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双峰对峙万骨枯（苏联大清洗，苏德战争）（1/1）
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题记
20世纪是集权主义风行的世纪，这方面涌现出了很多代表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绕不开一个人——斯大林。当然，至今有些国家对他仍褒贬不一，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正是指此类人。
斯大林是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父亲是皮鞋匠，算是小资产者。所以，他后来才能上富家子弟进的正教中学，这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团校。他毕业后是以神甫为职业的，欧洲封建时代基督教会掌管意识形态，神甫的地位与共产党国家的基层党委书记差不多。虽然后来斯大林没当一天神甫，但他学的专业知识并没有白费。他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转换成宗教般的教义。斯大林的父亲脾气暴躁，喝醉酒后经常打他，这可能与后来斯大林暴戾性格的形成有关。
斯大林读神学中等学校时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后来追随了党内左派，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斯大林入党后主要从事“剥夺”行动，打土豪分财产，四处打家劫舍，抢银行、劫火车，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当然，他掌权后御用学者从来不提他这段“辉煌历史”，以免给党抹黑。
为了在党内往上爬，斯大林拼命地讨好列宁。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还是竭力读了不少书，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写了不少著作。十月革命前他反对过列宁武装起义的主张，后来他隐瞒了这段历史，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忠实信徒。
十月革命后，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一把手，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相当于部长）。他主张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说他“比俄罗斯人更俄罗斯”。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后来改名共产党）一直实行党内民主制，党内没有最高职位，党的领导集体由民主选举产生，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决定。斯大林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后来中国将这个职位翻译成总书记。在俄文及英文中，秘书与书记是同一单词，这个职位相当于一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时，掌握有一定的权力，但他刚愎自用、粗暴无礼的个人品质也暴露了出来，甚至对列宁夫人也敢辱骂。这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反感，在遗嘱中列宁建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列宁去世后，在接替他的人选里，托洛茨基呼声很高。当时党内无最高职位，这是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列宁的领导地位不是靠制造个人迷信、排除异己建立的，而是靠他的民主作风、团结包容各种不同意见同志的高贵品格，在革命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托洛茨基是列宁最为欣赏、信任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列宁被临时政府通缉逃亡国外，起义工作实际上是由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后来，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中，也是托洛茨基组建了红军，被称为“红军之父”。如果他有一点个人野心，列宁去世后，他窃取党政军大权，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如果列宁去世后，苏共中央委员会遵照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那么后来就不会发生“斯大林攫取党政军大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并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推行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断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系”的事情。
列宁去世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一些领导人，却不希望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的新领袖，其原因就是嫉妒，这也是民主选举领导人与个人任命接班人不同之处。托洛茨基出身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又能说又能写；在革命斗争经历中，功勋卓著，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极高。而斯大林恰恰相反：一米六三的矮个儿，说一口乡音浓厚的俄语，完全端不上台面。
而且他在窃取大权前，见人都是一脸谦卑的神情。高层们觉得让这样的人暂时代替列宁位置，自己以后有机会可以取而代之，如果让托洛茨基上台，所有人都将黯然失色。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境，已被彻底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直到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戈达指挥安全机构，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成为了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功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苏联为斯大林50寿辰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文章，在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绝不会有青年一代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1934年1月，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风头正劲的政治局委员，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的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些谈话内容。
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包括基洛夫在内的曾帮他战胜过反对派的这些人，但现在这些人已对他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
在苏共十七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等，他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基洛夫的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但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所欺骗，他知道在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酝酿。
他闻出了聚集到十七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是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在这次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基洛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少，只有3票；而斯大林得到的最多，292票。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将选票销毁，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3张反对票。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而基洛夫任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斯大林曾建议基洛夫到莫斯科工作，基洛夫没有同意，仍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十七大以后，斯大林感到，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1934年12月1日，是基洛夫的一个正常工作日，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的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鲜血从伤口里向外冒。
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次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企图靠近基洛夫时曾被其警卫人员逮捕。可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刺客就被内务部释放了。这引起了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部告诉他们，这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相威胁。最后刺客带着武器再次潜入斯莫尔尼宫，惨案就此发生。诡异的是，在基洛夫遇刺时，平时戒备森严的列宁格勒州委大楼空无一人，不见一个警卫；基洛夫遇刺倒地后，大楼警卫人员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将凶手按倒在地。
更令人奇怪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去接受审讯，他是被用有篷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不久，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了。当时医生做了“鉴定”，指出他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才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来的，警卫队长是被很粗的铁棒打死的。
从基洛夫被刺案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指挥着整个事件的进行，这绝非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过这次谋杀，他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件事消灭他的对手。
