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元私学——春秋、战国（1/1）

殷商西周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的时代，文化由王室控制，学术尚未分解，《庄子·天下》称其为“皆原于一”的“古之所谓道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前720）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西），是为东周，其前段因鲁史《春秋》记载而得名“春秋”（前770—前481），后段因列国争战而称“战国”（前481—前221）。东周天子大权旁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政出大夫、陪臣执国命[2]。天下大乱导致“礼崩乐坏”，但春秋尚无私门著述，仅有的典籍如《诗》《书》等由王室或公室文化官员（所谓“缙绅先生”）整理、授受；至战国，缙绅先生掌握的“旧法世传”之学分解为私门之学，“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3]。

春秋末叶和战国，是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4]的特别时段，呈现一元文化离析、多元文化发展的灿烂景观。

殷商、西周都是官学时代，但两者间又有显著差异。

就殷商而言，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合二为一，这种帝祖一体的宗教观支配全社会，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5]，而神权又从属王权，具体的执掌者是王室内的巫、史、祝、卜。这种“巫史文化”或“巫卜文化”当然是一种“官学”，不过其“学”为宗教神学所充斥。

在殷文化的基础上，周人有所“维新”，其要者是天帝崇拜与祖先崇拜分离，并使社会意识的重心从“尊神”转向“重德”，形成一种“以天为宗，以德为本”[6]的文化。然而，殷商的文化官守传统在西周却得到保持和加强，“王前巫而后史，卜筮鼓侑，皆在左右”[7]。天子又在国都设立“国学”，各级贵族在封地设立“乡学”，文化教育与平民无缘，即所谓“礼之专及”。这种“学在官府”的文化政策，与同时实行的“土地国有”和“宗法制度”相互为用，掌握天下土地、身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同时也是观念世界的主持者。

时至东周，天子的权威在夷狄交侵、诸侯争霸过程中大为衰减；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土地国有（王有）向土地私有转化；此外，兼并战争使人才问题突现出来，各级统治者不得不在宗法制的“亲亲”之外，同时实行“贤贤”。这一切都逐步动摇着西周官学的根基。进入春秋末年，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进一步丧失和一些公室的衰落，边鄙之地的文化繁荣起来，身为夷人的郯子到礼仪之邦鲁国来大讲礼乐，使鲁人自愧不如，所以后来孔子感叹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8]与此同时，传统的“国学”和“乡学”有倒闭之势，文化发达的郑国甚至有人公然提出“毁乡校”之议。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王室及一些公室的衰败，国学及乡学的难以为继，使得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出走。《论语》说：

大师挚适齐，亚饭千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9]。

这段话描绘出春秋末期的一幅王室乐队四散图，由此可以推见当年王纲解纽、学术下移的普遍情形。

春秋末年，私立学门者不乏其人，如周守藏史老聃“见周之衰，乃遂去”，私自著书兴学；又如鲁国乐师师襄、夷人郯子、郑国的邓析，以及苌弘、王骀等，也都收徒讲学。而创私学、兴教育最有成绩的是孔丘，相传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图为孔子讲学的场景。

王室文化官员下移列国、混迹民间，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最直接者便是学术授受从官府转向私门，所谓“官失而师儒传之”[10]。春秋末年，私立学门者不乏其人，如周守藏史老聃“见周之衰，乃遂去”[11]，私自著书兴学；又如鲁国乐师师襄、夷人郯子、郑国的邓析，以及苌弘、王骀等，也都收徒讲学。而创私学、兴教育最有成绩的是孔丘，相传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2]。私学勃兴，“知识产权”也就非王官专有，学问渐次播散于鄙野民间。近代章太炎概括晚周的这一转折说：

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13]

以此为契机，殷商、西周一元未分的王官之学转变为东周多元纷繁的百家之学。

春秋战国间，与私学涌动密切相连的，是作为知识阶层的“士”的勃兴。

士，在殷商、西周本指贵族的最低等级，由卿大夫封予食地，士以下便是平民和奴隶。春秋时，作为贵族下层、庶人之上的士，多为卿大夫家臣，有的保留封地，所谓“大夫食邑，士食田”[14]，不脱贵族余韵；有的则打破铁饭碗，以俸禄为生，成为自由职业者。“士竞于教”[15]，多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偏重于射、御等武术的为武士，充任下级军官，如孔丘的父亲叔梁纥即为武士；偏重于礼、乐、书、数等文术的为文士，担任文吏，如老聃曾任周守藏史（王室图书馆馆长），孔丘曾任委吏（会计）。

