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同治 傀儡皇帝 因病早亡（1/1）

同治帝载淳，是咸丰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病逝于承德，六岁的载淳即位，是为同治帝。由于同治尚幼，故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至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仅19岁，谥号“穆宗”。同治帝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农民起义，同时，兴办洋务新政，大清帝国出现了回光返照似的瞬间兴盛。

1.权力争夺，母子反目

历史上母子之间争夺权力的事情并不多见，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女人当政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而在爱新觉罗家族的暮年，面对最高权力，同治帝和他的母亲却为此而反目成仇。面对强势的母亲，软弱的皇帝终归无可奈何。

咸丰驾崩后，早有预谋的慈禧与奕訢联手对付辅政八大臣。结果，遗诏尚在，尸骨未寒，改变中国近代历程的“辛酉政变”便发生了。

三天后，皇太子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改称“祺祥”为“同治”。到十二月二日，慈禧和慈安在奕訢等大臣的多次“敦请”之下，打破了清代留传下来的禁止女性预政的祖制，共同“垂帘听政”。从此，慈禧太后便将大权抓在了自己的手中。

同治登基后，虽为一朝天子，但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自己的圣旨如同废纸，亲政的念头始终萦绕在心头，但苦于没有机会。同治十二年，十八岁的同治帝，在种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亲政了，但程序是相当的复杂，前后经过了半年的准备。

慈禧垂帘十余年把持朝政，用荣华富贵笼络了一批朝臣，他们与慈禧早已结成依附关系，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这批臣子对慈禧撤帘归政也有不安之感。

同治十一年（1872年），垂帘听政后的慈禧，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一国的大事，都要自己处理，因此，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同时，在皇帝选后问题上，自己中意的人选竟被慈安选中的人选所代替，憋了一肚子火。眼看皇帝大婚后就要亲政，她已感到形势的严峻，这一切使她焦虑不安，情绪十分不佳，时不时地生一些小病，常常因“圣体违和”，不能临朝听政帮助小皇帝处理政事。

慈安太后虽然位居东宫正位，地位高于慈禧，但她对玩弄权术没有太大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兴趣。垂帘听政原非慈安本意，因而，当同治帝大婚后，就想立即撤帘归政。但她也深知慈禧嗜权如命的个性，因而不能自作主张，免不了要向慈禧做一番“思想工作”，讲明归政后颐养天年的好处。

慈禧虽然心中很不愿意，但慈安的倡议很有道理，再厚着老脸不归政，怎么也说不过去了。万不得已，勉强同意明年撤帘归政。

此时，慈禧看到形势已经明了，不免也自我安慰一番，心想，同治帝虽然对自己不是很亲近，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无论怎样，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会跟自己商量的，这样大权不还在自己手里吗？这样想心里宽慰了许多。

同治帝和大臣们一看慈禧太后答应归政，都认为慈禧太后明事理，顾大局，内心激动不已。为了给她以心灵上的安慰和报答，于是，借着大婚的喜庆气氛，在同治十一年十月（1872年11月）举行隆重盛典，给慈安、慈禧两太后敬上徽号，慈安徽号为“端裕”，慈禧徽号为“端优”。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1873年2月22日），对同治帝来说是个幸运的日子，两宫太后正式在这天宣布撤帘。二十六日，又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年轻英俊的同治帝御临太和殿，接受王公以下文武官员的朝贺。从此以后，他就成为大清朝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了。

同治帝操权柄后，有一股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味道。他在亲政的第三天，就下令整顿财政，严禁内务府动支户部款项；谕令各省督抚举荐人才，以备任用；下令各地整顿厘金，严禁官吏侵渔百姓；让言官踊跃进谏，广开言路，以备采择……他一改过去懒散的习惯，召对大臣，细览章奏，兢兢业业，井然有序，就连御史考试，他也亲自与他的师傅徐桐商量试题。

