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祖的养子荣光（1/1）

郭威这辈子，过得相当不容易。

生于太平盛世的人，往往无法理解经历乱世的痛苦。像郭威的一生，则生动地诠释了“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真谛。郭威出生于唐末，成长于五代十国时期。出生后刚刚3岁，当时担任顺州刺史的父亲就死于叛军作乱；年幼的郭威还没有到换牙的年龄，母亲也早早离世。此后的很多年里，是郭威的姨妈韩氏将父母双亡的郭威拉扯成人。少儿时期的成长背景，让郭威知道民间疾苦，知道亲情的可贵。郭威尤其明白，在乱世中过上好日子，是多么简单却又是多么奢侈的一个愿望。

成年后的郭威，威猛勇武又不失谦和，有雄心壮志，却又脚踏实地。在那个战乱频仍，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皇亲贵胄尚且担忧个人安危，文人雅士也难免气节不保。少年郭威的理想，仅仅是做一个有用的人、为国为民的人，仅此而已。

郭威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时任泽潞节度使的李继韬。郭威因为李继韬的赏识而有机会从军打仗，并且成为一名下级将领。要知道，这一点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非常重要。国泰民安时期，出人头地的门路有很多，靠孝廉的名声，靠门第的高贵，靠科举的成绩。然而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从军本身就意味着比别人更加有出人头地的机会。那个时候的中国北方，短短五十多年出现的五个王朝，能够上台的个个都是军政府。

即便如此，难能可贵的是，年轻的郭威依然很清醒，他知道在这个乱世只靠好勇斗狠是远远不够的。他之前的很多人，依靠武力固然可以一时风光无限，但到最后也难免身首异处。他不想做这样的军人，甚至于，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想结束这种崇尚武力的军政府政治生态。会打仗只是乱世必备的防身之术，但这远远不是他的最终理想。在从军打仗的业余时间，读书已经成了郭威自然而然的一种习惯。并且这个时期他的结拜兄弟李琼，推荐了一本兵书—《阃(kǔn)外春秋》给郭威。这本撰写于盛唐时代的兵书，给青年郭威搭建了系统化的军事理论体系，这样的经历让他受益终生。

在这个时期，郭威还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柴氏。

在一个狂风骤雨的晚上，落魄的小军头（马步军使）郭威投宿到了一家旅店。一起住进这家旅店的，还有一个叫作柴氏的年轻妇人。柴氏颇有一番姿色，而且曾经贵为当朝皇帝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一名嫔妃。但不幸的是，战功在外的后唐庄宗皇帝李存勖，这辈子虎头蛇尾，正值壮年就在一场兵变中死于非命。

皇帝驾崩，老皇帝的嫔妃们如何处理，历来是新皇即位之后需要在后宫动脑筋去料理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对于贪淫好色的老皇帝而言，后宫嫔妃队伍往往非常庞大。对于新皇帝来说，这些老班底的嫔妃们，不管年方几何，名义上都是新皇帝母亲一辈的，碍于天理人伦，碰又不能碰，扔又不能扔，视同鸡肋。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北周宣帝宇文赟这种，把老爹宇文邕的后宫照单全收的主，其实并不多见。

老班底的嫔妃们在后宫占据了大量的居住资源。皇帝的皇宫不管多大，也就是相当于皇帝的家。寻常人家里有个三室一厅，三个卧室够不够用都不一定，皇帝家里的卧室空间也是有限的。老嫔妃们不走，新皇帝也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去精心打造一支新的嫔妃团队。

如何妥善安置老嫔妃，这是一个课题。

面对这个课题，历代皇帝想了很多办法。先秦有殉葬的传统，这是其中最为残忍的一种处理方式。比较温和的方式，是让老嫔妃们集体出家。比如在佛教盛行的北魏，佛教、道教盛行的大唐，老嫔妃们会被安排到皇家寺庙或者道观修行。比如之前讲到的武媚娘就是。

当然，混得比较好的嫔妃们，也有比较完美的归宿。比如儿子当皇帝，自己就升级为皇太后或者皇太妃。又比如，在汉、晋两代，藩王的势力很大，那么老嫔妃们在老皇帝死后，就可以到自己的儿子封国一起就藩，颐养天年。

不过在战乱不断、刀光剑影的五代，皇帝们尚且朝不保夕，更不用说对老嫔妃们有什么特别的安置方案了。因此，把前朝后宫遣散回家，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在五代时期非常普遍。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有很多嫔妃流落民间。

此时此刻的柴氏，就是从后唐皇帝李存勖后宫队伍中被遣散到民间的一位。就在这个小旅店中，年轻的柴氏邂逅了血气方刚的郭威。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柴氏却对衣衫污浊的郭威一见钟情，并且告诉自己的父母，自己就要嫁给郭威这样的男人（“后异其人，欲嫁之，请于父母”，源自《旧五代史》引述《东都事略·张永德传》）。而且，择日不如撞日，嫁人这事，说干就干。

作为两个头脑正常的普通人，柴氏的父母被女儿的大胆想法雷得外焦里嫩，并且对头脑发热的女儿进行了劝阻，他们说：“汝帝左右人，归当嫁节度使，奈何欲嫁此人！”（《旧五代史》引《东都事略·张永德传》）。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女儿你虽然现在是个寡妇，但是好歹也曾经是当朝天子身边的女人，即便是下嫁，至少也要嫁给个节度使，怎么会想到嫁给这个人呢？不过，在冲动的女人面前，父母的劝阻往往是无效的。在柴氏本人的坚持之下，柴氏和郭威，当天就在旅店中拜堂成亲入了洞房。

正史中，并没有记载面对柴氏的投怀送抱，郭威到底是如何反应。不过按照常理，面对如同电影剧本一样的人生奇遇，郭威多半会有所犹豫或者猜忌，甚至会对人生产生片刻的怀疑。不过虽然心里打鼓，郭威还是得到了一位打着灯笼都难找的贤内助。

柴氏是一个有眼光的女人，她不仅冲破家庭的阻力以身相许，而且还把随身带来的金银财宝分一半作为自己的嫁妆。凭借这笔意外之财，郭威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并且从此以后一路官运亨通。到后来，在郭威小有成就、志得意满的时候，柴氏又经常规劝自己的丈夫戒酒戒赌，这使得年轻时的郭威，纵然时有玩世不恭，但也始终没有偏离正确航向。事实证明，郭威捡到了宝。即便放在现在，万千男性中又有几个能有这样的运气遇到如此的患难有情人呢？

柴氏去世很早，但柴氏的贤惠让郭威铭记一生。发迹后的郭威依然念念不忘柴氏的恩情，他后来把柴氏的内侄柴荣收作自己的养子，并将其改名为郭荣陪伴在自己身边。

郭威真正的出人头地，是从辅佐刘知远开始的。

刘知远，沙陀族，是一名典型的乱世军阀，后来的乱世皇帝。他童年时是大唐臣民，从军后服务于后梁王朝，随同李存勖建立后唐王朝，在后晋王朝大红大紫，最后自己建立后汉王朝。这样的人，适合乱世求生，因为他迷信武力，信奉丛林法则，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阴谋中酝酿阴谋。虽然辅佐后晋高祖石敬瑭平定天下，又匡扶后晋少帝石重贵登上帝位，但刘知远却对这两个上级领导非常看不上。石敬瑭做了契丹人的儿皇帝，对契丹领袖“称儿又称臣”，石重贵则坚守自己的气节，坚持“只称孙而不称臣”；刘知远则更进一步，他觉得这两任皇帝其实都缺心眼，而自己才是一个具备高度政治觉悟的人。他的逻辑是称臣不称儿，也不能丢失幽云十六州。换句话讲：脸可以不要，但实惠却不能轻易让人。

