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1/1）

甲午战争，一场最具关键性的海上战役。孤臣无力可回天，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它的胜负改写了中国历史。戊戌变法，一次注定要夭折的改革运动。小皇帝不敌老太后，维新政府无疾而终，它的结果预示了大清命运。科技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双重挫败，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前途漫漫……

在甲午战前，我们的大清帝国也有一支相当可观的海军呢！它拥有装甲14英寸，配备有12英寸巨炮的7000吨主力舰两艘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数十艘。每次操演起来，摆出“船阵”，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气势非凡呢！

这支舰队甲午战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朝鲜、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带巡弋示威。堂堂之阵、阵阵之旗，连欧美海军大国的观察家亦均拭目而视呢！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大清帝国这支海上武装，居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义七大列强。此时日本亦雇有大批欧美专才，订购船舰，锐意发展海军。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全部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我后，在世界排名仅为第16位。按资料分析，清日对阵，日海军断非我之敌手也。

[附注]其实所谓世界列强海军排位问题，只是当年海军年鉴等一类书刊编辑，根据各国吨位与武器装备，所做的比较之词，并无绝对标准。甲午战前，我海军实力通常被估计约在第六与第八位之间。日海军则在第11与第16位之间。

谁知海战于7月25日爆发后，不出数周，我舰艇竟一败涂地，全军尽墨。堂堂主力舰，最后为敌方所掳，竟被拖回三岛，充当海边码头上的商用“趸船”，亦辱华之甚矣。回忆1948年夏，笔者赴美留学，路过日本时，随团参观日本之战史馆。曾见有大幅油画，渲染其黄海一役，歼灭我方舰队之战绩，睹之触目惊心。返船之后，同学百余人相约联名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责令日本拆除此画！——那时我们是战胜国嘛！——今日思之，心有余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军。至于陆军之一败涂地，更不忍多说。斯时清朝的陆军，尤其是湘淮两军，刚刚打完惨烈无比的对内战争：剿平“粤逆”，消灭“捻匪”，镇压西北“回乱”……在国内真是威无复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内的百万貔貅，都是久战之师，气势夺人。

这时日本陆军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人——明治维新时，天皇原无一兵一卒。谁知牙山一声炮响，我军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敌军则追奔逐北，斩将搴旗。不数月不但占尽边塞，势且逼近京师。清方朝野震动，不得已而腼腆求和。真丢人至极！

在下愧为人师。授课时每至牙山败北，东海丧师……时，在作业里、在试卷上总要问问学生：中日之战，其胜败之结局若此，原因何在呢？！这一标准问题，在课堂上问了数十年，迄无明确答案。惭愧的是，不只学生不知，做老师的自己，翻烂中西史籍，讲义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雾中也。愚者千虑，不能说一无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终嫌谫陋，不敢张扬耳。

此次因事赴台，滞留逾月，适值甲午战争100周年。刘绍唐兄因嘱撰文纪念。复承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师大近月所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之论文全集见赠。逆旅闲居，因将此704页约60万言之巨著，逐字拜览一过。此集为甲午文献之最新资料，有缘即时捧读，获益良多。因思随群贤之末，就笔者历年教学心得，对甲午战争，从不同角度狗尾续貂，做一综合分析，以就教于群贤。

回忆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军遗族之家庭，学未启蒙，而耳濡目染，即多为淮勇水陆两师之故事与遗物，且时闻白头老兵操韩语闽语为笑乐者。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整建月刊》[1942年某期起。近阅王仲孚先生所赠之《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第50页，编号1007，唐德纲（笔者原名，刚纲两用）《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载海校校刊，1948年9月。实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抵触。

田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懒，

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剧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怿怿，实出自至诚也。

我那部可笑的《近代中国海军史》，虽然已积稿甚丰，手钞史料更是满箱满箧。甚至战后还乡，犹试图去丁府（丁汝昌）、吴府（吴长庆）探寻其早年文献。吴府为至戚，丁府则沾亲带故也。我当时没有急于完工，也是觉得海军原是个洋东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写起来终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强，又有志喝洋墨水，则来日方长嘛！

后来想不到三凑六合，又跑到美国大学里教授起中国近代史来。适乡友包遵彭兄自台湾间关来访。包兄时在海军部门任职，曾我在海军月刊上之旧作，有意约我重作冯妇，合著海军史。然斯时我正忙于他事，期以异日，初未料竟成永诀也。再者笔者当时正在教授近代史，牵涉殊广，海军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那个毛头小子英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来说吧！在同治初年（1863），清廷委托他购船八条，试办海军之时，这小子时年不过三十，居然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admiralissimo）。这个大元帅他当然没当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帅。曾国藩想把这八条炮船编入他的水师，满人又怕国藩坐大而不允。国藩的老弟国荃，那时正围攻长毛于南京，也不愿这洋船来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条大洋轮终于变成了丧家之犬，最后还得由李泰国把它们退回原主，拍卖了事。——这种买来卖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国小子发了大财不用说了。好歹钱是公家出的（李泰国经管的关税），大清朝中诸大臣对大清帝国的损失，也不痛不痒也。

后来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帅之雄心也。其后终以文人不胜此职，乃改介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 M.Lang）。琅氏在李鸿章正式编练北洋海军时，自认出任副提督，官职实系“总查”（总教官），然汉文语意不清，英译固为海军上将（admiral）也。琅氏出身英国皇家海军，带职出任中国海军官职。英国海军原为三头马车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国海军中实行两头马车制。终于闹出所谓“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关系为之搁浅。下节再续论之。

无独有偶。谁知50年后，“酸醋约瑟”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在重庆也不甘心做“花生米”（“花生米”为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期间，国际密电码中之代号）的“参谋长”（总查？），硬要出任“中国陆空军总司令”，最后为“花生米”所撤职。史氏一怒而去，也为其后雅尔达会议伏下艰难之一笔，贻患至今未了。

这些历史上的小故事，你说它大，也不太大。你说它小，可也不太小。有关它们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栋呢！因此研究这种历史，史料就不是问题了，史料多的是嘛！那么问题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释”这些史料了。根据这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便叫作“概念化”（ceptualization）。笔者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西近代史以还，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100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做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后”（Post-May 4th）中国文化界应有的现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来所谓“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sed thought），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

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楣的中国，3000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3000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楣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漫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账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哉？！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阙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寻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相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fualists）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2000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200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个什么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200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如今我们这个历史三峡已快到尽头。诸位少安毋躁。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的“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着重“往往”二字）。这便是甲午战争中国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挂齿也。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末原叫作“办夷务”“办洋务”，叫作“师夷之长技”，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学人把它加一顶洋帽子，叫“自强运动”，叫“科技现代化”，叫“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与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语词）。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1080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34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是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地，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做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后来长毛打到上海附近（1854），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向洋商买了一条吃水430吨，名叫“孔夫子”（fucius）的大洋轮来“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来驾驭“孔夫子”。那个后来在清军与长毛之间反反复复的美国瘪三华尔（Ward），便是“孔夫子”的一个水手。后来吴健彰不要“孔夫子”了，他把“孔夫子”送给江南大营的向荣。向荣对“孔夫子”也没兴趣，因为“孔夫子”太胖大，不够灵活，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长毛，却躲在小河湾和芦苇之中，“孔夫子”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向荣也不要“孔夫子”。——这也是上述李泰国所购八条大洋轮被退货的基本原因。

总之早期清廷的“满大人”（mandarin）们，都对洋人的开花大炮有兴趣，而对洋船没兴趣。要搞国防现代化，他们就拼命买大炮、筑炮台。因此上至旅顺口、大沽口，中在吴淞口，下及虎门栅，他们买了无数尊开花大洋炮，建了数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着“夷人”登陆。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1932）、“八一三”（1937）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炮是购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极大的炮弹、鱼雷、水雷和步枪，总应该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国快被打平前，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左宗棠当了闽浙总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马尾）、南京三地，分别招洋匠，购洋机，自制洋军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弹，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们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地也就能自制“火轮”了。这便是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今日已能制造十万吨以上的远洋大轮，说不定已在设计制造航空母舰了）、“马尾船政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的起源了。等到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这项军火工业便扩展到汉阳、天津和大连了。各地封疆大员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轮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轮和小炮艇，则自己的维修技工、驾驶舵手，甚至设计监造的工程师，也就势在必有了。因此那位有远见、有魄力而廉洁奉公的左宗棠，便于1866年（同治五年）在马尾办起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来，其中分轮机与驾驶两科——这便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海军的摇篮，虽然它的结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单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错误酿成的啊！

上述这项西化初期的缩头挨打、守株待兔的旱乌龟政策，到1874年（同治十三年）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盖此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日本之蠢蠢欲动，起了严密的戒心。

李氏于1870年（同治九年）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下车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使来华，要求取得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权利）。鸿章为之愕然。盖自往古以来，中国便把区区日本，视同藩属。初不意这蕞尔小邦，今日竟以帝国主义自居，要在中国发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读李鸿章与当时日本使领人员的谈话笔录，李之口气仍以上国大臣自居，然读史者固知其色厉内荏也。在日本大部分得其所偿之后，条约墨沈未干，日军又在台湾琅登陆（1874年4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阳历）。在举国惊呼之下，鸿章乃急调时驻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6000人，租轮赶往台湾对抗。

定奎为淮军宿将。当其亲率子弟兵之精华跨海南渡时，心中亦惴惴不安，盖商轮无护航，渠深恐日军半渡腰击也。——唐定奎此时的担心，20年后证明并非过虑。盖“高升”号被日轮击沉时，殉者近千人，尽是江淮子弟也。笔者幼年即尝听祖父的客人，高声谈论此两役的惊险场面而自庆未死。

李鸿章经此刺激，即决心自建海军御侮。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便是日本，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盖牡丹社事件之后，1875年9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1879年日本再迫琉球绝清而加以并吞。1882年及1884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志在并吞朝鲜，已昭然若揭。——这样一来，李鸿章认为，欧美列强还远在万里外，而新兴的日本则祸在肘腋。建军抗日，刻不容缓，乃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办新式海军。

所幸国内的内战已暂告结束，外战减缓。朝政，尤其省级政权，由开明派掌握，国力迅速恢复。朝中由两位年轻寡妇垂帘，也颇能招贤纳谏。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和大学士文祥主持，二人久历坫坛，亦熟谙外情。而外国公使长驻京师，酬酢频繁。中外相处，也颇能互信互谅。尤其是美国由惨烈内战（civil war），转为国内建设（restru），对华无领土经济野心，遇事且可开诚相助。1868年（同治七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竟被文祥说动向华盛顿辞去本职，接受清廷委派，为中国出使欧美钦差大臣，颇多建树——笔者曾有专文论之，不再赘。其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Martin），亦应聘为总理衙门之顾问（洋员），并将国际公法译为汉文，使国人耳目一新。丁氏颇通中国古籍，兼擅国语粤语，甚为中国士大夫所重。曾纪泽赠诗恭维他说：“羡君兼擅中西术，双取骊龙颔下珠。”洵非虚誉。

总之，在此所谓“同治中兴”的巅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时颇有复振气象。此时中国海关在赫德的科学管理之下，贪污敛迹，收入甚丰。总理衙门因策动廷议，以海关收入的40%，约400万两，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防预算”。

清末中国新式海军筹建之初，议者纷纭，然以淮军智囊、曾任驻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薛氏主张中国海军应分成北洋、南洋、闽粤三大舰队、48船，分建合操。北洋舰队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监督与建设，以拱卫京师门户；南洋舰队则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统率，以防卫东南海岸及长江内外；闽粤舰队则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此后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复参照洋员建议，将新建海军按英制训练，德制统率。英国海军制度系由海军上将三人，分工合作联合指挥。德制则听命于海军总司令一人也。

中国海军指挥既取德制，而海军亦如陆军，听命于省级封疆大员，则中国之“海军上将”（admiralty）亦取省级“提督”制。迨新式海军成立，旧制水师撤销，李鸿章乃调身经百战、守身廉洁笃实之前淮军水师提督丁汝昌，转任海军提督，统率北洋舰队。南洋与闽粤管带最高官阶仅至总兵（海军师长），无提督衔也。说者或讥鸿章以陆军统海军，为战败原因。殊不知击败中国之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伊东祐亨（1843—1914）亦是由陆转海，与丁汝昌无异也。持此论者，狃于皮相之说也。

此海军规划期中，400万两之预算，原议为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延伸，平行发展。斯时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为沈葆桢。沈氏原为福州船政局监督，本系行家。他认为新式战舰，不论自建或外买，所费均属不赀。400万两之预算，为一队购舰造舰未见其多，两队分摊则嫌太少。既然北洋舰队职在拱卫京师，责任最大，他主动建议，全预算划归北洋。迨北洋舰队速建成军之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对沈之建议，当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兴时之清朝，仍只是清朝。南洋谦辞，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鸿章建军期间，北洋舰队所实受，每年不过120万两而已。预算巨款何往？则公款挪用，私囊窃取，都早为官场惯例。李鸿章虽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会因公款之失，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烦也。然纵是120万两，在当时已是巨款。在同一时期，英德二国所承造的高等战舰，索价亦不过四五十万两而已。——在同治末年日军侵台以后，鸿章即以此每年百万预算，购舰造船，一支像模像样的世界第八位的海军大舰队，居然也就呱呱坠地了。

[附注]关于上述诸节，中文史料山积，见王仲孚编《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台湾师大1994年6月印行。大陆十年前亦有类似著作。其中有关北洋舰队的资料，应以戚其章教授的《北洋舰队》（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最为简明，足资雅俗共赏。简明的英文史料可参阅John L.Rawlinson, 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Harvard Uy Press，1967.作者出身教会家庭。其父于1937年沪战期间，我机误炸“大世界”时遭难。本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附有简明西文参考书目。作者与笔者为数十年老友。笔者亦编有较详尽之英文书目以补其不足也。