同治帝亲政后，当然不会忘记太后归政的大恩大德。他在亲政不久，又一次举办大典，再次给两宫太后恭上徽号，慈安太后加的是“康庆”二字，慈禧加的是“康颐”二字。而且还主动增加了拨给两宫太后的“交进银”，从原来的每年银十万两增至十八万两。

但慈禧并不满足于此，她孜孜以求的是能够拥有朝廷大权。而同治帝在这一点上却毫无表示，他天天独自处理朝政，从不请示、汇报。刚开始，慈禧还能忍受，还能自我安慰一下。但慈禧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后来她发现同治帝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听话，就忍不下去了。她把同治帝召来大加训斥，而同治帝性格刚强，非常执拗。她要干预政事，同治帝偏不吃她这一套。这样一来，母子俩的矛盾越积越深，慈禧更加不给同治帝好脸色了，更是动不动就训斥，而且越发厉害。同治帝为此非常伤心，终于认清了自己生母的真面目，没想到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因此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荡然无存。

令同治更为恼火的是，慈禧蛮横干涉他的私生活。同治八年，同治帝已年满14岁，按照惯例，就该举行大婚了，大婚之后就要亲政。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视权如命，她不愿归政给同治，所以，对同治的婚事也一再向后推延。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经17岁了，西太后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只好为同治帝议婚。当时，在备选的女子中，侍郎凤秀之女富察氏，相貌出众，而侍郎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虽然相貌上较富察氏逊色，但雍容华贵，举止端庄。东太后嫌富察氏轻佻，十分喜欢阿鲁特氏，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西太后则不喜欢阿鲁特氏，因为阿鲁特氏是西太后的政敌郑亲王端华的外甥女，不愿把皇后这个位子让给这样的人，所以意欲立富察氏为皇后。东太后告诉西太后说：“凤秀的女儿太轻佻，怎能选为皇后呢？只能当一个贵人。”这话正刺中了贵人出身的西太后的痛处。两太后争议不下，就让同治拿主意，结果大出西太后的意料，自己的亲生儿子竟不向着自己，同治表示喜欢阿鲁特氏，要选她为皇后。九月，同治举行了大婚典礼，阿鲁特氏入宫，被封为孝哲毅皇后，富察氏同时入宫，被封为慧妃。

结婚以后，同治和孝哲毅皇后相敬如宾，情投意合。孝哲毅皇后不苟言笑，气度端凝，同治十分钦佩和敬重。宫中没事的时候，同治常常向皇后提问唐诗，皇后都能对答如流，同治心中极为喜欢。可是，西太后却不能理解儿子的心情，有意挑拨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因此不仅婆媳关系不好，也使母子关系进一步紧张。西太后多次向同治说：“皇后太年轻，不懂礼节，皇上不要常到中宫去，以免妨碍政务。”并且还极力赞扬慧妃贤惠，要同治多加眷爱。不仅如此，西太后还派人时时刻刻监视同治。同治对其干涉自己私生活的做法非常不满，偏偏不听母亲的话，索性独自一人居住在乾清宫，以示对母亲的抗议。

2.同治中兴，老迈帝国不甘挣扎

在痛苦挣扎中，年迈的帝国迎来了最后的回光返照似的繁荣，朝廷上下都沉醉在这虚幻的成就中。然而，外患未除、内部矛盾依然激烈，爱新觉罗家族的前途仍然是一片黑暗。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中叶后，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大开洋务运动。古时亦有人把清代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中兴的阶段，但现今普遍都认为，中兴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