刘知远能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他来说，理想和节操在这个乱世里并不能当饭吃，只有活在当下，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攫取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在刘知远一步步地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时候，郭威也追随刘知远，一步步达到职业军人生涯的巅峰。

公元947年，北方的契丹族领袖耶律德光俘虏了后晋皇帝石重贵，好好教训了一下这个只称孙而不称臣的“硬骨头皇帝”，并顺势灭亡了后晋王朝。趁整个中原空虚之际，刘知远在郭威等近臣的辅佐下，进入开封，刘知远自封为皇帝，史称“后汉高祖”。一年之后，刘知远病死。临死之前，刘知远将年轻的新皇帝刘承祐托付给郭威等朝廷重臣，刘承祐也就是“后汉隐帝”。

事实上，当时已经44岁的郭威，戎马半生，位高权重，已经官至后汉的枢密使一职。但他面对18岁的少年—幼主刘承祐的时候，并没有安于享乐或者拥兵自重的主观意愿。

要知道，当时像郭威这种拥兵而不自重的军头，几乎凤毛麟角。比如刘知远本人，当年虽然名义上是后晋老石家的河东（山西太原）节度使不假，但其实就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后晋面临契丹人亡国灭种危险的关键时刻，刘知远先是隔岸观火，之后又乘虚而入，自顾自地面南背北称帝了；又比如，如今刘知远尸骨未寒，刘知远的老部下河中（山西永济）节度使李守贞、永兴（陕西西安）节度使赵思绾（wǎn）、凤翔节度使（陕西凤翔）王景崇等地方军头就纷纷起兵造反。

不辞劳苦的郭威，为幼主刘承祐南征北讨。他先是起兵讨伐李守贞，逼得李守贞弹尽粮绝，自焚而死；之后，郭威又乘势逼降了叛将赵思绾和王景崇。在荡平内乱的基础上，郭威又出兵河北，大败契丹。应该来讲，郭威对得起刘知远对他的信任，也对得起刘知远临死前的托孤。在乱纷纷的五代时期，郭威这样有节操、有底线、有文化的实力派军人，可遇而不可求。

但可惜的是，刘承祐并不这么想。

刘承祐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崇尚武力的典型代表，对于他来讲，他根本不会理解郭威的内心世界，也不知道军人除了带兵打仗之外还应该具备“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的普世价值观。在刘承祐的所有认知中，他所接触的乱世武将，大都是他父亲刘知远那样的人，或者是前面提到的李守贞、赵思绾那样的人。

比方说李守贞，一辈子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为了活着可以背叛后晋投降契丹，也可以为了活着背叛契丹投降后汉。这种人的人生没有信条，有奶便是娘；又比方说赵思绾，赵思绾这种人基本上没有太长远的打算，基本上就是快活一天是一天。为了快活，不仅每天酒色财气，高兴了还要吃人肉，喝人血。（“经年粮尽，遂杀人充食。”《旧五代史·卷一百零九》）据说赵思绾酷爱吃人肝配酒喝，自认为吃一千副人肝就可以“胆气无敌”。最后这货虽然打了个很大的折扣，但也一口气吃了六十六副人肝。（“贼臣赵思绾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太平广记》）

说得直白一点，生逢乱世拼下限，而承平盛世才能拼上限。在五代那个黑暗时代里，生存都要靠拼下限，只不过郭威的思想超越了当时他的时代而存在，而刘承祐则远远到不了这个档次。更加可怕的是，刘承祐这种人，他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套用郭威的价值观。

刘承祐决定要对前朝老臣进行清洗，在他大开杀戒之前，居然没有想好合适的借口，史书上只是简单交代了一句—刘承祐长大了，不想被那些前朝的老臣所制约。（“帝年益壮，厌为大臣所制。”《资治通鉴·后汉纪四》）

好一个“厌为大臣所制”，凭这个借口，刘承祐开始在京城汴梁举起屠刀。公元950年，杨邠、史弘肇、王章等顾命大臣先后被杀掉，而且几乎都是灭九族的杀法。要知道当年老皇帝刘知远临死之前，要求帮助刘承祐治理天下的顾命大臣总共就只有五个，除了以上提到的那几个，还有苏逢吉、郭威。苏逢吉是和皇帝穿一条裤子的，皇帝想杀人，苏逢吉就负责执行。那么五个顾命大臣五去其三，掰着指头数，也就只剩下郭威了。

一不做二不休，刘承祐又将矛头对准了带兵在外的郭威，准备除掉郭威，以绝后患。刘承祐这种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迷信武力的终极高度，就是幻想用武力来实现所有的政治企图，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武力永远都是政治的辅助手段，而不能作为唯一手段。比武力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否则单纯依靠秀肌肉，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打来打去，自己就成了众矢之的，孤家寡人。纵然你有三头六臂，最后的下场也是被群起而攻之。

这还不是刘承祐最致命的问题。

最致命的是，郭威是一个带兵在外的军事实力派。从技术角度来讲，刘承祐如果要实现干掉郭威的战略企图，至少要能够想到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军事政变，这是上策；第二套方案则是正面开战，这是下策。军事政变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动手之前要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篝火狐鸣、鸡鸣狗盗，或者坑蒙拐骗偷，无论过程有多么龌龊，只要能够保证杀掉对方就可以。军事政变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成果。在第一套方案无法实施，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考虑采取第二套方案—正面开战。然而第二套方案—需要有硬实力作保证，为战争的结果做综合评估。如果不能够保证一口吃掉对手，则很容易在之后的军事对抗中出现胶着局面，甚至反被对手一口吃掉。所以第二套方案的精髓在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如果事先综合评估的结果，是无法靠硬实力进行正面对抗，那就绝对不能撕破脸，就算是装孙子也要先忍着，因为好汉不吃眼前亏。

刘承祐的无知在于，明知道自己没实力，却大张旗鼓地在京城开封大杀功臣，这等于是关闭了秘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提前通知了带兵在外的郭威坚决不能回京城，否则就是死路一条。这样一来，军事政变这条路走不通。但正面开战这条路就更扯了，因为郭威本身就是被朝廷派往河北地区对抗契丹、拱卫京师的，可以说是当时后汉政权辖区内，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

所以刘承祐是三毛钱的阴谋家、一毛钱的军事家。送两个字给刘承祐—愚蠢。刘承祐更大的愚蠢之处在于，他忘记了郭威不仅仅是带兵在外的后汉枢密使，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邺城留守。

邺城这座城市，非同一般。

我们先来看一下千里沃野、四战之地的黄淮海平原。（见图2-5）

如此大平原，一望无垠，天广地阔。没有大的河流，也没有起伏的群山，甚至连低矮的丘陵都很难见到。正因为如此，大平原地区在战争中的战略纵深极差，适合大规模野战和正规战，而不适合偷袭和游击战。平原地区的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这些当年的抗敌武装，在平原地区辗转腾挪，经常依仗春种秋收之间的庄稼做掩护—俗称“青纱帐”。南方人和北方人，经常争论一个作战意志的问题，实际上这并不具备可比性。南方河网和群山阻隔，足以满足作战人员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需要；而平原地区如黄淮海地区，很容易被外来强大敌人征服，零星反抗也不足以给敌人造成致命伤害。比如宋金战争，又比如抗日战争时期，黄淮海地区经常是大片大片地沦为敌占区，这是包括地形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造成的，不能单纯地将作战意志放大。

