遇到这样的主儿，忽一下就塌了。

说到隋朝，它在金融制度方面有一个创举，在这儿要说说，那就是“公廨钱”。

隋文帝开皇初年，朝廷发给京官与各地官员一笔钱，让他们投资商业生利，用赚来的钱作办公经费。

这就是“公廨钱”，是朝廷发给各级官员的资本金，官员可以用它投资，也可以放贷。

这个想法的初衷很好，办公经费自己筹，不用人民的纳税钱。但是实行起来，却大有问题。

官员不是圣人，官场沾不得钱，这是被无数先例所证明了的。你再怎么是开皇盛世，也挡不住官员大多都姓“贪”。

实行8年之后，工部尚书苏孝慈看不下去了，上书说：公廨钱发下去之后，各级官员就一个心眼放高利贷，“惟利是求，烦劳百姓，败损风俗。”（《隋书》）这话的意思，咱们都能领会，说得还是相当克制的。什么叫“败损风俗”？是当官的家里，窖藏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吧？

隋文帝没有马上采取行动，又观察了3年，发觉确实不行，才下诏禁止用公廨钱放贷取利，而投资经商还是允许的。

总体来说，大隋朝的开国气象很恢宏，给咱们民族争了气。虽然它很短命，白白给后来的大唐做了一套嫁衣裳，但它的功劳、它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住。

开一个国，不容易，要死很多人；但败掉一个国，却很容易，而且会死更多的人。

葱岭之下有一个神秘古国

在结束隋朝、开讲唐朝之前，咱们还要交代一个不能忽略的国家——高昌国。

这是个西域古国，也是咱们古代华夏大家庭中的一员。

对于这个国家，大家不免有点陌生，其实它和中原渊源甚深。它的位置，就在今天新疆的吐鲁番东南、著名的火焰山下。这里是古代西域的一个交通枢纽，也是出葡萄美酒的地方。

这个“高昌”，与汉朝大有关系。西汉宣帝时，朝廷派了士卒，携带家属前往那个地方屯田，且耕且守，算是古代的“生产建设兵团”吧。

汉元帝时，又在当地修建了军事壁垒，成为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因为那地方“地势高敞，人庶昌盛”，所以称作高昌壁，又叫高昌垒（《北史·西域传》）。

高昌之名，由此而来。

西晋的时候，高昌升格为郡。后来北方闹起了十六国，高昌也还是郡，先后属于其中的五国。到公元460年，一个叫柔然的民族攻破了高昌，立了一个当地人为王，这才建立了高昌国。

后来高昌国更换了四个政权，其中有三个王族都是汉族人，最后一个叫麴氏高昌。

高昌是个小国，在几股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麴氏高昌原先是依附突厥的，隋朝一建立，它就感到亲近，立刻投向了隋朝。

当时的国王鞠伯雅，曾两次入隋朝贡，他的儿子鞠文泰随父第一次入隋后，就留在了洛阳和长安没回去，算是留学吧。

高昌国跟隋炀帝的关系很铁，还出兵协助过隋炀帝攻打高丽。

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上，就记载着高昌国在金融方面的情况。

高昌国人所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钱、银钱和铜钱三大类。麴氏高昌自己也铸了钱，叫作“高昌吉利”钱，和中原、西域的其他钱币一起流通。

这种“高昌吉利”钱，有大、中、小等多种版别，钱质上有红铜和青铜两种，钱体厚重，钱文为隶书，顺序为旋读，背面无文，铸造水平相当高超。此钱于1928年曾在吐鲁番出土一枚，迄今存世大概也就两枚，堪称火星级珍宝。我等小民，不说它了也罢。

高昌国所用的银钱，比较有特色，最轻的是半文，最重的有好几百文。

在出土文书中，还有一些随葬的财物清单，看那上面记载，有的随葬品竟然有金钱万文、银钱百万文。——这高昌国难道个个都是超级富豪？

先不用惊讶。

据专家考证，这不可能是真的。谁也不会把钱这么糟蹋，估计是象征性的数字，数字的大小，可能与墓主生前的富裕程度有关。

高昌国人确实很聪明，这一点超过了现代人。为了表示对已逝亲人的孝敬，往清单上填点大数，就成了，连纸糊的别墅、小车和美女都全免了。

填写几个数字，就表示财富。这种做法，当今“金融资本”运作深得其精髓。

出土文书里还有一些借据，从中能看出，高昌国通行的借款利率，是月息10分，也就是100‰。

这些借据，所列条款就跟今天的借款协议一样，甚至还要详细些，有的甚至写明：一旦签字，“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也就是反悔的话，要加倍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隋灭以后，高昌国不知怎么的，跟唐太宗不大对脾气，与突厥又搞到了一起，严重威胁丝绸之路的安全。唐太宗哪里吃你这套，于贞观十四年（640）派大军灭了高昌国，在那儿设置了高昌县。