同治三年（1864年），慈禧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军阀统率的湘军、淮军，扑灭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使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又延续了下来。从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爱新觉罗氏又“太平”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虽然在光绪十年（1884年）爆发了中法战争，但战争的结局，尚未造成割地赔款，受到战争刺激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加快了海军的建设，使洋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仅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訢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则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为主要内容。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但是，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因此，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19世纪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派所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于是，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在进口货物中，18世纪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18世纪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18世纪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18世纪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了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洋务运动是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创办企业可获得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从表面上来看，自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庙堂之上清议颇有正风”，而且财政收支又出现了盈余，好似一间东倒西歪屋，经过补漏裱糊之后，又“焕然一新，俨然华居矣”！同治中兴的政局反映到北京城区，就是连内城、外城都产生了畸形繁荣。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清廷财政紧张，王公、官员一度只发半俸，八旗兵丁的钱粮也颇为紧缺。再加上物价飞涨，故街市萧条。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清廷的财政收支出现了盈余后，北京城中上起王公大臣，下至八旗兵丁，又重振寄生城市的享乐颓风。茶馆、酒楼、饭庄、戏园、妓院、宝局（赌场）比比皆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吹拉弹唱，彻夜不息，呈现出末代的繁荣与豪华。

3.英年早逝，荣辱成败归空

在对母亲的无奈、对列强的痛恨中，同治皇帝撒手人寰。他的去世，终于让最高权力集中到了他母亲的手中，慈禧太后也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了，而历史留给爱新觉罗家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同治帝生性喜闹好动，自控力极差，独居乾清宫以后，离开阿鲁特氏的他，就像失去母亲的孩童，中途辍学的学生，过去的许多恶习又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同治帝在个人生活上逐渐走向了堕落的深渊。

综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尤其是清朝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勤于政事的，也是最累的。皇帝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在民间时有所闻。同治帝冲龄践祚，热衷微服出行，不是像他的祖宗那样为了国家和百姓，而是单纯为了享乐和猎奇。

起初，同治帝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同治帝经常微服出行到这里，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画珍玩。这在常人看来，在宫中太单调了，出来走走也未尝不可，感觉一下外面的世界，再选一些自己喜欢的字画也纯属正常。

微服出宫虽然影响皇帝的名声，对皇帝的身体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就出格了。独居乾清宫以后，同治帝微服出宫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而且在两个人的诱导下，私游的场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同治帝走向堕落的深渊，这两个人就是：恭亲王奕訢之子载澄和翰林院王庆祺。

在载澄和王庆祺等人的引导和怂恿下，同治帝不仅在宫内恣意取乐，而且微服出宫，到烟花柳巷去渔猎女色。在载澄等人的唆使下，同治帝微服私游，一到南城那些烟花柳巷，便大开眼界。只见梨颊娇姿，招摇过市；红肥绿瘦，眼花缭乱；打情骂俏，此起彼伏；淫声浪笑，不绝于耳；胭脂气息，十里飘香；王公大臣，你来我往；富商巨贾，熙熙攘攘。真可谓万紫千红，热闹非凡。再与枯燥沉闷、拘于礼法的宫中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从此以后，私游兴致大增，三天两头溜出宫来，直奔南城，享受男欢女爱。

同治帝从小生活在宫中大院，风不着，雨不着，皮肤自然白净，好似奶油小生，并且在出宫时，往往穿黑色衣服，越发衬托得神采奕奕，英姿勃勃，而且出手大方，因而所到之处，很受妓馆老鸨和妓女们的欢迎。同治帝只是想以妓馆声色来填充他内心的极度空虚和压抑，并不想在温柔乡里沉溺太深。但有的事情，并不是自己想控制就控制得了的，况且是这种事情。由于他几乎夜夜销魂，日子长了，再有鹿肉补着也吃不消，因此，早已被掏空了身子，四肢无力，气血双亏。同治十三年春天，他去西山扫墓踏青时，在路旁数以万计跪迎的官吏、百姓面前，竟直不起腰来。与此同时，王公大臣在养心殿上看到的，已不再是大婚初始那个相貌英俊、精神焕发的青年天子，俨然成了一个面黄肌瘦、言语迟缓的小老头了。

同治十三年九月，太监在给同治洗澡时，发现他肩背等处有很多斑疹，同治当即宣太医李德立。李德立心里一惊，根据他的经验，这斑疹可能是梅毒疹，但这种事涉及帝德清名，他无论如何也不敢说。于是，他草草开了一副清热解毒的药，同治喝了之后果然有效，红斑慢慢消退了。