那么如此无险可守的大平原，果真不好吗？

实际上，我们前面所涉及到的无论长安、洛阳，还是四川与幽云十六州，都是单方面强调军事价值。我们恰恰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无险可守的大平原，具备相当高的经济价值，并且具有极其低廉的交通成本。

拥有山川阻隔，可以拒险而守的谷地平原当然好，比如关中平原、四川盆地。但像黄淮海平原这样的地方，即便守不住，也要创造条件来守。因为黄淮海平原这片开阔地，是典型的中国北方粮食主产地。在没有水患肆虐的年份，这些地方千里沃野，粟麦飘香，足以养活大量的人口和军队。所以这样的地方，往往会被军事对峙的双方反复争夺。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样的平原之上，如何才能有效布置防守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自然条件。

大平原地区没有群山环绕，就只能依靠河流水系。那么我们先来看一张黄淮海地区的水系图。（见图5-1）

图5-1 黄淮海地区的水系图

这张图给我们的结论是：对于整个黄淮海平原来讲，黄河仅仅意味着一条河，而绝大部分的面积，都是属于海河水系和淮河水系的。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属海河流域，黄河以南属淮河流域。我们这里先不谈淮河，先谈一下进入文明区域更早、存在感更高的海河流域。我们再打开一张图，如图5-2：

图5-2 海河流域图

海河流域，是一个典型的扇形冲积平原。所有河流的入海口—渤海湾是扇柄，整个海河流域，像一把巨大的扇面铺开在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区。与此同时，无数河流像人类的血管一样平铺在这个扇形冲积平原上。于是，在河流的旁边，自然自发地形成了无数个城市，城市依靠河流获取水源以及便利的交通，同时又依靠河流获取自然屏障，抵御外敌入侵。于是，海河的旁边有了天津，滦河的旁边有了承德，滹沱河的旁边有了石家庄。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降水量稀少、河流径流量有限的北方，河流这样的天然屏障，确实无法和高大的山脉相提并论，能够提供的防御也非常有限。

于是，平原筑大城，就成为另外一个平原防守策略。

城市的形成不是偶然的。首先城市的形成需要居民，有了居民才有了生产和生活，才有了商品交易，才有了“市”。没有居民作保证的城市只能称为“城”，而不能称为“城市”，充其量是个堡垒式的城郭。如果有大量人口居民作为城市的基础，则城市需要有经济能力来养活数目庞大的人口。就冷兵器时代来讲，城市周围必须有成片的粮食产地。如果城市人口越来越多，本地出产的粮食不够用，则需要通过陆路或者水路交通来运粮。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的城市人口，还需要绫罗绸缎、烟酒糖茶等经济类商品，而这些商品的流通，则更加需要交通的繁荣。

所以，平原地区建立大城和堡垒，还需要有强大的交通能力作保证。

古代交通中，陆路运输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比如骡马运粮，这事不能说不行，但是骡马也是肉长的，不是铁打的，骡马本身也需要消耗粮食。当时的中原大军远征大漠，用骡马千里运粮，很多时候粮食到不了前线将士的口中，半路上就被骡马吃光了。所以，当时最有效率的交通方式，莫过于水路漕运。对于古代人来讲，水路漕运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铁，是当时最高效最先进的交通方式。正因为如此，隋炀帝组织开凿的隋朝大运河，一直到近代，还有着独特的交通价值。

我们再来看一下隋朝大运河。（见图2-12）

隋朝大运河，南北跨越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流域，是古代南北水路漕运最为繁忙的一条河流。隋朝古运河流经海河流域的运河段，叫作永济渠。这条永济渠，是整个海河流域唯一的一条源自江南地区并且是南北走向的河流。换句话讲，如果要在河北地区修建大城，一定要考虑和永济渠连通，才能够体现出城市的交通和经济意义，才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才能有余地扩张城市。

郭威留守的邺城，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

我们来看邺城的地理位置。（见图5-3）

邺城的西边背靠太行山，通过太行八陉可以西进河东地区；邺城的北边和东边，就是太行山和山东丘陵夹在一起的一条平原大通道，整个宽阔的黄淮海平原上最细长的瓶颈地带。上一节讲到的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就是在这条平原大通道上，同建文帝的南军反复拉锯和争夺；邺城的南边紧邻漳河，漳河再往南是卫河。事实上，今天看到的卫河，就是古代永济渠的其中一段。而卫河再往南，是天险黄河。漳河是卫河（永济渠）的一条支流，漳河、卫河汇合之后，进入山东的临清、德州段，然后在这里向北流向京津。所以不管是元朝以前的“隋朝古运河”，还是元朝1291年由郭守敬重新设计改道之后的“京杭大运河”，在临清以北是基本重合的。重合的这部分运河，在山东、河北两省分界处这一段有个名字，叫卫运河或者漳卫运河。正如我们在靖难之役中提到的，卫运河以及华北陆路交通要冲—德州与河间，包括尚未提到的临清与沧州，都是卫运河（永济渠）上的名城，是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图5-3 邺城的地理位置

太行山和平原大通道给邺城足够的军事依托，漳卫运河给邺城带来的是经济繁荣与物资保障，并且在古代黄河频繁改道入海的北方，邺城同黄河的距离适中，不会因为黄河水患而波及到城市的生存发展。所以，邺城这座大城崛起于黄淮海平原，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古人深思熟虑之后的必然选择。

一句话，立足邺城建筑高墙和坚城，西靠太行天险，往东往北可以有效地辐射黄淮海大平原南下的必由之路，往南可以控制黄河，虎视中原。同时，水路运输畅通又保证了邺城的经济和人口保有量。

不过如上所述，这还远远不是邺城最要命的地方。

再来复习一下洛阳盆地地形图（见图2-11），我们发现，邺城恰好处于河北地区与河内地区在太行山脉的夹角上。从邺城沿太行山经卫河（永济渠）往西南方向，恰好就是河内地区。对于洛阳盆地来讲，北部防线隔黄河相望，河内地区首当其冲。河内之于洛阳，就相当于河东之于关中，都是在地理上连成一片，仅仅依靠黄河天险分开。于是，有邺城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堡垒在，就会时时威胁到洛阳的战略安全。西魏权臣宇文泰和东魏权臣高欢，就曾经在黄河岸边的邙（máng）山展开大战。双方各自倚重的战略据点，就是洛阳和邺城，面对黄河以北、河内边缘的邺城，黄河南岸不远拒险而守的洛阳，在军事灵活性上相当被动。所以在当时的邙山之战中，来自邺城的高欢，取得东、西两魏对抗的完胜。

正因为如此，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祖禹说：“宛不如洛，洛不如邺也。”（《读史方舆纪要》）也就是说，洛阳可以向南控制南阳盆地（治所宛城），而邺城则又可以向南控制洛阳盆地。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邺城对于黄淮海大平原的重要意义。

