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胡气满长安：盛唐气象的历史因缘（1/1）

在北周灭亡后，曾经在东西万里地域内先后建立过十几个政权的鲜卑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鲜卑人的文化却在冲突中逐渐融入汉文化，使得随后的隋唐帝国文化趋于多元化走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雍容璀璨的盛唐气象正是“毛毳腥膻满咸洛”的最佳结局。

在鲜卑人自己的政权灭亡以后，作为一个民族，鲜卑人逐渐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久居中原与汉族杂处，他们慢慢地与汉族融为一体。除慕容、长孙、独孤这样明显的鲜卑姓氏之外，似乎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标志性的文化因素，就是这些鲜卑人的姓氏也演变为典型的汉族复姓。但如果我们认真解析继鲜卑人之后兴起的盛唐王朝，则会发现，鲜卑人已经在盛唐文明中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鲜卑人在融入汉族的过程中，也将自身的文化融入汉族文明，推动着中原文明的进步。中华文明历五千年绵延不绝，与其能不断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新鲜血液的补充有着直接关系。

鲜卑人不仅在文化上影响了盛唐，历史学家们甚至发现，唐皇室明显具有鲜卑人血统，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唐王朝，竟是鲜卑人与汉族的混血家族建立的。

按照正史中的说法，唐王朝的皇室李氏家族出自陇西，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李渊的七世祖李暠，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割据河西的西凉政权的创立者。在最讲究门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四大名门世家为崔、卢、李、郑，但其中的“李”姓指的是赵郡李氏，而不是陇西李氏。为抬高自己的门第，在唐朝初年，皇室也曾一度自称出于赵郡李氏。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的先世要么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要么是赵郡李氏的“假冒牌”。但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赵郡李氏的显著支派的活动范围，不出原常山郡，其微弱支派也有在巨鹿居住的，但都与陇西没有关系。

据说李暠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可是世家大族重视的是文官而非武将，将家世追溯到抗击匈奴一辈子也未能获得封侯的李广，不见得能给李氏增加什么光彩。

来自陇西的李氏并不是传统的世家大族，即使在其夺取帝位以后，在老牌世家的眼中也还只是一个“暴发户”。这些魏晋以来的名门望族甚至以与李唐皇室通婚为耻辱。为了弥补自家出身低的不足，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就命大臣高士廉、韦挺等人重新排定全国世家大族的等级，写成《氏族志》一书。高士廉等人没有明白李世民的用意，在书的初稿中，还是将山东世族黄门侍郎崔干定为第一等。李世民看过后大为不满，对高士廉等人说：“我现在要重新确定族姓等级，目的是要提高当朝官员的社会地位，为何还要把崔氏列为第一！现在确定等级，不必考虑各家族几代以前的门第，只以现在的官职高下作为划定等级的依据。”高士廉等人虽对原书进行了修改，将皇族陇西李氏列为第一，后族长孙氏列为第二，但还是不得不把崔氏列为第三。

但这种事需要社会至少是世家大族的普遍认同，并不是皇帝的一纸命令就可以改变的。李世民新刊定的《氏族志》，传统的高门大族都不屑一顾，他们虽然嘴上不敢说，但心中仍旧蔑视陇西李氏。

为改变这种状况，皇室不得不下功夫为自己寻找一个更富有号召力的祖先。于是，李氏将其始祖由李暠上溯到李广，再上溯到先秦道家学派的始祖、后来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的老子李耳，宣称唐高祖李渊是李耳的五十六代孙，唐太宗李世民是李耳的五十七代孙。

在中国的姓氏发展史中，李姓的历史并不十分古老，其出现不会早于周代。《姓解》即说：“周之前未见李氏。”传说老子的母亲怀胎长达81年，最后在李树下割左腑而生老子。如果将在母腹中的时间记入其年龄的话，老子出生时就已经81岁了，所以传说老子生下来头发就是白的。传说中没有提到老子的父母是谁，只是说他“生而指李树，故为李姓”。如此看来，在老子之前是没有“李”这个姓的。

可是《史记》中明确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也就是今河南鹿邑县人，他的后裔何时迁入陇西成纪却又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了。

关于李姓的起源还有另一个传说。东夷族首领皋陶，曾在尧、舜时代担任大理之职（掌管刑法的官），于是以官名为姓氏，称“理”氏。因为在古字中“理”与“李”相通，所以后来改写为李氏。但是，李家是不可能将始祖上溯到东夷人皋陶的，编造家谱本来是为了炫耀门第，如果反而由此将自己归入“夷狄”之流，岂不是得不偿失？所以，李家也只能将老子拉来作为本家族的始祖了。

改认祖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李渊开始经过了六代皇帝，直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才正式完成了这个过程。唐玄宗下诏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并宣布李暠的后裔都被视为李唐的宗室皇亲。始祖李耳、世居陇西，也就成为李唐皇室家谱的正统说法。目前已经发现的李唐宗室的墓志，如：淮安靖王李寿、虢王李凤、越王李贞、汝南公主李字、长乐公主李丽质、永泰公主李仙蕙、懿德太子李重润、潞王李贤、云麾将军李思训，这些人的墓志上都称其是“陇西狄道人”，可见这种编造的家谱已经成为李唐宗室对外的统一口径。

