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社会经济生活（1/1）

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后，不列颠人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在他们的袭击下，不列颠人放弃了城墙和城市，四下逃命，而其内部争斗则加深了外族入侵带来的灾难，不列颠人陷于绝境。按照比德的说法，在经历了战争、混乱和瘟疫之后，不列颠所有的人“都同意向海外的撒克逊人求救”。

449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受不列颠王的邀请，乘3艘巨船到达不列颠，奉命驻扎在岛的东部，同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作战，把他们赶到较远的地方。初战得胜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将捷报以及不列颠富饶而不列颠人胆怯的情况告诉他们的族人，于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更大的船队，配备更强的军队来到不列颠。新来者获准在不列颠居住，条件是他们要同不列颠的敌人作战，保卫国家的安全与和平。比德说这些新来的人属于日耳曼三个强大的部落，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他们大量涌入不列颠，人数剧增，对不列颠人造成威胁。他们甚至同皮克特人勾结起来，以要求更多的补给为借口，寻衅滋事，进而与不列颠人作战，于是“公共和私人住宅被夷为平地；各地神父在祭坛上被活活打死；主教和他们的教徒失去了一切尊严，被惨无人道地用火烧死或用剑刺死”。不列颠人中有一些逃往山区，另一些则逃往海外。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从455年到556年，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断与不列颠人作战。

在频繁的战争中，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两者，谁在人口的变动中占据优势？传统观点认为，在一次次血腥的战争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数量上压倒了不列颠人。另一种观点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征服只是相对少量的军事精英所为，他们将自己的语言和物质生活强加给不列颠人，其总量约在1万至2万人之间。斯奈德基于考古学新发现和对文字资料的最新解读，提出人口变动的新模型，认为在不列颠东部城镇中，人口急剧下降是不列颠人主动放弃的结果，不列颠的主教们领导了这场大迁徙，一部分不列颠人在他们的带领下，乘船前往大陆，定居于从布列塔尼到加利西亚的无人地区；留下来的不列颠基督徒则从城镇撤退到乡村甚至边远的地区。

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在不列颠立足后，逐渐迁往各地，到比德时代，朱特人扩散到肯特、怀特岛（Isle of Wight）以及怀特岛正对面的西撒克逊地区；撒克逊人分化成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盎格鲁人演化出东盎格鲁人、中盎格鲁人、麦西亚人和诺森伯里亚人等。最初进入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驻扎在不列颠岛的东部，稍后成批前来的人开始与不列颠人杂居，他们依照惯例，生活在河边的阶地和其他易于耕种的地势较高处，主要生活在轻质土区。之后，随着重犁的广泛采用，盎格鲁-撒克逊人扩散到河谷的黏土区，特别是支流交汇处，将其开拓成殖民的主要据点。一度被废弃的农庄，也会被再度耕种，比如在埃塞克斯的马克英（Mug），从5到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此居住约300年，建筑物散布约一公里，然而在任何一个时期，只有相对较小的区域有人居住。从7世纪晚期起，拓殖团体的数量大量增长，并扩展到沼泽地带等新区域。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拓殖的晚期，分散的拓殖模式转变为集中的模式，王权增长，新的地主地产逐渐形成，宗教团体在乡村创建，人口增加，敞田（open fields）制度推广开来，这些都对拓殖过程起了催化作用。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定居之后就从事农耕生产，他们的土地叫“民田”（folknd），是“以习惯法占有的土地”，继承时不可以传到本族之外。7世纪时，随着基督教会在英格兰的立足和发展，由教会引入并为教会持有的“书田”出现。书田以特许状永久赐予，可以自由转让。定居的事实也反映在军事组织上，军队不再是跟随国王四处流动的亲兵，而是征召来的农民军队。679年，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格弗里斯（Ecgfrith,670-685年在位）与麦西亚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674-704年在位）在特伦特河（the Trent）作战，诺森伯里亚一位叫伊马（Imma）的亲兵被俘，当他被带到麦西亚国王的一名家臣那里，被询问身份时，“他不敢承认自己是士兵，只说他是一个穷乡下人，已经结过婚，并且宣称，他这次同乡亲们一道参战是为了给士兵运粮”。