“布衣卿相”在春秋、战国间已不罕见。作为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士为公卿大夫所倚重。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霸主都以招贤纳士著称。图为佚名《晋文公复国图》。

春秋末期以后，士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人们不再追究其在宗法等级中的身份，庶众皂隶因“积文学，正身行”[16]而上升为士的，屡见史载。如淳于髡便由赘婿而为“稷下学宫”的名士；虞卿原为草鞋挑担的苦人，后来成为赵国上卿。“布衣卿相”在春秋、战国间已不罕见。作为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士为公卿大夫所倚重。齐桓公（？—前643）、晋文公（前697—前628）等春秋霸主都以招贤纳士著称；战国时公卿大夫更竞相争取士人，最著名的“养士”贵族是齐国的孟尝君（？—前279）、赵国的平原君（？—前251）、魏国的信陵君（？—前243）、楚国的春申君（？—前238）。“四公子”门下豢养食客数千，多为有某种才能技艺的士人。而士的向背，确乎关系列国盛衰，故有士“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17]之说。

春秋战国间的士，是继殷商、西周的巫史之后的又一个知识阶层。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使士人从沉重的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再像巫史那样全然依附于王室，而赢得了相对的人格独立。精神产品在王官内制作的状况，逐步转变为由知识阶层中某些个人独立创作，百家之学遂应运而生。

与昔日的巫史和同时代的其他阶层相比，士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身份羁绊，形成新的品格——

一胸襟博大，以天下为己任

士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他们能超越自身经济地位的狭隘限制，而有坚定执着的志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18]。士不以个人生活安逸为念，“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9]。其怀抱开阔，“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先秦诸子的理想各不相同，对“道”的诠解也大有差异，但以弘道为务，则是各家士人的共同特点，“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21]。孟轲放言“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22]，正表达了战国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心态。

春秋时，作为贵族下层、庶人之上的士，多为卿大夫家臣，有的保留封地，所谓“大夫食邑，士食田”，不脱贵族余韵；有的则打破铁饭碗，以俸禄为生，成为自由职业者。“士竞于教”，多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

二政治参与意识强烈

春秋战国的士，虽然主张各异，却无不有着炽烈的政治参与愿望。孔丘三月无君，则惶惶不可终日，他还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3]。孟轲奔走于王侯之间，并宣布“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24]，急于向社会和执政者推荐自我，以图一展抱负。墨翟及其弟子则直接拿起武器，出智尽力，参加宋国的自卫战争。即使“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25]的老聃，其实也深切关注社会政治乃至军事斗争；放任自然以“逃虚空”的庄周，却有“应帝王”的种种设计。至于法术之士，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直接，战国列强先后兴起的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其策划者乃至主持者多由这派士人担当。

三道德自律严格

春秋战国的士，当然有朝秦暮楚、寡廉鲜耻之徒，但更涌现出许多终生不渝追求理想的高人义士，这与当时正在兴起的道德自律有关。例如，儒士崇仁尚义，倡君子行，有一种超越物质享受的精神追求，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自励[26]。墨家推崇的“兼士”，交相利，兼相爱，为道义可以“赴火蹈刃，死不还踵”[27]。法士则循名责实，严正无私，一断于法。

孔丘三月无君，则惶惶不可终日，他还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图为清代释目存《三教图》。

时代呼唤人才，人才推进时代。先秦士子群体，应时而兴，才俊辈出。思想家如老聃、孔丘、墨翟、孟轲、庄周、邹衍、荀况、韩非，政治家如管仲、子产、晏婴、商鞅，军事家如吴起、孙武、孙膑，外交家如蔺相如、苏秦、张仪，史学家如左丘明，诗人如屈原、宋玉，论辩家如惠施、公孙龙，医家如扁鹊，水利家如李冰、郑国，天文家如甘德、石申，可谓群星璀璨，蔚为大观。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世界古代史上，就学术人才出现的密集度和水平之高而论，与中国春秋、战国的士人群体可以并肩比美的，大约只有古希腊的群哲。