邺城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闪光，是在战国时期的魏国。几千年前，西门豹治理漳河的“引漳十二渠”，至今还有遗迹存在。西门豹治邺的很多轶事，很早就被选入了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

后来邺城真正开始发家，是在三国时代的曹魏。当时的曹操，充分考虑了中原布防四面受敌的尴尬处境，为了能够东西兼顾，南北无忧，精明的曹操索性搞出来五个首都，分别是—长安、谯（安徽亳州）、许昌、邺、洛阳。（“三国魏以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其中的邺城，是唯一一座坐落在黄河北岸的陪都。邺城的存在，就是为其他四个城市，提供来自北方的心理安全。

从曹操开始，连续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朝代选择定都邺城。邺城成为名副其实的“六朝古都”。如果中国北方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则邺城和长安，经常成为东、西方向上，割据双方政治军事的重中之重。不仅西魏、东魏，还有前文提到的北周、北齐的对峙，都是以邺城和长安为双方的首都（见图5-4）。而夹在邺城与长安之间的洛阳，则不幸成为双方交兵的战场，被反复地你争我夺。

图 5-4 被反复争夺的邺城

到了隋文帝杨坚代周的时候，相州总管尉迟迥以邺城为基地，起兵反对杨坚，最后兵败自杀。这件事情让隋文帝杨坚意识到：一个繁荣发达的邺城对于长安和洛阳的地缘威胁，最后杨坚决定对邺城进行焚毁。并且将原来邺城的十万人口，迁至邺城以南十八km的安阳。并且，将安阳重新命名为新的邺城。新邺城兴起之后，古邺城开始走向衰落。

古邺城虽然已经衰落，但新的邺城—安阳地处漳河与卫河之间，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古邺城在河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而不管经济和人口如何增减，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搬不走的。所以，在五代时期，新邺城还依然经常成为黄河以北抵御契丹南下的军事桥头堡。因此，我们在唐诗中会听到这样的诗句—“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杜甫·《石壕吏》）

这种情况发展到北宋时期，建都在中原四战之地的宋太祖赵匡胤，效法当年的曹操，给北宋设立了四个都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和北京大名府（河北大名）。黄河以北的重镇大名，在古邺城以东不远。大名脱离了太行山的依靠，地处华北平原腹地的隋朝大运河畔，成为南北陆路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所以，我们在《水浒传》这本书中，才经常听到好汉们动不动就要商量一下攻打大名府。直到北宋时期，大名府才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彻底替代了古邺城的历史地位。

这种情况又持续了两百多年，直到元代运河改道。永济渠被完全废弃，新的京杭大运河沿会通河纵贯山东腹地而过。华北平原上的名城大名府才被渐渐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京杭大运河河畔的临清府等地。

此时此刻，枢密使郭威就兼任邺城（今安阳）留守，手握重兵，虎踞在黄河以北的开阔大平原上。

刘承祐在开封对老臣大开杀戒，同时又准备起兵讨伐郭威的消息传到邺城。忠心耿耿的郭威，百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起兵反抗。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撕破脸的刘承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在京城的郭威一门老幼全部杀掉。实际上，这样的举动对于战争本身的走向和结局，不会有任何影响，更多的是出于泄愤和任性。

应该来讲，邺城这座城市雄踞河北，本来就是后汉政权为拱卫黄河南岸的京城汴梁（开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从邺城出发，打到黄河南岸地区，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京城汴梁既无险可守，也无兵可派。愤怒的郭威，率领军队反戈一击，由北向南层层推进，连战连捷直逼首都（开封）。城破，郭威随即进入京城。

进入京城的郭威，并没有找到刘承祐，因为刘承祐带着苏逢吉逃跑了，逃跑的途中又被人杀掉。然而即便被刘承祐杀了全家，甚至包括襁褓中的婴儿，但武装进入京城的郭威，依然是那个有底线的人。郭威并没有立即称帝，也没有对刘承祐的家人进行屠杀。与之相反，郭威首先想到的是稳定帝国局面。

要想稳定局面，郭威首先要请出德高望重的皇太后。

皇太后李氏，是刘知远的原配夫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李太后又被称为“李三娘”。民间俗语中说某个人“哭得跟李三娘似的”，其实说的就是李太后。五代短短几十年，出了很多非常有名的贤内助。比如后梁朱温的贤内助张惠，郭威的柴氏，刘知远的遗孀李太后也是。

李太后年轻的时候，刘知远因为家贫，到李太后家里提亲被拒。后来，恼羞成怒的刘知远带人去抢亲，强娶了李太后。在刘知远的整个征战和后来的皇帝生涯中，李太后在背后的出谋划策功不可没，并且李太后希望刘知远能够善待人民，以换取民心的支持。刘知远听媳妇的话，在执政的大方向上照方抓药，对于当时的乱世来讲弥足珍贵。李太后后来为刘知远生了个儿子，就是这个有些任性和幼稚的刘承祐。

刘承祐的倒行逆施，李太后曾经苦苦劝谏，希望皇帝能够刀下留人。但是最后，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郭威进入汴梁城，第一时间请出李太后，希望她能够协助稳定社会局面。

李太后尽职尽责，不负重托。

公元951年，郭威在澶州（河南濮阳）发动政变，部下给郭威黄袍加身。回到汴梁后的郭威，妥善安置了李太后，李太后后来得以善终。郭威从此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大周王朝，史称“后周太祖”。

说句题外话，郭威黄袍加身的这个澶州，其实同邺城一样，也是古代河北，也就是黄淮海平原上的重镇。澶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坐落于黄河北岸，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澶州兵变再往前追溯几千年的上古时代，这个地方叫作“帝丘”，是五帝之一颛顼的都城；澶州兵变之后半个世纪，宋辽战争多年的结局是在这个地方达成了一个大妥协—“澶渊之盟”；再往后一个多世纪的宋金战争高潮期，为抵御金兵南下，杜充于宋高宗建炎二年掘开黄河。到了1194年，黄河突然“夺淮入海”，濮阳彻底沦为黄泛区，人口和文明凋落，影响深远。

澶州的话题按下不提，回头再看郭威。

被逼兵变、登上皇位后的郭威，依然不改当初的本色。作为皇帝，他经常提醒自己是穷人出身，所以事事不敢造次。他的吃穿用度、宫廷陈设，依然保持了一个普通人的标准，而没有随着地位的上升而上升。他对穷人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即位之后立刻减免苛捐杂税，废除严刑峻法。更加重要的是，在那个黑暗的军政府甚嚣尘上的时代，他亲自去山东曲阜祭拜孔子，修缮孔庙，他试图用他的实际行动，改变整个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扭曲价值观。郭威更加没有忘记自己的结发妻子柴氏，他追封柴氏为皇后，直到他驾崩之前，后宫再没有设立皇后。

值得八卦一下的是，除了柴皇后来自后唐皇帝李存勖的后宫之外，郭威的其他三个正式册封的妃子，杨淑妃、张贵妃、董德妃，都是普普通通来自民间的丧偶寡妇。这一点上，郭威恐怕也是中国皇帝中的第一人。

