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再入军机（1/1）

中法战争爆发——马江之战——福建水师覆灭

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左宗棠奉诏赴京入见，他已交卸了两江总督。正在北上途中，听到李鸿章与法使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约中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占领越南，撤回驻在越南的军队，并允许法国商品由云南、广西自由输入内地等。这项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又向侵略者打开了中国西南大门。

左宗棠是一贯的主战派，在离南京之前，还曾写信给总理衙门，主张为抗拒侵略，不惜与法国一战。听到这项卖国条约的签订，宛如一盆冷水向头上泼来，气愤至极，立即向朝廷写寄一份“时务说帖”，反对在侵略者面前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认为这样将遭受被瓜分的危险。他说：“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殆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教训，纳粮征税，……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论战不可也。”

他认为只有决战，才能解救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他还分析了敌我形势，以为战胜法国是完全可能的：“法人欺弱畏强，夸大喜功，实躁急而畏难，近时国内党羽纷争，政无专主，仇衅四结，实有不振之势。吾华果示以力战必不相让，持之期年，彼必自馁。况虚悬客寄之师，劳兵数万里之外，炎地烟瘴异常，疫疠流行，死亡踵接，有此数忌，势难持久，此议和之应从缓也。”

至于国内形势，他也做了分析：海防早有准备，兵船、炮台林立，将士应命，“声势已张，无虞侵犯”。他又兴办了沿海渔团，“数月以来，成效渐著，外人颇为震慑”。他虽已年过七十，衰病之身，却仍雄心勃勃，再次要求亲赴前线督师，“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表明了他必胜的信心。

他并不是盲目的乐观，他认为，在中越边境陆防上，有两支部队可恃。一支是王德榜率领的恪靖定边军，这是他派去的嫡系部队，具有顽强的战斗力，自不待言。另一支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刘永福原是在广西的一支独立的农民起义部队的首领，同治五年（1866年）进入越南，因为队伍以七星黑旗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黑旗军”。黑旗军因曾协助越南王朝击退法国侵略军，被越南册封官职，受到倚重。后来又屡挫法军，他的队伍原来已有两千多人，后扩充到万余人以上。因为黑旗军是农民部队，朝中一些人诬蔑之为“匪”和“土寇”，左宗棠却给它以很高评价，他说：“刘永福以一健卒为越南捍卫边疆，力挫凶焰，为一般人所难能。……刘永福在中国本非乱民，而在越南则为义士。”他为了保护刘永福，证明他并非“乱民”，写信告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说，刘永福原是王德榜部下散勇。这却并非事实，只不过是他深恐刘永福因出身问题受到排斥，有损边防力量所行的一时权宜之计而已。

他又从江宁军火库中调拨水雷、火箭等运往前线，写信给云贵总督岑毓英，嘱他帮助刘永福，说：“越南所以能苟延者，赖有刘永福。……以兵器等暗助刘永福，俾有所凭借，不致为所摇撼，则越南定而滇、粤边境亦安矣。”同时，他还吩咐王德榜带军械资助刘军。

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不仅左宗棠反对，也遭到朝野的不满，一时弹劾李鸿章的奏章多达47封。社会上一些人称他为“汉奸”。李鸿章排行第二，人称李二先生。当时苏州有一位著名丑角戏剧演员叫杨三，因病去世。好事者撰了一副对联云：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副“无情对”因为对仗工稳，传诵一时。其实，“汉奸”（正确说，应是“华奸”）并非李鸿章一人，同情他的大有人在。慈禧对他就深为依畀，将弹劾他的奏章搁置一边，对左宗棠的意见也不采纳。

五月二十日左宗棠抵达京师，朝廷仍命他入值军机，上谕说：“该大学士卓著勋绩，年逾七旬，著加恩毋庸常川如直。遇有紧要事件，预备传问，并着管理神机营事务。”朝廷对他仍然优礼有加。可是正值边事紧张，他是办事认真负责惯了的，坐在家中反而不习惯，不久他就主动申请，以后仍每天到军机处值班。

他先住在西华门弘仁寺，后来搬到金鱼胡同贤良祠。朝廷着他管理神机营，这是卫戍京师的重要任务。神机营的大小官员都来拜谒，车马盈街，十分拥挤。其余六部九卿、亲朋故旧也纷纷来拜，如无要事，他均辞谢不见。主战派欢迎他的到来，对他寄以希望；主和派则厌恶他，暗中准备排斥他。主战派的首领是醇亲王奕，其他朝内外大臣还有翁同龢、陈宝琛、张之洞、彭玉麟、刘锦棠等。