集合民军外出作战需要一定的时间，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R?dwald）曾率一支大军向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塞尔弗里斯（Ethelfrith,592-616年在位）开战，由于埃塞尔弗里斯“来不及召集所有的力量组成大军”，他“率领了一支显然弱小得多的军队前来应战”，结果被雷德沃尔德杀死。农民军队解散起来比较容易，642年，奥斯瓦尔德国王死后，诺森伯里亚的两个组成部分德伊勒和贝尼西亚（Bernicia）闹不和，分别统治两地的奥斯维国王（Oswiu,642-670年在位）和奥斯温国王相互争斗，在一次双方的对阵中，奥斯温看到对方人多势众，不能硬拼，便“遣散了已经招集起来的军队”，命令他们各自回家。

列国征战造成各国间的仇恨日深，在这个时候，盎格鲁-撒克逊人彼此并不认同。642年8月5日，诺森伯里亚和麦西亚在马塞菲尔思（Maserfelth）发生恶战，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被麦西亚国王彭达杀死，奥斯瓦尔德的兄弟奥斯维成为诺森伯里亚国王，而奥斯维的女儿奥斯思里思（Osthryth）后来成为麦西亚新王埃塞尔雷德的王后。后来，奥斯瓦尔德的遗骸被找到了，奥斯思里思希望把他叔叔的遗体安葬在林赛的巴德尼（Bardney）修道院，尽管该修道院深受王后及国王的恩宠与庇护，并接受了他们的大量馈赠，但修道院的修士们说，奥斯瓦尔德“原来是外地人，又作为国王统治过他们，所以尽管他死了，他们对他仍有余怨”，因此拒绝了奥斯思里思的请求；只是由于遗骸上空出现了“神迹”，巴德尼修道院的修士们才同意安葬这位战死的国王。由此可见，盎格鲁-撒克逊各王国都把对方视为“外人”。

与列国的分裂不同，早在英格兰统一之前，基督教会就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惠特比宗教会议之后，在罗马基督教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罗马传统与爱尔兰传统两种基督教逐渐融合，信奉罗马基督教的图达（Tuda）被任命为诺森伯里亚主教；切德（Cedd）放弃爱尔兰式的基督教，接受罗马复活节的方式，从而继续担任东撒克逊人的主教。西奥多（Theodore）于669年5月抵达坎特伯雷，他“是第一位为整个英吉利教会所承认和服从的大主教”，此后他巡视英格兰各地，任命主教，统一实行教会法，对全英格兰教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罗切斯特主教达米安（Damian）去世后，主教职位长期空缺，西奥多任命普塔（Putta）为罗切斯特主教。西奥多因为约克主教查德（Chad）没有举行过适当的接受圣职的仪式而责备他，查德主教谦卑地接受了西奥多的批评。这时，麦西亚国王伍尔夫希尔（Wulfhere）在贾路曼（Jaruman）主教去世后，要求西奥多为麦西亚委派一名主教。西奥多并没有将查德免职，而是要诺森伯里亚国王让出查德，担任麦西亚和林赛主教。672年查德主教因病去世，西奥多任命查德的助祭温弗里德（Wynfrith）继任主教。东盎格里亚主教比西（Bisi）身染重病无法行使主教职权，西奥多切分了他的教区，任命阿奇（Acci）为邓尼奇（Dunwich）主教，巴德温（Badwin）为埃尔姆汉（Elmham）主教。675年，西奥多大主教因麦西亚主教温弗里德不服从命令革除了他的圣职，任命塞克斯伍尔夫（Seaxwulf）为麦西亚主教。诺森伯里亚主教威尔弗里德（Wilfrid）与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格弗里斯不和，埃格弗里斯在678年解除了威尔弗里德的主教职务；西奥多大主教趁机重新划分诺森伯里亚的教区，他在约克城任命博萨（Bosa）为约克主教，管辖德伊勒地区，伊塔（Eata）为林第斯法恩（Lindisfarne）主教，管辖贝尼西亚地区。埃格弗里斯打败麦西亚国王伍尔夫希尔后夺取林赛，伊德赫德（Eadhed）被西奥多任命为首任林赛主教。681年，由于麦西亚国王埃塞尔雷德夺回林赛地区，伊德赫德受命撤往里彭（Ripon）。685年，卡思伯特（Cuthbert）被选为林第斯法恩主教，西奥多将原林第斯法恩主教伊塔调任赫克瑟姆（Hexham）主教。这些都说明西奥多在任期间，英格兰教会已完成了统一。