不仅李唐皇室自称陇西李氏，在整个唐代，凡是李姓，要显示其门第的高贵，也都要假称为陇西李氏，以便与皇室拉上关系，成为“皇亲宗室”。这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时尚，以至有些来自天竺、大食、波斯的外国人的后裔，在被赐姓李氏之后，也都想办法攀附陇西李氏。

按照李唐皇室的正统说法，西凉李暠共有10个儿子，其中李歆（字士业）为西凉后主，也就是唐皇室的祖先。

照这样看来，李冲与李熙是同一祖父的堂兄弟，血统十分接近。在北魏太和年间，李冲宗族十分显贵，当时的世家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他们一系为陇西显贵望族，但他们并不承认李熙这一族是同族兄弟。由此看来，李唐皇室自称是西凉李暠之后，虽然这个门第不够辉煌，但很可能也是冒充的。

另外，陈寅恪先生发现，李熙的父亲李重耳的经历，与史书中记载的李初古拔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很可能李重耳就是李初古拔，也就是说，李唐王室可能是李初古拔的后裔，而不是西凉李暠的后裔。

自李熙之孙李虎开始，李唐皇室祖先的事迹才开始清楚起来。李虎，字文彬，陇西成纪人，曾是北周宇文泰手下大将，后被封为柱国大将军、太尉、尚书左仆射、陇西郡公，并赐姓大野氏。至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执政时，允许其复姓李。李虎生有八子，李昺为小儿子，这就是李渊之父，李世民的祖父。

可是，如果李唐皇室不是出自陇西李氏，他们究竟是出自何族呢？

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唐代僧人法琳曾当着李世民的面，对李家出自老子、属于陇西李氏的说法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法琳明确指出，唐皇室的李氏不是出自老子，也不是陇西李氏，而是拓跋达阇改汉姓的产物，李家是拓跋达阇的后裔。由此看来，李家祖上竟是鲜卑人，其鲜卑语的姓氏为拓跋，与北魏皇室同姓。如果此说成立，我们倒可以将唐王朝看成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的复兴了。

我们在史书中还可以发现，李渊的祖父李虎有兄名“起头”，有弟名“乞豆”，起头之子名“达摩”，显然，这些都不是汉语名字。如果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是对的，李氏始祖真的是李初古拔的话，这也不是汉语名字。这无疑提醒我们，法琳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否则他也不会当着皇帝的面指斥皇族出自鲜卑人，这毕竟是要冒被杀头的风险的。

如果真如法琳所说，李氏出自鲜卑人，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就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了。北周不再是鲜卑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此后鲜卑人不仅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还统一了全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后，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以前，除了明王朝统治下的267年时间，主宰中国政坛的都是北方民族。

当然，说李唐皇室出自鲜卑人，目前还只是部分历史学家的推测，远不足以形成定论，需要继续研究。但说李唐皇室具有鲜卑人的血统，则是无可置疑的。

李世民的祖父李昺的妻子独孤氏，是鲜卑名将独孤信的女儿。

独孤信，本名独孤如愿，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南）人，祖籍云中。其祖先伏留屯曾任部落大人，到独孤信的祖父俟尼时，举部迁往武川。俟尼去世后，独孤信的父亲独孤库继任部落酋长，其妻费连氏也出身于鲜卑贵族之家。独孤信相貌俊美，精于骑射。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独孤信归属西魏，因战功受封为八大柱国之一，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大臣。

独孤信共有六子七女。长女嫁给了北周明帝，生周宣帝；小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生隋炀帝杨广；四女儿就是李昺的妻子，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因为他的女儿中出了三位皇后，而且是不同朝代的皇后，还各自都有儿子继承了皇位，独孤信也被称为“三朝国丈”“中国第一岳父”。

李世民的外祖父窦毅也是鲜卑人，在北周为八大柱国之一。窦氏是其汉姓，其鲜卑语的姓氏为纥豆陵氏。李世民的外祖母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宇文氏，而建立北周的宇文氏被认为出自东部鲜卑三部之一的宇文部，是鲜卑化的匈奴人，在北魏统治期间，他们已经被视为鲜卑人了。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与李渊的婚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比武招亲。窦毅让人在家门上画了两只孔雀，谁能在百步外射两箭，每箭射中一只孔雀的眼睛，就招谁做女婿。结果是，前来应试的几十人中，只有李渊两箭都射中了。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其父系血统是否出自鲜卑人姑且不论，就其母系而言，他至少存在一半的鲜卑族血统。而唐代最伟大的君主李世民，其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位当中，除祖父的族属难以确定之外，其他三位都肯定是鲜卑人，李世民的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的鲜卑族血统。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是鲜卑人，可以肯定，在李唐的前三位皇帝中，鲜卑族的血统在逐渐增强。

李氏至少到李世民的时代，还保有许多北方民族的风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小字就叫“三胡”。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毕生最大的愿望竟是到蒙古草原上去过游牧人的生活，不知是不是因为在他的身上至多也只有八分之一汉族血统的缘故。李氏家族的一些成员在相貌上也与北方民族的相貌特征接近，其中最典型的是李渊的曾孙——滕王李涉。

也许，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创空前之世局。”唐代辉煌的文明、开放的社会，不能说与李氏复杂的族属没有任何关系。