郭威如此的择偶观，我们分析应该是有原因的。在那个年代，生娃是死亡概率非常高的一件事。所以很多急于求子顶门立户的男人，往往选择纳妾，纳那些身强力壮生过孩子的妇女。如果还是选择少女，对于求美没问题，求子就走偏了。要说郭威本来是不缺儿子的，只不过郭威的儿子们，当年都被刘承祐灭门了。于是，已经年近五十的郭威，如果要想迅速再生一个自己的亲骨肉，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找寡妇熟女。

当然，抛开对郭威喜好寡妇这种个人择偶观的调侃之外，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个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皇帝作风。就连选择皇妃这件事，都尽量一切从简，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而不去浪费无谓的朝廷行政力量，大张旗鼓地满足自己的私欲。

然而，郭威的皇帝生涯，只持续了三年。

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病重。此时此刻，郭威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心。他叮嘱手下人说：“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临入陵之时，召近税户三十家为陵户，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旧五代史·周太祖本纪》）也就是说，在郭威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考虑为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在自己的陵墓上不要铺张浪费，不掘土为陵，而是因山而陵。只雇佣工匠，而不用民夫百姓。没有金缕玉衣，没有专人守陵，也不用石人石马石像生。跟之前历朝历代无数庸碌无能的皇帝相比，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如此的下葬要求，只能用寒酸来形容。

郭威主动提出来的特殊要求只有一个—“只立一石记子”。也就是用一块石碑，来记载自己的生平事迹。作为皇帝的郭威，临终之前考虑的依然是流芳千古，而不是死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虚妄尊荣。

我们只能感慨，郭威是超越他的时代而存在的。唐末以来，梁、唐、晋、汉四朝加起来，北方已经连续动荡了半个世纪。不断的战争和流血，使北方人口锐减。每一个短暂的政权都疲于自保，来不及发展生产，更谈不上富国强兵。并且连续三朝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族面南称帝，正宗中原汉族反而靠边站。郭威的上位，让汉人重新夺回帝国正统，完成了类似于隋文帝杨坚的一个精简版本的“再造华夏”。从郭威开始，中国开始告别五代十国的黑暗时代，重新开启属于儒家文明的历史进程。

郭威在弥留之际的另外一个英明决定，就是立储。

事实上，郭威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在四年前被刘承祐所杀。这其中，也包括了郭威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固然是郭威个人的大不幸，但正是因为如此，郭威的立储，才给我们选择了一位足以继承郭威遗志的新皇帝—郭荣。

郭荣也就是柴荣，郭威的养子，柴皇后的内侄。当年已经成年的他，随郭威在外征战，才免于刘承祐的毒手。即便如此，柴荣在京城的三个儿子—郭宗谊、郭宗诚、郭宗諴（xián）也被刘承祐杀掉，因此柴荣成为了郭威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事实上，这个时候，郭威还有两个可能的选择—张永德和李重进。

张永德，娶了郭威的第四个女儿寿安公主，是郭威的正牌女婿。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重进，是郭威姐姐福庆长公主的亲生儿子，时任殿前都指挥使一职。和柴荣相比，李重进作为郭威的亲外甥，两个人有直接血缘关系。俗话说得好，“外甥随舅舅”，郭威生前对李重进，想必也是给予了非常多的信任与期望。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郭威生前并没有立太子，皇储这个位置长期空缺。

事实如何呢？

恐怕，真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首先来讲，在五代那个拼下限的年代，尤其在当时的北方，很多人头天晚上睡觉，都不敢保证能否顺利地看到明天的太阳，能开开心心地活着都已经很知足了。下到贩夫走卒，上到达官贵人，概莫能外。作为整个国家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郭威这种人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郭威之前的四个短命王朝，皇帝不管是传给儿子还是侄子，不管是生前有无立储，大部分都是皇位的非正常交接。甚至于很多皇帝，压根就是非正常死亡，根本谈不上交接的问题。比如后梁开国的朱温，后唐开国的李存勖，都是遇刺身亡的。当然，除了皇帝，朝廷上的大臣也不例外。前朝的刘知远身后，郭威这波五个顾命大臣，转眼就死了仨，还连累了自己的家人。郭威是五代那几十年里少有的明白人，他要是对这事心里没数，就不会急着找寡妇赶紧生孩子。随时做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准备，并且在此基础上做好死后的预案，郭威这样想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其次，柴荣叫作“柴荣”，而不是被称为“郭荣”，这事其实是正史代代相传的，后世沿用了这个叫法而已，但实际上最早对柴荣的历史记载，都是出自宋人手笔。宋人本着高度的政治正确的观点写史书，就一定会写“柴荣”。因为柴荣继承的是老郭家，而后来赵匡胤又取代了老柴家。都是异姓之间的互相取代，看起来非常合乎情理。然而，当年继承大统的柴荣，他的名字从一开始被郭威收养，就已经叫郭荣了。而且柴荣明里是被郭威收养，暗里却是为柴氏过继，而柴氏就是郭威唯一的正妻，柴荣也就相当于是嫡长子的身份。当郭威后来把皇位传给郭荣，郭荣难道会忙不迭地改名叫作“柴荣”吗？如果真这样做，柴荣是为了表示和郭威划清界限？还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后周正统呢？而实际上，后来柴荣做了皇帝，当时柴荣的亲生老爹柴守礼还在，柴荣并没有给柴守礼上皇帝的尊号，也没有给特殊的礼遇。柴荣对柴守礼，一直“以元舅礼之”，也就是始终保持着舅甥关系。这还不算完，柴荣不当皇帝的时候，爷俩有时候还能见见面，而自从柴荣当了皇帝，柴守礼就再也没有踏进过京城汴梁的大门。皇位继承权上的合法性，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柴荣在当时只能叫郭荣，而且在郭威看来，那就是视同己出，这事是常识。

第三，古代的皇帝，一般都会在生前提前指定接班人，而如果没有指定接班人，则一定会暗中培养接班人。比如前文讲的康熙皇帝，他前期指定过接班人，后期也培养过接班人。指定的接班人，那叫皇储。那么即便拿皇储来说，这个身份一旦确认，皇帝身边的人就一定能从皇帝的行动中看出端倪。比如行军打仗吧，皇帝御驾亲征，那就留皇储在京城监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否则皇帝和皇储在一起，万一被敌人一锅端了，那么这个国家的中枢神经指挥系统就失灵了。前文讲到的唐玄宗、唐肃宗、宋徽宗、宋钦宗在大敌当前的时候都是分头行动，其中也暗含着这个朴素逻辑。

我们来看一下郭威的选择。

当时郭威任后汉枢密使，兼邺城留守。京城一出事，郭威南下讨伐刘承祐，而柴荣并没有随队出征。部队开拔前，郭威是让柴荣做了邺城留守，协助郭威看着自己起家的大本营和后方的根据地；而到了后来，郭威发动澶州兵变，黄袍加身。郭威跑到京城汴梁做了皇帝，就把柴荣调到了澶州，让柴荣做了澶州刺史；那么这还不算完，到了后周广顺三年，也就是公元953年，郭威更是加封柴荣为“晋王”，并出任开封尹。

郭威的这些举动，显然都不是无意为之。

而且，柴荣被加封晋王并兼任开封府尹这件事情，到了北宋早期甚至被官方总结成了一种确立皇储的标志性动作，被后世称为“亲王尹京”现象。所谓的“亲王尹京”意思就是皇帝生前不立太子，而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把皇帝心目中的准皇储任命为“开封府尹”。皇储在晋位开封府尹之前，一般是亲王，所以叫“亲王尹京”。比如此时的柴荣，现在是晋王兼开封府尹，后来做了皇帝；而到了后来，赵匡胤生前，宋太宗赵光义当时也是晋王兼开封府尹；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赵恒，早年也不是太子，而是先做亲王，之后做开封府尹。宋太宗临死之前两年，才把赵恒确立为太子。