规章既已厘定，经费亦有着落，李鸿章乃于1875年（光绪元年）获拨款45万两，委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专程返英，向英国最先进的“阿摩士庄”（Armstrong）船厂，订购舰艇四艘。这便是后来北洋舰队里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一式四船的标准炮艇了。后来李鸿章以其船炮新颖犀利，造价低廉（每艘15万两），因此又加购两条——镇中、镇边。这六艘英制炮艇，所谓“六镇”，也就构成北洋舰队的雏形了。

六舰原是分别建造的。它们的吨位、炮力等，都不可能绝对相同。中西史料记录，亦确有差异，史家亦难复考。但大致说来，它们是属于同一级的，则无可非议也。六舰排水量大致均为440吨级，舰长127英尺，钢壳而无装甲。时速十海里。每舰有22磅（火药）退管炮二至五门。这种阿摩士庄的“艾朴塞隆”（Epsilon）型新舰的最大特点是可双向航行，如横渡长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头。在重洋之上作战，忽前忽后，神出鬼没，就制敌机先了。这种灵巧炮艇，在当时英国海军里也是先进的。

为避免中国新建海军只受某一国家影响，并由于鸿章对德制军火的喜爱，尤其是克虏伯厂（Krupp）出产的大炮——且插句闲话：李鸿章这时所买的炮，后来被赛金花的德国“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叹为观止呢！因为德军里也没有几门。蒋公也喜欢德制大炮。连笔者这个小小的“将门之后”，童年时也曾拥有一支德制“三号驳壳”（盒子炮）和100发403号子弹。其青光闪闪，精巧绝伦，至今梦寐思之；儿时最爱的玩具嘛！——因此当鸿章再获巨款时，他就转向德国订货了。

1881年（光绪七年）鸿章再投百万巨资，通过中国驻柏林使馆，向德商伏尔铿厂（Vul）订购7400吨，具14英寸装甲，配备有12英寸（30.5公分）巨炮四尊的“主力舰”（battleship）两艘。这便是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ironcd）了。

定远（后为清海军旗舰）、镇远二主力舰，是当时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战舰。此二舰成为我海军主力之后，再加上若干辅助舰艇，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就超过当时世界最强的英国海军的“远东舰队”了。——换言之，鸦片战争或英法联军如再来一次，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只是定远、镇远装甲过重，船长308英尺，用的也是复式螺旋推进机（twin screw），可以双向航行。它们的时速就只有14.5海里，有时可能只有十海里，就稍嫌其慢。作战时可以坚守，也可以围歼敌船，但是要动如脱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长了。——总之“装甲”是其时海上战略思想的重点，李鸿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价，务必求其兵利甲坚、尽善尽美也。——二舰的造价是620万马克一艘（关两总在200万两以上吧）。

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鸡”的地方国民性中有个癖性叫作“府大架子”，是一种赌徒性格，所谓“家无甔食之储而一掷百万”。李鸿章就是这种人。所以他搞起海军来，是不顾一切的。时不旋踵他就跻身于八强之林，花起钱来当然也就吓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须知100年前世界海军的发展，亦如今日之空军，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海军的战略思想也是变动不停的。它从着重主力舰的“厚重”，很快又转移到巡洋舰的“轻快”。世界列强也就围绕着这种战略观念，相互较劲，是所谓“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实在是第一位国家领导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领导着中国参加这场世界级的武装奥林匹克。可是参加奥林匹克是需要全国动员的。可怜的是李鸿章搞来搞去，始终只是“以一人而战一国”（梁启超对他的评语），就难以持久了。

继定远、镇远二舰之后，李鸿章又继续向英德二国订购两三千吨级的轻快巡洋舰五艘——济远、经远、来远（德制）和致远、靖远（英制），再加上稍前购买的超勇和扬威，以及福州船厂自造的平远、威远、康济、湄云、泰安、镇海、海靖等木制战船和若干鱼雷快艇，这就是北洋舰队的全部实力所在了。（共船舰25艘，约45000吨，参见戚其章《北洋舰队》；王英男《北洋舰队实力总览》，载上引《论著索引》第300页；或Rawlinson前书List of ships，1860—1895，p246—259。作者查明甲午之前35年中清海军共有舰艇134艘。资料分列极为详尽。）

表面上看来，李鸿章这支大舰队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亲自参加这场军备竞赛的李鸿章本人是知彼知己的。他知道他的舰艇速度不够快。他要加买快速巡洋舰。在甲午前夕英国的阿摩士庄厂知道它老主顾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23海里的4000吨巡洋舰，奉献给这位中国“宰相”。英人知道鸿章是内行，非买不可，鸿章也自知非买不可。——但是“四化”没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啰！举朝只一个行家，余子碌碌，众口铄金，他就买不成了。结果这条船被日本人买去，就变成后来日本的“吉野”号。——其后把我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著史者，执笔至此，岂能不感慨系之？此是后话。

以上所述的是清末北洋舰队的船炮等物质条件（hardware）。船炮总得要有人使用嘛！为着掌握这支即将到来的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海军，李鸿章于1881年（光绪七年）在天津成立水师学堂，以训练海军专才。但千船易买，一将难求，远水不救近火也。谁知他因祸得福：1879年那位也是船政专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病故。1884年秋中法战争扩大，法帝海军偷袭我马尾舰队，七舰皆毁。沈葆桢生前苦心孤诣所建设的南洋舰队，至此半遭摧毁。李鸿章奉命调刘铭传（1836—1896）率淮军旧部再援台湾，同时收拾中法战争这个烂摊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舰队里的精华干部，悉数调入北洋舰队服务。宝剑赠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这才解决了他的人才（personnel）问题。

为着了解甲午之战时北洋舰队里那些失败的英雄，我们还得从他们出身的马尾水师学堂说起。

且说甲午黄海之战时，中日双方参战者，各有大小舰艇12艘。我方的12舰共有舰长（管带）14人（镇远、致远二舰均一死一继）。这14名管带经笔者约略调查，似乎全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最不可想象者是，他们14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这14名管带之中，有四人在黄海之上阵亡殉国，有三人因战败随丁提督愤恨自杀，另一人显然含冤而死。——真是惨烈之至！

梁启超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战一国”。同样地，那空前绝后的鸭绿江口黄海大战，也是马尾船校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呢！

马尾！马尾！我为尔欢呼。您在五千年中华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马尾水师学堂（俗称）或福州船政学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闽浙总督时，于1866年（同治五年）在福州马尾创办的，隶属“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Priquel）为总教习，任期五年，从事船炮轮机的制造和驾驶人才的训练。

是年左宗棠奉调远去新疆，对付正在挑衅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也干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荐科甲正途出身、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继承其事了。——抗战后那位受辱于美军皮尔逊，而引起全国学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桢的曾孙女，林文忠公（则徐）的外玄孙（见当时北大校长胡适的电报）。

沈葆桢是个有见识有度量的干才，他把这船政学堂取了个文绉绉的名字叫“求是堂艺局”，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从这“艺局”二字，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对这所新式的“海军官校”的认识了。艺局所培养出来的当然只是些学徒技工啊！技工艺人在清朝以前的传统宗法制度里，往往都只是些与倡优同列的“无籍”或“乐籍”“贱民”呢！为缙绅之家的子弟所不屑为。所以沈氏当时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为贪图食宿公费和每月一两的饷银而来。然既来之后，则不许利用艺局的免费教育，私自准备参加科举。

这个近代中国第一座海军官校，第一期有学生约60人，于1867年2月（同治五年清历十二月）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课程则由基本数理化、英法文与古典汉文开始。轮机术语用法文（当时欧洲大陆乃至国际法的标准语言），驾驶用语则英语也。盖斯时英国掌海上霸权，英语欧美通用也。纵迟至今日，国际机场指挥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语言仍为英语也。

由浅及深，学制五年，学科术科与舰上实习并重。学生结业后，再随轮实习三年，便粗具一轮之长（驾驶或维护）的资格了。然后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至德法各高级船厂见习造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现代海军将才的培训，其严格有如此者。反观数十年后，我们“黄埔一期”搞三五个月的稍息立正，就可毕业。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当李鸿章在欧洲大买其舰艇时，他需要大批专才来当“监工”；来“接舰”时，这批南洋培训的海军学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场，他在天津自办其水师学堂（1881）也就不愁没有师资了。

且举几位“马尾一期”的佼佼者，让大家结识结识：

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结业者，名为严宗光。他后来改名严复（1854—1921），则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翁同龢、谭嗣同、载湉，乃至陈独秀、胡适之等早期就丢掉“四化”、专搞“五化”的人们，就受其影响了。

严复和他的同班同学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窝“格林威治”。——再插句闲话。在下没钞票也没时间，若有机会去伦敦也住他个把月，我保证可把这批小格林威治的成绩单，翻它个篓底朝天。没这个机会，就只能和野史馆长摆摆龙门了。设有差错，旅途匆忙执笔，尚乞读者教正之也。

严宗光后来被李鸿章罗致了，去当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这学堂里，老严教了个湖北学生叫黎元洪（1864—1928）。小黎在甲午前二年（1892年）毕业，被送往德国留学。逾年归来，被分发到刘步蟾当管带的“定远”主力舰上当个“炮弁”。——他如被分发到骑兵部队里去，那就变成“马弁”了。所以炮弁者，马弁之弟兄也。

后来这位黎炮弁又被转职至“广甲”舰。广甲被日舰击沉时，老黎泅水逃生，又干起陆军来。想不到他捡回的小命“贵不可言”。武昌城一声炮响，这位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竟被革命军强迫做了革命元勋。其后又做了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是分两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读者欲知其详，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顶呱呱的《黎大总统墓志铭》，价值数千块袁大头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师严复就没那个好命了。严复学贯中西（非笔者过誉吧）。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鸿章也嫌他古怪，敬而远之。严宗光因而觉得要做官，还得走“正途”考科举。提调不干了，乃“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福州乡试，想来个“一举成名天下知”，扬眉吐气一下。谁知三考不售。只好卖卖洋文，当当翻译，了其怀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刘步蟾：刘氏则代表他们同学中的另一个极端。步蟾显然没有严复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学术科的成就可能远超过严宗光。他于1867年入伍（且用个现代名词），五年毕业，三年实习期满，1874年（日军侵台之年）即由总教习日意格发具船长证明书，证明他可以独立做一舰之长。这时正是李鸿章要购舰造船买炮，成立新式海军之时，苦无人才。此时步蟾20岁左右（严复刚20岁），英姿焕发，一下便被李鸿章看中了。步蟾其后留学格林威治，并在英国舰队见习。归国后立刻成为北洋大臣身边的红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嘛！此后他奉命率队赴欧“接舰”，可能不止一次。1881年李氏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两大主力舰时，步蟾又奉命率十余员工赴德监造。1885年船成，又奉命“接舰”返国。未几北洋舰队完成编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阶是总兵（位同今日的师长），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为中国海军中的第二号将领。此时刘步蟾年龄不过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在千舰易买，一将难求的情况之下，李鸿章对刘亦万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隐然是将来的提督人选。但鸿章对他也稍有保留，则是因为他们南方子弟，略嫌轻浮。其实这是清朝老官僚的成见。须知清末的海军正如民国初年的空军，是一种最时髦、最洋化的兵种。当时的威海卫和旅顺口的海军俱乐部内，酒吧间、弹子房、跳舞厅……应有尽有，斯时国内闻所未闻也。过这种时髦生活的青年军官，在清朝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轻浮了。

刘步蟾事实上只是他们“马尾一期”同学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与他同时出任的镇远管带林泰曾、致远管带邓世昌、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方伯谦、威远管带林颖启等，都是大同小异的青年军官。总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受过十年以上最严格的最现代化训练的海军专才。驾驶这种庞大而复杂的大洋轮，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而这种内行在当时的大清帝国之内找不出30人。这30人却又是一个师父（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办新式海军则罢，要办，则所有主要舰长职位就由他们包办了。——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他们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谊，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帮。对帮之外的外行领导丁汝昌，不用说阳奉阴违；对老李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专家，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1890年就发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来丁汝昌于是年率舰访香港。一时因公离舰，旗舰管带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他自己是总兵），以示他才是一舰之主呢！这时还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认是大清海军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应升提督旗。步蟾没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鸿章那儿去了。李鸿章来他个是刘而非琅。琅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国那时想掌握中国海军，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英国再一怒，就不许中国学生进入英国皇家海校就读了。

在前篇拙文里，笔者曾提到，在近百余年的中国里，李鸿章实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当国者，曾经领导我国参加过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

我们应当了解，自哥伦布发现美洲（1492），到二次大战结束（1945），在白色帝国主义的五霸七雄（后来又加上个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我们这个地球，实在是个“土匪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强权从何而来呢？曰：武装也，军备也。在李鸿章那个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飞机和原子弹。列强要横行世界，就只能靠强大的海军了。

在19世纪，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了。大英帝国要维持“日不落”的权势，在海军实力上还要确保它的“两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呢！换言之，大英帝国的海军实力，要超出其他任何两个列强合并起来的战斗力量。

1870年（同治九年）以后，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深谙此道。他一再讲，洋人的神气，就神气在有“铁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无铁甲，你就得闭起乌鸦嘴。

李鸿章是近百余年来，我国仅有两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来。笔者曾替顾维钧先生写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录。但是翻烂顾氏的公私文件，我总认为威灵顿顾只是个“技术官僚”“博士帮首”和“黄面皮的洋员”。他一直只是在替老板干活而已，自己没有真正在外交上做主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和周恩来就不同了。

李鸿章也是近代中国搞以夷制夷的祖师爷，但也成绩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铁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无“铁甲”为后盾，那就变成买空卖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专搞买空卖空，哪里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鸿章立志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

老实说，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期（1870—1895）的大清帝国，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是绰有余裕的。大清帝国毕竟是个大帝国嘛！甲午之前漫说像上述的日本“吉野”号那样的巡洋舰，就是再买它三五条“定远”“镇远”那一级的主力舰，也是轻而易举的。

君不见一项《马关条约》（1895）我们就赔了两万万六千万两。六年之后的《辛丑条约》（1901），我们不又赔了四万万两？合计，七年之内一下便赔掉六万万六千万两！——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没钱买船？！