早在黄河流域出现国家以前，这里就已经形成了东西对峙竞相发展的区域格局。傅斯年指出，夏王朝建立以前，黄河流域主要是华夏族系与东夷族系的东西对立，也就是所谓的“夷夏东西”。中国最早的国家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这两大族系进行整合的结果。但东西对峙的区域格局并未随着国家的出现而消失。夏代由来自西方华夏的族群建立，取代夏的则是发源于东方的商，西周的建立者无疑来自西部，并且以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

发展至战国时代，秦国与山东六国的对峙，是东西两大区域对抗的最好体现，在秦南下攻取巴、蜀之后，这种东西对峙的区域格局不仅更加明显，而且由黄河流域向南发展，涵盖了长江流域。统一中国的秦王朝来自西部，而取代秦朝的汉王朝的建立者则兴起于东方。我们可以说，东西对峙是自中国文明初曙持续至汉代的中国区域格局的最大特点。

但自汉代以后，这种格局逐渐向南北对抗转变，至439年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与汉族建立的南朝对峙，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南北朝时代，中国的区域格局彻底由东西对峙转为南北对抗。

东晋避乱南迁之后，以汉族传统文化改造江南地区的土著文化，在江南延续着汉王朝的传统，虽然也有发展和变化，但主流是继承。来自蒙古草原以及东北、西北各地的少数族迁入黄河流域，对这一片孕育汉文化的土地构成文化上的冲击，使之具有少数民族化的趋势。拓跋鲜卑入主黄河流域之后，鲜卑诸部逐渐整合，形成统一的鲜卑民族，这对北方草原文化在黄河流域的传播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草原文化在融入中原文化，也在改造着中原文化。

在汉王朝灭亡以后，由于南北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主流文化出现分裂，南方与北方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虽然几经演变，但都一直传承到今天，以至于在今天，中国文化仍然存在南北方的差异。可以说，鲜卑人在建立起政治上的北朝的同时，也发展出文化上的北朝，而其在文化上的影响远比其在政治上的影响深远。隋唐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却对文化上的南北朝无能为力。

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一些强制鲜卑人汉化的内容。孝文帝不仅提倡鲜卑人与汉族通婚，而且要求鲜卑人改穿汉服，说汉语，改用汉姓。孝文帝率先垂范，将皇族的姓氏拓跋，改为汉姓“元”，自己改名为元宏。对于不能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的鲜卑族官员，甚至要受到降职的处分。孝文帝还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死后不准迁葬北方。很多人认为，经过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后，进入中原地区的鲜卑人迅速汉化了。实际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究竟成效如何，是值得我们考察的。可以肯定，在北魏末年至东魏、西魏时代，鲜卑人的汉化过程曾出现反弹现象，孝文帝禁止的东西再次复兴。

仅就鲜卑语而言，在孝文帝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是黄河流域的一种通用语言。北齐的实际缔造者高欢，在向部队训话时就常常使用鲜卑语。颜之推提到，北齐的一位汉族士大夫曾经对他说：“我有一个女儿，年已十七了，通晓诗书，我要请人教她鲜卑语和弹琵琶，只要她学会这两样，去侍奉公卿大臣，会无人不爱的。”隋至唐初，还流传着十几种教人学习鲜卑语的书籍，可见上述事例并不是个别现象。

不仅进入中原的鲜卑人仍旧讲鲜卑语，许多汉人也学习鲜卑语。由于南方汉语受吴语、越语的影响，北方汉语受包括鲜卑语在内的草原民族语言的影响，汉语的南北方言差异开始变得非常明显。此外还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北方士大夫与平民间不存在语言方面的差异，而南方的士大夫与平民却使用不同的汉语方言。

在北魏末期以及东魏、西魏时代，鲜卑人还出现了一个复姓的热潮。从前在孝文帝的强制下改为汉姓的鲜卑人，现在纷纷将姓氏改回鲜卑复姓。不仅如此，开创北周的宇文泰还有一个新的发明，赐有功的汉族将领们鲜卑姓，后来建立隋朝的杨氏，在此时就曾被赐姓普六茹氏，因此，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被称为普六茹坚。

在饮食上，黄河流域的汉族人受鲜卑人影响，也喜欢吃羊肉，饮酪浆；而南方的汉族则保持着食唯稻鱼的传统，普遍喜爱饮茶。南齐名士王肃初到洛阳时，吃不惯羊肉，喝不惯酪浆，仍按南方生活习惯，“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北方人见王肃一杯接一杯地饮茶，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漏卮”，意思是没有底的杯子。几年后，王肃习惯了北方生活，也开始吃奶粥和羊肉，当被问及羊肉和鲫鱼、酪浆与茶水哪个更好时，王肃说：“羊为陆地之最，鱼乃水族之珍，各有千秋。只是茶叶比不过酪浆，只能算酪浆的奴仆。”王肃的这段评价流传很广，从此茶也被称为“酪奴”。

有趣的是，王肃的祖先，东晋著名宰相王导，在初从北方迁到南方的时候，也是非常喜欢奶制品的。《世说新语》一书记载，王导曾经招待来拜访他的陆玩吃酪。陆玩出自东吴四大姓中的陆氏，是典型的南方人，吃不惯酪，当天夜里难受了一宿，在第二天他给王导的信中说：“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这在南朝被一直传为笑谈。王家带着北方民族的饮食风俗南迁，到带着南方汉人的饮食风俗北迁，重新习惯于北方民族的饮食，这一过程深刻地揭示出南北饮食文化的差异。

