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写作晚清的五年里（1/1）

《晚清最后十八年》写作开始于2011年，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要写它，一切都好像是注定。很多的细节都记不太清了，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当时看到的一则新闻——湖北武汉投资200多亿筹备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这是纪念辛亥革命最好的方式吗？

动笔之后，一开始是把它放在了天涯网上的，与网友们互相讨论和交流。一年多以后，它被评为天涯网“2012年度十大作品”，于是进入出版程序，和读客图书谈合作。我很佩服出版方在一个帖子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和我签了出版协议，也很感谢他们后来为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那时我已在《旅伴》杂志社工作九年，26岁时从记者、首席记者做到了执行主编，写帖子需要占用全部的业余时间，包括每一个晚上和周末。有一天我接到了女友的短信，她说：在我的观念里，写作是可控的，恋爱才是不可控的，但你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可控，只有写作对你来说才是不可控的，我们分手吧。

当时她在电视台工作，工作繁杂忙碌，在她特别需要关心和倾诉的时候，我总是不在她身边。

我原本以为我的写作生活就要这么继续下去，直到2013年夏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那天舅舅从长沙打电话过来，说我老兄可能是得了一种怪病，他瞒着父母偷偷跑到湘雅医院来住院，几天后就要进手术室了。

老兄在深圳开了一家塑胶模具工厂，固定资产做到了几千万，但仍然是一个夫妻店，他负责业务，嫂子负责财务，小孩还在上学，在生病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去陪伴，因为工厂还需要运转，每天还有事情都要处理，工人还需要发工资。

我从杂志社请好假，跑到长沙去陪伴老兄。八个小时的手术过后，大夫告诉我：情况很不乐观。在他们开会诊会议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听到了“六个月”这样可怕的词语。

安顿好老兄后，我一个人跑到医院的楼顶上，号啕大哭了半个小时。我觉得人生很荒诞，几天前我还只想着如何做好杂志选题，现在只能一个人躲在楼顶哭泣。然而我也作了一个决定，当我回北京办好辞职手续再回到湘雅医院病房时，我发现老兄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中巨大的行李箱。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

我每天睡在病房里，照看输液，买饭喂饭，端屎端尿，洗衣服，去旁边的民居给老兄做好吃的，陪他聊天解闷，搀扶他走路，去楼下晒太阳，抽空的时候就联系国内外一切可能的医药信息。有一天，同病房里另一个陪床的壮汉突然塞给我一袋熟食，说这是他特意回家亲手做的。他说：“小伙子我觉得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你对你父亲真是太有耐心了。”

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父亲，他是我老兄。这个人听后怔住了，他拍着我的肩说：“相信我，兄弟，你们是会创造奇迹的！”

那一刻我跑到楼道里哭了。

我知道老兄其实是最不容易的。自小我和老兄“画风各异”，我沉浸在书本世界里，老兄却更爱玩闹，用学费买衣服，和人谈恋爱，打架，下馆子，花钱大手大脚，后来读到高中死活不读书了，一会儿要去学武术，一会儿又跑去做音箱生意，大半年的时间把家里的积蓄亏得精光，不得不南下广东，从工厂的一名保安做起，这才开设工厂。我是职场人士，有了事还可以辞职一走了之，他却不能“辞职”，哪怕是进了医院，两部手机还是响个不停，还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我只能用心去照顾他。

病房里经常有需要你在一分钟之内作决断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接下来如果用这一种药，医保可以报销，但还有一种从外面购买的进口药品，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5万元一小瓶，一次输液用两小瓶，10万元。我问疗效如何，大夫说理论上会更好，但这种病原本就是没有保证的，所以疗效也不能保证。那时候我经常盼望着时间可以慢一点，这样用下一个10万的时候，也可以慢一点。

有一天，老兄突然对我说，一会儿他有个生意上的朋友要过来看他，他不会有事，叫我别担心。这个人进了病房后，和老兄聊了一会儿，老兄突然表现得十分痛苦，不断地喘着气。那个人见状，十分难为情，欲言又止了好一阵，终于留下一句“你好好养病”就走了。我想起老兄的话，突然明白了：这个人不是来看望老兄的，是来要钱的。老兄的工厂因为一时周转不过来，拖欠了他的货款，他见到老兄病重，这才没好意思开口。

我跟老兄商量，把工厂里的原料先低价卖出去一批，付掉他的货款，等资金周转过来后，再把原料高价买回来。这人也是中小企业主，他的资金周转也很困难，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不会跑到病房里来催款的。