当然四万万两是分期付的。付多了蒙债主们退款，还要让我的老师胡适之，我的朋友杨振宁、何炳棣……去放洋留学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老太后当年赔的款，一小部分被退回，我们到现在还没用完呢！——甲午战前我们没钱买船？！我们再买五条（定远级主力舰）、十条（吉野级巡洋舰），也游刃有余呢！

有钱为什么不买船，要等到打了败仗再去“赔款”呢？！

朋友，这便是上篇拙文所说的：专搞“四化”，不搞“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此地着重“往往”二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搞社会科学的人，不应该把话说得太“绝”。

须知，四化者，科技现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现代化也。政治现代化不一定要搞什么鸟“民主墙”嘛！但你至少也该搞个干净而有效率的现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当时德国和日本那样。像我们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摊烂狗屎，总归是不够资格参加世界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虽然都是“土匪”“强盗”，但是盗亦有道也。

现在且看看我们李中堂，如何在这场世界军备竞赛中先败下阵来，然后才打败仗，才赔款。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三洋一统、分建合操。中央政府应有个研讨战略、统一指挥，以及筹划预算、部署后勤的总机关。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任何现代国家都是少不了的，只是名称不同罢了。例如英国的海军部（Admiralty）、德国和日本的“大本营”和“参谋本部”，今日美国的“五角大厦”（Pentagon）一类的机构……在清末，就叫作“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或“海军衙门”了。

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他本来就当仁不让的，可是这次却由不得他了。在大清国海军成立之初，那些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不幸的是，两百多年的荣华富贵和游手好闲的生活，早把这个高踞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腐烂得无可救药了。上文已述之，海军是多么技术化的现代兵种。这种腐烂的满族亲贵，如何能插手其间呢？

但是，现在这个“海军衙门”可就不同了。它是个高高在上，设于皇城之内，外表上似乎只是个专门管人事、管钱包的大“衙门”！而这衙门所管的海防经费，动辄百万。在他们的眼里，这衙门是比大清朝廷之内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抚司道，任何一个衙门都更要有银子的新衙门。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最“肥”的大“肥缺”。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大清王朝发展至此，也可说是“气数已尽”吧！就在这紧要关头，那个比较贤良而识大体的慈安太后，忽于1881年（光绪七年）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大权独揽，渐渐地便原形毕露了。

三年之后（1884年），她就把恭亲王奕赶出总理衙门。奕是总理衙门（中国第一个外交部）的创办人。20多年与洋人折冲樽俎，使他颇谙外情，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开明政治家，同治中兴的名臣之首——没有他，慈禧也做不了皇太后。所以他也一直是慈禧所敬畏而嫉妒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慈安）。恭亲王一去，慈禧在朝中便肆无忌惮了。

在这种政潮中居心叵测而推波助澜的，还有个举足轻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国官僚体系（ese bureaucracy）之中的一个公开的间谍。他掌握了中国的关税。中国政府向外国购买船炮，支票要由赫德签名。他不是袁世凯的古德纳，更不是蒋中正的端纳。他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权威的。加以他在中国官场厮混数十年，早变成中国政治的老油条。吹牛拍马，纵横捭阖，无一不会。一个白色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代理人，再熟谙中国官僚的那一套，这位洋大人也真是“双取骊龙颔下珠”，为中外少有的枭雄。

前文已略言之，在中国海军成立之初，他就设法排斥其他列强（美、德、法）在中国的影响力，要把中国海军变成大英海军的附庸。他的这项阴谋，慈禧和她的近支“懿亲”像醇亲王譞（慈禧的妹婿、光绪的生父）等人哪里知道呢！可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就洞若观火了。不幸恭亲王早就是自身难保，也就顾不得什么海军了。而李鸿章却是慈禧的“总理”，是个少不了的人物。他一要效忠大清，二要自己抓权。他对赫德的阴谋就要加意防范了。

为防止赫德搞鬼，鸿章乃拿出他那套以夷制夷的看家本领，密遣原任马尾造船厂总教习法裔洋员日意格和原任天津海关监督的德裔洋员德璀琳（Gustav Detring）暗中加以监视，要他们向他告密。日、德二人得令，那真是忠于职守。因此，来自柏林和巴黎的小报告，把赫德的诡计一一揭了底。

不特此也。那时奉华府之命，前来中国协商开放朝鲜的美国海军司令舒菲特（Robert W.Shufeldt），日久也变成李鸿章的情报员。舒氏原是直接去朝鲜办交涉的，但朝鲜王口口声声自称“本朝为大清之属国”，外交未便做主云云。舒氏只好到天津去找李鸿章。李鸿章对付洋人是有其魅力的，加以美国人当时对中国十分同情，因此，舒氏也变成鸿章对付赫德的顾问。

但是赫德又岂是省油灯？你搞以夷制夷，他也会搞以华制华，尤其是以满制汉。他知道太后要以满人掌海军；他也知道和“小六子”恭亲王争权的“七老爷”醇亲王奕譞，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他更知道他自己的话对那无知、擅权和恐洋的慈禧，有一言九鼎之力。他如发动使醇亲王出掌海军，那么他的政敌李鸿章也要举双手赞成。因此，他就公开建议以醇亲王出任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此议一出，连哑子吃黄连的李鸿章也得抢先保举。1885年（光绪十一年）醇亲王奕譞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外行而颟顸的醇亲王当了海军大臣，李鸿章就要靠边站，那手握钱包的赫德也就挤向前排了。

醇亲王是个什么东西呢？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胞弟，同治皇帝的胞叔，光绪皇帝的生父，宣统皇帝的祖父，后来当上摄政王载沣的爸爸。

但是这些血统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还是他的婚姻：他老婆是慈禧皇太后的妹妹。就因为这一条不平凡的裙带关系，他才当上了皇帝的爸和皇帝的爷；而最糟糕的，是他凭这条关系挤走了奕，当上了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做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自此大清政局就是清一色后党的天下了。

醇亲王这个大清帝国中的首席大贵族、头号纨绔子，懂得啥海军呢？因此，海军衙门抓在他手里，就不成其什么“参谋本部”“神经中枢”和“五角大厦”了……可是反过来说，这个“大肥缺”对他的服务，那可就说不尽了。

奕譞当时是北京城中生活最豪华、最糜烂的亲王，真是所谓把银子当水一样去花掉。但是除掉他爸爸和哥哥所给的有限的赏赐之外，他哪儿有那么多的银子，去维持他那奢靡的生活呢？那就靠以不同的方式去贪污了。因此，所谓“醇邸”是其时中外咸知的最大的一个贪官污吏。但是当贪官污吏，也总得有个地盘。所以海军衙门一旦落入这一个大贪官之手，那就不堪想象了。

不特此也。醇邸既然掌握了这样一个大“肥缺”，满族亲贵中的饿鬼，也跟着一哄而来。更不只此也。那时开支浩繁的皇族账房内务府也在闹穷。那生活日趋奢靡的半老的太后，却舍不得花私房钱。醇亲王等为着奉承太后，把她许多大小的费用也都开销在海军项目之中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醇邸既然抓到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亲贵无不欢喜——老太后也觉心满意足。

李鸿章原也是“后党”中的一个干将，对老太后奉承之不暇，何敢“忤旨”？！如此上下交征利，军备竞争管他娘，中国海军的发展就不可复问矣！

读者如不惮烦，我们不妨再把这个腐烂的帝后生活清查清查。看看他们究竟拥有多少房地产，以及如何管理这些财产，再及其他。

暂且把“故宫老档”放在一边，权以游客身分来看看他们留下的皇家房地产。且从故宫开始：

在紫禁城内，他们拥有9999间雕梁画栋的宫阙。这些都是木结构的建筑。三年不维修，就难免坍塌。余游故宫，遇一洋老太婆惊奇地告诉我：“They are running down！”（这些房屋都在倒塌呢！）我安慰她说：10000间只少一间嘛！要全部维修，你们的布希总统也花不起这笔钱呢！

禁城宫殿之外，还有数不尽楼台亭阁的“三海”（中海、南海、北海）。今日除那由李连杰当“保镖”的“中南海”之外，其他也都running down了。这儿让我们查一查档案：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后，李鸿章为着购买快速巡洋舰，向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签请拨款。醇亲王不但未拨款，反而批复说：“三海”快running down了，老太后无处乘凉，还要请李中堂自海军购舰项下，稍助微款，以表对圣母皇太后之忠荩。李鸿章果然是忠臣，就拨了30万两，“助修三海”。

“三海”之外，还有个人间天上的颐和园。关于颐和园的故事就说不完了。留待后叙。

颐和园之外，北京东西郊区，还各有纵深百里的东西皇陵各一座。甲午前后，慈禧正在东陵建造她自己的陵墓“普陀塔”——这便是后来孙殿英盗墓的地方。孙氏不但把它炸破，还拖出了老太后尚未腐烂的尸体。并有迷信而兼性变态的士兵，要对她的遗体进行“尸奸”。真是不堪想象。

余与何炳棣兄一次同访普陀塔，见其“享堂”斑驳不堪。询之故老，才知这享堂梁柱和天篷原由黄金数千两涂饰而成。其后涂金为军阀士兵“刮”去，故显其残破也。

再搭“游十二号”火车（车票不足十美元）去承德，一览“避暑山庄”和它的“外八庙”。山庄之内的塞外江南，固无论矣。单是外八庙中某一屋顶的金饰，便用掉黄金15000两！——不睹帝后之居，焉知帝后之奢靡。光翻“老档”，隔靴搔痒也。至于奉天之陵寝，江南之行宫，毋须多赘矣。

以上那大宗房地产（恕我大不敬用个市场经济的名词来形容皇帝），都属于皇帝一人。请注意“一人”二字。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皇帝只许有一个。谁当上皇帝，这财产就属于他一人。他的父子、叔伯、兄弟、姊妹全无份——雍正爷当了皇帝，他的亲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只能做做奴才，和奴才的奴才。在这大宗房地产中，他们半片瓦也分不到。虽分不到足够的皇产，但他们都无钱而有势，就都变成吸血吮髓的无所不为的亲贵饿鬼了。至于和皇帝一齐来的荣耀、权威和美女，那就不必多谈了。所以四海之内的华裔同胞谁不想“做皇帝”？为着做皇帝，英雄好汉们不惜弑父杀兄，不惜一切手段而达其目的。做上皇帝的人，最怕的则是别人也想做皇帝。谁再想做皇帝，那就是十恶之首，大逆不道，被抓到了就要“寸磔”，就要“凌迟处死”。

读者贤达，这就是在下不厌其烦，所说的“转型”的问题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2000余年未变的一个“定型”。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搞不下去了，它就开始“转型”。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辛亥之后，又已“转”了半个世纪，继起者如有历史眼光，像蒋经国那样，顺水推舟，另一个百世可知、千年不变的新“定型”，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了。笔者这项乐观的推测，自以政治制度为限。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另一定型，如何出现，机运如何，自当别论。得机再细研之。

现在言归正传，把时间再推回一百年，看看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宫廷的生活实况。

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因为你既然有一项奢侈品，你得拿另一些奢侈品去“配”呀！这样连环“配”下去，就没个止境了。皇室正是如此。你已有九千间华丽的宫殿，还得有对等的金玉珠宝、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宫娥采女和千万个大小太监去“配”呀！这也就没个止境了！

康熙皇帝曾说过，他宫廷一年的用度，还抵不上明朝皇宫一日之费也。他老人家所说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从棺材里爬出来，看看他那五世孙媳叶赫那拉氏的排场，他就不能夸口了。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清朝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40000两！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试把它折成实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再反过来说，为维持这位老太婆的奢靡生活，一年之中我们每半个月要卖掉一条巡洋舰，一年要卖掉一支海军，才可马虎应付！

或问：这个老太婆哪儿能用掉这许多钱呢？曰：她老人家场面大嘛！不信且从那9000间大宫殿再算一下。40000两一天也不算多嘛！再者，办事的官员还要贪污中饱呢！——溥仪不是说过，他五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810斤猪肉和240只鸡鸭吗？（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他的鸡鸭可比我们吃的昂贵得多呢！

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官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那就是报销十成之中，三成是实际用费，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至于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费，还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这凉棚搭掉30万两。三七开，则凉棚实际用费是九万两。一个凉棚要九万两银子？那就天晓得了。

总之，那时宫廷中的贪污是没命的，也不是按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3000两。左宗棠不出。可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索礼金数千两。可是这位左大将军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我们和稀泥的“李总理”，为顾全大局，替大将军出了半价买下了事。（见《李鸿章年（日）谱》）

朋友，人总归是人。人类的武器已从石斧、弓箭进化到原子弹，但是人类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则变化不多也。余读《史记》《汉书》，余亦读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也。标点符号打起来，今文古文之雷同，不可胜数也。岂小子性好以古比今哉？

李鸿章做了20多年的终身“国务总理”。没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啊！不佞曾慨乎言之，并曾蒙老友徐乃力教授，同情过奖也。（见上引《论著索引》第29、33页）俾斯麦曾暗喻李鸿章只会打内战，鸿章向老铁血喟然叹曰：“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见同上。只辞句稍有不同，然余亦闻之于更可靠的淮军耆旧之口述历史也。）历史家臧否“古大臣”，可不慎哉？！

以上所述虽只是一窝小故事，但一叶知秋，以小见大，我们也就知道这个太后主政的王朝是个什么东西！它纵在帝王时代的传统中国里，也是个“亡国现象”。这种中世纪的烂王朝配不配在“现代”世界上与列强争雄？！

至此我们不妨再看看我们的敌人是怎么回事。前已言之，明治天皇登基时原无一兵一卒。日本那时是个农业小国，落后不堪，没几两银子好筹也。然维新之后，面向大陆，全国处心积虑，举朝卧薪尝胆，立志要夺我大清的锦绣江山。购买“吉野”的银子不够，明治皇娘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她这个小阿巴桑，哪儿能跟老太后比，没几件首饰呢！

其后我们一赔就是两万万两。这小日本婆子，一本万万利，岂偶然哉？岂偶然哉？至于天皇陛下那几位大败我军的海军将领，伊东祐亨（Ito Sukeyuki，亦读Sukenari）和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1848—1934）都是自视超人的“藩士”（原“武士”）出身——我们蒋公最佩服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死士。东乡也是个小格林威治。在英国海校与海军中搞了七年之久，与严复、刘步蟾等同学。下段有空档，再补叙之。