殷商、西周的“官学”转变为东周的“私学”，进而发展为各种学派。各学派的创始人及主要思想家称“子”。先秦诸子以春秋末年的孔墨显学勃兴为开端。而诸子正式形成，并竞相争鸣，则在战国年间。其时之所以出现文化多元发展的盛况，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春秋战国去古未远，保有较多原始民主的遗存，因而“处士横议”[28]尚未如后世那样被视作大逆不道。第二，周天子尸位素餐，列国各行其是，所谓“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29]，政治多元为文化多元提供了条件，正如荀子所说：“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30]第三，正因为政治的及观念的权威尚未树立，而原始民主遗风犹存，故当年士子普遍富有批判精神。孔子有“苛政猛于虎”的评论；墨子怒斥“今王公大人”“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31]；孟子则认定推翻暴君是正义行动；老子谴责“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韩非子则对“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现实给予抨击。这种犀利的社会批判精神增强了诸子学说的锐利性。

儒家是殷商以降巫史文化的承袭者，又特别发展了西周的礼乐传统，保有三代的先王观，言必称尧舜，而尤其推崇文、武、周公，是一个重视血亲人伦、追求现世事功的学派。图为唐代阎立本《孔子弟子像卷》（局部）。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对战国诸子竞起的因由有一精要说明：

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

西汉史家司马谈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32]；西汉末年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十家[33]。就思想成就而言，足可称道者主要有如下几家——

一儒家：“复礼”与“归仁”

儒家是殷商以降巫史文化的承袭者，又特别发展了西周的礼乐传统，保有三代的先王观，言必称尧、舜，而尤其推崇文、武、周公，是一个重视血亲人伦、追求现世事功的学派。创始人为孔子（前551—前479），学说记载于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的《论语》中，要旨是“礼”与“仁”。礼指宗法制度下的行为规范，孔子要求人们以礼约束自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4]，并自我克制，以达到礼的要求，此即“克己复礼”[35]。如果说，礼是外在规范，仁便是思想内核，只有礼的外形，而无仁的实质，则毫无意义，“人而不仁，如礼何”[36]？孔子从西周已出现的“仁”这一概念，发挥出多重含义，如“仁者爱人”[37]“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8]等。总之，从思想深处强化宗法血缘纽带是“仁”的精义所在，也是儒学区别于其他诸子的显著特征。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较重要的是“孟氏之儒”，即孟子一派；和“孙氏之儒”，即荀子一派。

孟子（约前372—前289）承袭曾参（前505—前436）、子思（前483—前402），侧重发展孔子的仁学，力主“法先王”，阐扬“王道”“仁政”理想，并以人性善作为仁政说的人性论基础。孟子还发挥《尚书》“民为邦本”及《左传》的重民轻神思想，倡言“民贵君轻”，将民本主义推向高峰。其学说载于《孟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承袭仲弓，侧重发展孔子的礼学，力主“法后王”，通过礼与法规范社会，达到“一天下”目的，人性恶则是其礼学的人性论基础。荀子是先秦思想的综会者，奠定秦汉帝国文化的基石。其学说载于《荀子》。

二墨家：“兼爱”与“尚同”

墨家与儒家在先秦同为“显学”。其创始人墨子（前478—前392）曾研习儒学，后来反戈一击，成为儒学最强劲的反对派。墨家学说载于《墨子》。墨子及其门徒多出身游侠和工匠，作为庶众代表，他们不满殷周以降的等级秩序，抨击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儒家。墨家从克服社会弊端的需要出发，提出自己的学说：“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39]墨学与儒学的最大差异在于，以“兼”代“别”，以普遍之爱也即“兼爱”取代儒家的等差之爱，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40]；而实现兼爱的前提是“尚同”，也即对“义”的同一理解。此外，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相对，墨家讲“天志”“明鬼”，企图借助天的意志推行尚贤、尚同，为下层民众争取生存权利。墨家切近民事劳作，故其知识论重实证，其逻辑思想开辟中国逻辑史的先河，“墨辩”与希腊形式逻辑、印度因明学相并列，为世界古典逻辑的三大流派。《墨经》还记载科学技术知识，在几何学、光学、力学等领域多有卓见。