西奥多时期，英格兰宗教会议初步形成。673年西奥多在赫特福德召开主教会议，参加会议的除西奥多外，还有东盎格里亚主教比西、诺森伯里亚主教威尔弗里德的代表、罗切斯特主教普塔、西撒克逊主教洛西尔（Leuthere）和麦西亚主教温弗里德。在这次宗教会议上，确定了教会管理的第一批法规。680年，为排除优迪克主义的影响，西奥多在希思菲尔德（Heathfield）平原召开由主教和神学家参加的宗教会议，重申三位一体，谴责优迪克异端。教皇代表、圣彼得教堂的首席领唱约翰也出席这次会议，并将会议情况汇报给教皇。685年，西奥多在阿尔涅（Alne）河畔的特怀福德（Twyford）召开大型宗教会议，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格弗里斯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卡思伯特被选为林第斯法恩主教。宗教会议使整个英格兰得到一种认同的机制，精神的统一显然有利于政治的统一。

731年，教会组织已分布各地，此时英格兰共有17个主教区，它们是肯特的坎特伯雷和罗切斯特，东撒克逊的伦敦，东盎格里亚的邓尼奇和埃尔姆汉，西撒克逊的温切斯特和舍伯恩（Sherborne），麦西亚的利奇菲尔德（Lichfield）、赫里福德、伍斯特和林赛，南撒克逊的塞尔西（Selsey），诺森伯里亚的约克、林第斯法恩、赫克瑟姆和怀特恩（Whithorn），还有怀特岛主教区。比德将他的著作命名为《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暗示着“早在政治领域之前，人们就在宗教和语言领域意识到他们种群的统一”。比德这部著作之所以在英国历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地位，就是因为它第一个意识到英吉利民族的形成。

最终促使英格兰完成政治统一的是维京人的入侵。《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789年条目下记载：“这年布里特里克国王娶奥法的女儿埃德伯为妻。他在位时，第一次驶来了3条北方人的船，于是管事骑马迎上前去，希望迫使他们前往国王住地，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将他杀死。那些是第一批来到英格兰人土地上的丹麦人的船。”此事发生于威塞克斯国王布里特里克（Beorhtric,786-802年在位）统治时期，由此揭开了维京人入侵的序幕。793年林第斯法恩教堂遭劫，794年贾罗（Jarrow）修道院被抢劫。851年，维京人入侵发生质的变化，如果说以前他们以抢劫为主，那么这一年，他们第一次在萨尼特（Tha）过冬，表现出长久驻留的迹象。

从865年起，列国纷争的英格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年肯特人与维京人议和，但肯特东部仍遭蹂躏。866年，东盎格利亚人与维京人议和。867年，维京人同当时正严重内讧的诺森伯里亚人作战，两位国王奥斯伯特（Osberht）和埃拉（El）阵亡，诺森伯里亚人与维京人议和。868年，维京人进入麦西亚，麦西亚向威塞克斯求援，威塞克斯军队开入麦西亚，与维京人遭遇，双方没有交战；麦西亚与维京人议和。870年，东盎格利亚国王埃德蒙与维京人作战，战败被杀，维京人征服东盎格利亚。这时，整个英格兰只有威塞克斯还可以与维京人抗衡；但在871年，威塞克斯与维京人进行了9次交锋，总体上处于劣势，也不得不与维京人议和。在战乱中继承王位的阿尔弗雷德，担当起救亡的重任。

维京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流动性和袭击的不可预测性”，866年维京人在东盎格利亚配备马匹后，更是强化了他们的作战优势。阿尔弗雷德修筑既可防御又可进攻的堡垒，来抵御维京人的入侵，并制定了供给和防卫堡的办法。《堡海德》（Burghal Hidage）一书介绍了威塞克斯的堡网络，指出分配给堡的土地由堡的城墙长度决定，每杆（pole）(5?码或16?英尺）城墙配备4人防卫，“每海德出1人”。比如黑斯廷斯（Hastings）属地有500海德，意思是黑斯廷斯须防卫2062?英尺的城墙，需要500人驻守，这些人由在堡周围核定的500海德土地提供。阿尔弗雷德督促修建这些堡垒，对那些拖延或懈怠的人会严厉斥责。《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892年记载：当维京人再次入侵英格兰时，他们到达东肯特的威尔德（Weald），“在那里猛袭了一座堡垒。堡垒里有几个农民，它只造了一半”。这些人在遭到维京人的袭击后，才会“大声赞许国王的远见，承诺竭尽全力做他们以前不愿做的事，即，建造堡垒及与整个王国普遍利益相关的其他事”。