北魏首都洛阳城内的归正里，俗称吴人坊，居住的多是南方迁来的汉人，由于这些汉人多保持着南方的生活习惯，归正里卖水产品的特别多，因而被北方汉人贬称为“鱼鳖市”。

北方受游牧民族风俗的影响，几乎人人都会骑马，很多汉人也精于骑射。南方汉人出行则一律坐车。周弘正因为常常骑马，被评价为“放达”。南方人官至尚书郎如果出行骑马，就会受到弹劾。很多人根本不会骑马，甚至有的人听到马叫都吓得要死，说：“这不是虎么，怎么说是马。”因为骑马，北方汉人逐渐接受了鲜卑人的服饰，习惯穿窄袖圆领的袍服；由于乘车，南方汉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仍保持着宽衣博带的装束，习惯穿大袖交领的袍服。

鲜卑族中妇女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这也影响到黄河流域的汉族。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对南北方汉族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做过比较：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

所谓“妇持门户”，就是女人当家。受鲜卑人的影响，这在北方汉人中已经是普遍现象，而在南方汉人中则是绝对不可能的。

南北方的学术取向在南北朝时期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无论在南、在北，儒家经学仍旧是官方意识形态，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但北方的儒学更多地继承了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重视为儒家经典作注疏，而南方最流行的则是新兴起的玄学，以老庄思想来解释儒家学说，有道家与儒家相结合的趋势，非常重视清谈。北方无论在文学还是在史学方面，都受北方民族的影响，表现出质朴粗犷的特点，而南方在沈约、王融等人发明四声以后，音韵格律更为精严，诗歌与骈体文的艺术成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朝以长于文学著称，南朝的徐陵出使北朝时，魏收向他赠送了自己的文集，希望徐陵可以带回去，在南朝流传，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可是在渡江的时候，徐陵却将魏收的文集抛入长江之中。随从们问徐陵为什么要这么做，徐陵的答复是：“我是要为魏收藏拙。”这虽然含有南朝文人蔑视北方文人的成分，但北方文学水平不如南朝，于此亦可见一斑。我们对比一下魏收所著《魏书》和南朝沈约所著《宋书》，自然不难看出，如论文辞的华美，前者显然远不及后者。

对于南北方学术的差异，古人已经有非常精辟的概括：“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应该说这种评价还是相当准确的。

北方的粗犷不仅表现于文学方面，在书法方面也有所表现。南北朝时期，书法明显分裂为南北两派，清代大学者阮元早已精辟地归纳为“北碑南帖”。北方最精美的书法作品往往都是碑刻，而南方最精美的书法作品则大多是尺牍。北派书法，继承了汉隶的遗风，笔法古拙劲正，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楷书；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行书。如果说南北两派的代表作，则南方是梁朝的《鹤铭》，北方是北魏的《郑文公碑》。总体来说，北书刚强，南书蕴藉。

随着北方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地区，他们带来了大量本族或外族的音乐。北朝的舞曲不仅受到以鲜卑音乐为代表的北方民族音乐的影响，也受到来自西域的域外音乐的影响。在舞蹈方面，北朝虽然是华戎兼采，但占主要地位的是北方民族的舞蹈。北朝也有自己的创造，周武帝平齐，作《永安乐》，“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所谓“犹作羌胡状”，说明北朝的舞蹈受“羌胡”音乐舞蹈影响很深。

在北朝，有故事情节的歌舞逐渐流行，《旧唐书·音乐志》列述的那时最主要的歌舞戏，有《代面》《踏摇娘》等。

《代面》又称为《兰陵王入阵式》。传说北齐的兰陵王高长恭勇武善战，但因貌美少威，所以每次作战，都戴上形状狰狞的假面具，令敌人望而生畏。歌舞表演时扮演者着紫衣，束金腰带，执鞭戴面具，作“指挥击刺之容”。《踏摇娘》也产生于北齐，说的是当时有一姓苏的平民常酗酒嗜饮，每逢醉后就打妻子，他的妻子愤怨不已地向邻里哭诉。表演时由男人着女人衣服，边歌边舞入场向人们诉苦。每唱一段，旁观的人合着舞蹈节奏齐声和唱：“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之后有扮演丈夫者入场，两人做殴斗状。显然，这是一出逗人笑乐的讽刺性喜剧。这几种民间歌舞表演，只有笛、拍板、腰鼓、两仗鼓伴奏，但已结合了歌舞、人物装扮和故事情节，表演中有化装、帮腔、换场，已经是戏曲的雏形了。

从龙门石窟的造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14种当时的乐器，其中以笛、笙、排箫、鸡娄鼓、筝、阮、铜钹等乐器为多，说明这些乐器在当时社会上已普遍流行。北朝流行的14种乐器中，有8种是传统乐器，其余6种为新传入的乐器。当时最为流行的乐器有7种，其中民族乐器5种，其余两种为新输入的域外乐器。