翁同龢对左宗棠重回京师，满心喜悦，第二天就去西华门拜访，恰值左宗棠外出，没有见到。以后他们又经常来往，讨论国事，当时朝内外最关心的是对法和战的事，他们都是主战派，谈得很投机。左宗棠对翁同龢说：“对法国必须打一仗。王德榜、李成谋、刘明灯这些老部将都足以打败法国兵，无足可怕。”他还反复告知翁同龢，心理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说：“打仗是一门学问，最重要的是气定（稳定的心理因素），气定则一人可胜千百人；否则，千百人将为一人所驱。”

左宗棠也常去见醇亲王，奕力主抗战，二人都认为目前朝野内外风气萎靡疲沓，如不及时振作，后患不知伊于胡底。法国人的要求，即使勉强答应，也不过如剜肉医疮，只能暂救目前之急，于长远更有害。何况法国人并不是真想打仗，也没有力量打，只是骑虎势成，虚声恫吓，只要国人上下一心，何愁不能挫败其阴谋？

针对投降派的畏外、失败心理，左宗棠愤然说：“胜固当战，败亦当战！”表现了中国人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活的英雄气概。当时的《申报》特别记载了这段话，还评论说：“侯相此言，真不愧英思壮论，义正词严。彼法人闻之，当亦色然气阻矣。”

奕 对左宗棠很尊重。每当宗棠到军机处时，轿子来到隆宗门，早有两名苏拉在旁伺候，扶他进门。皇上召见，有两名太监奉旨前来，专为扶掖他入内。进内右门时，醇亲王让宗棠先走。慈禧对左宗棠也很客气。有一次召见，因宗棠听力不很好，慈禧就自己将宝座移前，然后面谕机宜。当时报纸记载此事，以为左宗棠受清皇室宠爱非同寻常。

左宗棠抵京后不到半月，中法形势发生了突变，一方面，清朝廷看到朝内外纷纷反对《中法简明条约》，又因法使福禄诺临行前曾对李鸿章说：“法方将派军队巡查越南边境，并要驱逐黑旗军。”李鸿章没有上报，被人告发，因此予以“申饬”。同时，两江总督曾国荃奉旨与法使巴德诺在上海商讨条约细则，擅自答应给法方抚恤银50万两，也予以严旨申饬。

一方面，法国还认为《中法简明条约》对中国让步过多，被议会否决。闰五月初一日，法军700多人借口巡边，逼近谅山观音桥中国军驻地，突然发动进攻，被清军击退，激战二日，法军伤亡近百人，被迫后撤。法政府反诬中国破坏了天津和约，要求赔偿银3800万两，清军立即退出谅山，否则将以海军进攻。清政府拒绝赔款。于是法军在中越边境加强兵力，进犯宣光、保胜、谅山等地；又派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向我国东南沿海进发，进行战争威胁。一时气氛紧张，南、北洋同时戒严。

左宗棠立即上奏，分析了当时形势，并指明应付的办法，说：“法国人上次议和不可信，明是缓兵之计，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当前唯有严饬防军稳扎稳打，痛予剿办，才是唯一的办法。”他再一次申请，派黄少春率领旧部一营，再新募四营兵，开赴前线增援。

朝廷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左宗棠的意见，黄少春部队也没有成行，法国舰队就已经向东南沿海驶近。闰五月底，一支法国舰队驶入福建马尾军港。马尾是中国内港，船政大臣何如璋竟不敢阻止，他是李鸿章的亲信，深知李鸿章一意主和，为了避免与法军冲突，不惜放弃国家主权，竟让这支法国舰队停泊在中国的军事要港达一个多月。福建地方大员们大多是李鸿章淮系将领和官僚，对眼皮底下的敌舰队竟视而不见。中国兵船和法国兵船停泊在一处，何如璋却不许中国兵船移动，不许海陆各军备战，真是咄咄怪事！

六月上旬，孤拔率领法舰13艘也驶抵台湾海峡。六月十五日，突然向基隆发动进攻，旋即登陆占领基隆炮台。督办台湾防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率部队进行了抵抗，将法军击退。法军在基隆吃了败仗后，法国政府十分恼怒，一方面通知停泊在马尾港的法舰队准备策应，一方面命令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并于七月一日下旗离开京师。