总之，敌我相比，清日战争的前途如何，那时如有电脑，一揿电钮，何待蓍龟？！孙子说：善战者要“不战而屈人之兵”。殊不知善败者，未待交锋也早就一败涂地了，何待枪响？！

抑有进者，清廷腐化，慈禧老太后不过是冰山的尖子罢了。太后之下，还有近支亲贵、远支宗室，乃至整个满族构成的吃粮不当兵的统治阶层，和汉人也有份的庞大无能、昏聩颟顸的整个官僚体系！

先看所谓旗人。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满军八旗加汉军旗和蒙旗全民皆兵，男女老幼（今日所谓军眷）盖有30余万人。且用个大陆的名词，他们的军需给养是实行一种“供给制”。

那时既然所有的旗人都是兵，所以所有的旗人都“吃粮”。后来再经居心不良的汉奸代为策划，旗人纵不当兵也照样吃粮。因而有幸生为旗人，呱呱坠地时便开始领退休金、养老金，一领领了200多年，终于把一个劝劳尚武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半变成了通都大邑里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懒满”（不是懒汉）。但是，这些“懒满”的生活费是哪里来的呢？那就靠原是八旗大军后勤总司令部的内务府了。

所以清朝的内务府所管的钱包，一般都比户部（国家财政部）所管的要扎实得多。对上它是皇帝和后妃的账房、私府，管皇室衣食住行和玩乐；对下面那些满族（和旗人）的无业游民来说，它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且看我们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晚年便是个靠内务府过活的无业旗人。（曹霑和内务府的关系，红学家还大有文章可做呢。）

户部自有来自各项税捐的“国库收入”，可内务府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这原是清史里还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可是简言之，在清军于1644年入关之前，它原是八旗的军需署嘛！入关以后场面大起来，清承明制，在财政上，内务府几乎与户部平分天下。丁银（人头税）、地银（钱粮）统归户部，但内务府有时也有一份！特殊税收如粤海关、浒墅关，部分盐茶丝瓷等税收有的就直接划归内务府了。此外满人入关后直接承继了明朝的皇庄土地，还无限地圈地（圈无主与有主的土地）为皇帝的私产。因此大清皇帝也是大清帝国之内的第一号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养活不了一个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项更大的收入，便是“升官发财”了。皇帝是一国最大的“官”，他也就发最大的“财”。

在清朝做官（纵使是清官），也有“陋规”可使你发财。赃官就不得了也。他们看“缺”，缺愈“肥”则钱愈多。

做皇帝也有陋规。纵是再好的皇帝，像唐太宗、康熙，陋规（如地方官之进贡）也可使你富甲天下。“赃”皇帝那也就不得了也。他可卖官鬻爵。官论“缺”，“缺”愈“肥”则价愈高也。俗语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一任“赃知府”，那可能就能赚几十万乃至百万了。皇帝或太后要把这个百万“肥缺”的“官”，“卖”给有志做“赃知府”的人，那索价该在数万两吧！

清末卖官鬻爵是大小不分的，它也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公开贸易，自由竞争的。上述严复，在水师学堂干不下去了，一怒便去“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乡试，考举人。“捐”者，“捐款救国”也，“捐助军费”也。严复大致“捐”几千两银子或几百篓茶叶（叫“茶捐”）吧！咱们敝国中央政府，干这项买卖，是从汉朝就开始的，为打那个混账的匈奴嘛！笔者幼年也曾慷慨地“捐款救国、献机祝寿”，“捐”过五块袁大头，买飞机去打那混账的倭奴。虽然我并不是为着一张小学文凭（监生）而捐的，其捐则一也。捐可捐给国家，也可捐入私囊。

以上是明盘，另外还有暗盘。

“刘六麻子（铭传）打台湾”，建了大功。死后官颁谥法，礼部主持部门乃暗问死者家属，如肯多花万把银子，便可让死去的功臣“戴一顶‘草帽子’”。刘家认为这顶帽子太贵不肯出，因此刘铭传就变成“刘壮肃公”；肯花钱，他就会变成“刘庄肃公”。“壮肃”“庄肃”之别在哪里，年轻读者如不知其妙处，去问问古汉语老师就明白了。

在那帝王专制时代，所谓“谥法”，便是对死去功臣补发的一种“勋章”。连个死人的勋章都要按等级卖钱，则孟子所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也就发展到最大限度了。

总之，大清王朝发展至此，是真正的“气数已尽”。它的国家机器已完全锈烂成一堆废铁，而在这废铁堆中还在操纵把持的，便是爱新觉罗皇室和那窠满族亲贵了。

须知满人入关之时，为羁縻汉人曾有不成文规定，全国高官厚禄满汉各分其半。但是汉满人口的比率，则至少是2000万比30万啊！以中国之大，高官厚禄职位之多，只有30万人口的满人竟占其半，则满人中之有知识有能力者，也就无人不官了。因此，吾人如果把这个享有特权的满族整个一“族”，看成个一党专政的执政党，则每一个“满人”和附属于他们的汉人“包衣下贱”及若干蒙人所谓“旗下人”，不论贤愚，都是享有特权的“党员”。只是他们“党员”“入党做官”的资格是天赋的，毋须搞“表现”，更不要走后门罢了。

可是事到如今，大清帝国这个执政党专政了200多年，现在是彻底地腐烂了——在国家急需现代化，尤其是“国防现代化”的紧要关头，他们就变成最大的反动势力了。这个反动势力最主要的根据地，便是这“最大的肥缺”，为醇亲王所盘据的海军衙门了。

不过话说回头，搞同治中兴、搞自强运动，那些科甲正统出身的清末名臣，自林文忠公以下的曾、左、李、胡（林翼）、沈、张（之洞）、文（祥）、陈（宝琛）、刘（坤一）等人，都不失为槃槃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高官，有几个能和这一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文字辈是指他们谥法中嵌入个“文”字的高干，如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等等。

须知这批文字辈人物，都是在我们华夏文明的范畴之内，优良的文官制度那一个“定型”中所培训出来的拔尖的精英。他们的不幸和失败是上帝安排的，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他们那个“定型”是个有待“报废”的形态。加以“君为臣纲”，王纲解纽，他们纵有天大的本领和至高的公私德行，但是形势比人强，一切努力也是徒然。

至于我们的高官呢？！他们多半都是“历史三峡”里某一二阶段中过渡性的官僚，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定型”，也没个“定型”好属。他们之中有的还是满口孔孟的。但是他们的孔孟也缺少个“定型”。既不属于上述文字辈那类形态；也不属于杜维明式的“后西方”（Post-Western）那一类，而是属于未定的“过渡形态”（transitional pattern）。他们之中也有满口民主的，其实他们只是向往民主，向往于英美传统（Anglo-Ameri tradition）的民主。属于自己的民主形态还未出现呢！

现在还是谈谈老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据说在同治初年两宫垂帘之时，二十来岁的青年寡妇，可能由于禁城之内深宫太闷，她们曾往劫后的圆明园废墟凭吊一番。西太后睹物伤情，曾对之垂泪，并有意加以修复。事为恭亲王所阻。盖内战方殷，外患未已，哪儿有闲钱来重建花园呢！

迨同治崩殂（1875年），慈安亦逝（1881年），恭亲王见黜（1884年），50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在新任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以次的王公大臣的一片阿谀声中，她就坤纲独断，决定重修名园为郊外游憩之所了。

西太后原意是重建圆明园。但是圆明园为洋兵烧成荒坍一片，从头建起，盖需款三万万两才可恢复原貌。既然一切需从头建起，那又何必拘泥于圆明园故址呢？西太后经臣工聚议，转而注意于虽为洋兵烧毁，然尚有若干孑遗的清漪园了。反正都是从头来起，清漪园的条件且较圆明园为佳。西太后乃决定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就加工扩大改建了。改建的初期预算是白银一万万两！

这个预算令人感叹的则是，它可用以增建十支北洋舰队而有余。但是“北洋”对一位无知而泼辣的老寡妇，未免太遥远了。建个园子解解孀居禁宫之闷，那才是当务之急呢！

颐和园工程是1884年正式开始的。这时光绪帝载湉已13岁。西太后的打算显然是，五年之后园工可完成，而光绪18岁亲政，她就可以第二次（第一次在1873年同治亲政之时）结束垂帘。把日常朝政交儿子去管，她自己就可以长期住园，对军国大事遥控之外，平时就颐养安和了。换言之，建这个园子的目的，是为她“离休”后的生活打算的。西太后生性奢靡。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现在做了太后，身为大清女主，与大英帝国的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东西遥相呼应。生活自不能较当年的懿贵妃为差，所以她要倾全国之力，来为她造颐和之园！

慈禧本是个精明强干的王熙凤。在19世纪的60年代垂帘之初，她就卖官鬻爵，累积私房钱。俗语说：“富不了光棍，穷不了寡妇。”这寡妇当然只是指“富孀”而言。叶赫那拉氏当时是全中国的第一富孀。经过20多年（1861—1884）或明或暗地没命搞钱，据说在光绪初年她已积有私房钱两万万两——这是当时在华的高层洋人的估计。须知此时洋人（如赫德、李提摩太、丁韪良等“中国通”）的消息，往往比局外的中国人更为灵通。因为洋人的交际圈可直达恭亲王、文祥、翁同龢那一阶层。一般中国文士，尚攀不到那么高也。加以白话文尚未出炉，中国社会中尚无大众媒体这个东西，而洋人在华已早有之。（参见Archie Bill，“I’ll take those 50 million dolrs，”in Ladies Home Journal, Feb.1919.p15，82 and Carroll Brown Malone,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der the g Dynasty.Uy of Illinois Press，1934.The st Chapter.）

读者或许要问：西太后垂帘二十来年，哪儿能贪到那么多钱？可是我们只要看看有高跟鞋三千双的菲律宾寡妇伊美黛，大致就不会惊奇了。伊婆的私房钱大概十倍于慈禧吧！而菲律宾怎能与大清帝国相比呢？！况伊婆并未当政。

按理西太后本可自建其园，但是愈有钱的寡妇，愈不肯花自己的钱。何况醇亲王新得肥缺，正在力图报效呢！从醇邸来说，趁报效的机会，也正可自捞一笔嘛！就这样，醇亲王就开始挪用海军经费为太后造园了。这时为国宣劳、日理万机的老太后，也一天天地老起来。1884甲申是太后半百万寿，再过十年1894甲午便是太后的花甲（60）万寿了。花甲是那时富贵人家，尤其是皇室最大的庆典。如何庆祝花甲，康熙爷、乾隆爷史有先例。老太后要循例照办。拍马屁的王公大臣，就更要锦上添花了。

为着“万寿”、为着“造园”，奕譞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言人人殊，谁也不知其详。至少是1000万，多至3000万也不算意外。至于利用“海军”这个“衙门”和“海军”这个名义去另外捞钱，那就没法估计了。

一般说来，百官为效忠太后“捐俸”四分之一，这是当时醇府对下面的倡导。至于用海军的名义来“建军祝寿”（和我们的“献机祝寿”一样），挖昆明湖来“办海军学堂”，捐了多少钱，那就天也不知道了。

笔者幼年成长于老淮军和新（皖系）军阀的“眷村”之中（王揖唐原先便是我家的塾师，由先祖资助他三考及第，留学日本，返国后享有洋土两重“进士”身份，终于坐上皖系二号交椅而最后沦为大汉奸），当年对“昆明湖海军学堂”这个掌故是耳熟能详的。我一直把它当成真实的故事，直至在沙坪坝课堂中，听了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才知道是一大骗局！愤恨无已。

我家当年想必都捐过很大的款子去“建军救国”。老祖宗们可能也都不知底蕴。因为当醇亲王发动这场骗局，连李鸿章也不敢拆穿。至于醇亲王为着这个昆明湖中的海军，强募恶化，究竟捞了多少钱，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今日尚有若干可以考据出来的，单是李鸿章和曾国荃往来的零星书信中可查出的便有：来自江苏、江宁、两淮的捐献70万两，江西十万两，直隶、四川各20万两，两广（时两广总督为鸿章之兄李瀚章）100万两，招商局十万两等，即在200万两以上。……至于直接献给海军衙门和其他管道的全国性捐款究有多少？从1000万两到3000万两，总归都不算太离谱吧？！

就在这造园、祝寿，并大办其“昆明湖海军学堂”之时，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却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九艘是1889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十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前节所述那条世界最快的巡洋舰（时速23海里）“吉野”号便是一个有决定性的生力军。当时世界军备竞争激烈，日本海军之迅速发展，足令欧美震惊！它从世界的末位迅速蹿升至第11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已早越我军之上矣。

在这一国际军备发展之下，我方当时的反应又如何呢？第一敏感的当然是身当其冲的海军将领了。丁汝昌不是如后来人想象的颟顸官僚。他是一位立志以身许国的战将和“死士”。他虽是旧式水师出身（如日本的伊东祐亨一样），但是在重洋之上，16年不断的磨练，使他对国际形势和新的海军战略，也了如指掌（丁汝昌曾数度去欧洲和日本、南洋等地访问考察）。何况他手下的各舰管带和大副等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而精通外语的第一流世界级的海军将领。外加数不清的“洋员”随舰服务。

他们眼看假想敌日本海军咄咄逼人，一天天地超过自己，诸将生非木石，首当其冲，怎能不忧心如焚？他们都是职业军人，知道在大洋之上作战，以时速15海里的慢船，对抗时速23海里的快艇，那自己只有挨打的份儿。打败了，无法逃避。纵使打胜了，也无法追击！克敌制胜，贵在知己知彼，李鸿章在其奏折上，也一再转述之。

他们更知道，在海上炮战中，五分钟打一炮和一分钟打五炮的区别。敌人以快艇快炮，飙忽而来。一瞬之间，敌弹如疾风暴雨，临空而下。再一转瞬，敌舰又已逃得无影无踪。你以15海里的时速，五分钟一炮的慢劲，真是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乌龟对鲨鱼，如何克敌制胜？！

