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1/1）

近百年世界的一种大潮流是民族主义。未统一的国家赖此主义得着统一了，如德意志、意大利。已统一而地方分权的国家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了，如日本的尊王废藩，如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的自然长进，在这种普及世界的大潮流之下，我们这个国家反从统一退到割据的局面。这是什么缘故呢？

近代的国家每有革命，其结果之一总是统一愈加巩固及中央政府权力的提高，帝俄已是一个统一集权的国家，但是现在的苏俄更加统一，更加集权，德国革命后的一九一九年的宪法比毕士麦一八七一年所定的宪法就统一集权的多，而今年国社党的革命又进一步，法国在十七十八世纪已成为统一集权的国家，但78十八世纪末年革命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铲除各区域的差别，成立法人所谓一整个、不可分离的法国（France, one and indivisible）。我们的革命反把统一的局面革失了，而产生二十余年的割据内乱。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一个何等痛心、何等重要的问题！中国士大夫近年关于什么政治经济问题都讨论到了，惟独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没有人去研究、去注意。因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本国的政治没有认识，因为没有认识，所以我们才高谈、畅谈、专谈西洋的自由主义及代表制度，而我们愈多谈西洋的主义和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愈乱了，就愈分崩离析了。西洋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截然是两件事。在我的眼光里，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事实，排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若忽略这个事实，不但现在的汪精卫、蒋介石，国民党无能为力，即汪精卫失败以后的汪精卫，蒋介石失败以后的蒋介石，国民党失败以后的任何党、任何派都将无能为力。

我们平素好骂军阀——其实他们应该受骂；我们平素好归罪于军阀——其实他们真是罪恶贯盈；我们说，军阀把中国弄到这种田地，这种话当然是有理的，但是反面的话更加有理：不是军阀把中国弄到这种田地，是这样的中国始能产生军阀，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我们试先研究这种意态。

民国以来，我们政府有一种极普遍的现象，有许多军阀高倡“保境安民”主义，如历年的山西——稍有例外——现在的山东、广东、广西诸省。最奇怪的是民众渴望“保境安民”，不少的士大夫赞扬“保境安民”，民国以来的“模范省”和“模范省长”都是保境安民的省份和省长。我们仔细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意态？军阀割据的心理基础不在乎此吗？这种意态普遍的国家能算得一个“民族国家”吗？这是有省而无国；军阀利用之，于是成立割据。

我们反过来看看别国的形式又怎样，法德两国领土太小。不能与中国比，所以我们不必讨论，俄国的面积比中国还大。上次大革命的时候，革命党与反革命党，一样的，同等的，无偏安的心思，更无割据的心思。西伯利亚，在中国军阀的眼光里，岂不是一个很好的地盘？当年白党领袖柯车克79（Kolchak）可据此成立区域的政权。虽有人对他作这种建议，他和他的同志都以为这种计划是反俄国历史，背俄国人民意态，断乎不可为、不能为的。就是在西伯利亚东部的无赖之徒，倘被日人利用以遂日人宰割的野心，无论日人怎样联络，就为俄国正人君子所不耻。白俄与赤俄虽势不两立，但两党均信俄国是一整个的、不可分离的俄国，为贯彻主义而割据俄国，他们尚且不为，与我们比起来，真有天壤的分别了。此无他，中俄两国人民的意态不同：中国人的头脑里有省界，俄国人的头脑里无省界。

我在留学时代，常听外人谈中国人畛域之见之深，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心中常想外人的观察是肤浅。等到回国以后，仔细一看，始发现外人的观察实很深刻，中央政府的各部，无论在北京时代，或在现在的南京，部长是哪一省的人，部中的职员就以他同省的人居多，甚至一部成为一省的会馆。在大学里，同乡会与各种学会同等的活动，一省之内又有同路或同县的畛域之分，湖南有省议会的时候，议员就分东路中路西路而从事活动，现在何键在湖南的成绩总算过得去，然而湖南士大夫批评者很不少，因为他所用的人大半是同县醴陵的人。

因为中国人有省界县界的观察，所以割据便成家常便饭；又因为中国人的穷，所以军阀得养私有的军队。日本人费少许钱财，就能雇中国贫民来杀中国贫民，“聘”中国士大夫来对付其他的中国士大夫，这还算一个民族国家么？“私有军队”这四个字就能大半解释中国之所以产生军阀。一般民众既无国家观念，又为饥寒所迫，何乐不为军阀为战品？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军队里面也有种种救国救民的宣传标语，好像中国一部分的军队已经革命化、国家化了。我承认我们的军队近年在意态上（当然也在军器上）有相当的进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班兵士倘有忠心，还是私忠（对官长）比公忠（对国家）要紧。我们更不要忘记公忠必须有相当的环境及相当的时期始能培养出来，不是你我写一篇文章，演一次说可以唤起的。