此前，玄奘西行取经就曾路过高昌。

当年玄奘走到相当于今天的哈密一带，高昌国王专门派人把他接了过去。高昌原不在玄奘的计划行程中，但高昌国王却执意邀请他去。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王，就是当年在洛阳留学的王子鞠文泰。鞠文泰虔信佛教，见到玄奘后，感觉相见恨晚，立刻与玄奘结拜为兄弟，还要把玄奘留在高昌，做他的精神导师。

国王的态度非常坚决，说：“虽葱山可转，此意无移。”

葱山是什么山？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

可见鞠文泰是何等真诚。

这可给玄奘出了大难题，取经大业难道就这么半道泡汤了？他一连三天绝食抗争，到第四天上，鞠文泰只好答应放行。

这位颇有性情的高昌国王，还为玄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物资，足够在往返路上用20年的！这些物资里，就有西域一带通用的货币，计有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钱，还有绫绢等五百匹。

最重要的，是高昌国王还给西域各国的国王写了介绍信，说要去西方取经的，是我的弟弟，请多照顾。

——玄奘的取经路，从此之后就走上了坦途。看来《西游记》里说唐僧过火焰山一节，还真不是完全瞎掰。

这个消失了的高昌古国，太令人神往了！《全唐诗》第878卷收录的第二首诗，就是一首《高昌童谣》，全文是：“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言为心声。

这高昌国的人，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嘛！

华夏人从来就是天才的商业民族

我们终于到可以扬眉吐气一回的时候了。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大唐。

魏晋以来，中原打仗像走马，好端端的国土被践踏了一遍又一遍，一直闹到隋末。老百姓苦哇！

大唐名臣魏征是亲历过战乱的，曾有感慨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现在的愤青们，喜欢喊打喊杀，不过喊喊也就算了。真正经历了战乱的人，不伤心到极点，一个大活人怎愿意去做狗！

兵火一来，实际上是没有人可以幸免的。不仅百姓狼狈逃命，精英也奔窜如狗。《三国志》上记载：“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晋书》上记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戴之人”。

这样的史书，真是一卷读罢头飞雪！

无辜百姓，招谁惹谁了？

当然，南北朝的百余年间，北魏、南梁也曾有过几十年的稳定期，堪称难得。

不知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个民族，不仅讲究诗书礼乐，而且骨子里也是个优秀的商业民族。

一旦稳定，北魏的洛阳，立刻就成了世界贸易中心，“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贾贩，日奔塞下”（《洛阳伽蓝记》）。

南梁的建康城，更是后来居上，有人口百万，商贩云集。商业繁华程度不仅超过了北方，也远胜于前代。

这种超强的经济自我恢复能力，在隋朝时也创出了奇迹，但隋炀帝却将经济繁荣视为自己天大的功劳，任意挥霍，不知爱惜，终于将百姓陷于水火。

我曾经读到过后世文人描写的隋末惨象，那真是字字惊心：“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郭。狗彘厌人之肉，乌鸢食人之余，闻臭千里，骨积如山。目断平原，千里无烟。残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海山记》）相信稍微懂一点古文的朋友，看了都不会无动于衷。

所以，何谓好皇帝？

能给百姓以和平，能给百姓以安宁的，就是好皇帝——只这两条，再不用别的。

唐朝人民之所以有福，是因为奠定初唐格局的唐太宗，是亲眼见过隋朝崩溃的人，他不敢不爱惜民力。爱惜民力，是害怕江山顷刻间也会同样倾覆。

他又是靠政变登上皇位的人，所以必须做得勤勉谨慎。勤勉谨慎，是要以英名掩盖自己的不清白。

“封建社会”，最大的道理是什么？是秩序——君臣、父子、夫妻。

李世民是破坏了秩序的人，在古代是大逆不道。他必须用一个更大的道理，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并塞住后人的口。