经过如上分析，对于郭威的选择，我们应该大概可以了然。

当然，无论是哪种说法，郭威在生前一定也经过了慎重的权衡，以致在他弥留之际，指定柴荣为自己的继承人之后，就要求李重进在自己的病榻前向柴荣跪拜，提前行君臣之礼。郭威要用这种公开宣誓的手段，来要求李重进的绝对忠诚，保证皇位交接的顺利并且确立明确的上下级关系。

我们不得不佩服郭威看人眼光之准确，也佩服郭威对于立储这件事安排之周密。从此以后，李重进成为柴荣的左膀右臂。若干年后，当后周被赵匡胤取代时，忠心耿耿的李重进起兵失败，在自己的家中自焚而死，杀身殉国，他此生都没有辜负舅舅郭威的期望。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驾崩，柴荣顺利即位，史称“后周世宗”。

柴荣的成长环境，跟其他大部分的帝王都不太一样。

同郭威自小父母双亡不同，柴荣的老爹柴守礼一直在世，并且一直活到了北宋初年。柴荣早年被送到郭威家里收养，并非因为郭威没有儿子，而是郭威的正妻柴氏一直生不出儿子。所以柴氏的哥哥柴守礼才把柴荣送到郭威家里，为柴氏过继。柴荣在郭威家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获得了更好的成长环境，尤其是教育环境。与此同时，郭威和柴皇后的言传身教，也给柴荣的成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之后的柴荣，受到了黄老之学的影响，同时在郭威的指导之下又具备了良好的军事功底。

不过，柴荣最开始，却并没有选择从文或者从武。

柴荣最早的营生，是贩卖茶叶。所以，早期的柴荣是一个商人。

作为商人的柴荣，具备精打细算和工于计较的天性，并且跟如今生意场上的老板们没有什么区别，柴荣是一个严格以结果为导向一步步实现商业计划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柴荣争分夺秒，孜孜以求，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所以，史书对柴荣的记载接近完美，但是却指出了柴荣性格上的一点小瑕疵—“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旧五代史·后周·世宗纪六》）。这里的“察”，跟“人至察则无徒”的“察”是一个意思，就是人太精明了没朋友。至于“用刑失于太峻”，则是柴荣做事操切心态的一种体现。

这是典型的商人特质。并且这种商人似的思维方式，对柴荣后来的皇帝生涯影响至深。

比如，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

北汉是刘知远后人在河东建立的割据政权，都城在太原，当时的皇帝叫作刘崇，刘崇就是刘知远的弟弟。前面说过，无论刘知远还是刘崇都是沙陀族，都是伪托汉帝刘姓。有样学样，照猫画虎容易，但是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沙陀族的基因中，天然缺乏汉地儒家一些基本的道德是非观念，更不用提纲常伦理之类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石敬瑭成了契丹人的儿皇帝，还卖了幽云十六州这事，你不能对他太过求全责备。包括刘知远，当时刘知远投靠契丹，被耶律德光一口一个儿子地喊，刘知远也默认了这件事情的存在。跟刘知远一样，刘崇投靠的也是契丹人，从刘崇开始，北汉也就彻底成了契丹辽国的一个附庸国。

北汉占的这个位置太过关键，前文我们分析过，太原这块地方相当于围棋里面的“劫材”，或者说相当于象棋里面的“相眼”，北汉卡着后周的相眼，后周的这盘大棋还怎么下?

不仅卡着你的相眼，这个刘崇居然还有志逐鹿中原。他手里的本钱不够，就从他的干爸契丹人那里借。于是，北汉居然趁着郭威去世、柴荣新皇登基的当口，主动挑起了同后周的战争。这场仗因为属于后周的反击，所以我们下文称其为“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

柴荣当然不答应。

柴荣是一个商人，是一个有家国天下之心的商人。

商人思维中有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冒险精神。

当时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没有打响之前，北汉围攻河东高平（山西高平），进而准备控制整个上党地区（长治盆地）。高平告急，柴荣认为这事的战略价值极高，综合判断之下，才决定御驾亲征。为了一个高平，为了一个远在河东的北汉，刚刚登基没几天的皇帝就要赶赴前线，看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合常理的事情。当时群臣纷纷表示，为了区区一个刘崇不值得皇帝亲自上战场，而且谅刘崇也不敢来。再说后周刚刚才办完丧事，处理内部事务更加重要。（“刘崇自平阳遁走以来，势蹙气沮，必不敢自来。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动，宜命将御之。”《资治通鉴·后周纪二》）

宰相冯道更是不答应，极力阻止柴荣亲自挂帅。

冯道经历了五代中的四个朝代，共十个皇帝，长期担任朝廷的宰相一职。皇帝都换了一茬又一茬，冯道这张老脸还是没有改变，于是后人尊称冯道为“政坛不倒翁”。冯道这样的人，生逢五代大乱世，自有自己的官场求生术。所以，我们不能对其个人品德太过苛责。更加关键的是，这个人能够长期混迹朝廷之中，一定是在执政能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否则也很难混得下去。

看到冯道据理力争，柴荣说：“我这是效法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

冯道：“我可不知道你是不是李世民。”

柴荣：“我的军队就像大山，对刘崇就是大山压鸡蛋。”

冯道：“我可不知道你是不是大山。”

柴荣不爽。

（冯道固争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资治通鉴》）

摆老资格欺负新主子，柴荣后来索性把冯道撤职了。

商人思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考虑成本，量入为出。

柴荣亲征，带着自己的所有豪华班底。最终柴荣在高平（山西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与契丹组成的联军，取得征讨北汉的决定性胜利。此后的柴荣，率领部队步步推进，直抵太原城下。

似乎，太原城指日可下，北汉崩溃在即。然而，到达太原城的柴荣，率部围攻太原二十多天，却发现后周的粮草补给已经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柴荣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想到了，但是他此次属于临时的防守反击，主要战略目的是解高平之围，于是，就把后勤补给基地放在了长治盆地（见之前的地缘分析）的泽州（山西晋城）。前面打了一场高平之战，军需补给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驱直入到太原盆地，泽州的军粮已经供应不上来了。更何况，太原这座城市十分坚固，一时半会，柴荣估计也拿不下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契丹军队正在增援的路上，最后战争发展到哪一步还真不好说。

于是经过反复权衡，柴荣决定退兵。

退兵，是一项技术活，退得不好，容易成为溃退，甚至溃败。正如当时柴荣手下大将药元福所说的：“进军易，退军难。”（《资治通鉴·后周纪三》）柴荣首先布置了外线防备的人马，大将符彦卿率部阻击契丹部的援兵，并且取得大胜；当然，还要防备被困在太原城中可能的北汉军队追击，于是就派药元福断后，药元福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此外，临走之前，柴荣下令烧毁了太原城下后周的数十万军粮。（“刍粮数十万在城下，悉焚弃之。”《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二卷》）