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到1934年时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他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附和斯大林的意见，并且有时能赢得多数票。斯大林的猜疑与嫉妒就此爆发。而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对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及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感到不安，于是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酝酿着选举基洛夫来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所以，1934年的斯大林，已将“基洛夫被刺事件”变成他树立党内绝对权威以及建立完全独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步骤。因此他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以及大批无辜的人。而在以后，他又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些凶残的刽子手处决，以平息一些人的仇恨。斯大林的阴险罪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他却充分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为大清洗的导火线，成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查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豁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自己了。斯大林再指挥内务部时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阴谋集团成员。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
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份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社会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被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部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开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有期徒刑10年，加米涅夫有期徒刑5年。
接着，苏共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斯大林都亲自过目，由他或他最亲密的同事，例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或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命运。
在1935年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的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得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扩大了人员编制。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份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含义模糊的词——“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词。大规模的镇压与清洗，很快便降临到苏共与苏联人民头上。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
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的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的著名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10年或8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进行活动”。
1937年2月23日，苏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时，他才开始交代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到1937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肃反对象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萎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其本人正常时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审判者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曾经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内务部的鹰犬们，大多数也难逃被清洗掉的命运，暴君都是用人时脸朝前，不用人时脸朝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而这一情形，古今中外一再上演。
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犯罪分子”时，经常喝得烂醉，大喊大叫道：“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不知道谁审问我。”在这个时候，总能看到一些花白头发的受审者，把年轻的审讯者搂在怀里，轻声地安慰他们。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人类罪恶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做报告时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大多数都已死去。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934年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斯大林死后，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细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向苏共政治局联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万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万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万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万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显示，从1917年到1990年，总计有385.39万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处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万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与之相对照的是，1825～1917年沙皇俄国只判刑了625名政治犯，其中死刑不到200人。一位在斯大林监狱里长期坐牢的沙俄将军感叹，跟斯大林比起来，我们的尼古拉皇帝实在是太仁慈了，所以他丢了江山，但斯大林也做了我们皇帝想做却没做成的事——“现在牢房里关的全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
1937～1939年国际形势极其险恶，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嚣张，已侵略了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仍指挥内务部开始清洗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在这3年中有几万名忠于苏共的指挥员和政委被杀。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的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对苏联军队提出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些关系的人都要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
根据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骨干进行了一个接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的大多数重要领导干部都被逮捕。国内战争时期最出色、最著名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被清洗。“大清洗”使苏联的军事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这方面，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纳粹德国一直密切关注苏联的“大清洗”，并渴望能助斯大林“一臂之力”。盖世太保把一封写有11名苏联红军高级将领“通敌”名单的信，卖给柏林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把信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把信转给了斯大林。其实，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纳粹头目海德里希疏忽了一个细节，在他点名的11个苏军高级将领里面，有3个是犹太人。你想啊，犹太人怎么可能为纳粹德国卖命呢？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假的。但斯大林就相信，他实际上是想借机整肃红军中的异己。他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就怕军队的将领对他不服。据说，苏联情报部门花了300万卢布，把这份情报买到手。结果，盖世太保把这些卢布拿回去检验，发现也全是假的。
在这场运动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的集团军司令；在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有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军官遭到迫害。这一切都发生在二战前夕。苏联红军骨干的损失，使不久后的苏德战争深受影响。
“大清洗”是没边儿的，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不断被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部的雅戈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雅戈达被处决。叶若夫按斯大林的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枪毙。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乌克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来。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就和他一起消失。”
斯大林的镇压同样触及了外国共产党人。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的加涅茨基都被处决了。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的共产党也莫不如此。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共产党都受到镇压，还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中国、朝鲜、伊朗、印度等国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受到影响。