十月二十一日，同治去了一趟西苑，回来就感冒了，从此一病不起。三十日，同治的脸上突然出现了红疹，下午，太医李德立和御医庄守和前来诊脉，两宫皇太后也来了，只见同治两颊潮红，瘦如骷髅。

两名御医轮流给同治切脉，过了一会儿，李德立禀告太后：“皇上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索，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接着，写下了脉案，脉案中并未说明同治患的是天花，只是含糊地写下“发热头眩，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绝”等，这样一来，既可以说是天花，也可以说是麻疹，总之未能做出最后诊断。他还开了一副由小生地、元参、牛蒡子、葛根、荆芥、麦冬、金银花、连翘、枳壳、甘草、川郁金等十一味药配制而成，以五把芦根作为药引的方剂“益阳清解饮”，同时，让同治避风调理。

第二天，同治果然全身发出了花疹，尤其是头部和脖子，全是密密麻麻的紫色疮疹。下午，两位御医在脉案中明确写出：“病症系天花二朝之喜”。十一月初二日，朝廷正式发布这个消息。

不久，同治病情恶化，最后用药无效，结束了十九年的短暂人生，将一个烂摊子留给了后人。民间对同治的死因有不同看法，一说同治死于梅毒，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同治的死，终于让慈禧重新执掌了权力。

4.病危之际，母亲夺权

父死子继，这种封建皇权观念深入人心。然而，同治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子嗣。最高权力的归属就成了一个疑问，对最高权力一直虎视眈眈的慈禧太后，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在同治帝弥留之际，慈禧小动手腕，就让儿子中了自己的圈套。在权力面前，母子之情也成了或有或无的东西。

同治帝患病不起，不能上朝处理政事，国家大事怎么办呢？同治皇帝为了不被别人利用，随即谕令军机大臣兼帝师李鸿章代自己批答奏章。李鸿章一向忠心耿耿，深受同治帝倚重，他代皇上处理朝政，丝毫不敢独断专行，每天向同治帝早请示晚汇报。

但是，李鸿章毕竟是汉臣，无论从大清祖宗家法还是从民族心理上说，李鸿章批阅满文奏章都是不合体的。过了五天，同治帝诏命恭亲王奕訢代为批答满文折件。恭亲王奕訢既有资历又有能力，是满族亲贵群臣中最理想的人选，同治帝对此极为满意。然而，慈禧太后却不甘寂寞，她惟恐同治帝一旦驾崩后，权力就会落入恭亲王之手。她明白，这对她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她与奕訢有说不清的纠葛和恩怨。于是，她积极策划重新夺权的活动。

十一月初八日，慈禧太后召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和帝师们前往养心殿东暖阁探视同治帝。同治帝听到屋内有许多人走动，便有气无力地问道：“什么人前来觐见？”众位大臣急忙给皇上叩头请安。令大臣们预料不到的是，他们的皇帝竟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满脸密布着颗粒饱满的紫红斑疹，连脖子、手臂上也出了许多，简直惨不忍睹。奄奄一息的同治帝，连眼睛也不能完全睁开，只露出一丝微弱的光。诸位大臣心中顿感不安，因而只说了一些安慰宽心静养的话，就告退下。

很快，慈禧太后又宣群臣上殿。诸位大臣都不明白慈禧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慈禧见众臣都已到齐，很严肃地说：“叹政事的裁决、奏折的批阅，没有皇上亲自处理，朝政日渐荒废，哀家这些日子为此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不能总是这样，总得想出个好办法来。为了国家社稷，不知众位大臣有什么好办法？”

大臣们听到这番话，明白了慈禧的意图。她刚才召集大家看望皇上，无非是想让大家都知道皇上的病情，不能正常处理奏折。不是皇帝已安排好了吗？而且也没出现大的问题，为何又提出要别寻良策？答案是明摆着的：慈禧太后想自己专权了。