步步撤退，步步设防，最终成功退兵。战后，柴荣战略性地放弃了已经悉数到手的城池，全军撤出了北汉地界。

考虑成本、量入为出的战争观，这并不是第一次。后来三征南唐中的第一次，柴荣也曾经因为南方的雨季来临，放弃大好的局面，暂时放弃围攻淮西的中心城市寿州（安徽淮南），决议班师回朝。一年之后，才又卷土重来。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后世的赵光义，若干年后他也针对北汉发动过一场战争。战争初期，赵光义曾经顺利拿下了太原，灭掉了北汉。然而，胜利的喜悦让人陶醉，带着醉意的赵光义并没有仔细掂量自己投入的成本，紧接着贸然发动了对幽州的战争。结果，连续作战的宋军人困马乏，陷入了幽州城下的绞肉机中无法取胜，最终兵败高粱河。而高粱河之败，也是有宋一代，幽云十六州始终无法收回的开端。

与此相比，柴荣的审时度势，量入为出，显然道高一尺。

柴荣带兵杀入北汉境内，外科手术式的进攻之后，又旋即撤退。就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而言，已经达到了战略目的。后周一战扬威，狠狠地惩治了北汉这个北方小霸，而且还打脸契丹人，让契丹这个北方最大的敌人也不敢造次。此后的很多年，甚至到了北宋年间，北汉以及其后的宗主国辽国，都不敢主动打中原王朝的主意。可算是后周的“立国之战”。

柴荣是商人，也是老板。

老板的特质决定，在必要的时候必须独断专行，甚至六亲不认。否则，作为老板你无法带领团队。

柴荣除了是那个对郭威、柴守礼孝顺的柴荣，那个为工作尽心竭力的邺城留守、澶州刺史，他还必须是一个好的一把手，他有责任有义务带领一个王朝向前进。从这个角度考量，柴荣的人生最高标准是为江山社稷负责，而其他的约束和限制，在这个最高标准面前必须让路。甚至如果有必要，柴荣可以不为仁慈以及道德负责，但是必须为万民、为江山社稷负责。

比如，在对北汉的战争结束以后，虽然在战略上取得绝对胜利，并在撤退时实行了坚壁清野政策，成功地消灭了北汉的有生力量；从大兵压境到全身而退，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然而，在三个月的战事中，一些高级将领也陆续犯了很多错误，甚至有人临阵脱逃。对于这部分人，柴荣没有一点手软。

战后复盘，很多人上了军事法庭。

以樊爱能、何徽为首的七十多员战将，被柴荣下令斩首。

熟读儒家、黄老学说的柴荣，在行军打仗中已经很顾及自己的道德底线了。比如，三征南唐战争的初期，柴荣发现扬州兵力空虚，派人去攻扬州。出发前柴荣特意嘱咐自己的手下人，路过扬州，要保护好南唐李氏的祖陵，做到秋毫无犯。但同样是对南唐的战争中，南唐国主李璟派人送来了一百五十名士兵。这些士兵本来是后蜀士兵，在柴荣征讨后蜀的时候投降后周。结果后周伐南唐，这些人又临阵倒戈，投降了南唐。

柴荣二话没说，一百五十个人，悉数斩首。

还是在伐南唐的战争中，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楚州屠城”事件。

古楚州，在今天的安徽凤阳一带。楚州是一座小城，然而攻打楚州，柴荣亲自上阵杀敌，却依然用了四十多天才拿下。拿下楚州城之后，发生了屠城事件，史载：“周兵怒甚，杀戮殆尽。”（《新五代史·南唐世家第二》）具体人数不得而知，按照《旧五代史》的记载，应该至少有一万多人（“六军大掠，城内军民死者万余人，庐舍焚之殆尽。”《旧五代史·后周·世宗纪六》）。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周兵“怒甚”，历史的记载语焉不详，给了我们很多的想象空间。

我们认为，这次屠城，应该是艰苦围城战的一个延续。后周军队包括柴荣本人，应该是在这次战役中吃了很大的苦头，乃至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所以，随后发生的屠城事件，应该是得到了柴荣的默许。

不过，这样的屠城，在五代比比皆是。别说屠城，吃人肉喝人血的，我们前文也提到好几个。哪怕是延伸到整个古代社会的框架内，默许屠城依然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远的不说，在郭威南下进攻汴梁时，城破之前，郭威对部队的承诺就是可以放肆劫掠几天。

放在时代背景下，五代的屠城是个大概率事件，但在柴荣麾下的后周军队中，确实是个小概率事件。按照当时的常规，为了防止部队哗变，柴荣的默许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还是那句话，柴荣是为了国家社稷负责的，这是一个大前提。

作为老板，带着整个公司前进，还需要有长远的战略思维。

具有商人思维的柴荣，他的心中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这个梦想承袭自姑父郭威，最终脱胎于他自己的坚定信仰。柴荣的梦想，不仅限于结束这个黑暗的时代，他还要开启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的标志就是华夏一统，汉文化复兴。如果柴荣的心中有一个前辈需要追赶的话，那就是曾经结束三百年战乱的隋文帝杨坚。

梦想天然高于现实，所以梦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永远只是梦想。但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把梦想落地成计划，把大计划分解成小计划，先从完成一个小计划、实现一个小目标开始做起，无论再遥远的梦想，只要坚持计划，总会无限趋近于现实。

即位之初的柴荣，在朝堂之上许下了这样的诺言：“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九·世宗纪六》）时年33岁的柴荣，雄姿英发。从这一天开始，他殚精竭虑，只争朝夕地兑现自己的承诺。而事实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工作量几倍于常人地勤政不辍，他想早日看到他大大的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梦想有了，为了实现梦想则必须设计战略，有了战略才会有计划。

帮助柴荣设计战略的人，叫王朴。

王朴为柴荣详细规划了开封这座城市，从此开封不仅是五代乱世皇帝们的军政驻地，且真正具备了未来强盛中华帝国首都的雏形。王朴亲自撰写了《平边策》，这篇文章类似诸葛亮之于刘备的《隆中对》。在文章中，王朴为柴荣明确了统一中国的指导方针，那就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这个《平边策》，对于当时整个后周军界的影响非同小可，不仅柴荣生前严格按照这个大方向来制订统一全国的战略战术，若干年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的用兵，也极大地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王朴和柴荣的关系，也有点类似于当年的诸葛亮和刘备。每次柴荣外出征战，王朴就作为东京留守，帮助柴荣打理战争期间的内政外交。王朴自从被皇帝赏识而破格提拔以来，为皇帝殚精竭虑。然而几年之后，勤奋的王朴最终因为工作过于劳累，猝死于任上。王朴死后，痛失贤良的柴荣将手中的斧钺丢在地上，大哭不止。

以王朴为代表的智囊团和施政团队，是柴荣最大的执政依托。短短几年之间，后周世宗柴荣，做了许许多多之前半个世纪就应该有人做，但却始终没有做成的事情。

在军事方面，柴荣的成就极高。短短几年之间，反击北汉、西伐蜀国、三征南唐、北伐契丹，年轻的柴荣五次御驾亲征。后周身居四战之地的中原，却能以极快的速度蚕食和吞并周围的国土。

内政方面，柴荣兴修水利、开拓漕运、减免税负、澄清吏治、整饬佛教，一时之间，国家的面貌为之一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柴荣重视藏书，奖励献书。这个举措，跟当年的隋文帝杨坚极其类似。