在整个大肃反运动中，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阿韦尔·叶努基泽，他讲完后不久，就被处决。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了提升，肃反过后，党内、政府内、军内出现了许多空缺职位，许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个叫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在三年内，便当上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州委书记；一个叫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副总理；一个叫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为苏联海军司令。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及其实行的大清洗，无不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斯大林热衷于扩大苏联版图，对此希特勒评价说，其原动力来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比来自共产主义的多。在这种情况下，与苏联接壤的小国，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先后被并入苏联。只有一个例外，这个国家就是芬兰。
1809年俄瑞战争后，芬兰并入俄国，成为大公国。芬兰人为“维护自治权，反抗沙皇统治，抵制俄罗斯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899年芬兰建立了工人党（后更名为芬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该党领导了芬兰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迫使沙皇恢复了芬兰的自治，取消一切俄罗斯化法令，废除四等级议会，公民（包括妇女）获得了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权。同时，农村佃农的斗争也获得了胜利，迫使地主不得随意驱赶佃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同年12月6日，芬兰宣布独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承认芬兰为一个主权国家，芬兰终于摆脱了沙皇俄国长达108年的殖民统治。
芬兰独立后，由于苏俄的干涉，1918年1月至5月，芬兰爆发了残酷血腥的内战。
芬兰电影《四月之泪》，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一名白军士兵押送一名被俘且遭凌辱的红军女战士到军事法庭受审，两人产生了一些情愫，最终那位白军士兵为救这位红军女战士而被枪杀。
芬兰内战其实是苏联内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的是，在这个战场上，红军未能取得胜利，芬兰没有像前沙皇帝国的其他区域一样，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白色政权。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假如在苏联内战中，红军失败了可能会怎样？
芬兰后来的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一段白色恐怖之后，芬兰没有像苏联一样经历大肃反，当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时，人们同仇敌忾地抗击敌人的入侵。并且，这个白色政权现在是社民党执政。
可是，在90年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人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来进行选择，可悲的是，人们还要根据选择的不同立场去相互残杀。据说，约8万人加入了红军，而另外8万人参加了白军。经过残酷的内战，双方数万人（当然不限于武装人员）战死或被处决。
不过，芬兰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现在懂得去愈合这种伤口。当今天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去祭奠当年不同信仰的遇难者时，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降临到他们身上。
在争取芬兰独立的过程中，芬兰和俄国以及其后苏联的关系一直很冷淡，苏联支持的芬兰社会主义者起义已经失败，斯大林当时非常担心纳粹德国会进攻苏联，因为苏芬边界距离列宁格勒只有32公里，他担心芬兰会成为德国进攻苏联的根据地。1932年苏联和芬兰签署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又进一步确定此协定10年有效。
1938年4月，苏联和芬兰进行外交谈判，希望能与芬兰联合抵抗德国，并希望芬兰将列宁格勒外围领土和苏联北方领土进行交换，以达到保护列宁格勒的目的。但谈判持续长达一年也没有实质性进展，这时欧洲的形势已经开始恶化。
1939年秋季，苏联要求芬兰将边界从列宁格勒往后拉25公里，并租借汉科半岛30年，以建设海军基地。苏联割让面积为两倍的领土给芬兰作为交换，但这部分领土接近北极，除了雪和北极熊，唯一盛产的只有石头，其产业与国防重要性远远不如苏联所要求的领土。而且，苏联已于同年九十月份强迫波罗的海三小国容许苏军进驻，芬兰对苏联以谈判为出发点蚕食芬兰的可能威胁感到恐惧，遂以警戒的立场回应，11月初芬兰提出让步较少的解决方案，遭到苏联拒绝。
眼见谈判不成，苏联军队制造了“曼尼拉事件”，宣称芬兰军队炮击曼尼拉村造成苏联士兵死亡，进而要求芬兰政府赔礼道歉，并将军队后撤20～25公里，被芬兰政府拒绝。苏联以此为借口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随即准备开战。
1939年11月30日，苏军以20个师共45万大军、2400辆坦克、1980门大炮和700余架作战飞机，向芬兰发起全线进攻，宣布在其占领区帖里约基成立芬兰民主政府，声称红军是应该政府要求越过边界的。
苏联为侵略芬兰进行了部分动员，摆开了要把芬兰一口吞掉的架势。反观芬兰，它只是一个200万人口的小国，军队总数不到3万人，陆军的装备还停留在一战水平，大炮多是1900年前后的轻炮，甚至还有1887年制造的没有现代助推装置的加农炮，坦克只有28辆一战时的法国雷诺战车和10辆左右比较现代的轻战车，芬兰唯一比较先进的只是在步兵轻武器方面，这些武器射击准确性较高。
但是，芬兰军队凭借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的坚固工事，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展开反击。苏军除在北冰洋的贝柴摩和萨拉地区与芬军交战外，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一带伤亡较大，对芬军主阵地久攻不克。
战争爆发后，许多苏联士兵称芬兰军为“白色死神”，可见芬兰军出其不意的杀伤力。芬兰军最喜欢的目标是补给车队和野战厨房，这些目标不但容易攻击，而且还可以让大量苏军没有办法得到热食，士气受到打击。这种战术成功到什么程度呢？苏军第44师师长因败退被斯大林处决时，罪名之一就是丢掉了55个野战厨房。
在苏芬战争中，有两种武器被冠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名。苏联空军于开战首日即对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为主的大都市进行空袭，甚至使用了子母弹式的燃烧弹。然而，面对芬兰的指责，莫洛托夫却恬不知耻地称：苏联空军并未轰炸芬兰，而是为芬兰部分城市内饥饿的工人空投“面包”。因此，整个战争期间，芬兰人都将苏联空军的炸弹戏称为“莫洛托夫的面包”。
在冬季游击战期间，芬兰军大量使用发明于西班牙内战，以玻璃瓶等容器盛装石油、磷、助燃剂等物的燃烧瓶，对苏军阵地与车辆造成极大损害，由于多以酒瓶为容器，芬兰官兵称之为“这是给莫洛托夫的鸡尾酒”，于是“莫洛托夫的鸡尾酒”成为汽油弹的别称。
1940年1月，苏军重新组织攻势，总兵力增加到46个师，以密集炮火和重型坦克在卡累利阿地峡发动总攻，空军对芬兰后方城市和交通线狂轰滥炸，突破曼纳海姆防线，芬兰军于2月26日退守维堡一线。到3月5日，芬兰军已濒于兵力枯竭、弹尽粮绝、外援无望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芬兰政府在瑞典的斡旋下于3月7日派代表赴莫斯科议和，3月13日两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芬兰将其东南部包括维堡（芬兰第三大城市，重要工业中心和塞马运河出海口）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割让给苏联，共计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占全国面积的十分之一，并把汉科港租给苏联30年。
芬兰军总司令痛楚地说：“该协定给我国的战略地位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丧失了本来可以保证我们阻止入侵军队前进的全部要地。新的国界使芬兰暴露在侵略者面前，而汉科则像一支指向我国心脏的手枪。”然而，仅仅过了一年，芬兰就在苏德战争中配合德军，夺回了失去的土地。
芬兰抗击苏军，自1939年11月到次年3月，前后不过4个月，使苏军遭受了惨重损失。莫洛托夫在1940年3月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报告的红军伤亡数字为：死亡4.8745万人，伤15.8863万人，这还只是一个大大缩水了的数字。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透露，苏军在战争中实际受伤上百万人，死亡20万人以上，苏军全建制被芬兰军歼灭的就有第163师、第44师、第54师、第18师、第168师，第122师和第88师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被俘5.5万人，而芬兰军队只有2.3万人阵亡，4.7万人受伤（战争期间，芬兰正规军进行了扩编）。
更可贵的是，芬兰军通过战争，彻底打消了苏联吞并芬兰的企图。苏联动用大军进攻芬兰是志在必得。但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重新与芬兰谈判。芬兰通过战争，避免了被并入苏联的命运，最后虽对苏联进行了一些妥协，但基本上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芬兰抗击苏联侵略的卫国战争之所以打得这么好，主要是因为芬兰真正把国民当人看，真正爱护人民。芬兰在独立之初还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66%，而这66%的农业人口中无地佃农占76%，贫富极其悬殊。芬兰独立后，这76%的无地农民，就成了政府重点关怀的对象。1918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由政府先垫付资金向土地所有者买下土地交给耕种的佃农，再由佃农分年偿还，《土地改革法案》彻底改变了芬兰农村贫富悬殊的局面，到1930年，农村小土地占有者占农业总人口的94%，彻底解决了无地佃农问题。
对于一般居民，芬兰于1917年一独立就公布了时工作制的法律。不久，关于工伤事故、年老和残疾者的保险、产妇补助、贫穷儿童的照顾和失业救济等一系列法律也制定了出来，有人担心政府没钱支付这一庞大的福利计划，就问当时力主该计划的曼内海姆议员钱从哪里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将军队从10万降低到1万，节约了军费自然就有钱了。”问的人大为担心，说军队少了苏联会乘机打进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苏联人来了，我们大家跟它拼命就是，不能让它伤害到人民。如果现在不实行福利制度，那我们与苏联人又有什么区别？国家等于是还没建立，又谈何保卫？”
芬兰独立后的20年里，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们，真正尽到了国家的职责，芬兰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1939年，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