北方民歌比南方民歌的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在各少数民族中，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北魏在太武帝统一北中国以后，曾大量接受了先进的汉族音乐文化。鼓吹乐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利用了鲜卑族民歌曲调，填新词共150章，叫作“真人代歌”，也被称为“北歌”。后来南朝的统治者陈后主，还专门派宫女去学习这种“北歌”，在南朝的宴会中演奏，称为“代北”。这时候南北方的鼓吹乐不但都加入了“北歌”，而且还吸收了中原地区流行的吹乐器“筚篥”等少数民族乐器，因此，无论在曲调上还是在乐队编制上，都有了新的面貌。

北朝民歌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约60首。“横吹曲”本来是北方少数民族在马上演奏的乐曲，因为用的乐器是军鼓和号角，所以称作“鼓角横吹曲”，这里指的是战歌。“梁鼓角横吹曲”并不是梁朝民歌，而是梁朝乐府机构保存下来的流传到南方的北朝乐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敕勒歌》《企喻歌》等。

《敕勒歌》就是从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民歌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首。高欢在晋阳病危时，曾挣扎着接见当时的权贵大臣们，让铁勒族将领斛律金演唱《敕勒歌》，高欢与之唱和，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不觉流下了眼泪。现在保存下来的《敕勒歌》的汉语歌词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然只有27个字，但出色地描绘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受鲜卑等北方民族的影响，北朝的民歌也表现出粗犷质朴的风格。如《折杨柳歌辞》：“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地驱乐歌辞》：“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这种风格的情歌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南朝。

佛教虽然至晚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传入中国，但中国境内信奉佛教者一直数量非常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佛教在汉人的眼中还是一种异域胡人的宗教。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这与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的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曾有大臣进谏后赵的羯族统治者石虎，提出佛是胡神，不是中原皇帝所应信奉的，石虎的答复是：“我虽然现在统治着中原，但我本是出生在胡地的羯族，佛是胡神，不正是我应该敬奉的神吗？”当时的一些佛教高僧也注意到了统治者对待佛教态度的转变，敏锐地把握住了时机，利用统治者的支持大力传教。南北朝时期的名僧释道安就曾经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统治者的支持，佛教的广泛传播是非常困难的。在少数族统治者与佛教界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在南北朝时代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宗教。北魏有寺院3万余处，僧尼近200万人。南朝虽然不及北朝发达，但后人也曾慨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际上，南朝的寺院又何止480处，据现代学者的统计，南朝的宋，有佛寺1913所，南齐有2015所，到梁代则达到2846所。

随着佛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也逐渐出现了南北的差异。在南北朝后期，在南方开始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在后代的发展，使佛教最终完成了本土化过程，形成中国式佛教或者说汉传佛教、汉地佛教，直到今天仍是佛教最重要的分支。而北方的佛教更多地受到西域的影响，较多地保存了佛教初传入中国时的形态，其最大的特点是石窟造像。中国四大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都出现在北朝。其中，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分别位于北魏前期都城平城和后期都城洛阳附近。

今天的大同，古时称平城，是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的第一都，自398年北魏太武帝迁都平城后，这里作为北魏的都城共经历7帝96年。位于大同市区西16公里处武周山麓的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即位（452）之时，主要的洞窟大都开凿于和平元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60—494）之间，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1000余尊。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统治阶级的倡导扶持下，在北方兴起了一个开窟造像的热潮。龙门石窟，在今河南洛阳市南龙门山（伊阙）。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大规模在此开凿石窟，直至晚唐。历代帝王在龙门山阙口东西两山断崖所凿，共计有窟龛2100余座，题记3680种，造像97000余尊。保存了自北魏以来历代大量佛教艺术，通称龙门石窟，或龙门造像。

这时龙门石窟普遍出现了瘦削型的“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式的服装，呈现出划时代的特征和风格。至此，中国石窟艺术在造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石窟艺术的东方风格开始形成，出现了中原化的佛教形象。这种新的艺术风格普遍出现和形成于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原诸石窟，所以称其为中原风格。

中原风格不仅可以从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中看到，而且从洛阳出土的北魏永宁寺塔基残造像、北魏陵墓神道石刻人、元邵墓出土的陶俑、洛阳出土的北魏画像石棺、流落海外的宁懋石室和孝子画像石等中均能见到。

还应提到的是石窟壁画中的飞天，共有泥塑、雕刻、绘画以及薄肉塑四种形式的飞天。虽然飞天的故乡在印度，但麦积山石窟的飞天却是中外文化共同孕育的艺术结晶，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神仙融合而成的中国文化的飞天。她没有翅膀，她是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只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的美丽少女，是中国古代艺术家最具天才的杰作。同时，在壁画、雕塑中出现的舞蹈、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总体说来，北朝在军事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文化方面却明显落后于南朝。不仅南朝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优于北朝，就是思想、艺术、文学等方面，南朝也都明显地超越北朝。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意识到在文化方面远逊于南朝而做出的努力。孝文帝重用从南朝来投奔的文人士大夫，引进南朝的典章制度与礼乐文物，表现了拓跋鲜卑的统治者要在文化方面也胜过南朝的期盼。