不幸的是他们所具有的拔尖的“四化”专业，在那个颟顸无知、贪污腐化的官僚垃圾堆里，完全被孤立了——在下者是急烂肝肠，居上者却无动于衷。

丁汝昌和他的将领们，无专折奏事之权。他们只有向李鸿章呼吁、陈情，请求“转奏”。李鸿章对国际局势的认识，难道还不如丁汝昌、刘步蟾？面对这种昏后暴君，他们知道“忤旨”“强谏”不但无济于事，后果有时且不堪设想。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时间换空间，事情有时或可有转变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和稀泥了！

李宰相是久历宦途的太极拳师，岂好和稀泥哉？形势比人强，亦有所不得已也。何况各自的朝廷也各有个“四人帮”（西太后的“四人帮”，笔者曾另有专文详述之）。加以派系倾轧，幸灾乐祸，所以李鸿章对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时连转奏也不敢转奏一下。因此，虽然大清帝国的海军在创办之时，曾火热一阵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巅峰，跻身八强之列，但由于“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发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1888年（光绪十四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

不特此也。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之际，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两年！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嘛！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60万两，购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这种腐烂的政治，拖垮了新兴的海军，在前线剑拔弩张的将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内心又做何反应呢？

朋友，我们读史者和著史者，不妨设身处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当时海军将士的一员，我们做何感想呢？据中西记载，丁提督那时忧心忡忡。他已做好心理准备，死而后已。

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诸将领又何如呢？——他们三位后来都是自杀殉国的。据当时随舰的“洋员”事后的回忆，甲午战前，各舰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气极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可是舰上的高级将领则个个面有忧色。这一现象因而使那些旁观的洋员认为，中国下级士兵水手战士可爱可敬，而他们的上级将领则个个畏葸无能、胆小该杀。（详见下节）

根据这些洋员目击者唯一的记录（中文记载极少，几乎没有），我国后来的历史家和新闻作家，几乎众口一词把丁汝昌、刘步蟾以下的殉国将领，鄙夷得一无是处。岂真如是哉？！这儿倒想以历史事实，与本文读者，平心再思之。

北洋舰队里的下级军官和战士、水兵、炮手们，士气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军那时是我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武装。亲身参预此一新式武装的青年战士，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其情况正和我国抗战前，以及抗战初期的空军一样，有志青年真争先恐后。笔者自己在青年期，对空军即非常向往。曾有三试三北的悲壮经验。当时眼见青年伙伴，通过体检献身空军，我对他们的向慕之情至今难忘——这些伙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们那无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献给了祖国！

我国空军当年士气之高，作战之勇，牺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无待多赘——大清帝国当年的海军，正是如此。

下级战士披坚执锐，豪情万丈，他们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级将领便不然了。他们是知彼知己。眼看敌人的军备早已超越我们，而我们朝廷之中的贪官污吏舍黄海不要，还要在颐和园内雕其“石舫”，办其“海军”；眼看日人咄咄进逼，大战迫在眉睫，而我军炮慢船缓，既乏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如何得了？日夕念及，能不五内同摧？！

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亲王。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做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上引《论著索引》中，庄吉发先生的宏文《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翰詹科道的反应》，第167—194页，便颇值一读，也颇能发人深思。）

再者，那时刚练习“亲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对宫墙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同龢一批近臣的影响之下，也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当时大清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扎根于宫墙之内。宫墙之内的问题不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插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同龢为中心的“帝党”。而帝党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楣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作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指的就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党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党的翁同龢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懦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王家俭、王尔敏两教授对老李都颇有正论。

在帝党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争，还多一层个人恩怨。

原来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淮军奉命增援苏杭。这批只想“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陈胜、吴广，一旦打入“天堂”，猪八戒游上海，乱来一通，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受祸最深的当然便是苏常一带的地主豪绅了。

但是这批地主豪绅，原都是在长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长毛又岂是省油灯？——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吧！对统治者自会拍马溜须。因此这些地主豪绅，对长毛也是歌功颂德的。这种“德政碑”纵迟至今日，仍有耸立街头者。碑上题名自然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工农不与焉。可是一旦长毛革命政权崩溃，这些碑上留名的头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谍”之嫌了。由于“通匪”或“匪谍”案子而被警总抄了家，你又能到哪里去“按铃控告”呢？倒了长毛，发了淮勇（湘勇），倒楣的当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阀阅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但是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诉。这样反映到朝廷里去，就变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结了——翁师傅对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

何以造成了这种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由于处于转型期的末世社会，没个规矩绳墨之可言。再说下去，那便是老李也不是好东西。他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1994年8月27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为着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在刘绍唐兄的嘱咐之下，笔者已东扯西拉地写了好几万言，至今还一枪未响，那还成什么战争呢？事实上这问题正在此。

什么叫作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

我国的战略家，也强调“庙谟”，强调“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关张赵马黄跑断了腿，终不若大战略家诸葛孔明，扁舟之上，轻挥羽扇也。——隆中一对、天下三分，岂偶然哉？！

甲午打败了，那位责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们骂成“汉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剥掉“黄马褂”，留党察看。

朝中无人了。西太后不得已，又把小叔子恭亲王奕找出来，收拾烂摊子。不久，恭亲王也病死了。奕弥留时，太后着人去问“何可继者”，曾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恭亲王摇摇头说：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他责怪翁同龢不该主战。——不可战而战，一战而败，八强之一的纸老虎被拆穿，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spheres ofinfluence），接着就要“瓜分中国”（cutting the ese melon）了。

最近老同班黄彰健先生与笔者咖啡叙旧，提到甲午之战，彰健也喟然叹曰：甲午之败，影响太大了。大清帝国就垮在这一战。黄公是当今搞“甲午”下一“阶段”历史“戊戌变法”的权威。从“戊戌”（1898）回看“甲午”（1894），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

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究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

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飞去，俯瞰江流山势，就一目了然了。——笔者前些年游美西“大峡谷”（Grand yon），乘了一架小飞机，穿峡而行，即有此切身经验。我国的三峡，至今还没有穿峡飞行的设备。笔者亦尝乘轮而过。在船上摇头四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仰看神女，坐井观天，哪知历史三峡的全貌是个什么样子呢？

笔者不学，尝一再强调我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便是洋务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甚至也可牵强地叫作“四化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便是李鸿章（1823—1901）。李鸿章搞“四化”最大的表现和成绩，便是他的宝贝北洋舰队——从无到有，老李在20年中把古老落后的中国，在军事科技上提高到世界“八强之一”。成绩不差呢！

40年前我的老学长窦宗一（仪）教授，开始撰《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1968年出版），我就随他学习，巨细靡遗，兴趣盎然。自此此书便成我的“三上读品”（枕上、厕上、车上）。30年来把宗一赠书翻成一团纸球，读犹未辍。

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李鸿章，并正编撰出版“全集”。余亦忝为“顾问”，尾随学习，并拜读不少前所未见之秘籍。年来复蒙中国驻联合国（现驻美）大使李道豫（鹤章的玄孙）伉俪不时召宴，浸成好友。——这位头戴三眼花翎、头品顶戴的现任钦差大臣，在今日国际坫坛，以立场开明颇享盛誉，大有文忠遗风！——所以，李鸿章对我们搞中国近代史的人，还不算太遥远，其影响犹一触可得。但是，李鸿章毕竟是个悲剧人物。在他于1901年11月7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积劳而死之时，可说一生事业全付东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为这个“第一阶段”的“总设计师”。在这个阶段性极重的历史发展上，第一阶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俗语说：“倒楣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在那个病愈害愈重的“病头”期间，你当医生若不能“着手成春”，就“倒楣”了。当那位病人已日渐痊愈，在这“病尾”期间，你一碗药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华佗了。

医人医国，李鸿章便是倒楣的前者。因此，李鸿章主持这个专搞科技的“第一阶段”，而缺少个即将到来的“第二阶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没有出路的。——一叶知秋，那个有名的“炮上晒裤”的小故事，就可说明老李搞“四化”的极限。故事是这样的：

1891年（光绪十七年）7月9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注目。其后汝昌率六舰管带刘步蟾等在驻日公使李经方陪同之下，晋谒日皇，备受礼遇。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岂在话下。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祐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蟾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竟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其实东乡所见还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国海军于1886年第一次在黄海之上“大操”时，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奕譞和李鸿章之间的，最重要的检阅官竟是太监李莲英！海军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新的护国武装，中华现代化的灵魂，而其最主要的检阅官，竟是一位上无胡须，下无生殖器官的刑余阉宦，也就不太成话了。

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放在海军检阅台上做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晒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总之，长话短说。建立现代海军，参加列强的军备竞赛，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只搞科技现代化，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基本上还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要科技先生独挑大梁来救国救民，是救不起来的。中山曰：“破坏难于建设！”但是不破不立。我们不把中世纪落后的遗传从身上甩掉，现代化的衣履是穿不上去的。老实说，日本人之胜于我者，便是他们善于模仿，把中世纪的东方习俗彻底丢掉，全盘西化，所以他们与西方科技也就一拍即合了。

“大炮上晒裤子”是个笑柄吗？君不见时至今日，我们的唐人街、中国城、华埠，哪一个不属于各该都市中最脏最乱的（可不是最穷的）ghetto area呢？！今日仍然如此，何况当年。只是西人暗笑，我们自己不笑就是了。

其实裤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东西，至于形而上的落后遗传就说不尽了。我国海军当年便被“省籍情结”这个“区域主义”的魔鬼牢牢缠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当年海军将校几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于诸闽之上”的总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时就号令不行，一筹莫展。那位饮誉至今不衰的邓大人邓世昌，却是个浮游于诸闽之中的老广。他的英勇殉国的悲剧（见下节），据说与畛域观念也有直接关系。畛域观念是中世纪中国享有专利的坏传统。它的幽灵至今不灭，今后还有大祸好闯呢！朋友，这也就是我国甲午战败之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啊！

即当日本正处心积虑侵朝，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总理衙门当轴曾有解决朝鲜的东事三策的构想。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朝鲜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朝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朝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清朝康雍乾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清朝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

第二，干脆把朝鲜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朝鲜独立，以防止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颟顸而自大，亦不能斩钉截铁，加以实施，而朝鲜朝廷孱弱亦不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

迨朝局日坏。1894年夏6月，清廷应朝王之请，始派总兵聂士成，续派提督叶志超率兵1500名援朝，助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得讯随即否认朝鲜为大清属国，并同时出兵8000人赴仁川，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自此，日政府便不听清方及任何第三国之调处，自组其大本营，成立战时体制，不断对朝增兵至三万有奇。借口“改革朝政”，实则志在驱除清方势力，终结清日宗藩关系而兼并朝鲜。

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7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李鸿章年（日）谱》第261页，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浇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做宸纲独断的23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龢、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见同上，第289页，注502，引《清实录》第352页，及《字林西报》1894年11月23日电讯）如此一来，连慈禧太后也不愿支持鸿章，轻言和议了。——这时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尚笃，而恭亲王犹在靠边站也。

笔者昔年曾细查鸦片战争（1839—1842）时道光皇帝之上谕，及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时咸丰皇帝之上谕，其后再看甲午战争（1894—1895）时光绪皇帝之上谕，发现他们祖孙三人，应付此三次严重之外战的心态发展，简直如出一辙：

在开战之初，这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思葸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最后对侵略者的要求又百依百顺，恨不得青衣行酒。不惜答应一切丧权辱国的条件，但求帝国主义者高抬贵手、刀下留情。（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序言）

因此，在甲午开战之初，那位71岁的李老头，便被那23岁的小上司不断辱骂，骂得狗血喷头。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派因乘势鼓噪，要小皇帝撤换老李，甚或要向太庙请出专杀宰相的青龙刀，把老李正法。对日抗战，由小万岁御驾亲征。

可是那时的大清帝国，一无策划战守、运筹帷幄的大本营或参谋本部，二无调度补给的后勤体制。帝国对抗日战争，可说是无丝毫准备。他们之所以不断“主战”者，无非要手握兵权的李老头赤膊上阵，率领他那批贫下中农组成的过气淮军和那炮慢船缓的落后舰艇，去和东洋小鬼厮杀一番。——胜则大清之福，败则老李砍头，此梁启超所谓李鸿章“以一人而战一国”也！

[附注]李鸿章当年派往朝鲜的淮军将领从吴长庆、叶志超开始，一大半都不识字。他们几乎全是我乡（当年合肥县）的贫下中农。乱世投军，砍得一身“刀疤”，大难不死。此时都是五六十岁之间，吃得胖嘟嘟的“一品大员”。可是，虽是高官，他们却不失其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本色。且看聂士成，在八国联军期间，他以革了职的一品大官在前线指挥抗战，腹为洋炮所穿，肠流尺许，他还在挥刀冲杀，惨烈可知。至于叶大呆子（志超），个性之火烈、上阵之勇敢，笔者在孩提时代，便能叙其故事，仰慕不已——他家与我家为近邻。只是这种瓦岗寨上的英雄，能否打现代化的国际战争，那就是另一问题了。——志超后来落了个“斩监候”的下场。

李鸿章久涉洋务，对此岂有不知之理。所以他虽奉谕不断把这些土军队送往朝鲜，他真正的顾虑却在海军。北洋舰队那几条铁船才是他的宝贝，他的baby呢！——迨中日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他还要连电驻英公使龚照瑗，“设法购速率在23海里以上之最新式大军舰”，同时并抢购“智利铁甲舰二只”以壮大我军。（见同上，第262及268页）真是临渴掘井。

另一面鸿章则冒全国辱骂之大不韪，严令丁汝昌保舰避战，不得冒险游弋大同江。在李氏看来只要海军不败，则陆军虽挫，华北仍可无虞，京津安全终能确保也——他还是相信他的宝贝海军，“攻虽不足，守则有余也”。

谁知他还是过估了他北洋舰队的实力。打现代化的海战，不能攻，便不能守也。结果大东沟一声号炮，中国海军便再也无法防守了。

中日甲午之战的第一炮发自朝鲜西岸的丰岛海域。接着才是陆军的牙山之战、平壤之战和海军在大东沟的黄海血战……然后才一连串打下去的。本文限于篇幅，且略去陆战而专谈海战，看看这场海战真相究竟何似。