不过，政策似乎依然有瑕疵。整饬佛教，在很多人的口中被称为“灭佛”。后世在“灭佛”问题上争议很大，有争议也就值得讨论一下。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人组织过“灭佛”，前文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就是其中一个。灭佛的皇帝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这些皇帝，被合称为“三武一宗”。柴荣就是这“一宗”。

首先讲，灭佛的皇帝，其实都还是不错的皇帝。这几个人几乎个个雄才大略，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他们组织“灭佛”，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再来看原始佛教。

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发展，人类单靠肉体和物理手段已经无法解决来自生命中的诸多困惑。于是求助于精神和灵魂层面的解答，宗教便应运而生。宗教的本质是控制人心。正因如此，世俗政治往往会和宗教相结合，宗教利用世俗政治的影响来发扬光大，世俗政治则会利用宗教来稳定政权，这是各取所需的一件事情。有了这些先决条件，两者结合自然而然会产生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

即便是到了今天，美元上面依然写着一句话“In god we trust”。意思是，我们信仰上帝。作为世界货币，美元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就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通用结算单位。即便如此，美国依然在推销他们的上帝。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精神和价值观的东西，才是人类内心最本真的东西。

佛教初来中国的时候，鸠摩罗什、佛图澄为把佛教推成国教出力甚多，同时期的始祖达摩，不也跑到梁武帝萧衍那里，是分分钟准备给萧衍当国师的节奏吗？只是最后话不投机，没谈成而已。

滥杀成性和信仰空虚的南北朝时期，道德体系崩塌，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礼教形式已经被破坏殆尽，大家可以弑君，可以屠城，可以吃人肉。老百姓无法再去相信儒家传递的微言大义。于是佛家和道家强盛了。佛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既然已经堕入了六道轮回，那就不要看今生，看来世吧；道家说，赶紧离开尘世，想办法修心，提高自身修为，以后说不定可以得道成仙。又或者，把《道德经》的小册子一摆，大家开始根据教义进行辩论，于是魏晋玄学诞生了。

佛教虽做不了国教，但还是为自己争取到了非常多的权益。这种权益，类似于当时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以及散布在各处的教会组织。这些权益包括：宗教机构可以拥有土地，可以免税，可以拥有奴仆，甚至是女人。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躲避赋税和徭役，开始想办法进入寺庙。于是帝国的版图上，寺庙越来越多，还有以国家名义成立的皇家寺院。皇家寺院往往更加夸张。比如北魏，前朝的皇帝遗孀被打发到寺庙内修行，结果这些前朝老妃嫔们又开始蓄养男宠，搞得寺庙乌烟瘴气。

于是皇帝就不干了，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为乌烟瘴气，而是国家越来越虚弱了。国家能收的税越来越少，士兵和农民也越来越少，而且不管城市还是乡村，大量位置好的公共土地都给了寺庙。

这么搞下去，国家怎么办？

英明的皇帝就开始找出路，于是就开始“灭佛”。

所以，“三武一宗”的出现不是偶然，由雄才大略的皇帝来“灭佛”，则更加不是偶然。说到底，在古代中国世俗化的国家机器面前，宗教不能因为自身发展侵害世俗政权的切身利益，只能做世俗政权的工具，这是基本前提。

不管内政还是外交，王朴都为柴荣出力甚多。

作为老板，有王朴这样的人来设计战略，何其幸甚。

老板和打工者的真正区别，就是到了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绝境，能否誓死战斗，以期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如何充分调动打工者们的积极性，是确保战略能否持续落地的关键。

柴荣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

比如，在对北汉自卫反击战中，第一战是高平之战。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刻，后周军队有崩盘的危险。而如果后周军队败在高平，也就没有后来的太原之战，以及对北汉的战略胜利之类的后话了。在后周军队士气低迷的危急时刻，柴荣就像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亲自冒着枪林弹雨冲到了阵地上。（“帝见军势危，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资治通鉴·后周纪二》）

当时柴荣手下大将赵匡胤见状，大受鼓舞，大喊一声：“我们老大都已经玩命了，我们这帮人必须誓死效忠！”（“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资治通鉴·后周纪二》）

在柴荣时期的全部六次对外战争中，皇帝本人御驾亲征的有五次，只有一次伐后蜀，是由赵匡胤挂帅。其他五次，几乎每一次柴荣都要身临险境。至少在柴荣在世的时候，他手下的赵匡胤、张永德、李重进这些人，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而慢慢成长起来。到最后，发展成能够独当一面的统兵将领。甚至，赵匡胤后来篡权，还是沿袭着老上级柴荣的套路，一步步建立了宋帝国。

老板自己牛不算牛，牛成牛群、牛出团队才是牛。

在如日中天的后周世宗柴荣面前，骑在中原皇帝头上拉屎撒尿几十年的契丹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年趁着中原战乱，契丹人时不时就来中原打打秋风，抢钱抢粮抢女人。不仅如此，得了便宜之后，契丹人还要中原的皇帝称臣，称臣不算，还要强迫石敬瑭、石重贵之流喊爹喊爷爷。如今风水轮流转，契丹人担心，自己迟早会遭遇石重贵那样玉石俱焚的下场。

而事实上，柴荣也几乎做到了。

公元959年，雄心勃勃的柴荣北伐辽国，势如破竹。柴荣用了短短六个星期的时间，连续拿下了两州三关共十七个县，契丹人除了眼看着御驾亲征的柴荣步步推进之外，几乎无计可施。眼看，汉人的传统旧地，连续几十年中原皇帝的心中块垒—幽云十六州指日可下。然而不幸的是，同年六月，行军途中的柴荣，突然染病。

后周军队，不得不班师回朝。

回东京汴梁之后不久，后周世宗柴荣溘然长逝。

我们相信，老板柴荣的死因和他的经理王朴一样，都是过劳死。

所以，我们不由得又想起来当年柴荣和王朴的那些誓言。

柴荣问王朴，自己大概能够干多少年皇帝的工作；王朴说，陛下以苍生为念，我看，干三十年没啥问题。（问之曰：“朕当得几年？”对曰：“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天高听卑，自当蒙福。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旧五代史·后周·世宗纪六》）于是，之后才有了柴荣那句著名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不过，柴荣到死，只做了五年零六个月的皇帝。对此，写书的史家告诉我们：“自瓦桥关回戈，未到关而晏驾，计在位止及五年余六个月，五六乃三十之成数也，盖朴婉而言之。”（《五代史补·卷五·周二十三条》）

换言之，五年六个月，五六三十，这才是王朴的本意。

柴荣就像企业里一位事必躬亲的老板，他用五年六个月的寿命，做了三十年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生命的怒放，全部浓缩在这短短几年之中。

柴荣像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把一生之精力，都加以浓缩和萃取，开启了黑暗世界再次跨入黎明的序幕。几年之后的赵匡胤，几乎完全按照柴荣生前的计划和路线实现了神州的基本统一，并且奠基了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两宋盛世。

郭威在天有灵，一定会为自己当年选人的眼光欣慰。

乱世郭威，这辈子历尽人世间的不幸—幼年丧父，童年丧母，中年丧子。难能可贵的是，郭威一直保持初心，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人生信念。郭威传位给毫无血缘关系的柴荣，将自己的遗志执行并发扬光大。郭威用他的胸襟与眼光，写就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一页。

郭威父子，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