西兰珀女士的经历可以说是芬兰社会的缩影，她186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做过工人和女仆，1900年开始担任女仆工会的管理员，1905年担任《仆妇杂志》主编，1907年担任《劳动妇女》主编，1919年国家独立后被选为议员，1926年进入政府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国家能做到真正由普通的劳动者来管理，人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所以，1939年苏联进攻时，芬兰人民就像保卫家一样保卫国，就连芬兰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也没站到苏联一边，反而和同胞们一起战斗。因为，芬兰是他们自己真正的祖国。保卫芬兰，实际上就是在保卫自己的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强大如苏联、强硬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苏芬战争结束后，对国民在战争中的损失，包括人民在战争中自发坚壁清野的损失和从苏占区搬出的难民被迫放弃的资产，全由芬兰政府进行赔偿，其中损失在6500芬兰马克以下的政府全额赔偿，由此金额往上则赔偿比例逐级递减，100万芬兰马克以上赔偿10%——这才是真正为国民着想、视国民为主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办法不富裕，没办法不繁荣，没办法不强大。
然而，几十年来，苏联官方材料始终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由芬兰挑起的，是芬兰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我们要芬兰人让给我们一定面积的领土，把边界移得离列宁格勒更远一点，这可以满足我们国家的安全需要，但芬兰人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所以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还是当时任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将军说得更实在，他后来承认：“芬兰战争是我们的一大耻辱，它败坏了我军在国内外的形象，许多事情都需要做出交代。”
不用忙着交代，德国人在旁边看了个一清二楚，他们派出了许多军事观察员到芬兰观战。当他们看到苏联红军连芬兰这种小国寡民、甲兵不完、城郭不固的对手都无法应付时，无疑使和芬兰军队同样高素质且有更精良装备的德军信心大增。
在捍卫主权独立的斗争中，芬兰是胜利者，但芬兰的三个邻居——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却没能逃过被侵吞的厄运。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两国签订有关友好和边界的条约，立陶宛转入苏联势力范围。苏联从德国那里获得承诺后，立即着手兼并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三国极为担忧。苏联驻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全权代表向莫斯科当局报告说：“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签订条约一事，首先引起了各界的警惕，害怕苏德勾结……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莫洛托夫连忙否认与德国有瓜分势力范围的任何协议，并指望与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互助条约，同时要求获得军队进驻权。
9月19日，苏联借口波兰“鹰”号潜艇事件向爱沙尼亚施加压力，声称苏联将不承认爱沙尼亚对其沿海水域拥有主权，它的安全将由苏联来保卫。为了解除危机，爱沙尼亚外长率团赴莫斯科，请求和解。莫斯科当局趁机要求签订互助条约，并递交了苏方拟定的互助条约和议定书草案。莫洛托夫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想和我们签订互助条约，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也许是更严峻、更复杂的途径来保障我国的安全，请你们不要迫使我们对爱沙尼亚使用武力。”
莫斯科当局为迫使爱沙尼亚政府就范，不断派出飞机在爱沙尼亚领空示威。9月26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命令苏军：“立即开始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边境集结兵力，并于9月29日完成这一行动。要求列宁格勒军区对爱沙尼亚实施强大而坚决的突击。”
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9月27日，爱沙尼亚政府决定接受缔约建议。外长奉命再次飞赴莫斯科。在谈判过程中，苏联又以“保卫苏联在爱沙尼亚港口的海军基地和保证爱沙尼亚安定”为由，向爱沙尼亚政府提出了驻军3.5万人的新要求，并责成爱沙尼亚方面立即做出答复。
爱沙尼亚政府经受不住苏联的步步紧逼，被迫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所有要求，双方于9月28日，也就是苏德有关友好和边界的条约签订的那一天，签订了《苏爱互助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但是，秘密议定书对苏联驻爱军队人数、时机做了明确规定：入驻须在欧洲战争期间，人数不得超过2.5万。苏联成功地迫使一个主权国家签订了类似《辛丑条约》的不平等条约。
《苏爱互助条约》签署后，苏联马上把目光转向拉脱维亚。10月1日，莫斯科当局建议拉脱维亚政府就两国关系进行“磋商”。拉脱维亚领导人考虑到苏德、苏爱条约的签订，对东欧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则上同意与苏签约。第二天，拉脱维亚外长赶至莫斯科，在苏、爱模式的基础上开始谈判。莫洛托夫说：“如果你们同意这个意见，那我们就能够确定原则了。我们需要在不冻海岸建立基地。”斯大林当时说：“我们想谈谈机场和军事防御问题。我们不会触动你们的宪法、机构、部委，或外交、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制度。我们的要求是由于德国与英、法作战产生的。”
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总体来说，这是迈向友好的一步，但它有可能导致苏联对拉脱维亚的控制，而且在驻军人数上苏方提出的5万人，要求过高，拉方需要慎重考虑。对于莫斯科当局的狼子野心，三国其实都心知肚明。
10月3日，谈判继续进行，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很难将苏联提供的条约草案给政府，而且无法向人民解释，拉外长说：“条约将被理解为建立某种保护关系，对于爱好自由的人民来说，那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拉脱维亚目前完全足以保证本国的安全和间接地保证苏联的安全。”同时，拉脱维亚代表团还反对苏联在拉脱维亚建立军事基地，并坚持要求苏联将驻军限制在2万人以内，以不超过拉军平时的人数，进驻时间也只适用于“目前欧战期间”，一旦欧战结束，苏军应立即撤回。
莫洛托夫拒绝了拉脱维亚代表团的建议，声称：“你们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请考虑一下局势吧！”斯大林补充说：“你们应当从最坏的形势来考虑，你们不信任我们，而我们也不信任你们。你们以为我们想侵占你们，我们本来可以现在就直接这么做，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经过持续、紧张、激烈的争论，双方签订互助条约。条约内容与《苏爱互助条约》类似。苏爱、苏拉条约签订后，就轮到了立陶宛。
按照苏德秘密协定，立陶宛本属德国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又将它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30日，莫洛托夫召见立陶宛驻莫斯科公使，要求谈判两国关系。10月3日，立陶宛外长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提出以苏拉、苏爱条约为蓝本，签订一个互助条约，条约有效期20年，战时苏联驻军5万人。立陶宛外长指出，苏联方面提出的条约草案实际上是对立陶宛的占领。斯大林说：“苏联无意威胁立陶宛的独立，相反，驻军是对立陶宛的真正保障。”莫洛托夫威胁道，爱沙尼亚已签署了类似条约，拉脱维亚也表示同意，如果立陶宛拒绝，将破坏即将建成的防御体系。在苏联的压力下，立陶宛外长被迫做出让步，但要求把苏联驻军人数缩减到2.3万人，并只驻扎在维尔诺地区。斯大林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苏联驻军人数不能少于3.5万人。
立陶宛代表团就苏军进驻时机等问题提出新建议，但苏方对此不感兴趣，并利用被苏联控制的维尔诺地区对立陶宛人施加压力，莫洛托夫威胁说：“苏联政府不可能使维尔诺人民长期保持安定而不关注他们的要求。”立陶宛人如不接受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维尔诺。《真理报》也不断发出信息，声言要把这个城市划归白俄罗斯。白俄罗斯高级领导人则频频飞往维尔诺，以图“接收”产业和建立苏维埃制度。
10月10日，立陶宛代表团接受了莫洛托夫的修订案，签订了内容与苏爱、苏拉条约相同的不平等条约，苏联驻军可达2万人。
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恐吓威逼它们签订“互助”条约的强盗行径敢怒不敢言，它们对斯大林集团缺乏信任，对波罗的海三国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拉脱维亚外长说：“这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的转折点。”立陶宛外长指出：立陶宛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签订条约的。爱沙尼亚外长则在签约后就递交了辞呈，以免落下“爱奸”的名声。
在“互助”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欧战事的发展尚不明朗，莫斯科当局采取谨慎的观望政策。苏联考虑的是，英法与波罗的海三国有着良好关系，一旦英法取胜，苏联与德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协议将没有价值，苏联如根据苏德协议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行动，英法将视为敌对性行动而出兵干涉；而且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只是区域性的，应服从全局需要。为此，莫斯科当局严禁军政领导人干涉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政。
1939年10月14日，莫洛托夫致电驻考纳斯全权代表：“必须禁止同左翼团体的一切来往，只能和政府、官方团体保持联系。”10月23日，莫洛托夫向驻塔林的全权代表，也发出了同样的指示：“你们应当明白，不能出现干涉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任何举动。”10月25日，国防人民委员会就红军进驻问题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官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涉三国内政”，称“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实行‘苏维埃化’的议论与我们的政策是根本矛盾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衅言论……如果军人中存在这种‘苏维埃化’的情绪和言论，就应当彻底清除，今后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
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卢、荷、比很快沦陷；英、法军队连连受挫，在敦刻尔克面临绝境。斯大林见德军顺利西进，英法自身难保，就立刻变脸，开始改变过去信守“互助”条约的政策，转而准备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在他眼里，《宪法》就是一本书，条约就是一张纸，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5月25日，苏方声称，“在立陶宛政府机关的庇护下”，出现红军战士失踪事件，苏方照会立陶宛政府立即停止挑衅，否则苏联将采取特别措施。立陶宛政府为了止息苏联的愤怒，于第二天答复要“立即进行详细调查”，并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但是，莫斯科当局醉翁之意不在酒，继续促使冲突升级，并坚决拒绝与立陶宛调查机关进行任何合作。立陶宛方面为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一面表示“衷心欢迎莫斯科当局对查明事件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一面进行了一系列逮捕，并加强对苏军驻地附近居民的监视。立陶宛总理和外长先后赴莫斯科与苏方会谈，力争解决冲突；又应莫洛托夫的要求，免除了内政部长和政治警察署署长的职务，以体现解决这一事件的诚意。