哪儿还会还有更大的道理？

有，就是孟子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的思想又来自更早的《尚书》，这是中国儒家经典“五经”中最重要的一部。

《尚书》里说：“民惟邦本。”

不错，一点也不错！

我们要感谢儒家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终极真理：民为国家之本。

——它能使帝王敬畏！

唐太宗就很敬畏，他的勤政为民做得相当的好。此后，这个接力棒又由武则天、唐玄宗接了过去，因此就有了赫赫盛唐。

我们这个民族，只要上天给我们50年到100年的和平，就总能做到经济上的全世界“最牛”。

这种经济奇迹，是好皇帝和百姓共同创造的。只可惜，百姓永远都是“最牛”的百姓，而皇帝却不都是好的皇帝。

要说唐朝的经济，跟它的政治、文化一样，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一个“安史之乱”，把大唐一刀砍成两半，前期和后期的景象很不同。

唐玄宗李隆基，一开始皇帝做得还很谨慎，重用了两个好宰相姚崇和宋璟，把大唐的经济推到了顶峰。

那时候全国哪儿最繁荣？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猜到。告诉你：一是扬州，二是益州。

那时的扬州，确切地说，还不单是指现在江北的那个扬州，而是相当于今天的南京一带。益州，在唐代叫剑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四川。

这是大唐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方。

当时两地在天下有美名，号称“扬一益二”，那该是古代的上海、深圳了吧。

说到商业，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唐代的集市贸易。它在初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要在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这个地点就叫“市”。商人只能在“市”内开店做生意。与“市”相对的，是“里坊”，也就是居民小区。两下里是不能互相渗透的。

交易的时间，也有规定。中午时击鼓三百声，买卖双方进场，开始交易。到日落之前，摇铃三百声，大家散场。

当时长安城里，有东西两个“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两京城坊考》）。

巍巍长安，以其繁荣在海内外声名远播，引来了众多“胡商”，城内常年居住着大量侨民。这些“外商”在城中从事200多种不同行业，开的店铺有好几千家。

所谓“长安百万家”，这已经是令人惊叹了，再加上往来商旅川流不息，更使长安成了世界头号贸易中心，周边国家人人向往之。

后来经济越来越发达，“市”和“坊”的界限也就逐渐被突破，小区里也可以开店了，城市周边甚至出现了自发形成的“草市”。

交易时间上也不大听官府的了。现在的人很少知道，初唐时政府曾实行过严格的“夜禁”制度，小区的“坊门”日暮而闭，凌晨五更才开启。晚上任何人出来活动，都是“犯夜”，抓住了要挨20下鞭子。

可是经济一发达，老百姓过夜生活就禁不住了，扬州和汴州都出现了热热闹闹的夜市，可谓“昼夜喧呼，灯火不灭”。

唐代的经济繁荣，不仅从发达城市向边缘地区辐射，同时也向周边国家辐射，跟咱们现在的情况很相似。当时从中原到高丽、西域、南海、天竺（古印度）等地，共有七条贸易通道，与远在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也有贸易往来。

水上交通运输也极为壮观。《旧唐书》记载，三江五湖，千帆万船，都是商人在奔走。因为造船业发达，到后来，主要外贸通道也渐渐从西北陆路转移到了东南沿海。

这种经济上空前繁盛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唐朝从贞观之治起有了一百多年的太平日子。

日子一太平，农民能安心种田，创造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育秧和水利技术，老天爷只要稍微照顾一下，就是一派“稻米流脂粟米白”的丰收景象。

农业的发达，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础。有人在创造财富，有人在使财富流动、增值，这就是和谐。

所以古人往往说“太平盛世”，不太平，哪有盛世？

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我研究历史的一个发现：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商人的活动大多有一种本能的戒备，经常进行过分的限制。原因何在？专家们没给出过清晰的答案。

我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商朝被周朝灭掉后，很多商朝遗民做起了生意，牵着牛车走四方。据说，中国古代做买卖的人之所以被称为“商人”，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最早是由殷商遗民组成的。周朝统治者对他们怀有本能的警惕，这种怀疑心后来就变成了思维定式。