墨家与儒家在先秦同为“显学”。其创始人墨子曾研习儒学，后来反戈一击，成为儒学最强劲的反对派。墨家学说载于《墨子》。墨子及其门徒多出身游侠和工匠，作为庶众代表，他们不满殷周以降的等级秩序，抨击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儒家。图为当代庞茂琨、刘晓曦、王朝刚、郑力、王海明《战乱中的墨子》。

墨子身后，墨家分化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派。由于墨家的平民性不见容于秦汉以降的专制政治，其学衰微，墨家渐被理解为游侠。中绝两千年的墨学，到晚清才重新被人垂顾，其平等要求和科学实证精神，在近代中国再度闪耀光辉。

三道家：“无为”与“自然”

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规律或宇宙本源。以“道”为学说核心内容的学派称道家。创始人老子（约前580—前500），其思想在战国时经过后学搜集、修订成《道德经》（后来又称《老子》）。老子的社会政治和人生主张是“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其战略观是“柔弱胜刚强”。道家以“自然”为最高范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1]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使人陷入“大伪”，主张“绝圣弃智”，复归于人的本性，走向“自然”。

庄子（约前369—前286）承袭老子思想，更进而导向虚无和相对主义，并在老子“出世”的基础上，倡“超世”“顺世”“游世”，认为“虚己以游世”[42]是人生最高境界，而“心斋”“坐忘”则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修炼办法。其学说载于《庄子》。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共同构筑中国式的人生态度，士大夫进可“入世”，治国平天下；退可“出世”，归隐林泉。统治者既可用儒家学说求得文治武功，又可用道家学说确保休养生息。“儒道互补”，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

庄子承袭老子思想，更进而导向虚无和相对主义，其学说载于《庄子》。图为现代俞明《庄周梦蝶》。

四法家变法”与“专制”

“法”与“礼”同为古代法权形式，但礼讲上下尊卑之“别”，而法讲“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之于一”[43]的“齐”。宣扬并推行“法”的学派，便是法家。法家起源于春秋的管仲（？—前645）、子产（？—前522），前期代表为战国初年的李悝（前455—前395）、吴起（？—前381）和商鞅（约前390—前338），其思想的主题是“变法”，力主以今法取代古礼，声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44]，背弃儒、墨、道所崇奉的先王观，而倡导历史进化论。后期代表为战国末年的韩非子（约前280—前233），他是荀子的学生，又承继老子法术和前期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提出以法为本，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三者结合的“南面术”，以充作“帝王之具”[45]，并辅之以赏（德）罚（刑），使帝王能利用众智、众力，集大权于一身，“操杀生之柄”[46]。《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秦王嬴政读韩非书，感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而中国第一个一统帝国——秦王朝，确乎是以法家代表作《商君书》和《韩非子》提供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蓝图建造的。汉代以降各王朝，虽因法家赤裸裸宣布专制，而不便公开张扬其旗帜，但法家的“法”与儒家的“礼”同样为历代帝王所惯用。两汉以降帝王的典型形象是——一手捧着儒家经典，宣示教化；一手高举法家利剑，厉行专制。

除儒、墨、道、法这几种或为当时“显学”，或为后世思想主潮的学派之外，先秦还有一些学派亦颇有建树。如又称“辩者”“刑名家”的名家，以“控名责实”为务，讨论概念（名）与事实（实）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惠施（约前370—前310）主张“合同异”，强调事物的同一性；公孙龙（约前325—前250）主张“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名家对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有特殊贡献。

又如研讨军事的兵家，分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谋家、兵技巧家，代表人物有孙武（约前545—约前470）、孙膑（约前380—前325）、尉缭（战国中期）。孙武及后学所著《孙子兵法》把战争提到“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高度，确立一系列观照久远的战略、战术原则，将军事辩证法发挥到极致，被尊为“百世兵书”。孙膑及后学所著《孙膑兵法》特别强调战争规律（“道”），包括对民心向背、敌情、天时、地形的把握，是一部杰出的兵书。先秦兵家不仅影响军事学至远至深，其丰富的谋略思想也为各行各业所借重，时至现代，更成为世界各国竞相研习的“中国智慧”。

再如阴阳家，倡“阴阳五行”说，代表人物邹衍（约前305—前240）在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相克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五德终始”说，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心理皆有广泛影响。