先谈发生在1894年7月25日（阴历六月二十三日）中日海军的“丰岛之战”。

丰岛之战事实上始于日军向我军的“偷袭”。其偷袭性质与47年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并无两样。因为此时中日两国关系虽甚紧张，然双方仍在交涉，并未进入战争状态，日本就罔顾国际法，突然偷袭起来，一举击沉我运兵船“高升”号，并在海上射杀我军700余人。——其后食髓知味，在珍珠港他就如法炮制了。美军在珍珠港被偷袭，遭射杀与沉溺而死伤者约3700人。两次偷袭，倭人均甚得手，然结果相反，也是日本侵略者多行不义的因果报应吧！

丰岛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

1894年7月下旬，李鸿章奉谕向朝鲜增兵备战。7月22日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乃奉命率济远巡洋舰（重2300吨、炮20尊、时速15海里）及威远（1268吨、铁骨木壳、炮12尊、时速12海里）、广乙（千吨、铁骨木壳、炮3尊、时速14海里）两船，护送运兵及辎重给养去朝鲜牙山增援。

抵埗后，方管带以时局紧张，乃令威远夤夜先归（旅顺）。方氏自己则率济远，待广乙人口拖驳事毕，于7月25日黎明，始启碇返防。二船刚出汉江口，即见日本钢质巡洋舰三艘取势而来。这三艘日舰分别是：

吉野（重4150吨、2英寸装甲、6英寸速射炮4尊、4.7英寸速射炮8尊、鱼雷发射管5条、时速23海里）

浪速（重3650吨、不同口径速射炮8尊、鱼雷发射管4条、时速18.6海里）

秋津洲（重3150吨、不同口径速射炮13尊、鱼雷管4条、时速19海里）

按国际惯例，在非战争时期两国舰艇在公海相遇，礼应相对鸣炮或鸣笛“互敬”（exge salute）。然此次日舰取势而来，方管带立见其来意非善，即下令备战。果然日舰驶近万码时，吉野突发号炮一响，三舰乃直扑济远，速射炮弹如雨下。我舰仓促应战，然优劣势殊，众寡不敌，胜负立见。

当炮战初起时，管带方伯谦、大副沈寿昌（上海人）正并立于主桅之端的望台上，指挥反击。瞬间沈大副头部直接中弹，脑浆迸裂，溅染方氏衣裳。立于前桅望台之二副柯建章亦为敌弹击中，胸腹洞穿。斯时舰上将士亦伤亡枕藉，计阵亡13人，伤者40余人，一舰皆血。然我将士并未停止拼搏。一小时之纠缠，我舰连发40余炮。日舰浪速竟为我连续击中而倾斜失速！

在此一小时拼搏之中，慢说我济远以一船敌三舰，纵是以一敌一，我舰亦非其对手。我广乙船太小，自始即难参战反击，在仓促脱离战场时，终于搁浅自焚。济远官兵自知亦难久战，据说曾诈悬白旗，冲出包围圈向西南逃避。日舰吉野鼓浪追之，竟为济远尾炮击中要害，死伤枕藉，济远终能逃出沉没之厄运。（见下节有关方之评论）

当济远向西南疾驶时，适遇我增援赴朝之运兵船，怡和公司之英轮“高升”号，正运盛军淮勇950人驶向牙山。济远乃以旗语通知，嘱其立即转舵南返。孰知高升商轮，时速有限。在其南旋途中，终为敌舰追及，迫令下锚停驶。随高升而来之我炮艇“操江”号（重640吨）遂为敌舰所掳。

高升被迫停轮之后，日酋乃迫令高升英籍船长随日舰驶往仁川或日本，以船上华军为俘虏。英船长被迫听命，而舰上我军不从，盖中日并未开战，日本岂可于公海之上窃轮索赎呢！我船上将士则强迫船长驶返大沽。在双方僵持期间，日舰忽升红旗，通知“高升”号上之西人“离船”。旋即对高升发炮，我军亦据船以步枪还击。然时不旋踵，“高升”号即倾斜沉没。我将士遍浮海上，泅遁无所，日舰竟以机枪向浮沉之人群扫射。枪声轧轧之下，白浪皆赤，浮尸蔽海。日舰乃挟我操江掉头不顾而去。

斯役也，敌人系以间谍探得我军运兵情报，蓄意“偷袭”而来，志在必得。盖其时日军主帅伊东祐亨、副帅东乡平八郎，皆在军中，见其决策之坚定也。

此役亦系敌我两国，新建现代海军之处女战。初试锋镝，双方之优劣毕露，而敌人之残暴，亦不待南京大屠杀而后始为世人所知。

“高升”号沉没的消息传入北京之后，举朝大哗。众议均以我海军亦有铁甲多艘，运兵增援，为何不派充足舰艇护送，致有此失？损兵折将，实因我海军将领，尤其是丁汝昌“畏葸无能，巧滑避敌”之所致。光绪帝盛怒之下，其后竟将丁汝昌“革职留任”，要他“戴罪图功”。主战廷臣翁同龢、李鸿藻与庆亲王奕劻等，甚至奏请连李鸿章亦一道撤职，东事由朝廷直接指挥。不幸的是李鸿章那时却是大清朝廷中一个无人可以代替的全能宰相。如今他虽是全朝公敌，实际责任还非由他一人担任不可，尤其是日军在朝，此时正得寸进尺，攻占牙山（7月29日）之后，已进窥平壤。清廷不甘示弱，乃于8月1日与日本同时“宣战”。宣战之后，清廷一面增调大军，进援平壤；一面严令北洋舰队向黄海出击，与倭舰决战。这时丁汝昌亦因屡遭委屈，受气已多，亦迭向鸿章陈情：不顾生死，出海与倭人一拼。然鸿章老谋深算，知彼知己，终不忍将数十年抚育的宠物，负气一掷。他一面仍严令汝昌，不许轻易出海觅战；一面密奏小皇帝，力陈海军不应轻掷之道。这篇有血有肉、情辞恳切的密奏，光绪读之，亦为之动容。笔者不学，窃思我们读者作者，亦有细读的价值，谨抄全文如下：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1889）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叠著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借资历练。及创办海军，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若另调人员于海军机轮理法全未娴习，情形又生，更虑偾事贻误，臣所不敢出也。（见《奏稿》78，第53页；《清实录》345；《年（日）谱》，第271页）

李鸿章这件密奏缮发于1894年8月29日（清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他绝没有想到，半个月之后，中日黄海大战爆发，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血战，他苦心孤诣扶植起来的心头肉、掌上珠，还是被“一举轻掷”了。

公元1894年9月17日，也就是清历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国第一支、高踞当时世界第八位的现代海军——北洋舰队，在黄海之上，大东沟海面，与日本第一支现代化海军——联合舰队，发生了遭遇战。双方血战四个半小时才鸣金收兵，未分胜负。当然，我方的损失远大于敌方。

这一战，在双方都是破题第一遭。在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可能更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以现代武器、现代组织、现代法则所打的大规模的现代战争。除此之外，连台儿庄之役乃至印缅战场，都只能说是一窝“烂仗”。

这场战争是怎样打的呢？百年来史家著述甚丰。但是故事大都是千篇一律，把黄海之战抹黑，把我们海军里大批的殉国英雄说成狗熊。首倡其说的原是一些当年海军里自高自大的洋员，尤其是那位英国浪人瘪三泰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泰氏曾亲历黄海之战。且在他的回忆录里（Pulling Strings in a.London：stable&Co.，1929）写了一些亲历记。后来史家就根据他的故事，人云亦云地讲了几十年以迄于今。

笔者在当学生时，也对他的故事笃信不疑。后来教书海外，把他的回忆录指定做参考书而细读之，便怀疑起来了。等到在洋社会住了数十年，摸透了那些洋冒险家到殖民地国家打天下的丑恶底子，我对他的故事就彻底否定了。

泰乐尔1865年生于英国农村，在他的祖国里他小学也未毕业。后来到一艘商船当技工，才申请到在英国海军受连制服都要自购的“备役”训练一年。据他自述，曾取得英海军“备役中尉”（sub-lieutenant R.N.R.）的资格。1888年他到上海掘金，想在中国海关谋一“室内工作”（indoor staff），但是海关人事室却把他分配到海关巡逻艇上去当个小职员或水手。在这儿他一干五年，1895年经人介绍进入中国海军旗舰“定远”号当差。不久便碰上了黄海之战。

泰乐尔在“定远”号上当的什么差事呢？他在回忆录里说他是定远号的“副船长”（ander）——他这牛皮可吹得太大了。且看上文所述，那位天津水师毕业、德国留学归来的黎元洪，在定远上只当个“炮弁”，他至少会放炮嘛！泰乐尔除掉碧眼黄须之外，他会放啥子呢？

无独有偶，那位在镇远舰上服务的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 N.Mc-Giffin），原任美军少尉，来华教操，后来也自吹自擂说他曾是镇远的船长（ander）呢！其实他二人都只是两个水兵级的“营混子”而已。

不特此也。黄海战后，那位有提督衔的德籍顾问汉纳根（stantin von Hanneken）辞职了。李鸿章又找了一个英籍拖船驾驶麦格禄（John Mc-Clure）来补其缺。麦格禄原来也是个一无所长的酒鬼，出任有提督衔的总顾问，就自认为是中国海军的副司令了。泰乐尔对此缺也垂涎欲滴，因此对麦某也嫉忌不堪，弄得这两位英国浪人终身不和。

这儿的问题便是：李鸿章为什么要找这些烂仔在海军里鬼混呢？这大概是因为在他处理内政和外交上，“洋员”（尤其英国人）都是个必需品。但他又不愿雇用有真才实学者。有真才实学者如琅威理，就必然要抓权。在海军里抓权，则海军里就要再出个赫德了。中国有一个赫德已嫌太多，再来个赫德，中国岂不要亡国？所以琅威理一怒而去，老李也就由他去了。——琅威理怎能建设中国海军呢？充其量把中国海军建成个印度海军罢了。此老李所深知也。所以麦格禄、泰乐尔者，老李麾下一些虾兵蟹将、小棋子而已，什么鸟“洋将”“洋员”哉？但是，把这些烂仔混入军中，军中将士对他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崇洋时代，一般将士，包括丁汝昌，对他们都会崇而敬之。但是，对那些自己也洋过了头的人，像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方伯谦等，就不会把这些一无所长的洋混子看在眼里了。

因此，泰乐尔跻身定远之内，对一般兵将他可七拼八撞，但在刘管带面前，那就是小鬼见阎王了。甚至连英语会话、作文，刘步蟾可能也高他一筹——泰乐尔的英文风格十分低下。他原来连小学也没毕业嘛！怎能写出好文章呢？

因而泰乐尔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里，要不惜一切丑化刘步蟾。情见乎辞，以泄其咬牙切齿之积恨。他这种书，历史家恶可据为信史呢？不幸，在张荫麟（1905—1942）教授以后，我国史家、作家，竟然偏信了数十年，此笔者不揣浅薄，希望据实稍为扭转之也。

前节已略言之。在丰岛一役之后，敌我优劣毕露。鸿章深知，鏖战于大洋之上我舰队断非日舰之对手，因而避战之心愈切。我舰游弋，只许自威海卫、旅顺至鸭绿江口之一线，不许越境御敌。然李氏退避之策，终难执行。盖海军避战，陆军屡败，最后必至避无可避之绝境。再者，清廷已对日宣战，海道向朝鲜增兵，舰艇护航有责，又从何避起呢？果然牙山既失，平壤吃紧，清廷续调刘盛休部铭军4000人于9月16日自大沽出发，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自中途护送去朝，增援平壤。日舰得报遂集中其最精锐之舰艇12艘于鸭绿江口外之大东沟一带，伺我舰返航时加以邀击。我舰避无可避。两军遭遇于大东沟上，一场惨烈的中日黄海血战，便在9月17日中午12时50分，正式爆发了。

这次黄海之战，百年来史籍滋多。史家亦时有异辞。然去其传言妄语，根据史实，择要简述之，真相大致如后。

我方护航舰艇，于9月17日抵达大东沟者，计有18艘。其中镇中、镇南两炮舰（均重440吨），率鱼雷艇四艘护兵入港。平远、广丙两舰则在口外下锚。余十舰为北洋主力，则下锚于口外12海里之海面。十舰中计有：

定远（旗舰）、镇远二主力舰，各重7000吨，各有14英寸装甲，12英寸巨炮各4尊，时速均为14.5海里；

致远、济远、靖远、来远、经远钢质巡洋舰5艘，各重两三千吨不等，各种口径钢炮十余尊，时速大致15至18海里之间；

超勇、扬威、广甲三炮艇，各重1300吨，各有炮十余尊，时速15海里。

我舰队此时之重大弱点，盖为：一、无新船。所有舰艇均为1888年前下水之旧式战船；二、我舰无快炮。李鸿章勉力所购之12尊，此时尚未及安装。

而此时在大东沟外，伺机拦击我船之敌舰12艘，其性质则正是我舰之反面。其12舰中，计有：一、三四千吨之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赤城七舰为1888年以后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岛等五舰且为19世纪末之崭新（brand-new）产品。二、各新船之时速均在18海里以上，吉野则23海里也。三、日舰新船均配有速射炮。四、日方老式舰艇，除比叡外，其他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钢质。船既不老，设备弥新。

朋友，现代化海空战，全打科技，全打年代。时新一年，技高一筹，就逼手逼脚。人海战术、血气之勇，中古打法也。抗战中期，日机在我成都机场着陆，取走中山先生遗像，留下战书向我空军挑战。我健儿不理他。但是我最高当局忍无可忍，拍桌严令应战。结果璧山一仗，只有我领队两位大队长开了枪。其他健儿尚未及扳机开火，便纷纷坠毁如秋风落叶。从此，我们在后方就只有抱头挨炸之份了。——此事余闻之于当年参战英雄，想我空军旧档中，应有案可稽也。——甲午黄海之战，正是如此。