但苏联方面仍不断扩大事态，声称“波罗的海三国缔结军事同盟，为的是反对苏联”。其实三国1934年9月12日订立的同盟条约，不仅曾被莫斯科当局视为集体安全的一部分，而且苏联在与三国签订“互助”条约时，也没有任何反对保持这一同盟的要求。1940年6月14日，苏联继续加大压力，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说：“立陶宛政府力图使苏军不能驻在立陶宛……粗暴地破坏了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准备侵犯苏联边境。”并要求立陶宛政府组成“有能力、有决心保证忠实执行互助条约和坚决压制反对者的政府”，保证“苏军能够自由通过立陶宛领土，以便部署在立陶宛的重要地区，苏军人数应足以保证互助条约的实施和防止反驻军的挑衅行动”。莫斯科当局要求立陶宛在10个小时内做出答复，否则“苏军将立即开进立陶宛”。立陶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在苏联最后通牒到期前15分钟，通知莫洛托夫，立陶宛接受一切要求。
立陶宛被迫就范后，莫斯科当局又故技重施，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使递交了声明，指责两国签署的波罗的海条约，要求两国成立新政府并同意苏联驻军，限令6小时内做出答复。两国政府势单力薄，在规定时间内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条件，原政府宣告辞职。莫斯科当局立即派特使分赴三国谈判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三国元首迫于苏方压力，完全接受了苏方指定的候选人，组成了亲苏政府（即苏联的傀儡，“带路党”政府）。苏军相继进驻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新政府的成立和苏军相继进驻各国，实质上使三国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三国政府在实行任何一项重要措施时，都得秉承莫斯科的指示或莫斯科代表的旨意。7月14日，三国同时进行议会选举，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1940年8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决定吸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被苏联兼并。苏联增加了17.4万平方公里土地，586万人口。
自从二战全面爆发后，德军很快席卷了北欧、东欧、西欧和巴尔干半岛。到1941年初，德国控制了包括法国、波兰西部、挪威、南斯拉夫等16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这时的世界，只有英国在独自和法西斯轴心国抗衡。
当德军横扫欧洲大陆之时，苏联和英国不同，它是以纳粹的同道、共同分赃者的姿态出现的。苏联入侵芬兰、占领波兰东部、侵占罗马尼亚部分领土、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个主权国家。斯大林看到如此强大的德国必然会威胁苏联的安全，便开始着手采取防范措施：将苏联的重工业和军工工业，有计划地迁移到乌拉尔山脉以东；对德国和谈，避免刺激德国；稳住东方的日本，和日本签署中立条约；建立所谓“东方战线”，靠武力增加战略纵深。
在苏联的防范措施中，建立“东方战线”最受争议。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占领了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芬兰、罗马尼亚等邻国迅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还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事实上，“东方战线”在战争中起的作用极其有限，就像苏联“肃反运动”一样，目的是消灭敌人，结果制造的敌人远远比消灭的敌人多！
德国方面，西线战事早已平复，只有英国凭借隔海的优势仍在叫板，这让希特勒感到有机会腾出手来，对付东边的大国苏联。而德国情报机构对苏联的判断，也让希特勒认为苏联是非常容易对付的，便开始制订入侵苏联的计划，代号为“巴巴罗萨”。
1941年春天的头几个星期，斯大林一直颇为苦恼。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那些情报人员不是为钱，而是为了理想在从事危险的工作。他们报告说，德国正在谋划大举进攻苏联。斯大林不相信情报人员的话，就像任何人都会背叛自己的上司一样，斯大林坚信别人也会背叛他，特别是以“撒谎”为职业的间谍。从表面上看，他的这种想法也有一定道理：情报人员几个月前就在报告德国要入侵苏联，现在不还是好好的吗？
此前，英国首相丘吉尔送给斯大林一份秘密情报，提醒斯大林，德国即将入侵苏联。丘吉尔对自己的绅士风度颇为满意。然而，这个警告的效果正相反。在过去20多年，丘吉尔一直是个立场坚定的反共分子。所以，他的警告更让人怀疑是挑拨离间。斯大林认为丘吉尔的警告用心险恶，是英国想祸水东引，想让苏联和它的纳粹同志火并。斯大林最不希望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就跟德国开战。但苏军在肃反运动中失去了那么多高级将领，只有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
关于苏德战争，斯大林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人来讨论。自从他的第二任妻子莫名其妙地“自杀”之后，再没有女人能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没有朋友，至于同事，都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样，平平庸庸、唯唯诺诺。经过1936～1939年的大清洗，苏联的外交队伍几乎分崩离析。外交事务的掌门人莫洛托夫也只干了两年外交，且一门外语都不懂，他的外交特长比起搞阴谋的特长还差一些。虽然贝利亚掌管的国外间谍网发展迅速，但在大清洗前，他只是一个地区的警察头目，没人教他如何运营一个国际间谍网，如何解读和评估到手的情报。能够帮助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那些人，虽然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经验，但他们都已躺在了墓地里。
在这种情况下，一份份情报被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等着斯大林自己做判断。情报显示，德国即将入侵苏联。这类情报来自多名特工，这些特工中最著名的就是至今还被一些德国老兵痛恨的、前德意志帝国士兵、“红色间谍”佐尔格。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兼战友F.佐尔格的侄孙，家族遗传，根红苗正。作为20世纪最有胆识的间谍之一，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文件主动送上门；不持枪闯入密室，门却自动为我打开。
1941年6月14日，佐尔格向斯大林传递了一份对苏联命运至关重要的情报：德军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这个情报的准确性甚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它根本没有误差。而且，这份情报传到苏联的时候，距德军开始进攻还有8天！
如果相信这份情报，一切都还来得及应付，但斯大林对这种情报感到厌烦。他竟然在一份报告旁边批示：“或许我们应该让这个情报员‘滚蛋’。他提供的不是情报，而是谎言。”知道斯大林根本不相信这些警告，情报分析人员只好把这类情报归入“可疑和误导”一类的档案中。
不仅仅是情报员，连苏军边防部队也开始报告德军行为异常。1941年，德军飞机经常侵犯苏联领空，以进行侦察。3月27日至4月18日，德军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不下80次，每次德军飞机都要深入苏联领空20～30英里，而苏联只是若无其事地发个“抗议”照会。斯大林给人的感觉像只鸵鸟。
而此时，连奴性十足的贝利亚都感觉苗头不对。通常，贝利亚总是告诉斯大林一些他喜欢的情报。现在，他也向斯大林报告，德国向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派遣了许多破坏分子。他们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组，携带无线电发报机、武器、现金和苏联护照，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前白俄罗斯军官。20年前，这些人曾在同一地方和红军打过仗。1941年5月，苏联边防军抓获353人，他们想偷越边境。6月初，抓获108人，还不清楚有多少人成功偷越了边境。但斯大林对这些情报仍然不重视。
6月11日，贝利亚的手下在桑河河底发现电话线，德军一直在监听红军的电话。斯大林听到这类消息，有时会被激怒，有时勉强装出一副冷静的神态，他会说：“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愚蠢到要在东西两线作战。一战中，德国人就是这样被扭断了脖子的。希特勒才不会冒这个险。”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人如果天天被人喊“万岁”、被人歌颂成“伟大”“光荣”“正确”，他肯定会以为自己“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脑子短路是一定的，比被门挤了还傻！
然而，斯大林也感觉到，他和希特勒现在都陷入了一场紧张的竞赛之中。谁能首先集结足够的兵力，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斯大林只是在几个星期前才开始加速备战。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斯大林都犹豫不决，对苏联到底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心里一直都没概念。
1941年5月底，斯大林告诉自己的两位高级指挥官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德国政府请求苏联准许其派人在苏境内寻找一战时阵亡的德军士兵坟墓。斯大林指示：“要确保不要让他们进入边境太深，告诉各军区，要和我们的边防哨兵保持密切联系，赶快给边防哨兵下命令。”
对于斯大林的准许，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感到很吃惊。“德国人想搞清楚他们计划进攻的地方，”朱可夫说，“至于找坟墓，那只不过是个骗人的借口而已。”铁木辛哥补充道：“德国人最近一直在频繁地侵犯我国领空，并且还深入到内地，朱可夫和我都认为我们应该把德国飞机打下来。”
斯大林断然否决了这个意见：“德国大使已经解释过了，他们空军的许多年轻飞行员还没受过训练，总会迷航，大使已要求我们不要理会这些迷航的飞机。”斯大林的行为越来越古怪，他对希特勒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任，而对那些可以信赖的人却不信任。
德国政府也在掩饰这种骗局，他们向斯大林透露，德军在边境的调动只是为了避开英国远程轰炸机。德国甚至向苏联解释，他们故意要让英国以为他们正准备进攻苏联，而事实上他们正准备进攻英国。因此，斯大林在思想上，并不认为德国会入侵苏联。
到6月中旬，德军仍继续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德国外交官及其家属开始撤离莫斯科，这已是重要信号。但斯大林仍拒绝给红军下达战备命令。更可笑的是，苏联的列车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德国运送战略物资，这些物资包括150万吨粮食、10万吨棉花、200万吨石油、150万吨木材、14万吨锰。这都是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贸易协定交付的。斯大林完全配得上德军“运输大队长”一职。
6月14日，苏联《真理报》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政府声明，针对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的“谣言”，声明说德国从未向苏联提出过领土要求，德国正严格履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也在认真遵守这个条约，一些苏联军事单位只是出于训练目的而移驻边境地区。这份报纸上面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理！对于这个声明，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都感到很震惊。不管这是不是一种外交宣传手段，它都会对苏军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