先秦诸子争鸣，当然不乏党同伐异的激昂和偏执，但那一时代的文化主导精神是“和而不同”。《国语·郑语》指出：

孙武及后学所著《孙子兵法》把战争提到“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高度，将军事辩证法发挥到极致，被尊为“百世兵书”。图为孙武见吴王阖闾，吴王知道他能用兵，拜他为大将。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和而不同”表现在学术风气上，便是承认差异，既不封闭，也不盲从，对前人和外人的思想加以扬弃、综合。先秦诸子各有性格，如儒的醇厚、墨的谨严、道的超逸、法的冷峻、名的致密、阴阳的流转，绝无雷同，各自独步千古；然而，诸子又并非各不相及、自闭门户，他们遵循“和而不同”路线，广采博纳，在融通的基础上攀登新的学术高度。如荀子以孔子儒学为主宗，又吸纳法家思想，批判诸子各派，礼、法兼治，王、霸并用，成为古代思想的综合者。韩非子师承荀子，改造老子学说，统合前期法家思想，而集其大成；成书于战国晚期的《易传》更综会儒学各派，又吸纳道、法、阴阳诸家，全篇洋溢着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又蕴含墨家、法家式的冷静和道家、阴阳家的辩证思维，体现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47]的一与多的统一。

“和而不同”是诸子竞存的晚周学术的精义所在。这一优良传统，后来虽一再被文化专制所压迫摧折，却始终不曾泯灭，时如地火潜行，时如热泉奔涌，使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

文明作为历史产物，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发展的。文明古今沿革，有其时代性；文明因环境之别，又有地域性。而周代封国林立，更强化了上古以来的文化区域分野，所谓“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48]。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已能准确辨别卫风、齐风、唐风等不同乐曲的地域格调。[49]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的《国风》部分按十五个地区汇编诗歌，显示各地风土人情之异，倡文化地域类分的先声。

先秦诸子林立，其学派性来源于纵横两方面。就纵向而言，诸子皆承继某先哲统系；从横向而论，诸子又各获域分特色——儒、墨以鲁为中心，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源于南方楚、陈、宋，后北上于齐。法家源自三晋，成就于秦。阴阳家从燕发端，在齐拓展。周、卫则盛产纵横家。

文化的域分，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它始自上古，而定型于晚周。春秋战国间蔚然成风的有以下几种地域文化——

一齐鲁文化

周初吕尚（姜太公）封齐侯，领泰山以北地区，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周公长子伯禽封鲁侯，领泰山以南地区，都于曲阜。故“齐鲁”约指当今山东。远在新石器时代，“东夷”在这里创造大汶口—龙山文化，农业及制陶业都处于领先地位。夏、商时期，这里虽非居主流，却仍是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区域。而周初大封建，周公后裔受封于鲁，其礼仪规格与周天子同级，保有仅次于周天子的礼器典册。春秋时，周王室名存实亡，周的礼乐文化唯鲁国保留完好。春秋霸主晋国派韩宣赴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50]。足见华夏文明中心已移往齐鲁，尤其是鲁国。故管仲、孔丘、墨翟、孟轲、孙武、邹衍等巨子，诞生于齐鲁也就无足为怪了。

齐鲁文化由齐文化和鲁文化构成。齐、鲁两国毗邻，共同“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51]。两国公室间长期通婚，都以华夏文明正宗承绪者自居，注意保存典籍，重视教化。齐文化与鲁文化又各有特色。鲁文化依本周礼，质朴务实，尊重传统，成为原始儒学的温床；齐文化依循周礼又多变通，呈现华丽活泼、开放创新的风格，稷下学宫开设一百余年，儒、道、墨、法、名、兵、阴阳、纵横诸家荟萃一堂，成为诸子争鸣的重要场地。

概言之，稷下多辩士，邹鲁产圣人。齐文化兼有阴阳家的空灵和儒家、法家的注重功利，鲁文化则呈现周孔之学肃穆、理智的风范，以后弥盖中原，披及百代，成为中华文化的正宗。

二三晋文化

西周初，成王灭唐，封弟弟叔虞于此，为唐公。唐后改称晋。春秋时，晋国一再成就霸业。战国初，韩、赵、魏三家分晋，故称“三晋”，地括今山西全境及河南中北部、河北中南部。三晋位居中原，较早使用铁器，经济文化发达。春秋时，“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52]，成文法诞生，是法家的策源地。三晋人李悝、慎到（约前395—前315）、申不害（约前385—前337）分别是魏、赵、韩的变法主将；吴起、商鞅原籍三晋，后到楚、秦推行变法；而韩国公子韩非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赵国偏北，民风强悍，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又与胡人邻接，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53]的壮举，开学习域外文化之先河。