且说9月17日中午，大东沟上我海军将士正吃完午餐，警报东南海面发现敌船。我舰乃起锚，列阵，迎了上去。

据说，我原队形为两主力舰平行居首，余舰排成双行尾随于后。然全队启碇不久，副帅刘步蟾忽改传旗令，变原船阵为一字横排。伸张两翼，向敌阵包围上去。

何以刘氏中途改变队形呢？据泰乐尔说是起于刘的胆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两翼小船以饵敌，庶几敌船将不致攻击刘所乘之旗舰云云。泰乐尔更强调说，刘氏这一变队阴谋，连在吊桥上观察敌情之丁汝昌和汉纳根均未发觉，只有他泰乐尔看出了。然大错已成，无法改回，他乃向丁、汉二主帅建议，将错就错，令全队右转迎敌。丁氏称善。泰氏自称，他乃跃回司令塔要刘步蟾改变航向，右转四度。刘佯从而阴违，口嘱司舵曰“舵向左”（port），即改定远航向向右也。然旋又低声嘱舵手“且慢、且慢”（steady, steady），结果舰止不动。泰乐尔说，他见刘步蟾抗命乃大愤，厉声向刘辱骂，并跃上司令塔顶，攀上吊桥向丁报告。此时汉纳根已因指挥旗尉他去，只丁汝昌一人在吊桥上，他二人言语不通，未能即时纠正刘步蟾之错误。即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步蟾忽下令开炮。四炮齐发，竟将吊桥震断。丁汝昌坠地受伤，他自己也摔得双目失明，不省人事……自此中国船阵大乱，终致不可收拾云云。（见上引泰乐尔自传，第50页）

上面这段泰乐尔所描述的故事，以后竟被张荫麟、郭廷以诸教授，乃至其后无数著述家引证为海战信史，并对刘步蟾随意诋辱。吾友Rawlinson后来在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导师为费正清教授），亦持此说，信而不疑。（见上引Rawlinson之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p.175，179—180.）

读者贤达，您相信泰乐尔在事后30多年才写出的这段故事吗？——我个人是始信而终疑也。

第一，泰氏在定远舰上向未参加过军事会议。他不够资格嘛！这也是他在书中公开承认的。在他们众舰长必然都参加的军事会议里，原议是否是“纵阵”（line ahead）？纵为“纵阵”，是否一定不能改为“横阵”（line abreast）？原议详情，后人不知也。泰乐尔当时不够资格过问此事，因此他在当时亦不知也。30多年之后，重要当事人死绝了，他才著书编造，漏洞百出。我辈治史者，能有疑处不疑？！

[附注]其实此一变纵阵为横阵之命令，据戚其章所获原文件，实出自丁汝昌的直接口令。泰氏毫无所知，实是信口胡说。

第二，变换阵形，事关十舰，左右数千码，是何等大事。这种变换，丁汝昌、汉纳根近在督战吊桥之上，林泰曾总兵（师长）近在邻船，居然都未看到，只有他这一无职守的营混子、无事忙发现了，由他来提出警告，三位正副主帅才听他建议来匆忙改正。他是老几？！这分明是一派谰言！

第三，丁汝昌不能实际指挥作战，骑兵出身的汉纳根原是炮台工程师，对海军也是外行。指挥主力舰作战的司令官原是一种最高级的“技术官员”（teocrat），所用专业技术语言，在早期中国，全属英语，日本亦然（此亦泰乐尔自觉神气的主要原因）。所以中日黄海之战时，双方实际指挥官皆为副帅。在我方为副帅刘步蟾，在日方则为副帅东乡平八郎——这两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学。步蟾恃才傲物，他把个真正的英国海军司令琅威理（上校）且视同无物，怎能把这个营混子、小水手，自称“备役中尉”的泰乐尔放在眼里呢？！泰乐尔吃气在心，所以后来著书，乃一意以骂刘为职志。其含恨之深，诬蔑刘步蟾之刻毒，简直匪夷所思！笔者因限于篇幅，未能多译。须知定远当年是我军旗舰，在这一庄严军营之内，士卒途遇主帅，是要“目迎八步、目送八步”的。泰乐尔在其书内把自己写成一个跳梁小丑，三位主帅都听其指挥，最后竟至厉声辱骂（curse）司令官。自我膨胀，一至于此，真是不要脸至极！

第四，纵阵、横阵之优劣，在当时海军操典上，原是各有其说的。至于阵形之变换，令旗一扯，一个立正向左（右）转，横阵也立刻可以变为纵阵。其他如由单行变双行，由方阵变圆阵，双向行驶，忽前忽后，忽快忽慢，在重洋之上，指挥作战，依敌情变化而判断之，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皆主帅之责，偏末小卒，何能了解呢？泰乐尔这个“洋营混子”，纵在晚年著书，对此仍一无所知也。他小学未尝卒业，常识不足故也。但是这洋瘪三信口编造成篇，居然骗了我国并不知兵的史学界至数十年之久，亦可惊矣。

当然上述主帅作业，要能得心应手，如臂使指，就一定要将士训练有素，船械设备新颖，才能制敌机先——那时我军船械过时、炮上晒裤，一时颇难做到，可是日本人却做到了。

当敌我于17日中午12时50分接仗时，我十舰排成一字横阵，定、镇居中。定远之左列各舰依次为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四舰。镇远之右则为来远、经远、超勇、扬威也。十舰以六海里时速，排列前进。然两翼尖端船小，速度较慢，以致“一”字渐成弧形。

迎头而来之日舰12艘，则分为前后两队，以“吉野”号等四舰居首为游击队，以松岛旗舰为首，余八舰分两行跟进，是为本队，以十海里时速，向我扑来。

当敌我距离接近八千码时，我方首发巨炮，因炮震桥断，丁提督被摔落于地，身受重伤，口吐黄水，足折不能行。船员乃抬其入舱包扎，丁坚拒不许，遂坐于甲板上过道之侧，督战到底。彼可目睹合船将士操作，船面将士亦可时见主帅所在。

此时日舰距我既近，乃以巨炮还击，并由吉野率领前锋突击队，加快速度至14海里，随即直穿我右翼而过。速射炮数十尊，左右开弓，一时俱发，弹下如雨。我镇、定二主力，直接中弹百十发，死伤枕藉。甲板上之樯桅、瞭望台、帅旗、令旗，以及悬旗绳索，悉被敌方之密集速射炮火轰毁殆尽。所幸由于装甲坚厚，敌十英寸巨弹，亦只能穿甲五英寸，以致两舰始终有伤无险，并逼近敌舰，发炮还击。唯我右翼之小船，尤其是超勇、扬威两舰，不胜负荷。船身中弹数十发，引起大火。我将士虽舍命扑救，终难控制。扬威原在右翼尖端，被迫外驶避炮，不幸受伤过重，火势蔓延，全船尽毁。挣扎愈时，终致无救。全军弃船时，管带林履中跳海自杀。海上存者65人，卒为我一赶来应援之鱼雷艇救起，驶出战场。

敌方前锋突击队，既以疾驶速射，穿我右翼而过之后，乃再向右急驰，绕过我镇、定二主力之尾部，拟再右旋冲折我左翼，与随后而来之本队八舰，形成包围圈，围攻我定、镇二舰为首之主力，作歼灭战。

然正当吉野二度右转拟自后方冲我左翼时，我平远舰适自大东沟之北部，率鱼雷艇四艘赶来参战。吉野见状，乃舍我左翼，改道扑我平远。我平远管带早知平远非吉野之敌，乃掉头并饬雷艇四散避之。吉野无所获，遂又奔向我舰，拟与其随后绕我而来之敌舰本队围攻我主力、轰沉我辅舰。

此时敌我鏖战激烈，大东沟上烟雾弥天，风云变色。

当敌舰本队随其突击队冲向我右翼，拟绕我主力做大包围时，我右翼诸舰拼死抗拒，亦发炮如雷。唯此时我超勇炮舰，已受重伤，大火不熄，船身倾斜，敌本队乃以快艇快炮轮番攻之，超勇卒被击沉。管带黄建勋随众落水。当时有人抛长绳系救生圈救之，黄推绳不就，遂随超勇自沉殉国。

我军左翼自吉野折返后，战况亦至激烈。我致远舰拼死抗战，中弹累累，船身已受重伤。致远管带邓世昌见敌船纵横驰骋，率领诸舰进攻，对我舰为害最大者，厥为敌舰“吉野”号。若去此酋，则我军颓势或可稍转。乃伺机取好角度以全速向吉野撞去，拟以重伤我船与敌舰同归于尽。当两船迫近，同沉势在不免时，敌我船员均大惊大哗。孰知致远半途竟被敌方鱼雷击中要害，锅炉爆裂，壮举成空——而该鱼雷原定目标本是定远旗舰，中途误中致远，救了吉野。也是天意。

当致远沉没时，管带邓世昌与合船战士250人同时坠海（后只七人生还）。其时僚属有以救生木给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当年海军将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舰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该犬亦随主人同时坠海。此二犬希图搭救世昌，乃衔其臂不令沉没。世昌推去之。此犬竟游回再衔其发以图拯救，世昌终于抱犬同沉。

这一幕重洋之上，活生生的“义犬救主记”，真令人感叹。将来如有朝一日，我黄海血战殉国将士含冤得雪，立碑平反，则此两头义犬，也应该勒石纪念啊！

窃念我人，生逢末世，道德陵夷。数十年友情往往为私心所蔽，为芥末之微的小名小利之惑而竟不惜投井下石，捐之一旦。比诸此犬，真是人不如狗，思之慨然。

世昌死前之激愤，或言与省籍情结亦不无关系。世昌粤人，而当时海军将士多为闽人。临危相救，世昌或嫌闽人对粤人略有轩轾云。（以上故事多采自Rawlinson著前书；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六册，《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前引戚其章书与其他若干中西史料。）

致远既沉，我舰队左翼顿折。敌舰乃以优势火力与优势速率，轮番围攻我经远。经远不支，终于下午4点40分为日舰击沉，管带林永升阵亡。合船死难者凡272人，生还者只16人。（见同上）

我致远、经远相继沉没之后，所余之济远、广甲二船，如不及时逃出战场，必被击沉无疑。广甲原为我福州自制之木壳铁质千吨小船，本不堪一战。只是广甲撤退时，因管带吴敬荣判断错误而触礁不起。全体船员（包括黎元洪）撤出之后，翌日始被巡弋日舰所毁。

至于济远疑案，则至今不能解。济远在黄海之战时，战争未终，即全舰而返。济远归来如系“临阵脱逃”，则其管带方伯谦其后之被“正法”（砍头），实罪有应得。然该舰如系“力竭撤退”，则在那军中通讯被割，请命无由的情况之下，全舰而归，理应嘉奖呢！

总之，方管带之死，军中哀之，洋员亦不服。敌军主帅亦感惊异，盖伯谦在丰岛之役，以一船敌三舰，表现至为优异也。大东沟之战，济远发炮过多，炮盘为之熔化，而方氏终遭“军前正法”者，显似李老总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fair trial）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开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

前节已言之，黄海一役，实际指挥作战之主帅为刘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舰。经四小时血战之后，我方有六舰或沉或毁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舰平远、广丙未参战），然此六舰之损失实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帅指挥错误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扬威、广甲各蚊船，置之两翼，置之排尾，其结果不会两样，则纵阵、横阵云乎哉？

四个半小时之后，步蟾只剩四船——定远、镇远、来远、靖远也。其时来远全船着火，梁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犹与敌舰炮战未已。

定远、镇远二舰连续血战四小时有半。二舰共中重炮弹3700余发，遍体如麻。据日人统计，定远一舰独中轻重炮弹即不下2000发。盖血战自始至终，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舰为攻击重心。二舰被摧，则我势必全军尽墨，毋待三月后之刘公岛也。

定、镇二舰各长300英尺，于四小时内，各中敌炮千弹以上。如此则船内官兵承受如何，不难想象也。泰乐尔即两耳鼓被震破，终身重听。丁汝昌、刘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两舰共有12英寸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12英寸弹197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15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80余人，器械尽毁。伊东祐亨被迫另换旗舰。此12英寸爆炸弹威力可知。

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

我各舰小炮共发482弹，有58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叡”号被我围攻，独中22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济，战神捣鬼也。

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15%。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10%。

敌舰快捷如鲨鱼，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击。

然我主力舰则沉重如大海龟，任你捶打，也不会下沉，鲨鱼亦奈何不得。

双方厮杀，难解难分。至下午5时半，我12英寸巨弹只剩下三枚，而伊东深恐天黑，我鱼雷艇逞凶，乃收队而逃。刘步蟾鼓浪追之数海里，速度不及，愈追愈远，乃收队而归。——结束了这场黄海血战。

读者贤达，您读毕上列诸节的真实故事，该知刘步蟾、丁汝昌并非饭桶。大清不亡，我军不败，实无天理，然非战之罪也。我辈臧否先烈先贤，可不慎哉？愿与贤明读者共勉之。

【1994年9月30日脱稿于北美洲】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也有变法。粗浅地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涟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

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谈谈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他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356年变起，至前221年始皇统一凡130余年，始搞出“秦政法”（毛泽东语）来。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100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国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2000余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300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14世纪初年（1300）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300余年，直至17世纪（1600）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或parliamentary gover）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400余年。可是在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币同型”（on 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日本转得最快。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由于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形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 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io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13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 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其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慢慢向前爬行了。——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

“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

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形态或中古形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形态或现代形态。

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形态的社会，无一不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300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之能够压倒东方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300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期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加以现代化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

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

曰：从2000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的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1862—1874）期间及至甲午战前，中兴名臣所推动的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

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作“四个现代化”吧。

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它的两位老祖宗是林则徐（1785—1850）和徐继畲（1795—1873）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1794—1857）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140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1842）之后，我们苦苦地搞“四化”，搞了52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32年，谁知至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1895），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形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远在80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改革开放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1894—1898）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1895年2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预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祐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为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2册，第197—198页。）

伊东此函作于1895年阳历1月23日。十天之后（2月12日），丁汝昌就自杀了。

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 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闳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梁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