在这期间，斯大林曾连续43个小时没有办公。直到6月20日，星期五晚上8时，他才回到办公室。这次，他再次收到警告性情报。他的老搭档、主管外贸的米高扬告诉他，德国的一支拥有25条货船的船队，没有装卸完货物，就匆匆离开了里加港。斯大林说：“他们有权这么做。”但他也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斯大林给莫斯科军区防空司令打电话，命令他：“局势有些反常，提高防空等级。”然而，他没有给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打电话。他仍然不想刺激德国人，所以不想让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1941年6月21日，斯大林的直觉终于告诉他，无所作为是危险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召集了许多著名诗人，下令让他们谱写反纳粹的战斗歌曲！第二个措施倒很实际，他指示苏联驻柏林的外交官，立即会见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要求他解释为什么德国在边境集结重兵。德国答复，里宾特洛甫不在柏林。这一天所有的质问，得到的都是这个答复。当晚，斯大林才开始真正警觉起来，下令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进行中，朱可夫打来电话报告，一个德军士兵越过边境，说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他告诉苏军指挥官，德军将在6月22日黎明入侵苏联，这时离战争爆发只有几个小时。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显得特别不安。他问道：“这次警告是不是德国的挑衅？”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回答：“绝对不是。”他们可以肯定，这个德国士兵说了实话。他们坚持要让西部边境的部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但斯大林仍在思考。
几个小时后，苏军前线部队总算接到一份通知：德军可能要“挑衅”，然后在6月22日或23日入侵苏联。各部队要谨慎应对挑衅，以阻止德军“更大的阴谋”，换句话说就是战争。这项通知不是战备命令，它没有规定哪些行为是挑衅，哪些行为是战争，更不要说下令开火。而且，它也不是以斯大林的名义发布的。
一切都太晚了，“巴巴罗萨”计划就要付诸行动，这个名称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绰号“红胡子”。这位皇帝曾说：“生存与毁灭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证实。”希特勒很喜欢这句话，并认为自己就是这话的实践者。
“巴巴罗萨”计划的作战时间只有两个月，为什么呢？因为希特勒跟斯大林走两个极端，他过分相信来自苏联的情报，认为“我们只要往门上踢一脚，整座腐朽的建筑就会倒塌下来”。这就是说，希特勒不正常，是个自大狂。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30分，德军纠集包括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共550万大军、3700辆坦克、4900多架战机、4.7万门火炮、193艘舰艇，从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边境，全线对苏联发起攻击！德军坦克师和步兵师，如潮水般向前奔涌。他们正在检验元首对苏联的狂言是否属实。
德军兵分三路，北路的北方集团军群由冯·李勃元帅指挥，从东普鲁士出发，沿波罗的海进攻列宁格勒。芬兰的15个师又3个旅，越过边境协同德军作战，以图收复失地，这全是苏联自找的。中路的中央集团军群由冯·包克元帅指挥，沿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轴线直取莫斯科，中央集团军群拥有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在内的9个装甲师、6个机械化师及1个骑兵师，突击能力相当强。南路的南方集团军群由冯·龙德斯泰特元帅指挥，由卢布林和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扑向乌克兰首府基辅，进而向顿巴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基地）推进。
战斗第一天，德国空军猛烈轰炸苏联西部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军事基地以及国境线上的部队，并在苏军防御纵深内空降伞兵，抢占要地。同时以全部火炮对苏军防御工事、通讯设施、部队集结地狂轰滥炸。之后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迅速开进。开战仅半天，苏军西部66个机场上就有1200架飞机被摧毁，其中800架还未起飞就被炸毁于地面，而德机的损失只有区区10架战机。苏联声称击落德机75架，就按苏联的注水数字算，1200:75，也算是人类战争史上比例最悬殊的了！在德军的猛烈打击下，苏军边境军区指挥机构基本陷于瘫痪，部队盲目抵抗。有些部队甚至这时才给士兵发步枪，让他们冲上前去打坦克。
前线如此，苏联国防委员会也被打蒙了，在战况不明的情况下，他们当晚发布命令，要求边境军区实施猛烈反突击，消灭敌人！这就等于给德国人“送餐”啊，完全是只顾面子的胡乱指挥，前线战况因此更加恶化。苏军部队被分割包围，大批军人成为俘虏。德军开战第一天就向前推进25～50公里。
6月27日，“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装甲集群与霍特指挥的第3装甲集群，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会师，装甲部队已深入苏联境内200公里。6月28日，德军第9和第4集团军在比亚韦斯托克以东会师，对苏军形成了两个包围圈：一个比亚韦斯托克包围圈包围了苏军第10集团军，另一个沃尔科维斯克包围圈包围了苏军第3及第13集团军。最终，在17天内，苏联西方方面军的62.5万人损失了42万。6月29日，明斯克落入德军手中，而苏军第20机械化军及第4空降军发动的反攻，也归于失败。6月30日包围圈大部被德军封锁，苏军第3、第10、第13集团军全部及第4集团军一部共20个师，向德军投降，苏军第4集团军残余向东撤退。苏联西方方面军后来经过重组，重新投入战场。
令德军惊讶的是，陷入巨大包围圈的苏军仍坚持战斗，因德军步兵欠缺摩托化运输，包围圈仍有空隙，所以很多苏军逃了出去，这是希特勒极其希望避免的。当希特勒得知在比亚韦斯托克及明斯克只是取得局部胜利时，他指责装甲部队将领在战线上留下的空隙太多，于是他命令装甲部队在封闭包围圈时停止向东推进，等待步兵跟进合围，他担心如果装甲部队失去冲击力后，苏联在第聂伯河及道加瓦河的防守将会被加强。
即便如此，德军仍逼近斯摩棱斯克，这是进攻莫斯科的门户，这亦令德军最高统帅部充满乐观情绪，德国人相信对苏联的战争在开战数天后已取得胜利。
1941年7月3日，斯大林经过数天精神恍惚之后，终于打起精神站到麦克风前，号召人民发起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对抗入侵者——纳粹德国。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步兵集团军与装甲部队会合后，本想再度前进，但7月初突发的暴雨使道路满布泥泞，部队一时不能前进。这主要“归功”于苏联糟糕的公路系统。苏联不像德国，苏联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向东通往莫斯科的主路上，连沥青都没铺，一下雨可想而知。所以，苏军只要再炸毁一些桥梁，德军的推进速度必然会慢下来。应该说，德军突袭给苏军的最大震撼并非突袭的时间，而是同时进攻苏联领土的德军数量之多和配合之紧密。德军的攻击速度之快，使得苏军的防御完全瘫痪，而无线电和通讯设备的严重缺乏，造成了苏军部队之间难以协同作战。
在苏德战争的头3个星期，德军深入苏联腹地500多公里。至7月中旬，德军已占领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片领土，逼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和基辅。这期间，苏军70个师的人员和武器损失过半，200个军火库落入敌手。不过，德军也伤亡了25万人，坦克损失一半，飞机损失1000多架。可以说，苏军虽然指挥不力，但给德军造成的损失大于法国。
但是，德军的攻势导致了一个苏联最不愿看到的后果——许多苏联占领国发起了独立运动。6月22日开战当天，立陶宛就发生了反苏联的起义，大约3万立陶宛人加入起义，并在隔天发布了《独立宣言》。随着德军攻势的进展，起义也蔓延至爱沙尼亚和南方的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那里有大批百姓出来迎接德军，把他们当成“解放者”。古德里安曾经回忆：“有个老太太把我们的吉普车拦住，送上面包和牛奶，非要等我们吃完，才放我们走。”乌克兰是苏联的重要产粮区，俗称“面包篮子”。只要稍微了解苏联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作为，就能理解乌克兰人对纳粹的“感情”。
纳粹党的核心理论家，出生于波罗的海地区的罗森堡早在开战之前，就预见到了这种形势。他向希特勒进言：“我们应该信任他们（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众），给他们一定的自治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应区别对待。例如，乌克兰‘应是与德国联盟的独立国家’。”倘若希特勒听从罗森堡的建议，那他就真的成了解放者。实际上，希特勒歧视斯拉夫人，不愿平等地对待他们，他倾向于支持希姆莱，命令枪毙所有俘虏的苏军政委。
其实，在苏德战争打响时，苏军虽然毫无防备，但在边境上的军队数量和装备，还是占有一定优势。可为何会败得这么惨？这主要是人的因素。大量富有作战经验的苏联军官，在大清洗期间被杀害，而以大批具备“政治经验”却毫无作战经验的军官替代，造成了苏军内部充斥着大量年轻而缺乏训练的军官。举例而言，在1941年，红军的军官里有75%任职尚未超过1年。红军集团军指挥官的平均年龄，比德军师指挥官的平均年龄小了整整12岁，这些军官在战场上往往缺乏积极行动的意愿，而且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能力胜任其位。
同时，苏军的部署相当分散，部队之间往往无法互相联系，也缺乏运输工具把有效战力集合起来。虽然苏联红军有非常多的先进火炮，但这些火炮很多都没配备弹药。而且，火炮部队缺乏运输工具，无法迅速部署。坦克部队数量庞大且装备良好，却极其缺乏作战经验和后勤支援，维修保养的水平也非常差。大量的坦克往往被草率地送上战场，而没有任何燃油、弹药或人员补给的安排，通常在经过一次作战后坦克便被毁坏或报废。
在战前，苏联的宣传机器总是说红军如何强大，任何针对苏联的侵略都会被轻易击退。但到了秋天，宣传基调改变为“红军变虚弱了”“战争准备的时间不足”“德国的攻击太过突然”等。
其实，在1941年6月之前，苏联人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研究了。1940年法国战役的结果，曾给了苏联人极大的震撼，当时世界上规模排名第二的法国陆军，不到6周便被德军彻底击败。苏联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法国的崩溃，是过度依赖战线防守而缺乏装甲部队支援造成的。苏联决定不再重蹈覆辙，遂取消了掘壕防守的战术，改用将步兵部队集中为大规模机动队伍的战术。而步兵部队放弃掘壕的战术，也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在机动性不强又没有坦克支援的情况下，苏联步兵根本无法在战场上灵活调度。所有坦克都被集中至31个庞大的机械化军，苏联宣称这样一来，每个军都会比德军的装甲军大。苏联人计划得挺好，可战争爆发前，很少有哪个军能达到这种规模。
为攻占莫斯科，德军中央集团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斯摩棱斯克，这是向莫斯科推进的必经之地，面对德军的是沿第聂伯河与道加瓦河建立的旧斯大林防线，守军是西方方面军第13集团军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第20、第21及第22集团军，另外还有刚刚编成的第19集团军及第16集团军，它对德国第3装甲集群的第39装甲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1941年7月6日，苏军第20集团军第5及第7机械化军的700辆坦克，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但德军在强大的空军支援下取胜，两个苏联机械化军在3天的战役中，被彻底摧毁。
同时，德军第3装甲集群的第20装甲师，在道加瓦河东岸建立了桥头堡，直接威胁维捷布斯克。在南面，远离主要进攻方向，德军第2装甲集群向第聂伯河一带的守军，发起突然进攻，苏军第13集团军被迫后退，损失了5个师，当德军两个装甲集群向东推进后，在斯摩棱斯克一带的苏军第16、第19及第20集团军有被包围的危险。