在孝文帝改革期间，南北朝在制度文明的层面上差距日益缩小，已经出现了南北合流的趋势，但在文学、艺术、风俗等方面，文化上的南北朝却仍然如故。更为重要的是，孝文帝发展北朝文化的方法，不是吸纳汉文化的先进因素，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是强制鲜卑人全盘汉化，以丧失本族文化特色为代价，追求形成与南朝相同的文化并在层次上超越南朝。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会受到鲜卑人的抵抗，因而是行不通的。在北魏末期至东魏、西魏期间出现了对汉化趋势的反动，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孝文帝虽然4岁就登上了皇位，但年仅32岁就去世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他显然还来不及完成他的文化改革工程。继任的北魏帝王们逐渐失去了对文化方面的关注，他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奢靡的享乐，北朝的文化也就由孝文帝时走向全面汉化回归到其自身发展的轨道上来，最终成为与南朝文化相平行的另一种中国主流文化。当迁入黄河流域的北方各族没有融入汉族之中时，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尚可以理解为南方汉族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可是，在黄河流域各族与汉族融合以后，这种文化上的南北差异就完全表现为汉文化自身的区域差异了。

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进入高潮，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先后进入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使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业社会的“汉”文化发生长时间交汇，并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走向趋于多元化。

随着诸多民族整合为新汉族的进程日益深化，汉胡交汇的效应逐渐充分释放。北朝文化的出现，对于后来北方民族的社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时今日，中国文化上依然保留着明显的南北差异，这些都应归功于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所作的贡献。由此南北两地共同发展，为后来隋朝统一，以及强大的盛唐王朝打下坚实的基础，最终在公元8世纪形成了璀璨绚烂的大唐文化。

南北朝的多元文化激荡，终于推出了气度恢宏且如史诗般壮丽的盛唐文化。唐朝，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哪个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而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唐朝人在文化方面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唐朝人大量吸纳中国北方民族的文化以及来自西域和南亚的域外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最终开创了盛唐文明，谱写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最辉煌篇章。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隋唐制度有三个源头：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显然是北魏、北齐这一源头，也就是一种深受鲜卑文化影响的制度文化。其实，唐代不仅在制度文化的层面是如此，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而这一切都与统治者开放的心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唐王朝的皇室李氏是否出自鲜卑人固然尚无定论，但皇室深受鲜卑文化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这一点，宋代大学者朱熹早已经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评价唐代皇室的一些做法的时候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也就是说，李氏家族受到北方民族风俗文化的影响，做出过许多在中原传统礼法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说，李氏家族的一些事情，按汉族传统礼法来看是失礼甚至是极其错误的，而按着鲜卑人的风俗却是非常正常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婚姻方面。

由于草原生活的艰辛，没有成年男子的家庭是很难在草原上生活下去的，所以，北方民族普遍不存在丈夫死后妻子要为之守节不嫁的习俗，而是流行一种特殊的婚俗，学者们称之为“接续婚”或“转房婚”。所谓“接续”，是指丈夫去世后，妻子改嫁给丈夫的兄弟或者叔侄。就男方而言，是同一家族的男人接替娶同一个女子。甚至在父亲去世后，他的长子可以接着娶除自己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妾为妻。汉王朝与北方民族和亲时，也尊重北方民族的这种婚俗，下嫁的公主在丈夫去世后往往改嫁给继任的统治者，也就是她丈夫的其他妻子所生的儿子。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在呼韩邪单于去世后就曾改嫁给他的儿子，并与之生了两个女儿。这种婚姻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以保证孤儿寡母的生存，也能增加家族内部的凝聚力。

按中原汉族的礼法来看，唐朝皇族中多次出现乱伦之事，如李世民杀死其弟李元吉后，将李元吉之妻杨氏纳入宫中为妃；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在李世民去世后纳其才人武则天为昭仪，后来还封为皇后。但这些如果按北方民族的风俗来看，都属于正常的“接续婚”的范畴，是非常正常和普遍的婚姻形态，根本与乱伦无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氏受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之深。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跪吮李渊的乳头，这显然也是胡俗。

史书记载，北方民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用北方民族称呼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来称呼唐太宗，唐朝君臣都不以为忤，如果不是唐朝君臣受北方民族文化影响很深，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宋代范祖禹就曾对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表示不满，认为唐太宗是“以万乘之主，而兼为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师古，不足为后世法也”。

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法曲》中，对胡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着生动的描述：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元稹是唐代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世称“元白”，还将他排在白居易之前。但少为人知的是，元稹就是鲜卑人的后裔，他的祖先出自北魏皇室拓跋氏，后来按照北魏孝文帝改皇室拓跋氏为汉姓元的规定，这一支鲜卑人才改为姓元。元稹就是《西厢记》的男主角张生的原型。据说，元稹在23岁时遇到了年仅17岁的崔莺莺，在红娘的帮助下，成全了两个人的一段恋情。但不久后元稹赴长安应试，并另娶，崔莺莺最终也改嫁他人。在崔莺莺婚后，元稹还曾以表兄的身份前往拜见，但崔莺莺拒见元稹，而是赠诗一首：“自从销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傍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元稹将自己这段经历写成《会真记》一书，成为后世《西厢记》的底本。