三晋是中原逐鹿之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54]，权术捭阖的纵横家遂在此生发，著名者有洛邑人苏秦（？—前284）、魏人公孙衍、张仪（？—前310）等。

三晋表里山河，风俗质实俭约，有唐虞遗风，而慷慨、毅武奇节之士多出其间；这里又位处要冲，是角逐智勇之地，故顺时言变、鼓舌论纵横者亦应运而生。

周初吕尚（姜太公）封齐侯，领泰山以北地区，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周公长子伯禽封鲁侯，领泰山以南地区，都于曲阜。齐、鲁两国毗邻，都以华夏文明正宗承绪者自居，注意保存典籍，重视教化。齐文化与鲁文化又各有特色。齐文化兼有阴阳家的空灵和儒家、法家的注重功利，鲁文化则呈现周孔之学肃穆、理智的风范，以后弥盖中原，披及百代，成为中华文化的正宗。图为宋代刘松年《渭水飞熊图》。这幅画描绘了一个典故：西伯侯夜梦一虎肋生双翼，来至殿下。周公解梦谓“虎生双翼为飞熊”，必得贤人，后果得贤人姜太公。他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当时姜尚正在渭水之滨垂钓。

三秦文化

秦地以今陕西关中、汉中为核心，东起函谷关，西达陇中。秦人先世是居于西戎间的嬴姓部落，西周中叶受封为附庸。西周覆亡，秦襄公（？—前766）救周有功，平王始封诸侯。“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55]与东方长期疏离，使秦文化自成格局，其特色是功利主义鲜明。秦人津津乐道于农战、攻伐、垦荒、开塞、徕民等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问题，不屑于仁义礼乐的讲究，更无意于驰骋古今的玄思，故人称“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56]。秦国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度，“亲亲”“尊尊”意识淡薄，加之统治者力图强盛，遂大批引进人才，百里奚（约前725—前621）、商鞅、张仪、公孙衍、白起（？—前257）、范雎（？—前255）、吕不韦（？—前235）、尉缭、王翦、李斯（？—前208）等富于文韬武略者从东方列国涌来，其才智得以充分施展，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57]。

秦处西陲，文化积淀不厚，而民风劲拔，勇于进取，励精图治的法家学说在此找到实施的最佳环境，后进之秦，遂迎头赶上，终于创造扫六合、一天下的伟业。秦文化不以文学优游、哲理创建见长，却以功利追求、法纪严明、实绩恢宏著称。

四楚文化

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位处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组成华夏文明雄浑壮阔的北支；楚文化则以长江中游为核心地带，造就华夏文明幽丽清奇的南支。

早在商、周之际，楚之先祖芈姓荆人鬻熊立国于今湖北荆山一带，其重孙熊绎在周成王时被封，立“楚”为国号。东周时，楚地指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楚文化影响整个南中国。

西周以降，中原地区巫术式微，而偏居南国的楚人却继续“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以“虚无”为取向，“其言洸洋自恣”[58]的道家发祥于楚地，也就势在必然了。

楚地山川绮丽，民族混杂，巫风盛行，文明与蒙昧交织，这一切又孕育了浪漫主义文学。一如意趣幽远、想象奇特、章法变幻的庄子散文；二如屈原（约前340—前278）、宋玉创造的骚体诗歌——楚辞。

楚辞的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59]，其间流露出对祖国、人民的深情，表达了追求真理、同恶势力斗争、九死不悔的精神。《离骚》将《诗》的比、兴引类手法发挥到极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60]故《离骚》“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61]。

楚辞的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它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图为明代陈洪绶《屈原像》。

屈原的其他作品也各有特色，如《九章》思君念国，随事感触；《九歌》记楚人崇祀，想象丰富；《天问》纵论天地人文，奇矫活突；《招魂》描写四方神奇，炫目惊心。屈原弟子宋玉的《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铺张排比，文辞艳丽，开“极声貌以穷文”的汉赋之先河。