在斯摩棱斯克南面，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快速前进，其第129摩托化步兵师于7月16日攻占斯摩棱斯克。在北面，由于沼泽地带下雨仍是一大问题，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进展较慢，而苏军仍然坚持战斗，以突破包围。7月18日，德军两个装甲集群的矛头距离只有10公里，但最后仍用了8天时间，才将包围圈封闭，之后又用了10天时间清理包围圈，最后虽然有30万苏军被俘，但由于德军未能及时封闭空隙，令20万苏军得以逃脱。他们在斯摩棱斯克与莫斯科之间重新建立防线。8月上旬，斯摩棱斯克战役基本结束，战役迟滞了德军向莫斯科推进的速度。
鉴于以上情况，希特勒放弃包围战术，“巴巴罗萨”行动进行了4个星期，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清楚地意识到，虽然遭受到人员及物质的巨大损失，但苏联仍未崩溃，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两翼在苏军的反攻下遭到削弱，希特勒决定将中央集团军群的坦克，调往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作战，他认为德国应用经济上的打击来摧垮苏联，希望德军快速攻占列宁格勒及南方的乌克兰。
对于纳粹德国来说，拿下乌克兰的粮仓和油田至关重要。对苏联来说，乌克兰也是必保的。此时，德军已经兵临乌克兰首府基辅，如何守卫基辅，苏联指挥中枢却出现了严重分歧。
1941年7月29日，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准备当面汇报自己对基辅保卫战的打算，斯大林在办公室接见了朱可夫，当时在场的还有苏联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此人自私、狭隘，经常向斯大林打朱可夫的小报告。
斯大林有一个特点，听部下汇报的时候，不喜欢坐着，总是捏着烟斗，哪怕烟斗灭了，也要捏着烟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停下来，走近对方，用烟斗理理胡须，注视着对方。他不愿意说话，说话时声音很低。斯大林不喜欢笑，笑也不发出声。用朱可夫的话讲：“斯大林意志坚强，性情深沉，目光锐利，但容易冲动。”
当斯大林听到德军有可能向坚守在基辅的苏军西南方面军实施包围时，脚步停了下来，他问：“你的建议是什么呢？”朱可夫回答说：“首先，应从西部方向加强1个集团军给西南方面军。”调1个集团军过来？斯大林马上打断他的话：“你怎么了？难道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的防御吗？”朱可夫说从西部，也就是从白俄罗斯调1个集团军加强给乌克兰方向，而白俄罗斯当面就是莫斯科，所以斯大林说“难道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面的防御吗”，朱可夫说：“不，斯大林同志，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是想，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向莫斯科方向推进，我们可以在半个月内从远东调来8个师，来加强莫斯科方向的防御。”接着，他谈了自己的意见。这时梅赫利斯发言了，他挖苦朱可夫说：“你是不是想把远东送给日本人呢？”要从远东调来8个师，那远东防御就会受到削弱。朱可夫看了梅赫利斯一眼，没理他。
朱可夫继续对斯大林讲：“我们一方面向中央方面军加强兵力，一方面将西南方面军立即撤出，撤过第聂伯河，使得西南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形成一个拳头伺机打出去。”西南方面军担负着基辅的防御任务。斯大林听完以后，捏着烟斗走近朱可夫，这时候烟斗已经灭了，他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朱可夫，问了一句：“那基辅怎么办？”
朱可夫感到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他知道放弃基辅和斯大林要坚守基辅的理念不一致，但他豁出去了，他要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他说：“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放弃基辅。”当时斯大林没有说话，仍然看着朱可夫。但朱可夫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他说：“放弃基辅后，我们可以在西部方向马上组织反突击，夺回叶利尼亚突出部，如果不夺，德军很可能会利用这个突出部，作为桥头堡进攻莫斯科。”
朱可夫最后一个尾音还没发完，斯大林突然火了，他厉声喝道：“哪有什么反突击！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简直是胡说八道！”
朱可夫听到这儿也豁出去了，撕碎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他当面反驳：“斯大林同志，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的话，你把我的职务撤销好了，把我派到前线去，或许在那里我会对祖国有点用处。”在场的人愣了，斯大林在苏联就是真理啊！房间里静得可怕，好半天斯大林才说了一句话：“请你冷静一下，没有你，我们更行。”
朱可夫接着说：“斯大林同志，我是一名军人，随时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认识，我相信我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我和我的总参谋部怎样想的，我就应该怎样向你汇报。”斯大林还在摆弄烟斗，他平静下来了，说：“朱可夫同志，冷静些。请你先出去，我一会儿叫你再进来。”朱可夫推门而出。
朱可夫在门外等了半小时，斯大林把他叫回办公室，说道：“是这样的，朱可夫同志，我们方才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替。不过，你还是统帅部成员之一，我想让你到前线去。”朱可夫说：“到哪个部队？”斯大林说：“你愿意到哪儿呢？”朱可夫回答：“我可以做任何工作，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只要祖国需要。”
这时斯大林感觉朱可夫还是有气，他反而笑了，安慰他说：“你冷静些，冷静些。”想了一会儿，斯大林说：“你方才说叶利尼亚突出部，你想在那里组织一次反突击是不是？你就到那个地方去负责好了，我从现在开始，任命你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朱可夫说：“1个小时之后，我离开莫斯科。”
就这样，由于作战问题的分歧，并且顶撞了斯大林，朱可夫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当时作为总参谋长，朱可夫是统帅部大本营军事指挥机关的最高首长，他自然对战争全局心里有数。当时苏军从南到北，所有的方向都面临严重局面，朱可夫根据战场形势得出结论，对付德国快速军团在行进中实施的突破，苏军最好的战法就是通过反突击，以积极的防御不断地迟滞、消耗、疲惫和杀伤敌人。可要实施这个战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苏军重兵集团面临被德军合围和歼灭的威胁下，尽快从敌人的包围圈内撤出来，以避免更大的伤亡和损失，该撤的时候要撤；第二，收缩苏军重兵集团兵力，用撤出的兵团实施反突击。朱可夫根据战场情况，认为当务之急是放弃基辅，收缩兵力，再实施反突击，否则在乌克兰方向的西南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将有被全歼的危险。然而，朱可夫的想法和斯大林“寸土必守”、利用坚守现有阵地、实施反击的战争理念不一样。
由于斯大林拒绝采纳朱可夫的意见，西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迅速被德军分割包围，陷入一片混乱。9月17日，斯大林让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下令同意西南方面军突围，但为时已晚。9月19日，基辅陷落。西南方面军在合围中继续战斗，为其解围的尝试由于兵力不足，无果而终。仅部分军队分成小群得以向东突围，最后共有15万官兵突出德军重围。9月20日，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和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在突围战斗中阵亡。从包围圈中逃脱的有布琼尼元帅、铁木辛哥元帅及政治委员赫鲁晓夫。9月26日，西南方面军基本被歼灭，总计66.5万苏军成为俘虏。这场战役，是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围歼战。作为“巴巴罗萨”计划的一部分，德军取得了这场战役的完胜。
这是苏军前所未有的大败，超过了六七月份在明斯克的灾难，苏联西南方面军需要重建。
基辅保卫战结束后，整个乌克兰成为德军的囊中之物。德军之所以能够顺利夺取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军队的付出有重要关系。
在二战中，罗马尼亚军队作为德军的仆从，大部分时间充当“小弟”的角色。而在1941年夏秋之际的敖德萨战役中，罗马尼亚军队充当了轴心国一方的进攻主力。这次战役成为罗军在二战史上的最强一击。
苏德战争爆发后，罗马尼亚先后派遣22个师投入东线作战，在兵力上远胜其他仆从国，如匈牙利、保加利亚。敖德萨战役就是以罗军为主进行的一次攻坚战。
1941年7月，希特勒要求罗马尼亚军队在德军支援下，攻占苏联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切断苏联通过敖德萨从黑海向乌克兰输送兵力和物资的通道，同时也方便德军抽出兵力进犯苏联腹地。
8月3日，罗军第4集团军在司令尼古拉伊·索皮卡中将的指挥下，横渡德涅斯特河。罗军计划兵分两路，左翼第3集群负责正面强攻敖德萨，右翼第5集群负责由敖德萨以南发起侧攻。
8月8日至10月16日，敖德萨战役全面展开，双方搏杀之激烈，较苏德两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战至最激烈时，双方竟展开了一场中世纪般的搏杀：罗军骑兵抽出锋利的马刀，策马出击；苏军步兵排着整齐的队列，步枪上好雪亮的刺刀，高喊着“乌拉”，杀向罗军骑兵。一时间，敖德萨外围血肉横飞、杀声震天。这场战役，最终以罗马尼亚军队获胜而告终。德军借此切断了苏军从黑海通向乌克兰的运输线，得以顺利控制乌克兰。
在德军兵分三路入侵苏联的进程中，除了中路和南路，北路的战斗同样激烈。1941年8月下旬，希特勒在北翼调集了32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4个摩托化师和1个骑兵旅的兵力，配备6000门大炮、4500门迫击炮和1000多架飞机，向列宁格勒发动猛烈攻势，扬言要在9月1日占领列宁格勒。在“巴巴罗萨”计划中，攻占涅瓦河上这座城市被看作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希特勒渴望能从地球上抹掉列宁格勒，杀光居民，以毁灭十月革命的摇篮。
8月底，德军变更部署后沿莫斯科-列宁格勒公路发起进攻。德军在付出重大损失后，于8月30日抵达涅瓦河，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外界的铁路联系。9月8日，德军进抵拉多加湖南岸，从陆上包围了列宁格勒。自此，列宁格勒陷入德军的三面包围，只能从拉多加湖和空中得到补给，长达900天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包围列宁格勒之后，德军对该市实施了野蛮轰炸和炮击，投掷了10万多枚航空燃烧弹和航空爆破炸弹，妄图用轰炸和饥饿困死守城军民。
9月9日，德军向列宁格勒发起新的进攻。斯大林的酒友和跟屁虫伏罗希洛夫元帅由于指挥不力被撤职。9月10日，朱可夫大将接替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朱可夫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也要守住列宁格勒。他的口号是：“不是列宁格勒惧怕死亡，而是死亡惧怕列宁格勒！”
与此同时，朱可夫迅速调整和加强了列宁格勒防御，各预备部队得到了民兵支队的补充，大批海军军人离舰上陆，一部分高射炮调到高地上用于打坦克。至9月底，列宁格勒西南和南面的战线趋于稳定。德军一举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破产，抽调北路兵力进攻莫斯科的企图也随之破灭。
从南面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失败后，德军于10月改向突击，与芬兰军队会合，企图完全封死列宁格勒，但德军未能突至斯维里河。11月中旬，苏军转入反攻，收复了部分失地，将德军赶过沃尔霍夫河。
列宁格勒保卫战具有全民动员性质，列宁格勒的工业给前线提供了武器、装备、服装和弹药，而该市居民在被封锁后第一个冬春就提供了10万多新兵。为了使居民免于挨饿，拉多加湖区舰队承担了湖上给养、弹药和武器的输送。11月中旬，湖上航行因为冰封而中止。11月19日，又在拉多加湖的冰上开辟军用汽车路，被围城市通过冰上交通线得到了战斗和生活必需品，疏散了没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以及工业设备等。