二是，自从儒学成了意识形态老祖宗之后，孔夫子所说的“小人喻于利”“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潜移默化影响到了历代统治者。

这两条文化传承汇集起来，就使得统治者始终有偏见，认为一门心思钻钱眼儿的商人是异类，有点来路不正的意思。

可是，商人的活动能量实在太大了，他们借助经济手段，不断向社会生活渗透。而且每拓展一步，都是以“犯禁”的形式出现的。

商人的思维、商业的概念，在几千年中一点点地往正统观念里面挤。就拿“市”这个概念来说，起先它就是市场的意思，与“街”相对应。古汉语里的“市井”“市肆”“互市”“闹市”“市声”，无一不是指市场，且有世俗之意。

到了近代，“市”不知怎么扩大了外延，跟“城”是一个意思了。

民国以后，取消了“州”“府”“道”之类的行政区域名称，而把大型城市叫作“市”，这实际上就是商人在文化上的一大胜利。

老百姓闹不清“开元通宝”怎么念咱们还是来说大唐的货币。

大唐一开国，就有长治久安的气象，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登基四年后，就下令进行币制改革。钱，是国家经济秩序的象征，币制乱七八糟、币值暴涨暴跌的，还有什么国家权威？

从他开始，彻底结束了五铢钱流通700年的历史。

他铸的是一种新钱，钱文是“开元通宝”。

这个创新体制的“开元通宝”，值得说的实在太多。

首先说这“开元”是什么意思。这是指从唐高祖开始，要扫荡以往币制的积弊，开辟新纪元。

那么“通宝”呢，就是新钱的名称，与“五铢”有别。通，是指流通；宝，就是“宝贝”，钱的意思。

这本没有任何异议。可是大唐的财政部——户部，在镌刻模具的钱文时，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在此之前，无论五铢还是几铢，钱文都只有两个字，一左一右，读起来不会有问题。个别特殊的，还有一上一下的，叫竖读，也不会有问题。

而“开元通宝”是四个字，这就有潜在的麻烦了。按照古汉语的书写习惯，在排列上是“开元”从上至下读，“通宝”从右至左读。

这个顺序太复杂了！

老百姓没那么有学问，拿到新钱，都顺时针来读（旋读），于是就读成了“开通元宝”。

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老百姓这一错，就错出了道理。从此人人都把这新钱叫作“元宝”。

到了后来，皇家也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玄宗时史思明发动叛乱，在占领区铸新钱，钱文干脆就是“某某元宝”。唐代宗时也铸过“大历元宝”，此后到宋、到清，都有各种“元宝”钱。从政府到民间，对这个概念都认可了！

至于后世把金锭、银锭叫作“金元宝”“银元宝”，也都是从这儿演变出来的。

所以说，元宝这个词，是群众误打误撞发明出来的。

百姓是百姓，咱们在这儿还得按照标准叫法，接着说这个通宝钱。

唐高祖李渊创立的这个通宝钱，是一个全新的货币体系。在开元通宝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基本都用年号作为钱文标志，通称为年号钱。

“开元”虽然不是李渊的年号，但金融学界都公认它是年号钱系列的开端。

虽然说在南北朝的成汉国，就有过一种叫“汉兴钱”的五铢钱，才是最早的年号钱，但那只是个偶然现象，而且流通的时间很短，没有形成影响。

那么，李渊为什么要取消钱文上的重量标注，而代以“通宝”二字呢？

这是因为，在过去标注了重量的钱经常会减重，钱名与实际币重有时差了十万八千里，影响不太好。

政府发行的铜钱，币值大于实际重量，这就是造假。可是政府造假也是不得已啊。

现在采用“通宝”来命名，就可以掩盖这个矛盾。减重不减重的，你老百姓今后就不要再嘀嘀咕咕了。

再一个原因是，铜钱到了这时候，与称量货币已脱钩。它的流通职能大大加强，而它本身的实物价值已微不足道，基本成了一个抽象的交易媒介物。

唐朝的这个通宝钱，形制与五铢钱一样，也是外圆内方。钱肉极好，有很宽的外廓边，非常大气。直径为2.4厘米，币材是铜、锡、铅合金，一枚大概重4克。

当时政府立了法，一枚开元通宝重量为2.4铢，十文钱恰好重一两。

后来唐人在使用重量标准时，嫌一两重24铢算起来太麻烦，还不如一两是十个“钱”好换算。于是，群众又开始创造了，“钱”正式成为重量单位，一两从此等于十钱，“铢”被彻底淘汰。