看见众位臣僚各怀心思，慈禧就加强攻势，步步进逼。她说，皇上患病的原因，就在于经常微服私游，寻欢作乐，身体患了重病，想必各位大臣早有耳闻，可是为何不加谏阻？皇上亲政以来，规定每日去弘德殿读书，帝师们应对他多加约束，为何皇上在外私游，无故旷课，你们也不早禀报？慈禧这一席话，把大臣们给镇住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不过鉴于慈禧淫威，不敢明说罢了。

慈禧见众位大臣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更加嚣张起来。她故伎重演，拿起了女人的看家本领。在众臣面前，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说这些天来自己怎样日夜侍候皇上，怎样为皇上病情忧心如焚，怎样为大清的江山社稷劳心费神。总之，她极力向大家表白，只有她自己，才能担当起皇上的托付，代为批答奏上。奕訢等朝廷重臣在与慈禧的几次较量中，已经吃尽了苦头，所以，面对慈禧淋漓尽致的表演，他们只能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当即一致提出“请两宫皇太后权时训谕”。

慈禧太后见预谋得逞，正准备请众臣拟写奏折，转念一想，同治帝毕竟在名义上仍是大清皇帝，没有皇上的明谕，她的垂帘听政就是不合法的。姜还是老的辣。于是，还没等奕訢等人退出，她就召回他们说：“此事重大，应先征得皇上同意。明天你们可将奏折面呈皇上。”做好了诸位大臣的工作，并不等于就可以垂帘听政了，还必须取得同治帝的同意，发布明谕告示天下才行。

为了能够得到同治帝的同意，使自己名正言顺地垂帘听政，当晚，慈禧以探望病情为名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对同治帝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她提起了恭亲王力阻修园一事，劝同治帝不可对奕訢过分信赖。同治帝一则年轻幼稚，二来有病在身，在慈禧的百般挑拨下，疏远了奕訢，但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进了比奕訢更为阴险狡诈的圈套。

第二天，当恭亲王把奏请太后训政的折子递上去时，同治帝当下批准了。他对众臣说：“朕说话吃力，行动不便，不能亲理国政。朕愧对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然而，天下事不可一日松懈，故拟请太后代阅奏折。等过了百日之喜，病情稍缓，朕再出来办事。望诸臣勤政廉明，不要辜负了朕的隆恩。”此时的同治皇帝还没有明白其中的奥妙，真是幼稚啊!

十一月十日，同治帝发布上谕，明令内外陈奏事件，一律由皇太后批阅裁断。从此，慈禧又一次堂而皇之地执掌起了大清的权柄，为再次垂帘奠定了基础。

在载淳死去的当天，慈禧即偕慈安召集皇亲贵戚于养心殿西暖阁举行会议，议立嗣君。御前会议上，慈禧宣布：“奕譞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

王公大臣们十分清楚，慈禧置祖宗家法于不顾，力排众议将奕譞长子载湉立为嗣君是有很深的用意的。首先，载湉是一个四岁的吃奶孩子，他能做些什么？这样一来，嗜权如命的慈禧极易控制小皇帝，从而为慈禧再次垂帘、揽政制造了借口。

其次，载湉与慈禧有双重血缘关系，将来也是干预朝政的一个理由。一方面，载湉是咸丰帝的亲侄子，同治帝的叔伯兄弟，在宗室谱系上同属道光帝一脉，自然在继统人选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载湉的母亲是慈禧的胞妹，这样，载湉不仅是慈禧的内侄，又是慈禧的外甥，亲上加亲，非比寻常。

此外，载湉的父亲奕譞在辛酉政变中，为慈禧剪除政敌立下了大功，为人又谨慎保守，对慈禧言听计从，不像恭亲王奕訢，总是跟慈禧作对。

皇子定好了，后面的事情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当天晚上，四岁的载湉被太监们迎入宫中，继承大清皇帝之位，并按照慈禧的旨意，定年号为“光绪”，取光大统绪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