治疗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大夫过来告诉我们，再过几个疗程，头发可能要全部掉光了。晚上，老兄对我说：“你扶我下楼去吧。”原来，他要去找家理发店，剃个光头，然后跟我去买了顶帽子戴在头上——是的，即使病重，人生也要主动。

病房里经常会有告别的时候，可能上午刚认识的病人，下午就见不到他了。陪床的人告诉我，病人在病重的时候，会很没有主张，也会很敏感，陪床人任何一个细微之处的言行都会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老兄在治疗期间，只能吃特别清淡的饭菜，不能放任何配料，也几乎没有盐。我每天和老兄吃同样的饭菜，跟他一起吃饭，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是的，我就是要用这种看似可笑的方式来告诉老兄我会一直陪伴他，给他信心。

几个月过去了，冬天来了，有天傍晚，陪他在楼下散完步后，我对老兄说：“你先上去吧，我等一下再回去，我再去吃点儿东西。”

刚刚路过一家麻辣烫摊点，香飘四溢，实在是太诱人，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跑回摊前一顿猛吃，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我把老板的一瓶辣椒酱吃得精光。

我以为老兄早回病房了，但当我走回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楼下的花坛上坐着一个人。天空中飘着小雪，他的背影很孤独，那是老兄，他没有上楼，他坐在那里等我回来。

回到病房后，我觉得心里很难受，躲进卫生间里无声流泪。我责怪自己明明知道最想改善口味的是老兄，他肯定比我更想去吃，可是我为什么没能忍住？

几个月以来，似乎已经流尽了自长大成人以来所有的泪水，很多的时候，我一度认为我们兄弟俩人生会过不去。但那一刻，我觉得人生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我要把这种力量告诉我的读者。

在从北京拖过来的那件硕大的行李箱中，除了衣服，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每天到深夜，当病房熄灯、老兄睡去之后，我把病房里的椅子搬到走廊上，借着光亮打字。值班护士过来管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了。医院里没有网络，遇到对史料有疑问的地方，我只能先记录下来，等到一个集中的时间去附近的网吧上网。我必须拿手机定好闹钟，因为我怕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病房里还在输液的老兄。

我用这种方式完成了《晚清最后十八年》第二部。

六个月过去了，十个月过去了，在所有亲人和朋友的努力之下，老兄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他可以出院了。后来老兄跟我说，我原本以为我们只是兄弟，现在看来你还是上天派来救我的。

我们抱头痛哭。

是的，书本里的世界很广阔，但如果我们不能从小事做起，不能善待身边人，学习历史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真正的磨难，又怎会有真正正确的价值观？当我们积极面对困难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会有个声音告诉你困难是暂时的，你是在做正确的事。

无论世界多么荒凉，心中的光明总要靠自己点亮。

老兄回到了深圳，我回到了北京，写作还在继续。我发现我有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只要发现银行卡上的钱还够付半年的房贷，就总想着辞去工作，专心完成剩下的作品，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一心不能二用的人。父母反而担心我了，他们从深圳跑过来，监督我好好上班，也监督我找女朋友。

辞职之后，我每天拿着包，从家里出去，有时候是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有时候是在公园里，继续写作。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经常过火车的铁路，那里永远停着一辆货车。大部分的时候，我坐在铁轨旁打字。对面是一棵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叶子开始从树枝上掉下来了，原来时间已经快过去三个月了。

我在这里完成了日俄战争对马海战的写作。

父母告诉我，他们要回去了。我很愧疚，让他们监督的事情都落空了，父母其实早就发现了我的秘密。后来他们跟我说：“孩子，你每天拿着包出去，但有一天你是穿着拖鞋出去的，我们又怎么能再给你压力呢。”

五年了，写作已经成了一种生理需要。将你的人生，像毛巾浸在水里一样浸在孤独里，拧干了，便是人生的辽阔。我想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去遇见和把握一份属于自己的缘分。我希望将来这套书再版的时候，也能够写下献给某人，我相信我能够组建幸福的家庭，我们在听从内心声音的路上走了多久，幸福的到来就会走多久吧。

五年了，还去过很多的地方，每当史料不能给我答案的时候，我总要到历史人物曾经涉足的现场去转一转，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为什么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是因为我们的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有一个地方是留到最后才去的：浙江海宁。

1916年，绕地球已经数周的孙文回到了国内，他应朋友之邀，来到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

钱塘江汹涌的大潮，当它涌来时，如万马奔腾，巨浪滔天，惊涛拍岸，地动山摇，卷走了它面前的一切！

这样的场景，令看惯大风大浪的孙文也无比动容。

观潮过后，他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他应该写点什么。

孙文似乎看到一种人世间最本质的东西，而这也是我们最终要讲述的历史规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黄治军

于201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