阿尔弗雷德改变了以往征召军队的办法，“国王已将他的军队分成两支，因此总是有一半人留在家里，一半人在服役，另外还有守卫堡垒的人”。在此之前，军队是临时征召的，农忙时，国王手中经常没有军队，因为民军都解散各自回家了，面对维京人经久不息的袭击活动，无法解决燃眉之急。实行新的办法后，到892年维京军队再次入侵英格兰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维京人“几乎每天，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受到其他小队的搜索，这些队伍来自英军和堡垒两方面”。英格兰军队已经能对逃亡的丹麦人实施包围战，当一支部队服役期满时，就会有另一支部队赶来接替他们；当英格兰军队在野外或堡垒中受到维京人的围困时，就会有援军赶来帮助他们。这些都得益于阿尔弗雷德对军队征召办法的改革，使英格兰常年有军队守备。

在阿尔弗雷德统治晚期，到东盎格利亚和诺森伯里亚去的维京人组成抢劫团伙，利用多年前建造的战船，骚扰威塞克斯南海岸。阿尔弗雷德下令建造由他自己设计的“长船”，这种船比别的船几乎长一倍，也比别的船高，有60根甚至更多的桨。威塞克斯依靠这支由新船组成的海军有效地平定了海盗的骚扰。

除了用军事手段扼制维京人的袭击，阿尔弗雷德还运用宗教手段劝导维京人，让他们改信基督教。878年阿尔弗雷德在埃丁顿（Edington）率军迫降古思伦（Guthrum），维京人交出重要人质，并承诺接受基督教洗礼。稍后，以古思伦为首的30名最显要的维京人到阿勒尔（Aller）会见阿尔弗雷德，接受了洗礼，古思伦并取教名埃塞尔斯坦，认阿尔弗雷德为教父。893年，英格兰军队攻克维京人首领黑斯滕（H?sten）修建的本弗利特（Be）堡垒，俘获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阿尔弗雷德成为其中一个孩子的教父，另一个孩子成为“埃塞尔雷德郡长的教子”。

阿尔弗雷德努力使英格兰人和维京人处于相同的地位，在《阿尔弗雷德和古思伦条约》中，第2条规定：“如果一个人被杀，不管他是英格兰人还是丹麦人，我们所有的人应给他的生命以同样的价值——即八个半纯金马克。”丘吉尔在他写的《英语国家史略》中说，古思伦接受这一条款，就意味着他同意在赔款问题上对英格兰人和维京人“一视同仁”，因而证明了阿尔弗雷德的实力。

阿尔弗雷德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在阿瑟尔尼（Athelney）建造一个男修道院，为交通不便的修道院建造堤道，聚集了一批不同国籍的僧侣；在靠近沙夫茨伯里的地方建造一个女修道院，由自己的次女埃塞尔吉夫（Ethelgifu）任女修道院院长，许多贵族修女也生活在其中。阿尔弗雷德向这两个修道院捐赠了土地和各种财富。阿尔弗雷德将伍斯特主教沃费斯、坎特伯雷大主教普莱格蒙德和圣戴维兹主教阿瑟等人召集到身边，在他们的帮助下，国王本人也学会了读写拉丁文，并将一些重要的著作从拉丁文翻译成威塞克斯通行的古英语，其中包括教皇格雷戈里的《牧师职责》（Regu pastoralis）、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圣奥古斯丁的《独语录》和前50篇赞美诗。其他的人翻译了格雷戈里的《对话录》（Dialogi），奥罗修斯的《反异教徒史》和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阿尔弗雷德在《哲学的慰藉》中添加的部分尤其令人感兴趣：

就国王而言，统治的资源和工具是让他的土地配足人手：他必须有祈祷的人、战斗的人和劳作的人。你也知道若没有这些工具，国王就不能使他的才能焕发出名。他的另一个资源是，他须有供养其工具、也就是三个等级的人的方法，这些就是他供养这些工具的方法：居住的土地、礼物、武器、食物、麦芽啤酒、衣服和每个等级必需的其他任何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他就不能维持其工具；没有这些工具，他就不能完成他下令所做的任何事。