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旧布新，做“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有如冯桂芬（1809—1874）和容闳（1828—1912）等人。甚至在位的李鸿章（1823—1901）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地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超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著《康有为传》）。

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有为、梁启超……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入侵（1856—1860）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清朝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帘”，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1862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的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

[附注]1883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

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的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在后来能找到几位？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形态，不能应付后一形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槃槃、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为“康圣人”了。

他们南海康家，据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称“臬台”，三品官，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连州训导（州内管秀才的学官），升用广州府教授（府学内的候补教育长官）。他父亲康达初学历虽低，也在江西做过知县，不幸早死。因此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其他近支有官至巡抚、知府的。所以有为说他康家，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至有为终成进士。（以上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权的。那时的农村里既无学校，更没有图书馆。少数儿童能有私塾可读已是凤毛麟角。纵有幸能进入私塾，而所读的也只是些《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之书。能读毕四书五经，那也就到此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运三风水”的科举考试了。为着参加考试，一般士子所能继续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学。“帖括”者，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捷径”一类的书。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启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梁启超语）。——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

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11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读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16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

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

有为于19岁时（1876年），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1879年）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1882），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

三战三北，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为了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是把“老童生赶科场”，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进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精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揽（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时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 dder of 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心，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24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21次考中的机会呢！

果然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康祖诒28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1876年（光绪二年）至此（1889·光绪十五年），13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欲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36岁时（1893年），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拼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20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12岁“进学”成秀才，17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士、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

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油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除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不停赴考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书”。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

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1876年（光绪二年）19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1882年病死之后，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他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

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1873—1929）。这一“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

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12岁“进学”，17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梁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1888年）回来之后，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

梁之谒康是在他“己丑中举”（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公元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时康有为33岁，启超18岁（虚龄）。据梁启超回忆说，他自己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见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词章训诂康氏则斥之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他师徒初见时自辰（上午八时）至戌（下午七时）一日之谈，启超觉得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直至“竟夕不能寐”。从此梁举人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行文至此，笔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50年代中期某夕，余随侍先师胡适之先生谈训诂学终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诗数首，有句曰：“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适之师作《吾我篇》与《尔汝篇》时，才19岁。余发此感叹时已三十中年。历经寇患内争，家破人亡，自觉“数百年无用旧学”，不忍再为之肝脑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尝发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1891·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

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厘清的必要。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清朝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衔）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22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康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做“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人每叹今日之中国，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天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 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es&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儿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的。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b 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实验主义”，很快就让位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学”，包括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体育课，都是些很原始的启蒙性的东西，不值得多费笔墨，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笔带过。

万木草堂中学科的重点，是它的儒教“今文学”和康氏用今文学观点所发展出来的两本教科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以今文学实在是康氏变法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所在。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受西学挑战而奋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师的，虽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国思想的偏锋。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发展的中学偏锋，与最幼稚的西学认知相结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为思想，并画出他自己的“以君权行民权”的建国大纲的政治蓝图，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结果弄得人头滚滚，一败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标志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我们如不把康有为弄清楚，我们也就很难了解继康而起的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邓小平了。康子这两部大著，所讲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为康氏以后诸大家做导论，也为一般读者做参考，且让不学略事钩沉。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到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圈，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皓首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而清初的“朴学家”，乾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

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所以治经书、读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又何伤哉？孟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志，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不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生，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后人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可是这种只着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个短篇），着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朱（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纲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作“朴学”）。此风至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1681—1762）和休宁戴震（1724—1777）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乾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大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1891—1962），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牛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逃将”的缘故。

在20世纪40年代，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大部分读书人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2000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1776—1829）、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盦（自珍号）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1852—1932）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闿运（1833—1916）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由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述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20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于《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联共”“法西斯运动”等，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开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2000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继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入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孔圣人哪儿能比得上“康圣人”呢？

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素王，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意为超车。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上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这个康门五哲之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见了。所以梁启超说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同上）。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总统”“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赍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为公”……事实上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也确有其“治国平天下”之才，只是时代不同了。他们乃至那些“最高领导”如早生200年，都不失为明君贤相。因为在那个时期，当明君、做贤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这框框是数千年亿万劳碌子民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的智慧与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君贤相们，只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读他“半部《论语》”，也就可以马马虎虎地治国平天下了。不幸他们却生在我辈这个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语）和“文化污染”的时代，要来搞个张文襄公的“五知”（见《劝学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五知”者为：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作“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但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连个“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亦不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wisdom）的问题，它还牵涉到“实验”（experiment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 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覆车则可以为鉴。当康有为在1895年搞其“公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1893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缵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了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心情沮丧的情况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强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1888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31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地方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里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在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30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1888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作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书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1894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36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15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做“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1894（甲午）及1895（乙未）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就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1894这一年慈禧太后（1835—1908）虚龄60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30余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麇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1895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1895年4月22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18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连署者多至1200余人。5月2日（阴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18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了。

康梁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有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荐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车”接送。乘“公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车。

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上书，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众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也，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

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舆论不是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做了至高的评介？

公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未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赔。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做统计，自甲午（1894）至辛亥（1911）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160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也。

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宠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为的。不幸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节再详论之。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象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高干子弟”（且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高干子弟”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受的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

清末除高干子弟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张謇（1853—1926）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鸿章、孙家鼐，都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高干子弟之父就更不必提了。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团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

原来强学会在1895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高干子弟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康南海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师傅宰相对他折节若此。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这当然是题外之言。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做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宋庆，亦各捐数千元。其他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除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2000元，加入做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一个气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敌和自我孤立的，何况在那红顶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习的首都北京。康氏锋芒太露，大学士徐桐和御史潘庆澜就扬言要点名参劾了。康氏是个具有殉道者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么“参劾”呢？但是他的同伙却劝他暂时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另开局面——上海本来也是他们计划中的重心所在。

康有为于1895年10月29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20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1896年1月12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21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1837—1909）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地支持和诚恳地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与黄仲弢梁星海议[强学会]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来嘱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这段记述里，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之失败是由于张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里是张之洞背盟呢？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清朝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e）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儿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精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1836—1903）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勿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1894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20世纪50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1896年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对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1897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1897年11月1日，有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还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1896年4月30日至6月13日，共44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儿会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己的“权力平衡”（bance of power），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partition of a）掉，哪儿由得你“支那曼”（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1897年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之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亲王奕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1898年（戊戌）1月24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谕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尽弃”，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实行“地方自治”。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1898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太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1896年初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

以他们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1898年（戊戌）4月于北京的“粤东馆”创立了“保国会”。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后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人或赞助人。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始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孤臣了。孤臣能夺掉谁的权呢？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便交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国之君”——朋友，1898年的大清帝国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地突出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光绪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詝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1875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做“亡国之君”。

1887年2月光绪帝17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1889年1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瑾妃15岁、珍妃13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拉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的自由呢！同年3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儿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太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40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贴耳，也视为当然。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做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做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累，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义急起直追。到1894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易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龢，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兵。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词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50年，尤其是其后期的25年（所谓“同治中兴”之后）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冤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50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从而形成1898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地靠边站，对变法图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团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儿能例外呢？

现在再看看慈禧光绪这对母子，是怎样闹僵的。

时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正迫在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太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经庆亲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亲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地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明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11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他便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著的《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着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6月16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已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园。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很多读者和作者对仁寿殿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的：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口与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的。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光柔和，胡子刮得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个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绣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的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叠。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前面，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06页。原载1898年10月7日香港《中国邮报》。）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成为一个举朝注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谓“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经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份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此一艺术仍为蒋公所承继。

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但这哪里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不过搞这种以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着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天都要从那时的紫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6月11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国是诏》之时起，到9月21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103天，光绪帝去了12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恳求的改革，太后不同意，致其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则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借口。盖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不但把光绪所有的诏命都当作耳边风，而且纠合朝中保守要员刚毅等加油添醋地向颐和园打小报告，联衔吁请太后回朝训政，恢复垂帘，以遏乱萌。——这当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做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本来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哪儿是空谈变法“主义”，所可解决的呢？徒足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竟能派啥用场呢？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儿能只凭一纸上谕、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还俗结婚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象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光绪爷要在100天之内就可以改旧换新，搞出个奇迹，岂不是痴人说梦？

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竟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且看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顸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地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那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载湉，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

迨戊戌暮春，当载湉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她之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在美国政治上叫作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她就做了几项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了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就在6月15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龢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真除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诉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他们的安全也得不到半点保护，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不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地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亲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儿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9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才临时抱佛脚，于9月13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9月14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谕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出外，不可延迟”。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地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他那时要不是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

就在戊戌9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7000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正三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与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撇开太后而转投毫无实力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会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7000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就从是非之辨来说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冲动的小六子“张少帅”，他或可不计利害和后果，来搞他个爱国的“苦挞打”（coup d’etat）。不幸袁氏却是个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会上那群爱国君臣的大当。——对这一政治秀，在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观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后的历史家来放其马后炮呢？

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9月14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16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正三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9月18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地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弑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问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19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21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了。——西太后发一阵雌威，新党新政也就从此烟消云散，皇帝也被关入瀛台。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竟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地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这时乃由日友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他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逃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刚毅（1834—1900）就是讲那句有名的混账话，什么“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满族协办大学士——一个浑球。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1865—1898）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嗣同告诉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1849—1898）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后来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31岁的康广仁（1867—1898）。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祸，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最终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鼐）……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则其后朝政每况愈下，终于引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祸，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戊戌变法是我国3000年历史中，在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王安石（1021—1086）之后，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

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至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远，史料齐全。如在水晶球内，事实昭然；而载湉康梁、慈禧荣禄，威权久泯，恩怨已断。当今史家，如熟悉史实，剔除成见，未始不能作论定之言，以彰史迹而戒来兹。笔者不揣浅薄，试做此想，曾为这桩公案，誊出四章，凡数万言，以窥其堂奥。长话短结，试问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长逾150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和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地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正是因为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在这段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为在这三方面，连最起码的条件亦不具备。因为生为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见识和学养实应兼跨古今两代和中西两型。康氏对西学那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不但跨不过这两条鸿沟，而且他强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

至于康有为的汉学，他的火候可还在梁漱溟、钱宾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条主义的大错。康作诗说：“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唯有一公羊。”两千年旧史都赶不上两司马，可能是事实。传经唯有一公羊，从今文家观点出发，也没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说。百家争鸣，原是盛事。他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不该真来搞个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条主义，而能虚怀若谷地与以张之洞、翁同龢为首的开明派合作，则变法维新亦有其建设性，而不致走上后来顽固派独大的局面。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康有为是始作俑者。——这也是个历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论家、思想家也就罢了，康有为至少可以做个民胞物与、襟怀豁达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没有做政治家的禀赋。他生就是个骄傲不群、木讷乖僻，而又顽固急躁的知识分子。他19岁结婚，我国千年旧俗，花烛之夕，亲友们热闹一番，闹闹新房，也是常事。而他这个乖僻的新郎，却不许闹新房，弄得颇失亲友之欢。那时有为笃信周礼，一切要按“礼”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结苫庐，缞经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他自记说：“时读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逾。”但是他自己也说，他这样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夸“少年刚毅，执守大过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别人如何批评呢！

记得清人笔记亦尝记有某翁，因笃信“正心诚意”之说，他“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要在日记里“正心诚意”地记录下来。康有为正是这样木讷乖僻之人。

这种少年康有为形态的知青，我们小中大学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本不应彼此相强。但是这种人就不能当“公关”，尤其是不能做政党的党魁了。

有为青年期，在一再“乡试不售”的沮丧心情之下，也曾习禅打坐，诵佛道经典以自遣。有时竟弄到“哭笑无常”的程度。这也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自编年谱）得知。“哭笑无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现象。据心理医师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现象为不正常而求医，则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变成“疯子”。做疯子仍可做大学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疯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国明、清两代旧俗，考生进学或中举点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房师”，以报答主考官对他才华和学问的赏识。可是康氏骄傲成性。他要孙中山拜他为师，他自己则拒绝拜自己的主考官为师，弄得狂名满天下。最后应朋友之劝，康氏总算拜他的乡试主考官许应骙（后任礼部尚书）为房师。但他们师生的关系却弄得形同水火。其后维新期间，对康氏痛心疾首，而参劾最厉的也正是许氏。许氏之劾康，与其说是由于意蒂牢结，倒不如说是感情用事。据说康亦怂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个火上加油的笔墨官司。光绪袒康革许，斯为光绪亲政之后，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后帝后两党之水火，就更无法收拾了。

据说康有为于6月16日光绪召见之时，在“朝房”（等候召见的地方）与荣禄不期而遇。二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有为愤然回答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我们在一百年后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时的荣禄有力足以杀康，而康绝无力量可以诛荣。在这百日维新刚启幕之时，康对旧派第一号大头头，作此毫无必要的愤激之言，也可想见他在处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讷了。

总之，戊戌变法实在是我国近代史中，继“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而来的第一个“政治现代化”（也可说是清末的“第五个现代化”吧），但是这个运动不但未能领导我们的政治体制前进一步，反而倒退了数十年。胡为乎而然呢？

我们知道戊戌变法主要的推动者是光绪皇帝。若以《春秋》的标准作“诛心之论”，要从为国为民、牺牲小我的动机着眼，光绪帝这位爱国青年，实在是我国历史上极少有的“尧舜之君”。但是光绪帝毕竟是长于深宫之中，受制于无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个儿皇帝。经验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应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像蒋经国那样——然后才能试行变法。纵使时机发展至法有可变之时，也应分为轻重缓急次第施行。诏书一日数下，朝野莫知所适，也不是个办法。不幸这位年轻皇帝，显然感到国亡无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军师谋臣，应该有见及此。不幸康某木讷执拗，识见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言念及此，我们不能不说康有为实在只是一位狗头军师。他不能担当推行政治现代化的天降大任，而开了倒车。

值此2000年未有的转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心掌舵的人，总应略通古今之变，粗识中西之长，虚怀若谷，慎重将事。君子误国，其害有甚于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鉴往知来。摩挲旧史，涉猎时文。掷笔几上，吾欲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