“开元钱”是继汉武帝五铢钱之后的又一种好钱，其地位名副其实，对后世影响极大。后来宋元明清各朝铸钱，大小轻重都以开元钱为标准。

另外，“钱”这一重量单位也就一直沿用到了现代。

只不过现代的国人财大气粗，称重量算到“两”就已很不耐烦，看样子“钱”这个重量单位，差不多已经被群众淘汰了。

这不是说笑话。财大气粗的群众，也是群众啊！

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是个宠儿子的皇帝，他也给几个儿子赐了铸钱炉。他这一宠，儿子就有野心，互相嫉妒，最后闹出一场骨肉相残的“玄武门之变”来，老爷子本人也被迫退位当了太上皇。

这个李渊，做皇帝做得一般，但是在中国货币史上，地位却无人可及。他创制的“通宝钱”模式，从武德四年（621）起，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共流通了1290年！

在他确定了通宝钱一枚的重量为一钱、十枚重一两以后，千年间无论怎样改朝换代，铜钱的法定重量都没再变过。

自此以后，中国古代的重量单位（衡法），两以下就改为钱、分、厘的十进位制了。

自此以后，钱币也再不以重量单位作为名称，而以“宝”“通宝”“元宝”作为钱币的名称。

因此，在中国钱币史上，李渊是个里程碑。

关于通宝钱的铭文书法和图案标记，那也有得一说，艺术性相当之高。

过去五铢钱的钱文，大多是篆书，到了李渊创制通宝钱，改钱文为隶书。“开元通宝”这四个字，就是“八分书”隶体，出自初唐书法名家欧阳询的手笔，非常厚重。

最有意思的是，开元通宝上面还铸有星、月、日、双月、莲纹等图案。

有一种开元钱，在穿孔的上面有“仰月如文”，也有是“俯月如文”的纹样。这个痕迹，就叫作“月文”。

关于它的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财政大臣在向皇帝进呈钱模蜡样时，被皇后掐了一指甲印，铸钱时不敢改动，就遗留在了钱背上；也有人说这“月文”是杨贵妃的指甲痕。

后来金朝有人曾写过“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的诗句，说的就是唐玄宗怀念杨贵妃、睹钱思人的情景。

这都是传说了。比较严肃的说法，还是来自一些专家的观点，说这是受到西域钱币上铸日、月、星图案的影响，以此作为钱币的一种特殊标记。我认为此说甚有道理。

这样的标记，历经千年，至今仍保存在我们的钱币上。

各位看官若不信，请你们立刻打开钱包，掏出一张2005年版的50元或100元人民币来，观察一下它的图案构成。

看清了没有，在这张大面值的票面上，除了国徽、头像、面值、编号、水印暗记之外，还有什么特殊标记？

如果你一无发现，那么抱歉了，你肯定不具备做侦察兵的素质。

我来给你提示：在这张纸币正面的左侧中心、背面的右侧中心，各有一个圆形标记，里面是带有神秘意味的抽象几何图案。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中国钱币的“古老密码”。

它是一个绝妙的图案。我不说，基本无人知晓。

这个小小的圆环，就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日月星”标记，而且奇妙的是，它同时也是一个极为艺术化的方孔圆钱图案。此外，在圆环中，还能看出一个半隐半显的“中”字，其意义是“中国钱币”。

你看，开元通宝的影响，到今天都还在吧？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小瞧了它行吗？

开元通宝的至尊地位，在唐代无人能够摇撼，只有两次例外。

第一次向开元钱发起挑战的，是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他的皇后就是武则天。

他在乾封元年（666）铸过一种“乾封泉宝”，比开元钱略重一点，当开元钱十。这是大唐第一个正式的年号钱。

发行这个新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去泰山禅封之后干的事，估计是活动花费太大了，想通过铸大钱从民间捞一点油水，补补亏空。