晚周地域文化，富有特色的还有吴越文化、巴蜀滇文化、燕文化等，它们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共同构成纷繁多姿的华夏文明。岁月沧桑，世代变更，但域分造成的文化多样性，始终是后人取之不尽的人文资源。

屈原的其他作品也各有特色，如《九章》思君念国，随事感触；《九歌》记楚人崇祀，想象丰富；《天问》纵论天地人文，奇矫活突；《招魂》描写四方神奇，炫目惊心。图为宋代李公麟（传）《九歌图卷》。

春秋战国是一个以“力”竞存、以“势”取胜的时代，“强凌弱，众暴寡”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剧烈的兼并战争，使人们意识到天命鬼神不足依凭，提供赋役兵源的民众才是力量源泉；胜负并不靠卜者的预测，而全赖实力与智慧。遂有《孙子·九地》篇一类“禁祥去疑”破除迷信的哲言产生。

科学知识的进步，也冲淡着对神明的信仰。大约成书于汉代却反映晚周成就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表明“数”走下巫术的神坛，成为教育“国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春秋战国间天文、历法也有突出进展，如鲁国史官对恒星和日食的观测，甘德对二十八宿的确定，鲁史与周内史对“有星孛入北斗”的观测（此为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揭去天象的神秘面纱，并展示出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能力；扁鹊等良医用药石治病，较巫觋的装神弄鬼有效得多……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展，都意味着人从神权中赢得解脱。

晚周铁器及牛耕逐渐普及，社会生产力长足发展，要求劳动者在生产中表现出某种主动性，因而，注重民力、保障民众生存权益，成为一种时代要求。

上述一切，使东周文化主潮发生重大变迁。如果说，“重鬼尚巫”是殷商的文明精神；那么，经过西周“尊天敬德”的转折，到东周，经验理性高扬，进一步摆脱殷商的神权巫风，虚置神格，注重民意，“重民轻神”成为这一历史段落的文明精神。而对这种文明精神阐扬有力的是《左传》与《孟子》。

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左传》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思潮，提出“夫民，神之主也”[62]，以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3]的命题。《左传》记载并肯定邾文公（？一前614）、郑子产（？—前522）、齐晏婴（？—前500）等“重民”政治家的言行要旨——关注民心向背，不再留意上苍的恩宠与惩罚。

《左传》的民本思想，重点放在摆脱“神”的桎梏，肯认“民”的作用；而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孟子》则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强调“保民而王”。《孟子·尽心下》载称：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这里提出“民为国本”的思想，社稷（政权）为民而立，君主又系于民和社稷的存亡，由此引出“政得其民”的结论。这是站在君本位立场上，肯定“民”的重要性。

由“重民轻神”和“民贵君轻”这两个相互呼应的命题构筑的民本主义，不仅流播晚周，而且泽及后世，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秦以降，华族中虽有宗教流行，却始终未曾陷入全局性的宗教迷狂，与“重民轻神”传统有关；自秦汉起专制君权日趋强化，而能够与之对应，成为一种平衡力量的经典观念则是“民贵君轻”。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等“盛世”的出现，除综合性社会因素的促成外，民本主义中的“轻刑薄税”“制民之产”等训言的指导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一批忧国忧民的骚人、墨客在挥写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时，晚周民本思想影响的痕迹更显而易见。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正透现着《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余韵流风！

孟子提出“民为国本”的思想，社稷为民而立，君主又系于民和社稷的存亡，由此引出“政得其民”的结论。图为近代黄山寿《择里三迁》。

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都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约当中国的西周和东周），创作出包蕴着该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元典，如印度的《吠陀》《佛经》、希伯来的《旧约全书》、希腊的《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典籍。中华文化元典——《诗》《书》《礼》《易》《春秋》也在此间脱颖而出。这批典籍初步建立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如“天人之辨”方面循天道、尚人文、远鬼神、近俗世的特征；“发展观”方面通变易、守圜道的特征；“伦理—政治论”方面崇教化、求经世的特征；“君民之辨”方面民本与尊君两翼一体的特征，都对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元典初创于西周，又在东周订定发扬，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至今影响深远。