这些添加的部分充分反映了阿尔弗雷德的治国理念，如果联系阿尔弗雷德的军事改革，我们发现阿尔弗尔德对英格兰的治理决不是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拉丁文译本中，于899年条目下，记载了阿尔弗雷德最后的日子以及当时人们对他的看法：

最后，在同一年，西撒克逊人的国王、宽宏大度的阿尔弗雷德去世，他是西方人坚定不移的中流砥柱，一个充满正义、积极作战、谈吐博学、尤其是被神圣的知识所教导的人。由于他从辞藻华丽的拉丁语中，将不知数目的书籍译成他自己的语言——如此多彩如此丰富，以致他译的波爱修斯的著作，不仅在那些熟悉它的人中，甚至在那些第一次听到它的人中，都催人落泪。

在英格兰人抗击维京人的同时，维京人也逐步在英格兰定居，从劫掠生活转向农耕。《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876年条目下记载：哈夫丹（Healfdene）率领的一支维京人分取了诺森伯里亚人的土地，“他们耕起地来，自谋生计”。877年维京人又瓜分了麦西亚的一些土地，878年在西撒克逊人的土地上定居下来。880年，维京人进入东盎格利亚，在那里定居，并分享土地。《阿尔弗雷德和古思伦条约》划定了英格兰人和维京人之间的边界：“沿着泰晤士河，然后沿着利河（the Lea），直到它的源头，再以直线到贝德福德，然后沿着乌斯河（the Ouse）到华特灵古道Watling Street）。”这条线以北是丹法区，丹法区实行北欧人的法律和权利观念，使用十二进位制以及他们自己的语言。《阿尔弗雷德和古思伦条约》第三条就反映了维京人的影响：“如果任何人控告国王的亲兵为杀人犯，假如被告敢于为自己辩白，他应以十二个国王亲兵的誓言为自己辩白。”《埃塞尔雷德第三法典》第三条第一款被认为是“陪审员制”在丹法区的出现，其中规定：“每个百户区拥有一个法庭，十二名领头的亲兵和地方长官应到户外，凭放在他们手中的圣物起誓：他们将不控告任何无罪的人，也不庇护任何有罪的人。”到20世纪，在英国东部的某些集市上，还能听到“大一百”的说法，即一百二十。

在英语的地名和人名中，保留着许多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影响，在英国东部和北部，带有词尾-by的地名有1400多个；人名中，带词尾-son的姓氏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语。英语中的基本词汇和日常用语直接受斯堪的纳维亚语影响，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Jespersen）在《英语的成长和结构》中写道：“如果没有斯堪的纳维亚词汇，英国人就无法发迹（thrive）、生病（ill）或死去（die），也正是由于斯堪的纳维亚语言，英国才有了面包（bread）和鸡蛋（eggs）这样的日常食物。”

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他的儿子“长者”爱德华继承王位。在平定堂兄弟埃塞尔沃尔德王子的叛乱后，“长者”爱德华“出于需要”，同东盎格利亚和诺森伯里亚的维京人议和。此后不久，英格兰人转而反攻，“长者”爱德华和他的姐姐“麦西亚贵妇”埃塞尔弗莱德及姐夫“麦西亚长官”（Lord of the Mers）埃塞尔雷德历经多年征战，将亨伯河以南维京人的所有土地夺回，归英格兰人控制。在运用军事手段反击维京人的同时，“长者”爱德华如同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一样，注重运用宗教手段，《爱德华和古思伦法典》第一条规定：“首先，他们公开宣布他们只敬一神，真情地宣布与所有的异教行为决裂。”

到“和平缔造者”埃德加统治时期，国王已被称为“英格兰人之王”，英格兰在一时之间，不受外来人入侵。但是在“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的统治时期，维京人重返英格兰，战乱不息，经过一系列动荡，最终由维京人克努特登上英格兰王位。尽管在征服英国时克努特还是异教徒，但他成为英格兰国王后，便敦促维京人信奉基督教，《1020年克努特的公告》第9条规定：“如果任何人，不管是神职人员还是俗人，丹麦人还是英格兰人，如此放肆以至于违抗上帝的法律和我的王室权威或世俗法律，不愿意按照我的主教们给予的指导，停止违法的行为并进行赔偿，那么我企盼并责令索凯尔伯爵，如果他能够，将作恶者缉拿归案。”《1027年克努特的公告》第16条和第17条则督促人们缴纳各种教会税。