而且，这次不光是铸大钱，而且是修改了币制，连货币的名称都改了，估计也是不安分的武则天出的主意。

为了确保新钱流通，高宗还下诏严禁私铸，违者立判死刑！

哪知道新钱出来，商人拒绝使用，根本流通不了。而且民间一见大钱出来了，知道是货币马上要贬值，物价立刻狂涨，闹得家家排队买米买油，不得安生。

这下唐高宗和武则天也没了办法。他们清洗政敌绝不手软，而对付商人——没辙了。第二年就只好下诏把这大钱废了，并昭告天下：开元通宝为“万世之法”，今后再不敢打货币改制的主意。

“乾封泉宝”禁止流通后，仍然有储值功能，可以兑换。

这次货币改制引起混乱的原因，一是新币减重（币值超过实际重量），等于掠夺民间财产，引起商人抵制；二是新钱出来后，与老钱并行，等于实行了“复本位制”，两种钱以哪个为根本，不清楚了，造成币制紊乱。

前一节咱们说过，唐代经济处在腾飞状态，商业一发达，货币用量就猛增，初唐至盛唐各代皇帝都拼命铸钱，以供应市场。其中唐玄宗的天宝年间，铸得最多，一共是32.7万贯。

但是，就这么猛铸，也满足不了市场需求。民间没有法子，还是老办法——用“恶钱”。

从初唐开始，恶钱（非法货币）就屡禁不止，其中包括：掺铁掺锡的假钱、“大眼贼”（纟延环钱）、古钱。

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继续在铸“开元通宝”，但是民间私铸仍如火如荼。荆州、潭州一带（今湖北、湖南）最厉害。私铸者组织了水上游击队，在芦苇荡里开炉，官府拿他们没办法。

为了禁恶钱，武则天下令在市场上放置官铸钱样，让老百姓对照着使用。可是假钱实在太多，无论官府还是商家，筛选起来非常麻烦，导致交易停滞。

后来只得放低标准，伪造得差不多的，都可以使用，只有实在不像样的，比如“大眼贼”、铁锡、铜荡（镀铜的假钱）、穿穴（被钻孔偷铜）等，才不许使用。

这一来，不是等于盗铸合法？

好时代又来了！铸钱业转眼间又是遍地好汉，江淮一带的黑户，都藏在湖边、山中、人迹罕见之处，大铸特铸。

到武则天晚年的神龙年间，连长安、洛阳这两个京城的用钱也十分低劣了。那时候，在湖南的郴州、衡州，还有人专门铸小钱，小到什么程度？空前绝后——只有一个轮廓！

还有人更发明了快速造钱法，买来大块锡锭，在火上烤一烤，待到略软，用钱模一夹一个、一夹一个……千百文劣币顷刻可得，携往市场使用便是！

到了唐玄宗，名臣宋璟当了宰相，他看不下去了，请求再次禁恶钱，所有劣钱一律销毁重铸。获玄宗批准后，宋璟委派监察御史（纪检官员）萧隐之，前往江淮，监督地方上挨户检查，力求除恶务尽。

因为检查力度过大，引起民间骚动，物价飞涨。消息传到京师，舆论哗然。

结果，宋璟和萧隐之都被罢了官。朝廷又放出话说，暂时不查了。民间这才安定下来。

百姓过不好，宰相要负责，这是“封建社会”的惯例。查恶钱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在历史上，官家禁一样东西禁不了的比较少见，秦始皇连思想都能禁得住，可是对钱，天王老子也束手无策。

这说明，商业规律是不能违反的。你的货币供应不足，人家就只能用假钱。尽管这不是法定货币，但市场认可就行。

由于铜钱不够用，唐朝就将布匹作为合法货币，准许流通，不再像魏晋南北朝那样是权宜之计了。唐玄宗还亲自下诏说，市场交易不一定必须见钱，布匹可以和钱兼用，不接受的要依法惩处。

后来，又有一位名臣张九龄请求准许民间私铸。这又是走另一个极端了，幸亏遭到强烈反对，没能实行。

好钱和坏钱并用的一个结果是，好钱不断被人收藏（为了保值），坏钱越来越多。

不法商人还嫌这不够，把京师的恶钱一船一船运往江淮，每一枚可换当地新铸的恶钱五枚（质量更恶）。再运回京师，谎称是新铸官钱，投放市场，大赚特赚。

铜料不足，一直是铜质钱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阴影，到唐代已形成不可疗救的绝症。