《诗》《书》《易》等中华元典的初级制作处所在西周王官。如作为商周王室文献汇编的《书》，多出自史官手笔，又由王室文化官员汇编成册；《诗》是“行人”等文化官员所采集，由太师总纂；《易》的卦画符号和解释经文，也成于西周。然而，“学在官府”的西周是一个典籍的集体制作阶段，只有进入晚周，当士摆脱王室附庸地位，赢得个体自觉以后，中华元典方开始了由文化专门家带着学派意识加工整理、阐释发扬的新阶段。

自《史记》开始，传统的说法多把孔子视作中华元典的著述和编订者，称孔子“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64]，几成通行之论。而详考元典成书经过可以发现，“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65]，孔子并非元典创作者，而是传述者，在孔子之先，《诗》《书》《春秋》及《易》的经文已有文本，而《诗》《书》《礼》《易》《春秋》的传世本，迟至战国以至汉初方确定下来。其间荀子一派儒者的“传经”之功尤著，“秦汉儒生所学习的‘五经’及其解说，大都来自于荀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元典并非儒家所专有，其他战国诸子也多出入元典，诚如刘熙载《艺概》所说：“九流皆托始于‘六经’。”今人陈钟凡更具体罗列诸子与元典的关系：

儒家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其学本六经，无待论矣；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口兼口兼，则其学本于《周易》；阴阳家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则其学本于《尚书》；法家信赏必罚；名家正名辨物，其学本于《礼》《春秋》；墨家贵节俭，右鬼神，《礼经》恭俭庄敬之学也；家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大师陈《诗》观民风之旨也。

这里所论诸子与“五经”的对应关系当然不一定准确，但认为诸子渊源于元典，又发展了元典，则是可信之论。明清之际哲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得好：“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

传统的说法多把孔子视作中华元典的著述和编订者，而详考元典成书经过可以发现，孔子并非元典创作者，而是传述者，在孔子之先，《诗》《书》《春秋》及《易》的经文已有文本。图为明代仇英《孔子圣迹图·删述“六经”图》。

经由晚周诸子的追索与创造，元典所包蕴的三代文化精华从“简单同一”向“丰富多元”转化，从而为秦汉间学术文化从“多”到“一”的整合奠定了广阔的基础。

注释：

[1]《论语·季氏》。

[2]《论语·季氏》。

[3]《论语·季氏》。

[4]《庄子·天下》。

[5]《礼记·表记》。

[6]《庄子·天下》。

[7]《礼记·礼运》。

[8]《左传·昭公十七年》。

[9]《论语·微子》。

[10]汪中：《述学·周官征文》。

[11]《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2]《史记·孔子世家》。

[13]《国故论衡》。

[14]《国语·晋语四》。

[15]《左传·襄公九年》。

[16]《荀子·王制》。

[17]《论衡·效力篇》。

[18]《孟子·梁惠王上》。

[19]《论语·宪问》。

[20]《论语·泰伯》。

[21]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

[22]《孟子·告子下》。

[23]《论语·子路》。

[24]《孟子·公孙丑下》。

[25]《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6]《论语·里仁》。

[27]《淮南子·泰族训》。

[28]《孟子·滕文公下》。

[29]《汉书·艺文志》。

[30]《荀子·解蔽》。

[31]《墨子·尚贤中》。

[32]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33]见《汉书·艺文志序》。

[34]《论语·颜渊》。

[35]《论语·颜渊》。

[36]《论语·八佾》。

[37]《孟子·离娄下》。

[38]《论语·学而》。

[39]《墨子·鲁问》。

[40]《墨子·兼爱上》。

[41]《老子·二五章》。

[42]《庄子·山木》。

[43]《说文》。

[44]《商君书·更法》。

[45]韩非子·定法》。

[46]《韩非子·定法》。

[47]《易·系辞下》。

[48]《荀子·荣辱》。

[49]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50]《左传·昭公二年》。

[51]《国语·鲁语上》。

[52]《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53]见《史记·赵世家》。

[54]董说：《七国考·韩都邑》。

[55]《史记·秦本纪》。

[56]《淮南子·要略》。

[57]《史记·李斯列传》。

[58]《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59]《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60]王逸：《楚辞章句》。

[61]《汉文学史纲要》。

[62]《左传·桓公六年》。

[63]《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64]《隋书·经籍志一》。

[65]《六经正名答问一》，见《龚自珍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