克努特去世后，历经他两个儿子的短暂统治，王位复归威塞克斯王室，“忏悔者”爱德华继位，由于他长期流亡诺曼底，所以在登上英格兰王位后，从诺曼底招来许多朋友。1050年，爱德华拒绝了权臣戈德温为其亲戚说项，索要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职的要求；次年，他又袒护在英格兰为非作歹的法国亲属，引发了戈德温父子的反叛。1052年，戈德温父子率大军自海外归来，许多英格兰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国王的军队“几乎都痛恨与本族人交火，因为除了双方的英国人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了，他们也不愿意由于自相残杀，而使国家进一步向外人敞开”。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到这个时候，英吉利民族已大体形成了，曾在上千年时间里分别来到英格兰的克尔特人、罗马-不列颠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还有其他人，在经历了漫长的融合过程后，已经把自己都看成是“英国人”，诺曼人现在是“外人”了；可是不久之后，这些“外人”将缔造一个永恒的英吉利民族。

在诺曼征服前夕，英格兰是欧洲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之一，至少1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里。1065年，伦敦、约克、诺里奇、林肯和温切斯特有1000多所住宅，人口在5000人以上。有26个城镇的居民超过1000人。市场是城镇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为市场生产商品并在市场上出售，是大多数城镇居民的谋生手段。10世纪时，英格兰国王试图将贸易限制在他们控制的市场中，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阻止赃物的非法交易，有助于查明盗贼，同时也能提升王室声望，增进王室的财力。在7世纪和8世纪，贸易的主要商品是重量轻、价值高的奢侈；到11世纪时，重量较大、价值较小的商品贸易明显增长。

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妇女的描述多保存在早期的法典中，她们有与男子同样的法律地位，承担自己的法律责任，可以接受和处置财产。对妇女进行性侵犯，不论她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都将受到严惩。妇女也同男人一样，可以接受因侵犯其保护人而产生的赔偿，可以起誓作证，也可以作为特许状的见证人。在《末日审判书》中，一些主要的地产所有人是女性。女奴从事磨面、烘烤、烹饪、哺乳、编织、裁缝等工作；刻尔及其上等级的妇女负责料理家务。创建于7世纪和8世纪的大型双重修道院（double monasteries），其中既有修士也有修女，但是按性别分开，男女住在各自的修道院中。这种修道院往往由女修道院院长管理，是维京人入侵之前英格兰宗教生活的一个特征——664年著名的惠特比宗教会议，即在女修道院院长希尔德（Hild）管理的惠特比修道院举行。10世纪中后期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后，女修道院院长不再拥有这样的权利，但妇女可通过对修道院的捐赠，以及个人的虔诚，依然在宗教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婚姻由新郎与新娘的亲属采用合约形式形成，未来的新郎要承诺支付一大笔钱，作为对女方的回报。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由妇女本人接受彩礼，她的亲属则保护她的利益。在完婚后的第二天早上，新娘从新郎那里接受新婚礼物，这些是她的个人财产，如果死后无嗣，这份财产转归她自己的亲属。到11世纪，四代表兄妹之间以及教亲（spiritual retives）之间禁止通婚，对通奸的处罚十分严厉。

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核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父母对养育孩子负有责任，他们通常珍爱自己的孩子，并保护子女。在预期寿命较短的时代，祖父母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父母的亲属，男人与外甥之间关系密切，兄弟姐妹关系友好。

面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主要的食物，妇女的日常工作是碾磨谷物并制作面包。在上层人士家庭中，奴隶用手工碾碎谷物；到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磨坊的使用更为普及，一些磨坊由牛牵引，而《末日审判书》则记载了6000多座水磨坊，在多佛（Dover）港口，甚至有一座潮水动力磨（tide mill）。盐是重要的调味品，蜂蜜是唯一的甜味剂，它可以制作甜酒、蜂蜜酒，也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药方中。从牛、山羊、绵羊获取的奶，用于制作奶制品，也可以饮用。牛肉、羊肉和猪肉是主要的肉类食品，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是主要的谷类作物；到盎格鲁-撒克逊中期，二粒小麦由于产量低，被其他谷物所取代。

总之，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再次经历从部落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经常遭受严重的摧残；但城市和商业还是被恢复了一点，那是和抵抗维京人的入侵联系在一起的。当英格兰的统一事业正在进展时，维京人的入侵一方面打断了这个过程，一方面又在新的基础上促进了这个过程。诺曼征服发生以后，英格兰步入了中世纪的兴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