尽管得到了一些给养，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守城军民的需要。列宁格勒城内被迫实行配给制，工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8两面包，儿童、病人和公务员每天4两。但是有记载显示，即使在列宁格勒城里饿死100万人时，粮食还在被用于酿特殊的好酒，给官员们享用，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
列宁格勒军民不畏困难，每天有4.5万人修筑防御工事，工人们在德军的炮火下坚持生产。全城军民步步为营，铸成了一条攻不破、打不烂的钢铁长城。
1941年，一生都在等待枪决的苏联第一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为列宁格勒创作了《第七交响曲》。他本人在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参加了志愿消防队，成为一名优秀的消防队员。
这个才华横溢的作曲家曾触怒斯大林，但没有被枪决，因为他的音乐对斯大林的统治是种有益的装饰。“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最终，肖斯塔科维奇选择了屈服。为了“赎罪”，他完成了《第五交响曲》，将它献给斯大林。这部作品为他赢回了一度失去的声誉，令他正式成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但是，后半生他一直惴惴不安，说：“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1942年1～4月，苏军在柳班方向发动突击，8～10月又在锡尼亚维诺方向实施了顽强战斗，疲惫和消耗了德军的兵力。苏联游击队也在德国占领区展开了积极的战斗，使敌军遭受重大损失。
1943年1月12日，苏军在远程航空兵、炮兵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的支援下，兵分两路在拉多加湖以南的狭小突出部实施了相向突击，力图打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1月18日，两路苏军成功突破德军防线，在拉多加湖与战线之间形成了8～11公里宽的走廊，并在17个昼夜内铺设了铁路和公路各一条。
1943年夏秋，苏军又打破了德军再度封锁列宁格勒的企图，并肃清了沃尔霍夫河岸登陆场的德军，从而改善了战役态势。
1944年1月14日，一支苏军从奥拉宁包姆登陆场转入反攻。次日，另一支苏军也从列宁格勒转入反攻。1月20日，两路苏军会师，消灭了被合围的德军集团。1月21日，德军开始退却。到1月底，苏军相继收复了普希金城等城市。
至2月15日，苏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完全突破了德军的防御，此后继续追击德军。3月1日，苏军已进抵拉脱维亚边界。德国北方集团军群遭到重创，列宁格勒州几乎全境收复，加里宁州一部收复，苏军进入爱沙尼亚境内，为粉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列宁格勒以北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年夏，苏军在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拉多加湖区舰队和奥涅加湖区舰队的配合下，击溃了苏德战场北翼的德军战略集团，列宁格勒的安全有了充分保障。
1941年8月上旬，德军攻占斯摩棱斯克，这是通往莫斯科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但斯摩棱斯克以外的战斗持续到9月上旬，阻碍了德军的攻势，有效地瓦解了闪电战战术。其后，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到达莫斯科外围，但希特勒命令他转向南方去支持龙德施泰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对基辅的攻击。
由于德军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中预定目标未能实现，为此，德军统帅部在1941年9月29日，又制订了“台风行动”作战计划，要在10天内拿下莫斯科。9月底，德军集结部队，做好了“台风行动”的攻势准备。
1941年10月2日，包克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终于向莫斯科发动攻击。德军认为莫斯科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德军计划以各坦克集团实施突击，割裂苏军防御，并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两地域合围歼灭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然后以强大、快速集群，从北面和南面包围莫斯科，在步兵兵团实施正面进攻的同时，攻占苏联首都。
根据“台风行动”计划，德军第2装甲集群9月30日在布良斯克方向，第3、第4装甲集群10月2日在维亚济马方向，相继开始进攻。尽管苏军顽强抵抗，德军仍突破了其防御。德军第2集团军突破了苏军第50集团军的防线，于1941年9月下旬夺取布良斯克。10月3日奥廖尔陷落，德军沿着奥廖尔-图拉公路推进。莫斯科以西的维亚济马方向，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进行了艰苦的防御战斗。德军10月7日进抵维亚济马地域，苏军两方面军大部分军队在此陷入合围，一直顽强抵抗到10月13日。维亚济马守军大部被歼，一部后来突出重围。布良斯克方面军陷于合围后也开始向后退却，至23日大部被歼。德军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中，俘虏苏军67万人。这是基辅会战之后，德军又一次辉煌的胜利。
自此，苏军莫扎伊斯克防线成了接近莫斯科的主要抵抗地区，驻守的4个集团军总共只有9万人，这些兵力不足以在整个地带建立坚固防御。为了改进军队指挥，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于10月10日合编为西方面军，朱可夫大将任司令。10月中至11月初，在莫扎伊斯克防御地区展开多次激烈战斗，苏军对德军的优势兵力进行了顽强抵抗，阻止了德军的攻势。
10月14日，德军突入加里宁地域。10月17日，苏军以西方面军右翼为基础组成了加里宁方面军，由科涅夫上将指挥。德军想从加里宁向东南进攻并包抄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后方的企图被粉碎。
德军虽然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中，消灭了大量苏军有生力量，但随着天气的变冷，秋雨把道路变成泥沼，这几乎使德军的进攻瘫痪。
德军被迫全线停止前进，以待大地封冻。德军暂时的停进，使苏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到10月底，苏军最高统帅部开始抽回一些部队作为预备队，使其得到必要的休息，新的预备队也在源源不断地赶到。10月末，战线分布在加里宁-库宾卡-谢尔普霍夫-阿列克辛-图拉。德军虽遭重大损失，但仍增调兵力，变更部署，企图在冬季到来前合围并占领莫斯科。
1941年冬季，就算以俄国人的标准来看都异常寒冷。德军因战线过长，补给不足，在战斗中消耗过大，既没有设防御阵地和战役预备队，又无在冬季条件下作战的准备，11月上旬入冬，虽然道路能够使用，但由于德军认为在入冬前就能结束战事，德军的冬季装备不足，平均5人一件棉衣，坦克和其他车辆都因低温而不能动弹。德军士气严重受挫，苏军士气则有所恢复。
莫斯科疏散了许多政府机关和最重要的企业。10月20日，国防委员会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域实行戒严。当局命令居民在街道筑起防御工事，连克里姆林宫附近都不例外，并且组建了新的民兵师，使全城做好巷战准备。苏联政府向东撤退到古比雪夫（现在的萨马拉），但斯大林仍留在莫斯科。
为了提振国民及军队士气，斯大林命令11月7日在红场照常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阅兵式。队伍在克里姆林宫前检阅，然后直接开赴前线。苏军以预备队和补充兵员加强了西方面军。11月10日，布良斯克方面军撤销。各方面军受领命令扼守所属地区，阻止德军从西北和西南方向迂回靠近莫斯科。
苏联官方拍摄的二战影视作品中，在德军逼近莫斯科之际，全城百姓同仇敌忾，无数志愿者加入战斗，自发起来保卫家园。但事实上，在莫斯科保卫战初期，很多官员和百姓还是选择了弃城逃跑。
1941年10月16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疏散苏联首都居民》的决议。很多人将其理解为，莫斯科城不久将被拱手送给德国人。城内很快乱成一团，地铁关闭，有轨电车停运。一些苏共官员首先逃离出城，据记载：“第一天便有779名领导干部逃出首都，随身携带有价值2500万卢布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他们还动用了100辆轿车和货车运送家属。”看到领导们都逃了，普通市民们也收拾细软，想办法出城。接连三天，出城的公路上人满为患。但到了10月20日，莫斯科城进入被围状态之后，人员大量外逃现象便不复存在。
11月15～18日，德军经过调整和补充后，向莫斯科重新发起进攻。德军在加里宁沿克林、罗加切沃方向和图拉方向分别实施主要突击，企图从北面和南面迂回至莫斯科。11月底至12月初，德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前出到莫斯科运河。12月4日加里宁失守。12月5日莫斯科以南165公里的小镇图拉被局部包围，但德军遇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莫斯科附近的战斗变得异常激烈。苏军派了无数新兵和志愿者，甚至把一个妇女营投入到了德军的机枪与炮火中。
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苏军的一个战斗小组表现得尤为英勇，他们守卫在距离莫斯科200公里的一个公路路口，在与德军鏖战4个小时之后，击毁德军18辆坦克，击毙德军数十人，自己也只剩28人，指导员克罗奇科夫为激励战士，说出了“俄国虽大，但已无路可退，身后就是莫斯科”的话，最后28名勇士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克罗奇科夫抱着一捆手榴弹扑向德军，炸毁了一辆德军坦克。苏军经过11月底至12月初的顽强防御和多次反突击，德军突击莫斯科的企图破产。苏军虽然经常处在危急状态，但终于坚持下来并消耗了德军。仅11月16日至12月5日，德军在莫斯科附近就死伤15.5万余人，损失坦克约800辆、火炮300门、飞机近1500架。
这时，苏军转入反攻并粉碎莫斯科城下德军的条件已经具备。斯大林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中将代理总参谋长，并命令他立即拟定反攻作战计划。苏军反攻的指导思想是：同时粉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从北面、南面威胁莫斯科的最危险的突击集团。反攻的基本任务赋予了西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分别在其北面和南面实施突击。
1941年12月5日，朱可夫带领苏军发动大规模反击，最主要的攻势集中向德军中央集团军群。12月6日，苏军攻势在莫斯科地区全面展开。此时德军进攻能力已经衰竭。在秋季，朱可夫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调回了一些装备精良的部队到莫斯科，一直留待反击之用。这次，斯大林相信了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情报：日本不会攻击苏联远东地区。此时德军已经非常接近莫斯科中心，朱可夫投入大量援军以对抗德军的攻势。苏军部队已经为冬季战事做好了准备，包括多个滑雪营。
12月8日，希特勒签署了在苏德战场全线，包括莫斯科方向转入防御的训令。12月16日，苏军收复了图拉。1942年1月7日夺回了莫斯科以北的加里宁。1月初，西部战略方向的反攻完成。精疲力竭的德军撤退到100～250公里外。德军的38个师，有15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遭重创。进攻莫斯科的突击集团被击溃，德军惊慌失措，希特勒要求死守每一个据点，一步也不后退，直到最后一兵一卒。
由于苏军缺乏实施大规模进攻的经验，以及缺少快速兵团，因而未能全部完成围歼中央集团军群基本兵力的任务。2月初，来自西欧的德军增援部队（12个师又2个旅）和中央集团军群北翼部队，分别实施了反突击，苏军的态势恶化。4月20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西方面军部队转入防御、撤回外线作战部队，会战至此结束。
莫斯科保卫战，使纳粹德国企图快速征服苏联的计划破产，打破了德国陆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其遭到了无法弥补的物质损失。接下来，苏德这两头令人恐怖的猛兽，互相瞪着眼睛，挥着爪子，张着血盆大口，开始了3年多的拉锯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