总而言之，军阀的割据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一日不变，割据就难免，在这种环境里，无论革命家播怎样好的种子，收获的是割据的军阀。

那么，我们要继续问，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能促成统一，避免割据？第一，我们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我不求这个政府的开明，虽它愈开明愈好。我也不求这个政府是英德俄式集权政府，近来福建标榜联邦；如果我们中央的权力能如北美合众国中央政府的权力，那我也心满意足了。我只求中央能维持全国的大治安，换句话说，能取缔内战及内乱。此外，中央在其职权以内所发的号令各省必须遵从，换句话说，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有了个这样的政府，我以为我们的环境就自然而然的会现代化。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一个无为主义者，我想适之先生也不是为无为主义而提倡无为主义，我不过觉得我们在此时候，不要贪多而全失。所以我所要求的是政治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换言之，有一个中央政府。

有了个这样的中央政府，教育、工商业，及交通就自然而然的会进步。甲午以前，维新派的领袖如奕?、文祥、曾、左、李诸人都是在朝，在野的人十之八九都比他们还守旧。甲午以后，民间的维新运动就比在朝者急进多了。现在我们如能有个担任现代化事业的政府固好；没有，只要政府维持大治安，民间的事业有民间的领袖会去推行。就是在这二十年的内乱之中，民族的基本事业如教育、工商业，及交通尚有相当的进步，不过为内战及内乱所阻，进步很慢就是了。一旦这阻力能除却，那我们的进步就会快的多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种进步均是与割据的势力相反的。一个现代的银行和现代的工厂都是超省界的，甚至超国界的。一条铁路的统一人民意态的功效是很大的。人民衣食有着而又受了相当现代化教育就不甘心作军阀私争的战品。

以上我所讲的都不成大问题。国人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大冲突。引起辩论的是过渡方法的问题。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须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军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如现在这样；又只要民众乐为军人所使用，又如现在这样，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何况中国新知识阶级对于这种古典的代表制度绝无信仰呢？

几年前，适之先生还提议过割据的妥协。他的意思，就是割据让它割据，但大家成一妥协，一方面不彼此打仗，一方面共拥一个权力较小的中央政府。如能作得到，这个提议我倒赞成，因为这种妥协能给上文所讲的各种现代化的事业一个机会去长进。可惜这种妥协绝不能成立，正如国际裁军会议不能成功一样。

此外还有现在福建的方法，再来一次的革命。我认为这个方法也行不通，因为在现今中国这种状况之下，一切革命都形成割据，都会内乱化。这是我在本刊第八十期已经讨论过的。

我以为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我的理由可以简单的说明出来。

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大专制势必取消各地小专制，不然，大专制就不能存在。从人民立场看起来，他们的真正敌人也是各地的小专制。正如英国的顿头、法国的布彭、俄国的罗马罗夫，他们专制的对象是各地的诸侯，直接压迫人民的也是各地的诸侯，所以君主专制在这些国内曾受人民的欢迎。我们简直把中国政治认错了。我们以为近二十年来想统一中国的人如袁、吴等把人民作为他们的敌人。我们未免自抬身价了。严格说来，我们不配作他们的敌人，因为我们有什么力量呢？我们实际也不愿作他们的敌人，因为我们并不反对统一。统一的敌人是二等军阀和附和二等军阀的政客。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联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士大夫阶级反对专制的议论，不是背西洋教科书，就是二等军阀恐惧心、忌妒心的反映。中国现在专制的对象不是人民，是二等军阀。从人民的立场看，个人的大专制是有利的。

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权而割据地方，那么，惟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这个为中心的个人必须具有相当的资格，以往当局的人及现在当局的人是否具有这种资格，那是人的问题，我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制度的问题。适之先生引《民报》驳《新民丛报》的话来为难我，说：“开明专制者待其人而后行。”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中国今日有无其人，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要注意，我所注重的是能统一中国的人：“开明”是个抽象的名词，恐怕各人各有其界说。我们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篑了。

第三，不少的读者对于我的“革命与专制”一文要问：二千年来的专制不济于事，再加上一短期的专制就能济事吗？二千年来，中国有朝代的变更，无政制及国情的变更，因为环境始终是一样的。现在外人除加在我们身上极大的压力以外，又供给了我们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不是任何专制政府所愿拒绝的，所能拒绝的。就是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她一个新生命。

——选自《独立评论》第八十三号（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平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