唐朝人受北方游牧民族风俗影响最明显的方面首推服饰。

唐朝的帽子同今时一样，依照季节的变化使用不同的面料，夏天人们常戴笠帽，而冬天常戴毡帽。毡帽最初是在北方民族中流行的帽子，用羊毛编织而成，百姓贵族通用。鲜卑人将毡帽带入中原，由于毡帽能够抵御风寒，所以在唐朝的北部地区十分流行。其中有一种能遮住耳朵的，称为压耳毡帽，多流行于平民和士兵当中。毡帽如果有檐，则称为毡笠。唐初的鲜卑族大臣长孙无忌曾用乌羊毛制成“浑脱毡帽”，很有气派，当时很多人都模仿他的样式制作，称为“赵公浑脱”（赵公是长孙无忌的爵号）。此外一些喜好打扮的人，在冬天还戴用貂皮制成的貂皮帽，这也是来自北方民族的习俗。

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曾作过一幅名为《昭君入匈奴》画，画中的妇女戴着帷帽。《旧唐书》的作者认为，帷帽至隋代才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原本不是汉族人的服饰。帷帽的形制，我们今天可从考古资料中看到，其特点是帽的四周垂丝网，拖裙至颈部，既障风沙，又防窥视，这是承袭鲜卑长裙帽之形制演变而来的。但隋至唐初，却成为汉族妇女中非常流行的帽子款式。到了玄宗开元年间，人们觉得帷帽有时遮挡住了面部，渐渐地弃置不用，但取代帷帽的也不是汉族传统帽子，而是另一种源自北方民族的帽子，即所谓胡帽。由于胡帽比较小，这样面部姿容就可以暴露出来。唐朝宫廷女性的着装特点是：身着华丽彩衣，靓装露脸、袒胸、窄袖，胡帽正符合她们对时尚的要求。

为适应游牧的马上生活与草原上寒冷的气候，北方各族的服饰虽然也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保暖效果较好的圆领窄袖袍服，与中原汉族传统的交领大袖袍服截然不同。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为加强赵国的军事实力，曾经实行过“胡服骑射”改革，“胡服”在赵国究竟流行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战国以后，中原各地肯定仍保持着汉族的传统服饰。直到鲜卑人入主中原以后，才将草原民族的服装带入中原地区。下至唐代，圆领窄袖袍服成为在中原汉族中极为流行的服装。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胡服”是这样解释的：“今时服也。”在他看来，所谓“时服”，就是唐朝人日常所穿服装。可见，唐代汉人的服装深受胡服的影响，这一点连唐人自己也感觉到了。

史书中谈到唐代妇女的“胡服”，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这似乎不够全面。就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唐代妇女着“胡服”的现象，早在唐初及唐前期就已经存在了。她们所穿的“胡服”，实际上就是北朝以来男子常穿之服，其特点是小袖袍、靴，这也是所谓的“女着男装”。

唐李凤墓（营建年代575年）壁画中，有一男装女侍，着圆领小袖袍、黑腰带、条文小口裤，双手捧物于胸前。唐房陵公主墓（营建年代673年）壁画中，有持花男装女侍。在唐李贤墓壁画中，有捧一方盒的侍女，亦是女着男装。这种开放的风气打破了儒教的男尊女卑的束缚，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唐代李爽墓（营建年代668年）壁画中，有一吹箫女伎，同样身着男装，小袖袍、黑腰带、条文小口裤，手执长箫，樱唇轻吐，姿态优美。这些唐墓壁画的人物很多是穿小袖袍的，从而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小袖袍的确是唐代早期最时兴、最通常的服装。

在壁画中还可看到另外的服饰——靴。也是在南北朝时代以后，受到鲜卑人的影响，中原汉族才开始习惯着靴。古代靴的样式与现代靴子相同，有长靿、短靿之分，长靿即今天的高筒靴，短靿即今天的短筒靴。隋唐时期不分男女贵贱，也不分胡汉华夷都经常穿用。当时的靴子因质地不同，又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皇帝所穿为“六合靴”，百官群僚有“乌皮靴”，宫廷贵族妇女多穿软地棉靿靴。

窄袖袍、革带、靴，三者合在一起构成典型的草原民族服饰，而这在唐初也是汉族中最流行的服饰。唐李寿墓（营建年代630年）壁画上：骑马侍卫二人，穿圆领小袖袍、革带、黑靴；骑马仪仗16人，皆着圆领小袖袍，苏带、小管裤、黑靴；整装待行侍者7人（其中一人为胡人），皆着圆领小袖袍、革带、小管裤；步行仪仗4人，列朝侍者8人，皆穿小袖袍、革带、黑靴。这是侍卫者的服饰。唐李贤墓（营建年代706年）壁画上的《狩猎出行图》，有40多个骑马狩猎者，簇拥着主人纵马驰向猎场，皆着小袖袍（或为圆领，或为翻领）、革带、皮靴。

唐初，甚至宫中的女子在出行时也多骑马、着靴，明显地受到草原民族妇女的影响，这种风俗在中国其他朝代是罕见的。

随着胡服传入中原的还有胡食，胡食在首都长安十分流行，《旧唐书》中甚至说，唐代长安“贵人御馔，仅供胡食”，上流社会的饮食习惯竟然完全地“胡化”了，达到仅享用胡食而抛弃汉族传统食品的程度。