七月初三日，法国驻福州领事通告何如璋：“本日对华开战！”何如璋听到这样重大的消息，却坚守秘密，不做任何准备，还对部将们说：“昨天还得到李相电告，和议大有进步。你们听到的开战消息必系谣传。”

然而马尾港内的法国舰队却毫不客气，立即大炮齐发，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港内全部中国船只，包括由11艘兵船组成的福建水师和另外19艘商船。这支由左宗棠苦心经营的马尾船政局制造的兵船组成的舰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因为战机全失，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船只相继被击沉，福建水师将士阵亡760余人。法舰又开炮击毁马尾造船厂，然后退出马尾，遭海岸炮台还击，被击伤数艘。

这支实力仅次于南、北洋水师的福建水师，就这样在投降派的手里糊涂而荒唐地被消灭了。这就是有名的“马江之役”，是清政府又一次可耻的失败，也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马江之役，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可是投降派不仅不承认自己犯下的罪，李鸿章反而带头夸耀法军的胜利，说什么法舰在数刻钟内就将中国船全部击毁，足以证明中国人万难御敌。结论当然是只有讲和投降。然而全国人民却沸腾起来。因为中法军队在中越边境早已开战，基隆和马江之战也是事实，法国驻华代理公使又已下旗离京，清朝廷不得不面对现实。七月初六日，即马江之败三天后，宣布对法开战。朝中的主战派以奕、左宗棠为首，态度很坚决。

中法宣战后第九天，七月十五日傍晚，左宗棠来到醇亲王官邸，要求奕同意他亲赴福建前线督师，与法军决一雌雄。奕见他要求很坚决，马上就要去前线，急如星火，就劝他不要着急，少安毋躁。其实，奕同情他，也赞成他去，认为唯有他去可以一拼。奕立即上奏太后。三天后，诏令左宗棠以钦

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命他急速赴福建督师。奕当即写信给总理衙门，叙述当时左宗棠谈话时的情况说：“左相犹如伏波将军（马援）的气概：‘老当益壮，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耳。”

左宗棠接到谕旨后，他在金鱼胡同的寓所每日车马盈门，来访者络绎不绝，主战派都十分高兴。醇亲王奕率领贝勒、协揆等每天都来寓中，商谈对法作战事宜。京师人士和全国人民都很高兴，以为清政府是在认真准备打一仗了。

朝中的主和派势力仍然很大，他们和一些满蒙贵族、官僚要员等对左宗棠回到京师就一直不满，随时准备排斥、打击他，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当他回京还不到一个月，就以一点小事，告他行文外省用印不当，朝廷给予申饬。就在他即将出京的20多天前，礼部尚书延煦还参了他一本，是因为万寿圣节，群臣在乾清宫行礼庆寿，左宗棠到班迟误，行礼失节，因此上疏纠劾。延煦的疏很厉害，说：“左宗棠是以乙科（举人）入阁（拜相），皇上的恩赏已远优于他的功劳，乃他竟日骄肆，辜负了皇上的恩典，乞予以惩儆。”

大凡官员们相互奏劾，特别是奏劾朝中大员时，都是要揣摩、看准“上面”的意思，所谓“善体圣意”；延煦借礼仪上的小事，扣左宗棠一顶大帽子，指责他没有中进士，本不够入阁当宰相，又居功骄肆，辜负皇恩，罪名不可谓不大。他原揣度慈禧圣意，本来就不喜欢左宗棠，又倾向议和派，对左宗棠的主战并非真心支持，因此为讨慈圣的欢心，参奏一本，同时也替议和投降派和满蒙王公大臣们出口气，能参倒更好，否则也煞煞左宗棠的威风。

不想慈禧看到延煦奏疏后，心中不悦。她将奏疏给枢臣们看，说：“这是与礼节有关的事，照例应由各部大臣共同具疏，何以只延煦一个人署名呢？”

恭亲王奕心领神会，立即说：“左宗棠确是失礼，但勋臣应保全。延煦这件疏就留下，不予办理好了。”慈禧点头同意，她立意要保全在她垂帘听政时立下大功的左宗棠。这点，延煦并没有揣摩到，因而碰了一个钉子。