几代皇帝绞尽脑汁，什么办法都想到了，比如限制商人汇兑（不许钱币出州县境）、鼓励州县官府铸钱、认可民间“短陌”八百为一贯等办法。

为了保障铸钱原料，玄宗开元年间还禁止买卖铜料、禁止制作铜器。估计那时候新出的香炉、锁头、锣、唢呐、水盆、镜子之类的，都是铁做的。

这情形，相当绝望。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通宝？

货币改革改得饿死了人

大唐的厄运，起于安史之乱。唐玄宗的“长恨歌”故事，我就不在这儿重复了，那基本是家喻户晓的段子。单说玄宗这个人，前期的政绩可圈可点，亲手缔造了“开元盛世”，原本不是个糊涂人，可是一宠杨贵妃，整个就昏了头。

他安排给贵妃的服务人员，就有700多人。不知这杨贵妃是长了千手千眼还是怎么的，要这么多人来伺候？

杨贵妃喜欢吃荔枝，但荔枝生于岭南，摘下后五天内就会变味儿，玄宗就下令开辟了从岭南到长安好几千里的贡道，专用快马运送荔枝到长安。

为了博得美人一笑——要什么你就说吧，普天之下，没有办不到的！

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也跟着借了光，一步登天，当上了唐朝的宰相。这个人年轻时喜欢喝酒赌博，日子过得穷困潦倒，30岁后当过一阵兵，也没干出什么名堂。他当宰相，能怎么样可想而知——行政能力一点没有，专会排斥异己，逢迎玄宗。

一次暴雨成灾，玄宗询问民间灾情，杨国忠却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大谷穗子，给玄宗看，说雨虽大并没影响收成。有官员如实汇报灾情，玄宗还大发雷霆，要惩治人家。

这样的昏君与奸臣组合，不闹出大乱子来才怪。

封建社会的皇帝不是民选的，但是在历史关键时刻，老百姓也能选皇帝。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出逃。半路走到陕西马嵬驿，警卫队哗变，乱刀砍死杨国忠，又逼迫唐玄宗命令杨贵妃自缢。

接着走了不多远，太子李亨又被百姓截留，北上宁夏灵武领导全国平叛，被臣下拥立为帝，成了唐肃宗。

军民一条心，把唐玄宗给选下去了。昔日的英明之主，只能躲在蜀地做一个闷闷不乐的太上皇，最后郁闷而死。

——英明的人要是天天说自己英明，也就快要不英明了。

唐玄宗骄傲自满的恶例，咱们大家都不要学。要想做个成功者，就永远都要虚怀若谷，不要老听人家唱赞歌。

盛唐本来很有钱，但是治国就像治家一样，你不想着怎么去积攒，只想着怎么胡花，再多的钱也经不住糟蹋。

那几年，正好赶上唐朝全国税收锐减，据说是土地集中到大户手里了，税收反而少了。杨贵妃再这么一糟蹋，朝廷的钱袋子就有点瘪。

现在唐肃宗出来指挥全国平叛，第一个问题就是没钱！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过一个不相信真理的第五琦（“第五”是复姓），就是在这个时候蹦出来的。

当时第五琦正做着户部侍郎，专管财政金融，他建议肃宗铸造一当十的“乾元重宝”，搜刮一点民间财富，好给政府用。

肃宗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同意。

这是第二次向“开元钱”的本位币地位挑战。

大钱放出去，自然有不花本钱的财源滚滚而来。第五琦因此又升了宰相，建议再铸一当五十的“重轮乾元重宝”。什么叫“重轮”？就是钱的背面外圈是两道轮廓。

这种钱的形制，相当独特，但是一当五十，也真是要了老百姓的命！

这两个“重宝”流通后，后果想都不用想——物价立刻暴涨，一斗米涨到了7000钱。穷人买不起米，就只有饿死。

史书上说当时是“饿馑者相枕于道”，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你走一路，到哪儿都能看到饿死鬼挨着饿死鬼躺在路上。

政府铸了大钱，当然又刺激了民间盗铸，长安城里寺庙、道观的铜像铜钟，都被人毁了用来铸“山寨版”大钱。那一时期，因为私铸而被杖死的铸钱黑户有800多人，但就这样也禁不住。