胡食可以分饼、饭、酒三大类。饼主要有胡饼、烧饼、五福饼等，其中最流行的是胡饼；饭类包括胡麻饭、胡羹、胡麻羹、豆豉等；酒类最著名的有三勒浆、葡萄酒、龙膏酒。

唐代西域各民族到长安经营饮食业的很多，他们开设的酒肆，侍者多为胡女，故称胡姬酒肆。异域的美女、别具风味的饮食，还有助兴的胡姬歌舞，使这些酒店成为长安豪侠少年与风流文士常常光顾的地方。大诗人李白就是常客之一，他曾在《少年行》诗中写道：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唐代女性审美观也因受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纤瘦变为丰腴。唐代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毬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勇敢、无拘无束的性格。

鲜卑人妇女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女人说了算，只有在战争中男子才拥有决策权。受鲜卑人这种风俗的影响，自北朝开始，中原汉族的妇女地位也处于上升之中，北方汉族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之下，唐初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而其他朝代尽管也存在女性掌握政权的现象，但都仅限于垂帘听政，无法走到前台。

因为唐代妇女社会地位比较高，又出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唐代怕老婆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当数宰相房玄龄的夫人。唐太宗要赏给房玄龄美女，因为怕老婆，房玄龄死活不敢接受。唐太宗亲自开导房玄龄的妻子，但她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唐太宗命人斟了一杯醋，谎称是毒酒，说：“如果你再坚持不肯，那就是违抗圣旨，抗旨者应喝毒酒死！”房玄龄的妻子听了，毫不犹豫，接过醋一饮而尽。唐太宗感叹道：“这夫人我见了尚且害怕，更何况房玄龄！”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吃醋”一词的来历。唐中宗惧怕韦皇后，正巧当时朝中的御史大夫裴谈也惧内，有一次宫廷宴会上，有位优人写了一首“回波词”当场演唱：“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皇后听了，重赏了这位艺人，唐中宗与裴谈也只能相对苦笑。

唐朝人甚至总结出怕老婆的理论，以自我解嘲：“怕老婆原因有三：刚刚结婚时，她相貌端庄美丽，如同活菩萨，哪能有人不怕菩萨呢？中年以后，生儿育女，她越来越像母老虎，哪能有人不怕老虎呢？等到她年老的时候，脸上皱纹成堆，如同鸠盘荼鬼，哪能有人不怕鬼呢？”

受北方民族“妇贞而女淫”风俗的影响，唐代对女子婚前的贞节问题也不是很重视。像崔莺莺那样，在婚前已经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而且其故事还被前男友写成书广为流传的事，若是换作其他朝代，恐怕很难不受歧视地嫁出去，其丈夫也绝不会允许元稹来登门拜访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社会风气的确与众不同。

唐代胡乐也比较流行，所谓“胡乐”，指的是西域地区的音乐，包括乐曲、歌舞等。鲜卑人建立的北朝将西域胡乐大量引入中原地区，使之在汉族中流行开来。入唐后，胡乐更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成为一时风尚。胡乐与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唐乐正是中国传统音乐与异域音乐特别是与胡乐融合的结果。胡乐与汉乐水乳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

唐朝宫廷音乐分为雅乐、清乐、燕（宴）乐三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说：“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奏乐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唐代雅乐也并非纯“雅”，其中杂糅了胡乐的成分。唐朝最初确定雅乐时，“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用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可见唐代雅乐从一开始就是胡汉兼采的。唐朝自创的三大舞，《七德舞》、《九功舞》和《上元舞》，也是胡汉音乐融合的产物。唐玄宗时最有名的《霓裳羽衣曲》也是根据胡乐改编的。

随着胡乐的流行，胡乐在河西走廊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乐种——“胡部新声”，与龟兹乐并列。天宝年间，“胡部新声”又由河西传入长安，最终有了王建《凉州行》中所描述的“洛阳家家学胡乐”的局面。

在娱乐方面，唐代长安的胡化倾向也很明显，如打波罗球戏、元夜燃灯等，都是具有胡化特征的唐代娱乐方式。波罗球戏又名“击鞠”，唐时俗称打球。波罗球源自波斯，盛行于中亚，唐太宗时首先传入中原。元夜燃灯也是受西域礼佛习惯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节日娱乐风俗。《法苑珠林》卷三十九载，印度等地“每年至佛大神变月……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于唐国当正月十五，于此之时，放光雨花，大起深信”。每年正月十五、十六两夜，长安悬灯结彩，举行大规模的礼佛祈福活动。元宵节点灯放焰火的风俗沿袭至今。

在唐代，鲜卑人还保持着辫发的风俗。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唐太宗让大臣们作诗互相嘲讽取乐，大书法家欧阳询嘲讽唐太宗的妻兄长孙无忌的诗是这样的：“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因心浑浑，所以面团团。”所谓“索头连背暖”，是指长孙无忌按鲜卑人的习惯辫发垂于后背，故欧阳询嘲笑长孙无忌，说他的辫子连背部的保暖问题也解决了。漫裆，又作“缦裆”，即不开裆的裤，也就是满裆裤，生长于马背之上的游牧民族的裤子都是满裆裤，而中原汉族则不是如此。从欧阳询将此作为长孙无忌的特点进行描述来看，至少在唐初，穿满裆裤的风气在汉族中并不普遍。此后汉族中流行满裆裤，当与受鲜卑人的影响有关。

鲜卑人对中原汉人风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鲜卑人也在更多的层面上吸纳着汉族文化，使鲜卑人与汉人在文化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小，并随着文化的趋同出现了认知心理方面的趋同。最终，鲜卑人作为一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