这件事原可不了了之，可是奕听到后，十分生气，立即专折参劾延煦，奏词很激切，说：“左宗棠之入阁拜相，特恩出自先朝（同治），延煦是什么人？竟敢讥刺先朝皇帝恩赏不当。左宗棠劳苦功高，年老体衰，朝见圣上时，两宫皇太后且予以优容；行礼偶有失仪，可由礼臣照例纠参，不应延煦一人以危词耸上听，显见其意是在倾轧。”

慈禧看到奕的奏折，于是谕斥延煦，并交部议处。左宗棠行礼失仪，也交部议处，罚俸一年。但从此朝臣知道慈禧有意保全功勋之臣，不敢再公开诽谤、加罪左宗棠了。主战派即所谓持清议者，本来就不满李鸿章和投降派的所作所为，也一致拥护左宗棠，于是京师中舆论是一片扬左抑李的调子。

左宗棠离京前，慈禧特别召见他几次。谈到法国人挑衅、马江之战惨败等，慈禧赫然震怒，宗棠也慷慨陈词，义形于色，君臣似乎是一心一德。

他又去醇王府辞行，奕以福建全省安危谆谆嘱托，还叮嘱他：“彼此有紧要商办事件，必须速到时，可打电报来。”当时电报是最快速的传递工具了，但是宗棠考虑电报局内有洋人工作，关涉对外事件，恐妨泄露，认为还是只能用密件传递，更为安全；奕听了也以为然。可见当时机密、重要部门如电报局，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国家大事也不敢利用它，连王公大臣也受制。

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百孔千疮，确是沉疴日下，即使有少数爱国者愿意效死疆场，为国尽忠，但是投降势力如此猖獗，恐怕也回天乏术了。

七月二十五日，左宗棠离京的前一天，特地到翁同龢寓所辞行。他们交往数年，意气相投，话别之际，无所不谈。宗棠说起作为朝中大臣，最重要的是“辅导圣德”。封建王朝的皇帝代表国家，一言一行，如有不正确处，大臣就应善加“辅导”，换句话说，即是加以教导，这真是谈何容易！翁同龢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句话，还写道：“默自循省，愧汗沾衣也。”他没能做到，惭愧的汗水流湿他的衣襟了。

左宗棠又对他说：“凡小事精明，必误大事。”意思是生活中应重视的是原则性的、重大的问题，如国家大事、道德修养、学问事业等，对那些细微“小事”如金钱、名望、官职等不必看得太重，甚至斤斤计较，否则，在大事上反将失误。翁同龢非常欣赏这句话，在日记上写道：“有味哉！有味哉！”左宗棠在翁同龢寓所谈了很久，翁同龢记载他的所谈后说：“其言衷于理而气特壮！”临别时二人依依不舍，珍重道别，这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七月二十六日黎明，左宗棠到内廷告辞，慈禧又召见，温谕慰劳。奕知他即将出都，特在中右门外设筵为他送行。他回到寓所后，各位王公大臣都去送行，他一概辞谢；又考虑到出门时营兵们都会在大道两旁跪送，为了免除他们的辛劳，于是轻车简从，绕道出宣武门，到前相国李鸿藻家辞行。李鸿藻留他午饭，为他饯别。饭后离开李府，一行经正阳门、崇文门，出东便门，到通州下船，径往江南和入闽。全国人民闻讯鼓舞，当时《申报》报道说：“闻闽省水师失利，侯相慷慨请行，圣心嘉许，遂拜督师之命，文信国之精神，郭汾阳之勋业，侯相可谓兼之矣！”

这次左宗棠回京师，只住了三个月，以七十余高龄仆仆征途，自请亲赴前线，无怪乎舆论对他高度赞扬，誉之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有人说，左宗棠不习惯京师生活，与朝中权贵不甚协睦，所以请求离开的。也有人认为，慈禧对左宗棠有所忌恨，但他是勋臣，表面上必须保全他，暗地里则想除掉他，因而调动频繁。从光绪七年至十年的三年时间，工作调动四次，南北奔波，疲于奔命，以致精疲力竭、心血耗尽。这些说法虽也有些道理，但不一定正确。左宗棠如此老迈，慈禧不一定对他有所忌了，倒可能真要利用他的中外声望；而他自己，为国驰驱，效死于疆场之上，马革桐棺，原是他的毕生愿望。