经济秩序全乱了，第五琦被问责，当年年底就被贬到忠州（今重庆万州）去了。走到半道，又有人诬告他曾经受贿黄金200两，最后竟被判流放。

这大概是史上唯一的一个为货币改革而丢官的宰相。

不过第五琦虽然狼狈，比起王莽为货币改革付出了一颗脑袋的代价来，还算是万幸的。

大钱流通了两年后，为了平息百姓的怒气，朝廷又出了新招，把双轮廓的重宝贬了值，改为一当三十；把唐初的老开元钱升了值，为一当十，跟普通重宝一样用了。

按照第五琦的理论，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了实钱和虚钱之分，“重宝”不过是虚钱，它的作用，表面上说是为了方便流通（省得小钱多了携带不便），实质上还是政府有计划地把民间的钱贬值。

实施的效果好不好是另一回事，虚钱的意义与作用，起码那时的理财家们都已经很清楚了。

有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钱；但它的作用，只是把你手中真正的钱贬值、变虚。轻易还是不要去碰它。自己手上的钱，数量可能有限，但老老实实别折腾，会踏实得跟老夫老妻似的。

在看不清形势的时候，在没出现可怕的通货膨胀时，攥住手中的钱，比什么都强。

金融界也有游戏，各位，不可不察。

钱界难得一见的“华南虎”——“得壹钱”

唐代还有一种“伪政权货币”，就是史思明铸的两种钱——“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

我们知道，制造安史之乱的两大枭雄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叛军的“大哥”安禄山比较厉害，攻入洛阳后，自封为“大燕皇帝”。其志向看起来不小，可惜不久因为残暴多疑，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给杀死了。

紧接着“二哥”史思明也在范阳（今北京）自称“大燕皇帝”，开始铸“得壹元宝”，当开元钱一百用。

但这是一种极为短命的钱，只流通了几个月。据《新唐书》记载，史思明铸了钱后，“既而又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就是说，他嫌“得壹”二字是预示他的统治长不了。这也不知是哪位通古博今的先生给他上了一课。

原来，所谓“得一”，是有典故的。

话说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在登基时，曾求神问卜，想知道本朝能传多少代。结果竹签上的数字竟是一个“一”字，表示只能一世而终。

司马炎见了，吓得浑身发抖，朝臣们也面面相觑。只有大臣裴楷引经据典地说，老子说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这是好话，你们怕的什么？

尽管如此，“得一”终究不大吉利，司马炎的傻儿子也确实险些把晋朝给弄垮了。

史思明的钱，写的虽然是“得壹”，但看了还是心里堵得慌。于是在他进入洛阳后，趁着建年号为“顺天”，就把“得壹钱”给废了，又铸了“顺天钱”。

这个短命的得壹钱发行量既少，流通时间又短，当然就成了后世收藏家眼中的极品。

史思明虽然是叛贼，这钱可是铸得一点不含糊。得壹钱制作精整，钱文凸显，铜色红润。“得壹元宝”四个字是隶书，写得遒劲有力，霸气十足。

钱的背面，大多都铸有“月文”。其中有一种，在穿孔的上、下、左、右都有“月文”，那就更是极品中的极品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钱文中是第一次出现“元宝”这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且钱文顺序是顺时针排列（旋读），老百姓一念，就念得通了。

历来钱币收藏界就有一句话，叫作“顺天易得，得壹难求”。

清代有一本叫《古泉丛话》的书，里面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个人急着用钱，就把一枚得壹钱质押给了一个山西人。山西人很识货，看到古钱大喜，当即答应借给那人三万钱。

山西人事后对人说，我愿意借给他三万这个大数，就是让他以后别想来赎回。

借了钱那家伙呢，事后也对人说，三万，这哪里值一枚得壹钱的价！我之所以只借三万，就是为了以后能赎回来。

可见这个得壹钱身价何等不凡！

到今天，在收藏界，得壹钱更是有价无市、难觅芳踪。这么说吧，你这辈子也许能亲眼见到华南虎，但不一定能见到得壹钱。

史思明后来也被他儿子给杀了，没得好死。他铸钱的时候，因为铜料不足，就把洛阳的铜佛都毁了，用来铸钱。据清代的《钱录》里记载，叛贼败亡之后，伪钱没有地方用了，大伙就又送回去铸佛。

世界上白闹一场的事，太多了！不过这史思明闹得也忒短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